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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篇好历史论文，要尽量做到论题新、论点新、角度新，文笔清新流畅，既有较强的可读性，又有较深的启发性，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 1.拟定标题 题好一半文，好的标题能画龙点睛。
标题要准确、简洁又富文采，不妨拟几个标题，反复推敲，择优选用。
2.组织资料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材料是文章的血肉，应当慎重：①要围绕主题选材。
②材料要真实准确。
③精心选择富有创意的材料。
一份新颖材料，能使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④材料不是越多越好。
可以适当运用一些给出的资料，对材料也要进行整理、辨析，分析材料，通过自己的思考 把材料组织起来，才能写出文章。
3.正文写作 历史论文的正文结构需要具备四要素：论点、论据、论证、结论。
论点是论文阐述的具体观点，相当于文章的小标题；论据服务于论点，一般用历史事实或作者自己的立论来说明论点；论证是用理论来阐述论题，可以引经据典或自我阐述；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扼要概括或总结。
一篇好论文，必须做到： ① 论点明确新颖，富有创意。
② 论据充分真实又恰倒好处。
③ 论证有力。
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论证过程科学准确，逻辑严密。
④ 结论正确。
能由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抓住本质，给人深刻启示，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
⑤ 语言风格要有史学之一般特点。
切忌文学之朦胧浪漫，要真实准确又颇具文采，要讲究理性又富感染力。
文章开门见山，言简意赅，“意则期多，字则唯少”；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做到文字清新、简洁、准确，使人读之心中波澜起伏。
⑥ 正文写作前应拟写提纲，搞好谋篇布局。
以材料为基础、观点为轴心，科学地安排文章的层次和布局，内容详尽、构思严密。
4.修改与润饰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写文章的技巧，真实就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
”文章需要多次反复修改，才能定稿。
修改初稿；一是对内容和布局的修改，二是对文字的加工和润饰。
5.例证 2002年12月3日，上海申办世博会成功，这是我国盛世之年的又一件大事，举国人民欢欣鼓舞。
下面一些材料与世博会有关，请根据这些材料，联系这两届世博会召开的世界历史背景，分别阐述当时的世界历史变化及对中国产生的深刻影响，并谈谈你对世博会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
（题目自拟） 1851年伦敦世博会 1889年巴黎世博会 6．答题指导 题目：浅谈世博会 背景：1851年伦敦世博会时，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完成。
大机器生产出现，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英国成为“世界工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最终战胜了封建的生产方式。
1889年巴黎博览会时，第二次工业革命正在深入进行，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从材料上看，人类进入了钢的时代。
科技的发展为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了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更加进步的社会文明。
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造成了西方先进和东方落后的世界格局。
英国成为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海外殖民扩张活动进一步加强，成了一个剥削全世界许多国家和民族的国家。
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工业部门大多集中在垄断组织手里，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是资本主义的成熟发展时期。
资本主义一统世界，使东西方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了，但差距也更大了。
影响：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后，列强发动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洋务运动使中国近代工业产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列强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加深。
中国人民救亡图存运动高涨，先后进行了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
认识：举办世博会的目的是为了庆祝重大的历史事件或一个国家、地区的重大纪念活动，以展示人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举办世博会，不仅给参展国家带来发展的机遇，扩大国际交流和合作，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给举办国家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
历史小论文 戏述唐玄宗-------潮起潮落 七(10)班单珊 唐朝年间，有许多人叱咤风云。
然而我却对唐玄宗是情有独钟，他那精湛的统治能力，巧妙的用人。
唐玄宗为广纳贤人，不惜委屈自己，这都让我一一折服，但人算不如天算，如此明理的皇帝最后也因贪图享乐而自作自受。
当年的开元时期，可谓是繁荣富庶，毫无疑问，乃唐玄宗的统治优良也。
选用姚崇作相，给繁荣又加上了一层必然。
黄金搭档在一起当然把唐朝的繁荣体现得栩栩尽致。
唐朝诗赋让人醉生梦死，都是因为唐玄宗把诗赋加进了进士科为主要的考试内容。
唐朝农业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唐玄宗任君期间，共修建四十多处大型水利工程，南引的水稻也广泛采用育秧移植栽培，产量大大增加。
手工业日益发达，丝绸品渐渐出炉，技术高超。
它的陶瓷业也不甘落后，奋勇直追，推出至今有名的越窑青瓷、刑窑白瓷和唐三彩，在陶瓷业独领 *** 。
数千古风云人物，还看唐朝。
人无非此一时，彼一时。
唐玄宗也无例外。
也许是当时的硕大成就让他过分自信，他如同井底之蛙，在井里是一片繁荣景象，以为这儿已经是世界的边缘，但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日益的贪图享乐的心理油然而生，杨贵妃又闯入他的视线，无疑这时的朝政如同一本长篇的乏味文章，而眼前杨贵妃却是一本富有趣味的小说。
当然他选择了“小说”。
“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句至理名言，在唐玄宗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仰慕唐朝那时的风光，敬仰唐玄宗的能力，但是叹息却成为文章的末尾插曲。
放眼尽观“清朝统治史” 七（10）班曾经 从三皇五帝至如今，中国历经无数荣辱兴衰，中国人民也饱受身心的煎熬。
不论是唐、宋、元，中国的经济、科学都位于当时世界的前列。
可自从明中到清末中国一蹶不振。
可见明、清二朝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发展起着位高权重的作用。
其中清朝政府的统治，对于中国的落后有一种不可推卸责任。
首先明清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开发起着较大的阻力。
“八股文”对于清朝文人学士起着较大的阻力。
“八股文”对于明清朝文人学士的思想起了一定的阻碍。
它像一个牢笼，将文人的思想拘束于一个范围内，将原本胸怀大志，可以成龙的学子们，套上了链索，使他们的文学才华不可展现的淋漓尽致发挥出来。
其次，“文字狱”也为中国造成了不可磨灭的损失，使许多知识分子不敢过问政事从而禁锢了思想，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另外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虽然在刚开始时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
