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论文初一

曹操在乱世中积极追求个人抱负的实现、自我的不断超越，以最终获得完全的“优越感”。由此，曹操一生以“安民定天下”为己任，以齐桓公、晋文公为榜样，追逐“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境界。对于自我的掩饰，曹操由于对自我有着许许多多的自卑和不安全感，所以信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使得他变得极为残忍，且经常猜疑别人，行为复杂多变，令人难以捉摸。换言之，人格状态不协调是曹操的悲剧。无悬赏分，出了这么多字，呵呵

赵匡胤统一的脚步越来越紧，974年，他两次遣使让李煜来东京开封面圣，两次被拒绝。赵匡胤以出兵相要挟，李煜表现出了少有的顽强，他慷慨地表示要“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即使战败，也要“聚室而焚，终不做他国之鬼”。赵匡胤听了他这些豪言壮语，不怒反笑：“此措大儿语，徒有其口，必无其志”，后来赵匡胤的话果然应验。李煜在军事上的无知是惊人的.当北宋大将曹彬在长江上搭起了浮桥，大军陆续过江时，坐在宫中的他兀自不信，他对大臣张说：“我也以为曹彬此举近于儿戏，江上架桥，亘古未闻，怎么可能会成功呢！”宋军突破长江天险，在江南如入无人之境，不久就兵临金陵。李煜整日在皇宫中与和尚、道士们谈经论道，赏画作词，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情况。有一天，他登上城墙去巡视，才发现城外遍布北宋的旗帜，京师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李煜才慌了手脚，他连忙让人出去求援，一方面派出使节委屈地解释：南唐对太宗一向够奴颜婢膝的了，只是因为有病才拒诏，不能到开封朝拜，如今竟然要兵锋相向。赵匡胤则充满霸气地说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卧榻之侧，岂言他人酣睡！”开宝八年（975年）金陵城被攻破。李煜本来堆好了柴草，准备自焚殉国，到最后一刻却放弃了，随着大臣肉袒出降，南唐国破。 南唐灭亡后，李煜被带到了开封，封违命侯。太宗即位，进封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夕那天，是他42岁生日，宋太宗恨他有“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之词，命人将他毒死。死后被追封吴王，葬洛阳邙山。 追思这样一个帝王，后世人们的心情是很复杂的。作为一个文学家，他的词独步古今、天下无双，后期的经历尤使他进入到了一个无人能及的独特境界，写出了“桃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离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千古名句。但作为一个帝王，他的表现却极其幼稚、低能。北方从北周柴荣起就屡有吞并南唐之心，赵匡胤960年即位后更是励精图治、虎视鹰扬，而后主却一心只想虚与委蛇，称臣、倾国力上贡、收买北宋大臣，幻想与虎谋皮，苟且偷生；内政不修，佞佛成性，宴乐无度，亲小人、远贤臣；外交上一无是处，更不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北宋攻打后蜀、南汉时，坐视不管；军事上战事未开，先自毁长城，杀了为北宋忌惮的名将，在北宋大军猛攻长江防线时却又无所作为，任其浮桥搭就，天堑变通途；金陵城被围困，犹在宫中与道士和尚大谈佛道，直到沦为俘虏才如梦初醒。如此帝王，称其为昏君，也毫不为过。 南唐亡于李煜之手，却是南唐三代君主共同累积而成的悲剧，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宿命。李煜是不幸的，但他又是幸运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大开，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没有亡国之痛，就不会有那些流传千古的佳作，这就是所谓 “国家不幸词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但后人并没有吸取李后主的教训，南唐国灭149年后，同一幕惨剧再次上演，这一次，主角却换成了灭国无算的赵匡胤的后代，另一位“艺术家皇帝”宋徽宗凄然登场了……李与吴国的缔造者杨行密一样，都在社会底层生活过，知道江淮经历多次战乱，百姓早已困顿不堪，因此奉行“保土安民”的政策，与民休息，不谋求军事扩张，要求子孙不得更改。