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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古推测
按目前已发现的考古遗址来看，黄河流域在上古一个空前强大的军事部族出现之前，是没有王权的，也就是说不存在任何「朝代」。只存在【邦氏】。这个军事部族应该就是对应着石峁遗址。考古学家俞伟超有一篇研究石峁遗址军事建筑的论文。其中提到，石峁古城的城防设计，与西亚、中亚的主流形制一致，且更有融会贯通、青出于蓝之势。它是黄河流域目前为止最早的王权证据。如果谁说在此之前还有王权，那就必须有相当的证据。
特洛伊城废墟
这个遗址属于谁呢？按照时间线，它与属于【 唐尧】的陶寺遗址有重叠，也与夏朝有重叠。如果按大家说的，尧之后、夏之前存在一个【虞朝】，那么逻辑上就只有石峁遗址了。
二，虞舜的解释
按照比较可靠的《史记》的五帝世系，从黄帝到大禹，仅有5代而已。换句话说，只有不超过150年时间。如果断代工程正确，夏朝建立于公元前2070年，那么黄帝就生活在公元前2200年附近。这个解释是合理的，舜帝如果是黄帝后裔，那么他就生活在公元前2100年附近。
陶寺遗址 观象台
他为什么被称为【虞舜】呢？这是因为黄帝的初代封建。黄帝赐姓分封十四子，使之监临各族群。当时存在的诸多族群，其中很可能就有【有虞氏】。舜的祖先被黄帝封为有虞氏的领主，若干代后，舜横空出世，按照家族继承法（即推贤而立的禅让）得到帝位。由于他的龙兴之地是「有虞」，故号为【虞舜】。
虞地的位置，有两种可能，一是今天山西的鲜虞之地，二是吴地。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石峁遗址所代表的军事力量，是绝大多数族群只能仰望的。舜不可能凭借有虞氏这种原始土著去夺权。《路史》所叙述的15代虞舜世系，很可能只是千年以后原始土著复兴时代的产物。至于韩非子说虞舜有千年，很可能只是为了对抗西部秦人的优越感而捏造的说辞。
石峁遗址 石雕
三，可能的真相
唐尧、虞舜并称，《尧典》《虞书》被视为文明之源。是因为尧帝时代进行了政治改革，这个在文献中显而易见。尧很可能将黄帝留下的松散政治进行了强化，建立了更典型的朝廷，他不仅继续分封，还建立了一个官僚系统，四岳百士等，其中还包括外族，如东夷的伯益，殷人始祖契约，周人名王后稷等人。舜继续发扬光大，建立了更强大的朝廷。
这就是【治水】的副产品了。它导致了治水诸侯各自做大，大禹部族尾大不掉，最终改革了黄帝以来的族内继承法，改为更狭小的家内继承，也就是家天下。至此，才开始了第一个典型朝代。
夏朝青铜器
夏建立之后，有虞氏、陶唐氏、有穷氏、有易氏等继续存在，有的则被消灭。随着技术进步的到来，石峁所象征的军事时代，被青铜器和马车取代，天下也就兴替了。（完）
文物部门曾于1976～1981年对该遗址进行过初步发掘，发现有房址、灰坑以及土坑墓、石椁墓、瓮棺葬等，出土陶、玉、石器等数百件，尤以磨制玉器十分精细，颇具特色，其原料主要为墨玉和玉髓，器类有刀、镰、斧、钺、铲、璇玑、璜、牙璋、人面形雕像等。并发现了古城址。石峁遗址玉器的出土可上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出土的玉器已散佚海外，被欧美几家博物馆入藏。 （图册资料来源 ） 在2012年的一次考古挖掘对石峁城址外城北部的25000余平方米的一座城门遗址进行了重点发掘。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此次考古中发掘出6件完整的玉器，种类为玉铲、玉璜、石雕人头像等。这是石峁遗址考古中首次发掘出的玉器。玉器就在石墙里，这是奇特的发现。可发掘中确实如此。出土的玉器一种是在倾斜的石墙里面，第二种就是在倒塌的石墙堆积里面，距离地面都比较低。石峁遗址出土了大量玉器，尤其以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玉人头像价值最高，是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的唯一一个以人为雕刻对象的玉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王炜林说：“上世纪70年代，就有考古人员在石峁征集到127件玉器。其中不少被陕博收藏着。目前流失在世界各地的石峁玉器有4000件左右。”石峁玉器世界闻名，但是一直没有“正名”。这是因为没有在考古发掘上发现过石峁玉器，缺乏关键依据。但在此次考古挖掘中，发掘出了6件完整玉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古收获。证明了石峁玉器确实存在，流散各地的石峁玉器也因此“正名”。 2012年12月20日，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地处黄土高原北部边缘且距离黄河20多公里的陕西神木石峁遗址，在2012年5月至11月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以年轻女性居多，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主持发掘的专家邵晶透露，这种头盖骨祭祀遗迹在中国新石器考古史上十分罕见。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一共48个头骨。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摆放范围外瓮城外侧呈南北向椭圆形，门道入口处的遗迹略呈南北向长方形。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主持发掘的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说，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部落首领人物死后使用人殉已成为通行的礼俗。但以年轻女性头盖骨用于奠基仪式或祭祀活动，在中国境内的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在陕北地区为首次发现。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依据实验室分析结果，这些女性的年龄在20岁左右。 考古工作者2012年在后阳湾的一座房址附近发现了鳄鱼骨板，呈正方形，正面有许多点状小孔。很多人据此判断那个时代的黄土高原，气候湿润适宜扬子鳄成长。这块鳄鱼骨板是包括陕晋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在内的河套地区的首次发现，所以推断这条鳄鱼未必生长于此，极有可能来自遥远的南方。根据史料记载，上古时代有一种鼓名叫鼍鼓，用扬子鳄的皮革制作而成，是等级的象征。因为“鼍”便是扬子鳄的古称，按照学界最流行的观点，这些骨板很可能便和制作鼍鼓有关。专家推测，鳄鱼骨板出现在神木石峁，可能是当时上层社会的奢侈品交流而来的。 2012年在对石峁遗址的发掘中，在后阳湾一处房址之下，发现了一件被打碎的双鋬鬲。发现时，两个鬲套扣在一起，里面有一些肢骨、肋骨等散落于套扣的鬲中。后经考古专家对骨骼鉴定发现，这些遗骨属于一个不足周岁的婴儿。这种用炊具埋葬夭折婴儿的习俗，在当时的中国普遍存在。经过细致发掘，在这具婴儿的骨骸上发现了一些纺织物残片。这一发现，对他们来说意义重大。北方地区因为气候干燥，土壤水分不够，很少有纺织品能够保存下来，更何况是4000多年前的纺织品，所以尤为珍贵。经初步鉴定，这些纺织物原料为苎麻类纤维，这说明北方至少4000多年前就已经懂得人工纺织，并已经开始有意种植苎麻。此外骨殖上部残留的织物残片，分为上下两层，下层紧贴骨殖，经纬较为细密，上层经纬较为粗疏，说明4000多年前的石峁人已经有了内外衣之分。这一发现对于研究中国服饰的历史，也有着重要意义，证实了“北麻南丝”这一构想的可操作性。 2015年9月考古人员在石城的墙体发现众多“石雕人面像”，初步证实古城曾在原始宗教信仰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在开展正式考古发掘前，石峁遗址有石雕人面像的现象已引起考古专家注意。近十年前，有学者就对石峁遗址展开考察，进而公布了一批特征明确、造型独特的石雕或石刻人像，数量20余件，均为砂岩质地，大部分是人面像，也有半身或全身的石像，其中不乏高鼻深目者，推测可能与中国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同类雕刻有关。
金沙遗址是中国先秦时期重要的遗址之一，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史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沙遗址的发现，拓展了古蜀文化地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 金沙遗址为研究古蜀文明与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资料。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包含了大量反映了古蜀文化与其它区域文化密切联系的信息。中原文化的影响占主导地位，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的影响居次要地位；同时，金沙遗址对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古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沙遗址是研究古蜀国都邑形态的重要遗址。金沙遗址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蜀国在成都平原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聚落，对于研究商周时期都邑遗址的布局结构和功能分区具有重要意义。位于成都市区西北部的金沙遗址的发现，将成都建城史推进到公元前1000多年前，是研究成都城市史的重要资料。 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是研究商周时期玉文化的重要资料。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种类极为丰富，玉器中有成品、半成品和玉料，玉器上保留了大量的玉器制作痕，为研究古代玉器的制作工艺、流程等，探讨商周时期的玉器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青羊区金沙遗址路。金沙遗址是中国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一项重大考古发现，2006年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金沙遗址”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在沉睡了3000年之后被发掘出来，“一醒惊天下”。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而且，随着发掘的进展，不排除还有重大发现的可能。金沙遗址博物馆是为保护、研究、展示金沙遗址及出土文物而设立的主题公园式博物馆，占地面积3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等部分组成。金沙遗址博物馆位于成都平原的东南边缘地带，东距成都市中心约5公里，现已探明的遗址面积约5平方公里，遗址范围地势平坦，起伏较小，遗址内及周围河流较多，遗址的南面公里处是清水河，摸底河更是在遗址内蜿蜒东流，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自2001年以来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3000余个，又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考古学对遗址命名的基本原则，将包括黄忠村在内的这一区域的商、周时期遗址统一命名为“金沙遗址”。[编辑本段]金沙遗址概况金沙遗址是周边同时期商、周遗址中心遗址，有祭祀场所、大型建筑、一般居址、墓地等。祭祀场所：位于遗址东南部，沿着一条古河道南岸分布，面积约15000平方米。发现了与祭祀活动相关的遗迹63个，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6000余件，象牙数百根，还出土了2000多根野猪獠牙、2000多支鹿角等。大型建筑：位于金沙遗址东北部，是一处由8座房址组成的大型宗庙或宫殿建筑，由门房、厢房、前庭、殿堂构成，总长90米、宽50余米，总面积约5000平方米，这是我国西南地区先秦时期发现的最大的一座建筑。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屋顶覆以茅草。房址：发现了70余座，分布在10多个居住区，在房址周围，发现有水井、生活废弃物的灰坑、烧制陶器的陶窑等。墓地：已发现集中的墓地3处，共有墓葬2000余座。墓葬有单人葬、双人合葬，经鉴定的双人合葬墓均为一男一女，可能是夫妻合葬；有一次葬、二次迁葬；有竖穴土坑墓、船棺墓。大部分墓葬没有随葬品，少部分墓葬随葬有一些陶器，极少数墓葬随葬有较多的铜器、玉器等。已经出土的这1000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极高。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则为金沙特有。太阳神鸟金饰金箔厚度厘米，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足见3000多年前，古人雕刻工艺的精湛。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色泽如初。更令人惊叹的是，玉器上的刻纹细致，几何图形规整。象牙器刻纹工艺绝妙，正像古人所言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其中最大的一件高约22厘米的玉琮，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献中完全没有的珍贵材料，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编辑本段]金沙遗址出土文物分析金沙遗址的出土文物，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成都平原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文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金沙遗址的性质，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由于出土了大量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不过，从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和周围的大型建筑、重要遗存来看，蜀风花园所在区域很可能是商末至西周时期成都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戈、玉瑗表明，金沙文化不是孤立的，它与黄河流域文化和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有内在联系，再次证明了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根据文献记载，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商业街大型船棺葬的发现属于开明蜀国统治者的遗存，成为开明蜀国在成都城区的重要标志，金沙遗址的发现所揭示的是过去文献完全没有记载的新的珍贵材料。已出土的1000多件文物折射出信息：古蜀统治者的活动早在3000年前就开始了。从金沙遗址所出土文物分析，很多都是有特殊用途的礼器，应为当时蜀地最高统治阶层的遗物，这些遗物在风格上既与三星堆出土物相似，也存在某种差异，表明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而存在的差异是否在年代或遗存性质上有不同则需进一步工作才能确定，玉琮的发现进一步证明长江下游文化对蜀地古文化的某种影响。铜器以小型器物为主，目前尚未出土与三星堆一致的大型青铜面具、神树等青铜器。从目前发掘情况来看，金沙遗址的性质尚不能最后确定，目前推测有可能属于祭祀遗迹，但是由于出土大量的玉、石器半成品和原料，不排除存在作坊遗迹的可能。金沙遗址出土千余件精美文物，金沙遗址已清理出了10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器和数量众多的象牙、陶器等。“太阳神鸟”金饰 金器30余件，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其中金面具距今约3000年,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为金沙所特有。太阳神鸟金饰呈圆形，器身极薄。图案采用镂空方式表现，内层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图案由四只飞鸟首足前后相接。该器生动的再现了远古人类“金乌负日”的神话传说故事，四只神鸟围绕着旋转的太阳飞翔，体现了远古人类对太阳及鸟的强烈崇拜，是古蜀国黄金工艺辉煌成就的代表。2005年8月16日“太阳神鸟”金饰正式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玉器400余件，有玉琮、玉壁、玉璋、玉戈、玉矛、玉斧、玉凿、玉斤、玉镯、玉环、玉牌形饰、玉挂饰、玉珠及玉料等。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其中出土的最大一件高约22厘米的十节玉琮颜色为翡翠绿，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该玉琮雕刻极其精细，琮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一绝；数量极多的圭形玉凿和玉牌形饰颇具特色；大量玉璋雕刻细腻，纹饰丰富，有的纹饰上饰有朱砂。