可是，当时西方国家发展速度飞快，逐渐超过中国，清政府的闭关锁国，与世隔绝，既看不到世界形势的变化，也未能适时的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使中国走向落后趋势。
清朝从刚开始，“只留头，不留发”的统治到了最后的灭亡，这是值得他们反思的。
当年，清朝刚入关时十分英勇。
骑、射、打、猎都是他们的强项，可到后来他们一味的不务正业，奢移成性，最终酿成了清政府的衰亡，毁灭。
从开国皇帝努尔哈赤到亡国之皇溥仪，中国历经了无数的荣辱兴衰，什么割地赔款，火烧圆明园，这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耻辱，在中国人民心中留下了永不褪色的阴影。
论武则天之功过 七（10）班徐驰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千百年来，历代英豪无不是为了争夺这壮丽山河，从而使人间战火连绵。
但一时的太平盛世也使人们安居乐业，丰衣足食。
千百位帝王，有功有过。
有的略输文采，有的治理不当，有的大智若愚，有的国法严明。
现代人都将一部部以历史为背景的电视剧展现在人们面前。
如《大明宫辞》就讲述了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帝的一生。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在当时与现在自然有许多对于她的争议。
武则天乃是唐高宗的皇后，因唐高宗生性懦弱，从而武则天逐渐掌管实权，在晚年称帝，并改国号为周。
在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发展了农业，选拔优秀的贤才，推行唐太宗的政策，进一步的促进了经济发展，加强管理，增强国力。
老百姓们安居乐业，并没有因为是女流之辈的统治而显得兵荒马乱
历史小论文写作要领
一、立论。立论就是确定历史小论文的中心论点。即作者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歌颂什么，批判什么。或对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表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考虑中心论点时应注意：
1、立论的科学性
所谓立论的科学性就是作者的观点和搜集的资料信息要有理论根据和事实依据。即作者的观点要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讲述的史实要有依据或明确的出处，不可以想当然，更不应该凭空臆造。只有这样的立论才有价值。
2、立论的前卫性
立论的前卫性就是超前意识。立论要新，就是要写没有人写过或很少有人写过的题材。这就要求学生对近几年的学术动态应该有大致的了解，以免撞车，还有人云亦云之嫌。
3、立论的指导性
立论的指导性又称立论的实用性。论文出来是给别人看的，作品要能给读者以启迪，对读者有所帮助、有所鼓舞、有所收获。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这就是论文的价值。如果有人反其道而行之，去歌颂义和团运动的盲目“排外”，或者为反面人物歌功颂德，这类文章即使写得再好，也是不可取的。
二、命题论文的中心论点决定以后，给论文定一个新颖、明确、有吸引力的题目，用来表达文章主题是十分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论文的命题比论文写作更难。
1、题目要新
在重视科学性的前提下，论文命题要新，要有创意，切忌平淡无奇，要力争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
2、题目要奇
命题要奇，不是指搞文字游戏或故弄玄虚，而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为自己的论文命题，以达到文章能引人入胜的效果。
3、题目要小
历史论文题，宜小不宜大。特别是刚刚学习写作的中学生更是不要选大题目，选大题目的结果不是大而空，就是大而乱。想把文章写得面面俱到，却往往因为自身能力和水平限制会一面都不到。
三、布局
1、开头、结尾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论文开头十分重要，第一段应该力求开门见山，直接接触主题，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最好还要有点悬念，引起读者的注意和追求。结尾要提纲挈领，发人深思，余味无穷。所以有些有经验的作者在论文的开头和结尾上是很下功夫的。
2、编写提纲
论文写作提纲是文章的设计方案。首先提出论点（包括总论点和分论点），然后提出论据。论据包括历史史实、名人名家论述。最后是明确的结论。
至于有几个分论点，引用哪些论据，先写什么，后写什么，一般视作者自身习惯而定。如果有必要，或文章篇幅较长，也可以加上小标题，以求取得一目了然的效果。
四、定稿
历史小论文的写作，包括起草、修改、定稿三个步骤。
起草就是写初稿，要深思熟虑，一气呵成。修改时，要对史料、观点、语言一一检查，以提高文章的质量。还可以征求老师和同学的意见，对文章加以补充，最后定稿。
初中历史小论文怎么写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写起论文来就毫无头绪？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初中历史小论文怎么写，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1、首先要拟定标题
俗话说，题好一半文，好的标题能画龙点睛。标题要准确、简洁又富文采，不妨拟几个标题，反复推敲，择优选用。在重视科学性的前提下，论文命题要新，要有创意，切忌平淡无奇，要力争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论文命题还要奇，不是指搞文字游戏或故弄玄虚，而是要用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为自己的论文命题，以达到文章能引人入胜的效果。再者论文标题，宜小不宜大，特别是刚刚学习写作的中学生更是不要选大题目，选大题目的结果不是大而空，就是大而乱，想把文章写得面面俱到，却往往因为自身能力和水平限制会一面都不到。
2、接着进行组织材料
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材料是文章的血肉，应当慎重：
①要围绕主题选材。
②材料要真实准确。
③精心选择富有创意的材料。一份新颖材料，能使人茅塞顿开，豁然开朗。
④材料不是越多越好。可以适当运用一些给出的资料，对材料也要进行整理、辨析，分析材料，通过自己的思考把材料组织起来，才能写出文章。
3、开始正文写作
好的历史论文的正文结构需要具备四要素：论点、论据、论证、结论。论点是论文阐述的具体观点，相当于文章的小标题；论据服务于论点，一般用历史事实或作者自己的立论来说明论点；论证是用理论来阐述论题，可以引经据典或自我阐述；结论是对全文进行扼要概括或总结。一篇好论文，必须做到：
①论文论点明确新颖，富有创意。
②论文论据充分真实又恰倒好处。
③论文论证有力。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论证过程科学准确，逻辑严密。
④论文结论正确。能由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抓住本质，给人深刻启示，具有较高的人文价值。
⑤论文语言风格要有史学之一般特点。切忌文学之朦胧浪漫，要真实准确又颇具文采，要讲究理性又富感染力。文章开门见山，言简意赅，“意则期多，字则唯少”；字斟句酌，一丝不苟，做到文字清新、简洁、准确，使人读之心中波澜起伏。
⑥论文正文写作前应拟写提纲，搞好谋篇布局。以材料为基础、观点为轴心，科学地安排文章的层次和布局，内容详尽、构思严密。
4、进行修改与润饰
俄国作家契诃夫说：“写文章的技巧，真实就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文章需要多次反复修改，才能定稿。修改初稿；一是对内容和布局的修改，二是对文字的加工和润饰。
要写一篇好的历史小论文除了在写作、观点上符合题目的要求以外，还要做到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这些要求决定了学生在平时的学习中除必须注重历史基础知识的学习，掌握扎实历史基本功以外，还要培养自己的材料阅读、分析能力和文字表达的能力，做到运筹帷幄。学生是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篇幅中进行写作的，这就限定了学生的思考、构思的时间，要在短时间内写出一篇好的论文，必须掌握好写作技巧，这样才能在写作中做到落笔有神。
15-17世纪，明朝，17世纪末是清朝。我感觉应从对比来写，为何欧洲会出现新航路开辟，而中国没出现。原因可从：1.统治者的开明程度 2.宗教的作用（西葡都有传教的动力） 3.资产阶级发现，而中国的资产阶级被沉重的封建统治压迫最后谈影响，既然是中国和世界，扔应该结合来说。因为新航路的开辟，使中国开始逐步落后于欧洲逇脚步。欧洲资本主义大发展，殖民地的初步划分也是可以的。你去看下大国崛起这部纪录片，找西班牙，荷兰，葡萄牙那几集看下，讲的非常全面，这部纪录片很不错。学历史必看。一点不枯燥，而且充满史诗感
