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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历史教学的本质与历史学科的特点密不可分。历史学科具有前瞻性、当代性、人文性、主客观统一性及科学性与文学性相结合的特点。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历史学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历史学科论文 范文 一：浅谈初中历史学科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摘要:有效教学是初中历史课堂教学的生命。如何作到有效教学,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试从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精心设计问题,联系现实(实际),使课堂教学生活化几个方面谈谈感受。
关键词:有效教学;创设情境;精心设问;生活化教学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问题日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如何以高质量教学迎接挑战,是每一位教师特别是历史教师面临的共同问题。
什么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呢?余文森教授从专业的角度进行了回答: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活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具体表现在:学生在认知上,从不懂到懂,从少知到多知,从学会到会学;在情感上,从不喜欢到喜欢,从不热爱到热爱,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那么如何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呢?下面就结合近几年我的教学实践谈谈。
一、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让学生重温历史
我们都明白一个现实: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但是我们的历史课堂教学却可以让历史“重演”,那就是创设有效的“历史情境”。创设教学情境的 方法 很多,著名学者韦志成先生有如下论述:1.扮演角色
体会情境;2.播放音视频渲染情境;3.联系生活展现情境;4.运用实物演示情境;5.借助图画再现情境;6.锤炼语言描绘情境;7.结合实际优化情境等等,我们在教学中不妨加以尝试。
我在讲授“三顾茅庐”时,采用扮演角色体会情境的教学方式。课前找五个同学分别扮演刘备、诸葛亮、关羽、张飞、门童,向五个同学交代演出的内容:刘备如何三次 拜访 诸葛亮,张飞、关羽如何显得很不耐烦,最后刘备终于请到了诸葛亮并成就了一段佳话等。学生结合平时从广播、电视等平台中获取的相关知识自编台词,我帮助修改,同时进行简单的布景设计,学生边看演出边体会刘备为成就大业而三顾茅庐的辛苦。通过创设教学情境,不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而且引导了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活动,逐渐改变其学习方式,变被动接受学习为主动探究式学习。
二、精心设计问题,让学生的思维动起来
巴尔扎克说过:“打开一切科学的钥匙都毫无异议的是问号。”课堂教学中,学生的思维是否动起来,关键取决于问题的设计与生成。问题的设计,首先足以让学生真正开启思维而进行一番苦苦思索的;其次又应当是使学生可以有一定的思维成果,即每一个学生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品尝到问题解决的喜悦。只有这样的“问题”,才能激起学生的求知欲,才能促使他们自觉投入到对有关历史问题的探究中去。这样的问题设计才具有其存在价值,才能作到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在学习“伏尔泰启蒙思想的意义和影响”时,课本中这样描
述:“伏尔泰等人的思想宣传,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促进了欧洲的社会进步;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促进了这些国家的思想解放”。此时我就引导学生思考“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取代封建贵族提供了有力的支援”“许多启蒙思想家的名著被介绍到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也促进了传播这些思想的国家的思想解放”。有哪些事例可以说明这些?此时课堂气氛达到高潮,学生之间、师生之间都互相探讨,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使学生的思维达到最大的活跃状态。这样既达到教学目的,又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三、联系现实(实际),使课堂教学生活化
美国著名的 教育 家约翰·杜威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扼杀历史的活力的隔离现象,就是把历史与当前社会生活的各种方式和事务分离出来。他特别强调:历史关于过去的知识是了解现在的钥匙。很明显,他强调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联系。有许多历史事件与现实生活中的 热点 时事还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将经过筛选过的热点时事运用于历史课堂教学中,可以摆脱教材所限定的时空限制,使学生能穿梭于时空的走廊,古今结合,拓展了历史课堂的教学内容。
课堂教学中联系现实,使学生既能在课堂上学到历史知识,也了解了新闻时事,进而帮助学生了解和关心国家大事,使教学内容“贴近学生生活、贴近社会”,进而增强学生的时代感和历史学习的使命感。
总之,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去组织教学,加强学习中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有效合作,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努力增强学生的学习效果,从而切实提高历史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历史学科论文范文二：《中国近代现代史》学科能力提要
人教版《中国近代现代史》必修教材，体例新颖，内容丰富，有鲜明的国情意识和时代特点，体现了跨世 纪人才素质培养的需要。但它是一套无“纲”(教学大纲)之“本”，用之者还在起步阶段。所以，一线教师 深感它的难度太大，很不适应，急待解决的问题不少，其中就有学科能力这一难题。我把这两年教学的感受 “提要”出来，仅供批评研究。
一、熟悉重要史实的能力
这是一项首要的、最基本的历史学科能力。主要有：听、视和观察的能力，阅读能力(小字和好懂的原始资料)，记忆能力和区分史实作用的能力等。配置于教材页面上的文字和画图，大都有史实意义，所以要善于 区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教材特点所要求的一项能力。(1)区分主体内容和从属内容;(2)区分必须储存和 “过眼烟云”;
(3)区分基本史实和非基本史实。基本史实(在历史的点、线、面、体中不可或缺)必须熟悉， 扎实准确，“入库”储存，例如大字(主体)的内容、大事年表和历史地图中最重要的地名、空间等;(4)区分基本史实的相对性。即在这一历史体系中是基本史实，而在可以涵盖它的另一再大的体系中，是非基本的史实 了。此点较难，重点较不妨试试。
中华民族拥有的文物、古迹和馆藏极为普遍，图片影视资料极为丰富，可同熟悉重要史实结合起来，并适当发展乡土访古考察的能力。
二、理解历史概念的能力
历史概念是在历史表象的基础上经过思维活动抽象概括而成，以反映历史事物的本质属性。掌握和运用历 史概念是理性认识历史的起点，是历史思维能力的“发祥地”。历史概念在学科能力中举足重轻，是基本能力中的“基本”。
1.单一型历史概念
这类概念就是一个一个的“历史单位”，教材中比比皆是。属于史实性的有“井冈会师”，“《北京条约》”，“台儿庄战役”等。属于论断性的有“民族英雄林则徐 ”，“工农武装割据”，“中外‘和好’局面”，“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爱国统一战线”等。
2.复合型历史概念
它由若干个单一型历史概念组合贯通而成，又称概念系列。“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是三个独立存在的单一概念，但组合贯通之，成了“三大战役”这个复合型概念。“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 这一概念复合了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三大运动”、“三大改造”和“一五计划”这五个单一概念。参 与“复合”的各个概念之间，是由其内在逻辑联系而成——或递进关系、或因果关系、或包含关系、或并列关 系等。
3.历史概念的特点
(1)各类各个概念都有客观性、独立性;(2)凡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准确的外延(量的属性)和内涵(质 的属性)。这是掌握和运用它的关键所在;(3)历史概念是历史基础知识的一个方面;(4)概念群体之纵横及其 网状化、序列化、具体化，就是历史学科知识体系了;(5)对概念失之准确或错乱，必定损害正确的历史思维能 力的发展。
此外有众多的理性化概念，“半殖民地”、“共和政体”、“民主革命”、“改革开放”等等。运用时， 不要抠定义、追外延、究内涵，能恰当地揉合于史便罢。
三、纵横基本线索的能力
历史是线索的交织品。基本线索是跳动在历史有机体中的脉络，是人们认识历史的途径。万千纵横有线索 ，万千变化有线索。会抓、会用历史线索为历史学科独特有之的一项能力。
1.历史线索的两大类
在历史整体中，线索或隐或显地表现为粗细、长短、远近、中外、主从等;有曲线、直线、折线等;有政 治的、经济的、 文化 的、战争的、社会过程的等。但是，按性质和作用分辨，只有基本线索和非基本线索两大 类;按走向分辨，只有纵向、横向两大类。掌握了分类，就懂得了这项学科思维能力的基本思路。
2.基本线索的三重性
客观性，是它的第一性。主观性，为师生对它的认知(即“理线索”)。相对性，指它的起止时空限定和 功效的特定范围。三相结合，才能抓准用好。
3.基本线索的三功能
(1)贯通来龙和去脉，体现内在联系;(2)提挈内容和要点，利用抓纲织网;(3)明确趋势和归宿，揭示变化 规律。纵横这三项功能，可以让学科能力同历史的脉搏一起跳动。
4.基本线索的两误区
教材的“引言”本非基本线索，不可误认。有些教学参考书把基本线索写成了“内容简介”或“内容提示 ”或“内容概要”，都不可取。规范地表达基本线索时，必须精炼概括为一句或几句话说出。被基本线索所纵 横的重点要点，不是基本线索本身。
四、运用基本观点的能力
历史思维能力，其核心和灵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念(基本概念)。没有正确的观点 ，肯定不会有正确的历史思维能力。
近几年来，各省县市推出的初三结业考试卷，反映了当前大多数学校的实际水平。但课上能力素质的要求 ，完全可以也应当高出它三两个“调头”。必须看到，初中学生没有多少基本观点在备用、待用，需要“实实 在在”地充分利用教材。教材是学生学习、领悟和初步运用基本观点的主 渠道 。
主渠道——本教材，可供领悟和运用的基本观点有：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
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主要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原因和结果，共性和个性，形式和内容，现象和本 质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主要有：继承和发展的观点，前进和曲折的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现代史上更明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政党及其领袖的地位和作 用等。
2.历史学科基本观点
主要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观点，从基本国情和具体国情出发的观点，政权和政体的观点，反帝反封 建相结合的观点，民主革命坚持三大法宝的观点，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等。
3.摘选引用性的观点
指教材根据需要而摘引他处的观点，但不全是照搬照抄。(1)对纲领、宣言、政策、 口号 等的引用;(2)对 人物言论的引用;(3)对著作的引用;(4)对定性、结论的引用，例如“林彪集团发动武装政变”、“‘一国两 制’的构想”、会议有关决定等。
4.因史为论性的观点
这类观点(论断、结论)是教材编者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学科的基本理论和观点指导下 ，依据必要的史实和特定历史条件，提炼概括而成为教材的“具体观点”。本教材的“具体观点”比现行任何 其它 教材(人教版)都突出。表现在：①在引言中;②在论断性性的章、节、目标题中;③在课文之中，例如 ，衙门的建立“是清朝中央机构开始半殖民地化的标志”，“《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 程度”;④在性质、意义、评价和 经验 教训中。运用时必须注意：“具体观点”无普遍性，只起特定作用，只 能“对号入座”。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自古以来，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出现过许多有名的历史学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著作，积累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也表述了各种史学思想、观点以及治史 方法 。这些从不同角度对人类进步所作的记录，乃是人类 文化 遗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理论和史学观点，就其主流而言，基本上是从保护剥削阶级利益的立场出发的。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关于历史学的论文 范文 。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史学的求真与经世 全文如下：
