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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传统节日 中国传统文化 文化精神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有时甚至与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相联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随着外国特别是西方节日在中国的流行，青年人热衷过情人节、圣诞节，淡化中国传统节日中必须有的一些习俗，比如春节回家、清明扫墓、端午吃粽、中秋赏月吃月饼等。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公布对国家法定节假日进行调整，明确清明、端午、中秋三个传统节目为法定假日，笔者认为，此举无疑是及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一种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通过对天人、群己、义利等关系的约定，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生命力，还与中华文化精神、中华民族精神相联系，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文化是人类，或者一个民族、一个人群共同具有的符号、价值观及其规范，它实质上是与人类化联系在一起的。原始人钻木取火、刀耕火种，崇拜自然、图腾、祖先与神灵；宗法制社会形态下，人们讲究长幼尊卑、人伦血亲、礼教德治。各个历史阶段，人们祭祖、拜月、踏青、登高、折柳驱邪……人类的行为、观念随着人类的起源、进化、发展日益丰富，文化的内涵也随之渐趋深厚。假如某些行为、观念变成大多数人约定俗成的习惯性定势，则成为一种习俗，有些习俗以节日或民风民俗的形式存在下来。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全国性、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传统节日达 200多种，而其中最主要的有春节、清明、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 6种。笔者下面以这 6种主要传统节日为例，阐述其中的文化内涵。 1．1 中国传统节目根植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 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决定了早期的中国以农耕经济为主。人们发明了农具，培育出新的农作物，制定了一系列农业制度，形成了一些农事习俗，创作了农事诗、各式图形等，这些都是农耕文化的体现。中国传统节日根源于中国古代农耕文化。据史籍记载，春节在唐虞时叫 “载”，夏代叫 “岁”，周代才叫“年”。“载”、“岁”、“年”都是指谷物生长周期，谷子一年一熟，所以春节一年一次，含有庆丰收的寓意。关于春节的另一种说法是：春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的“腊祭”，当时每逢腊尽春来，先民便杀猪宰羊，祭祀神鬼与祖灵，祈求新的一年风调雨顺，免去灾祸。清明节本是二十四节气之一，这时，我国大部分地区气候温暖，草木萌茂，农业上开始忙于春耕春种。江南有农谚这样形容清明：“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耕种莫迟延”、“种树造林，莫过清明”。关于中秋节的起源，有一种说法是秋报的遗俗，因为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恰好是稻子成熟的时刻，人们便在这个季节饮酒舞蹈，喜气洋洋地庆祝丰收。重阳节在陕北是正式收割的季节……从传统节日的起源看，大多出于农耕目的，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有些节日淡化了农耕印象，但传统节日体现或根植于古代农耕文化这一点是确定的。 1．2 中国传统节 日体现了原始观念文化 对大自然的崇拜是先民最原始的崇拜形式之一，这里的大自然主要指太阳、月亮、大地及除此之外的自然物。《风土记》中记载：“仲夏端午，烹骛角黍 (粽女)”，端午节采棕叶、包棕子体现了人们对植物的崇拜。在中秋时节，古代贵族和文人学士会对着天上又亮又圆一轮皓月，观赏祭拜，寄托情怀，无论是祭月还是赏月都体现了对月亮的崇拜。春节祭祖、清明扫墓是对祖先的崇拜。图腾崇拜是较为高级的宗教形式。原始先民都相信自己的氏族与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并以之作为氏族崇拜的对象。端午节赛龙舟的习俗早在屈原之前就出现了，这正体现了人们对龙图腾的崇拜。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说：“距屈子投江千余年前，划龙舟之习俗就已存在于吴越水乡一带。目的是通过祭祀图腾——龙，以祈求避免常见的水旱之灾。祭祀之日便是端午，在水域中竞划刻着龙饰的舟船是‘龙祭 ’的重要内容。” 1．3 中国传统节日反映出古代宗法文化的特征 中国长期处在宗法制社会形态下，在宗法制度下，人们重血亲人伦，讲究礼教德治、长幼尊卑、贵贱有别。宗法制社会形态下的一系列要求在传统节日中找到了很好的依托。春节祭祖、清明扫墓，把人置于血亲人伦中，体现出一种 “人道亲亲”。《礼记 ·大传》中这样解释 “人道亲亲”：“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通过这种方式整个家族就以血亲人伦为纽带联系在一起了。无论是祭祖、扫墓，还是拜月、登高，都有严格的仪式，崔提《四民月令》是这样形容春节祭祖的：“正月之朔，是为正日。躬率妻孥，洁祀祖祢。及祀日，进酒降神毕，乃家室尊卑，无大无小，以次列于先祖之前，子妇曾孙，各上椒酒于家长，称觞举寿，欣欣如也。”通过一系列固定仪式，实现了“尊尊”—— 长幼尊卑、贵贱有别，并且这种等级差别也与血亲人伦有关。通过传统节日中的血亲人伦纽带，尊尊与亲亲联系在一起，整个社会实现了从“家天下”到“国天下”的过渡，形成了家国同构格局。 2 中国传统节日中的文化精神 文化精神就是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体现在民族蓬勃向上精神的思想和观念。中国传统节日体现出精忠爱国、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天人合一、贵和尚美等文化精神，正是因为有着这些文化精神的存在，使得中国传统节日及节日中的一些习俗经过几千年的历程仍被保存、遵守着，体现出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2．1 精忠爱国 精忠爱国思想在清明与端午两大节日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并且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在历史进程中已经自发地上升为一种民族精神，在社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清明扫墓的习俗来自于寒食节，而寒食节相传与春秋时期介子推有关，介子推 “割股”给处于困境中的公子重耳充饥，这里体现了“忠”与“义”两种文化精神。当公子重耳成为晋文公欲封赏介子推时介子推背着老母进了深山，这里体现了“孝”。在几千年的社会进程中，寒食节与清明节合二为一，“忠”“义” 的文化精神也成为中国传统观念中士大夫精神的渊源，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而以血亲为纽带将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孝”，从小处说，使一个家族具有凝聚力；从大处说，使一个民族、国家更具有凝聚力。端午节赛龙舟与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屈原代表着真、善、美，是爱国和忧民的化身，对屈原的纪念体现出一种赤诚爱国的文化精神。 2．2 天人合一 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最基本的涵义是充分肯定 “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关注人类行为与 自然界的协调问题。春节迎新、清明踏青、端午赛船、中秋赏月、七夕观星、重阳登高都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天人合一思想除了人与自然协调外，笔者认为，更主要的是 “天人合德”——天有高尚的德，人应该效法天德，向自然学习，与天合德，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最高境界和最高理想。正如《易传 ·文言》中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种认识影响着许多人的价值取向、人生态度，这与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观点是一致的。在现实中失意时，就转向自然，或归隐山林，或躬耕田园，在其间找到乐趣，发现真义。传统节日中的一些习俗在社会发展中被淡化或消失了，唯独亲近自然的行为得以延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具有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 2-3 贵和尚美 “和 ”即和谐、统一，“美”即美好、团圆，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春节虽然是指农历一年的第一天，但人们习惯上的过年活动在头一年进入腊月 (夏历十二月) 就已开始 ，一直到元宵节才结束。在腊月里，人们要扫尘、祭灶神；除夕要全家团圆，大家围坐在一起和面包饺子，和面的 “和”与 “合”谐音，饺子的 “饺”与 “交”谐音，“合”与 “交”是团圆、相聚之意；至元宵节全家又要围在一起吃汤圆，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七夕乞巧，表达出人们希望婚姻美满的愿望。至于中秋吃月饼，更兼有生活团圆、婚姻美满之意。九九重阳，则有珍爱生命，健康长寿之意。此外，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菖蒲，重阳遍插茱萸，这种驱恶避邪的习俗也显露出贵和尚美的思想3 中国传统节日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节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体现之一，在社会发展中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一般而言，消极的习俗总是流传不久，经过几千年社会历程流传至今的传统节日习俗总体而言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3．1 中国传统节 日体现强大的文化凝聚力与民族凝聚力 春节回家、清明扫墓、端午节纪念屈原的传统习俗流露出敬祖意识、亲情情结、精忠爱国等思想，这些观念最容易唤起人们对亲人、家庭、故乡、祖国的情感，唤起人们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记忆，对民族精神的认同，唤起人们同宗同源的民族情及对文化同根性的认同。