写作思路：可以写“近代史的鸦片战争”，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将大量鸦片运到中国贩卖，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这个角度出发进行阐述。1842年8月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等等。
正文：
“鸦片”俗称“大烟”，是一种很容易使人上瘾的毒品。从18世纪后期开始，英国将大量鸦片运到中国贩卖，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掠夺了中国人民大量的财富。鸦片的输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鸦片大量输入，危害严重。到1835年，我国已有200多万人吸食鸦片。因为鸦片价格昂贵，又易吸食成瘾，从而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倾家荡产。
鸦片战争使中国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但其也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他结束了腐朽的封建社会，为后来中国一批批热血青年构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埋下了伏笔。
鸦片战争本是不应发生的，一开始啊，经历过光荣革命的英雄在雄厚实力的基础下进行海外贸易，不断扩张自己的实力。自然，他们也注意到了中国这个人口大国，毕竟中国一度拥有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呢。
刚来的时候，是出售一些工业制品，但那时人口爆炸，家家户户都面临着饥饿的侵袭，但凡有点钱，都会花在刀刃上，哪有闲钱买这些用处不大的新奇玩意儿。不仅卖不出去，英国人还忍不住去购买茶叶、瓷器等物，加上清朝闭关锁国，要缴纳沉重的税务，以至于英国在中国不仅赚不到钱，还要赔上一些，这使英国十分恼火。
后来，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英国就想了个法子——鸦片。现在我们都知道鸦片是一种毒品，会使人产生很强的依赖性，而英国就看中了这一点。他们一开始免费给无知的中国平民吸食鸦片，唉，一吸还挺带劲，他们就人传人，把鸦片带入中国。英国人一看，效果已经达到，就开始要钱了。中国百姓都吸这么久了，一下子说不吸就不吸是不可能的，只能乖乖交钱，乞求鸦片了。
清政府一看，也不高兴了，英国走私鸦片，他们既收不到税钱;又看着清朝国库有减无增，加之国民质量普遍变低，一向无能的清政府也要做出行动了。没错，接下来就是妇孺皆知的林则徐虎门销烟了，这段就不详述了，总之是大快人心。
但英国方面就是气急败坏了，中国竟然挡他财路，他们毫不犹豫地发兵中国。途中虽有林则徐、邓延桢誓死抵抗，但无奈中国受鸦片影响，体质偏弱，加上英国先进的火器，中国也就凭着天气侥幸小胜一场，其它都是全线溃败。
英国就沿海一路打杀，一直打到南京附近。清政府一看，打也打不过，又都打到家门口了，只能被迫议和，签下了首部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要割地、赔款，当然了，损失不算特别多，不像后来《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动辄上亿，这是都是后话，暂且不提。
至此，清朝就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封建王朝，自然这也是由其腐败造成的，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也就进一步说明了这事。
而我们，就应铭记这段耻辱，牢记使命，不忘初心，建设更好的中国。
李鸿章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 范文 一：论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引用百度知道)
李鸿章，是近代史中一位很出名的人物，其一生几项 事迹 对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今日：发起洋务运动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 教育 ，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 留学 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 口号 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但是洋务运动有其局限性：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说起李鸿章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包括《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大大加深。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那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与日方代表反复 辩论 ，在第四次谈判后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1、中国赔款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亿两。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
5、中国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虽然签订了不少丧国辱权的条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无可奈何，他只是被推上台面的清朝高官而已。
总的来说，李鸿章一生有功有过，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已经尽力了，对于中国来说，他也对中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内部改革，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相对抵抗了外国列强的入侵。用孙中山的话来做个结尾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范文二：浅谈李鸿章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 总结 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 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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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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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曹操在乱世中积极追求个人抱负的实现、自我的不断超越，以最终获得完全的“优越感”。由此，曹操一生以“安民定天下”为己任，以齐桓公、晋文公为榜样，追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境界。对于自我的掩饰，曹操由于对自我有着许许多多的自卑和不安全感，所以信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使得他变得极为残忍，且经常猜疑别人，行为复杂多变，令人难以捉摸。换言之，人格状态不协调是曹操的悲剧。无悬赏分，出了这么多字，呵呵