求真是史学的学术性的根本原则，经世是史学的社会性的必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真的提升。古希腊一位学人卢奇安说过：“历史只有一个任务或目的，那就是实用，而实用只有一个根源，那就是真实”(《论撰史》，见《缪灵珠美学译文集》第1卷，第19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这话说得直率而中肯。一位中国学人说得好：“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周谷城学术精华录》，第300页，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如果说，求真乃是史学的生命所在，那末经世则是史学的生命力之社会历史价值的反映。
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特别是从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楚史学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史学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活与历史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一求真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
古今中外，凡是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职责，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努力所达到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是这种意识和努力历来是受到人们尊重的。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精神。在中国，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司马迁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史记·孔子世家》)，也可以表明孔子撰写历史的严肃态度。至于司马迁撰写的《史记》，受到自刘向、扬雄及以后历代名家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实录”(《汉书·司马迁传》)。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为新发现之甲骨文证明为确，致使西方学者大为惊叹，认为“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译本第1卷，第88页，袁翰青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中国古代史学求真原则的发展，在思想上和理论上的积累以及在历史撰述上的积累，都十分突出。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 总结 了“辞宗邱明，直归南、董”的传统，提出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的命题。唐人刘知几《史通》有“直书”专篇，论述了直书的传统及其意义。此后，历代史家都有这方面的论述，而以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所论最为深刻。章学诚认为：史德反映了作史者的“心术”，“心术”的最高境界是“尽其天而不益以人”。凡此，表明中国史学之坚守求真原则的一贯传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发展轨迹。同时，这一传统在历史撰述的积累方面也极为丰富。在刘知几之后，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著作如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郑樵《通志》、袁枢《通鉴纪事本末》、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马端临《文献通考》、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王圻《续文献通考》、谈迁《国榷》，以及王世贞、钱大昕、赵翼、王鸣盛、崔述的考史之作等，就总体而言，每一部书都是求真之作。
求真是为了揭示历史的真相。但对史学家揭示历史真相的努力及其成果，不能作绝对的要求。这是因为：第一，客观历史包罗万象、纷繁复杂且已成为过去，任何人都无法完全再现历史。从这个意义看，求真，就是“求”得反映历史主要趋势的本质的“真”。第二，史学家在反映客观历史过程中，其主观意识总是要发挥作用的;因此，史学家撰写出来的历史乃是客观历史同史学家主观意识结合的产物。第三，一般说来，即使是严肃的和正直的史学家，亦难免有知识上、器局上的局限，这种局限无疑是其通往求真道路上的障碍，只是因各人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可能遇到的障碍大小有异罢了。此外，由于史学同政治的密切关系，故史家的求真，有时还会受到政治的无理干扰或无理政治的干扰而陷于艰难的境地。唯其如此，人们对以往的史学家在求真道路上之所得，都应给予应有的尊重和恰当的评价。
历史撰述的求真原则同任何事一样，也有它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史官所“求”的是在当时伦理原则下“书法不隐”的“真”(《左传·宣公二年》)，这是当时的“书法”准则。两汉时期，史学有了进步，《史记》突破伦理名分，承认秦、项而作通史，并为项羽立纪以表明项羽在历史中的位置。盛唐刘知几撰《史通》，其中“直书”、“曲笔”两篇专论，是非之分明，言词之严峻，跃然纸上。但他承认维护“名教”是“直道不足”的表现，这也就意味着真正的求真应当突破伦理的障碍而尊重历史事实本身。在这个问题上，宋人吴缜比刘知几又前进了一步，认为事实、褒贬、文采是史书的三个基本要素，主张把对事实的认知和对事实的褒贬区别开来，认为：“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唐出纠谬》序)。吴缜的这个见解，不仅强调了事实和褒贬的区别、强调了以事实为基础，同时也表明了事实和褒贬的结合乃是历史撰述所必需的。是否可以认为：强调事实为基础，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一步;在事实的基础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这是历史撰述求真的第二步。这就是说，只有事实认知和价值判断的合理的结合，才是近于完全意义上的求真。
二经世是史学社会性的必然要求
史学的经世之旨是伴随着史学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中国史学上，至晚在春秋时期的士大夫中间，已十分明确地论述到史学的社会功能。楚国的申叔时认为：学习史书，可以使人“耸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知兴废而戒惧”(《国语·楚语上》)。这是表明史学对于个人修养的重要作用。楚国有位左史倚相，他通晓史籍，“能道训典，以叙百物”，经常向国君讲述历史上的得失成败，使国君不忘记先人创业的艰难(《国语·楚语下》)。这是史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春秋末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这是说的史学所具有的广泛的社会作用。可见，人们很早就认识到史学(或者说史书)对于个人、政治、社会都是非常有用的。从史学与社会的关系来看，人们的这些认识，都折射出社会对史学的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这种要求和史学家的这种认识都在不断地提高与丰富。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太史公自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汉书·司马迁传》)，到刘知几说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史通·史官建置》)，再到龚自珍说的“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尊史》，见《龚自珍全集》第1辑)，反映了约两千年中这一提高与丰富的历程。
史学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作用，能够经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史学能够延伸人们思考的时间范围，扩大人们视野的空间世界，这就是刘知几所概括的“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史通·史史建置》)。唐太宗所谓“不出岩廊，而神交千祀以外”，“发挥文字之本，通达书契之源，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晋诏修书》，《唐大诏令集》卷81)，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第二，由于历史同现实本有天然的联系，因而在悠长的时间和广阔的空间中曾经出现过的人们的活动及其原因与结果，总是会引起今人的关注、回忆和兴趣。如人品的贤佞、国家的安危、朝代的兴亡、政策的得失、社会的治乱、世风的厚薄，以及文化传承及其种种 措施 ，天灾人祸及其应对之方，还有域外诸国的有关情况等等，凡此都对今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史学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悠长、恢宏的思考时空和丰富、纷繁的思考对象，而且可以由此陶冶性情、知理明道、增益智慧，进而积极参与创造美好的现实与未来。这是史学具有永久魅力之所在。元代史家胡三省批评一种重经轻史的错误观点，指出：“世之论者率曰：‘经以载道，史以记事，史与经不可同日语也。’夫道无不在，散于事为之间。因事之得失成败，可以知道之万世无弊，史可少欤?”(《新注资治通鉴》序)那种认为史书只不过是记事、记人而已，这是对史学的一种浮浅认识。反之，通过读史，了解了历史上史事、人物，进而从中认识其始末原委、常理法则，得到启示，有所借鉴，这才是对史学的真正的理解。
史学的经世作用，表现在它的社会功能的诸多方面。以下数端，是比较突出、比较重要的几个方面。
——史学是认识历史的基本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认识历史，但通过史学认识历史无疑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途径。只有当人们真正认识了历史，才可能继承优秀历史遗产，为现实的历史运动提供借鉴、 经验 、智慧，开辟和创造新的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通过史学去认识历史，确乎是史学的社会作用中最根本的方面，即所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文心雕龙·史传》)历史知识、历史思想、历史经验、历史上的真善美等等，主要是凭借着史学活动来记载、积累和传承的。
——史学对于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以政治、文化、 教育 三个方面最为突出，也最为重要。在政治方面，又以政治决策、历史经验、忧患意识同史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从政治决策来看，历史知识、历史参照是重要依据之一。如汉初，汉高祖刘邦命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后陆贾“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刘邦大为称赞，命名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新语·无为》篇指出：“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认为实行“宽舒”、“中和”之政是非常必要的。这是阐明了秦朝政策的失误，也是为汉初“与民休息”基本国策的确立提供了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史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从对历史的记载、描述中，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总结前人在历史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作为今人和后人的借鉴。譬如从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深刻的见解、翔实的材料、精彩的史笔总结秦汉之际的历史经验开始，以后许多“正史”都有所效法，其中往往亦不乏优秀之作。又如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的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明清之际王夫之著《读通鉴论》，以其深邃的历史见解，阐述了历史上的种种经验教训，他所总结的“谀臣”是否得势、得宠与国之存亡的关系，统治阶层是否看重“积聚”、“宝货”与政治得失的关系，“风教之兴废”与朝代兴亡的关系(以上见《读通鉴论》卷1、12，卷2、12，卷17、19)等历史经验，都是极具启发性的通论。再如，自贾谊《过秦论》以下历代史学家、思想家所撰史论、政论，其真知灼见，不乏于时。从忧患意识来看，因其理性和深刻而具有特殊意义。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这个品质在史学上反映得十分突出，清人龚自珍强调说：“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九》，《龚自珍全集》第1辑)这句话从一个重要方面概括了中国历史上“良史”的优秀品质。“良史之忧”的内在精神是自强不息、奋发进取。它以洞察历史为基础，以关注现实为旨趣，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许多事实证明：史学上反映出来的忧患意识对社会各阶层人们的思想影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之一。
