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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美育与公共生活——论卢梭与狄德罗的戏剧之争范昀来源：《美育学刊》2012年6期

【内容提要】启蒙时代卢梭与狄德罗的戏剧思想之争，表面上体现为美育层面上的分歧，其实牵涉到二人在启蒙政治与人性教育问题上的立场差异。卢梭批判演员虚情假意的表演，认为这将导致人性的异化和社会风尚的败坏；而狄德罗却高调支持戏剧表演的形式，认为它有助于社交文化的形成和现代公共生活的构建。充分理解这种分歧背后的深层社会政治内涵对于当代社会的美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戏剧卢梭狄德罗美学公共生活

“在人的一切状态中，正是游戏而且只有游戏才使人成为完全的人。”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的这个重要观点对后世美育学的发展与成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受其启发，绝大多数的美育理论都把人格的健全与完善视为艺术教育的核心目标。席勒及其追随者的基本预设是，当每个人的人格都得到完善之时，由个体构成的社会也将随之走向道德与正义。然而，这一预设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另有一些美育思想认为应把对人的教育与公民的教育区别开来，为了社会正义和公共生活的完善，需要某种非人格化的审美教育(戏剧教育)。在席勒之前，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狄德罗)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深入理解他们对该问题的理解，对完善和发展当代美育理论不无积极意义。

一、引论：一场有关戏剧的论战

1758年，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发表了一篇题为《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Letter to D'Alembert on the Theatre”)的论文，公开了他与启蒙阵营的分歧。在文化史家彼得·盖伊(Peter Gay)看来，“那是卢梭最柏拉图主义、最日内瓦调调和最吊诡的作品”[1]320。这篇论文表面上是在与达朗贝尔就日内瓦是否建造剧场这个问题进行争论，实质则暴露了他与整个启蒙阵营之间的深刻裂痕。

事件缘起于达朗贝尔准备为《百科全书》撰写关于“日内瓦”的条目，伏尔泰劝他在其中插入一个段落建议日内瓦应该有一个剧场，以达到敦风化俗、开启民智的效果。达朗贝尔在该词条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解释：

戏剧在日内瓦不被容忍。这不是他们不支持戏剧本身，而是他们担心演员在青年人当中扩散浮夸、浪费及放荡的趣味。然而，难道没有可能用严厉的，演员必须遵守的准则来补救这些困难吗？以这种方式，日内瓦既有剧院，又有风尚，并能享有两者的优点。剧院演出将培养公民的趣味以及教导良好的举止、微妙的感情，这些没有演剧的帮助是难以达到的；在没有放纵(的情况下)，文学将是有益的，并且，日内瓦将斯巴达的审慎与雅典的文雅结合起来。[2]4

达朗贝尔的这一提议代表了整个启蒙阵营绝大多数文人的看法，他们都把艺术看作是推进这项伟大事业不可或缺的工具和手段，因为艺术在破解宗教迷信，反抗政治权威以及推进世俗幸福与人生快乐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但卢梭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达朗贝尔的词条激起了他的愤怒，他极力反对在日内瓦建造剧院的提议，认为此举将有害于城邦的良好风尚。卢梭的这封信延续了他在论文中提出的观点：科学和艺术无助于道德和风尚的改善。

卢梭的这封信不仅质疑了达朗贝尔，挑战了伏尔泰，而且还终结了他与狄德罗的友谊。尽管这次决裂有很多私人方面的因素，但两人在思想方面渐行渐远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单就对待戏剧教育的问题，两人的看法就大相径庭：狄德罗对戏剧教育持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优秀戏剧带来的道德效果毋庸置疑：“在这里，坏人会对自己可能犯过的恶行感到不安，会对自己曾给别人造成的痛苦产生同情，会对一个正是具有他那种品性的人表示气愤”，当那个坏人走出包厢后，他就“已经比较不那么倾向于作恶了，这比被一个严厉而生硬的说教者痛斥一顿要有效得多”。而在卢梭看来，人们根本不会因为看了戏之后变得善良，“费赫的那位暴君在剧院里曾躲在一个角落里看戏，因为他怕被人家看到他同安德洛马克和普立安一起抽泣，而他对每天被他下令处死的许许多多无辜的人的哀号却充耳不闻，无动于衷”。[2]25

由此可见，卢梭和狄德罗都对当时戏剧的美育问题予以充分重视，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种分歧背后似乎体现了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关于戏剧美育的不同看法。因此，重要的并不在于在卢梭与狄德罗之间作出抉择，而在于探讨这种表面分歧背后的深层政治社会因素与人性理念。卢梭与狄德罗有关戏剧的分歧究竟是什么？又是怎样的特定社会因素和政治理念造成了这种分歧？如何理解这种分歧对我们今天理解现代社会的美育问题又将提供怎样的启示？

在国内目前的相关研究中，有关狄德罗和卢梭戏剧美学已有不少成果，但由于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局限，并没有把启蒙时代的美学放到更为开阔的政治社会理论视野下给予观照。①卢梭、狄德罗都不单单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美学家，而是对人类命运充满忧虑的思想家，因此视野上的局限很可能遮蔽了他们更深层次的政治思考与人性关怀。为此，本文尝试在学科交叉的视野中呈现两位思想家戏剧论争背后所呈现出来的复杂社会与人生问题。

二、表演与异化：卢梭对戏剧的抵制

借着与达朗贝尔论战的机会，卢梭系统阐述了他的戏剧观。他不但从一般的意义上指出了戏剧绝无改善风尚的可能性，而且也在日内瓦的特定角度上论证了戏剧将对这一城邦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他不仅从经济、道德、文化与政治层面对剧院的影响力做出了评估，而且还从剧本、演员、观众等多个角度抨击了戏剧之害。尽管他自己也曾创作戏剧并成就不菲，尽管他也曾提出过诸如戏剧“对好人是有益的，而对坏人却是有害的”这样的观点，但就整部作品而言，戏剧带来的危险与罪恶依然成为他论述的重点，借此来反驳他的启蒙运动的同行们有关戏剧的乐观看法。

有不少论者认为，这篇关于戏剧的论文几乎是对柏拉图《理想国》第十卷的改写，无非是重复了古典主义的道德批判，似乎并无新意。[3]258不过尽管他在言说上极力向古人看齐，但在西方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语境中，卢梭的用意恐怕绝不仅限于此。它不仅牵涉到柏拉图式的“灵魂正义”，而且还更多牵涉到“社会正义”的问题。正如阿兰·布鲁姆所言：“《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就成了一部全面的理论著作，它从一个最具有激发性的角度来看待公民社会，即公民社会同心灵的作品之关系。”[3]255思考卢梭的戏剧美学背后所牵涉的公共政治问题，无疑将是准确把握其美学思想的一把钥匙。

卢梭看到，剧场的引入所带来的东西将对政治共同体起到腐蚀与破坏的作用，而卢梭之所以将政治共同体看得如此重要，则在于他认可国家对个体的教育功能，因为正义的城邦有利于培养富有德性的公民。在一个风尚良好的城邦之内，戏剧并不能在道德的巩固和提升上起到丝毫的功效，它反倒可能迎合民众中存在的不良趣味，妨碍国家对公民的正常教育。这当中，卢梭提出的戏剧表演的问题是颇为引人瞩目的。他这样写道：

演员的才能是什么？就是装扮自己的艺术，模仿别人的性格而非自己的，不照自己的真面目表现给人看，貌似激情万丈实则冷血无情，如此自然地口是心非，好像他真的这样想，最后，完全忘却自己的地位而去占据别人的。演员的职业又是什么？这是桩交易，为钱财而表演。……演员的职业灌输给演员的是什么样的精神呢？下贱、欺、荒谬的自命不凡和可怜的逆来顺受的混合体，这种混合体使他适于扮演各种角色，就是不能扮演其中最崇高的人的角色，因为他们放弃了。[2]79－80

演员是怎样一种人呢？在卢梭看来，他是一种放弃自己而去表演他人的人。在舞台上，他过的是别人而非自己的生活。他善于通过有效的技巧和富于煽动性的动作与台词模仿他人的情感，他们通过这种“虚情假意”的演出还赢得了丰厚的回报。这种人为别人而活着，以扮演角色的方式活着。他们没有本真的自我，他们是伪善者，他们也因丧失本真而变得“异化”。卢梭是最早对现代文明条件下人性异化提出批判的思想家，之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异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卢梭的启发。

