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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可以提高人文素养，励志明德。教师要借鉴传统诵读教学的方法，并将经典诵读与校园文化建设、德育实践活动等结合起来，为学生搭建一个又一个平台，使学生在生活实践的特定情境中心有所悟、心有所动，进而回应、共鸣、践行，实现诵读的最佳境界。
【关键词】
国学经典；诵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中华文化最好的给养是国学经典，它不但可以提高文化素养，而且可以励志明德、启迪童蒙，指引其终生发展的方向。而国学经典中蕴含着的大量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只有通过亲身诵读才能深刻体会，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亲近和获得圣人的不言之教。把国学经典引入校园，并在国学经典诵读的实践路径和价值诉求的研究中独辟蹊径，才能使国学经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绕于耳――听读
听读，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想象力。校园内，国学声声不绝于耳，学生在听读过程中，对国学经典的感知逐渐由模糊到清晰，通过反复巩固，达到诵读的目的。①学校设立国学经典诵读广播站，内容包括国学经典朗读、赏析及轶闻趣事等；②校园音乐融入国学经典歌曲和中国古典名曲，让学生在古典乐曲中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③将配乐诗朗诵设置为上下课铃声，陶冶学生心灵，点燃学习热情。
二、溢于眼――默读
泰戈尔说过，鹅卵石的完美不是靠锤的打击，而是因为水的载歌载舞。教育需要一种载体，需要一种氛围，需要环境的熏陶，尤其需要美化、诗化、艺术化。校园环境教育理念正是寓教育于无声无息之中，潜移默化，论道而不说教，让学生于举手投足间与古代先贤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对话。①门口：利用学校电子屏幕开设 “一分钟课程”，精选国学经典，每天滚动播出，让学生在进出校门的短短一两分钟里，受到润物无声的文化熏陶；②院墙：在校园周围院墙上装饰富有传统文化内涵的大理石浮雕；③墙壁：镌刻“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的14字校训；④楼道：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分别设置 “中华经典浸润人生”的国学经典传统文化精粹长廊、“诗味书香弥漫校园”的书法艺术文化长廊；⑤教室：班级文化板块、在黑板报中开辟国学文化知识专栏；⑥校报：在学校创办的《春华秋实》月刊彩印校报上，开辟国学教育专栏，全面系统地向学生及家长宣传国学经典知识。
校园书香盎然，国蕴飘香。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显现一个鲜明的特征――国学经典。学生课间驻足浏览、欣赏，既对五千年的文明有初步的了解，其中涉及的修身、求学、创造等知识又给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谓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三、吟于口――诵读
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在一至六年级分别开设不同的国学课程：一年级《弟子规》《三字经》，二年级《千字文》《笠翁对韵》，三年级《论语》《孟子》，四年级《大学》《中庸》，五年级《老子》，六年级《史记》《资治通鉴》。不同学段采取不同的诵读方法。
1. 低年级：故事代讲，熟读成诵
3～15岁是记忆力的高峰期，对儿童来说，记忆方法至简，无非是诵和背，在这之前唯一要做的就是根据看到的`和听到的来模仿。在每个班安装包括“神奇汉字”“国学故事”“水幕电影”等内容的国学资源库，国学经典以动画故事的形式来展现。比如，讲李渔的《笠翁对韵》“卞和三献玉，杨震四知金”时，给孩子们讲一下卞和和杨震的故事；在讲“雄文能徙鳄，艳曲为求凰”时，讲一讲韩愈和司马相如的故事……教师以故事代讲，并且联系实际，学生不讲自通，也对国学产生了兴趣，很容易熟读成诵。
2. 中年级：自读自悟，导读成诵
“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传统语文教学中提出少讲、精讲或不讲，偏重于学生个人的感悟和体会。重读，能够让学生利用大量的时间去自读、自悟，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加以点拨，或只对某些词句略加解释，或学生交流，即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如讲《论语》中“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这一内容时，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后再读这句话，伯夷、叔齐感悟到二人正是因为对过去仇怨的忘却，才能心胸坦荡，而那些心胸狭窄之人，总是记着别人的不是，这样他自己也不得自由。所以，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总是心怀美好，不计前嫌，不怨天，不尤人，这样，不仅自己对这个世界、对他人的怨恨少了，相对的，他人也受你宽容、博大心胸的影响，少生怨恨之情。
听懂与读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自己下功夫读懂的、感悟出来的东西才是牢固的，才是真知。
3. 高年级：温故知新，情读成诵
古人品鉴诗文，主张熟读成诵，力求达到文若己出的境界，也就是通过诵读，把主观感受同作品实际统一起来，通过充分调动学生的感觉、知觉、联想、情感去触摸内容的整体存在，去品味其中的情味和旨趣，使情操的陶冶寓于审美享受之中。高年级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国学知识积累和储备，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已经能够大体读懂《庄子》中《濠梁观鱼》之类的国学经典，此时，要求学生诵读和精思同步进行，要仔细揣摩作品意义，以及作者境况和情志，将心比心，成为作者千古知音，情读成诵，正所谓“诵诗读书，与古人居；读书诵诗，与古人谋。”