——史学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记录和纽带。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自秦汉以后更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因此，民族文化的发展在中华文化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史学以其独特的形式推动着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史书对于多民族历史活动的记载成为历代“正史”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而对于多民族共同心理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深刻的作用。第二个方面，史书对于西周、汉、唐这些盛大朝代的记载，既作为史学的形式又作为文化的形式影响着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这种影响，反映在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反映在对多民族历史渊源的共识上，也反映在各民族历史文化的相互吸收、融汇上。第三个方面，中华文明不曾中断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观，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历史记载不曾中断，这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生生不息、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史学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史学还是人生修养的重要的教科书，是历史教育的巨大宝藏。史学的全部社会功能，都是史学对于人的作用的结果，都是通过人的认识的提高和人的 社会实践 来实现的。这是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的经世，史学的社会作用，本质上是历史教育作用。中国史学的优秀史学遗产，有大益于人生修养和历史教育：一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使社会公众都能受到这方面的教育和熏陶。二是具有突出的适应性，使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能从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著作中得到启示和教益。三是由于历史著作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之民族精神的底蕴和众多杰出人物的人格魅力，以及各方面的经验和智慧，从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深刻的感染力。
60多年前，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一位反法西斯的英勇战士布洛赫，在牺牲前写了一本名为《历史学家的技艺》的书，其主旨是回答“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他在《导论》中这样写道：“‘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的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见此书中译文本第7页，张和声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这里，借用布洛赫的话来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中华文明以至整个东方文明不也是与之有关吗!史学的经世作用，实在是不可轻视的一件大事。
三求真与经世的辩证统一
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
首先，我们从理论上看。刘知几《史通·人物》篇强调史书“诫世”、“示后”的作用，作者在篇末作结论说：“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所谓“诫世”和“示后”，是指史学的经世作用;所谓“难”，所谓“重”，所谓“笔削之士，其慎之哉”，是强调史学的求真。刘知几是把史学的求真视为史学经世的基础。上文说到宋人吴缜论批评史书的三个标准，一是事实，二是褒贬，三是文采。他认为，事实是一部史书的根本，有了这一条，才不失为史之意。他说的褒贬，是著史者的价值判断，其中包含着史学经世的思想，而这些都应以事实为基础。吴缜所论，同刘知几所论相仿佛，都强调了史学的经世以史学的求真为前提。可见，求真和经世就是如此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由此也可以看出，凡对史事采取轻浮的、曲解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和做法并用以比符现实，既违背了史学求真的原则，也失去了史学经世的基础及其本来意义。
其次，我们再从实践上看。史学的求真，是史学家在学术追求上的实践。史学的经世，是一切运用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于现实历史运动的人们的实践，其中也包括史学家所作的努力。司马迁著《史记》，被后人誉为“实录”，当之无愧。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史记》的经世作用产生了巨大的力量;秦朝的二世而亡，使多少统治集团引以为戒;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国策，使多少杰出的政治家受到启示;汉武帝时代的富庶和浮华，使一代又一代后人陷于沉思;还有那些具有“国士”之风的名将贤相，那些“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以及各种各样的奸佞小人，使多少后来者“思齐”、“自省”。大凡读过《史记》和比较熟悉历史的人都会感受到这样一个事实：《史记》的经世作用之大，非笔墨可以形容。
唐贞元十七年(801年)问世的《通典》是制度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作者杜佑撰写此书的宗旨是：“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这里说的“人事”，是指历代制度的演变，“群言”是指历代群士关于制度的制订、实施、得失的议论，无疑都是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之上;这里说的“将施有政”，意在以所著之书用于施政的参考。《通典》在唐代和唐代以后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受到许多政治家的称赞：“诞章闳议，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唐文粹》卷68权德舆《歧国公杜公墓志铭并序》)：“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乾隆丁卯《御制重刻通典序》，参见咸丰九年崇仁谢氏重刊本)。作为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和精于政治的史学家，杜佑把“经邦”“致用”之旨缜密地、严谨地寓于制度史的阐述之中，史学的求真与史学的经世可谓相得益彰。
同样，司马光与《资治通鉴》鲜明的经世之旨，也是人们交口称赞的。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主旨已如上述。朱熹评论《资治通鉴》说：“(司马)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卷134)。王夫之认为《资治通鉴》包含着“君道”、“臣谊”、“国是”、“民情”，为官之本、治学之途、做人之道等多方面内容与启示(见《读通鉴论·叙论四》)。南宋以下，《资治通鉴》受到各族统治者的重视和广大士人的敬重，自有其史学上的崇高地位和实践中的参考价值。世人盛赞史学上的“两司马”，绝非偶然。上举三种体裁的三部通史，大致可以表明中国古代史学之主流在求真与经世上的一致性。类似的或相近的史书历代都有所出，不一一列举。
再次，我们还应从全局上和本质上看。毋庸讳言，中国史学上确有曲笔的存在，对此，刘知几《史通·曲笔》篇不仅有事实的列举，还有理论的分析。刘知几之后，史学上的曲笔现象仍然存在。举例来说，官修史书，时有修改，不论是修改曲笔，还是曲笔修改，都说明了曲笔的存在。而此种曲笔产生的原因，往往是政治因素影响所致，当然也跟史家“心术”相关。但是，在中国史学上有一个基本准则或总的倾向，这就是：直书总是为人们所称道，而曲笔历来受到人们的揭露和批评。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所说的那样：“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对奸邪给予惩戒，正是优秀史家的直笔所为，正如农夫看到田间的莠草就一定要把它锄掉一样。像这种做法，也是万代同一的准则。在中国史学上，曲笔或可得逞于一时，但终究免不了落下骂名，为人们所唾弃。
最后，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史家的职业角色与史家的社会责任是相联系的，史学的求真要求与史学的经世目的也是相联系的;这两种联系，存在着一种更深层次的本质的沟通，即在史学的信史原则和功能信念上统一起来。可以这样人为：揭示出这种联系，就是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揭示出中国史学的总相和特点。
李鸿章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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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对于拿破仑·波拿巴一世皇帝，第一，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每个历史时期的伟大人物，不管怎样高明，他却不是悬在空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他之所以比一般人伟大，除了他具有某方面的出众才华外，更因为他有比一般人更高的地位和权势。但不管怎样，他的立脚点和同时代人必然是一致的，是同在一个水准上的。每个时代的历史都不可能是某个英雄的历史。拿破仑时代的历史也不是拿破仑个人的英雄史，不能把他神化。 可是，百多年来，世界各国的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却有不少神化之处，如：说他是“世纪的巨人”、“历史上最惊人的奇才”、“西方之皇”、“战争之神”、“命运的支配者”，甚至说“他是从恺撒以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是从亚历山大以来最令人震惊的人物”，等等。 在吹捧的反面，却又是一片愤怒、厌恶和诟骂，如说他是“科西嘉岛的怪物”、“摧残自由的暴君”、“无耻小人”、“低能儿”、“疯子”、“匪徒”，等等。 不管是吹捧或是诟骂，都属于向个人崇拜低头。用这种方式都不能真正揭示出拿破仑这个复杂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 第二，是时势造英雄，而不是英雄造时势。历史的规律表明，每当社会的大变革时期，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它必将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拿破仑之所以伟大，是由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这一伟大事件所造就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因此，必须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之中，才能更好地去认识他。 第三，要看主流、看主导方面，不能以某一片面代替整体。历史人物，特别是伟大的历史人物，其一生的经历是错综复杂的。拿破仑一生所处的时代，正是法国大革命的时代，也是整个欧洲大陆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大转变的时代；他的一生经历，他的主要活动，是和这个时代的特点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因此，要看他在这个大的历史潮流中，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顺应时代的潮而动。 第四，对过去一些关于拿破仑的著述，特别是那些所谓“圣赫勒拿岛的一些著述”，要作全面的考察、分析。因为拿破仑在六年的流放生活中，仍以胜利者的目光来估量他的过失，用夸大一些事实和掩盖另一些事实的手法来缩小、掩饰他的错误。这些东西是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同波旁王朝的斗争中，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重新祭起拿破仑的亡灵而炮制的。