马歇尔·麦克卢汉曾经说过“媒介即信息。”这句话的意思是，媒介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仅仅是传达信息的手段。在不少情形下，它本身就是信息。在信息的传播与交换过程中，交流媒介本身也会对整个文化精神的重心形成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媒介的形式偏好某些特殊的内容，从而能最终控制文化。”[4]10尼尔·波兹曼接受并发展了麦克卢汉的观点，他认为媒介更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4]12由此可见，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虽然指导着人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往往悄无声息、潜移默化。从钟表、书面文字，到电报、显微镜以及电视，不同的媒介对每个时代的风尚都具有不为人知的潜在影响力。在这个意义上，戏剧同样如此。在现代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戏剧其实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回看历史，18世纪是个戏剧的时代。这不单是指戏剧是那个时代欧洲各国的公共世界中最重要的艺术，同时也涉及戏剧作为一种媒介对时代环境的深远影响。翻看当时的历史和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人生如戏”的观念在那个时代是多么的深入人心。菲尔丁在《汤姆·琼斯》中就曾这样写道：“世界经常被用来和戏院进行比较……这种观念由来已久，深入人心，某些戏剧用语起初只是通过引申比喻才能被应用于世界，但如今它们已经能够被毫无差别地直接应用于两者：因而当我们在谈论日常生活时，常常会熟极而流地使用舞台、布景之类的词汇，仿佛我们所谈论的是戏剧表演……”[5]136－137作为一种艺术类型的戏剧，以某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大城市里的生活，也逐渐呈现出戏剧化的特征。陌生人之间的交往，有如戏剧舞台上表演的演员。

可以看到，卢梭的戏剧观基于他的整个教育理念。他看到戏剧表演的威胁不仅在于其内容的伤风败俗，而且更在于戏剧表演的形式造就了整个社会的舞台化和面具化。人通过戏剧学会了扮演他人，而且学会了在纷繁复杂的状况之下扮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在一个人人都戴着面具的社会里，他们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卢梭痛恨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是腐化了的人，不再具有自然天性。他们矫揉造作，虚情假意，却从来不愿意真诚地袒露自己。在某种意义上，卢梭的《忏悔录》体现的是一种与戏剧美学相对抗的自传美学；因为只有在自传中，作者才能摆脱虚伪的面具，显露真诚的灵魂。

关于教育，卢梭曾刻意将人的教育与公民的教育区分开来：人的教育追求保持人的自然天性，而公民的教育则把目标设定在政治义务的履行。但这两种区分并不意味着卢梭的教育理念可被理解为两个层次，与之相反，人格与政治理应保持高度的统一。“那些想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论述的人，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一无所获。”卢梭把政治的正义建立在人格的基础上，无论他是自然人还是城邦的公民，只要他是真诚的(或按斯塔罗宾斯基的说法，是“透明的”)，而不是伪善的，布尔乔亚式的，那么建立在真诚人格上的政治也将是正义的。

基于这样的理由，卢梭对戏剧的批判存在着理论上的合理性。因为戏剧的表演形式正在剥夺人的真诚，而这种真诚正是卢梭式政治正义的基础。但卢梭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个体生活与公共政治之间并不存在理所当然的统一性。真诚的人格并不一定促进政治的正义，而为了促进政治正义，似乎需要一种更为特殊的公民教育来区别于这种人格教育。在这个问题上，狄德罗显然看到了更多的东西。

三、表演与接受：狄德罗的戏剧情结

与卢梭的反社会的孤僻个性不同，狄德罗更能适应城市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兴起。因此他对戏剧也抱有更为积极的态度。在他1769年撰写的《论演员的悖论》(“Paradoxe sur le comdeien”)中，他将社会比作剧院中的舞台：“舞台好比是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每个人都要为了整体和全局的利益牺牲自己的某些权利。”[6]293除了创作大量戏剧作品之外(如《私生子》《一家之主》以及《订亲的姑娘》等)，狄德罗还长期不懈地致力于戏剧理论研究，并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同时代的德国思想家莱辛曾对其作出这样的评价：“自亚里士多德以后，从没有一个哲学家心灵像他(狄德罗)那样关切戏剧。”[1]312

在对戏剧美学的诸多理论贡献中，狄德罗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以及在理论上创立“市民剧”，无疑是多数狄德罗美学思想研究者所关注的议题，本文对此不做过多的讨论，而是把重点聚焦于狄德罗有关戏剧表演的看法，正是在关于戏剧美育对于公共生活的这一重要问题上，他得出与卢梭截然相反的结论。

狄德罗在戏剧这一艺术类型中发现了在艺术与自然之间存在的界限：“只有自然而没有艺术，怎么能造就伟大的演员呢？因为在舞台上情节的发展并非恰如在自然中那样，而戏剧作品都是按照某种原则体系写成的。”[6]279在《论演员的悖论》这部作品中狄德罗的核心看法是，一个演员若要演出成功，若要有效地表现出剧中人的喜怒哀乐，他自己必须保持冷静与克制，而不能过于激动。因为：

那就是做一个伟大的演员必须具备的根本品性。我要求伟大的演员有很高的判断力，对我来说他必须是一个冷静的、安定的旁观者，因此我要求他有洞察力，不动感情，掌握模仿一切的艺术，或者换个说法，表演各种性格和各种角色莫不应付裕如。[6]280－281

反过来说，一个缺乏训练，容易动感情的演员往往不会获得成功：

凭感情去表演的演员总是好坏无常。你不能指望从他们的表演里看到什么一致性；他们的表演忽强忽弱，忽冷忽热，忽而平庸，忽而卓越。今天演的好的地方明天再演就会失败，昨天失败的地方今天再演却又很成功。[6]281

在狄德罗的演员辞典里，一个好的演员需要有“丰富的想象力”、“高超的判断力”、“精细的处理事物的机智”以及“准确的鉴赏力”，当然还有一点，“他们是世上最不易动感情的人”。在他看来，“演员的哭泣好比一个不信上帝的神甫在宣讲耶稣受难。又好比好色之徒为引诱一个女人，虽不爱她却对她下跪；还能比做一个乞丐在街上或者在教堂口辱骂你，因为他无望打动你的怜悯心；或者比做一个娼妓，她晕倒在你的怀抱里，其实毫无真情实感”[6]287－288。演员在舞台上是靠演技来征服人，而不是靠真情来打动人。

这样的看法，显然是卢梭无法同意的。这样公然地为演员辩护，这样公然地容忍并赞扬虚情假意的演出，也是后者所不能理解的。在狄德罗看来，在正式的戏剧表演中“真诚”是不合时宜的，表演不是真情流露，而是制造真情的幻象：“演员的眼泪从他的头脑中往下流；易动感情的人的眼泪从他的心头往上涌。”[6]287真正优秀的演员为了达到好的表演效果，需要凭借他对人性的钻研，凭借他对人类的观察，以及每一次表演的比较和揣摩。正是在这种不断的研究过程中，演员的表演水平才能达到很高的造诣。莱辛也认可这个看法，虽然演员在表演中似乎是无动于衷的，但在舞台上却远比那种感情激烈的表演要好。[7]单从戏剧理论的角度看，狄德罗的贡献极大。他“为知性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性和艺术的自主性提出了有力的辩护”[1]346(彼得·盖伊)，他也是“第一个认为表演本身是一种和表演内容没有关系的艺术形式的人”[5]139(理查德·桑内特)。

那么，狄德罗为什么认为不动感情才是表演的真谛呢？是怎样的问题视角让他作出这番思考呢？这就牵涉到狄德罗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和政治问题的思考。在某种意义上说，狄德罗较之卢梭更为清醒的地方在于，他看到了在18世纪的法国社会生活中，人们需要以演员的方式活着。随着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大城市的兴起，人与人的关系交往模式正在发生改变。正是在当时，人们才开始注意到一种被称为“社会”的事物，在“社会”这个空间里，存在着大量的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这就需要人们重新探寻人际交往的方式。戏剧表演在那个时代恰恰为这种新的交往方式的确立提供了指引与导向。

剧场表演的目的是为了将情感传达给台下的观众，这种传达的有效性靠的不是满腔赤诚，而是技巧。在陌生的大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交往和互动，依托的也是这种非人格的技巧，“在舞台上和在社交界一样，感情冲动只会带来危害”。狄德罗认为，一个演员在台上真情流露，未必能造成台下观众的共鸣，反过来，台上的演员刻意制造的感情，却能更有效地激发观众的情绪。“倘若你把自己亲切的语气，朴实的表达方法，日常的姿态，自然的举止照搬到舞台上去，你会看到你将变得贫弱可怜。你的眼泪流得再多也是徒劳，你变得可笑，而别人则会笑话你。”[6]288因此，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只有像演员在舞台上那样节制情感扮演角色，才能达到人际间良好的互动。正如美国学者欧文·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中指出的那样：“如果两个个体之间的每一次交往都需要交流人的经历、烦恼和秘密，那么都市生活对我们来说就会变成难以忍受的折磨。”[8]40狄德罗洞察到了那个“作为演员的人”对于公共生活的重要价值，为此理查德·桑内特才坦言，“狄德罗是第一个将表演当作世俗活动的伟大理论家”。[5]139