中国有许多俗语，如：“一人有难，众人帮忙”、“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等，这些都是传统节日具有强大文化凝聚力的表现；海外华侨回国祭祀祖先及在异国、异地的游子叶落归根等行为则是传统节日中民族凝聚力的体现。文化凝聚力与民族凝聚力有利于增强民族团结、维系国家统一，有利于加深世界各地中华儿女的亲情，也有利于激励一个民族、国家不断前进、发展、强大。 3．2 中国传统节日构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 中国传统节日中天人合一思想为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机会，在踏青、观星、赏月、登高玩秋等活动中，人们放松心情，找回童真，发现乐趣。在亲近自然的活动中，人与人之间进行交际，体现出骨肉情深或天伦之乐，形成一种与人为善、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 当今世界，科技与工业日益发达，但人与 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许多变化，如由于人类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再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冷漠、势利等。现在当我们重新对照中国传统节日中人与自然、人际问的和谐关系时，应该受到启迪。所幸的是，当今社会上的许多变化已经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党的十七大报告特意将保护生态环境，构建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关系提上日程，这是对传统节日中天人合一思想的肯定。 3-3 中国传统节日唤起人们对美的向往 中国传统节日中无论是亲近自然 (如踏青、观星、赏月、登高等)还是渴望团圆 (如吃饺子、月饼等)的习俗，都体现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与向往。宗白华先生在 《美学散步》里论述了各种形态的美，书中特别有一篇文章—— 《美从何处来》，在这篇文章里，宗自华先生指出美来自于心灵。笔者认为传统节日中的美主要指生命与生活之美，在亲近自然，家人团圆，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传统习俗中，人们体会到了生活之美，也益加珍爱生命。并且传统节日中的行为、愿望都发自于内心，充满了感情，因此，即使有时希望不能实现，结局未必圆满，按照宗白华先生的说法，因为这些行为、愿望来自于心灵，它们也是美的。 4 结语 中国文化具有包容性，表现为同化力、融合力、延续力和凝聚力等方面。在历史进程中，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原农耕文化曾与北方游牧文化、南方山地游耕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实现过交融互补，也与外国文化进行过几次大的交汇。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应具有包融性，而传统节日作为行为层面的传统文化，更应具有包融性。 中国传统节日有几千年的历史，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断与其他文化交汇、互撞，消极的东西逐渐消亡，美好的东西日益突显，这正是传统节日具有强大文化生命力与凝聚力的表现。笔者相信，在与日前社会上流行的外国特别是西方节日的交汇、互撞中，中国传统节日定能发挥中国文化惯有的价值整合功能，到达一个新的层面。 参考文献： 【1】李汉秋．让传统佳节湿润民族精神[J]．红旗文稿，2008，(8)：34—35． 【2】严考亮．中华传统节日的文化价值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2007，(1)：126—128 【3】张贷年．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陈松林．论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内涵及其现代意义[J]．湖北社会科学，2003，(10)：65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论文参考文献怎么写（通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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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参考文献：
[1]金福海.论建立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J].中国法学,1994,(3).
[2]杨立新.“王海现象”的民法思考——论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惩罚性赔偿金[J].河北法学, 1997,(5).
[3]金福海.消费者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51.
[4]闫玮.完善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7,(1).
[5]梁慧星.《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适用[J].民商法论丛,2001,(3).
[6]王堃.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惩罚性赔偿[J].现代商业,194.
[7]梁慧星.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解释适用[N].人民法院报,2001-3-29.
[8]孔祥俊.公平交易执法前沿问题研究[M].北京:工商出版社,1998:219.
[1] 周乐峰. 互联网金融在财富管理领域的探索和实践[D].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2] 张祺. 财富管理市场中公募基金公司的定位与发展方向[D].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3] 关文. 我国财富管理行业发展现状与问题[D].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4] 刘利. 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及其模式研究[D]. 外交学院 2011
[5] 管晨. 后金融危机时代银行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研究[D]. 吉林大学 2012
[6] 罗小鸥. M证券公司开展财富管理业务的研究[D]. 西南交通大学 2012
[7] 向妍. 工行湖南省分行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策略研究[D]. 湖南大学 2010
[8] 刘小明. 商业银行发展的国际趋势与中国选择[J]. 财政研究. 2005(12)
[9] 周斐. 江西省A路桥投资有限公司发展战略研究[D]. 南昌大学 2014
[10] 王胜男. 需求不确定条件下低碳供应链网络设计研究[D]. 燕山大学 2014
[11]黄国良. 安信证券河源地区轻型营业部发展战略研究[D]. 南昌大学 2014
[12] 江利芳. ZDICP园区担保公司担保风险控制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 2014
[13] 张鸿哲. 货币经纪业X公司薪酬激励体系研究[D]. 天津大学 2014
[14] 刘颖. 沈阳恒信担保有限公司风险管理研究[D]. 东北大学 2009
[15] 张凌云. 我国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策略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16] 刘燕. 我国证券公司柜台市场建设模式的研究[D]. 天津大学 2014
[17] 刘鹏. DB证券公司沈阳营业部客户服务管理研究[D]. 东北大学 2012
[18] 江晓东. 证券公司客户分类体系问题探析[J]. 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 2004(01)
[1] 潘新民. 中国财富管理发展趋势与应对策略[J]. 时代金融. 2012(08)
[2] 徐文婷. 欧美财富管理业务发展经验借鉴[J]. 时代金融. 2010(11)
[3] 吴玫. 金融海啸对财富管理业务的警示-台湾经验研究[D]. 复旦大学 2009
[4] 林波. 成都工行财富管理业务市场进入战略研究[D]. 西南财经大学 2009
[5] 朱军. 招商银行济南分行财富管理业务竞争策略研究[D]. 山东大学 2013
[6] 陈璇淼. 卖空制作用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2
[7] 杨传华. 财富管理中的消费者保护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8] 蒋明康. 财富管理与消费者保护国际经验研究与借鉴[D].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9] 朱丽. 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之媒体关系管理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10] 许诺. 融资融券净余额与标的证券价格相关性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11] 鲁轶. 财富管理在美国[J]. 金融管理与研究. 2007(04)
[12] 裘莹. 新疆农业产业投资基金运作模式探析[D].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13] 张玮. 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赎回行为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2
[14] 刘方生. 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J]. 银行家. 2009(06)
[15] 史琰. 投资银行的财富管理业务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16] 康志榕. 兴业银行财富管理业务研究[D]. 湖南大学 2009
[17] 祝舒. 上市家族企业引入职业高管及公司业绩[D]. 上海交通大学 2011
[18] 虞超. 行业组合表现是否领先市场表现[D]. 上海交通大学 2011
[19] 赵爱玲. 银行、信托和券商 谁将称雄财富管理市场[J]. 中国对外贸易. 2013(01)
[20] 徐宜阳. 关于证券公司开展综合金融服务的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21] 林励盛. 企业多元化的动机及其对企业价值影响的实证分析[D]. 上海交通大学 2013
[22] 韩少平. 证券公司财富管理业务风险分析及监管研究[D]. 上海交通大学 2014
[1]彭丽.彭修文民族管弦乐艺术研究[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16.