赵匡胤统一的脚步越来越紧，974年，他两次遣使让李煜来东京开封面圣，两次被拒绝。赵匡胤以出兵相要挟，李煜表现出了少有的顽强，他慷慨地表示要“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即使战败，也要“聚室而焚，终不做他国之鬼”。赵匡胤听了他这些豪言壮语，不怒反笑：“此措大儿语，徒有其口，必无其志”，后来赵匡胤的话果然应验。李煜在军事上的无知是惊人的.当北宋大将曹彬在长江上搭起了浮桥，大军陆续过江时，坐在宫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对大臣张说：“我也以为曹彬此举近于儿戏，江上架桥，亘古未闻，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宋军突破长江天险，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不久就兵临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宫中与和尚、道士们谈经论道，赏画作词，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一天，他登上城墙去巡视，才发现城外遍布北宋的旗帜，京师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脚，他连忙让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节委屈地解释：南唐对太宗一向够奴颜婢膝的了，只是因为有病才拒诏，不能到开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锋相向。赵匡胤则充满霸气地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言他人酣睡！”开宝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来堆好了柴草，准备自焚殉国，到最后一刻却放弃了，随着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国破。 南唐灭亡后，李煜被带到了开封，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将他毒死。死后被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追思这样一个帝王，后世人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词独步古今、天下无双，后期的经历尤使他进入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独特境界，写出了“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离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千古名句。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表现却极其幼稚、低能。北方从北周柴荣起就屡有吞并南唐之心，赵匡胤960年即位后更是励精图治、虎视鹰扬，而后主却一心只想虚与委蛇，称臣、倾国力上贡、收买北宋大臣，幻想与虎谋皮，苟且偷生；内政不修，佞佛成性，宴乐无度，亲小人、远贤臣；外交上一无是处，更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后蜀、南汉时，坐视不管；军事上战事未开，先自毁长城，杀了为北宋忌惮的名将，在北宋大军猛攻长江防线时却又无所作为，任其浮桥搭就，天堑变通途；金陵城被围困，犹在宫中与道士和尚大谈佛道，直到沦为俘虏才如梦初醒。如此帝王，称其为昏君，也毫不为过。 南唐亡于李煜之手，却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积而成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大开，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没有亡国之痛，就不会有那些流传千古的佳作，这就是所谓 “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后人并没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训，南唐国灭149年后，同一幕惨剧再次上演，这一次，主角却换成了灭国无算的赵匡胤的后代，另一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凄然登场了……李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百姓早已困顿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与民休息，不谋求军事扩张，要求子孙不得更改。这种想法虽好，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有一次，因为江淮连年丰收，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李说：“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还要奢求什么？”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这时，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李不但没有答应，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一次，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吴越和闽国，李却说：“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讨好中原政权，发兵攻打，不仅师出无名，弄不好就会招来中原军队。闽国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贫瘠，发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即使是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好处，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而且闽人不好治理，好作乱。发兵攻打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楚国的马氏政权，而且也能轻易夺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施仁政，枉法乱国。总之，不要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恶名，昔日孟子还说过，燕人去攻打齐国的时候，还担心会惊动四周的邻国，我可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原来他不去开疆拓土，除了厌恶用兵祸乱百姓这一原因外，还有想留下个好名声、做个好人的心理，这样做，显然过于保守和迂腐。修内政和缮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周世宗柴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时期，仅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是不行的，时代呼唤统一，不壮大自己的实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灭吴越，为其后代留下了一个后患。更可怕的是，南唐传到后主李煜手中时，这项基本国策还在实行着，面对北宋赵氏咄咄逼人的态势，南唐的“保土安民”与引颈受戮别无二致。 前主李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使他的儿子和孙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风。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听说有位禅师文益很有佛名，于是把他请到金陵住进清凉寺作为国师，文益死后李封他为“大法眼禅师”。到后主李煜时，已经到了疯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济众僧，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话，就赠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无罪释放了。李煜还在境内大修佛寺，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金陵禅院里面，供养着包括日本、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吃穿用度都来自国库。北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一方面令军士念救苦菩萨，另一方面亲自上阵，给佛祖写了一封信，许诺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斋僧万员。《十国春秋》至此叹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过。”可谓至语。 李种下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层人心涣散、离心离德。李在世的时候，中主李是长子，按说应该由他来继承皇位，但李却并不喜欢他，他钟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景迁。不幸的是，李景迁后来死了，李又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李景达。这不仅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他们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帮结派；也缺乏对储君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指导。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药中毒突然死去，最不愿意做皇帝、确实也没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