四、从人到公民：美育的公共维度

由此可见，狄德罗对戏剧美育的理解已经超越了人格教育的层面，他更多看到的是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类型在表演提供人际交往原则和塑造公共生活秩序方面所彰显的价值。正如日本学者山崎正和所言，在社交场合中人们的言行举止完全不同于日常的私人生活。在社交场合，人们需要像在戏剧中那样扮演角色。在社交场合最大的忌讳就是“弄错场合，不能直觉地把握自己的处境和角色，这样的人就会被排除在戏剧的幕外”[9]18。礼仪就相当于社会舞台上的表演规则，它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言行举止的合宜准则。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详尽地描绘了礼仪在西方近代文明中的发展，并认为它是对人类天性的调节和控制。正是这种对情感的控制，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交。狄德罗看到，戏剧艺术教会人学会如何扮演，学会如何控制自我的感情，学会如何有意识地制造人为的情感，这种情感将有助于交流对象的有效接受。戏剧艺术确实能够充当一位生活的教师，它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教导了人们公共空间中的相处之道。

卢梭的信徒们必然会对此表示质疑：人为什么需要社交，难道社交不是人性的某种异化？在此，大致有两种理由可以来回应这种质疑。其一，有不少论者认为，社交同样是人的本性，并不存在着异化的问题。相传是法国作家乔治·桑的祖母的回忆，18世纪的人们都相信活在人世间与人相会是人生的最大目的。[9]7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则认为：“社交不只是消磨时间或铺张浪费，而是人们为了人性化生存所不可或缺的活动。”[9]34桑塔耶纳甚至认为这种社会化的人格更为真实：“凭借我们公开声明的信条和誓言，我们必须竭尽全力地隐匿我们的情绪与品行之间所有的不一致，这并不是伪善，因为我们审慎蓄意扮演的角色是比我们不由自主的飘然梦幻更为真实的自我。”[8]46无论从史学还是社会学层面，我们似乎都难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社交是人性的异化”这样的看法。

其二，以狄德罗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社交的“非人格性”对于现代社会而言极为必要，它的价值在于它能开辟和捍卫政治的公共领域。由剧院模式所引导的人际社交，会把人们从自恋式的自我中带离出来，并把他们引向多元和差异的公共空间中。它有效地阻止人们以一种情绪化、人格化的态度去看待政治人物和社会事件。它将成为一道屏障有效地阻止社会向极权主义下滑，它也将成为一股力量，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②

与之相反，痛恨社交的卢梭从一开始就认定了“非人格”社会的罪恶，这种社会对“透明”的人格造成了“阻隔”(obstacle)。他一生把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揭去这些掩盖自然和天性的面纱(veil)的事业中。作为自我，他可以在《忏悔录》中揭去自己的面纱，来凸显人格；但又如何揭去他人的面纱，如何揭去政治的面纱，实现这所有一切的真诚化与人格化呢？桑内特指出，卢梭在这点上终究是反动的，他竟得出的是这样的结论：只有将一种政治的专制强加于人类身上，人与人之间才能够拥有大城市人际关系的对立面——真诚的关系。在此后的法国革命中，卢梭式的“真诚”终究演变成一出出血腥的恐怖。革命之所以不断杀人，就在于人们随时随地都会找出不真诚的人。[10]由于看不到道德与政治的区别，看不到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差异，这使得他的思想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五、结语

卢梭与狄德罗有关戏剧表演的争论，的确是个争讼已久的话题。在今天的戏剧院校以及表演艺术界，也依然维持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不过在考察这两位法国启蒙运动重要代表人物的过程中可以看到，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单单是一种审美教育理念上的分歧，其实更是一种政治社会认识上的偏差。启蒙思想家的美学不可能是后来所谓的“纯”美学，一定是与整个现代文明的转型以及新兴的思想启蒙联系在一起的。

卢梭与狄德罗的戏剧美育之争，根源在于个体的人格教育与社会的公民教育之间的区分。在卢梭的意义上，他想用个体性真诚性的政治来取代公共性模仿性的政治；而在狄德罗的意义上，个体性是个体性，公共性是公共性，两者分属不同的领域。卢梭的思想批判旨在抹平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界限，因为正是两种生活领域的隔离导致了现代人格的异化。人在私人生活中如何生活，那么在公共生活中也应当如何生活，这样的生活才是人的自然的真实的生活。为此他反对一切扮演，反对一切模仿，他希望一切社会都能建立在自然人格不受扭曲的基础之上。与之相反，狄德罗则鲜明地把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彻底割裂开来。他为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设置了完全不同的行事原则，并将自然与艺术截然对立起来。在私人生活中他也倡导自然，但在公共生活中，恰恰是不自然的行为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和沟通得以可能。

当然，重要的并不是在狄德罗与卢梭之间作出取舍。狄德罗对公共生活的敏锐洞察和卢梭对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尖锐批评都值得今天的人们重视。在消费主义盛行和媒介高度发达的当代，戏剧表演也早已风光不再，取而代之的则是新媒体王国的兴起。一方面，人们在面对电视、电脑、手机等媒介的过程中愈来愈远离公共世界而陷入自恋之中；另一方面，当真诚成为这个时代唯一道德标准的时候，也并没有多少人在真正地热爱这种价值。因此在今天，我们依然能通过狄德罗的大脑来深刻洞察人类公共生活的本质，也依然能通过卢梭的心灵来感受这个时代的腐化与堕落，由他们的精神所灌注的那个戏剧时代，终究留给人们无限的思考与怀恋。

【注释】

①现有的对两人戏剧美学思想的研究中，主要强调狄德罗用“符合资产阶级理想的市民剧来代替17世纪主要为封建宫廷服务的新古典主义戏剧，作为反封建斗争的一种武器。”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254页。

②关于这点可参见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以及理查德·桑内特的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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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讲师）

土建专业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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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网万方数据里面都有不过是收费的。

公共艺术与生活论文

公共艺术是一种可以让大家共同欣赏的艺术。

人文视角下公共艺术设计研究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都有写论文的经历，对论文很是熟悉吧，论文是我们对某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人文视角下公共艺术设计研究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随着这些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公共艺术走进大众的视野中，作品多了起来但是能撑上优秀的作品却还是少数。公共艺术创作就是要把握公众的心理需求，把公众的心理感受作为设计作品的的创作依据和出发点，才能够设计出能够体现人文关怀的作品，当公共空间具有人文关怀精神才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阶段。

摘要：

从人文的视角阐述公共艺术设计，分析其人文价值及人文关怀。城市中人们的生活质量，很大程度看的就是公共环境和公共空间，公共艺术就是其依托，代表着大众的生活。公共艺术不是艺术家个人的艺术创作和观念展现，而是整个地区或城市、国家的意识象征。

关键词：

人文;公共艺术;人文价值;人文关怀

公共艺术在上世纪90年代从西方进入中国，从我国初认识再到广为运用，现已发展成为现代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上越是发达的国家，越更加关注城市的环境建设、文化艺术，公共艺术是会影响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形象。城市作为公共艺术设计的载体，与其发展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不断的提高，公共艺术设计趋势和表现形态发生着变化。人们更加关注公共艺术的发展。艺术逐渐走向更广的人群，而公共艺术更近距离的靠近人群。

以往的人们会将公共艺术定义为，一尊造型独特的雕塑，而如今的人们意识到，雕塑、壁画、园林景观、影像、水景、声光作品、特殊设计的街道铺面等，皆可归纳为公共艺术设计的.范围中。公共艺术被李永清定义为，“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以城市公共空间、公共环境和公共设施为对象，运用综合的媒介形式为载体的艺术行为。公共艺术既不是一门学科，也不是特指一种艺术表现形式。”看待公共艺术就应该以对多维度的角度去看。以下将从人文的视角阐述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人文价值和人文关怀。

一、关于公共艺术设计的表现形式

人们经常会认为公共艺术设计的表现形式就是雕塑，但公共艺术设计的表现形式并不仅仅如此。它既可以以园林景观的形式呈现，以环境而存在，也

可以是行为艺术、临时性表演，一种情感的宣泄。不论是怎样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们都可以表现出所想表达的内涵。公共艺术设计作品的结构、功能、色彩、尺度、比例、体量、造型等等都具有其独特性，它们会直接影响到城市空间的环境。针对空间环境场地的各个因素，会出现不同材质的公共艺术设计作品，常见的木头、金属、陶瓷等材质，还有以水为媒介的喷泉，新媒介互动装置的混合型材质，花草树木为创造素材的特定园林景观等等。在公共艺术的创作中，体现以人为核心做为主体，往往跟人的生存环境、人文精神有着密切联系，表现了作品的公共性、当代性以及互动性。公共性是公共艺术设计中重要的元素，具有社会属性，也是作品创作的前提，在公共空间中向公众表达进行共享。公共艺术作品多以能够与公众产生共鸣，能够反应社会生活的作品具有当代性为主题，并且作品在与公众的交流中产生互动性。