[2]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122.
[3]朴东生.合奏与指挥[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9.
[4]朴东生.民乐指挥概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46.
[5]朴东生.实用配器手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3.
[6]中国作曲技法的衍变[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4.
[7]刘天华.刘天华音乐生涯[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8]李吉提.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9]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1]刘再生. 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2]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队乐器法[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董西明.客户关系管理及其应用[J].学术交流，2004（8）
[2]王光玲.CRM—企业管理理念新发展[J].经济论坛，2003（9）
[3]崔京波，陈颖.论CRM及应用[J].科学与管理，2005（6）
[4]田丹.浅析供应链环境下的客户关系管理（CRM）[J].商情（教育经济研究），2008（3）
[5]左臻.浅谈客户关系管理[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5（5）
[6]徐辉.浅析客户关系管理[J].商业经济，2008（10）
[7]姚德全，于冬梅.客户关系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3（8）
[1]殷泰晖，李帅.基于TNS协议的.Oracle数据库安全性改进方法[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5（02）：193-196.
[2]孙钟安.大型数据库ORACLE数据库的优化设计思考[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4，10（20）：4644-4645.
[3]于淑云，马继军.ORACLE数据库安全问题探析与应对策略[J].软件导刊，2010（12）：147-149.
[4]肖飞，黄正东，王光华，郭雪清.JAVA存储过程在Oracle数据库中的应用研究[J].中国数字医学，2014，9（03）：18.
[5]魏亚楠，宋义秋.Oracle数据库应用系统的性能优化[J].制造业自动化，2010，32（8）：204-206、222.
[6]曹新志，沈君姝，郭辉，等.Oracle数据库在PACS/RIS系统中的应用[J].中国医疗设备，2013（07）：35-37.
[7]彭小斌，张文峰，林根深.ORACLE数据库并发访问控制机制及访问冲突的解决方法[J].中国医疗设备，2013，28（01）：44-45、14.
[8]付强，王春平.基于半实物仿真的半自动跟踪技术开发平台[J]四川兵工学报，2012，33（08）：69-70、80.
[9]孔银昌，夏跃伟，刘兰兰，等.Oracle数据库安全策略和方法[J].煤炭技术，2012，31（03）：190-192.
[10]梁树杰，黄旭彬.Oracle数据库维护中自动跟踪技术的`应用分析[J].电子科技，2014，27（10）：61-63.
[11]刘哲.基于Oracle数据库系统的优化与性能调整研究[J].绿色科技，2015，05：283-284+287.
[12]胡铁峰.浅议如何调整优化Oracle9i数据库的性能[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4，22：86.
[1]彭丽.彭修文民族管弦乐艺术研究[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160.
[2]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122.
[3]朴东生.合奏与指挥[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9.
[4]朴东生.民乐指挥概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46.
[5]朴东生.实用配器手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3.
[6]中国作曲技法的衍变[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4.
[7]刘天华.刘天华音乐生涯[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8]李吉提.中国音乐结构分析概论[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9]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0]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下册)[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1]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2]中央音乐学院.民族乐队乐器法[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1]曹雪芹，高鹗著，李全华.标点《红楼梦》通行本[M].岳麓书社，1987.
[2]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M].三联书店出版社，1983.
[3]徐定宝.《红楼梦》后四十回是造成贾母性格逻择混乱的主要原因[J].明清小说研究，2000.
[4]曾扬华.贾母的烦恼[J].红楼梦学刊，1995.
[5]周汝昌.周汝昌点评红楼梦[M].团结出版社，2004.
[1]曹雪芹、高鹗著：《红楼梦》[M]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2月第一版.［2］邸瑞平：红楼撷英［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3]傅继馥：明清小说的思想与艺术［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4.
[4]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5]胡文彬：《红楼梦人物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
[6]李希凡.：传神文笔足千秋[CD2]红楼梦人物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7]李论：《红楼梦》［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5.
[8]宋淇：红楼梦识要［M］，北京中国书店，2000.
［9］吴调公：从晴雯之死一节看曹雪芹的美学观［M］∥红楼梦研究辑刊，第1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六卷［M］，花山文艺出版社，1977.
[11]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上、下册，华艺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
[1]曹雪芹，高鹗《红楼梦》（程乙本），作家出版社，2003.
[2]周昌汝《红楼小讲》，北京出版社，2009.
[3]周昌汝《红楼十二层》，书海出版社，2005.