今天法国史学家只把它看成是传说之类的东西，因为它不太符合历史的真相。另外，在英国人和俄国人编撰的一些关于拿破仑传记之类的书籍中，又带有浓厚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情绪，因此，对一些事件的原委和性质反映得也不够真实。 第五，有些评论拿破仑的文章，习惯于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去寻找根据。但是，如果只作一些词句的引用，而不首先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为着说明什么问题而讲的，那末，单靠这种引证，必然导致经典作家间在拿破仑问题上的“吵架”。总之，评价拿破仑应当把他放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中。综合地考察他的全部活动。这样，我们就会看到，拿破仑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他镇压了王党叛乱，粉碎了欧洲“反法联盟”的多次武装干涉，打乱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促进了欧洲各国人民的觉醒，稳定了法国大革命的社会成果。这是他活动的主要方面，是他的主要功绩。当然，每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完人，都有他的缺点错误甚或是罪行。作为资产阶级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拿破仑更是如此。恩格斯就曾经指出过：“拿破仑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娶奥国皇帝的女儿为妻，和旧的反革命王朝结成同盟。他不去消灭旧欧洲的一切痕迹，反而竭力和它妥协；他力图在欧洲帝王中间取得首屈一指的声誉，因此他尽量把自己的宫廷搞得和他们的宫廷一样。恩格斯是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指出拿破仑的主要错误在于“拜倒在正统主义原则之前”。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他有功也有过，便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讽刺蒲鲁东观察经济范畴有好坏两个方面那样，“就象小资产者看历史伟人一样：拿破仑是一个大人物；他行了许多善，但是也作了许多恶。” 综观拿破仑一生的全部活动，其主导方面的活动，对当时社会和人类历史的发展是起过进步作用的。他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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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一：初中历史教学设计 反思
一、教学设计脱离课标，目标庞杂
在教学设计中首先要确定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指教学活动实施的方向和预期达成的结果，是一切教学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新课程倡导的课堂教学目标有三个维度：知识与技能目标，过程与 方法 目标，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在实践中，有些教师的教学设计确立的目标脱离课标，庞大、杂乱、抽象，这样的目标在教学过程中是很难达成的。例如，北师大版 八年级 上册《辛亥革命》一课，有个教师确立的教学目标如下：
1.知识与能力
(1)了解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主要革命活动。(2)了解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成立的情况。(3)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培养学生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
(1)阅读关于孙中山的历史资料，概括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精神。(2)比较兴中会和同盟会， 说说 同盟会纲领与“三民主义”之间的关系。(3)组织小组讨论，评价辛亥革命和孙中山。
3.情感态度价值观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学习一代伟人为振兴中华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辛亥革命志士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不断进取的意志。这节课设计的教学目标所包含的内容的容量非常大，不是一节课45分钟能够完成的，如“教学过程与方法”中：“阅读孙中山的历史资料，了解孙中山一生的革命活动和革命精神。”如果改成学生课前做准备，或者教师提供关于孙中山的典型 事迹 给学生阅读，这个环节才具备可操作性。教学设计要体现历史课堂教学的本质，坚持有效性原则。这节课要让学生收获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去实现?教学设计中目标要清晰，明确，切实可行，这是实现历史课堂教学高效的前提。
二、教学设计忽视学生个体差异
我们知道，教学要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到每个孩子的发展。但是在班级授课制下，几十个孩子们集中在教师里上课，教师真正关注的是学生整体，学生的个体往往被忽视了。其实，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就需要思考如何让每个学生都能参与课堂教学，获得成长。一个课堂里坐着几十个学生，他们的知识基础、能力素养、个性特征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差异的。作为历史学科，最明显的差异是，学生们对历史的兴趣和知识储备差异。当前，很多历史教学设计看不出对学生差异性的关注，似乎所有学生都在一个水平线上，只不过是基于全体学生起点或高或低进行设计罢了。进入课堂，即使在公开课上，学生可能在老师的授意下做了课前的预习，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也大相径庭：常见的是，有几个学生听课专注，兴致盎然，表现积极。一节课的大多数问题都靠他们的踊跃参与解决了，有的同学的发言甚至堪称精彩绝伦，激起师生热烈的掌声。然而，与他们“大显身手、独当一面”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相当多的同学在课堂上只是“观众”。他们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沉默着，偶尔配合性地齐声应和一下，或自始至终无声无息。如何调动所有同学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呢?老师在教学设计的时候如何了解学情差异?面对差异，在历史教学设计中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对此，有些老师的做法值得推广。如，组织学生课前搜集、阅读与本课有关的历史信息，或者提供相关资料供给学生拓展阅读，让学生带着一定的知识储备来上课，带着一些经过思考的问题走进课堂，缩小学情的差异，能比较好的促进学生广泛参与课堂。此外，重视学生个体差异，坚持差异性原则。在教学设计中，问题的设计可以分出层次，让不同兴趣和能力的学生都有机会参与问题的解决，既要体现分层教学的理念，还要注意分层教学的可操作性。
三、教学设计重形式，轻内容
新课改以来，人们开始关注课堂教学的“趣味性”，进而关注课堂教学的情境创设。这个方向本身没错。但是，目前看来有点矫枉过正，喧宾夺主了———很多教学设计过于强调新颖灵动。在历史教学研讨活动中，若是一节课设计了一个别人未用过的形式，就会获得“好评”一片，似乎那就是课的“亮点”。在这样的评课标准的“激励”之下，许多教师趋之若鹜，许多教学设计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甚至忽略了教学内容。我曾经听过一节大市级公开课，课题是北师大版 七年级历史 上册《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 措施 》。授课教师在教学中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措施以后，作为社会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课件上呈现了代表四个阶层的卡通人物：农民、手工业者、士兵和地主，每个人物旁边是他们表达自身感受的文字。此环节设计的意图是肯定秦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产生的积极影响，其中农民的感受是：“有了土地，就有了劳动积极性，日子过得好开心啊!”这里很明显犯了科学性的错误：教师不但将商鞅变法的内容凭空迁移到了这里，还忽略了秦王朝统治时期苛捐杂税繁重的史实，试想：秦王朝时期的农民若是生活得如此幸福，还会有秦末农民战争吗?秦亡的重要原因就是秦的暴政，然而授课教师为了让形式新颖，看起来完整，让课堂更有趣味，就随意篡改历史，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教学态度。这种现象不是个案，必须要引起重视。作为历史教师，必须要有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必须要本着对学生、对学科负责的态度设计教学。教学设计要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坚持科学性原则。我们也许无法保障完全呈现历史的真相，但是我们至少要努力接近真相。因此教学设计不能为了形式而形式，形式是为内容服务，千万不要用内容去迎合形式!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形式，都要建立在知识正确的基础上，或者尊重历史真相的基础上。传递给学生研究历史的严谨科学态度也是我们历史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
四、教学预设与生成脱节
在初中历史教研活动或教师赛课评比中，听了很多老师的课，发现不少教师的教学设计与课堂教学是脱节的。有的教学设计中的重点与课堂教学凸显出来的重点不一致，有的课堂教学没有按照教学设计的思路去开展。课后研讨时，授课教师说：课前设计得很好，但在上课时学生“不配合”，自己没有办法按照预先的教学设计完成教学。如何解决这样的问题呢?新课程的核心理念是“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而“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生成过程，这个过程中的因素和情景无法全部精准预见，也就产生出许多的生成性问题。生成可分为两种，一类是我们预设下的现象，另一类是我们不曾预设到的现象。因此，笔者认为解决预设与生成脱节的问题需要关注这样几个问题：首先，在做教学设计时，要结合课标、教材，特别是学情，合理设计一节课，使这节课具有可操作性，有利于目标的达成。如：课堂导入的设计是否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欲望?教学问题的设计难度是否适中?在有难度的问题呈现前，是否为学生深层思考做了铺垫?等等。其次，教学设计要有预设的弹性。“动态生成”是新课程理念下课堂教学的主要特征，它强调课堂教学要改变传统课堂教学固定不变、按部就班、机械僵化的教学模式，主张课堂教学必须构建生成性的探究性活动过程。因此，教学设计中就要给课堂教学机动的空间，坚持目标性与弹性相结合原则。第三，在课堂教学中要遵从教学设计，不能随心所欲，漫无边际地上课，课堂脱离教学设计，目标很难达成。新课改强调课堂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形同虚设，被学生拖着走。教师要充分发挥“主导”的作用，运用自己学识与技能，以及教学机智，理性灵活地组织课堂教学，让整个课堂“形散神不散”，有效达成教学目标。
五、结语
总之，历史教学设计要依据历史课标的要求和学生学习历史的需求，充分体现历史学科的价值、为学生的发展创设条件。教师富有创意的教学设计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更好地达成教学目标，打造 高效课堂 ，促进全体学生学习和终身成长。
范文二：初中历史教学历史影视资料研究
一、影视作品的内涵
历史题材的影视资料通常是以纪录片的形式存在，对历史事件或者人物从一定程度上采用复原的方式进行拍摄，能够将历史演化中一些重要的革命性事件进行具象化的展现。不过这种影视资料并不一定遵循教科书上的阐述，有时会结合各种历史资料甚至各种稗官野史等信息进行一定程度的虚构。但是这些历史影视资料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依然具有积极的作用。对此，历史教师在选用历史影视资料时，需要进行认真筛选，和课文知识进行巧妙结合，从而让这些历史影视资料在历史教学中凸显重要的价值。
二、初中历史教学应用影视资源教学的必要性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合理引入历史影视资料，对于促进学生兴趣的提升、积极性的增长具有积极作用，而且这种直观的视觉感官刺激也更有助于学生理解和学习历史，非常适合历史教学应用。
1.提升学生学习兴趣
传统的初中历史教学通常是通过板书或者口述方式来教学，知识会相对枯燥，从而影响到初中历史的教学质量。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出现，历史影视资料不断丰富，这些资料将声音、图像和历史知识进行了有效综合，能够在教学中冲击学生的视觉、听觉感官，激发初中学生的兴趣，从而提升他们的学习动力。
2.有助于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
虽然历史教师能够在课堂上按部就班地将初中历史知识传授给学生，但是学生在理解上却存在着很大困难。因为历史知识中还有部分抽象的内容，这些内容对于初中学生来说往往更加困难，从而阻碍学生的学习。
3.培养学生情感的重要途径
在新的课程标准体系下，初中历史教学对于培养学生的情感以及认知能力同样极为重要，如果将历史影视资料引入其中，就能够让这些情感的培养更加具象化。比如初一历史课程大多讲述的是我国古代史，这时候可以向学生展示四羊方尊以及古代的四大发明等视频资料，从而增强学生对祖先智慧的尊敬，激励后辈不断超越前贤。