二、公共艺术设计中的人文价值

公共艺术是一个与大众交流的艺术创作，艺术家在创作作品时，是要经过对创作作品的文化背景的研究，找寻作品与公众之间的契合点，将公众的需求作为作品的框架结构，充分的实现公众的话语权。公共艺术其公共性和艺术性的结合，包含着文化学和社会学概念。公共艺术作品出现在公众生活环境中，能够拉近公众与艺术的距离，从生活中实现艺术的价值，是公共艺术人文价值的体现。

公共艺术设计的人文价值的实现是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方面,确立人为主导地位，承担着创作公众空间活动的任务。公共艺术强调的是体现社会公众的一种诉求，为满足公众需求，通过与公众的互动，希望能够使公众能参与其中，从而实现公共艺术设计人文价值在社会和文化价值的实现。公共艺术设计它真正的价值并非是实用，而是它产生的人文价值。公共艺术作品绝大部分体现着人文关怀与公众的平等交流，作品使用的表达方式多为能让公众产生共鸣的视觉语言，并且为不同层次的公众预留解读空间，从而拉近了作品与公众的心理距离。公共艺术设计使公众在生活中提升审美，输出公共艺术应当表达出的精神内涵，文化生活、社会价值等。公共艺术设计的人文价值是公共艺术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公众生活的一种表现，它不同于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公共艺术设计作品呈现了人类文化和生活环境。

三、人文关怀对于公共艺术的重要性

随着这些年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生活环境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公共艺术走进大众的视野中，作品多了起来但是能撑上优秀的作品却还是少数。其原因很大一部分上，就是作品没有体现人文关怀，很少考虑公众的需求，还停留在单一的雕塑形式，只提供展示功能，而没有提供可以与公众的交流互动的可能。公共艺术设计不仅仅是满足公众的视觉，也影响着公众的心理感受，应当强调人文关怀，重视公众的心理需求。在不同的环境中，公众会产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和体验，公共艺术创作就是要把握公众的心理需求，把公众的心理感受作为设计作品的的创作依据和出发点，才能够设计出能够体现人文关怀的作品，当公共空间具有人文关怀精神才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阶段。

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应当考虑到三个方面，第一，艺术家在设计中要把握好与空间环境的关系，对设计的作品要定位准确。必要的前期调研，后期的功能与视觉的结合，设计的细节对公众的打动。第二，充分体现出对公众的关怀，注意公众的感情接受度。要考虑到作品的观众，会涉及到的不同人群(弱势群体，残疾人、老年人、儿童等)，会涉及到的不同宗教信仰，会涉及到的不同地域习惯等等。第三，公共艺术作品对环境的影响。作品材质的选择、安置地点以及作品的最终的处置，杜绝污染环境及资源浪费。艺术家应当把设计一个具有人文关怀的公共艺术设计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结语

公共艺术随着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公众越来越重视，已经从原先大部分只具有宣传性或纪念性单一的雕塑表现形式，现在已经发展成长到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作品更家强调深刻的人文关怀，使作品展现出独特的人文价值，符合了现代社会对公共艺术设计作品的需求。公共艺术设计作品会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公众，让观赏的人从作品中感受人本思想，将视觉上的效果与表达出的主题情感高度结合，并且计往往会引申出更广泛的影响，以艺术的表达方式传递各种审美欣赏、价值观、态度意向等，它赋予了公共空间新的生命。

拓展：论文种类

为了探讨和掌握论文的写作规律和特点，需要对论文进行分类。由于论文本身的内容和性质不同，研究领域、对象、方法、表现方式不同，因此，论文就有不同的分类方法。

按内容性质和研究方法的不同可以把论文分为理论性论文、实验性论文、描述性论文和设计性论文。

另外还有一种综合型的分类方法，即把论文分为专题型、论辩型、综述型和综合型四大类：

专题型

这是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直接论述的形式发表见解，从正面提出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一种论文。

论辩型

这是针对他人在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的见解，凭借充分的论据，着重揭露其不足或错误之处，通过论辩形式来发表见解的一种论文。

综述型

这是在归纳、总结前人或今人对某学科中某一学术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介绍或评论，从而发表自己见解的一种论文。

综合型

这是一种将综述型和论辩型两种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写成的一种论文。

公共艺术越来越被社会所接纳，让人们更好地体验艺术在生活中的表现

公共艺术我感觉是个遥不可及的东西,毕竟懂得欣赏的人不多,而且公共艺术本来自身有各自的"深沉含义"这个"深沉含义"不是每个人都懂,而且有时有人真的会误解.公共艺术对生活影响的感觉就是"你的生活本来色调有点单调,但是多了这个样你见识到艺术,但是见识就是见识,见识过后就是没什么了,就是环境美化了,

公共卫生英文论文参考文献

啊啊啊我也学这个的你找到帮我来一份行么

提供一些绿茶论文的参考文献，供参考。 [1] 韩立新,李冉. ICP-AES法测定茶叶、茶水中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J]光谱学与光谱分析, 2002,(02) . [2] 陈君实,许勋仁,梁秀芳,徐长生,马建国,刘明,杨如璞. 茶叶含氟量与不同水温浸出氟的实验研究[J]环境与健康杂志, 1986,(03) . [3] 赵保路,王建潮,忻文娟,陈雨停,陈维昌. 用ESR检测过氧亚硝基氧化二甲基亚砜产生的甲基自由基[J]科学通报, 1996,(10) . [4] 赵保路. 茶多酚的抗氧化作用[J]科学通报, 2002,(16) . [5] 梁春穗,李海. 茶叶中铝的来源及溶解性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 1996,(04) . [6] 高舸陶,锐成. 茶叶中微量元素Cr、Cu、Fe、Mn、Ni、Zn的溶出率及化合态研究[J]卫生研究, 2000,(04) . [7] 黄志勇,经媛元,杨妙峰,孟庆祥,王小如. ICP-MS测定茶叶中微量元素含量及其溶出特性的研究[J]厦门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3,(05) . [8] 高舸,陶锐. 茶叶中铝的卫生学实验研究[J]中国公共卫生, 2001,(03) . [9] 蒋建伟,何文珊,严玉霞,岑颖洲. 茶多酚的离体抗氧化作用[J]中国病理生理杂志, 1999,(06) . [10] 邓泽元,陶秉莹,李晓玲,何金明,陈义风,褚芳. 茶叶抗氧化功能的研究[J]营养学报, 1998,(03) . [11] 宇莉,马毛弟,黄培林. 贵州茶矿质元素含量分析与茶叶质量的关系[J]微量元素与健康研究, 1998,(02) . [12] Zhou B, Jia Z S, Chen Z H, et al. Synergic antioxidant effect of green tea polyphenols with a-tocophenol on free radical initiation of linoleic acid in micelles .J Chem Soc Perkin Trans, 2000,2, 2 :785 . [13] Inanami O, Watanabe Y, Syuto B, et al. Oral administration of (-)catechin protects against ischemia-reperfusion-induced neuronul death in the gerbil .Free Rad Res, 1998,29, 29 :359-365 . [14] Zhao B L, Li X J, Xin W J. ESR study on oxygen consumption during the respiratory burst of human polymophonuclear leukocytes .Cell Biol Intern Report, 1989,13, 13 :317-325 .采纳哦

公共卫生学科带头人是实现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和促进公共卫生学科发展进步的关键。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民群众对于公共卫生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对公共卫生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供大家参考。

范文一：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管理问题分析

一、我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自2009年以来，我县针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资金管理，召集相关部门制定了管理制度，并组织 *** 机关、各级医疗机构的相关工作人员进行了培训学习，并根据实际执行情况进行整改，截至目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基本能够保障公共卫生服务顺利开展，惠及我县人民群众。但从财政管理的角度，对这一部分的资金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

1.财政部门缺乏对资金的监管

我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专项资金在每年年初时先拨付给卫生主管部门70%，再由卫生主管部门转拨给基层医疗机构，脱离了县级财政的监管。而在每年度的考核中，由于卫生部门是专案实施、资金使用、服务考核的主要职能部门，因此其占有主动及主导地位，使得财政及审计部门对资金的监管缺乏力度，从而出现卫生部门挤占挪用资金、迟拨缓拨、超范围拨付等情况。另一方面，各级财政配套资金由于诸多原因导致不能及时到位，逐年拖后，影响了年度收支的准确核算，也使得县级监管难度加大。