[4]俞平伯《红楼梦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5]梁归智《红楼梦探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寇秀兰《微观红楼》，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7]张爱玲《红楼梦魇》，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1]王刚编著:《把握好用人的技巧与管人的学问》.地震出版社,2003年2月
[2]斯蒂芬·P·罗宾斯著:《管人的真理》.中信出版社,2002年9月
[3]李诚主编:《人力资源管理的12堂课》.中信出版社,2002年11月
[4]吴志明著:《员工招聘与选拔实务手册.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年1月
[5]赵曙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6]詹姆斯.W.沃克:《人力资源战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
[7]罗布.戈菲:《人员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01月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古代不知道，只知道现代的
诗经中风雅颂中的《颂》就是收录祭祀歌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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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中国传统节日内涵文化学认为，文化的结构可以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层面。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自然也不例外。（1）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物质层面①传统节日中的饮食文化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节日里蕴藏着丰厚的“吃”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节日就是一路“吃”过来的。如：春节吃饺子，正月十五吃元宵，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等等。而且，绝大多数传统节日都是在古老祭祀仪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些伴随着祭神、祭祖以及节日饮食而逐渐形成一种习俗的食物，都负载着一种深厚的民俗情感。它们不仅为后来中华民族饮食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且，节日食品的献祭、馈赠与集体分享，构成了中国节日物质生活的重要传统，体现着中国人处理天人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表达方式。②传统节日中的服饰文化每逢节日来临，人们都会穿上节日的盛装，这在春节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节日是一个民族的特色盛装的展示舞台。与便装相比，盛装雍容、典雅、庄重、讲究、繁琐，它更注重节日文化内涵的表达与展示，是我们研究一个民族历史、文化、艺术、工艺的重要参照，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认识价值、艺术价值、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比如唐装的演变和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③传统节日中的节日仪式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最早起源于祭祀。发展到今天的节日庆典活动大多都与古老的祭祀仪式、迎神赛会、驱邪免灾等活动有密切关系。保留到现在的民俗活动，如安塞腰鼓、端午龙舟、上元花灯等，不仅增添了中华民众的节日乐趣，也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独特的一部分。另外，作为与节日仪式相关的民间文艺，如祭神神词、神话、传说、故事等民间文学样式，祭神歌舞、戏剧等表演艺术以及搭建神棚、扎纸结彩等民间工艺，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宝库。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精神层面①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和谐、美满：贵和尚美贵和尚美作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在传统节日中常有流露，传统节日是人们期盼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如：通过团拜、探亲等仪式活动密切了与周围人的关系；通过节日化装的巡游、节日锣鼓的敲打、节日竞赛的开展，释放内心的情感、期望，加强村落社区成员之间的情感依赖和精神交流，从而使这里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安定。节日也调节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节日，一个民族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向其他民族展示自己的强大，弘扬本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不同民族的人聚在一起庆祝节日，能增进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此外，元宵吃汤圆，中秋吃月饼等，这些都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清明折柳，端午采艾叶，重阳遍插茱萸，这些驱恶辟邪的习俗也显露出尚美的意愿。②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天人合一中国传统节日根植于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文明。几乎每个节日都是一个节气，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总结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而逐渐产生的。在节日的选择上体现了人顺应自然的理念，让民众依照自然节奏、适应气候周期的规律进行农业生产，而对节日的庆祝体现了人们祈盼农业生产的风调雨顺。这一点很好地阐释了中国传统节日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另外，在节日中，人们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的亲近。