三、引入历史影视资料教学需要规避的问题
1.影视资源利用原则
(1)严谨性
历史教材的内容对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进行筛选，大多都是盖棺论定的。但是影视资料为了增强作品的吸引力，往往在介绍正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借鉴很多稗官野史的内容，甚至为了引发争论还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如果将这些资料全盘照收应用于课堂教学中，就会给学生的学习带来困惑。所以需要对这些历史影视资料进行适当的剪裁和说明，引导学生正确地掌握知识。
(2)时间性
历史影视资料种类很多，而且同一个历史题材在不同时期都有相应的影视片段，对此教师需要对不同时期的历史影视资料进行综合分析，让学生能够了解真实的内容，这样才能够有效提升历史影视资料的利用效果。
2.讲解和直观展示要充分结合
历史影视资料的直观性较强，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能够让学生从头至尾关注下去，可是这种直观性不能够让学生自己观看，教师要结合历史影视资料的内容对课程进行讲解，等讲解到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时，才播放一些历史影视资料的片段加深学生的学习印象，而不是将历史影视资料通过多媒体教室向学生从头至尾地播放。另外，教师在讲解中穿插历史影视资料之后，还需要对学生进行 总结 。尤其影视资料中可能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简介，教师也要旁征博引，引用不同时期历史专家的观点进行综合论述。
3.防范历史影视资料滥用问题
历史影视资料只能够是一种教学的辅助方法，不能够将其作为教学的核心过程。所以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必须要结合当前的教学内容对历史影视资料进行筛选，只有到讲解内容的环节时才播放相关的历史影视资料进行例证，这样才能够发挥出历史影视资料的教学价值。否则，一味地滥用历史影视资料，不仅不会给学生带来更加深刻的认识，反而使之变得肤浅，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就更无从谈起。
范文三：初中历史教学资源运用浅析
一、初中历史教学要发挥网络资源的作用
网络是当今社会最为迅捷高速的信息搜集手段。借助于电脑网络，教师可以下载各个方面的教学信息，无论是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还是相关的历史背景，网络让历史教学插上了翅膀，为历史课堂提供了生动丰富的信息源。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重视发挥网络的作用，借助于网络集聚更多的教学资源。例如在《贞观之治》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网络搜集“贞观之治”前后国家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数据对比，让学生直观的感受到“贞观之治”带来的巨大变化。再比如《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教学设计中，教师既可以通过网络搜集这一时代的世界形势、中国国内形势，也可以搜集影视资料中的一些片段场景，特别是“火烧圆明园”这样留在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场景，通过网络资料的搜集为历史课堂教学增加丰富的信息容量。这样的信息既可以是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影音资料，在教学中将网络作用发挥出来，可以有效辅助历史教学工作开展。
二、初中历史教学要发挥生活资源的作用
历史是生活的积淀，若干个生活的节点构成了历史的发展长轴。许多历史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或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能够找到相关的影子。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避免空洞说教，要竭力寻找生活中的着力点，将生活资源的作用发挥出来。例如在《““””的十年》的教学中，学生没有经历这一时代，对“”产生的背景、造成的危害缺乏直观了解，但是学生的爷爷奶奶这一辈人却是十年“”的经历者，甚至是受害者，从他们的生活经历中可以提取出许多“”十年的点滴碎片，让学生提高对这一场浩劫的直观感知印象。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向自己爷爷奶奶、外婆外公了解他们所经历的“”，从“”期间的生活条件、社会形势，乃至国家发展等各个方面寻找这一场浩劫留下的印记，也能亲身收获许多有关“”的鲜活讯息。结合接下来的教材分析，师生对这一场十年浩劫的了解将会更加全面，分析更加透彻，较好地实现了学习目标。生活资源的利用在这一课的教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再比如《改革开放》这一课教学中，教师也可以要求学生从生活中寻找与教学相关的资源，重点引导学生从自己家庭着手，回顾五年前、十年前与现在的条件发生的变化，从家庭居住条件、家用电器、交通工具、通讯工具，以及日常的饮食结构等诸多方面了解生活所发生的变化，从这样的显著变化中直观感受到经济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家庭生活条件在快速提高，对改革开放的成果具有更加直观的认识。从家庭生活这一微观角度前后对比变化，侧面验证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样的生活资源有力提升了教学成效。对学生而言，生活资源具有加深理解作用，起到了促进巩固与提升教学成效的目的。
三、初中历史教学要发挥情感资源的作用
对学生强化思想 教育 、情感渗透，是当前初中历史教学一项重要的职能。广大教师要善于从历史教材中发掘情感资源，与学生思想成长结合起来，与弘扬主旋律、倡导正能量结合起来，更好地体现历史学科情感性教育目标的实现。比如在《难忘九•一八》一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一些极具震撼力的视频画面及数据资料，让学生直观了解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对日本帝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具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学生在这样的演示之后无不群情激昂，教师还可以从这一课联系到当前中日两国东海纷争、钓鱼岛纷争等时事政治内容上，进一步激发学生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而甘愿奉献自身力量的爱国激情，引导学生明白中华民族的强大是广大中华儿女矢志不渝、卓越奉献的结果，将来建设祖国、壮大民族的责任当之无愧落在青少年的身上，让爱国主义成为他们心中涤荡的主旋律，让强烈的责任感成为推动学生认真学习的强大动力。再比如《钢铁长城》一课教学中，教师可以寻找展示现代人民解放军战斗力显著提升的精彩场景，如新式武器装备、解放军战士生龙活虎训练等影音资料，增强学生为祖国强大、军队强大的自豪感。
四、初中历史教学要发挥活动资源的作用
历史教学既要重视课堂也要重视课外，既要强化师生互动探究，也要发挥活动促进功能。笔者在教学中结合教材开展了一系列课外活动，将这一资源的功能体现出来。例如在《海峡两岸的交往》教学中，笔者组织学生在课后自主搜集资料，研究海峡两岸近十年来在经济 文化 交流方面的巨大成果，并对本地区台资企业发展等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以鲜活的案例、详实的数据、实实在在的内容，验证海峡两岸人民一衣带水的同胞之情，验证了海峡两岸经济文化政治交流的不断深入、祖国统一大业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有效增强了学生实际感知成效，巩固了教学成果。
五、总结
综上所述，初中历史教学需要丰富的资源作为基础与支撑，广大教师一定要高度重视、深入发掘、广辟途径，为历史教学的有效开展提供强劲支撑。
英雄，是伟大的，是他们，才有了我们现在安宁、和平的世界。关于英雄的 议论文 你知道怎么写吗？下面是我整理的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五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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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1
千古多少英雄，长河流沙中，扼腕英雄泪，感慨入杯酒残尊。空余壮志豪情，一朝血洒，悠悠。
——题记
青梅煮酒，为论英雄。然而，如何为英雄?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下之志者也。”曹操对刘备如是说。原来，英雄需要胸怀，需要谋略。再说西楚霸王项羽，曾经也何等辉煌，最后兵败如山倒，大势已去无法逆转。红颜知己生死相别，自己也挥刀自刎乌江边。倘若他能学越王勾践，肯卧薪尝胆，那么历史也许就是另一种写法，然而他不肯渡江，《霸王别姬》也成了京剧中永远另人惋惜的一幕。所以，英雄必应能屈能伸，能吞能吐，方能成其大业，成其英雄。
武侠小说大家金庸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原来，英雄需要心系黎民。张忆谋的电影〈英雄〉虽然是虚构了几个人物，却让我们看到了真正的英雄形象。电影中，无名为了天下的百姓而放弃了刺杀秦王，尽管最后死于万箭之下，却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天下的安定，此谓真英雄。在中国冗长的历史中，多少个朝代更替，这样的英雄也无须我细数，就让凛冽的长风缅怀他们。所以，英雄必应以天下为重，方能在百姓心中树立不倒的丰碑。英雄是一座高山，每个壮心不已的人都在艰苦地攀爬。当终于到了别人难以企及的山顶，可以俯视别人的时候，他们似乎拥有了别人一生甚至几世都无法得到的东西。可高处不胜寒，英雄们享受的最多的其实是孤独，还不如当初在山脚下仰望。所以，现实告诉他们，英雄必应耐得住寂寞，在所有人都退缩的时候，他能毅然地前进。
那么，拥有了以上条件，是不是就能成为英雄?不然，俗话说：“时世造英雄。”如果没有现实的契机，没有施展抱负的机会，那就只能是有心无力，壮志难酬了。在安定的年代，英雄也只能砍砍柴，卖卖菜。英雄似乎已经无用武之地了。
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2
是非成败，仅仅是结果，而世人眼中，这仿佛是一切。其实，真正的赢家，是那些享受过程，永不言败的人。我们应该明白，莫以成败论英雄。
胜利者，往往会被人抬得很高很高：奥运会颁奖台上，站得的是冠军，人们的第一束目光也是投向他。当人们不知道比赛结果时，第一个问题总是“冠军是谁?”一切仿佛是为冠军而准备的。高考放榜后，年年如是，掀起万丈狂澜般的“状元热”。而因一分半分之差屈居于状元之下的高手，却与状元天壤之别，十里八乡，无人知晓。这是竞争的残酷，结果的无情：有赢的，也有败的;有欢喜的，也有忧愁的。在世人眼下，视乎独占鳌头的人才能称得上是英雄。
就因为这样，人们心目中逐渐形成英雄的模样：永远不败的“战神”。胜利者与失败者一样，也浸泡于汗水中——英雄的汗水，换来的是赞叹;败者的汗水，换来的是冷漠。因此，一切参与者都有同一个梦想——胜利。
然而，那些与第一擦肩而过的人就不能称得上是英雄吗?楚汉之争，刘邦把项羽逼到垓下，夜闻四面楚歌。而江的对面，就是项羽的故乡，回去可能可以东山再起，至少也能穷且偷生。但他认为自己没颜面看见江东父老了，于是把剑自刎。李清照词赞曰：“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虽败，但也是英雄。
所谓失败者，其实他们并没失败，他们也有能力成为冠军。海明威说得对：“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给打败的，你可以消灭他，但你不能打败他。”
放开成败论英雄的观念吧!当失败时，请回头看看：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时你会发现，原来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
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3
人人皆知，历汉高祖刘邦是个英雄，而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自刎的项羽只不过是空有雄才大志的失败者。
但事实上呢，刘邦只是一个无赖，什么事都干。当过那小小的亭长，还做着杀鸡宰狗的窝囊事。他也什么都爱，爱吃，爱贪，爱喝酒，爱人，还爱美姬，就连《史记》都把他这一好色之行载于其中。当地的父老乡亲有谁想去跟着他，又有谁想到刘邦会有现在的风光?要不是他妻子吕雉乡亲斩白蛇起义，要不是他学了项羽的几句大志之言，他能带领乡亲去起义吗?他根本没机会，也没这想法。说到底，刘邦就是个懦弱，胆小，依靠女人成就事业的痞子。他没有主见，没有策略，只有虚伪，幌子主义和人的伎俩。
而项羽却恰恰相反，他是一个胸有大志的人，一个特地为起义而战斗的人，一个敢做敢为，身怀武技的霸主。
颇有大将之风的项羽竟然在名声上输给了市井无赖刘邦，有谁愿意相信呢?可又有谁能不承认这一事实呢?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刘邦胜了，而项羽败得乌江自刎。
所以不得不说，只有活在英雄街上的人才是英雄，那死在英雄街上的人就是狗熊。
我们暂且不说历史英雄，就 说说 文学界中的才子。
辛弃疾，一个有着苏轼豪放遗风的词人。这谁都知道，就连小孩子也知道他那流传至今的名句。可又有谁了解，他曾是一个抗金英雄呢?22岁的他就拉起了一支数千人的义军，就有“欲为朝廷痛杀贼寇，收复失地”的决心。可因他遭到主和派的打击，长期不被提用去抗金。他多么想去上阵杀敌，就连他的词《破阵子》也有一种凛然杀气和磅礴之势。但他终究是因病而卒，他的一切丰功伟绩也就被风雨冲淡了。没有人知道他还是个英雄，战场上的英雄，只因他“死”在了“英雄”这条街上。
可以说辛弃疾是因为生在金宋战乱时期，被迫去当英雄，但生活在盛唐的李白有做何种解说呢?