铜器400余件，基本上为小型铜器，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戚形方孔铜壁、铜铃、铜挂饰、铜牌饰及铜礼器残片等，其中铜立人像的造型风格与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石器170件，有石壁、石璋、石矛、石斧、石跪坐人像、石虎、石龟、石蛇等；石跪坐人像头顶方形冠饰，两侧上翘，长辫及腰，口部涂砂，双手背后交叉作捆绑状，其造型与成都市方池街遗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基本相同；石虎作卧伏状，造型生动，耳部和嘴部涂砂；石蛇的造型更是多样。象牙器40余件，仅有柱状形器一类，柱状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一圆点，周围有六个圆点，出土的象牙不计其数，总重量近一吨，在祭祀场所里，这些象牙是古蜀人奉献给天地神灵的重要祭品。有时是整根象牙极有规律的朝着一个方向摆放；有时象牙被切成饼状或圆柱状；还有的时候是只取象牙的尖来祭祀。这些方式体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宗教色彩，具有某种特定的宗教含义。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陶尖底盏、尖底杯、高柄豆、圈足罐等，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当殷墟晚期和西周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还出土木耜、木雕彩绘神人头像。[编辑本段]遗址年代与文明传承经过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考古人员基本认为遗址年代大致在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约前1200～前650），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是它最繁盛的时期，这一时期金沙应是古蜀国的都城所在地。金沙遗址是我国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它与成都平原的史前古城址群、三星堆遗址、战国船棺墓葬共同构建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四个不同阶段。已有的发现证明成都平原史长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华夏文明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金沙遗址的发现，极大地拓展了古蜀文化地内涵与外延，对蜀文化起源、发展、衰亡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为破解三星堆文明突然消亡之谜找到了有力的证据。可以说再现了古代蜀国的辉煌，复活了一段失落的历史，揭示了一个沉睡了3000多年的古代文明。专家认为四川“金沙文化”是多种文化作用的产物数量众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来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由此，考古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既有其独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长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产物。金沙遗址出土的30多件金器是该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独特风格和鲜明自身特色的。这些金器包括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与金器一起出土的玉器则更多留下了中原和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痕迹。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称，出土的玉戈、玉钺等礼器明显与中原同时代文物一致，这说明金沙文化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同时，金沙遗址出土的玉琮、玉璋并不是此地“土生土长”的，它们是通过长江这条自古以来的黄金水道自下而上运输至此的。金沙文化与中原及长江下游的频繁交流充分说明了此时的古蜀文化不是孤立的，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也再次证明了中华古文明的多元一体论，各区域的文化都是彼此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良渚文化的器物通过长江传到蜀地，证明成都当时对外交往和贸易已非常频繁，也说明古蜀国并非古人所说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同时也证明，当时蜀地也不是如文献记载的“不晓文字，不知礼乐”的蛮荒之地，已具有非常发达的青铜文化。能够证明金沙遗址具有较高文明程度的还不仅于此。已清理出土的一吨左右的象牙一部分产于古蜀国的南部，还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相邻的云南、贵州等地。这部分象牙很可能是西南少数民族进贡给这里的王公贵族的，这也说明了金沙当时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编辑本段]金沙遗址权威定性金沙遗址权威性的定性：该遗址为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分布面积在三平方公里以上，同时很有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据成都市考古队王毅队长介绍：考古队在一期考古阶段重点对梅苑东北区域、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体育公园两处文化堆积区进行了集中发掘。位于遗址东部的梅苑，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金器、卜甲共七百余件和大量的象牙，大量的象牙堆积坑和成片的野猪獠牙、鹿角分布区都与宗教仪式活动有关，专家认为这一区域是宗教仪式活动区；兰苑遗址位于遗址的中南部，该区的文化堆积分布面积约二万平方米，目前发掘面积已达一万零四百二十五平方米，发现有大量的房屋建筑遗迹和红烧土、三百余个灰坑、三十余座墓葬、一座陶窑等遗迹现象，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和少量的玉石器、铜器、金器等，时代约为商代晚期。各种迹象表明，“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可能是居住、生活区；体育公园位于遗址中部，发掘面积一百六十二平方米，发现十五座墓葬，其中三座墓葬有随葬品，出土少量玉石器和陶器。从墓葬的文化层和房址分析，该区域可能是居住、生活区，废弃后成为墓地。而在此次集体大发掘中没有涉及的第四大区域———黄忠遗址，根据前两次的发掘，专家认为可能是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据此，专家普遍认为，金沙遗址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编辑本段]金沙遗址博物馆建设金沙遗址博物馆是在金沙遗址原址建设的专题性博物馆，占地面积约30万平方米，由遗迹馆、陈列馆、文物保护中心、园林区和游客接待中心五部分组成。建筑总面积37895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28000多平方米，地下约9000平方米。绿化面积138000多平方米，绿地率达70%，栽种有银杏、水杉、桢楠等古老树种。金沙遗址博物馆总投资亿元。遗迹馆位于摸底河南的祭祀区，呈半圆形，建筑面积7588平方米。主体结构采用大跨度钢结构，遗迹馆内为无柱大空间，为保护、发掘、展示提供灵活的空间。遗迹馆展现的祭祀场所，游客可以近距离实地观看考古发掘的过程，感受古蜀国祭祀活动的频繁和宏大气派。陈列馆位于摸底河北，呈方形，建筑面积约16200平方米，其中展陈面积约6000平方米。地下一层，地上三层，集中展现了金沙时期古蜀先民的生活、生产及其美轮美奂、造型奇绝、工艺精湛的器物，还有古蜀文明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知识的系统介绍。文物保护中心位于博物馆的西北角，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是对金沙遗址出土文物进行保护和研究的区域。文保中心的附近还建有金沙小剧场，常年举办与金沙文化相关的文化演出活动。园林区内有乌木林和玉石之路等文化景观，在博物馆主道路西侧，是“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纪念雕塑——太阳神鸟广场。2006年8月16日，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金饰图案被公布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2006年12月18日，在此设立永久性纪念雕塑。园区内还配备有功能齐全的各种服务设施，有停车场、游客接待中心和休息场所等，建筑总面积约7000平方米。[编辑本段]金沙遗址的重大新发现金沙文化遗存重要分布区成都市黄忠村金沙朗寓工地,经过一年多发掘,取得重大成果。编号为F160和F161两座商周时期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使金沙遗址大型宫殿遗址区得到确认。
金沙遗址是中华民族的稀珍物证、万古存遗，是中国走向未来，建设新生活的根基 6月10日上午9点，央视推出大型直播节目：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成为唯一的“主角”，原来与金沙遗址一同设置为直播点的长城、周口店已经不见了踪影。 “真是托遗产日的福啊，让我们完成了与老祖宗的对话，太让人激动了!”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此次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祭祀区北部发掘出两件形制巨大的石磬，其中一件长达1．1米，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石磬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这种乐器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另一件重要的出土文物是平行四边形玉璋，长0．35米、宽0．05米，上面刻有四个对称的肩扛象牙跪坐人像，这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金沙人当时是如何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可以想象，古蜀人的祭祀规模之宏大，场面之壮观庄严。不仅如此，那时的祭祀仪式上还飘着悠扬的乐声。”王毅说。 这次发掘除发现了大量獠牙和鹿角，还出土珍贵文物130余件，其中有金器6件、铜器14件、玉器20件、石器3件、象牙12件、陶器80余件。这次进行的保护性考古发掘是2001年发现金沙遗址以来所进行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4个地点同时展开。 因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中国21世纪初第一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所以4个小时的直播中有一个半小时展示的是金沙遗址的保护性挖掘(一共出现了7次)，成为直播最大的看点之一。央视总导演阎东说：“4个小时的直播，跟央视春节晚会的规格相当了!这次直播可以说是文化类节目大型直播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我们与观众一起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的心灵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教授认为，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现前，考古界的大部分学者一直认为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较高水平文明的时候，“蜀”这片土地还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蜀”在3000多年前就存在高水平的文明，还证明古蜀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过快速的发展。从金沙遗址目前的发现来看，古蜀文明处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说，它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文明和良渚文明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为了解古蜀文明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也说明古代的中华大地是多元一统的，古蜀也是一个区域性的文明中心。
凡事要靠自己
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评析与开发建议成都作为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是一种无价的旅游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丰富的蜀文化资源是古蜀先民留给我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宝，我们应充分挖掘其文化内涵，将文化优势转化为旅游优势，推进成都文化旅游的纵深发展。一、蜀文化及蜀文化旅游资源的涵义“蜀文化”简而言之即蜀人的文明，是蜀地人民在数千年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蜀文化”的概念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徐中舒、蒙文通等老一辈史学家率先提出的，它是以一个族称命名的考古学文化，它包含了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和战国时期的文化（又称青羊宫文化），是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蜀文化旅游资源是指以蜀文化为支撑，客观存在于“蜀”这个地域空间并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而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旅游吸引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谭继和研究员曾以时间为线索对蜀文化人文旅游资源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江源文明水利工程系列；古蜀文明历史古迹遗址系列；秦汉与三国蜀汉历史文物古迹遗址系列；唐宋至明清四川历史文物古迹、遗址、陵寝系列。二、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成都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城市文明的起源地之一，有4500年以上的文明发展史。成都早在一万多年前就已成为蜀族先民活动的中心和舞台。成都作为蜀汉政权的首都，处于蜀文化的核心地位。成都的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内涵丰富、文化厚重的优势，具体表现在：①以“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旅游资源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和旅游价值。成都城市是在灿烂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上孕育而成，众多新石器遗址广泛分布于成都平原及岷山区域，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新都区水观音、羊子山土台、古蜀船棺葬等遗址望帝、丛帝陵等均是古蜀文明具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址，它们神奇、神秘和神妙，令人叹为观止。当然还有有关古蜀的各种传说、文献和民俗，也是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极具浪漫色彩的诗文及传说，同样是具有极大开发利用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两者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古蜀文化链条，充分展示了古蜀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大科学研究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②以武侯祠、南郊公园为代表的三国文化旅游资源蕴涵大量的历史文化典故。三国文化影响深远，遍及欧美等世界各地，成都是蜀汉政权的首都，三国文化积淀在成都地区特别丰厚，在现今的城市中，成都留下了最丰富的三国遗迹。武侯祠是三国文化中最主要的代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是是全国最负盛名的诸葛亮、刘备纪念地和全国最大的三国遗迹博物馆。