如：在春天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在清明踏青娱乐，端午节划船竞赛，中秋节仰望天空中的明月等等。这些节日活动都可以让人们亲近大自然，感觉到“天人合一”的氛围，使人们更加注重自身与大自然的和谐。③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贵人伦“伦理本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中国传统节日都有贵人伦、重亲情的特点，显著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伦理和礼俗，成为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比如合家团聚是春节和中秋节最显著的特点。另外，贵人伦还体现在对孝道的重视。每个节日几乎都有对祖先的祭祀仪式，表达对先人的怀念和孝思之情。重阳节注重敬老孝亲；端午节又称“女儿节”，妇女回娘家，女婿看望岳父母等。这些都体现了对长辈的关心和孝道。还有不可不提的是，中国传统节日还具有协调人际、增强成员凝聚力的道德功能。传统节日中包含着各种礼仪、仪式，这些礼仪、仪式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而这些约束又会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人们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要遵循此种伦理关系，遵守其内含的道德要求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百度上也有！！！
萨满文化景观的核心是史前神话，这种神话充满了英雄主义，凝聚着族人的理想、愿望，规范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实际上它是原始社会时期氏族或部落的宪章。其重要的人文科学价值在于——它以一种鲜活的文化形态形象地记录了北方人类童年时代心灵与情感的发展轨迹，反映了祖先对世界的认知过程，表达了他们与自然进行斗争的意志与力量，也揭示了他们的迷惘与失误 我国东北部地区地处世界萨满文化流布的核心区域，满族作为我国信仰萨满文化的主体民族之一，至今仍为这一文化的延续发挥着作用。 黑龙江省宁安市伊兰岗村位于宁安市郊牡丹江畔，主要住着满族关姓家族。其满姓是瓜尔佳氏，正黄旗，在这里居住已有300多年了。先祖尼雅哈那曾随努尔哈赤征战，屡立战功。为崇敬祖先的功德，这个家族一直以“三年小祭，五年大祭”的方式举行萨满祭祀活动。关姓满族家祭历时3天，基本程序是：第一天晚上“星祭”；第二天白天祭祖，晚上“背灯祭”；第三天上午祭天，下午“换锁”。这是一种原生态的满族祭祀，既保持了古朴的形式，又有关姓家族独特的个性。 星祭：对自然的崇拜图 整个祭祀是从“挂草把”开始的。中午1点半，在伊兰岗村满族文化室的院门前，关姓家族的穆昆达（族长）关君泰用绳子将一束用红线绳扎着的谷草挂到高高的杆子上。整个祭祀的象征意义由此展开——这个“草把”将在祭祀结束后烧掉或扔到牡丹江里，以此宣告家祭的顺利结束，亦祈祝吉庆有余的新生活的开始。 据传，每次家祭都会恰逢一场大雪，我们去的这一次也不例外。祭祀活动刚刚开始，天空中就飘落起雪花。 这个祭祀的场所——伊兰岗满族文化室，祖宗匣子、族谱高高地挂在墙上，沿着墙修了两扇木门，上面雕刻着关姓先人的生活图景。平时木门关着，只有祭祀时才打开。 下午5点，此时的伊兰岗村已经完全黑下来，关姓族人们在大萨满的率领下，挑着灯笼，捧着祭品去村口的大柳树下进行“星祭”。星祭是对自然的崇拜，它表现了满族人对北斗、北极星的尊敬。族人们向夜空中的那丹纳拉乎、蒙温乌西哈、图门乌西哈等星辰行祭祀礼。参与整个活动的人很多，但井然有序，来去的路上都悄然无声。 归来以后，在大萨满的主持下，在院子里宰杀第一头黑猪，猎神祭礼开始了。案子上摆着酒和刚刚从猪身上割下的一块肉。此后，整只猪被切割开来，由锅头按礼将煮熟的肉恭恭敬敬地摆好，供于祖先及天神地祇。随后，院子里的气氛热烈起来，大人、孩子围在院子中的篝火旁，从刚宰杀的猪身上割下小块肉，用枝条串着，伸到火中烤熟了吃。老萨满关玉林介绍说，当年满族人在山林里就是这样吃肉的，通过这样的仪式，族人们回忆先人的生活，表达对祖先的怀念。 背灯祭：最具神秘色彩 第二天早上8点，祭祀仪式开始。首先是请祖先神。他们来到文化室旁边的屋子里，将祖先的画像展开，在墙上挂起来，摆上案子，供奉面点。然后，男女萨满轮番唱拜，口中念的都是大段大段的满语唱词。 很快，祭祀活动转移到祭祀大厅里。大萨满带着几个人从西墙上请下祖宗匣子，取出赤橙黄绿蓝白等彩色带子挂在杆上，把供桌摆好。3名女萨满恭恭敬敬地把头一天做好的打糕摆到案上，并倒上供酒。地上铺起了红地毯，数十名关姓族人按辈份在案前跪下。男女萨满开始分别手持供酒，边唱边拜，然后族人再次跪拜。连拜3次后，跳神开始。跳神时，3对男女萨满轮番上场，他们手持抓鼓，身系腰铃，在神鼓的伴奏下跳了起来，周围的人们也沉浸在庄严的祭祀气氛中。从第一天晚上的“星祭”开始，只有萨满上场跳腰铃舞，族人们只在一旁敲抓鼓助威。 “背灯祭”是萨满祭祀活动中最具神秘色彩的一项。晚上6点，主持祭祀的大萨满郑重地指挥族人将祭祀房间的门锸插上，将窗帘拉上，开始“背灯祭”。屋里的灯一盏盏地熄灭，最终漆黑一片。3对男女萨满开始轮流唱神曲。他们用满语反复吟唱，将缀满腰铃的兽皮铺在膝上做响器，边唱边敲击出音节。每唱完一曲，前排的萨满就起身向后，后排的萨满依次向前。3番轮唱终了，“背灯祭”结束。 祭天·换锁：美好祝愿 祭祀的第三天早上祭天。祭天也称院祭，在露天的庭院里进行。 族人们首先在院子里用3根木棍、一块布和一根草绳支起一顶帐篷。他们说，先祖是在帐篷里生活的，所以要象征性地做顶帐篷。 祭天时，在萨满的指挥下，族人们在庭院中宰杀第三口黑猪。第三口猪可以是“还愿猪”。所谓“还愿猪”，是指有的族人遇到病、灾时祈求祖宗保佑，并许诺在下一次祭祀时献上一口猪作祭品。这样的诺言是一定要兑现的。 第三天下午举行的“换锁”仪式表达了对青少年成长的期盼。换锁时，选出一个身体健壮的男孩，脖颈上系着彩条，跪在一棵挂满彩条的松树旁。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给他象征性地“换锁”，这样他会茁壮成长。随之的祭神树结束后，文化室里存放祖宗匣子那面墙上的木门也被关上了，只有等到下一次祭祀才能打开。穆昆达将门口挂的“草把”降了下来，扔进牡丹江，表明晦气已经全部扔掉。到此，这次关姓家族萨满祭祀活动全部结束。
满族很早就信仰原始性很强的萨满教。萨满教是在满族及其先人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原始理解下产生的，并逐渐形成一种信仰。清代乃至民国期间萨满教还很流行，解放以后随着科学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萨满教已经逐渐消亡。满族萨满教崇祀祖先神、英雄神和各种自然神、动物神。萨满教是满族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现象，在其中保留了许多满族特有的民族文化。萨满教信仰在解放以后随着科学文化普及，人们越来越相信科学，很快淡化下来。萨满教作为一种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在今天已成为学者们研究的对象。近年来已出版了数十种有关萨满教研究的著作。使人们对满族的历史文化和传统观念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一般满族家中除供观世音、关公、楚霸王神位外，还喜欢供“锁头妈妈”，用麻线栓一支箭在门头，一年祭三、四次，祭时。一般在晚上把箭头拿下来，摸黑磕头，祈求“锁头妈妈”保祜一家平安。堂子祭。堂子是清朝皇族爱新觉罗家族的萨满祭祀场所，所以堂子祭又叫国祭，凡官员庶民，禁止设堂子。入关前和入关后，清朝的帝王在各地修了许多的堂子。