2.资金核算方式不规范

资金在拨付方式和使用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统计核算要求，资金拨付时由于渠道多样化，没有专项账户进行收支结算，有些资金到位后基层单位并不明确资金名目，因此在使用中与其他拨入资金无区别，视同本单位正常经费支出核算，导致专案服务的资金收入、实际支出无法对应，部分专案由于内容类似还存在账目交叉重叠现象，影响了资金的有效监督。

3.年度考核流于形式，对次年预算意义不大

一方面由于财政拨款到位时间延迟，使得年度收支核算不准确，另外财政部门对专案的服务数量和质量缺乏了解，加上年度考核需多部门联动进行，因此制定的绩效考核办法难以实施，对专案经费出现的资金结余如何处理、对服务单位第二年度的资金预算做何改动均缺乏完善的规定和指导。卫生部门和财政部门在思想认识、决策制定及监管执行方面不能很好的协调，卫生部门以完成卫生体系建设和服务为指导思想，而财政部门的职责仅停留在预算拨款、有专户核算等方面，对资金的预算和实际使用并不关心。

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管理工作实践中的几点思考

对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的资金管理问题，相关部门还应提高认识，联合起来共同商讨制定新的方案，以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笔者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

1.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责任和管理重点

为了避免多个部门同时管又无人管的现象，在资金管理上， *** 集相关部门一起制定详细的管理制度，明确各部门责任，并建立交叉监管的机制。例如，卫生部门负责编制年度预算，制定专案绩效考核方案，明确服务的数量、内容和补助标准，同时建立各级机构会计制度;财政部门负责统筹资金，上传下达及时安排资金拨付，制定账目规范，对专项账户进行核算。同时，财政部门要对卫生部门制定的考核方案、分配方案、使用台账等进行定期的严格审查，对不符合资金使用情况的及时清点并反馈卫生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给予处罚。

2.减少资金拨付环节，提高拨付效率

由于资金拨付中间环节多，导致资金到位效率低，影响了专案的正常开展，也影响了年度收支核算。因此财政预算除足额配套到位，还应采取财政直接配发给基层医疗机构的方式，减去配发给卫生部门再由卫生部门转拨的环节，可提到资金到位效率。同时，财政直接配发有利于资金记账格式的规范统一，能够对资金实行直接有效的监管。

3.加强对预算的监管

年初各基层医疗机构编制的专案计划和资金预算，应报卫生局和财政局共同稽核。财政局应完善预算监管制度，审查其编制的合理性。例如若按照地区的户籍人口拨款，那么流动人口对预算的影响就很大，因此在预算编制时应完善方法，尽可能的准确覆盖当前情况，使预算分配更具合理性。

4.专案专账、管理专人

为了避免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案的资金与其他类似专案资金重叠，应建立专案专账，由专人负责管理，专款专用。财政部门拨款时明确款项名称及来源，各机构会计人员严格按照专项资金账务规范进行账务处理，分户专账核算，每月或每季度上报使用情况和收支明细，严格与其他资金账目区分开。

三、结语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资金管理决定着服务能够持续健康发展，因此各级 *** 都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也多次下发档案对资金管理办法进行指导。我县在多年的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存在诸多问题。只有挖掘问题的实质，进行深入的分析，才能有效解决。本文认为可从明确 *** 相关部门的责任入手，加强财政局和卫生局之间的沟通，加强预算管理，减少资金拨付环节，落实考核机制，实行专案专账、管理专人，希望能对以后的工作有指导意义。

范文二：公共卫生教育改革措施探讨

一、我校公共卫生教育改革的举措

1.改革公共卫生课程体系。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公共卫生的概念和内涵已由过去的环境卫生、个人卫生拓展为现在的社会卫生，课程结构也在传统的课程基础上出现了大量跨学科、范围广泛的社会医学课程[2]。课程体系的改革、教学内容的完善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我们在充分考虑临床医学生公共卫生教育的特点的基础上，对预防医学课程涵盖的劳动卫生与职业病学、环境卫生学、营养与食品卫生学、初级卫生保健和社群卫生服务等教学内容进行提炼，去除与实际工作脱节的内容，并增加和充实与临床实践工作有关的预防研究新进展。针对流行病学和卫生统计学在临床医学中的应用日益广泛的实际，单独开设流行病学、卫生统计学必修课程，使必修课程达171学时，高于国内同类医学院校的平均学时数[3]。为临床医学生开设公共卫生类选修课程7门，如健康教育、社会医学、卫生经济学与卫生事业管理等。在基础和临床课程教学过程中强化预防医学意识，使公共卫生教育贯穿临床医学生培养过程的始终。

2.构建公共卫生实践平台。制定公共卫生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规划，按照规划的要求和目标，新增以社群卫生服务中心为主，覆盖卫生防疫、疾病防控、妇幼保健院、乡镇卫生院的9个公共卫生实践基地。以培养学生的社群卫生服务能力为导向，编写社群卫生服务实践指导，在第四学年临床见习阶段安排为期2周的社群医疗实践必修环节，使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亲身到实践中进行体验，融“教学”于“实践”，促进了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的融合。这种以现场为中心的实践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更深地理解预防医学的工作性质、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增强了其实践能力和社会适应性，为毕业后实施临床预防和社群卫生服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合理配置师资队伍。为提高教学效果，在选拔公共卫生师资的过程中，走出校门，根据课程内容的特点，选择行业接近，既有一定的理论和研究能力，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教师从事公共卫生教学工作。目前，我校聘请的校外教师涵盖卫生管理、卫生防疫、疾病控制、律师、医疗保险等多个部门，参与卫生经济学与卫生事业管理、预防医学、流行病学、卫生法学、社会医学等课程的带教。外聘教师接受我校组织的岗前培训，参加教研室集体备课，试讲通过后，方能正式授课。这样即丰富了课堂讲授内容，拓宽了学生的社会知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4.改革教学方法。转变教学观念，以学生为中心，打破过去传统的封闭式、“填鸭式”教学方法，注重启发式、讨论式教学，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提供网路教学平台，积极推进PBL教学，将典型公共卫生问题，如社群慢病管理、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处理等，以案例的形式提出，供学生针对问题进行自学和讨论。通过教学互动，师生讨论，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团队协作精神、交流沟通能力与公共卫生思维能力。

5.完善评价体系。公共卫生教学评价体系中，加强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评估。在必修课的考核中，加大实验践成绩比例，其中理论成绩占60%，实践成绩占40%。在学生社群卫生服务实践中，实践总成绩由学生社群卫生服务实践鉴定60%及学生调研报告评价40%两部分组成，鉴定由基地带教教师根据学生实习情况作出，调研报告评价由预防医学教研室教师完成。

二、公共卫生教育改革的举措评价

我们于2011年和2012年分别在未实行改革举措的2006级和已实行改革的2007级随机各选取3个班共198名学生在毕业前进行问卷调查，以评价我校公共卫生教育改革的效果。结果表明，实施公共卫生教育改革的2007级学生在对公共卫生课程的学习兴趣、学习公共卫生课程的必要性、公共卫生课程和师资配置的合理性、了解社群卫生服务模式的程度、具备公共卫生服务的基本技能、掌握预防保健的基本知识和流行病学基本调查方法等方面与未实行改革的2006级学生之间有显著差别见附表。

三、体会

当前我国在临床医学生的培养模式上，更多的是传统的纯临床诊断治疗的教育，医学生的社群卫生服务观念和实践能力亟待提高。医疗卫生发展的综合趋势要求我们必须转变思路，加强对预防观念的认识，从围绕疾病诊治转移到全面关注生命全过程的健康;从只专注人体本身转移到系统关注环境、社会、心理与人体的互动作用。通过上述公共卫生教育改革的举措，使临床医学生充分认识到了学习公共卫生知识的重要性，提高了在以后工作中运用临床流行病学方法进行研究和工作的能力，有助于进一步理解三级预防在疾病防治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扩充套件了学生的知识面，体会到新型卫生服务模式下对医务人员知识、能力、素质的新要求，初步树立了”大卫生”观，为毕业后实施临床预防和参与社群卫生服务奠定了基础。

公共生活政治论文范文

公共政策的论文知道怎么写吗?下面是我整理整合的一些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希望对你有帮助。

博弈均衡与政策微效问题研究

引言

随着各国福利事业的发展,社会政策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而受到各个领域的重视?但是目前的社会政策研究主要侧重于较为抽象和宏观的原问题的讨论上,如集中在对于概念的界定;对于社会政策基本问题的探索等等?杨团在《社会政策的理论与思索》一文中对社会政策的定义和问题都作出了总结 ,其中他将社会政策的定义归类为一种社会行动计划和对社会计划的不同选择,另一种则将社会政策定义为影响社会福利的一系列的政策活动;而社会政策的基本问题则是社会政策的背景?社会政策的目标?社会政策的范畴?社会政策行动的形式和行动策略?社会政策的本质?社会政策的信念?尽管人们在原问题上倾注了很大的力量,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问题的复杂性,至今在这一领域并未达成太大的共识?