1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与人为友，诚为根信为本！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 朋友们在一起，日久天长则必定能从彼此的身上看到优点、发现缺点。俗话说，君子之交淡若水；这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在乎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心灵的契合、精神的互相欣赏和彼此的遵信守诺。因此朋友相交，要本着“诚信”二字。 所谓“诚信”，完整说就是诚实（心）守信。结交真朋挚友，往往是从诚心开始的，心若不诚，其目的必然乖张，纵然守信则只说明其品行尚端，但德心不佳，此友虽然可贵但已经失去深交根基；若失信则表明此人品行德心俱已不佳，断不可交。心诚者，若亦能守信，此人可谓品德俱佳，实为难得挚友，应拜为座上宾以师礼相待；若失信于人，则说明其德心虽好，但品行欠佳，若有以诚心坦然相告，则此友亦可结交之。 综上所述，三人行: 心诚而守信者，可以之为良师（是真朋挚友）； 心诚而失信者，可以与之为友，但要予以为戒（是真朋非挚友）； 不诚而守信者，可以与之为朋，不可与之深交（非真朋非挚友）； 不诚而失信者，可与之为陌路人，做点头朋友（既非朋又非友）。 朋友相处，各种类型的朋友必然皆会存在；我们不必以自己的标准强求与人，只要能够分辨清楚身边朋友的类型，与之保持恰当的距离则两相适宜。但在结交朋友的过程中，若要找到真朋挚友，则必须诚为根，才可能发现同样真心的朋友，以信为本，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良师益友！与人为友，诚为根信为本！
论文——秦朝的速亡与法家思想 秦国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国。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完成了“初税亩”改革，秦国于186年后才开始“初租禾” 改革。也就是说，作为当时国家根本经济制度的耕地管理及使用体制，秦国落后其他先进国家近200年。限于国家实力，在外交上秦国从未主持过任何盟会，所谓“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名不符实。 公元前359年，商鞅入秦，秦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版图开始向中原膨胀，20年内由第三世界跳入超级大国行列。从秦孝公起，历代国君均以“法”治国，迷信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此后几乎每一代君主都取得了辉煌武功，这也似乎一次次印证了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绝对性和必要性。当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看着秦国版图不断扩张时，他们看不到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他们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法家治国理念是一把难以控制的双刃剑，自己在挥舞它走向大一统之路时也砍伤了自己。 到了秦朝始皇帝时期，始皇帝只看到了前代君主以“法”治国的辉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巨大矛盾和隐患，坚信自己对法家思想的理解和掌握。始皇帝把法家思想的功利目地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也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到秦二世时期，百十号手持木棍和竹竿的流亡劳工就轻易点燃了这个巨大的火药桶，秦朝速亡。 秦朝不是亡于二世，也不单纯是亡于秦始皇，秦孝公和商鞅决定变法时，不仅在商鞅日后的棺材上钉下了第一根钉子，也在日后秦帝国的棺材上钉下了第一根钉子。此后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在把法家思想的先进性和局限性都奉为圭臬加以运用时，都不断地在为秦朝的速亡积累条件。 一，商鞅变法带来的光明和隐患并存 公元前356年，秦国改革开始。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以功定爵，建立郡县，实行什伍制度。对生产力最大的划时代促进是以国家政治和法令手段实行土地私有，废井田、开阡陌，鼓励生产，统一度量衡。（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284页）16年后，击败当时如日中天的魏国，夺得西河之地。能染指三晋，标志着秦国一跃而为超级大国。秦国于20年内由“国家内忧，未逞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而羽化为“天子致伯，诸侯毕贺”。这类似于今天一个非洲小国经过天翻地覆的改革，凭急遽上升的综合国力在20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奠定了法家思想在秦国施政理念的主导地位，也奠定了法家思想的局限和缺陷在秦国施政理念的主导地位。此后的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当然不会对法家思想加以正确的扬弃，恰恰相反，他们代代把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变本加厉，代代培养法家思想的后天缺陷，代代沉淀，终于培养出一个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的秦始皇时期，也终于培养出一个有如巨大的火药桶般的大一统秦王朝。 （一）绝对君主权极端恶性膨胀 相对关东各国，秦国君主权原本缺乏道义及制度上的制约。商鞅改革没有进一步把君主权神圣化，而是以制度和具体刑罚行为进一步把君主权绝对化。秦孝公颁法，太子犯（其实也就是非议），商鞅刑罚太子，作为替罪羊，把太子一个老师脸上刺了字，此后又割了一个老师的鼻子（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284页）。表面上这体现了秦孝公改革的决心，但这也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太子未叛未逆仅犯国君之法亦处刑罚（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太子的老师作为贵族，享有刑不上大夫的当然特权，亦处肉刑。"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断于法"（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3291页），在绝对化君主权面前，一切都在可处任何刑罚之列。此后，法家思想及法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韩非.《韩非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86页）；"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 韩非.《韩非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89页）对此秦国历代君主欣然受教。虽然此后在秦国仍存在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但秦昭王时期已基本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到秦始皇时期绝对君主权已恶性膨胀到顶点。 （二），愚民政策制度化、绝对化，导致愚民自愚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商君书.弱民》岳麓书社.1990年版）。为什么弱民？因为“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也” （ 商鞅.《商君书.画策》岳麓书社.1990年版）。这一施政目标首先就在政策制度及道义上把君推到民的对立面，这已预言日后秦帝国的万劫不复。如何弱民？就是强迫民众去“淫”返“朴”，强使民众愚蠢麻木，剥夺民众智商情商指数，清除民众独立思考能力。具体手段是把礼、乐、《诗》、《书》直接列为有亡国之俗危害的禁书（ 商鞅.《商君书.靳令》岳麓书社.1990年版），禁止求学讲学及文化娱乐活动，禁止其他流派思想，全国上下只能听到法家思想的声音。学识渊博表达能力强的知识分子“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 （ 商鞅.《商君书.