馆内拥有诸葛亮殿、刘备殿、刘备陵园、鼓楼、桂荷楼、琴亭等重要古迹，以及大量具有珍贵价值的牌匾楹联和馆藏文物。三国文化长期以来已经渗透到成都人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在在人们的记忆中、市民的口碑中，都能看到三国文化的影响，除了武侯祠，成都的大街小巷，许多为人熟知的地名皆因三国而来，如九里堤原叫糜枣堰，又称刘公堤、侍郎堤。始建于唐代乾符年间(874～879年)，宋代重建，是为了防洪而建。从清代中后期开始，因“蜀人每事好归诸葛亮”，九里堤又称“诸葛堤”。③“诗歌文化”旅游资源展示出成都优雅的人文氛围。灵秀的蜀地山川、古代成都的闲适富庶和神秘的古蜀文化养育和熏陶了中国历史上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古代的“三苏”、扬雄、司马相如、李白、杜甫、苏轼、陆游，再到现代的巴金、郭沫若……，虽然有的并没有出生在成都，但曾经在成都获得更多灵感，迎来他们创作的高峰期，如：我国唐代“诗圣”杜甫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先后居住近四年，留下诗作二百四十余首，其中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蜀相》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成都杜甫草堂因诗名扬天下，借诗圣而后世流芳，被视为中国文学史上的“圣地”。还有许多中国古代的著名诗人都到过蜀中，在成都留下了一处处风流胜迹，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风流佳话而演绎的琴台、文君井等一系列古迹，还有薛涛望江楼、陆游祠、杨升庵桂湖，等等。诗宗文豪的创作活动为成都留下了魅力无穷的诗歌文化宝库，给成都营造出非常优雅的人文氛围和社会生活情调，使成都成为文化旅游的向往之都。④以青城山、青羊宫为代表的道教文化旅游资源是本土宗教的重要载体。道教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具有民族思想和信仰的特征。中国道教从创教以来，～直道脉不断，成为中国的本土宗教。成都是道教的发源地和发祥地。相传东汉末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曾在此设坛布道，晋唐以后宫观林立，极盛时达一百余座，称为“第五洞天”，自古为探幽访胜和隐居修炼之地。青城山也成为了道教的祖庭和圣地。青城山列入联合国文化遗产保护区后，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成为了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之地和朝拜、观光的圣地。成都青羊宫则是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道观，是中国著名的道教宫观。殿内九米多高的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等像，堪为全国道观一流。青羊宫原名青羊肆。据《道藏辑要》记载，这里曾是老君为关令尹喜真人演法传道之所，后名青羊观，玄中观。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扩建后改名为青羊宫。⑤以文殊院、昭觉寺、宝光寺为代表的蜀禅文化旅游资源是佛教文化重要载体。佛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宗教，据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东汉时佛教己传入蜀地。成都作为中国佛教文化的重镇，历朝历代高僧大德辈出，对蜀文化的影响极为巨大。入唐以后，佛教禅宗在蜀地发展极盛，产生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唐代禅宗十大家中就有马祖道一、圭峰宗密等五家是蜀中人，隋唐、两宋时期，蜀中佛教文化更一度冠盖于全国，以至于宋代第一大文豪、大诗人苏东坡曾赞叹道：“成都，西南大都会也，佛事最胜。”蜀中佛教文化的影响深远，至今仍在海内外享有崇高威望。成都著名的寺院有文殊院、昭觉寺、石经寺，宝光寺，灵岩寺等。众多的禅林古刹，既是众多佛教徒朝圣拜祖的圣殿，同时也构成了蜀文化的一大景观。⑥以马镇、平乐古镇为代表的古城古镇旅游资源是蜀地乡土文化最典型、最生动、最直观的写照。距成都郫县县城9公里的古城镇古名“马镇”，又称马街，早在三国时代，蜀汉大将魏延曾在此屯兵养马而得名，20世纪40年代初改称古城。古城内的蜀汉街古韵犹存，唐街古风遗响，宋街、明清街更是阡陌交通，人来车往。街道两旁的仿古建筑，旌旗猎猎，商贾云集，展现的是一派古文化、古街坊、古建筑的韵律。古城还是成都平原上著名的竹编、棕编、草编的“三编”之乡，其编织工艺源于宋代，产品精巧纤丽，远销东亚、东南亚一带，是颇具地方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古城的武术源远流长，早在三国蜀汉时代就已开展。成都周边有十大著名古镇，各具特色，或历史久远，或文化深厚，或建筑精巧，或依山傍水，或习俗奇异，或地理位置突出。其中，邛崃平乐古镇、大邑安仁古镇、黄龙溪古镇、洛带客家古镇都是成都市古镇代表，具有浓郁的地方风情。邛崃平乐古镇始建于隋代，史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安仁古镇秀美清丽；黄龙溪古镇以浪漫水乡表达浓郁的民俗风情；洛带古镇是中国最大的也是唯一的客家古镇。⑦以川菜、川酒、川茶为代表的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品位独特。成都美食源远流长，川菜、火锅、特色小吃闻名遐迩，享有“中国美食之都”的美誉。川菜在我国八大菜系中名列第二位，仅次于北方菜的代表鲁菜，具有干烧、干煸、鱼香、宫保、麻辣、怪味、椒麻、红油八大特色，拥有4000多个菜肴点心品种，原料有江团、岩鲤、雅鱼等珍品以及银耳、竹荪、香菇等土特产。著名的菜点有：宫保鸡盯麻婆豆腐、回锅肉、夫妻肺片、赖汤圆、龙抄手等。醇香浓郁的川酒最能体现四川天府之国精髓，五谷精华和着四川人性格的火辣、善良、辛勤、勇敢、智慧都尽在川酒那醇、香、辣、回味悠长的酒水里被一一体现得淋漓尽致。四川几千年的文化、风俗都溶进了清洌、酣香的酒水里。另外，自古就有“蜀土茶称圣”的说法，唐宋时期，川茶产量居当时各地首位。⑧以成都灯会、花会为代表的民间节庆旅游资源尽显蜀地遗风。每年的节庆盛会都是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蜀地民风纯朴，一向为人所称道。蜀地风范和遗风在我国民俗史上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丰富多彩的传统民俗至今仍保留在大众的生活中，影响着一代代成都人。成都的民俗文化类资源丰富多彩历史悠久，如：正月元宵灯会起于唐时。唐玄宗幸蜀曾在元霄上街现灯，有青羊宫的道灯，昭觉寺的佛灯，大葱寺的水灯，从此形成极富特色的成都灯会。新中国成立后，成都灯会集中到青羊宫举办，一年一次，成为春节期间人们游乐的重要去处。除此之外还有流行于郫县一带的望丛歌会，新津龙舟会，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等。三、成都蜀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建议①设立以展示蜀文化为主题的旅游标志形象。成都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值得作为标志的形象很多，但确立为旅游标志的形象应该具有独特性和易识别性，具有较强的传播功能，并能彰显文化。几年前，与三星堆考古齐名的金沙遗址震惊中国考古界，其间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更是让人兴奋不已，叹为观止。太阳神鸟金箔图案为十二个火焰组成的圆环，内有镂空的四个“三组鸟”。“太阳神鸟”的形象是古代先民“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作为古蜀人崇拜太阳神的象征，表达了追求光明、团结奋进、和谐包容的精神寓意，不仅是古蜀先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风貌的体现。它激情洋溢，轻盈飞扬，极富美感，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并且，它已被确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这是成都1060万人民的荣耀，同时，太阳神鸟作为古蜀文明的表现，具有作为成都旅游的标志物形象的特点和优势，能较好的突出成都的特色。②整合蜀文化旅游资源，建设旅游精品线路。成都文化旅游的发展应遵循“文化——商品——品牌——名牌”的轨迹发展，即通过“利用蜀文化优势——创造特色旅游商品——树立旅游品牌——打造精品名牌”来发展旅游市场。以蜀文化为主线，尽快整合现有蜀文化旅游产品，将分散的景点按一定的主题串连起来，根据其分布状况，推出几条精品线路：第一，古蜀文明遗址游：a.金沙遗址——十二桥商周建筑遗址——成都古蜀船棺合葬墓——水井街酒坊遗址。（成都市区内小环形旅游圈）；b.新都区水观音——郫县杜宇的杜鹃城——温江区柏灌墓、鱼凫墓——双流县瞿上王城。（成都大环形旅游圈）第二，陵寝文化游：望帝丛帝陵——后蜀和陵——前蜀永陵——武侯祠——明蜀僖王陵。第三，诗歌文化游：杜甫草堂——望江楼薛涛纪念园林——郫县扬雄庐墓园。第四，蜀禅文化游：宝光寺——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石经寺。第五，道教文化游：青羊宫——青城山——鹤鸣山——纯阳观。第六，古镇文化游：黄龙溪古镇——平乐古镇——西来古镇。第七，民俗文化游：文殊坊——宽窄巷子——民俗公园。第八，美食文化游：成都名小吃——成都茶馆——川菜——火锅。③加大民间艺术的保护，发展特色旅游商品。成都拥有像川剧、皮影戏、四川木偶戏、杨琴、金钱板、清音、花鼓、车灯等大量民间文艺资源，加大对它们的保护和利用对成都发展文化旅游具有重要意义。此外，成都还有大量的民间制作工艺，且都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历史文化价值、科学研究价值和市场经济价值。如：成都的蜀锦绚丽多彩，美如云霞，是我国织棉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它与云锦、宋锦并誉为中国三大名锦。蜀绣更是驰名世界，它与苏绣、湘绣、和粤绣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此外，漆器久负盛名，金银丝织品、瓷胎竹编闻名遐迩。成都拥有如此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和制作工艺，因此，探讨如何把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把民间艺术与市场效益结合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首先，应进一步保护民族工艺和民间艺术，提高民间工艺品制作水平，尤其是蜀锦、蜀绣、漆器、瓷胎竹编、竹丝画、树皮画等工艺。其次，政府应在财政税收上给予优惠，鼓励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组织旅游商品生产。此外，还可建立成都蜀文化工艺美术展览馆，一方面，为国内外旅游者充分展示成都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另一方面，为他们提供欣赏、购买的场所。④举办形式多样、文化品位高的旅游节庆活动。旅游节庆活动既是一种专项旅游产品，而且还是一种有效的旅游促销活动，更是旅游娱乐的重要形式。节庆己成为许多城市和地区的文化品牌。节庆旅游可以使旅游者获得知识和精神上的享受，各种节庆活动己经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各地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的不同，各地的地区文化、民俗等差异性，各地所举办的节庆活动也各不相同。因此，各地应举办极具本土特色的节庆活动，以独特的形象吸引区域内外的游客，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全面发展。节庆活动也为蜀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有效的平台，如：都江堰的“放水节”就是一个以水为媒，融乡情、文化、经贸于一体，充分展现都江堰千年水文化风采的一个大型节庆活动。另外，蜀文化精品展、武侯三国文化节等活动展示了古蜀和三国文化的厚重；草堂人日吟诗会、“草堂听琴”中秋赏月等活动则体现了唐代诗歌文化的典雅，反映了四川成都的民俗文化特色。蜀文化中可以为旅游开发利用的资源异常丰富，如果将这些文化资源中的民俗风情和旅游结合起来，可以打造出更多、更具吸引力和高品位的旅游产品。如：以“永陵”为载体，依托王建墓24乐伎石刻，复原制作其乐器，创作一台“蜀国弦”或“蜀宫伎乐”，作为永陵博物馆的经常演奏曲目可以恢弘“古代东方世界的音乐之都”的特色；以“金沙”为载体打造精品文化品牌可以展示古蜀文明，成都已推出了具有轰动效应的《金沙》音乐剧和极具特色的《梦回金沙》的4D电影。并于2009年春节开始打造首届金沙太阳节，推广金沙文化和古蜀文明。
自三星堆考古发现及成都平原一系列古城址的发现以来，学术界对于古蜀文明的讨论已成为热点，其中有不少论及古蜀文明的起源与其形态特征者。我在拜读了大家的文章后，深受启发，但仍感到有一些问题交待的不是那么清楚，尚有待继续深入探讨：到底古蜀文明起源的时间可以上溯到什么时候？古蜀先民是如何或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来到成都平原从事开发并创造出灿烂的古蜀文明的？古蜀文明的性质如何，即它到底是一种原生态的文明，还是一种次生的、由传播而来的文明？这种性质的文明到底可归结为几个根本性的特征？窃以为，这些问题之所以解答欠清，一个重要的原因，殆与学者未尝将以上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大问题，并将它纳入中国古代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的大背景加以看待有关。本文即打算从整个人类文明起源的角度，将上述问题联系起来，通过同其它地区，特别是同古代中原夏文明的比较，对古蜀文明的起源及其特征提出一些新的认识。一家之言，谬误难免，请各位学者不吝批评指教。一 古蜀文明是在一个自成单元的特殊地理环境中独自产生的，它的产生要从古蜀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谈起。 所谓“古蜀地区”，我以为首先应当指今川西的成都平原，因为无论是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核心部分，还是三星堆文化的前驱宝墩文化，其所分布的地区都限制在这一带。这不是否认四川盆地其它地区也有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分布，而是强调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包括三星堆文化及十二桥的发祥地而已。 今天成都平原的面积约为万平方公里，海拔高度约为450-750m，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包括它们的一些支流）的冲积扇组成，地势平坦，河渠纵横，土地肥美，气候湿润，自是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与定居生活的理想环境〔1〕。但是，这种人地关系，只能说是古蜀文明发生以后的情景。在这之前的远古时期，广袤的成都平原却并不是那么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因为那时的气候较今日更加湿热，成都平原也尚未最终完成向内陆平原的转化（它的前身是远古的内陆湖），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作为平原构成要素的一些河流冲积扇尚未发育成功，河流两岸的阶地亦未最后成型，总之尚是一派莽荒的景象。加之其时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开发与战胜自然环境的能力有限，难于抵御那里经常发生的洪涝灾害，未敢涉足平原的腹地中央。其时四川盆地的先民们只能选择在平原周围一些低山地带或丘陵地区栖息繁衍，平原内部是无人居住的。目前考古发现四川盆地稍早一些时候的文化遗址都分布在成都平原以北、以东乃至以西的低山丘陵及其与平原交接的边缘地带，平原上最早的文化遗址只能上推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2〕，此即是远古时代成都平原未尝有人类居住的证明。目前考古工作者发现的成都平原上最早的考古文化即宝墩文化，其年代距今约5000-3700年左右〔3〕，大致与中原龙山文化的时代相当。过去人们或称之为“三星堆一期文化”，表明三星堆最下层也是这种文化，三星堆文化是直接继承宝墩文化发展而来的。由于目前成都平原尚未发现比宝墩文化更早或与之同时的其它考古文化，我们有理由认为它是最早居住在成都平原的古代先民们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是否今后有更早于宝墩文化的人类文化遗存在平原地区发现，我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令今后有这样的发现，其时代也不会比宝墩文化早多少。 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据说1950年代，成都市北郊羊子山土台基址下面曾发现过5件打制石器，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之物〔4〕，有学者认为，这或可作为成都平原更早时期有人居住的证据。然而这种推测是不能成立的。一则，在整个平原地区，我们并没有发现依次叠压在宝墩文化之下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前期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层，仅凭成都市北郊偶然出现的这几件打制石器，就作出如上判断，未免轻率；二则，据原报告称，这几件打制石器出土时所在的地层不早于全新世，与这几件打制石器所应处在的年代并不一致，说明它们并不是本地的产物，或是由其它原因致其迁移至此的。