与此对照,人们却很少从政策的实施过程角度进行研究?《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一文给我们开了一个先例,也带给作者很大启发,该文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角度去阐述社会政策过程中的行为选择;另一种从制度角度出发的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于制度模式的各国比较上?本文将不同于上述两种研究社会政策的制度视角,而是从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制度的形成和变迁的角度出发去解释“政策微效”现象?同时,在社会政策的定义上, 本文的定义方法缘自迪尔凯姆所运用的一种定义方法:即从最简单的角度出发,抓住目前所确定的社会政策的主要特征,而将社会政策定义为一系列旨在提高全社会福利的制度安排? 由此,本文试图建立一个制度分析模型,并运用这一模型去分析目前社会政策实施过程所遇到的“社会政策微效”问题?

制度模型的建构

在模型建构之前,我们无疑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制度?我们援引诺思的说法 ,“…… 这个结构是规则?惯例?习俗和行为信念的复杂混合物,它们一起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行为选择方式,并决定了我们达到预期目标的路径?” 从此论断出发,我们可以作出两个方面的判断:制度不仅包括正式制度,亦包括非正式制度;制度影响了我们的社会选择,同时亦是我们作出选择的路径之一?

随着博弈论在经济学中的广泛应用,一种新的制度观念正在形成,即依托于博弈均衡理论的制度观:制度既是一种博弈规则,也是一种博弈均衡?具体来说,制度的本质特征被认为是参与人行动选择的自我实施规则,在重复博弈的状况下,这些规则被认为是重要的,因此,它们能规制参与人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博弈规则是在一个相关的领域内参与人通过互动而内生的,因此他们是自我实施的?

从上述一些制度理论,本文给出了下列一个制度形成的模型:

在进一步解释模型之前我们将确定一个基本假设(而这个假设将成为本文此后论证的一个基础):我们确定,一个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共同的要求,即认为制度的形成在事实上是有利于共同利益的获得,并且相较而言,每个人因此为之付出的成本都是小于所获得的利益 ,即存在一个制度建立的需要?在此,本文汲取了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即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之所以难以实现,其根本原因在于选择新制度的成本支付和新制度确立后效益之比,比值为正时,选择行为进行,新制度可以形成,比值为负时或不清楚时,选择行为中止 ,新制度难以成立,即存在一个制度成本问题?

进而笔者将从如下几点来具体阐述自己的模型:

1.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在这个过程中 ,每个参与者都不停的提出与自己利益最相关的原则措施 ,并试图去影响其他人的观点,但出于形成一个制度的共同利益追求,最终会达成一个照顾到各方利益的次优均衡模型?对于任何一个参与者的被排除都有可能导致这一均衡的不稳定,同时,随着外界的影响,彼此之间的利益也是处于动态的不停变换过程之中的,因此这个均衡并非是静态的,但是打破这个均衡就面临着一个成本与收益的比较问题,因此,制度亦具有相对的懒惰性?从上述的阐释来看,我们认为制度的形成体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形式的理性,亦体现了一种过程理性?

2.按照诺思的路径依赖原理1的观点:当一条发展路线沿着某种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形成的各种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就会增强这个进程?因此制度作为一个博弈均衡的系统,它亦受到其他领域的各种正式制度及各种习俗 ?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的影响?林梅在《社会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变迁》在对我们国家的 “平皖行洪?移民建镇”政策的实施过程的考察中,发现非正式制度对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到很大的作用,有时候甚至取代正式制度而行事?“一项制度安排或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发生偏离,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构,社会政策与制度发生偏离的根源存在于该项制度安排的内部,存在于该制度下的各行为主题的利益冲突与矛盾之中?“……社会政策的具体执行和进一步的演变更多地是作为某种‘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即处于制度中的人们的习惯性行为的结果?”

3.一项制度的形成之后,最终亦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因素之一,从而影响这种博弈均衡的稳定和其他领域的制度以及各种其他非正式制度?

4.重复第一点所提到,即任何一次制度的形成和变迁均是人们对于成本和利益衡量的结果, 当然有时候我们从现实出发,会发现一些制度并不是依这个原理去操作,在笔者看来,这就如韦伯的思考方式一样,从一个理性类型中去发现现实中的种种的合理和不合理之处?

以上是自己对于这个模型的一些阐释,在作者看来,这一模型仅仅是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 就如韦伯的四个理想类型一样?接着作者将利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当前的社会政策在实施过程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是解决“政策失效”问题?

政策微效问题的分析

为了验证笔者的上述模型的可解释力,笔者选取北京市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作为自己的研究材料(下文简称该文巫文)?在这次调查中,巫文提出了一个政策微效的概念,所谓的政策微效,“即是指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从一种制度理论的视角出发,我们就是可以认为制度的存在尽管体现了制定方的一种试图理性化的美好理想,但是无疑这一制度并没有从制度的实施过程去考虑,即是一种制度的形式合理性与制度的实质有效性存在着冲突,从而导致制度的失效?制度被悬置不起作用身体阻碍作用?无疑,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发觉通过上述的模型可以得到一些答案?

让我们进一步来看看这个政策微效存在的具体实例: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农保政策在实施过程存在这样一种现状,即尽管农保政策已经推行了10 年之久,但实际上参加农保的人数却只达到了,有近2/3的京郊农民没有对政策积极响应?

无疑,这就存在一个信息的达致问题,在我们看来,政策能否全面?真实?准确?顺利地到达其服务的团体,是实现政策效果的首要环节?那么为什么信息无法及时地传达呢?在我们看来,从深层的制度原因来看,即是因为制度的传导机制出现了问题,人们难以准确的获得信息?从一个主要原因来看,这就要追究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的设计问题,在我们看来,从实际角度出发无疑它并不是以其所达标的团体为服务对象,而只是为了制度的设计本身而设计,设计人为制度所异化?从我们的理论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制度的设计过程中,是一个各个利益参与者互动均衡的过程?但是从现实出发,无疑在这一政策的设计上单纯的由政府出面设计?当然,从一定的角度来看,这能够节省一部分的成本,但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之一,它并不能很有效的反映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从而就难以形成一个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的制度?毕竟政府并不是一个完全理性而独立的主体?因此从此模型出发,我们认为在政策的制定的过程,应该尽可能的多吸收各个利益主体的意见,当然,政策在形式上往往以各种法律?法规的形式出现,但是这并不矛盾?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政府所作的一方面是作为利益主体参与博弈,与此同时,亦作为制定者来制定政策,但这种制定只是在忠实的执行各方以达成的意见?

进一步的,正如上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存在2/3人在知晓这个政策的情况下,依然有一部分人未参与这一政策?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制约了人们的行为选择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从模型出发做出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2.从政策角度出发,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而无疑,解决方案还是要回到如何从政策的制定角度出发

3.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倾向选择子女养老的人仍占到,接近一半,无疑这反映了在农村中“养老防老”的观念仍然很重要,但正如巫文中所阐述的,这个地位已经在削减了,已经不再处于支配地位,而且即使选择这种方式的,对于农保并没有完全的心里排斥?

无疑上述的描述验证了我们第一个假设,即认为在农村中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观念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即在制度的形成和变迁过程中,各种习俗?习惯等的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观念的传承影响了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了制度的产生和实行?随着社会的不断的理性化,家庭的功能发生了变迁,以前的功能在新的社会情势下趋于瓦解,并发生部分的转变,功能发生了迁移?这种变迁反映到了人们态度上,也就体现了在养老问题上,传统观念和习惯?习俗的淡化?