约刑》岳麓书社.1990年版）在法家和秦君看来，愚民政策是万能灵药，只要愚民，就会掀起大生产运动，“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 只要愚民，军队就会提生战斗力，涌现无数战斗英雄，“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 商鞅.《商君书.农战》岳麓书社.1990年版）。不同的是，与时俱进的法家只会把愚民政策当一时之灵药，而从结果上看，历代秦君和当国重臣均把愚民政策当万世之灵药，虽然也有例外，如吕不韦和他的《吕氏春秋》。 我们知道，民智是任何社会制度所遏止不住的，愚民政策到最后只能是导致愚人自愚。当自以为已达愚人目地时，秦国君主和当国重臣已患了自闭症；当发现未达到愚人目地，而愚民政策又是以重刑酷刑为依托时，就会有焚书坑儒这类丧心病狂的自灭行为。此时愚民不仅导致自愚，也必然导致自毁。 （三）重刑酷刑成为秦国贯彻政令的根本手段 商鞅在改革伊始就为秦国今后百年的施政手段定下了根本基调，那就是以法施政。法基本专指刑法，轻罪重刑，重罪酷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商鞅.《商君书》岳麓书社.1990年版）最典型最残暴流毒最远的是连坐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若未及时举报，一人犯“奸”其他同一什伍的九家街坊全腰斩。一人“流”则九家同“流”， 一人“囚”则九家同“囚”。此后这一连坐法经秦国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不断加工，愈织愈密，愈织愈苛，终于在百年后把大一统秦王朝加工成一个全国性的集中营。 商鞅改革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制度改革成功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重刑酷刑作为贯彻政令的根本手段来实现改革，只能用于此时而非彼时，只能用于一时而非累世。“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鞅.《商君书.更法》岳麓书社.1990年版.），但秦国此后法重刑酷刑之古百年。秦国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急功近利且守株待兔，根本看不到法家思想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拒绝考虑法家思想“法者，所以爱民也”的深刻内涵。把商鞅改革的暴烈手段看作万世之法，一代谬于一代地传导下去。“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323页）在秦国历代君主手中修正为刑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 把商鞅以刑去刑的偏激彻底走到极端，“弃灰于道者弃世”——把生活垃圾扔到交通公路上就公开处死，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血腥的环保成文法（《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79页）。“明德慎罚”（孙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359页）在孝公手中就彻底抛弃，此后刑愈来愈重愈来愈酷，“续六世之余烈”，终于在始皇帝时期秦王朝的疆域遍地刑场。 二，秦始皇版的法家思想成为埋葬秦王朝的铁锹 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经百年积淀，终于培养出一个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的秦始皇时期，也终于培养出一个有如巨大的火药桶般的大一统秦王朝。 （一）绝对君主权恶性膨胀到登峰造极 秦始皇的方法论在表面上看，似乎过于直线思维。他虽然教育程度高，但对所谓“五帝用德化”（恒谭.《新论.王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6页）根本不屑一故。对于以“大人世及以为礼”（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3页）的固权之法连提都不提， “事皆决于法”。（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3页）这里的“法”是什么？“法”是君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4页）法即是君，君却不仅仅是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韩非子.扬权》.岳麓书社.1990年版），韩非虽死于秦狱，但他的极端君权思想永远活在秦始皇心中。秦始皇亲政后建立独裁的第一步骤简单残酷而有效——族灭仲父吕不韦（司马迁.《史记.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89页）。这倒不是因为吕不韦政治理念和施政手段与秦始皇格格不入，而是“仲父”的智慧太高、功绩、影响太大、施赢政的恩也太大——赢政在他面前，非但不是“法”，不是“圣人”，连独裁都做不完全。这一信号告知所有人一个血淋淋原则：妨碍“圣人执要”只有一个下场，哪怕是秦始皇的同母弟弟或恩人“仲父”。 李斯为相后，秦始皇绝对独裁模式出现过一丝微弱的不合偕音符，但被秦始皇迅即扑灭。由于李斯的法家思想和秦始皇丝丝入扣，其才华能力极为秦始皇欣赏倚重。加之其在秦王朝大一统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贡献，相权在不自觉中滋长起来，也在秦始皇心中不自觉地滋长成心病。秦始皇在宫中高台偶见李斯宰相出行，从者千人，声势煊赫，面有不悦。李斯得知后即于次日出行时减少仪仗队和警卫队规模，秦始皇在宫中高台再见后大怒，认为是前一日自己左右的随侍中有人告密，尽杀随侍几十人。这对秦始皇和李斯而言，都是很可怕的一件大事。对秦始皇而言：自己一言未发而微妙信息就传给了位极人臣的宰相，如今宰相的权力和影响力不问可知。对李斯而言：这是一个严重警告，若不收敛相权，结果不问可知。从此，这位企羡官仓之鼠的法家思想实行家其命运已昭然若揭。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有利于选拔人才，那种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达到了“学而优则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国古代的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也备受西方人推崇对欧洲文官制度的确立产生积极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中国只有通过严格考试的人才能出任官职‘中国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科举制产生于隋朝，唐朝时得到发展，宋代得以完善。科举制的推行，打击了腐朽的士族的势力，符合庶族地主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应了巩固国家统一的需要。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文化素质，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廉洁。同时，也推动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唐朝学制完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推动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科举制度对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繁盛发达起着不可磨灭的贡献。新航路开辟以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潜心研究中国的典章制度，不断向欧洲传递东方的信息。16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克鲁兹在他的游记中把中国科举制介绍到欧洲。欧洲人了解到中国科举制度以后，都异口同声的称赞。16世纪的门多萨认为，中国是世界各国中治理得最好的一个，他把原因归于中国竞争性的科举制度，说中国通过竞争开放一切官职，从而利用了所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牛津大学教授纽曼说：中国行政制度是迄今为止存在于东方的无与伦比的优秀制度。他们认为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国首先师承中国，在1791年进行了文职人员的考试，德国在1800年。1833年，英国确认了通过考试择优录用的原则，但直到1847年，英国某一驻外机构为聘任办事员，才进行了最早的竞争性的考试。1855年，英国成立第一个文官委员会、主持普通文职人员竞争性考试。1855年，英国颁布法令，使文官的竞争性考试正常化，英国文官考试制度最终确立。英国文官考试面向公众，定期举行，强调入选者必须备有良好的品行和确定试用期，与中国科举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书》对英国文官制与中国科举制的渊源关系也有公允的结论：“在历史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出现在中国，它用考试来选拔行政官员，并对已经进入仕途的官员进行定期考核。”英国文官制吸收中国科举制的精华，又影响了欧洲其他国家。可见，中国科举制对中国乃至于世界都发挥其积极作用。中国的科举制是一种出类拔萃的制度啊！科举制最大的功,在于给草根平民出人头地提供了一条通道,为维护封建统治立下大功.剩下都是过了.反观我们当今社会,平民百姓当官到底从何渠道进入?连个游戏规则都没有了,老子当官儿子跟着当,老子种地儿子跟着种,这还不如科举制呢!请诸位注意,我们同学们这些当官当吏的,可还是20年前高考制度的产物,那时还是科举制的残余,"学而优则仕"哪!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一楼厉害。