考古学者叶茂林便认为，这几件石器系从外地搬运至此的，因其所在地层属于全新世早期的黄沙土冲积层，“它们之出现在成都平原地区，当是由于搬运作用的结果”〔5〕。也就是说，它们是从其它地区由洪水冲积带到此处的。总之，就目前考古发掘的实际情况而言，古蜀文明的起源最早只能追溯到四川盆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只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始从四川盆地周围的山丘或山前较高地势地区走向成都平原腹地，才始对平原内肥沃而低洼的冲积土壤进行开发垦辟，在那里构筑居民点并渐次发展成城邑，才从而有了古蜀地区最初的文明的曙光。 为什么只有到了这个时期人们才始对成都平原内地进行开发和垦植呢？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一是此期人们的技术手段，也就是生产力水平已经发展到可以对低地农业进行开发的程度。人们可以在低湿地方构筑房屋，可以通过筑造城墙或堤防防止洪水的威胁，可以开挖沟洫排水抗涝，甚至引水灌溉，等等。众所周知，这些技术在龙山时代其它一些地区已是司空惯见的了，对于四川盆地先民们想亦必然。 另一个古蜀先民能在这个时期进入平原腹地的原因，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期气候环境的变迁。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古蜀先民进到成都平原以前，那里到处是池沼湖泽，河网密布，林木茂密，自不适宜人类居住。那样一种地理环境，乃是与当时尚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气候背景有关，因为湿热的气候与过多的水分不利于湖泊沼泽的消失及陆地地貌的形成。殆至距今5000年前后，地球上的气候突然起了变化，由暖湿而趋于干凉，从而使得一些平原低洼地区的环境出现了改观的契机：湖泊沼泽大面积萎缩，河床下切，河流阶地与平原冲积扇迅速发育，整个地面变得日渐干爽。如此，就使得人们可以从原来的低山丘陵地区下到这些平原低洼地区的河流阶地上居住了〔6〕。毫无疑问，四川盆地的情况也应是这样，因为这次气候变迁是全球性的，四川盆地地气候变迁不应有所例外。限于资料，我这里只查阅到《四川林业科技》上刊登的刘和林等人对于川西南地区古气候变迁的两篇文章，文章分别选取川西南雷波与布拖两个地方的植物孢粉进行分析，得出这两个地方分别自距今5000（或5300）年和距今4000年气候由暖湿转向干凉的结论〔7〕。我曾经研究过古代中原夏族的起源与夏代国家形成的问题。夏族的发祥地应在古河济之间，也就是古代的兖州〔8〕。那里也是一片平原低洼的地势，有多条河流纵横其间。在早，这片广平低洼的地方也是很少有人烟的，因为那里也是湖泊沼泽遍布，河网密布，时有汗漫的洪水发生，除个别地势较高的岗丘之外，多数地区是不适宜人类居住的。以是缘故，在仰韶—大汶口文化时代及其以前，这一带考古发现的人们的聚落遗址十分稀少。只是到了龙山时期，随着气候的变干变凉，这里的地貌环境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里离海不远，由海平面的下降，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从而导致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冲积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积的迅速发育，更促使这里湖泊沼泽大面积地减少。而这一切，都意味着这里提供给人类居住的空间大面积地增加，可耕种土地面积迅速扩大。加上其时其它一些地区出现的资源与能源的紧张，从而使得这些地方的居民，尤其是古河济地区以西和以东两个高地的居民纷纷向这一地区转移，形成古河济地区人口与聚落的空前迅速地增长。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我认为这应当便是古代夏族及夏王朝在这一带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 可以比较得出，古蜀地区文明产生的道路与中原夏文明产生的道路是非常相似的：它们都起源于龙山时期，都发祥于平原低洼的两河之间的地区（古蜀地区的两条重要河流是岷江与沱江），都是由于气候变迁导致本地区出现地理环境的改观，从而促使四周较高地势的人们前往此处从事开发并从而发展出本地最初的文明。只是中原夏族的文明发展得稍快一些，更早一些时候进入文明和国家状态，如此而已。 其实，从整个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像中国的夏文明、古蜀文明这样的文明生成的道路，应是具有十分普遍的意义的。至少我们所知道的古代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等最早的文明，都是生长在平原低洼的地理环境或河谷地区，靠了那里河流冲积而成的肥沃土地迅速发展起来的。学者称这种环境下的农业为低地农业。比较起过去人们在山丘或山前地带所从事的所谓山地农业，低地农业一般出现较晚，但却效率更高，积累粮食与剩余财富的时间来得也快，因此，这些地方都能够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另外，由于低地农业出现的时间较晚，到这里从事开发的居民多来自其它地区，伴随着他们的到来，这里无异成了多种文化汇萃的地区。我想，这也是这些平原低地能够快速走向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因。二 古蜀文明从根本上说，应属于原生性质的文明。它是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孕育出来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在它之前，这里没有其他人类涉足，没有比它更早的任何人类创造的文化或文明遗址。 古蜀文明也不是由传播而产生的文明，它不是个别外来文明迁移至此而产生的。尽管它包含有许多外来的文明或文化因素，但从总体上看，古蜀文明属于古蜀居民自己的创造，它是古蜀居民立足于自己本土的基础上，将各种外来文化熔铸于一炉，从而形成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文明。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在这里都只构成古蜀文明的一些个别的因素，都未曾占据古蜀文明的主流。 根据古蜀文明的这种性质，联系到它的起源，可以归纳出古蜀文明如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第一，是它的亚热带低地农业的生产与生活方式。 作为亚热带低地地区的居民，古蜀先民所从事的是稻作农业，并且早在宝墩文化时期就已如此。这已为都江堰芒城遗址的灰坑中所发现的水稻硅酸体的遗存所证实〔9〕。应当说，古蜀地区这种平原低湿气地理环境，总体上是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和适应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的。由岷江和沱江两条河流与其支流造成的多个冲积扇上的土壤肥美而且疏松，人们在这样的土地上仅仅使用竹木工具就可以有效地进行耕作。据称，宝墩至三星堆时期成都平原一带很少发现大型的石制农具，便与古蜀先民使用竹木工具为主的耕作方式有关。加上这里充沛的降水量及丰富水系带来的灌溉之利，获取农业生产的较好收成是不成问题的。可以认为，古蜀地区的富庶并不是待李冰之后，而是自有人群在此从事垦植就已开始了的。 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性，湿热气候条件下的平原低地既有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的一面，也有给人们的安居乐业带来严重威胁的不利的一面，那就是这里时常发生的水涝灾害。于是，防御和治理水害亦成了古蜀先民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内容。在这方面，考古发掘亦提供给了我们不少信息。首先是人们的居处。那时人们多选择在两河之间的较高阶地或台地上居住，以避免洪水的冲击。建筑形式则多采取在地面上构筑木（或竹）骨泥墙的住屋，或干栏式建筑，以对付低湿而又多雨的自然环境。特别是人们发明了筑城，并将城址选择在上述较高的台地上，以防止平原上汗漫的洪水的淹没。目前仅宝墩文化时期，考古工作者就已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崇州双河、崇州紫竹、郫县三道堰、大邑盐店、大邑高山、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地点）等9座古城。这些古城当然也可以作为防止敌对人群侵袭的堡垒，但从其建筑特点看，防御水害显然是它们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功能〔10〕。我曾经指出同样处于平原低地环境的古河济之间龙山时代居民筑造的众多古城具有防御洪水的功能，并指出这与文献记载的“鲧作城郭”、“鲧禹治水”传说可以相互印证。现在看来，古蜀地区大批古城址的涌现实与之具有相同的性质。就目前考古发掘的情况而言，这两个地方发现的古城址的密度与国内其它地方相比要高出一大截，这显然不是偶然的。 为了维护低地农业生产的正常运行，古蜀先民很早就懂得了开挖沟洫、引导水流的重要性。传说中有大禹导江为沱的故事，虽未必证明大禹一定在这里治理过洪水，但反映了蜀地治水传统的悠远。进入历史时代，则又有“鳖灵治水”的传说，其事载于《华阳国志》，称杜宇末世，“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以除水害”。杜宇之世当西周至春秋中叶，学者多以为可信以为实。就考古情况而言，属于成都十二桥文化的金沙遗址据称就曾发现有密布的农田灌溉沟洫遗迹〔11〕。属于春秋晚期的成都方池街考古发掘中，亦发现有数条用卵石修筑的石埂，考古工作者亦认为与治水有关〔12〕。到了战国，蜀守李冰在这里主持修建了大型水利工程都江堰，学者咸以为其是在总结此前蜀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成的。凡以上史实，均可说明古蜀地区低地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性质。 第二，是它吸纳众多外来文化因素，并将它们熔铸为一炉的文化气质。前言古蜀文明是在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其产生的时间并不十分久远，因为这里太古时期的气候、环境并不适合人类居住，只是到了新石器时代的晚期，随着气候环境的变迁，人们才始从四周较高地势的地区陆续来到这片平原低地从事开发，从而给古蜀地区带来文明的曙光。这种文明产生的方式，决定了古蜀先民来源地的复杂性与其文化构成的多样性。如今日学者屡屡提到的，早在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时期，这里通过岷江上游及嘉陵江上游的通道，就接纳了许多来自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的因素；通过长江三峡走廊，又吸纳了来自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的因素。以上这些文化因素，是人们比较说得清楚的，还有一些文化因素，由于来自更远的地方甚至域外，人们对之还说不太清楚，只是从某些出土文物所具有的一些文化特征，来大致推测它们出自某个地域。如根据三星堆出土大量象牙和海贝，推测它们大致来自南方，包括南海与南亚地区；根据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像、青铜神树及金杖等物，推测其与古代西域、甚至西亚地区的古代文明具有一定关联。由于这类出土物占了三星堆出土文物的不小部分，人们对三星堆文化有着某种神秘的感觉。要之，古蜀文明所具有的多种文化因素的物质，是同时期其它地区的文明所不曾具有的。当然，这所有不同的文化在古蜀先民那里已被熔铸为一炉，我们看那些具有不同文化因素的文物都出自同一个祭祀坑，即表现了这些不同文化都被古蜀国家的统治者所接纳，它们在古蜀国最高统治者眼中是已融为一体的。第三，是它多神崇拜的宗教信仰及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 多神崇拜是与多元文化相联系的。既然古蜀地区的居民非来自同一个地方，那么他们将各自保有的不同宗教信仰带进新的生活环境中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各种器物，包括上面的各种图案、符号、雕塑，指出器物主人各自具有的对于天神、日神、山神、神树、鱼凫、纵目神等各类神祗的崇拜，尽管这些说法有的还有待进一步落实，但均显示了三星堆人多灵崇拜的事实。只是这众多神祗中应当还是有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神祗，我认为它就是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族群所奉祀的祖先神，或者就是人们所说的鱼凫，它是鱼凫族的象征。 作为三星堆神权政体或政教合一政体的证据，也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就是三星堆祭祀坑所出青铜立人塑像及那枚金质的权杖。一般认为，这尊大型的青铜立人像，乃是一位王者兼大巫师的形象，既握有世俗王权，更是最高神权的代表。而所谓权杖，更是王权与神权合二为一的象征。这枚绘有某种宗教意义的图案的细长、金质的权杖，与古代西亚、埃及神权政体最高统治者所使用的权杖性质相同，充分显示了古蜀国家政教合一的性质。这种政治体制，显然是古蜀地区不同于古代中原或其它地区国家形式的又一个特征。 还有一些学者总结出来一些古蜀文明的特征，但我以为，以上三点，应是古蜀文明最基本的特征，是可以与古蜀文明的产生相互联系起来加以说明的最重要的特征。 【参考文献】〔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M〕.科学出版社，.〔2〕〔3〕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清理报告〔R〕.考古学报,1657,(4).〔5〕叶茂林.羊子山土台遗址打制石器的性质与年代浅析〔J〕.四川文物,1988,(5).〔6〕曹兵武.从仰韶到龙山：史前中国文化演变的社会生态学考察〔A〕.环境与考古研究:第二辑〔C〕.科学出版社，.〔7〕刘和林等.川西南布拖县火烈湖孢粉组合特征与距今4000年以来古气候分析〔J〕.四川林业科技,2003,(2);川西南雷波县小海子孢粉组合特征与距今万年以来古气候分析〔J〕.四川林业科技,2004,(2).〔8〕沈长云.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J〕.中国史研究,1994,(3)；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J〕.历史研究,2007,(6).〔9〕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芒城遗址1998年度发掘工作简报〔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C〕.科学出版社，2001；中日联合考古调查队.都江堰芒城遗址1999年度发掘简报〔R〕.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成都考古发现（1999）〔C〕.科学出版社，2001.〔10〕赵殿增,李明斌.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M〕.湖北教育出版社，.〔11〕张耀辉.长江上游文明进程略论〔J〕.中华文化论坛,2006,(1).〔12〕宋治民.蜀文化与巴文化〔M〕.四川大学出版社，.〔作者简介〕沈长云，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北石家庄050091。