在上表中,我们还发现了参加其他商业保险也占到了,尽管这个的关联性似乎不是特别强,但是我们还是可以谨慎的提出对于第三个假设的验证:市场制度(如一些商业保险制度)在农村中的实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竞争对手?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至少在两个方面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发生了影响,一是表现在对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影响上,市场经济伴随着一系列市场的观念价值体系?而这些价值体系随着经济的发展, 逐步深入到人们的心中,成为支配的观念,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二是表现在组成市场经济的各种制度安排逐渐成为组成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进而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进一步的我们来思考一下农民在实际的行动中不投保的原因:

从上表中,我们发现人们在对这一社会政策的制度安排,至少存在如下的疑惑:1.尽管知道这一社会政策,但无疑对于各种细节和如何实施,依然存在着空白?2.对于社会政策的稳定性缺乏信心?3.对社会政策效果缺乏良好的预期?对于此,笔者认为这很大程度是可以从第二个假设中得到很好的回答,即认为由于这一政策并不是各个利益群体一起博弈形成的均衡,因而对于政策的稳定性?有效性?代表性都是存在着疑惑?因此这些问题束缚了这一政策的大规模推行?

以上我们基本上回答了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政策为什么会存在政策微效的问题,笔者的分析角度是从制度的产生角度来看?当然进一步的分析可以从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去进行, 如巫文这方面就有所涉及?本文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社会政策作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制度的形成是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博弈的过程,并最终达成的一种均衡状态?因此,我们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必须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而在农村社会政策,我们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忽略其中最大的利益主体――广大的农民?

进一步的思考

本文的努力当然并不只是针对农村社会政策,而是能够推广到各个方面的社会政策的思考, 但是无疑本文的思考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的结论,在运用这个模型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在本文的结论中我们提出要在制定政策时,充分考虑到各个利益主体?制度的形成是各个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但是无疑一个新的问题呈现在我们眼前(事实上上文中有所提及 ),就是一个制度成本问题,当我们面对这种情况――博弈的利益主体分散时,我们就有一个利益主体的集中问题,同时如何融合各方的利益,这些都将成为我们制定政策的巨大的成本(举农村社会保险政策作例,广大的农民的如何统一,如何融合形成一个合理的政策)? 本文进一步的设想是在遇到这种利益群体分散且多的情况下,能否集中成立一些代表各方利益群体的独立的中介组织,由这些组织来间接的进行博弈,从而就能有效的降低各方的成本 ,达到成本与利益的均衡?因此,下一步的努力将集中在如何论证这一方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同时文章的还将继续论证政策的实行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看来,制度从建立到实行过程是一个系统的过程,任何一个过程都将导致“政策微效”问题的出现?

“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及其政策内涵

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同志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时，发表了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胡锦涛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社会基础，是亚太经合组织成员需要共同研究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同志发表的《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重要讲话中，再次倡导“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一、“包容性增长”理念的形成

“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理念的形成，与21世纪90年代发展起来的权利贫困理论以及关于社会排斥方面的研究密切相关。21世纪中期以来，人们关于经济增长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增长理念也从单纯强调增长向更深层面演进。世界银行于1990年提出“广泛基础的增长(broad-based growth)”，其后进一步提出“对穷人友善的增长(pro-poor growth)”的理念，并以此制定世界银行的贫困减除政策以及指导各国相关实践。“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理念强调要形成一种使穷人能参与经济增长并从中获益，以及增加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的良性循环机制。“对穷人友善的增长”的理念吸收了能力贫困理论要素，开始重视贫困人口人力资本的培育和能力的提升，强调将贫困人口吸收到增长过程中，确保贫困人口能参与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并合理分享增长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在“对穷人友善的增长”基础上，先后提出了“包容性增长”的理念，其基本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基本核心是追求机会公平和权利公平。作为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新概念，“包容性增长”有着不同的诠释，但综合来看，是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且这种状态至少需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包容;三是平等的机会利用。“包容性增长”理念强调要建立具有包容性的制度，提供广泛的机会，而不是将增长政策和具体旨在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强调通过维持长期及包容性的增长，确保增长效益为大众所广泛共享。在政策层面，以“包容性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包括三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是通过高速、有效以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创造就业与发展机会;二是确保人们能够平等地获得机会，提倡公平参与;三是确保人们能得到最低限度的经济福利。

二、深刻理解中国式“包容性增长”的内涵

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与时下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密切相关。“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胡锦涛同志的这一论述，阐明了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要意义，赋予了中国式“包容性增长”更深更新的内涵。从国际的发展和平两个主题看，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国与国应互惠互利、携手共进、包容发展。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让每个公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目标看，“包容性增长”理念与“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是一脉相承的，本质上是“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在增长上的集中体现，它明确了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人民生活改善的同步性，揭示了经济增长的落脚点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准确理解“包容性增长”的内涵，需要把握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包容性增长既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也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不仅是量的容纳，也是质的提升，二者同等重要。包容性增长首先是一种“增长”，这就对经济增长的速度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但是，仅有经济增长的速度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必然带来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还必须强调经济增长的方式，使增长成为基础广泛且包容一个国家和地区最大多数人口的增长。在一个实现包容性增长的社会里，不论种族、肤色、性别、年龄、体力、智力，人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人人都有用武之地，人人都得到保护，免于被歧视和被排斥。

其次，包容性增长应该以优先开发人力资源、实现充分就业为基础。包容性增长更倾向于通过增加就业机会为个人创造工作岗位，使其不断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不是直接通过收入再分配使个人被动地摆脱贫困。要实现充分就业，就要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

再次，包容性增长应当使人们平等、广泛地参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并从中受益。提倡包容性，并不是为了经济增长而不择手段，而是要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公平正义的方式，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困难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发展基础。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要着力促进人人获得平等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

三、重塑经济增长模式的政策选择

全球性金融危机是对“中国模式”的重大考验，也给了我们一次深刻反思经济增长模式的机会。中国的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在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红利、人口红利以及全球化红利的势能都在衰减，主要依靠低成本刺激的出口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增长，以大量增加资源资金投入维持的粗放型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的大背景下，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着深度转型的重大挑战。“包容性增长”为解决这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打开了一扇大门。

(一)推进人才强国，优先开发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开发，对提高人们参与经济发展和改善自身生存发展条件，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意义。优先开发人力资源，一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了人的富裕;另一方面体现了发展的主体是人，是投资于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主导思想，以人的发展为基础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人真正成为发展的主体与真正的受益者。

从中国国情和发展条件看，人力资源优势是最需培育、最有潜力、最可依靠的优势。我们应该牢固树立人力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形成人力资源优先发展的战略布局。要优先调整人力资源结构，优先投资人力资源开发，创新人力资源制度，建立政府、社会、用人单位、个人共同投资人力资源开发机制，积极谋划和调整人力资源专业结构、层级结构、分布结构，大力激发各类人力资源的创新活力和创造智慧。要突出加强创新创业人才队伍建设，大规模培养培育人才，施行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高科技创新成果转化、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三搞联动”，在科学发展中引才育才用才，进一步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环境，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活力，以人才优势构筑发展优势。

(二)实施创新驱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关系经济社会全局的重大任务，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前提条件。要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大力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发展创新型经济，努力实现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创新驱动转变、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型发展转变。

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现代农业为基础、服务业为主体，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坚持发展动力包容，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经济增长新格局。坚持市场主体包容，继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发展壮大产权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企业发展活力、大力培育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扩大市场主体数量和规模，提高发展主体市场竞争力、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区域发展包容，加大统筹城乡力度，加快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加强整体谋划、板块开发，推动各类要素跨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

(三)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要实现包容性增长，就有必要落实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是在医疗、教育等领域，在城乡之间逐渐实现机会平等。

要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社会实业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真正做到政府保“基本”、社会和市场管“非基本”，逐步完善符合省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指导方针和目标设立上应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大幅提升公共就业服务、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公共文化体育、福利救助服务的供给和均等化水平为主要任务，切实加大财政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优化资源配置，深化体制改革，分阶段、有重点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

建立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不断扩大社会保障面，让不同群体共享发展成果，是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再分配具有社会公平功能。要完善居民收入分配调节制度，不断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一方面，通过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方法缩小其与高收入群体间的差距;另一方面，要扶持低收入和困难人群，探索建立城乡低保标准正常调整机制和与物价变动相适应的动态补贴机制。对于高收入群体，则是规范其收入，尤其是非法收入和灰色收入。要制定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的约束性指标，调整政府、企业、居民在国民收入中的分配关系，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可持续增长，确保让广大劳动者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让国民经济进入“GDP增长-居民收入提高-消费增长-内需扩大-经济持续增长”的良性循环。