堂子祭典礼各不相同：元旦拜天及出征、凯旋祭堂子，是国家大典，由皇帝主祭，王公大臣陪祭。日祭、月祭、立杆祭、则是皇室或皇帝个人的祭典，属于家祭，无须陪祀。堂子祭祀，首先要立神杆。立完神杆的堂子祭祀，分为朝祭与夕祭。朝祭神有三位，即释迦牟尼、观世音、关帝圣君。从朝祭神的设立，我们可以看出，满族的宗教信仰显然深受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夕祭神为七星神等家庭诸神。此外，还要祭祀佛多妈妈，她是掌管人丁兴旺的神灵，由于是裸体形态女神，因此，对她祭祀时，不显露神像，只设神位，夕祭时需背灯祭祀。 家祭。以家族为单位进行，因为多在春秋时节进行，所以又称为"春秋祭"。在祭祀前的一段时间里，从环境到物质都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在此期间，一是不允许争吵、打斗，借债、不允许嬉笑，二是不允许孕妇及各种不洁的人参加，三是要准备好各种食品和供祭祀使用的器具。 家祭的第一天是祭神，分为朝祭和夕祭。神位设在正西墙上的神龛里，所祭之神有释迦牟尼、观世音、关帝圣君。西炕设供桌，摆放糕、酒、饼等各种食品。萨满头戴神具，摇铃持鼓，口念吉词，款款起舞，众人也击鼓相和。夕祭的神位在西北角，所祭之神都是部落之神和祖先；需要背灯祭的是佛多妈妈，希望她保佑家族人丁兴旺。 家祭的第二天是祭索伦杆，也叫神杆。索伦杆高约米，上有锡斗。祭杆时将猪的各种内脏放在里面，如果三天之内，被鸦鹊吃完，便是大吉大利。因为每次的大祭都要重新更换索伦杆，所以这种祭杆大典是十分隆重的，参加的人，甚至路过此地的陌生人，都可进去分食祭肉，并且不必向主人致谢，只向神杆磕头便可。第三天是"换索"的仪式，要在院内插柳，并将孩子脖子上或腕上的线圈取下，再把柳枝上的新锁为其戴上，这就是换锁，目的是想求得神灵的保佑。这个祭祀仪式体现了萨满教的植物图腾。主要禁忌 满族人以西为贵，一般满族家庭都在西屋西炕墙高处置一木架，叫祖宗板，上供一个木匣，装有家谱和神书，每逢家祭，此处便是挂神位的地方。所以，西炕上不准堆放杂物，也不许坐人。 满族人敬狗，不杀狗，不吃狗肉，到满族家中做客，不能把狗皮帽子放在西坑上；此外满族人也敬乌鸦，不许打骂乌鸦。这些禁忌都与满族的宗教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在日常习俗中的表现。满族信仰的宗教有萨满教、佛教、喇嘛教。其中萨满教最具代表性。萨满教是一种古老的原始宗教。满族崇拜的神灵很多，大致可分为自然神祗，动植物神祗，英雄祖先神祗。自然神祗有日、月、星辰、雷、雨、山、河等，以火神为首神。火神是一位舍己救人的品质崇高的女神，因而满族的火祭十分壮观。动植物神祗中动物神（俗称野神）有虎、狼、水獭、蛇、鹰 、喜鹊、乌鸦等，以鹰神为首神。鹰神与萨满有着某种渊源关系，据神谕中载，女萨满是由鹰魂化成。满族萨满教的灵禽崇拜很突出，其他神兽则多为氏族部落守护神。植物神灵常见的有柳、柞、榆、 桦等，以柳崇拜最为重要，它和女性崇拜紧密相连，神话中柳生育了万物。英雄祖先神祗崇拜的是有丰功伟绩或重大创造的英雄和祖先，如套掉七个太阳的三音贝子，凿山开湖的恩图色阿，教人射箭的兵肯色夫，等等。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女神，她们可谓古代满族萨满教神灵的中心。萨满在《三朝北盟会编》中为“珊蛮”，满语为“乌达元”。女真语中意为“天使”、“天仆”。最初是由女人担任，说明萨满教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后来渐多由男人充当。萨满分为“大萨满”，即“跳神萨满”和“二萨满”即“家萨满”。他们常见的服饰有神帽、神裙、七星褂、铜镜等。萨满教很早便对女真人产生影响。清代满族对萨满教的信仰可分为宫廷和民间两种。比较完整的萨满祭祀可分为祭家神和放大神。家神多指天神、农神等；放大神多指本姓已故的萨满神，俗称“太爷”。宫廷祭祀内有家祭（包括磕头祭和猪祭）、日祭（分朝、夕祭）、背灯祭、月祭、四季献神祭、元旦祭、出征凯旋告祭、日祭、杆祭等；民间祭祀有春、夏、秋、冬四时祭，清明、七月中、岁暮的暮祭。春、夏和暮祭为小祭，秋、冬为大祭。啰嗦了一些，看留言上的网址。
5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典礼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作为典礼仪式，严格限制在宫廷、堂子和宗室各姓家中，汉族官员和一般百姓并不参加，这 种封闭的祭祀仪礼，当然很少为人所知。具体仪礼也只是凭借典籍和宫中行事保存下来。从这些典籍和宫中行事中 可知，清代官延的萨满祭祀保持了满族民间古俗并与皇权结合起来，变得十分神圣。其中以祭天典礼最为隆重，其 次，夕祭、背灯祭、献鲜背灯祭、树柳树枝求福祭、马神祭等，不仅保持萨满祭祀古俗，而且一一程式化，萨满在 整个祭祀中的作用显得十分突出，试举几例来说明。 夕祭神仪 清代宫廷的夕祭在坤宁宫进行，祭以申时。所祭神祗全是萨满信仰中的神灵，即满族神。 举行夕祭时预先要将镶片金青缎神幔系于黑漆架上，用黄色皮条，穿大小铃七枚，系于桦木杆稍，悬于架梁之 西，恭请穆哩罕神，自西按序安奉架上，画像神安放于神幔正中。设蒙古神座于左，皆于北炕南向，炕上设红漆大 低桌二，桌上供香碟五个，醴酒五盏（月祭用醴酒，大祭用清酒，均宫中自酿。常祭与报祭用净水），时果九碟， 洒糕十盘，九盘供桌上，一盘供桌下西边。炕沿下供醴酒一罇。 届时进猪（按满族习俗，敬神所用之猪，必须纯黑，无一杂毛）置于常放之处。司香点香，司香妇人以司祝祝 祷时所坐黑漆凳置神位前。司祝系闪缎裙束腰铃、执手鼓，先向神位，坐于凳上，击手鼓，诵请神歌祈祷。然后拱 立，初次向后，盘旋蹡踏步祈祷，复盘蹡踏步，前进祈祷；三次祈祷、诵神歌毕，解下腰铃。整个过程由司俎太监 二人击鼓、鸣拍板，以和手鼓。然后以酒或净水灌猪耳，省之（避宰割），取血，解牲熟之，司祝献肉，致祝于神， 撤香碟内火并灯，掩灶内之火，展背灯青幕，关上门，司祝执神铃，振摇鼓，诵神歌以祷。击鼓，拍板和之，凡四 次。然后卷青幕，开门，点灯撤肉，将神像收藏起来。如遇皇帝、皇后亲诣行礼，司祝先跪，并诵祝词。 堂子立杆大祭神仪 堂子立杆大祭，是清代宫廷祭天大典，仪礼十分隆重。立杆大祭之松木神杆，要提前一个月，派副管领一员， 带催领三人，披甲二十人，前往直隶延庆州（今北京延庆县），会同地方官，于洁净之山内，砍取松树一枝，长二 丈，围径五寸，树稍留枝叶九节，余俱削去，制为神杆，用黄布包裹，运回堂子，置于近南墙所设红漆木架中间， 斜依安置，大祭前一日，立杆子亭式殿中间石上。 其次，是堂子飨殿内的布置。要挂神幔，供打糕、搓条饽饽、清酒等。坤宁宫则于大祭前40日，在宫内西炕神 位前置缸一口，以盛清酒。司香等用槐子煎水，染白净高丽布，裁为敬神布条。用黄绿色棉线拧成敬神索绳，以各 色绸条夹于其内，又用染色纸接成钱文，司俎妇做搓条饽饽，并将一应供物，按规定摆设好。这些活动，均由司祝 萨满参加祝祷。春秋立杆大祭前一二日，先于坤宁宫举行报祭，然后祭神于堂子飨殿。 大祭之日，先在亭式殿祭祀，有两名司机萨满参加，一在亭式殿，一在飨殿。在飨殿内，司香举授神刀，司祝 授受神刀前进，司俎官赞鸣拍板，奏三弦、琵琶，司祝叩头，司俎官赞歌“鄂啰啰”（有音无意），侍卫等唱“卾 啰啰”。司祝擎神刀，祷祝三次，?/div>