考古工作者们在对金沙遗址的第六次发掘。当天就出土了130多件珍贵文物，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考古工作者意外地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大的商代石磬。 此次共发掘了两个商代石磬。其中最长的一个长达米，堪称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在它的旁边还躺着一个约四五十厘米的稍小的石磬，两个石磬都可以找到一个小孔。在清理中,工作人员还发现其中的一个石磬上还刻划着清晰的弦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介绍，这个石磬的发现非常意外，他当时就在现场，还是他第一个喊出了石磬的名字，这个发现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激动。 磬是当时的庙堂之音，也是中国最古老的传统乐器。它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据专家介绍，这种乐器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它的发现真实地反映了古蜀王祭祀时的场景。同时也证明了金沙时期的祭祀活动中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礼乐制度。 不论金沙遗址出土的石磬、太阳神鸟、玉璋还是玉琮无不彰显出当时社会的高度文明。可是人们仍然不明白，为什么在3000年前的古蜀王国会有如此高的文明，是什么造就了它的发展？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孙华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四川成都平原属盆地地区，周边较高的地区当时很可能有着很高的文化。成都平原又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而且有很多的河流。当时茂密的丛林很适宜人类生存繁衍。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四周的居民开始慢慢向这里聚集，来自不同的地域的人，也带来了不同的技术和艺术，各方文化在这里汇集，这里成了中国西南地区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之一。 谜团二：成都平原的良渚、三星堆、金沙遗址究竟如何传承？ 在金沙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对发掘出来的器物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从出土的这些器物的形制上看很多都与据金沙村大约60公里的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器物非常的相似。尤其是金面具、金冠带和青铜小立人，都惊人的相似。 孙华介绍，金沙出土的青铜小立人仅有厘米，这是金沙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青铜器。它与三星堆出土的2米高的青铜大立人在造型方面极其相似，身上都穿着同样的长衣，摆出同样的姿态，一只手空空地攥着拳头。不同的仅仅是身高上的悬殊，但从金沙青铜小立人下面的一个小插件可以看出，它此前应该是插在一个大件上的一个物品。除身高的不同，形制上看，两个青铜立人所差无几。 金沙遗址中出土了金冠带上面刻有鱼、鸟、箭、人头图案，其做工也很精致。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图案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上面的图案完全一致。孙华认为，金冠带与金杖都是至高王权与族权的体现和代表，二者表面上基本相同的纹饰具有相同的象征意义，反映出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之间内在的紧密联系。 三星堆遗址的突然消失，给人们留下了很多待解的谜团。有猜测说：“三星堆的消失可能是外族的入侵。”还有猜测认为是受到洪水的侵袭，族人全部外迁所致。所有这些都是人们的猜测。金沙遗址的发现似乎可以解开一些三星堆突然消失之谜。 此外，金沙出土的22厘米的青玉琮在众多的玉琮中显得尤为突出，它的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上面的微雕图案令人叫绝，堪称国宝。 整个玉琮分为十节，玉琮上雕刻有40个人面纹和一人形图案，人体肥胖，头上戴有一个冠饰，双臂平举，两臂上都有一个上卷的羽毛形装饰，双脚叉开，长袖飘逸。整个玉器为青色，玉质非常温润，呈半透明状。从造型风格看与良渚文化完全一致。 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谢辉在谈到对金沙遗址出土部分玉器的几点认识的时候曾表示，金沙遗址青玉琮与良渚文化的玉琮仔细研究发现二者之间仍存在一些差异：首先质地不同，良渚文化的玉材多为鸡骨白，金沙遗址的是青玉；其次造像风格不同，目前在良渚文物中还没有发现青玉琮的造像风格的图案。 谜团三：如此高的文明为何没有文字？ 金沙遗址出土的大量金器、玉器都显示出了当时精湛的工艺，可是这种高度的文明到目前为止仍没能找到任何的文字，难道当时没有文字？ 王仁湘说：“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并非没有文字，殷墟甲骨文是最好的证明。”在殷墟甲骨文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商周有文字存在。在殷墟出土的龟甲、兽骨上可以发现，商代晚期商王室及其他商人贵族在龟甲、兽骨等占卜材料上记录了大量的与占卜有关事项的文字，也包括少数刻在甲骨上的记事文字。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商周不仅有文字，而且相当的成熟。 虽然目前金沙遗址中发现的卜甲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的文字，但不代表这里没有文字存在，我们现在挖掘的仅是金沙遗址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有价值的金沙文化有待进一步的发掘，文字并不一定都刻在卜甲上，它很有可能在其他的可以刻字的材质上。没有发现并不代表没有，将来的情形还不好说，现在还不能下定论。还有可能是因为保存的关系，流失了很多。比如有可能把文字刻在树叶或者是树木上，虽然现在看到的大多都是刻在卜甲、铜器上的，但不能认为只有卜甲或者铜器上才会有这样的文字。 孙华认为，有没有文字有不同的说法。按照文献的说法，确实没有文字记载。此前有一种说法，一个名叫尸子的人曾在蜀国著书立说，如果当时没有文字的话就不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 在四川也没有发现像楚国那样的帛书、竹简这些文物，但在四川商代晚期，还是可能有文字的，那时流传着一种“巴蜀符号”，但这种符号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还没有定论[编辑本段]历史介绍 据文献记载, 古蜀国最早的先王是蚕丛、柏濩 ( 伯灌)、鱼凫, 三代而下是望帝杜宇、鳖灵, 或说是蒲泽, 其后是开明。① 这些帝王名号怪异, 史料匮乏, 正如诗人李白喟叹道：“蚕丛及鱼凫, 开国何茫然”, 长久以来, 其历史一直是云遮雾罩, 成为困扰着人们的难解之谜。 可资留意的是, 《山海经·大荒西经》有一段看似荒诞的文字, 对揭示蜀国开国之秘有重要帮助：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里的关键词“鱼妇”, 学界向无确诂。有人以为指上身为妇人、下身为鱼的“鱼美人”, 其实不然。按,“鱼妇”即蜀先王鱼凫的别写；“蛇乃化为鱼”, 则隐含了民族融合、图腾易帜的剧烈变故。其理由可先从文中的颛顼说起。 颛顼是五帝之一。在神话系统中, 他是水神, 是大名鼎鼎的治水英雄鲧的父亲、禹的祖父。古籍各版帝系都说黄帝生昌意, 昌意生颛顼, 颛顼生鲧, 鲧生禹, 禹生启。②作为他的子裔, 鲧、禹同样具有水族的特征。他们都有鱼的化身。③《山海经·大荒北经》说：“西北海外, 流沙之东, 有国曰中车扁, 颛顼之子。” 这里“中车扁”, 和上面《大荒西经》讲的有鱼“偏枯”, 是一个意思。这个颛顼之子, 显然指鲧。鲧,又作鮌, 即玄鱼。④《庄子·盗跖》说：“禹, 偏枯。”《列子·杨朱》说：“大禹,一体偏枯。”禹也是鱼, 而且禹、鱼是同音通假字。鱼的形象其实就是该族团的图腾, 它可以上溯到中原仰韶文化半坡遗址大量出土的鱼图腾徽志。 如上所说,《山海经》“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颛顼死即复苏”, 这段话的内在联系已清楚了, 但作为沿袭鱼图腾的颛顼一脉与蜀先王鱼凫之间的关系, 还值得进步讨论。 巴蜀在中国古代地砉勰钪? 是西部的大本营之一( 另一个是以西王母为神性代表的昆仑山, 确切地点不明, 有的说法含巴蜀地境)。而不少材料证明颛顼族团所处的西方具体位置恰恰就在巴蜀。 有叔歜国, 颛顼之子。 ——《山海经·大荒北经》 有国名淑士, 颛顼之子。 ——《山海经·大荒西经》 颛顼母, 浊山氏之子, 名昌仆。 ——《世本》 歜、浊、淑、叔, 皆为蜀字的异写。浊山氏, 《十三州志》径写作蜀山氏：“蜀之先, 肇于人皇之际, 至黄帝昌意(昌仆)娶蜀山氏女, 生帝喾, 后封其支庶于蜀。历夏、商、周, 始称王者。”只是所生者为帝喾, 因此有学者认为, 帝喾就是颛顼。再看下面： 帝颛顼生自若水, 实处空桑, 乃登为帝, 惟天之合。 ——《竹书纪年》. 若水, 古水名, 在今四川省。 那么, 颛顼竟是巴蜀人, 或至少颛顼的母家是巴蜀土著了。《山海经·海内经》曾列出一个著名的巴蜀帝系, 说是“西南有巴国, 大嗥生咸鸟, 咸鸟生乘厘, 乘厘生后照, 后照是始为人。” 颛顼又号高阳, 高阳与太昊(大嗥)族关系密切。因此, 和这个谱系也对得拢。不同的是, 太昊风姓, 属东夷集团, 以凤鸟为图腾。但这正说明颛顼这一集团族氏成分的复杂性。 鲧也生于西方。《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鲧……家于西羌。”关于禹,证据更多。《新语·术事》：“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故禹兴于西羌。”集解引孟子语：“禹生石纽, 西夷人也。”《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帝王世纪》：“伯禹……长于西羌, 夷人。”而《史记·夏本纪》正义引《蜀王本纪》：“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更指明禹为今四川汶山县人。 罗列这些资料, 并不意味要否定黄帝、颛顼、鲧、禹、启这一大系发祥于中原腹地并构成了华夏文明的历史主脉。上面的引证与其他史料相对照, 存在不少矛盾冲突的说法, 例如, 有关颛顼的活动区, 《左传》等书就有陈、卫等地( 今属河南一带) 的记载。这一现象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黄帝族裔的发展是复杂的, 它经历了各民族血缘和文化的大融合。 近年来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 表明巴蜀自有其迥异于中原的文化渊源, 这可证实巴蜀原住民的土著性质。其文明( 距今5000～3000年) 的匆匆消失, 不排除是中原文明楔入的结果。 我以为《山海经·大荒西经》那段话, 曲折地透露了巴蜀被纳入华夏文化圈的信息。 大荒西部, “有鱼偏枯, 名曰鱼妇”。鱼妇, 即鱼凫, 妇、凫同音通假。“有鱼偏枯”, 这是表征颛顼、鲧、禹族团特有的用语, 说明鱼凫与颛顼族团有非同寻常的关联。这两句开宗明义, 鱼凫是以鱼为图腾的族团或朝代。 “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 天乃大水泉, 蛇乃化为鱼, 是为鱼妇”, 则展现了民族融合的的残酷和激烈。在中原有过漫长发展阶段的颛顼族团, 在巴蜀早有落脚之点, 其势力在扩张中与巴蜀土著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终于, 在洪水( 大水泉) 爆发的岁月里, 双方出现了正面交锋。在后来的兼并战争中, 鱼图腾取代了虫图腾( 蜀蚕、巴蛇等), 但颛顼也在这场消耗战中元气大伤, 于是“颛顼死即复苏”, 进入了鲧的时代。这个鲧, 号鱼妇, 史称“鱼凫”。 这便是古蜀国由“蛇乃化为鱼”的历史真相。从此揭开了鱼族世家在巴蜀治国理水的英雄篇章。 犹如鱼凫可与鲧对应一样, 蜀先王鳖灵、开明也可与禹、启一一对应。 .鲧死为鳖灵, 复活后即是禹。《国语·晋语》、《吴越春秋·越王无馀外传》都说鲧死化为黄 ( 能) 即三足鳖, ⑤也即是鳖灵。《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引《本蜀论》：“荆人鳖令( 灵) 死, 其尸随水上, 荆人求之不得也。令( 灵) 至汶山下, 复生, 起见望帝。……望帝立为相。”鳖灵本是鲧尸, 再生, 应即是禹, 其神格、事功与禹契合。“复生”, 又可训读为“腹生”。《山海经·海内经》曰：“鲧复生禹。”《楚辞·天问》曰：“伯鲧腹禹。”皆为“腹中生出”之意。故《初学记》二二引《归藏·启筮》有此神话：“鲧殛死, 三岁不腐, 付之以吴刀, 是用出禹。”注意前述鳖令( 灵) 至汶山下复生的文字, 与禹为四川汶山县人相合, 亦证明鳖灵即禹, 应是同格帝王。 蜀帝开明同夏后开, 即启。启改开, 因汉代人避景帝刘启讳而改。 笔者认为, 自鱼凫(鲧)而下, 巴蜀历史明显地带有了中原文明的投影, 其交叠重复, 反映了巴蜀已经丧失其独立性, 而水乳交融加入到中华文化圈中了。 ———————————————————————— ①《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蜀王本纪》作蚕丛、柏濩、鱼凫、杜宇、鳖灵(开明)、卢保(开明)。《汉唐地理书钞》引《蜀王本纪》作蚕从、伯灌、鱼凫、蒲泽、开明。 ②见《大戴礼·帝系》、《史记·五爷本纪》、《世本·帝系篇》、《竹书纪年》、《随巢子》等。 ③水神有鱼的形象, 又可见《酉阳杂俎·诺皋记上》所说的河伯：“河伯……人面鱼身。” ④《太平御览》卷九三六引《拾遗录》：“夏鲧治水无功, 沉于羽渊, 化为玄鱼。……后世圣人以鱼为神化之物，以玄字合于鱼为鲧字。” ⑤《尔雅·释鱼》：“鳖三足, 能。”束皙《发蒙记》：“鳖三足曰 。”[编辑本段]史籍记载 据《华阳国志》卷三蜀志载：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於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於湔。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巴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禅位於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 开明位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攻秦，至雍。生保子帝。保子帝攻青衣，雄张獠、僰。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帝称王。时蜀有五丁力士，能移山，举万钧。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今石笋是也。号曰笋里。未有谥列，但以五色为主。故其庙称青赤黄白黑帝也。开明王自梦廓移，乃徙治成都。 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我矣！王将得蜀土地。」惠王喜。乃作石牛五头，朝泻金其后，曰「牛便金」。有养卒百人。蜀王悦之，使使请石牛，惠王许之。蜀遣五丁迎石牛。既不便金，怒遣还之。乃嘲秦人曰：「东方牧犊儿。」秦人笑之，曰：「吾虽牧犊，当得蜀也。」 武都有一丈夫，化为女子，美而艳，盖山精也。蜀王纳为妃。不习水土，欲去。王必留之，乃为《东平》之歌以乐之。无几，物故。蜀王哀之。乃遣五丁之武都担土，为妃作冢，盖地数亩，高七丈。上有石镜。今成都北角武担是也。后，王悲悼，更作《臾邪歌》、《陇归之曲》。其亲埋作冢者，皆立方石以志其墓。成都县内有一方折石，围可六尺，长三丈许。去城北六十里曰毗桥，亦有一折石，如之，长老传言：五丁士担土担也。公孙述时，武担石折。故治中从事任文公叹曰：「噫！西方智士死。吾其应之。」岁中卒。 周显王三十二年，蜀侯使朝秦。秦惠王数以美女进，蜀王感之，故朝焉。惠王知蜀王好色，许嫁五女於蜀。蜀遣五丁迎之。还到梓潼，见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揽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曳蛇。山崩，同时压杀五人及秦五女，并将从；而山分为五岭。直顶上有平石。蜀王痛伤，乃登之。因命曰五妇冢山。川平石上为望妇堠。作思妻台。今其山，或名五丁冢。 周赧王元年，秦惠王封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置巴、蜀郡，以张若为蜀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三年，分巴、蜀置汉中郡。六年，陈壮反，杀蜀侯通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七年，封〔公〕子恽为蜀侯。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 〔赧王〕五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回七里，高六丈。临邛城，周回六里，高五丈。造作下仓，上皆有屋。门置观楼，射兰。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城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闠，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其筑城取土，去城十里，因以养鱼，今万岁池是也。惠王二十七年也。城北又有龙?池，城东有千秋池，城西有柳池，〔西北有天井池，津流径通〕，冬夏不竭。其园囿因之。平阳山亦有池泽，蜀王渔畋之地也。 赧王十四年，蜀侯恽祭山川，献馈於秦昭襄王，恽后母害其宠，加毒以进王。王将尝之。后母曰：「馈从二千里来，当试之。」王与近臣，近臣即毙。王大怒，遣司马错赐恽剑，使自裁。恽惧，夫妇自杀。秦诛其臣郎中令婴等二十七人。蜀人葬恽郭外。十五年，王封其子绾为蜀侯。十七年，闻恽无罪冤枉死，使使迎丧入葬郭内。初则炎旱三月，后又霖雨七月，车溺不得行。丧车至城北门，忽陷入地中。因葬焉。蜀人因名北门曰咸阳门。为蜀侯恽立祠。其神有灵，能兴云致雨。水旱祷之。三十年，疑蜀侯绾反，王复诛之。但置蜀守。张若因取笮及楚江南地焉。[编辑本段]历代君主 古蜀国历代君主: （一）蚕丛王朝 蜀王蚕丛 … … … （二）柏灌王朝 蜀王柏灌 … … … （三）鱼凫王朝 蜀王鱼凫 … … … （四）杜宇王朝(？～约前666) 蜀望帝(杜宇) （五）开明王朝(约前666～前316) 1、开明丛帝鳖灵 2、开明卢帝万通（又称成帝） 3、开明保子帝芦保（又称褒子帝） 4、开明青帝胡 5、开明赤帝（又称别帝） 6、开明黄帝 7、开明白帝 8、开明黑帝 9、开明圣帝 10、开明尚王 11、开明后王 12、开明末王（又称芦子霸王） ?-前316年 (六)蜀侯国(前314～前285) 13、蜀侯嬴通国 公元前314--前311年 14、蜀侯嬴煇（恽） 公元前308--前301年 15、蜀侯嬴绾 公元前300--前285年 (七)安阳国(约前316～前207) 开明制 前316～前257 开明泮 前257～前207 （蜀国经历了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开明王朝自丛帝鳖灵开始传十二代至末王，为秦国所灭，秦惠王封其子通国为蜀侯，直至公元前285年，秦昭王才废除蜀国。