这种想法虽好，但在兵荒马乱的五代十国时代，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南唐的发展。有一次，因为江淮连年丰收，大臣们都要求趁北方混乱之机北伐，恢复唐朝原来的疆土。李说：“我自小在军旅中长大，满眼看到的都是战乱给百姓带来的严重危害，能使百姓安定，我也就放心了，其他还要奢求什么？”还有一年，吴越国发生了特大的火灾，宫室和府库都被烧得面目全非，作战用的兵器铠甲几乎被烧没了，吴越国王钱元受到惊吓发狂病。这时，群臣又提出趁此千载难逢的良机发兵，一举灭掉吴越。李不但没有答应，说，我不做幸灾乐祸的事，反而派人到吴越去慰问，此后又送去大量救济物资。一次，他在和大臣讨论政事时透露了他采取保境安民的原因。当时朝中大臣宋齐丘和冯延巳都说应当出兵吞并楚、吴越和闽国，李却说：“吴越的钱氏父子总是讨好中原政权，发兵攻打，不仅师出无名，弄不好就会招来中原军队。闽国地势险要而且土地贫瘠，发兵攻打最少也要半年以上才能结束战争。即使是占领了也未必能够得到多少好处，恐怕也是得到的少损失的大，而且闽人不好治理，好作乱。发兵攻打的最佳对象应该是楚国的马氏政权，而且也能轻易夺取。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施仁政，枉法乱国。总之，不要为了得到尺寸之地而背上天下皆知的恶名，昔日孟子还说过，燕人去攻打齐国的时候，还担心会惊动四周的邻国，我可不想得到这么一个结果。”原来他不去开疆拓土，除了厌恶用兵祸乱百姓这一原因外，还有想留下个好名声、做个好人的心理，这样做，显然过于保守和迂腐。修内政和缮兵甲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后周世宗柴荣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实际上，在五代十国时期，仅满足于做割据一方的诸侯是不行的，时代呼唤统一，不壮大自己的实力，只有坐等被人吃掉。李不去消灭吴越，为其后代留下了一个后患。更可怕的是，南唐传到后主李煜手中时，这项基本国策还在实行着，面对北宋赵氏咄咄逼人的态势，南唐的“保土安民”与引颈受戮别无二致。 前主李还是个虔诚的佛教徒，这使他的儿子和孙子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延及朝野，崇佛蔚然成风。中主李也很尊崇佛法，他听说有位禅师文益很有佛名，于是把他请到金陵住进清凉寺作为国师，文益死后李封他为“大法眼禅师”。到后主李煜时，已经到了疯狂佞佛的地步。李煜普济众僧，如果有道士愿意做僧人的话，就赠二金。僧人如果犯了法，在佛像前拜一百下就可以无罪释放了。李煜还在境内大修佛寺，并大量赐土地给寺院。金陵禅院里面，供养着包括日本、朝鲜等国来的上万名僧人，吃穿用度都来自国库。北宋大军兵临城下时，他一方面令军士念救苦菩萨，另一方面亲自上阵，给佛祖写了一封信，许诺兵退之后要造佛建塔、斋僧万员。《十国春秋》至此叹曰：“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过。”可谓至语。 李种下的另一个恶果就是在继承人的问题上举棋不定，造成南唐王朝高层人心涣散、离心离德。李在世的时候，中主李是长子，按说应该由他来继承皇位，但李却并不喜欢他，他钟爱自己的第二个儿子李景迁。不幸的是，李景迁后来死了，李又打算传位给第四个儿子李景达。这不仅制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他们兄弟彼此猜忌失和，大臣拉帮结派；也缺乏对储君进行必要的培养和指导。升元七年（943年），李服丹药中毒突然死去，最不愿意做皇帝、确实也没有能力做皇帝的李，竟然登上了帝位。

1 三人行必有我师 ——与人为友，诚为根信为本！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 朋友们在一起，日久天长则必定能从彼此的身上看到优点、发现缺点。俗话说，君子之交淡若水；这是说君子之间的交往，在乎的不是功名利禄，而是心灵的契合、精神的互相欣赏和彼此的遵信守诺。因此朋友相交，要本着“诚信”二字。 所谓“诚信”，完整说就是诚实（心）守信。结交真朋挚友，往往是从诚心开始的，心若不诚，其目的必然乖张，纵然守信则只说明其品行尚端，但德心不佳，此友虽然可贵但已经失去深交根基；若失信则表明此人品行德心俱已不佳，断不可交。心诚者，若亦能守信，此人可谓品德俱佳，实为难得挚友，应拜为座上宾以师礼相待；若失信于人，则说明其德心虽好，但品行欠佳，若有以诚心坦然相告，则此友亦可结交之。 综上所述，三人行: 心诚而守信者，可以之为良师（是真朋挚友）； 心诚而失信者，可以与之为友，但要予以为戒（是真朋非挚友）； 不诚而守信者，可以与之为朋，不可与之深交（非真朋非挚友）； 不诚而失信者，可与之为陌路人，做点头朋友（既非朋又非友）。 朋友相处，各种类型的朋友必然皆会存在；我们不必以自己的标准强求与人，只要能够分辨清楚身边朋友的类型，与之保持恰当的距离则两相适宜。但在结交朋友的过程中，若要找到真朋挚友，则必须诚为根，才可能发现同样真心的朋友，以信为本，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良师益友！与人为友，诚为根信为本！