人们都夸李白是诗仙，他的诗是浪漫的。可是已经六十一岁的诗人李白竟然在重病之中请缨。临近死亡的李白，依然一手仗剑，一手持笔。当人们听我说到：“李白五十九岁时，披挂上阵，毅然参加到永平王叛杀的队伍。”肯定是让人震破魂魄直呼英雄。
李白现今未被人称为“英雄”，只因他未在“英雄街”走得顺畅，而是走得死去活来的。
所以说，不以成败论英雄是不可能的。还是那一句：“活在英雄街的人才是英雄，死在英雄街的人就只能做狗熊了。”
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4
通俗地说，英雄就是某一个行业的姣姣者，或者在某一个行业作出了突出贡献的人。所以说，英雄就是连绵不断的山峰中的峰，是草木丛生中的参天大树，是四通八达的道路中的枢纽地带。英雄是看得见的，因为他们就在我们身边，与我们生活在一起;英雄又是看不见的，因为他们无意夸饰自己，不会为自己打 广告 。但英雄又不是高不可攀的，因为他们本来也是涓涓细流，只因细大不捐，终成江河。所以说，英雄是水到渠成的自然，是聚沙成塔的结果。
辛弃疾本是一介草民，也与他的同类一样受苦受难。因为想为百姓出口气，于是振臂一呼揭竿而起，于是天下云集响应。但因为有人害怕激怒金人，有人害怕辛弃疾出人头地，于是大家不约而同想起了孔子的“中庸之道”，于是将辛弃疾一把按了下去。辛弃疾只好每天在落日之时登上楼台“把吴钩看了，栏杆迫遍”，天天神游当年，“金戈铁马，气呑万里如虎”。与其说辛弃疾是抗金英雄，不如说他是一位精神领袖。他一辈子不得意，一辈子不改初衷，除了时间在变，什么也没有变，至死都在以廉颇自比。
说起英雄，人们想得最多的自然是将军。但我说，英雄最多的时候是体现在他的灵魂深处。那百折不挠的品质，那到了黄河心也不死的道行，便是英雄所见略同。谁说柳永不是英雄?“凡有无井水处，皆咏柳词”。柳永依靠他的词才词风威风八面，粉丝无数，据可靠消息，不亚于当今的超级女生。他甚至想拜见达官贵人时也是送上佳词一篇，“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簘鼓，吟赏烟霞”。何大人看完，当场喜晕，至于效应自不待言。无论阴晴圆缺，生离死别，柳永概以词诉之。柳永是宋朝流行歌曲的创作者，每有新曲，无论娱乐歌手还是青楼妓女，争相演唱，柳永当之无愧荣获“红颜杀手”称号。最后虽潦倒而逝，自有红颜粉丝集资厚葬，真可谓来也精彩去也风光。
难怪有一位非英雄说，做人要做到柳永这个境界，死一千次也行。
不过，我倒是觉得柳永要再多来点阳刚之气就好了。所以我更崇拜女中豪杰王熙凤。娶妻当娶王熙凤。贾府这么大的一摊子，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几百号人，一大堆事如同乱麻，要没有王熙凤，怎一个“愁”字了得?她凭借其天才的管理能力，充当起贾府的总经理。在别人明争暗斗偷鸡摸狗之时，在别人争风吃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时，王熙凤谈笑间贾府服服帖帖，井井有条。
然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英雄已然无觅处。抓住三位英雄不放，那是呆子。我们应该是化英雄为力量，从英雄的一生中抽象出英雄的精华，忽略掉英雄的 其它 ，古为今用，人为我用，天天用用，终成英雄。
关于英雄的高二议论文5
人皆言，时势造英雄。可又有谁知，在岁月的长河中，坚守是多少英雄毕生的钟爱，他们坚守的是理想，是信念，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正道直行。
同样的是浊浪排空，不同的是英雄拥有圣洁的灵魂;同样的是举世混浊，不同的是英雄选择投入清流。
他选择坚守!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在浊浪滔滔的 运势 下，他选择了投入清流，纵身一跃，完美的弧线成为他一生的终结，圣洁的灵魂找到了归宿。
屈原是大大的英雄，不过我认为他也可以用不死来报国。屈原也许不知道，英雄可以不死，他可以为了国家大事如后来的司马迁式韩信式地活着。虽然，我们叹息他生不逢时的同时，也不得不赞叹他坚守直行的勇气。
科举考试名落孙山，张继的理想似乎已经破灭，他在江边徘徊踯躅，犹豫着。寒山寺的钟声传来，张继若有所思，提笔写下“江枫渔火对愁眠”的诗句。而后独对客船的他终于明白，实现理想不是仅有科举这一条路，只看你能否勇敢地走下去。于是今天，我们不知道当年状元的名字，却时常将张继挂在嘴边。张继坚守的是为国报恩的决心，而他的聪明之处恰恰在于他的转路而行，最终得以用另一种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
当汉使谋反事败时，苏武拒绝折节叛国。在单于面前，他选择了转路而行，毅然举起了羊鞭。苏武在转路而行时，同样有着坚守直行的勇气，他要用挺直的脊梁架起横亘天山、沟通中原的桥梁。他弄一支秃笔，镌刻出对大汉忠贞不渝的信念，谁说这不是英雄之大略!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以他九死一生的经历创造了一种英雄气概，这同样是坚守直行的勇气。陶潜发现自己不容于黑暗的官场时，毅然另辟蹊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谁说他缺少英雄的本质!
英雄不在于他做了多少事，而在于他怎样做事;英雄不在于他是否成功，而在于他如何面对过程。项羽失败了，但他虽败犹荣。因为他光明磊落，从未惧怕过对手;他讲义气，守信用，是真君子。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个失败的英雄。
在条件无比优越的今天，灵活自如地选择人生之路，做一个善运时势的聪明人，只要是正道直行，坚守梦想，岂不也是真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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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被视为国贼。一位洛阳名医名唤吉平，忠汉室，与汉国舅董承等人共谋诛曹。他打算在为曹操送药时下毒，却不慎泄露了天机。曹操命人痛打吉平，逼他招出何人指使。吉平血流满阶仍只是痛骂曹贼，后撞阶而死。在罗贯中笔下，他是有名的忠义之臣。 清末，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日本。谭嗣同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他坚信“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泰然赴死，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名句。 苏武、吉平、谭嗣同三人，为了忠义可以忍受万般折磨，直至献出生命。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受了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他们舍生而取的“义”，只能是忠义。苏武牧羊的故事妇孺皆知。苏武被扣于匈奴后，匈奴贵族先以名利引诱，后以严刑威胁。但苏武始终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匈奴贵族无计可施，便“徙武北海上无人处”。苏武则“掘野鼠，去草实而食之”。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下，他仍拄着汉朝的旄节，不屈节辱命。他出使时正值壮年，待其归汉之时，已是须发皆白。他成为我国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著名人物。
伱没手叻还是没脚叻，我还不知道咋写呢，你自己写吧，又不是没脑子。。。。
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与政治学科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随着教学改革研究的深入发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与政治学科整合势在必行。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 高一历史 论文 范文 ，欢迎浏览。
《 高中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培养 》
摘要：高中历史学科的人文性特点决定了历史教学能促进学生情感态度培养及正确价值观树立。由于高中历史教学涉及中华文明的起源及现代历史发展，教学时在爱国主义情操的影响下，对学生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基于此，本文对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情感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培养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
教育 不仅是培养知识和技能，而且是培养学生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活动。教育目的是促使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成为有尊严、有情感的人，帮助学生逐渐成为高情商的素质人才。基于新课程的要求，高中历史教学中在给学生传输历史知识，陶冶学生爱国情操方面要有所提升，同时要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进而加大力度培养学生处理事务，应对各种关系的情商能力的发展。
一、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内涵
情感、态度、价值观指认识目标时产生的认知状态，这种认知状态有很大一部分是受到个性化的发展特征影响。所谓“情感”指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反馈是否符合自身认知，人对不同的客观事物会产生相对应的情感态度。例如：悲伤或喜悦、喜爱或厌烦、激动或压抑，等等。一定的情感认知倾向和情感反馈是价值观形成的基础，也是情商的集中体现。“态度”是指对客观事物的看法和对客观事物进行的反馈，是相对持续性较长的内在反应，是哲学中提到的主观意识。“价值观”是情感与态度的内在评价标准，是对事物价值的评价准则。明辨是非对错，判断真善美、假恶丑的评价标准，对事物进行合理处理是提高情商的重要部分。人通过自身形成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指导自身行为。因此，在学生阶段通过历史人物的 事迹 、历史事件的发展分析培养学生建立正面的情感态度及价值观，进而提高学生处理事务的情商。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情感态度及其价值观的培养
历史学科是一门科学性与人文性双重发展的学科，历史发展有客观存在性，在高中教学中通过分析和评价历史事件及历史起因，提升学生的情感尊严、伦理道德、社会素质等人文素养，同时促进学生认知能力及明辨是非能力的发展。由于历史人物会起到榜样或警示作用，教师要在历史教学中关注学生的情绪和情感的变化，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促进智商与情商双向发展。
(一)创建情境教学，培养学生对历史的客观评价。历史教学由于历史客观存在性及事物发展完整性，为创建情境教学提供了可能性，创建情境教学法，可以通过多媒体手段将历史事实以视频形式或播放相关史实材料帮助学生回顾历史事件。让学生通过自身情感反馈和认知体验，达成情感的共鸣，进而形成内化的价值观。学生在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念后通过消化理解历史事件，将历史事件中的很多关键要素转化成处事与待人的态度。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通过对学生进行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历史爱国主义情感，在此使用情境教学法，使学生通过历史学习，提高综合素质，确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在讲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这一课时，教师应为学生创设情境模式，如毛泽东答记者问，学生应站在历史角度进行回顾，这将有助于知识巩固。情境创设能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使学生更能体会历史人物的心理，促进学生情感的转变，并让学生学习到历史人物处事的睿智和待人的智慧手段。
(二)教师要对学生的情感表现及行为进行观察。高中教学中，教师通过情境教学活动观察学生的表现，这种观察需将重点放到观察学生真情实感流露方面，观察时不能带有教师的个人感情及个人色彩。教师要全面对学生开展历史教学，并从中反馈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并将学生对历史的情感反馈及态度观察学生价值观及情感态度的内在表现，无论反馈的信息是消极或者积极的，教师都应进行观察、记录，以此对学生做出正确的判断，并帮助学生进行相关的历史客观事实引导，对学生的思维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学习国际关系时，教师常会提起一句话“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部分学生会模仿这一观点，因此在学生的思维过程中，教师要进行思维的纠正，帮助学生真心待人，不以国际关系衡量朋友关系。通过教师的观察和记录，及时对学生的情感态度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重视、挖掘教材素材在新课标背景下，要求教师灵活使用教材，不可一味进行教材的教授，但是由于教材是承载历史和知识点的主要来源，在历史教学中重视教材的挖掘，对学生的情感深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教学时需要以教材为基础，但是不完全依赖教材是教学活动的关键步骤。例如：在辛亥革命这一课中，林觉民在革命前留的话：“重新祖国，则吾辈虽死，犹生之年也，宁有憾哉?”教师对辛亥革命背后的材料的挖掘，使学生了解到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精神，使其为爱国主义精神所感染，树立爱国思想，学生在情感震撼的同时自然会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四)合理选取素材。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由于史料繁多及素材多样，教师在选取过程中应根据课程的需要进行筛选，突出学习重点，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素材用量上要适中，根据课堂进行有选择的素材筛选。同时选取的素材要迎合学生的学习好奇心及对历史的向往，部分教师在素材选取时过于关注知识点的涵盖而忽略素材的趣味点，而使学生失去兴趣。因此，教师选取素材时注重知识的涵盖同时注意迎合学生的兴趣点。另外，素材的呈现一般采取多媒体的形式，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教师可以将素材呈现转移到 课前预习 阶段给学生播放出来，缩短课堂时间的同时给学生的情感奠定基础。
三、结语
历史学科作为人文学科，在促进学生历史知识掌握、了解历史事件，评价历史人物都具有积极推动意义，并在学生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发展上有积极推进意义，对学生形成的处事及待人的情商能力产生影响作用。在素质教育的今天，培养综合素质型人才是教育的重要理念，建立学生的价值观体系尤为重要，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已成为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评价标准。
作者:刘苏莲 单位:江西省吉水中学
参考文献：
[1]肖瑛.基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达成的高中历史教学设计探索[J].长春出版社，2013.
[2]李云霞.中学历史教学中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的评价[J].历史教学，2014.
《 高中历史教学中人文精神培养的重要性探索 》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进行人文精神培养，既能够实现教学目标，同时也很好地顺应了时代发展的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人文环境整体上有了一定的改善，但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例如，偶尔出现道德缺失和自私自利的情况，如果不能够及时、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就会使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受到影响。同时，社会的发展也需要高素质人才，而人文精神的培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手段。