另外，秦灭蜀之后，蜀国王子安阳王带领部分余众迁到今越南北部建立安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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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工程，作为弘扬伟大名族精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法律建设的文化工程、作为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经济工程，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红色旅游作为新兴的服务产业不仅无污染、可持续，同时有利于培育发展红色旅游业新的增长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逐年增长，对旅游内容和产品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调整和改善产业结构，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精神文化需求。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满足旅游需求、促进旅游业发展、增强旅游业发展后劲、开拓更广阔的旅游消费市场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发展红色旅游时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优势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结果。 红色旅游既是革命精神教育活动，又是旅游观光活动，为开展有声有色 的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广阔天地。红色旅游实现了传统教育与现代休闲方式的有机结合，寓教于游，寓教于乐。通过红色旅游活动，传输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给人们以知识的汲取、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激励和思想的启迪。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产业，能够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动红色旅游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迫切需要改进和创新 。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寓思想道德教育于参观游览之中，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旅游 传输给广大人民群众，有利于传播先进的文化、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爱国 主义教育效果从而更加满怀信心的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去。党的十六大提出大力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其重要目的就是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革命历史文化 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革命老区的纪念馆、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把这些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对于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保护和利用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国家必将加大对红色旅游的开发力度。由于历史的原因，红色资源大多分布在省区交接地带，区位偏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这些地区的共性。在全国12个红色旅游重点区中，除了京津和上海局部地区外，其余大部分革命老区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带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帮助老区人民 尽快脱贫致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发展红色旅游是带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有效举措，可以 将历史、文化 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特色产业，促进生存建设和环境保护，带动商贸服务、交通、电信、城乡建设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增加收入，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总体来说，发展红色旅游能够激活当地经济、有效地整合、优化 经济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激活当地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对外开放意识、勤劳致富意识、自主发展意识，通过发展红色旅游，能够加强革命旧址、遗迹的修缮，加快景区道路、供电、消防、环卫、给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发红色旅游商品、纪念品，建设旅游商品销售网点，建设红色旅游景区农副产品供应基地，使红色旅游景区成为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市场繁荣、人民富裕，经济快速发展的红色旅游城市。一业兴、众业旺。红色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整个旅游业的繁荣，带动了建筑、商贸、交通、电信、加工业和农业等多项关联产业的发展。
江西是一片神奇的红色土地。在这块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等等。这一个个红色经典的称号与地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已化作一颗颗与日月同辉的星辰，在红色中国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中，奏响雄浑激越的华彩乐章。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从安源工人运动到秋收起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开创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红军长征，从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到上饶集中营茅家岭，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有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据统计，1955年至I965年、被授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籍将帅人物共325位，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总数的20%。据统计，全省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5万余人，约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无名烈士更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前赴后继，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和极其光荣、伟大的牺牲。江西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在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中，江西是他足迹所到最多的一个地方。从萍乡安源到井冈山，从新余罗坊到吉安东固，从广昌、宁都到瑞金、兴国、于都，从庐山到南昌，足迹几乎遍布全江西。许多地方他还不止一次到过，他曾十次赴萍乡，建国后二次上庐山。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不到五个月，毛泽东就来到了江西。在萍乡的安源煤矿，他下矿井，办夜校，访贫问苦，宜传马列主义真理。次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发动和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从此掀开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光辉一页，1927年月，大革命失败，到处腥风血雨，全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在这危难时刻，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他走铜鼓，下修水，跑萍乡，率领千人的秋收起义部队，沿着罗霄山脉，经莲花、永新、宁冈，于1927年的10月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缔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战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照耀了中国革命，点燃了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希望。大井的故居、茨坪的田野、茅坪的八角楼……井冈山的名字永远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初开始，毛泽东把井冈山的革命烽火燃向赣南闽西的辽阔大地，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他率领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战东固，打吉安；他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分地真忙”；他在兴国、寻乌等地进行农村调查，写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篇章。在那火热的岁月里，毛泽东儿乎走遍了赣南的山山水水。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8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他率领中央苏区的军民，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中华苏维埃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是中国的希望。这期间，毛泽东曾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依靠军民，坚持斗争。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是他永远与江西人民心连心的见证。1934年11月18日傍晚，他跨过于都贡江上的浮桥，和主力红军一起，开始了万里长征，从此北上抗日，一别江西多年，但正是在江西这块红上地上，毛泽东的革命军事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求索，是不懈的奋斗，他的伟大足迹正如他的诗篇所云“无限风光在险峰”。红色的江西，犹如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搏物馆，赣鄱大地，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其中，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命旧址群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截止2005年7月，江西共有9个由中宣部命名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60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8个县、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个革命纪念馆分布于全省各地。全省登记在册的革命旧居旧址有1500多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4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9处共40个点。属省级重点义物保护单位的有76处。江西红色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因拥有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色摇篮”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始发地、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诞生地等众多中国革命之最，江西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红色旅游产业，江西于2001年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提出了“弘扬井冈精神，兴我美好江西”的总体目标。在全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上，将按“一个龙头、四个基点、两个集散中心、六条精品线路”来布局，即以井冈山为龙头，以南昌、瑞金、萍乡、上L饶为基点，以南昌、赣州为集散中心，以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等六条精品线路为骨架（即：1、中国红色旅游概念线路“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汀－高州－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2、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牌线路“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3、赣湘红色义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或井冈山－萍乡－韶山－长沙”；4、赣闽粤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赣州－瑞金－长汀－龙岩－梅州－广州”；5、赣浙沪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龙虎山－上饶－三清山－杭州－嘉兴－上海”；6、赣鄂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武汉－黄冈－九江（庐山）－共青城－南昌－井冈山”）。同时，打造一批成熟的红色旅游产品，如红色文化研习游、革命摇篮体验游、红色故都寻访游、长征之路觅踪游、人民军队寻根游、工人运动探源游、秋收起义访习游等。并重点加强包括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地、井冈山革命纪念地、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方志敏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等八大景区建设。“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江西是井冈山精神的发祥地，江西人民对于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具有自己特殊的使命。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为革命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65年7月他重上井冈山时又谆谆教导我们：“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邓小平对江西这片红土地有着浓厚的情谊，他于1972年深秋来到井冈山，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郑重向全党提出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歪曲和破坏的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并要求“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文明的主要支柱”。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又题写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和强调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1989年10月来江西视察时，挥笔题写了“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并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江西是中国“红色旅游”的故乡。