论文——秦朝的速亡与法家思想 秦国在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远远落后于其他大国。鲁国于公元前594年完成了“初税亩”改革，秦国于186年后才开始“初租禾” 改革。也就是说，作为当时国家根本经济制度的耕地管理及使用体制，秦国落后其他先进国家近200年。限于国家实力，在外交上秦国从未主持过任何盟会，所谓“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名不符实。 公元前359年，商鞅入秦，秦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版图开始向中原膨胀，20年内由第三世界跳入超级大国行列。从秦孝公起，历代国君均以“法”治国，迷信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此后几乎每一代君主都取得了辉煌武功，这也似乎一次次印证了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绝对性和必要性。当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看着秦国版图不断扩张时，他们看不到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他们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的是：法家治国理念是一把难以控制的双刃剑，自己在挥舞它走向大一统之路时也砍伤了自己。 到了秦朝始皇帝时期，始皇帝只看到了前代君主以“法”治国的辉煌，看不到它所带来的巨大矛盾和隐患，坚信自己对法家思想的理解和掌握。始皇帝把法家思想的功利目地发挥到极致，同时，也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也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到秦二世时期，百十号手持木棍和竹竿的流亡劳工就轻易点燃了这个巨大的火药桶，秦朝速亡。 秦朝不是亡于二世，也不单纯是亡于秦始皇，秦孝公和商鞅决定变法时，不仅在商鞅日后的棺材上钉下了第一根钉子，也在日后秦帝国的棺材上钉下了第一根钉子。此后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在把法家思想的先进性和局限性都奉为圭臬加以运用时，都不断地在为秦朝的速亡积累条件。 一，商鞅变法带来的光明和隐患并存 公元前356年，秦国改革开始。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以功定爵，建立郡县，实行什伍制度。对生产力最大的划时代促进是以国家政治和法令手段实行土地私有，废井田、开阡陌，鼓励生产，统一度量衡。（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284页）16年后，击败当时如日中天的魏国，夺得西河之地。能染指三晋，标志着秦国一跃而为超级大国。秦国于20年内由“国家内忧，未逞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而羽化为“天子致伯，诸侯毕贺”。这类似于今天一个非洲小国经过天翻地覆的改革，凭急遽上升的综合国力在20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奠定了法家思想在秦国施政理念的主导地位，也奠定了法家思想的局限和缺陷在秦国施政理念的主导地位。此后的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当然不会对法家思想加以正确的扬弃，恰恰相反，他们代代把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变本加厉，代代培养法家思想的后天缺陷，代代沉淀，终于培养出一个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的秦始皇时期，也终于培养出一个有如巨大的火药桶般的大一统秦王朝。 （一）绝对君主权极端恶性膨胀 相对关东各国，秦国君主权原本缺乏道义及制度上的制约。商鞅改革没有进一步把君主权神圣化，而是以制度和具体刑罚行为进一步把君主权绝对化。