一、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
1.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
人文精神的首要内容就是要保持积极的人生态度。在人文精神中，首先要肯定的是人的价值，而人最重要的当属自己的生命了。所以，人文精神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尊重生命和热爱生命，保持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最近几年，有些高中学校出现了一些极端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与高中生人文精神培养缺失有着重要的关系。
2.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有许多内容是介绍优秀的 传统 文化 和传统美德的。通过典型事例的讲解，能够培养高中生的责任感及奉献精神，传承、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
3.培养团队精神
在社会中，任何人都不能单独存在，都与周围的人和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文精神非常注重对个人价值的尊重，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树立合作观念，培养团结、协作的精神。在当前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立的个体没有发展的优势，只有与他人进行合作，才能够增强整体的竞争力。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人文精神，能够很好地帮助学生认识到团结、协作的重要性，增强与他人合作的意识。
4.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只有和谐相处，才能够保证一定的平衡。随着自然环境的恶化，出现了一些生态问题，应注重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部分地区过于注重经济利益，给自然环境造成一定破坏，如果不采取有效 措施 ，将会受到自然的惩罚。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通过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能够教会学生更好地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二、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
1.更好地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教学越来越重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即教学应该以人为本，充分体现人文理念。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契合国家的素质教育方针。在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过程中，能够很好地塑造学生健全的品格，培养复合型人才。通过不断地探索新的教学方式，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有利于培养高素质人才
通过人文教育，能够使学生更加牢固地掌握相关学科的基础知识，有效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人文教育，能够更好地塑造学生的个性，帮助其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只有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二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所以，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对于培养复合型人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有效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在人文精神培养的过程中占有重要作用。所以，教师的人文素质会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够更好地满足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才能够有效增加师生之间的互动，建立民主和谐的师生关系，为更加有效地开展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精神的策略
1.提升教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作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教师的教学水平和自身素质对于学生有着重要的影响。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需要教师不断积累人文科学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在人文精神培养过程中 总结 经验 ，向优秀教师学习。
2.运用多种教育手段
教师应该充分利用高中历史教材中的内容，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学《伟大的抗日战争》时，应突出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使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得以激发。通过中华民族英勇斗争的史实来更好地感染学生，利用多媒体查找、播放一些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使学生受到更加深刻的影响。
3.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在开展教学时应以学生为中心，组织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学习，通过合作探究有效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例如，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自主学习，通过查找相关资料、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让学生了解相关知识，实现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同时培养自身的人文精神。
4.组织丰富的学习活动
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增强实践能力对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这就要求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应该注重学生公民意识的培养，使其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关注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走访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人，从他们讲述中更好地了解抗日战争。通过这样的活动，使学生接受人文精神教育。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育教学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是重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这就需要教师在教授文化知识的同时，注重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及人文精神的培养。在高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应通过正确的方式来引导学生，使学生逐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有效增强学生的自身素质，为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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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 文化 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日本在国民心中以及其他国家心中的地位的提，许多国家也以日本的文化作为借鉴,积极吸收有益的成分，对各国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日本艺伎文化的历史贡献
摘要：随着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睛。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始终是充满了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特殊职业,有些人甚至简单地认为艺伎就是怀有某种才能的妓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他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艺伎勤王艺伎历史贡献
随着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因为“艺伎”这种称谓中多了一个“伎”字,便因此对艺伎有很多的误解。其实,这只是源于译成中文后的偏差,艺伎在日语里叫做“艺者”(geisya),在译成中文时将“者”字去掉,加了一个“伎”,于是很多人便误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
艺伎确实能歌能舞,也陪酒卖笑,但与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即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她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不仅如此,在日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艺伎甚至对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一从艺伎的由来说起
艺伎产生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江户时代,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她们的前身就是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随着幕府统治中心江户(今东京)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流浪女艺人聚集过来,成为在此定居的暗娼。当时德川幕府为了增加税收,严厉禁止暗娼,迫使民间妓女必须寻找作为掩护的职业,于是她们逐步向以表演三味线伴唱为主的职业侍宴女郎演化,人们称之为舞伎。它可以称之为艺伎的初步形成期。
舞伎出现以后,幕府官营妓院的妓女为了吸引客人,也逐步吸取了舞伎的一些表演内容,开始向舞伎转化。艺伎一词最初指为舞女伴奏者,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奏者、舞伎统称为艺伎。由于艺伎既卖艺又卖身,导致官营妓女同时面临内部与外部艺伎的双重竞争,生存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江幕幕府对艺伎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禁止艺伎卖淫,有违者严惩。这一规定使艺伎与妓女彻底分离,也使艺伎做为一种职业正式独立,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
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即艺伎道。首先,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其次,必须坚守“封口”令,即必须严守客人的秘密,对于客人说的绝密隐私,只能用耳听,如过眼云烟,而不能在背后对外人 传说 ,以此给客人安全感;第三,艺伎需培养修炼日本女性美的典型气质,以符合男性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虽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合法化,而且是日本女性美的典范,但是在江户时代期的日本,艺伎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被奴役被蹂躏的阶层。艺伎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够在日本历史上激起层层浪花,是因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艺伎的形象。
二日本艺伎的历史贡献
1、艺伎文化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江户末期的1853年,美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并强迫江户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也使各领国找到了攻击幕府的借口。尤其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实力强大,对幕府统治久怀不满,在尊王攘夷的 口号 下齐聚京都,想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被称为勤王派。幕府当然对此不会置之不管,也派人加强京都的戒备,这一派称为佐幕派。二派聚集在当时的京都经常进行较量。
京都的勤王派在商议重要事项时,为了掩人耳目,常常选择在艺伎馆,因为艺伎道的一个重要规定之一就是严守客人的秘密,使客人有充分的安全感。所以选择这里即可掩人耳目也可不必担心自己商谈之事被泄露出去。而一些艺伎对勤王派抱有同情之心,经常帮助、掩护勤王派的志士。借此契机,艺伎由社会底层走到了历史前台,在社会巨变中激起了簇簇浪花,这些走到前台的艺伎被人们称为勤王艺伎。
而在勤王艺伎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君尾,君尾是京都诋园“岛村屋”艺伎馆的艺伎,经常在一个叫“鱼品”的茶屋表演,在这里她结识了来自长州藩(山口县)的勤王志士――井上馨。井上馨生于1835年曾游学英国,后来在明治维新政府中任过外务、内务、大藏大臣,为明治元老之一。井上馨对君尾一见钟情,二人十分恩爱。后来佐幕府派的岛田也看上了君尾,岛田是京都佐幕派的首要人物,在京都有权有势。在一般艺伎看来,能成为这样人家的妻妾,是求之不得的。但君尾却一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就因为岛田是是佐幕一派。可不久,井上馨的同党找到君尾,要求君尾答应岛田的要求,为勤王派做卧底,刺探岛田的机密。于是君尾成了一个艺伎间谍。后来勤王派根据君尾提供的情报,策划暗杀岛田,最终岛田死在了勤王志士的剑下。君尾为勤王派立了一大功。
据说君尾还曾救过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当时的勤王艺伎以艺伎馆作掩护,联络各地志士进行秘密的倒幕活动。勤王派的艺伎们为了掩护他们,经常挺身相助。在众多英雄救美的 故事 中,君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由于艺伎在倒幕运动中的特殊作用,使她们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2、艺伎对日本社会的贡献
一名合格的艺伎,一般都要从10岁开始,在5年时间内学完日本传统的舞蹈、三味线、茶道、书法、插花、服饰装扮等,所以说艺伎在舞蹈、琴瑟及服饰化妆等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日本艺术文化的精髓,是日本古典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即高贵典雅又温柔恭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伎文化,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对日本文学艺术的影响