在国内，江西最先建立红色旅游区，最先提出红色旅游口号，最先举办“心连心”《红色之旅》节目。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2000年江西就开始打“红色旅游”牌；2001年建党80周年时正式提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口号；2004年10月20日起程，行程一万多公里的“2004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活动，成为我省旅游发展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国家旅游局领导评价说：“这不但是亲身实践和宣传推广红色旅游的一个创举，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红色，正成为江西旅游的主色调；红色旅游，正在被打造成江西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热线！2004年，江西“红色旅游”大步向前，全省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达1350余万人次，红色旅游总收入77亿元，占全省按待国内游客总数、旅游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红色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GDP的。2004年，革命圣地井冈山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红都瑞金市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而上饶集中营名胜区接待人数则同比增长60%以上。2005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家单位联合公布了《全国红色旅游条精品线路录》和《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名录》。在全国红色旅游30条精品线路和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四线五景”榜上有名。四条精品线路分别是：1、南昌－吉安－井冈山线；2、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3、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4、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线。在全国红色旅游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占5个，即：1、南昌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2、萍乡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3、井冈山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4、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5、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目前，中央正在大力建设的全国爱国注意教育基地的三个“一号工程”中，江西的井冈山就位列其中（另外两个为韶山、延安）。在红色旅游的交通条件方面，江西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观，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开辟了更多的国际航线，井冈山军用机场改扩建为旅游机场，现已开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经过瑞金的赣龙铁路已通车，吉井铁路也正在抓紧建设中；高速公路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三年增加1000公里，全省高速公路达1500多公里，使井冈山、南昌、瑞金、萍乡、上饶等红色旅游景区都有高速公路相通。发展红色旅游是“瞻仰一次圣地、净化一次灵魂”的政治工程；是“挖掘一种内涵、铸就一种精神”的文化工程；是“开发一方红，致富一方人民”的经济工程；是“三位一体”、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从党中央、国务院到江西省委、省政府，对红色旅游都十分工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加快发展红色旅游做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12月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同月，《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也出台实施。2004年10月21日，由江西省旅游局和大江网联合评选的江西“十大红色旅游景点”出炉。这十大红色景点分别是：井冈山黄洋界综合景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安源景区、瑞金叶坪综合景区、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万载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旧址、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旧址、秋收起义修水策源地、景德镇新四军改编旧址。
内容摘要：发展红色旅游，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科学有效地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最大化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更好地实现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和环境效益，以促进红色旅游的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词：红色旅游 科学发展观 发展红色旅游，是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弘扬先进文化和振奋民族精神，优化区域经济布局和加快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培育旅游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壮大旅游业支柱产业地位的一项政治、文化、经济和战略性工程。目前，经过地方政府的多年探索，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集中强势的宣传下，红色旅游已经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总结多年来我国红色旅游发展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教训，深入研究和探讨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作指导，科学有效地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最大化地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更好地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促进红色旅游的健康、持续、快速地发展。 红色旅游应遵循的发展规律 红色旅游承载着多元平衡的发展使命，它既是教育阵地，也是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综合性经济产业；既体现一种政治行为，又体现一种经济行为。有效地发挥红色旅游的各种功能，就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发展。 坚持政治教育的发展规律。发展红色旅游，必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突出红色景点革命传统教育的属性。“红色”是红色旅游的内涵、资源、特色、品牌，是红色旅游的突出特质。红色旅游必须考虑资源特色和社会影响，保持红色资源的真实性、思想性、教育性和严肃性，这是由红色旅游发挥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等政治思想教育功能的需要所决定的。因此，发展红色旅游，一要力避轻视历史，红色旅游本身就是历史旅游，要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二要力避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和经营中，不要红色精神和红色文化真谛的媚俗文化。三要力避红色旅游景点重复建设和红色产品雷同开发。四要力避不切实际地盲目贪大求全。 坚持旅游经济的发展规律。红色旅游不仅仅是一种宣传教育性的政治活动，从本质上讲，它更是一项旅游活动、一个具有特色的旅游产品。因此，和开发其他旅游产品一样，必须牢牢把握旅游经济脉搏，按照旅游经济的规律，始终以市场需求和公众兴趣为导向来开发红色旅游产品。红色旅游消费需求如何满足，直接影响着资源向效益的转化，这是检验和评价红色旅游发展观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此，应当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提升产品化水平。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只有把红色旅游的主题回归到历史文脉的人文精神和地域文化中，才能保证其旅游产品的独特性和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性。同时，红色旅游产品的生命力在于其吸引性。建好红色景点、红色基地、红色旅游线路的过程，也就是红色旅游产品的开发过程。要培育红色旅游的持久吸引力，就应当在保证思想性的前提下，从创新性、丰富性和整合性加以构建，努力提高其观赏性、趣味性和可参与性，达到寓教于游、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教育目的。二是提高产业化水平。现在，世界各地都在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内涵，延长客人居留时间，将旅游产品中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变成可看、可欣赏的产品，并与娱乐休闲、购物、居住等多个要素搭配起来，使客人在愉快的消费中获得享受。因此，应当深度开发红色旅游产品，形成行、游、住、食、购、娱相配套的产业体系，实现红色旅游产品从经营资源向经营文化升级，从追求数量规模向追求质量效益转变。 红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观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现在不仅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关注，在我国也同样得到高度重视。勿庸置疑，旅游业的存在依托于对环境、资源、生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旅游业的存在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有着天然的一致性。而以红色历史遗存为代表的红色旅游资源既是稀缺的、又是不可再生的和不可替代的，对其开发、保护和利用成为旅游业面临的可持续发展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特殊性决定了发展红色旅游必须抓住三个重点，处理好两个关系，实现五个效益。 抓住三个重点。一是科学开发。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的红色旅游不可能长久发展。红色旅游有其特殊性，如何将当年的场景展现在世人面前，而又不破坏生态旅游资源才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发展红色旅游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形成精品意识；必须注意适度硬开发，避免对红色旅游资源和周围环境造成无法恢复的破坏。二是永续利用。红色旅游资源是一笔宝贵的社会财富，又是一个可持续开发的产品，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加以更多地、持久地利用。三是有效保护。发展红色旅游应当牢固树立保护红色旅游资源的意识，为此，要切实加强对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积极开展革命文物的收集整理研究，例如革命纪念馆和遗址维护修缮、革命纪念地环境的整治工作。同时，应当出台相关的规范与制度，使红色旅游资源的保护制度化、规范化。 处理好两个关系。首先是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这是形成循环经济的原则，也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条原则。应当尽快启动红色历史文化遗产工程，努力克服并消除开发、经营和使用的不当行为，在努力促进保护的同时，获得红色旅游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其次，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如何开发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是红色旅游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其核心问题是坚持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实现红色旅游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要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必须以有效保护、科学开发和实现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革命历史文化、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为保护和利用的对象，不应一味强调“保护第一”，而限制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不应贪大求洋、将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旧建筑推倒重建；不应重开发利用而轻保护修缮。实践证明，科学合理的开发利用是有利于保护传承的。要通过开展红色旅游活动，积累更多的资金用于文物保护，使革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实现双向互动，和谐统一，走上自我完善、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 实现五个效益。从科学发展观的视角审视红色旅游资源的早期开发建设，会发现如下不足：普遍缺乏科学规划，对资源和环境的科学保护重视不够，同质性、低水平重复建设较多。这些问题反映出在今后，发展红色旅游不仅要关注数量的扩张，更要注重质量的提高；不仅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更要努力寻求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最佳结合点，实现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资源效益的五统一。发展红色旅游的实践证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旅游产业发展规律，政府主导，措施得力，红色旅游就能够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红色旅游的统筹协调发展 恶性竞争是红色旅游面临的一大难题。经过近几年的市场整合，目前，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渐成气候。推动红色旅游协调发展，不仅是促进相对贫困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平衡地区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题中之意，而且是寻求新的增长点，实现我国红色旅游新突破的重要途径。 加强区域内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在区域内发展红色旅游，一方面，为满足旅游者自主化需要，要加强不同旅游形式之间的协调互动，增加丰富性，为旅游者提供完善的菜单式选择模式。另一方面，要借助其它旅游资源，有机整合相关资源，使其成为人文与自然结合的旅游产品形式，实现集聚效应。所以，在红色旅游的开发过程中，既要突出红色主题，又要跳出红色局限，把红色旅游、绿色（自然生态）旅游和古色（历史文化）旅游、蓝色（海洋）旅游、风俗（民俗风情）旅游有机结合统一起来，形成优势互补，打造色彩斑斓的旅游产品组合， 满足日益个性化、专业化的旅游市场需求。加强区域间红色旅游的协调发展。