秦孝公颁法，太子犯（其实也就是非议），商鞅刑罚太子，作为替罪羊，把太子一个老师脸上刺了字，此后又割了一个老师的鼻子（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第八.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284页）。表面上这体现了秦孝公改革的决心，但这也是一个可怕的信号。太子未叛未逆仅犯国君之法亦处刑罚（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太子的老师作为贵族，享有刑不上大夫的当然特权，亦处肉刑。"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断于法"（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3291页），在绝对化君主权面前，一切都在可处任何刑罚之列。此后，法家思想及法家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贤臣而弗易也，则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韩非.《韩非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86页）；"冠虽穿弊，必戴于头；履虽五采，必践之于地。" 。（ 韩非.《韩非子》.黄山书社.2002年版.89页）对此秦国历代君主欣然受教。虽然此后在秦国仍存在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但秦昭王时期已基本解决了这一历史问题，到秦始皇时期绝对君主权已恶性膨胀到顶点。 （二），愚民政策制度化、绝对化，导致愚民自愚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商鞅.《商君书.弱民》岳麓书社.1990年版）。为什么弱民？因为“昔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也；能胜强敌，必先制其民也” （ 商鞅.《商君书.画策》岳麓书社.1990年版）。这一施政目标首先就在政策制度及道义上把君推到民的对立面，这已预言日后秦帝国的万劫不复。如何弱民？就是强迫民众去“淫”返“朴”，强使民众愚蠢麻木，剥夺民众智商情商指数，清除民众独立思考能力。具体手段是把礼、乐、《诗》、《书》直接列为有亡国之俗危害的禁书（ 商鞅.《商君书.靳令》岳麓书社.1990年版），禁止求学讲学及文化娱乐活动，禁止其他流派思想，全国上下只能听到法家思想的声音。学识渊博表达能力强的知识分子“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 （ 商鞅.《商君书.约刑》岳麓书社.1990年版）在法家和秦君看来，愚民政策是万能灵药，只要愚民，就会掀起大生产运动，“愚农不知，不好学问则疾务农”； 只要愚民，军队就会提生战斗力，涌现无数战斗英雄，“军士死节而农民不偷也” （ 商鞅.《商君书.农战》岳麓书社.1990年版）。不同的是，与时俱进的法家只会把愚民政策当一时之灵药，而从结果上看，历代秦君和当国重臣均把愚民政策当万世之灵药，虽然也有例外，如吕不韦和他的《吕氏春秋》。 我们知道，民智是任何社会制度所遏止不住的，愚民政策到最后只能是导致愚人自愚。当自以为已达愚人目地时，秦国君主和当国重臣已患了自闭症；当发现未达到愚人目地，而愚民政策又是以重刑酷刑为依托时，就会有焚书坑儒这类丧心病狂的自灭行为。此时愚民不仅导致自愚，也必然导致自毁。 （三）重刑酷刑成为秦国贯彻政令的根本手段 商鞅在改革伊始就为秦国今后百年的施政手段定下了根本基调，那就是以法施政。法基本专指刑法，轻罪重刑，重罪酷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 商鞅.《商君书》岳麓书社.1990年版）最典型最残暴流毒最远的是连坐法：“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若未及时举报，一人犯“奸”其他同一什伍的九家街坊全腰斩。一人“流”则九家同“流”， 一人“囚”则九家同“囚”。此后这一连坐法经秦国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不断加工，愈织愈密，愈织愈苛，终于在百年后把大一统秦王朝加工成一个全国性的集中营。 商鞅改革在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功，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制度改革成功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以重刑酷刑作为贯彻政令的根本手段来实现改革，只能用于此时而非彼时，只能用于一时而非累世。