：[1] 一、宗法制导致中国父系单系世系原则的广泛实行 所谓父系单系指的是血缘集团在世系排列上完全排斥女性成员的地位，女性在继承方面没有权力。西周的家庭关系与宗法制度密切联系，突出地表现为“父权统制，男尊女卑”的观念及夫妻不平等。宗法理论及宗法社会有“出妇”之道，汉代统治者为加强家庭中丈夫的统治地位，还制造了“夫为妻纲”的理论，汉儒又总结了“妇女七出”，这七条都是因为违反了宗法原则。妇女没有家庭财产的继承权，“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人出嫁后连姓氏都要随夫，因此也不能继承娘家的财产。在某些专业技艺、技巧方面有家规行规，如“传子不传女，传媳不传女”。《礼记·郊特牲》言：“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从政治权利方面体现，则是不允许母系成员染指且也不传给女性的后代，因此，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不正统，遭到满朝官吏的非议，史家的谴责，但在欧洲、印度，女皇、女王是很普遍的。 二、宗法制造成家族制度的长盛不衰 宗法制明显体现宗族森严。封建社会，宗族主要以家族方式体现，家族长盛不衰的依据有祠堂、家谱、族权。祠堂主要供奉祖先的神主排位，对祖先的崇拜，是我国传统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对祖先的祭祀是最重要、最严肃、最重的礼制，“礼有五论，莫重于祭”。祠堂也是宗族的祭场所，还是向宗族成员灌输家规、族规的场所，所以祠堂起强化家族意识、维系家族团结，在精神上起到训导家族尊宗的作用。家谱是家庭的档案、经典、家族法规，主要起到止战乱、流动所导致的血缘关系的紊乱，防止家族瓦解的用，还是解决家族纠纷，惩戒不孝子孙的文字依据。家族度长盛不衰的最主要标志是族权，族权对中国历史影响非深，成为套在中国人民脖子上的四个枷锁之一。族权对中历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族权在宣传封建伦理，执行封礼法上有独特的功能。族权凭借自己的血缘宗法制的特点，比政权赤裸裸的灌输显得更加有效更容易起到管摄天下人心的作用。(2）族权在强制执行封建礼法方面，其威力往往在地方官员之上。因为族长与家族成员有着血缘关系，所以他们比官吏更贴近家族成员，他们可以对家族成员毫无顾忌地施加教化，甚至对违规的成员实行处罚。(3）族权在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方面，很大程度上承担了地方政权职能。如：农民发动起义时，族权就起到补充政权的功能。东汉末年的部曲，清朝的团练、乡兵就是族权维护封建统治的表现。（4）族权以血缘亲属关系掩盖阶级关系的优势，有效地粉饰封建政权阶级压迫的本质。如从东汉末到南北朝这段历史，中国出现了四分五裂的状态，这种状态显然与族权的强大有密切的关联：社会上出现了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宗主、壁主等族权组织形式，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自治的乡土社会，就像古代所言“山高皇帝远，村落犹一国”。 三、宗法制导致中国出现“家国同构” 家与国同一结构是宗法社会最鲜明的结构特征，这种宗法制结构的明显特点，在中国封建社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何谓家国同构?即家庭或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也就是说不论国家或家族、家庭，他们的组织系统和权力结构都是严格的父权家长制。家国同构的共同性具体表现为“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或家族内，父亲地位尊，权力最大；在国内，君主的地位至尊，权力至大。所以，家长在家庭中就像君主一样，即“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周易·家天下》）。而君主就是全国指名的严父，各级行政长官也被百姓视为父母，所谓“夫君者，民众父母也”（《新唐书·礼三本》）。对此，马克思说：“就像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各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作是这种父权的代表”。所以，家国同构可以看作父亲为一家之君，君为国父，君与父互为表里，国与家是彼此沟通的。因此，中国古语有“欲治其国，必先齐其家”（《礼记·杂记》）的说法。这种结构表明宗法关系渗透到社会各个方面，它掩盖了阶级关系、等级关系，家国同构直接导致了家庭或家庭成员和国家子民品质的统一，这就是忠、孝同义，也即“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之说。忠的内容和孝一样都是对权力的绝对顺从，所不同的仅仅在于他们所顺从的对象不一样。中国古代《孝经》称：“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忠和孝成为中国的道德本位。
再考赤壁之战[摘要]尹韵公先生曾发表《赤壁之战辨》,从参战兵力、时间以及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关键词]赤壁之战;兵力;曹操尹韵公先生于1981年3月31日的《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赤壁之战辨》,该文认为《资治通鉴》记载的赤壁之战是司马光的歪曲和渲染,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并非大战。尹文中说:“曹军五千轻骑在长阪击败刘备后,继续南下,直趋江陵,缴获了大量作战物资。于是乘船东下,不期在赤壁突然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孙刘联军相遇了,发生了赤壁之战。由此可见,这次战争是在紧迫的时间内发生的,古代交通运输困难,曹操纵有天大的军事才能,也无力完成一次大规模的军事结集。这就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尹先生还从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来说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尹先生的文章引发了史学界对赤壁之战各方面问题的再探讨,时至今日,其探讨还在进行。笔者以绵薄之力,试举几例谨与尹先生商榷。一曹操一方参战兵力数量是轻骑五千吗?为说明赤壁之战的规模,须先搞清楚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在史料可信度较大的东晋以前的早期史料中,涉及曹操赤壁战前兵力数量的有如下几处:陈寿《三国志》、裴松之注引西晋材料、东晋袁宏《后汉纪》等。《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记载了西晋陆机如下所言:“魏氏尝藉战胜之威,率百万之师,浮邓塞之舟,下汉阴之众,羽楫万计,龙跃顺流,锐骑千旅,虎步原隰。”可见,西晋陆机认为曹操在赤壁战前的兵力数量多达“百万”。有类似说法的还有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今操已拥有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又,《三国志·周瑜传》载黄盖与曹操的信中说:“用江东六郡山越之人,以当中国百万之众,众寡不敌,海内所共见也。”由此看来,曹操统一北方后已拥兵百万,是当时比较通行的说法。当然,曹操是不可能把所有兵力都投入到赤壁之战中去的。赤壁之战临近之时,曹操在给孙权君臣的劝降书中言:“今治水军八十万,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曹操的劝降书带有战争讹诈的性质,所谓水军八十万参战不足为信。但赤壁之战来临前夕对于曹操可能的参战人数,周瑜曾这样分析:“彼所将中国人,不过十五六万,……所得表众,亦极七八万耳……”(《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按照周瑜的说法,曹操一方投入的兵力数量可能是十五六万,再加上俘虏刘表的降军七八万,总共是二十三四万。