艺伎文化已经成为日本 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艺伎,意味着以艺术为生。以文学为例,有很多小说就是以艺伎的生活为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作品以文学的手段对艺伎文化的再创造,使得人们在赞叹日本传统的艺伎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日本现当代文学产生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就了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对日本社会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艺伎日益淡出历史舞台,可这并未消除日本艺伎固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艺伎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艺伎周到体贴的服务成为服务行业的典范。在日本的饭店、旅店、飞机场以及百货公司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艺伎的服务,凡是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大都都体验过宾馆、饭店、百货公司等的一流服务,对于他们的周到、细致的服务感到惊叹。例如:在榻榻米房间的日式饭馆,服务员打开拉门、上菜、退出的动作无不显示出一种恭敬与谦卑,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再有不管到那都可以听到接待小姐温柔的“欢迎光临”、“谢谢光临”等等的礼貌词句,这些无不让人感到艺伎文化的潜在的影响,即对客人要体贴、周到、恭顺。
(3)对日本女性审美、价值观的影响
在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艺伎们所显示的气质无一不体现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各个特征:忠贞、典雅、娇媚、柔顺,而这些也构成了他们观念中女性美的要素。艺伎的穿着妆扮在现代日本社会已经成为女性古典美的样板。据说现代社会日本人穿和服时,带子如何打,发型及饰物等都以艺伎为标准。要体现这种气质,实践这种气质,艺伎理所当然的成为日本女性的一种楷模,而他们的 言行举止 也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甚至艺伎本身也因为艺伎道而自豪。
艺伎对日本女性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成熟的艺伎必须具备极其温柔并遇事沉着果断的气质。据说这种气质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的共同楷模。例如我们在观看日剧时,经常可以从剧中人物身上感觉到一种温柔的魅力,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温柔背后的忍韧和坚强。这些都是艺伎的内在性格,如今已经内化为日本女性的一种美德。如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主人公阿信,就是一位具有这样性格的女性。
总而言之,电影《艺伎回忆录》再现了历史上那个神秘的日本艺伎世界,艺伎如同日本的富士山、樱花一样,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大和文化的魅力,日本文化追求唯美的主题,这一点在艺伎文化上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由。日本的艺伎产生是日本现实时代生活赋予的,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缩影之一,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必将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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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康有金、白丽敏:《从电影看日本艺伎文化》,《电影评介》,2006年第17期。
浅谈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
摘要：以当代日本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日本历史小说等进行了考察。其中不乏表现历史题材或因素的作品存在，尤其是战后更是涌现出大量控诉、 反思 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的作品，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
关键词：当代日本小说;历史;书写
日本当代文学与历代文学相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势。比如，作家更注重个性化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关注战争、社会、历史的题材增多，与此同时也强调表现自我。对传统也有一定的突破等。本文选取日本当代文学中的小说部分进行梳理，欲对其中的历史文化书写及其语境进行探讨。
一、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正式结束。在日本维持了近十年的战争体制和政治秩序宣告崩溃，战时的文化统治随之解除，文学也摆脱了战时的管制而重新获得表达的自由。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和迷茫后，文学界逐渐开始了复苏。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日本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12月，曾一度受到镇压的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46年创刊了其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其代表作家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都发表了不少反映战争创伤、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作品。宫本的代表作《播州平野》描写了战败的惨象以及对战争的批判。小说透过主人公石田广子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发动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描写了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哀，以及在战争和原爆中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揭露了战争带给女性的痛苦和伤害。此外，德永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蛤蟆》、《熬煎》等作品也从多个角度展现了日本战后的历史转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女性的不屈抗争的历史画面。
战后派作家尤其是第一批战后派作家中也有不少作品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着战争体验和转向体验两个基点进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阴郁的画》、《真空地带》、梅崎春生的《樱岛》、武田泰淳的《审判》、大冈升平的《野火》、《俘虏记》等。
《脸上的红月亮》描写了主人公在经历过战争后才强烈意识到亲情的珍贵，表现了战争带给民众的伤害。《阴暗的图画》描写了主人公一面为革命者所吸引一面又不愿真正投入革命的矛盾心态。是表现转向体验的作品。画家勃鲁盖尔的《阴暗的图画》象征着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痛苦。《真空地带》也是基于作者的曾在狱中服刑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其背景仍然是战争。
梅崎春生的《樱岛》以二战末期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士村上在日本已处于美军包围的绝望的环境中的复杂内心变化，在向往生的美好的同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鞭挞了丧失人性的日本反动军队。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的主人公二郎因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而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赎罪他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担心回日本后自己的罪行会被淡化。这类带有自我审判性质的作品尚不多见，也反映出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省。
大冈升平根据自己入伍及被俘的经历，写成短篇小说《俘虏记》、中篇小说《野火》、《莱特战记》等，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描写被俘经过，反映战争后期士兵的厌战情绪、败局的不可避免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探讨了在生死存亡关头人的命运及其存在价值等问题。此外，战后派作家中也有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描写了朝鲜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动荡和不安。其小说《历史》则以1946年的上海为背景，反映社会的动荡。在 日记 《在上海》中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自省与对昭和天皇的批判。战后派之后的“第三新人”的创作虽然已不再聚焦于战争相关类的题材，但其作品中仍能发现战争的阴影。如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乐》、《海边的光景》，吉行淳之介的《在火焰中》等。
二、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逐渐减少。但作品中的历史痕迹也不难寻觅。开高健的《发光的黑暗》、《夏天的黑暗》、《花谢的黑暗》则是根据1964年自己作为特派员赴越南战场采访的经历而写成。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也著有《昭和史发掘》等深入探究日本近现代史的纪实性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降落山村的故事。《广岛札记》则是1963年大江健三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而作。《万延元年的 足球 队》中涉及到了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起义的历史。
村上春树的作品多以都市、青春和恋爱为主题，但作品中也时有对历史的涉及和思考，其中《发条鸟年代记》中记述了发生在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诺门坎战役的内容。《寻羊冒险记》中也有羊博士为绵羊增殖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等基于中日历史关系事实的小说情节。《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把阅读关于20世纪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作为业余兴趣，男主人公天吾的养父也被设计为战后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成员。这些关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笔墨显得琐碎和零散，在近年来的当代日本文坛已不多见。
三、日本文学中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也称“时代小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类型。尤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中，其创作更为繁荣。出现了中里介山、直木三十五、大佛次郎、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陈舜臣、吉川英治等一系列作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现代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等。吉川英治先后著有《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三国英雄传》、《新・平家物语》、《私本太平记》等多部巨作。司马辽太郎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描写江户末期的历史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坂本龙马等，如今已成为时代剧里反复传诵的典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西乡隆盛们在他的许多作品重复登场著，并多次被搬上影视屏幕。山冈庄八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创作《织田信长》、《坂本龙马》、《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
除关注日本本土历史之外，也有一些根据他国历史而创作的小说，如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苍狼》、《敦煌》、《孔子》、《杨贵妃》等大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以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以此表现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和见解。此外，太宰志的《奔跑吧，梅洛斯》取材自希腊神话 历史故事 ，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受到镇压的一段历史。
以上对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进行了粗浅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代日本小说整体而言历史元素颇为浓厚。其中以描写日本历史人物的作品为主，也不乏或整或零地表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存在。战后小说中更是异乎寻常地涌现出了大量对二战中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进行控诉和反思的作品，这一点与其他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而且，在经历过战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这种关注战争或具有战争历史元素的作品急剧减少，不仅如此，关注国家历史民族命运的作品更是匮乏，这一点与中国文学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
基金项目：“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资助(编号：SK2011040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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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龙妹，曲莉.日本文学[M].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 2008.
[3]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