“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鞅.《商君书.更法》岳麓书社.1990年版.），但秦国此后法重刑酷刑之古百年。秦国历代君主和当国重臣急功近利且守株待兔，根本看不到法家思想与时俱进的先进性，拒绝考虑法家思想“法者，所以爱民也”的深刻内涵。把商鞅改革的暴烈手段看作万世之法，一代谬于一代地传导下去。“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洪亮吉.《春秋左传诂》.中华书局.1987年版.323页）在秦国历代君主手中修正为刑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 把商鞅以刑去刑的偏激彻底走到极端，“弃灰于道者弃世”——把生活垃圾扔到交通公路上就公开处死，这恐怕是有史以来最血腥的环保成文法（《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79页）。“明德慎罚”（孙星衍.《尚书古今文注疏》.中华书局.1986年版.359页）在孝公手中就彻底抛弃，此后刑愈来愈重愈来愈酷，“续六世之余烈”，终于在始皇帝时期秦王朝的疆域遍地刑场。 二，秦始皇版的法家思想成为埋葬秦王朝的铁锹 法家思想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经百年积淀，终于培养出一个把法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发挥到极致，把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积累到极致的秦始皇时期，也终于培养出一个有如巨大的火药桶般的大一统秦王朝。 （一）绝对君主权恶性膨胀到登峰造极 秦始皇的方法论在表面上看，似乎过于直线思维。他虽然教育程度高，但对所谓“五帝用德化”（恒谭.《新论.王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页），“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杨伯峻.《孟子译注.告子下》.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6页）根本不屑一故。对于以“大人世及以为礼”（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3页）的固权之法连提都不提， “事皆决于法”。（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3页）这里的“法”是什么？“法”是君主，“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4页）法即是君，君却不仅仅是法。“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 韩非.《韩非子.扬权》.岳麓书社.1990年版），韩非虽死于秦狱，但他的极端君权思想永远活在秦始皇心中。秦始皇亲政后建立独裁的第一步骤简单残酷而有效——族灭仲父吕不韦（司马迁.《史记.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作家出版社.2005年7月版.389页）。这倒不是因为吕不韦政治理念和施政手段与秦始皇格格不入，而是“仲父”的智慧太高、功绩、影响太大、施赢政的恩也太大——赢政在他面前，非但不是“法”，不是“圣人”，连独裁都做不完全。这一信号告知所有人一个血淋淋原则：妨碍“圣人执要”只有一个下场，哪怕是秦始皇的同母弟弟或恩人“仲父”。 李斯为相后，秦始皇绝对独裁模式出现过一丝微弱的不合偕音符，但被秦始皇迅即扑灭。由于李斯的法家思想和秦始皇丝丝入扣，其才华能力极为秦始皇欣赏倚重。加之其在秦王朝大一统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贡献，相权在不自觉中滋长起来，也在秦始皇心中不自觉地滋长成心病。秦始皇在宫中高台偶见李斯宰相出行，从者千人，声势煊赫，面有不悦。李斯得知后即于次日出行时减少仪仗队和警卫队规模，秦始皇在宫中高台再见后大怒，认为是前一日自己左右的随侍中有人告密，尽杀随侍几十人。这对秦始皇和李斯而言，都是很可怕的一件大事。对秦始皇而言：自己一言未发而微妙信息就传给了位极人臣的宰相，如今宰相的权力和影响力不问可知。对李斯而言：这是一个严重警告，若不收敛相权，结果不问可知。从此，这位企羡官仓之鼠的法家思想实行家其命运已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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