坤宁宫在故宫内庭的最后边，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重建，改为祭神场所。每 天的朝祭、夕祭、月祭、报祭、大祭，均在坤宁宫举行。吴振棫《养吉斋从录》载：“坤宁宫广九楹，每岁正月、 十月、祀神于此。赐王公大臣吃肉，至朝祭夕祭，则每日皆然。宫内西大炕供朝祭神位，此炕供夕祭神位”[15]. 堂子是清代专门建立的祭天或出师告祗、祭马神、田苗神的地方。《大清会典事例。堂子规制》载：“顺治元 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祭神殿五间，南向；上覆黄琉璃瓦，前为拜天圆殿，八面棂扉，北向；东南 上殿三间，南向。内垣一重，门三间，西向。门外西南，祭神房三间，北向。门西直北，为街门三，闲以朱栅。外 垣一重，乾隆三年准奏，增设堂子祭神殿。黄纱灯四座，圆殿黄纱灯四座，大门红灯四座，甬道红灯二十八座。昭 梿《啸亭杂录》载：”国家起自辽沈，有设竿祭天之礼，又总祀社稷诸神祗于静空，名曰：“堂子‘……既定鼎中 原，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建祭神殿于正中，既汇祀诸神祗者，南向前为拜天圆殿，殿南正中第一重为设大内致祭 立杆石座次。”吴振棫《养吉斋从录》也说：“顺治元年，建堂子于长安左门外，玉河桥东。元旦必先致祭于此， 其祭为国朝循用旧制，历代祀典所无。又康熙年间，定祭堂子，汉官不随往，故汉官无知者。询之满洲官，亦不能 言其详，惟会典诸书所载。……祭神殿南向，拜天圆殿北向，上神殿南向，上神殿即尚锡神亭。”堂子建制洋见 “堂子图”。 3 、清代宫廷祭神祭天时间 清代宫廷萨满祭祀既承袭民间传统，循用旧制，又根据需要对祭祀时间加以相对的固定，一般分常祭、月祭、 报祭、大祭几种，还有些祭祀时间不固定，临时变通。 元旦。皇帝亲诣堂子圆殿行拜天礼。明末皇太极崇德元年规定：“每年元旦，躬率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外 藩来朝王等，诣堂子上香。行三跪九拜礼。”[16]之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均规定元旦祭天，仪礼更加完备， 堂子祀典，载入内务府会典。 常祭。指朝祭和夕祭。每天早晚由司祝主持祭祀。地点在坤宁宫。朝祭以寅时，夕祭以申时。 月祭。正月初二，其余各月在初一日。崇德元年规定，亲王以下，贝子以上，每府委官一人，前期斋戒，是日 诣堂子供献，皇帝不亲往。月祭翌日，即每月初二日于坤宁宫举行祭天礼。 报祭。每岁春秋二季立杆大祭前期二日，于坤宁宫举行。 大祭。又称立杆大祭。时间在每年季春、季秋月朔日，或二、四、八、十月朔日，或上旬诹吉，在堂子祭天神。 四月八日，又称浴佛日，奉神于堂子，大内及各旗佐领，军民人等，不祈祷、不祭神、禁屠宰、不理刑名。 此外，春夏秋冬四季举行献神祭，春秋二季举行马神祭，共祭两天，正日为御马祭，次日为御马场牧群繁息祭。 祈福祭祭佛立佛多，鄂漠锡玛玛，时间在朝夕，与朝祭、夕祭同。皇帝亲征或派大将出征，告祭堂子，时间并不固 定。 4 、清代宫廷祭祀中的神职人员。 清代宫廷祭祀主要由司祝萨满担任，而且主要用女萨满，保留了满族古老的习俗。据《满洲祭神家天典祀。汇 记满洲祭祀故事》载，满洲各姓祭神，或用女萨满，也有用男萨满的。自大内以下，闲散宗室觉罗，以至伊尔根觉 罗，锡林觉罗姓之满族人，俱用女萨满主持祭祀。清初，内廷主位及王等福晋，皆有为萨满者。今大内祭祀，仍选 择觉罗大臣官员之命妇为萨满，以承祭祀。至于居住在宫内的皇子，居住在紫禁城里的皇子，或已分府之皇子，也 都要选择女萨满主持祭祀。其中，宫内皇子，在坤宁宫祭神，用觉罗萨满。紫禁城皇子，则于上三旗包衣，佐领管 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分府皇子及王贝勒贝子公等，俱于各该属 旗包衣、住领管领下之觉罗，或异姓大臣官员，闲散满族人等妻室内选择萨满，主持祭祀。如属下并无承担萨满的 人，也可从管辖内的满族妇女中选择。自公侯伯大臣官员以下，以致闲散满洲用女萨满祭祀者，俱从本族内选择。 如实在不能选出，也可不用萨满，只仿照萨满祭神之例，由本家家长叩头以祭。 清代对于家神员役也有一定规定，所有这些员役，都是萨满的助手。顺治元年规定，坤宁官家神殿设司俎官五 人，司俎执事十八人，宰牲十人，掌籍三人，服役二十人，赞祀女官长（即萨满）二人，赞祀女官（均于上三旗觉 罗命妇内选取）十人，司香妇长六人，司香妇二十四人，掌爨妇长三人，掌爨妇十六人，碓房妇长六人，碓房妇三 十一人，首领太监三人，内正八品二人，未八流（今改正八品）一人，太监二十六人。康熙二十年（1681年）规定 赞祀女官增加至十二人。另外，堂子员役，主要是守护，由礼部选补。从这些员役配备中，可知清代宫廷的祭神、 祭天活动，主要由妇女担任，沿习了女真以来的古俗，女萨满的地位远高手男萨满。 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仪并诵祷神词。萨满神词在祭祀中又是最重要的。乾隆降旨编篡《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的目的也在于保存赞祝之词，怕其失传和淆舛。经过整理、翻译的萨满词同作为《祝词篇》保存下来，其中包括 了：一、堂子亭式殿祭祀祝词（正月初一日，每月初三日，大祭、浴佛、为所乘马祭祀时用）。 二、尚锡神享管领祝词（每月初一日，大祭、浴佛时用） 三、坤宁宫祭祀祝词（月祭、常祭、报祭、大祭、祈福祭、为所乘马祭，为牧群繁息祭用）。其中包括： 朝祭诵神歌祷词 朝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朝祭供肉祷词 夕祭坐于杌上诵神歌祈请词 初次诵神歌祷词 二次诵神歌祷词 末次诵神歌祷词 诵神歌祷祝后跪祝词 夕祭灌酒于猪耳祷词 夕祭供肉祝词 背灯祭初次向神铃诵神歌祈请词 二次摇神铃诵神歌祭词 二次向腰铃诵神歌祈请词 四次摇腰铃诵神歌诗词 四、月祭及大祭翌日祭天赞词 五、每岁春夏秋冬献神祝词 其中包括： 朝祭神前祷词 夕祭神前祷词 六、献鲜背灯祭祈祝词 七、树杨柳枝求福祝词，为婴儿求福祝词， 户外对柳枝举扬神箭诵神歌祷词 八、堂子立杆大祭祷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九、四月初八浴佛祝词 堂子飨殿内祝词 堂子亭式殿内祝词 十、祭马神室内祭祀祝词 以上萨满神词包括了祝词、赞词、诗词，用于不同的神祗、场合和目的。以往熟练和有经验的萨满，都能根据 祭神、祭天等的需要，即兴编著诗词和祝赞词，但因原来的萨满神词系口耳相传，难免产生误传和变异，“字音渐 消，转异其本”[17]的现象经常发生。甚至连那些所供奉的神祗也只知其音，不知其为何神。
大致构思好了吗？大致可以按照这个思路写下去：问题提出背景、研究价值、解决的主要问题、研究思路（论文提纲）、预计主要创新点、进程安排（撰写
礼仪、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规则，是一种语言，也是一种工具。由于形成礼仪的重要根源――宗教信仰――的不同，使得世界上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遵守着各不相同的礼仪。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是唯一传承千年的文明和民族。中国的礼仪，始于夏商周，盛于唐宋，经过不断地发展变化，逐渐形成体系。西方社会，是几大古代文明的继承者，曾一直和东方的中国遥相呼应。经过中世纪的黑暗，最终迎来了文艺复兴，并孕育了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产生了现代科技和文化。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礼仪文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日益加快，跨国交际日益增多，中西方礼仪文化的差异更是越发显露，这种差异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在中西礼仪没有得到完美融合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礼仪的差异。 一、交际语言的差异 日常打招呼，中国人大多使用“吃了吗？” “上哪呢？”等等，这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一种亲切感。可对西方人来说，这种打招呼的方式会令对方感到突然、尴尬，甚至不快，因为西方人会把这种问话理解成为一种“盘问”，感到对方在询问他们的私生活。