再者,大战将至,当时江东的头面人物,听到曹操几乎不战而定荆州,即将顺流而下的消息,大多“闻之皆恐”(《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望风畏惧”(《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纷纷主张投降,就连长期追随孙坚、孙策征战的孙贲(孙坚之侄)也准备采取单独行动:“遣子入质”(《三国志·吴书·朱治传》)。从周瑜的分析和战前的气氛可以预见,曹操大军将至,将要到来的战役会是一场大战。战争期间的兵力数量历来都是军事机密,连参战对手也需要进行综合分析和猜测,但战后就成了公开的秘密。陈寿《三国志》所载有关曹操兵力数量的记载,虽稍有差异,但并不矛盾。《周瑜传》:“其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船步兵数十万。”《诸葛恪传》:“近者刘景升在荆州,有众十万,财谷如山……北方都定之后,操率三十万众来向荆州。”刘表原有十万兵马,减去在刘备、刘琦控制下的两万余名,投降曹操的约为七八万人马。至于曹操率领南下的北方军队数量,学者卢弼认为陈寿所记的诸葛恪语“三十万众”较为可靠,卢弼说:“八十万众,夸辞耳,《诸葛恪传》云操率三十万众可证,亦以三十万为近是”。[1](P897)因为战后兵力数量逐渐成为公开的秘密,尤其是参战的人数,规模达到几十万人的赤壁之战。三十多年过去了,物换星移,曹魏政权已处在司马氏的控制之下,江东三万人参加的赤壁之战也已经成为吴国颇为自豪的日常谈资,由不得诸葛恪一人信口开河。台湾林瑞翰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史》也认为赤壁之战曹操所投入的军队数量是“三四十万”。[2](P38)所以,尹韵公先生认为赤壁之战是曹操用轻骑五千打的一场遭遇战,这是值得商榷的。二从作战时间来看,尹文认为曹操九月占领江陵之后,即率军东下与孙刘联军作战,“从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之战的可能性”。这也是值得商榷的。至于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最早记载的是蜀末晋初陈寿(233~279年)陈寿的《三国志·武帝纪》:“(建安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八月,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九月,公到新野,琮遂降,备走夏口。公进军江陵,下令荆州吏民,与之更始。乃论荆州服从之功,侯者十五人,以刘表大将文聘为江夏太守,使统本兵,引用荆州名士韩篙、邓义等。益州牧刘璋始受征役,遣兵给军。十二月,孙权为备攻台肥。公自江陵征备,至巴丘,遣张救合肥。权闻至,乃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备遂有荆州、江南诸郡。”东晋袁宏(328~376年)的《后汉纪》记载:“冬十月癸未,日有蚀之。十二月壬午,征前将军马腾为卫尉。是月,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操师大败。”[3](P843)可见《三国志》、《后汉纪》都将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标明为“十二月”。后来,范晔(398~445年)将赤壁之战系于该年“冬十月癸未朔”之后、“十四年”之前(《后汉书·孝献帝纪》),《资治通鉴》又进一步将时间框定于十二月之前。[4](PP2087~2094)陈寿生于赤壁之战后二十五年,关于赤壁之战的发生时间,《三国志》无疑是现存最早的原始史料。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过:“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5](P99)从史料的可靠性来说,《三国志》、《后汉纪》的“十二月”说,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三国志·周瑜传》记载战前周瑜向孙权请求出兵时,谈到当时季节气候,“又今盛寒,马无蒿草”。南方地暖,所谓“盛寒”一般出现在入冬之后。据湖南长沙自然历: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5℃,平均日期是11月27日至12月24日;仲冬(长沙无季冬)的日平均气温<5℃—3℃,平均日期是12月25日至1月31日。湖北鄂州市的自然历是:初冬的日平均气温<10℃—6℃,平均日期是11月29至12月18日;季冬(鄂州无仲冬)的日平均气温<6℃—0℃以下,平均日期是12月19日至1月31日。据《中华两千年历书》,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为农历戊子年,闰十二月。农历十月对应的公历时间是10月27日至11月25日。据长沙自然历:初秋10月6日至11月8日,日平均气温<19℃—15℃;仲秋11月9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5℃—10℃。鄂州市自然历是:初秋10月20日至11月26日,日平均气温<19℃—16℃;仲秋10月27日至11月11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2日至11月28日,日平均气温<13℃—10℃。芜湖自然历:初秋10月5日至10月24日,日平均气温在<19℃—16℃;仲秋10月25日至11月9日,日平均气温<16℃—13℃;季秋11月10日至11月21日,日平均气温<13℃—10℃。孙权当时驻军柴桑(今九江),气候应该与上述地区相近。可见该年10月,长江中下游地区未进入“盛寒”季节。又据《中华两千年历书》,公元208年11月27日为农历十一月初二,11月29日为农历十一月初四, 12月19日为农历十一月廿四, 11月25日为农历十二月初一。战争发生在“盛寒”开始之后,应该说已经进入长沙的仲冬、鄂州的季冬,即农历十一月廿四以后。[6](P70)即使将汉末三国“年平均气温大约比现在低1℃—2℃”的因素考虑在内,[7](P21)发生在“盛寒”时节的赤壁之战也不可能发生在当年农历十月,因为当时长江中游,尚处于秋高气爽的季节里,更不用说发生在九月了。三尹文认为孙权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果真如此吗?赤壁之战发生的时间是建安十三年(208年),而吴国最高统帅孙权的官职直到建安十三年(209年)才为车骑将军、徐州牧,《三国志·吴主传》载:“(建安)十四年,……权以瑜为南郡太守。刘备表权行车骑将军,领徐州牧。备领荆州牧,屯公安。”显然,孙权所提拔的参战将领,无论功劳再大,自然是不能超过他自己的职位———车骑将军、徐州牧。所以,对于孙权对立功将领所提拔的职位不高就认为是奖励很轻,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实际上,参战立功的将领均得到重大升赏,孙权对他们的恩遇和评价是很高的。周瑜攻下南郡,战事才算结束。周瑜拜偏将军,领南郡太守,食邑四县。孙权赞扬周瑜:“公瑾雄烈,胆略兼人,遂破孟德,开拓荆州……。”后来,孙权称帝后,又对公卿说:“孤非周公瑾,不帝矣”。(《三国志·吴书·周瑜传》)至于鲁肃,“肃为赞军校尉,助画方略。曹公破走,肃即先还,权大请诸将迎肃”(《三国志·吴书·鲁肃传》),孙权特持鞍下马相迎。至于陈普,赤壁之战,陈普“与周瑜为左右督,破曹公于乌林,又进攻南郡,走曹仁。拜普将军,领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县”。陈普拜偏将军,领江夏太守,食邑四县。而且,孙权对周瑜、陈普二人给予了特别的关爱,“(周瑜)病卒,时年三十六。权素服举哀,感动左右。……后著令曰:‘故将军周瑜、陈普,其有人客,皆不得问。’”(《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其余诸位将领,黄盖升拜武锋中郎将,凌统迁校尉,吕范拜偏将军,等等,不一一赘述。综上所述,尹韵公先生在《赤壁之战辨》一文中,从参战兵力、时间上排除了发生赤壁大战的可能性,以及从孙权战后对立功将领的奖励很轻等方面来证明赤壁之战不是大战,此等种种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所以,在探讨历史问题时,应论之有据,要凭据历史记载,凭据考证和事实。[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结[M].北京:中华书局, 1982.[2]林瑞翰.魏晋南北朝史[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1990.[3]周天游.后汉纪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4]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 1965.[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中华两千年历书》编写组.中华两千年历书[Z].北京:气象出版社, 1994.[7]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考古学报, 1972,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