不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红色旅游应当着眼于形成红色旅游大开放战略格局，统筹兼顾区域旅游合作，按照主题明确、区域联动、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差异开发、优势互补的原则，统一打造红色旅游品牌，扩大红色旅游影响力，共同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使旅游各种生产要素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上自由、合理流动。加强营销和宣传上的联合、部门企业间以及旅游营销人员的培训、交流等方面的合作，共同促进红色旅游的发展。 通过红色旅游推动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发展红色旅游对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红色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保护和开发红色旅游资源，培育旅游业新的增长点，帮助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山区脱贫致富，实现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首先，精神力量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发展红色旅游能激发老区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艰苦奋斗、改变落后面貌的勇气和决心。其次，政治优势、资源优势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多数红色旅游资源位于欠发达的革命老区，应当说，红色旅游的亮点就是生态保护的重点、扶贫开发的难点。红色旅游的开展可以使红色旅游真正成为无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扶贫工程、富民工程。再次，可有效地扩大就业。开发红色旅游可以带动老区第三产业发展，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而通过发展红色旅游就业的百姓越多，百姓的生态保护和革命文物保护的意识越强。这也是红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第四，可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红色旅游的兴盛可以改善当地交通、通讯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可进入性。 总结各地发展红色旅游的实践经验，应当重视三个层面的工作：一要善用优势谋发展。优势就是特色。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抓住当地红色旅游资源特色，在特色中注入新的活力元素，以特色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探索符合当地实际的发展路子。二要精益求精谋发展。发展就要有精品意识，要把自身的特色做到最好。这需要在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以及各级干部群众的齐心协力，共同维护、发展好品牌。三要科学规划谋发展。发展红色旅游不能简单地把红色景点堆积起来，应当进行科学规划。国家对红色旅游的发展已有总体规划，在空间上照顾均衡，突出重点和主题。在时间上囊括了党的代表性历史，有利于在各地发展特色的基础上形成整体发展。当前，特别需要各区域发掘自身潜力，突出自身特点，展示区域独特性，确定符合旅游规律的高起点、高水平的发展方向，以形成具有吸引力、竞争力的产品。 建立发展红色旅游的协调机制。发展红色旅游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建立起一套高效灵活、富有成效的协调机制。这些机制包括：政府主导机制，将红色旅游准确定位，全面调控红色旅游的发展速度和方向。行业主管机制，实行旅游部门统一管理，相关部门密切协调，形成发展合力。市场运作机制，整合资源，组建旅游集团，鼓励和支持各种经济成分进入旅游业，形成多渠道投入红色旅游的发展格局。发展保障机制，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加大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的投入。同时，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整顿和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参考文献： 1.谷玉芬.红色旅游成功因素分析.商业经济， 2.范思立.市场增势强劲“红色旅游”预热2005年旅游市场.中国经济时报，2005-2-21 3.谷玉芬.红色旅游与红色资源关系解析.商业经济， 4.刘筱秋.把旅游业发展成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产业.中国旅游报，2005-6-13
你好 论文的格式你可以去查 很容易查到 不阐述了 论文主要就是 你明白了格式 把你的调查成果 你的好文采 你的 引经据典 证据 还有情感 当然 论述证据 最重要 这不是作文 说这个就是告诉你 你明白了格式 往里面套 证据够多 格式够准 就好了 科学发展观 这个一直是我国大力宣传的 所以去查并不十分困难 明白了科学发展观 请花时间去了解一下 还有红色旅游 这个就是爱国情怀 发展旅游促进爱国主义教育 与当地发展和你所理解的科学发展的结合 这两点不冲突 所以并不难结合 记住 按照格式写 因为这是论文不是诗歌 这是我的看法 论文的格式很好查 谢谢
在中华大地这个历史舞台上，上下五千年，来去匆匆，走过了多少风云人物，秦始皇因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在这个历史舞台上留下了厚重的脚印。秦始皇只有一个，但是在不同人的心中，对秦始皇的评价是不一样的，有人说：他是暴君，搞得天下百姓不得安宁。 有人说：他是“千古一帝”，称赞他的立国是“掀翻一个世界”。 在李白的《古风》中是这样描述秦始皇的：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会坚决浮云，诸侯尽而来。明断自天启，大略架群才。从这可以肯定“秦始皇是一位空前的大独裁者。”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家之间战乱不断，这时，北至长城，南达长江流域，先后出现，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大国。在秦强大的过程中少不了商鞅，商鞅在秦孝公下令求贤时来到秦国。先后实施两次变法，变法主要内容有：1，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2，重农抑商，奖励耕织。3，统一度量衡。颁布度量衡标准器。4，奖励军工，废除世卿禄制。5，焚烧诗书明法令，并申明刑无等级。6，设什伍连做法，编户籍，五家为一伍，十家为一什，奖励对“不法的人”告密，知而不告者处以腰斩，告密则可与斩敌同赏。7，革除戒狄旧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这个变法是秦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增强了国力。秦昭王末年，秦国的国力已经远远超过其他六国，并且疆土已经十分辽阔。公远前246年 ，赢政登皇位，公元前238年，李斯认为天下统一的趋势已经形成，秦国已经形成统一天下的条件，建议秦王不要错过良机，嬴政很赞同，任命李斯为延尉，并且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进行了近10年的统一战争，先后灭了韩，赵，燕，魏，楚，齐六国，建立了第一个封建王朝。是这个国家第一个皇帝——始皇帝。皇帝自称为“朕”，颁布的文告称作“制”或“诏”。拟定了一套相应的尊君抑臣的朝仪和文书制度。1974年3月29日，当农民的铁锄揭开了兵马俑的神秘面纱，30 年的时光流逝，岁月沧桑。但是秦陵兵马俑始终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人们的视线。秦陵面积辽阔，在陵城内已经发现了600多座陪葬坑和各种墓葬，以及数百万平方米的宫殿建筑基址，这些遗址大部分还没有正式发掘。秦始皇陵规模宏大，占地面积达平方公里，陵园外城周长6321米 ，南北2188米，东西宽578米。为什么秦始皇会把秦俑当作陪葬品呢？战国时期，以力相克，攻战不止，秦始皇是依靠强大的军队踏着战争走向皇帝宝座的，因而在他死后，也把这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带在自己的身边，在皇陵东侧埋下大量军俑，装备着实战的兵器，时刻准备昂首阔步地奔赴前方。从秦岭的秦俑可以看出，秦始皇的时代对衣着已有了很高的审美意识，比如说高级军吏俑的服色：身穿双重长襦，外层为深紫色，内层为朱红色，下装绿色长裤，头戴黑色冠，外穿彩色鱼鳞甲，并且刻有精美图案。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转换，后人已经不能全面了解发生的故事。在历史的记忆里，即使全是真人真事，也有一些情节需要我们重新考虑，秦陵文物为历史与现代人对秦王的认识有一定大的作用。
论北魏孝文帝改革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是指在北魏统治面临危机的情况下，孝文帝拓跋宏在位期间进行的改革，包括文明太后执政和孝文帝执政两个时期的改革，其性质是冯太后和孝文帝自上而下掀起的一次改变北魏社会面貌的封建化改革运动。改革的目的在于缓和民族对立和社会矛盾，发展生产，巩固统治，使北魏政权摆脱危机。从公元471-499年为改革前期。前期主要以建新制为重点。内容主要是：一、制定官吏俸禄制以班俸制代替断禄制，整顿吏治。这就使得北魏吏治得到改善，农民赋役负担减轻，北方农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二、推行均田制。此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促进了北魏政权的封建化，推动着鲜卑族经济的转型，加强了民族大融合。三、改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邻长、里长、党长合称三长，直属州郡，负责清理户口和田亩，征发徭役和兵役。使国家从中央到基层的政治体制得以完善，并保证了国家对人民有效地控制，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从公元490-499年主要是在孝文帝主持下的以汉化为重点的后期改革。其主要措施有：一、迁都洛阳。为了便于接受汉族文化，消除鲜卑族与汉族之间的隔阂，以便进一步拉拢汉族地主士大夫，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巩固北魏政权，孝文帝决心把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到洛阳。二、移风易俗，大力推行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是：第一，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穿汉族服装；第二，禁止用鲜卑语，改说汉话；第三，改鲜卑复姓为汉姓，孝文帝把自己皇族拓跋姓改为元姓，禁止鲜卑族同姓通婚，提倡鲜卑贵族同汉家世族通婚。第四，在鲜卑中建立门阀制度，把汉族地主的门阀制度推广到鲜卑族当中去。第五，改鲜卑官制、法律、礼仪、典章为汉制，革除鲜卑旧制。不仅如此，在改革中，他还以身作则，将皇族改为元姓，自己改名为元宏，带头娶汉族大臣的女儿做皇妃，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汉族人为妻。孝文帝这些汉化措施，使北方少数民族在语言、服饰、风俗习惯上与汉族逐渐趋同，使中原文化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食物、服饰、艺术、生活用具等，逐渐融入汉族人民的生活之中。使少数民族生活方式封建化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也正是由于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孝文帝个人的胆略和卓识再加上措施得当，从整顿吏治入手，并且不仅进行经济改革，而且重视文化习俗上的改革，全面配套，从实际出发，切实可行，并且取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使得改革可以顺利推进并且较为成功，影响深远。总之，孝文帝的改革，加速了鲜卑和北方的封建化(即汉化)过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北魏政权得以巩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对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鲜卑祖作为一个民族虽然不存在了，但是已经和汉族融为一体，共同为伟大祖国的繁荣与复兴作贡献。
中国古建筑大系（共10册）详细介绍：为弘扬中国古代建筑文化，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组织国内知名专家学者，不惮繁杂，潜心调研、摄影、编纂，出版了大型画册《中国古建筑大系》。全书共分10册：①宫殿建筑、②帝王陵寝建筑、③皇家苑囿建筑、④文人园林建筑、⑤民间住宅建筑、⑥佛教建筑、⑦道教建筑、⑧伊斯兰建筑、⑨礼制建筑、⑩城池与防御建筑。这部巨著，集中国古建筑大全于一书，不但内容精当、图片精致，而且印装精美，值得每位中国古建筑的研究者与爱好者珍藏。本书曾获得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特别奖。读者对象广大读者。目录本书共分10册。①宫殿建筑论文：历史上的宫殿建筑—从原始简陋迈向宏伟壮丽、北京故宫—智慧和血汗结晶的璀璨明珠、沈阳故宫—满汉蒙藏建筑艺术精华的融合。彩色图版、图版说明：北京故宫、沈阳故宫。附录：宫殿建筑平面、立面、剖面图，结构示意图，遗址分布图，导览图。建筑词汇。中国古建筑年表。②帝王陵寝建筑论文：陵寝建筑形制与艺术—探索神秘的艺术殿堂、陵寝的单体建筑与总体布局—展现多彩多姿与气势宏伟之建筑风貌。彩色图版、图版说明：帝王陵寝建筑。附录：陵寝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图、透视图，结构示意图，遗址分布图，导览图。建筑词汇。中国古建筑年表。③皇家苑囿建筑论文：奠基、发展时期—从原始的畋猎迈向自然、精雅、成熟的休闲空间、最后兴盛时期—集中国皇家造园大成的清代的苑囿。彩色图版、图版说明：皇家苑囿建筑。附录：皇家苑囿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图，结构示意图，遗址分布图，导览图。建筑词汇。中国古建筑年表。④文人园林建筑论文：文人园林的发展—造园是体现澄怀观道的山林生活、文人园林的艺术特征—古朴之美，融诗入景，画中之游、布局和设计—以有限造无限，显苍然与明媚、掇山和理水—结合峰峦动势之美与湖、沼、幽涧曲线。彩色图版、图版说明：文人园林建筑。附录：文人园林的平面、立面、剖面图，结构示意图，遗址分布图，导览图。建筑词汇。中国古建筑年表⑤民间住宅建筑论文：民间住宅的发展历程—纵横话历史，捭阖探源流、民间住宅的建筑形式—宅居融民情，风韵会地理，民间住宅的艺术特征—稚拙藏超卓，朴厚寓灵幻。彩色图版、图版说明：民间住宅建筑。民间住宅建筑的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图，结构示意图，遗址分布图，导览图。建筑词汇。中国古建筑年表。⑥佛教建筑论文：中国佛教的形成与发展—以玄解佛，以佛补玄、中国佛寺的建立与演变—从白马寺的创建到隋唐时代的佛寺林立、中国佛教建筑的艺术特色—西方佛教文化与中国固有文化的融合。彩色图版、图版说明：佛教建筑。佛寺、佛塔、石窟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图，结构示意图，遗址分布图，导览图。建筑词汇。中国古建筑年表。⑦道教建筑论文：中国道教的兴起及其内容—不死的探求，仙道的世界、道教建筑概说—从“治”、“靖”到“宫观”的建筑形制特色、洞天福地与丛林—祀神、修炼、传教、斋醮的场所。彩色图版、图版说明：道教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图，结构示意图，遗址分布图，导览图。建筑词汇。中国古建筑年表。⑧伊斯兰建筑论文：伊斯兰教建筑的历史沿革—从阿拉伯经丝绸与香料之路传入中国的前后历程、伊斯兰教建筑的类型与组成—中阿混合体的清真寺及墓祠建筑的独特风貌、伊斯兰教建筑的布局与装修。彩色图版、图版说明：伊斯兰教建筑。伊斯兰教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图，结构示意图，遗址分布图，导览图。建筑词汇。中国古建筑年表。⑨礼制建筑论文：礼制建筑的形成与历史演变—从儒家的礼制思想到明、清时代的坛庙祭祀系列、礼制建筑的形制及艺术特色—从帝王之家到百姓之家的自然与人文祭祀系列。彩色图版、图版说明：礼制建筑。礼制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图，结构示意图，遗址分布图，导览图。建筑词汇。中国古建筑年表。⑩城池与防御建筑论文：城池防御建筑的沿革—历代都城的兴盛与衰亡、城池形制、结构、营造与攻防—建筑坚固险要的防御体系、万里长城—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防御工程。彩色图版、图版说明：城池防御建筑。城池防御建筑的平面、立面、剖面图，结构示意图，遗址分布图，导览图。建筑词汇。中国古建筑年表。 HI：SHOPBOOKS
我想说为什么现在的考古学家都是一些废物了，大部分都是盗墓者发现了,所谓的科学家才知道了，后面找几本书看看证明他们就是所谓的考古饭桶了，为什么不是他们发现了，所谓的盗墓者才知道了，要不然国家养你们这群什么物干嘛。是不是证明盗墓者是你们考古人的鼻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