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们只说一声“Hello”或按时间来分，说声“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就可以了。而英国人见面会说：“今天天气不错啊！” 称谓方面，在汉语里，一般只有彼此熟悉亲密的人之间才可以“直呼其名”。但在西方，“直呼其名”比在汉语里的范围要广得多。在西方，常用“先生”和“夫人”来称呼不知其名的陌生人，对十几或二十几岁的女子可称呼“小姐”，结婚了的女性可称“女士”或“夫人”等。在家庭成员之间，不分长幼尊卑，一般可互称姓名或昵称。在家里，可以直接叫爸爸、妈妈的名字。对所有的男性长辈都可以称“叔叔”，对所有的女性长辈都可以称“阿姨”。这在我们中国是不行的，必须要分清楚辈分、老幼等关系，否则就会被认为不懂礼貌。 中西语言中有多种不同的告别语。如在和病人告别时，中国人常说“多喝点开水”、“多穿点衣服”、“早点休息”之类的话，表示对病人的关怀。但西方人绝不会说“多喝水”之类的话，因为这样说会被认为有指手画脚之嫌。比如他们会说“多保重”或“希望你早日康复”等等。 二、餐饮礼仪的差异 中国人有句话叫“民以食为天”，由此可见饮食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因此中国人将吃饭看作头等大事。中国菜注重菜肴色、香、味、形、意俱全，甚至于超过了对营养的注重，只要好吃又要好看，营养反而显得不重要了。西方的饮食比较讲究营养的搭配和吸收，是一种科学的饮食观念。西方人多注重食物的营养而忽略了食物的色、香、味、形、意如何，他们的饮食多是为了生存和健康，似乎不讲究味的享受。 在餐饮氛围方面，中国人在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热闹，很多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说说笑笑，大家在一起营造一种热闹温暖的用餐氛围。除非是在很正式的宴会上，中国人在餐桌上并没有什么很特别的礼仪。而西方人在用餐时，都喜欢幽雅、安静的环境，他们认为在餐桌上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礼仪，不可以失去礼节，比如在进餐时不能发出很难听的声音。 中西方宴请礼仪也各具特色。在中国，从古至今大多都以左为尊，在宴请客人时，要将地位很尊贵的客人安排在左边的上座，然后依次安排。在西方则是以右为尊，男女间隔而座，夫妇也分开而座，女宾客的席位比男宾客的席位稍高，男士要替位于自己右边的女宾客拉开椅子，以示对女士的尊重。另外，西方人用餐时要坐正，认为弯腰，低头，用嘴凑上去吃很不礼貌，但是这恰恰是中国人通常吃饭的方式。吃西餐的时候，主人不提倡大肆的饮酒，中国的餐桌上酒是必备之物，以酒助兴，有时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喝酒的时候都是一杯一杯的喝。 三、服饰礼仪的差异 西方男士在正式社交场合通常穿保守式样的西装，内穿白衬衫，打领带。他们喜欢黑色，因此一般穿黑色的皮鞋。西方女士在正式场合要穿礼服套装。另外女士外出有戴耳环的习俗。西方国家，尤其是在美国，平时人们喜欢穿着休闲装，如T恤加牛仔服。 当今中国人穿着打扮日趋西化，传统的中山装、旗袍等已退出历史舞台。正式场合男女着装已与西方并无二异。在平时的市井生活中，倒会看到不少人穿着背心、短裤、拖鞋等不合礼仪的服饰。 礼仪是一种文化，是文化就有纵向的传承和横向的借鉴与融合。随着世界全球化不断加快步伐，经济、文化高速碰撞融合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大量涌进中国，中国传统礼仪也不断受到西方礼仪文化的冲击。如何保护中华民族传统礼仪，并去其糟粕，与西方礼仪进行合理有效的融合，成为人们不断思考和探讨的话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西礼仪文化必将会互相渗透，不断发展。 就拿餐饮方面举例。现在中国饮食市场上洋快餐和西餐占了很大的比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尝试和接受这些外来食品。麦当劳几乎代表了一种文化时尚，成为美国文化在餐饮领域的标志。与此同时，法国的贵族文化，英国的绅士文化也随着饮食而涌入中国。随着中西饮食文化的交流，不仅带来了蛋糕、面包、鸡尾酒等西式菜点，也带来了西方一些先进的制作工艺和饮食方法。这些都为古老的中国饮食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然我国悠久而灿烂的饮食文化在海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大量的中国餐馆，中国菜日益受到各国人民的欢迎与喜爱。比如北京烤鸭俨然已经成为外国人心中的地道美味。 但是在中西礼仪文化的融合过程中，中国人未免盲目热衷于西方，不自觉中陷入两个误区：其一，是拿西方的礼仪取代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礼仪。礼仪是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东西。比如在青年中，举行外国式婚礼、过西方节日等等，都是不容忽视的倾向。对西洋礼仪只是作为民俗知识了解一下无可厚非，如果趋之若骛，就失去了民族的自尊，本民族的传统礼仪也会被淹没。其二，是把礼仪教育的重点集中在操作层面，比如鞠躬要弯多少度，握手要停几秒钟等等。这些问题不是不可以讲，但如果只做表面文章，礼仪就成了空洞的形式主义。 不可否认，当今国际通行的礼仪基本上是西方礼仪。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西方的实力强大，深层的原因在于西方人价值观的统一，在于西方人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这一切与基督教的社会基础密切相关，因为礼仪是宗教的重要活动方式，由于对宗教的虔诚信仰，西方人从小就接受这种礼仪的教育与熏陶，使得礼仪能够自然地表现在人的行为之中。精神与物质、政治与文化的高度契合，使得人们获得高度的自信与优越感，正是西方人的自信与优越感赋予了西方文化强大的感染力，使其礼仪文化被视为世界标准。对照我们现在的中国社会状况，我们与西方的差距是明显的。 中西方礼仪文化的融合，在我们今日中国，更多的还是借鉴西方。但无论是借鉴西方的礼仪，或者是我们是自创一套自己的礼仪系统，这在形式上都不难。难的是我们也能有一个完整的价值体系，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认同和深刻觉悟。我们借鉴西方礼仪，不仅仅是要借鉴它的形式，更应当借鉴其内在灵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和优越感，才能确立我们的感染力。民族的复兴不仅是实力的复兴，更是一种文化的复兴。只有别人也认同我们的文化，才能真正使我们的礼仪行于世界。 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一个礼仪缺乏的社会，往往是不成熟的社会。而一个礼仪标准不太统一甚至互相矛盾的社会，往往是一个不和谐的社会。礼仪，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明最直接最全面的表现方式。创建和谐社会，必须先从礼仪开始。中国今天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物质，精神，文化各个方面，都急迫的需要一套完整而合理的价值观进行统一。而礼仪文化无疑是这种统一的“先行军”，只有认清中西礼仪文化的差异，将二者合理有效的融合，方能建立适合中国当代社会的礼仪文化体系，达到和谐社会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