(五)构建合理保障体系，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安全网，可以大幅度提高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包容度”。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加强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的衔接和协调，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要加大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扩大各类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慈善事业，不断在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取得新成效。推行益贫式保障政策，使贫困人群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增长。把握基本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与适度性，既借助公共财政补助等措施，做到“应保则尽保”，还应防止过度的社会保障引发对劳动者的负面激励和道德风险问题，避免损害包容性增长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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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措施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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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牵动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并支配其行为的社会力量。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400字政治小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个社会现象，或者说是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从法理上分析，这种行为指的是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而在近期，在我国部分城市，却主要体现在交通方面。具体表现为：一位由执法部门派出的“钩子”，“发生了紧急状况”，向私家车主“求助”。车主动了恻隐之心将其搭载。孰不知落入了一个圈套，因为不远处的执法人员，按照所谓的证据，将其定为“非法营运”。然后“依法处置”，罚款。这位车主自然是百口莫辩，除了“乖乖受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这样的执法方式固然荒谬。然而在我国的部分城市，却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如在上海，一位私家车主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结果，搭客拔了他的车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他拖出，还把他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这位车主，他们市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在各种压力下，最后这位车主交了一万元才取回车

同样是在上海，另一位车主也是动了恻隐之心，却引来“非法运营”的横祸。尽管他采用了“断指”的方式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却也只是徒劳。

庆幸的是，最后他们一个采取诉讼的方式，一个采取向政府求助的方式，让法律还给了他们一个公道。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

我国是一个法制国家，生活在法治国家里，人人都要和政府部门打交道。政府能否自觉的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直接影响到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权威。直接关系到依法治国能否顺利实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依法行政，是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依法进行，符合法律的规定。然而在“钓鱼”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却变成了违法者，引诱守法者违法。这让社会对法律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的做法所影响的也不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制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

但是为何会有“钓鱼”执法的产生，其主要原因或许就是因为执法经济。

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以罚代法屡禁不止。“钓鱼”执法则成了执法经济作用下的必然产物。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本车拒绝一切搭载求助，临盆产妇、车祸、中风、触电、溺水都不关我事，尤其是胃疼的!”这句话是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句“最牛私家车标语”。当然这无疑是网民们针对“钓鱼”执法的黑色幽默。但是这或许成为了私家车主面对“钓鱼”执法的无奈之举。不过，如果这样的标语出现在每一台私家车上，是否就表示，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重重自我保护的外衣，使那些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那么我国的民族精神中的“团结互助”，又该如后得到弘扬，得到发展。而这种情况还有可能随时随地陷公民于危险与不安，甚至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境地!

“钓鱼”执法对这个社会的影响，对人们法制观念的影响，实在太大。我们每一位公民，都应该思索，面对这一切，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如何把“钓鱼”斩草除根。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根据十六大的决策，在认真试点总结的基础上，对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作了部署。这是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一项基础工程，也是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根本保证。为了开展好这一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教育活动，必须进一步学习和实践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的集中教育活动

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坚持加强党的建设，开展党员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一条成功经验，是保证党领导的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经开展过三次成规模的集中教育活动。一次是在改革开放后不久，我们党进行了一次党内整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上来。一次是在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以后，为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教育干部始终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增强在复杂形势下承受和抵御各种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密切联系群众，从1998年底到2000年底在县级以上领导干部中深入进行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第三次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这些集中性教育活动都取得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推进党的事业的显著成效。

这次由党的十六大作出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进行部署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来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以后，第一次在全党开展的集中性教育活动。同前三次集中教育活动相比，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二是以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为基本要求。显而易见，这是进入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的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活动。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

党的十六大强调指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全党同志要牢牢把握这个根本要求，不断增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这个论断明确地告诉我们，贯彻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要围绕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本质，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进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先进性。这是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为什么要强调坚持党的先进性呢?

首先，党的先进性是党的性质的集中体现。我们党从来就是一个由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先进部队。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作了进一步表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表述，首先重申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新世纪，不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仍然是与中国先进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先进的阶级。我们党必须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对此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

同时，我们党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是我们党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共同目标;我们党从来就不仅代表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而且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特点和优势。因此，从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看，把党的先锋队性质由“一个先锋队”表述为“两个先锋队”，符合执政后的党情，符合时代要求，也有利于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可以说，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先锋队性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和新的丰富与发展。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由党的“先锋队”性质决定的。“先锋队”是列宁建党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不仅仅是工人政党，而且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干部是一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职业革命家，党员队伍是由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其他阶级、阶层的成员要成为党员，首先要用工人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自觉地为党的纲领和路线而奋斗，成为具有工人阶级觉悟的先进分子。所以，强调“先锋队”也就是强调先进性。先进性和阶级性都是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党性质的鲜明体现。

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党的先进性从来都是同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历史任务相联系的，而不是抽象的;从来都是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体现出来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建党时这个党是先进的，并不是以后就永远是先进的。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论断，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因此，党只有紧跟时代发展的进步潮流，根据不同时期人民的利益要求，制定正确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始终保持先进性。

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两点：一是不能空谈党的先进性，而要把党的先进性体现在党的模范行为上。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面前，党的先进性无疑应当包含新的时代要求，要同先进的执政理念、执政能力相联系，同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联系。这也就是十六大报告指出的：“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责任，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党的先进性的要义。否则，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党的执政地位也就无从巩固。

二是不能满足于党在历史上取得的辉煌，而要在与时俱进中体现党的先进性。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阶段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因此，党要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三个代表”，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做到永不自满，永不懈怠。

考察政党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并非任何政党都能做到这一点。在一个时期里也许可以做到，但要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却不容易。如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过去无疑是先进的，但是后来落后了，因循守旧，思想僵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结果被人民所抛弃。实践证明，任何政党只有不断与时俱进，才能“适者生存”。所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抓住坚持与时俱进这个关键，不断开拓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这样，党才能始终站在时代潮流前列，立于不败之地。

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必须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保持先进性，至少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做到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中央领导集体能够始终坚持与时俱进。二是各级党组织形成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和充满活力的制度机制。理论、纲领、路线、方针正确了，干部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没有一个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领导层这是一个重要问题。与此相联系的是有没有一个制度保障，有没有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制度机制。三是广大党员能够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不仅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同时普通党员也要保持和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和重要基础。离开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党的先进性就无从谈起。

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广大党员怎样才能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呢?我认为至少要坚持做到：

第一，要树立党员意识、执政为民意识。

每一个党员干部，尤其是在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工作的干部，一定要树立执政为民意识，即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意识。要认识到我们的权利是人民赋予的，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把权力变成私人权利，甚至以权谋私。有了执政意识，才能自觉提高执政能力。对于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讲，都要有党员意识。要深刻理解共产党员是一个崇高的称号。这个称号凝聚了无数革命先烈作出巨大牺牲所赋予的理想，反映了我们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对我们每一个党员的思想和行动提出的明确规范。牢记党员要求，履行党员义务，享有党员权利，就是党员意识。必须时刻牢记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树立党员意识，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中是个最普遍、最基本的要求，广大党员必须自觉增强党员意识，才能保持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

第二，要保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增强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的自觉性。

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体现和运用。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特别是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年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如果我们思想僵化，固步自封，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那就谈不上保持先进性。所以对每一个同志来讲，就是要坚持实践标准，尊重实际，尊重规律，把我们的思想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真正自觉地同党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为此，我们只有坚持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提高，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才能在人民群众中发挥好先锋模范作用。

第三，要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本领，多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好事。

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都特别强调，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胡锦涛同志反复强调，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作为一名党员，要认真贯彻党的宗旨，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觉悟和精神，二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为人民服务要有真本事，要增强党员干部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提高驾驭工作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提高带领群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能力。

随着我国进入“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显期”并存的新阶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特别注重帮助困难群众解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实际问题，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想方设法带领困难群众解困致富。同时，生产生活困难的党员也要顾全大局，积极进取，学习新本领，实现再就业，努力在新的岗位上建功立业。

第四，要具备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宽广胸怀，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志存高远，心底无私，是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应有的精神境界。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夺取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辉煌成就，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十分珍惜党的团结统一，始终坚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面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形成了新的利益关系、人民内部矛盾呈现复杂多变的状况，共产党员要以宽广的胸怀，正确处理同志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认识差异。有不同认识、不同做法，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都应该相互谅解和理解，努力防止和克服各种破坏团结的现象。同时还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勤劳致富、扶贫济困、团结互助的良好风尚，帮助困难群体，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五，加强道德修养和自律意识，做遵纪守法的模范。

在当今多样、多元、多变的社会生活面前，共产党员作为社会的一员，必然面临着各种消极影响和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只有加强党性修养，增强慎独意识和自律精神，自重、自醒、自警、自励，模范地遵纪守法，把党纪国法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行为，才能抵御各种腐朽思想作风、生活作风的侵蚀，经受住严峻考验，永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于党组织来说，要积极探索党员管理工作新机制和新方法，使广大党员得到有效的教育和监督，从而做到忠实地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始终保持先进性。

论文就没法帮你写了，既不知道还有什么具体的要求，也不知道政治指的是哪一方面，马哲、毛概、还是……不过大体思路不是把政治理论与实际的生活相结合，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论述实际，这样基本上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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