四、归于心――品读
诵读国学经典，并不是看谁背得多、背得快，而是要使学生的反复诵读和理解感悟活动化、生活化，建立学习的人文环境，形成一种精神气场，从而内化为学生的气质修养。结合下面的活动，力求使学生对国学经典的认识上升一个层次：①话国学――国学经典演讲赛。说出你最喜欢的国学经典及喜欢的原因，对学生所掌握内容进行深化；②演国学――国学经典迷你剧表演赛。将国学经典小故事编成通俗易懂的校园剧进行展演，使学生对国学经典的诵读积累进行完美演绎；③写国学――国学经典辩论赛。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审美情趣和艺术修养。 五、动于手――赏读
儿童品德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不断内化与外化的过程，是知情意行和谐统一的结果，要把外在的、社会的各种道德规范变为个体内隐的心理特征，还要把个体内隐的心理特征变为个体外显的行为和习惯，实现内外转化的关键是?惯。因此，学校将“启蒙养正，明理成人”作为办学理念，在学生的习惯培养中为学生搭建一个又一个平台，使学生诵读的国学经典在生活实践的特定情境中心有所悟、心有所动，进而回应、共鸣、践行，实现诵读的最高境界――赏读。
1. 寸草报春晖――我感恩
孝，是一切善行的根本，是百善之先，也是爱心的原点。请在爱的天平上把父母为你做的事和你为父母做的事列举出来，作为砝码放在天平的两端，看看你的天平是否倾斜得太厉害，如果是，请你加重砝码。
爱的天平
父母为我做的事 我为父母做的事
写着写着，学生惊愕不已，有的学生甚至落了泪，在多数学生的天平上，“父母为我做的事”竟然写满了整张纸却依然没有写完，而“我为父母做的事”却空空如也。学生当场宣誓：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在学习上、生活上让他们放心，并制作感恩卡，制定感恩计划。随后，开展评选“班级十大孝子”“校园十大孝子”活动，让评选上的孝子在全校师生及家长面前讲一讲自己的“孝事”。家长动情地说：“孩子变了，变文绉了。”孩子们诵中悟，悟中用，真正使“孝”深入校园，深入孩子们的心里。
2. 《弟子规》力行表――我践行
中华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华夏源远流长的经典诗文，是文化艺苑中经久不衰的瑰宝，对于经典的诵读，不仅是文化传承的需要，更是培养良好情操和行为习惯的需要。紧密联系生活学习《弟子规》，制定实践《弟子规》力行表，让学生把《弟子规》精神变成实实在在的行动，并让学生详细登记，互相交流、监督，共同进步。
3. 座右铭――我能行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提出“实践是最好的老师”的教育思想。她形象地解释说：“一件事，我听到了，随后就忘；看到了，也就记得了；做了，很自然地理解了。”只有亲身实践和体验到的才会刻骨铭心。学习是以体验为核心的知情意行整合学习，品德建构是在现实的人际互动中通过道德的体悟来实现的。
“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这是孩子们在学习《欹器》一文后得到的知识，而“谦受益，满招损”这个道理又深深地印在孩子们的心里。孩子们根据欹器的原理自己动手制作，并将自己的座右铭及原因贴在欹器上，放在写字台的旁边用以鞭策自己。
我们来欣赏一下孩子们的座右铭：
我的座右铭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作为一名班干部，我总是要求同学们遵守纪律、团结友爱，等等，但是我自己有时候却做不到，所以，我要以此来监督和鞭策自己，做一名合格的班干部。
我的座右铭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每次考试，我都会名列前茅，因此很是骄傲，也就瞧不起那些学习不如我的同学，通过这句话我知道了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我要用这句话来提醒自己，不断完善自己。
在活动中，学生会逐渐体会先贤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修身齐家、博爱尚贤、仁义礼智、诚信和平等美好的品格追求，经过国学经典的审美熏陶，学生的品位、内涵自然提升，身心自然健康。“腹有诗书气自华”，人格教化当是经典诵读最大的价值。
经典浸润人生，书香伴我成长。国学经典诵读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为校园生活带来一片生机。“书香校园，人文课堂，涵养教师，儒雅学生”――我们将在经典诵读的研究之路上努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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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同学是否还在愁找经济学参考文献呢?以下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经济学参考文献 ，欢迎大家阅读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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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国学”概念简考 摘 要：“国学”一词古已有之，最早出现于《周礼》，承载着乐师礼乐教化之职。在后世发展中，其含义也在逐渐演变。首先，基于对《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可推测时之国学为地方诸侯贵族把持之学，承担向中央输送地方精英的过渡作用。其后，国学逐渐成为国家官学体制的一部分，并在授课对象、授课内容、规制方面形成了较为健全的体系,从而确立了国学最高官学的地位。关键词：国学；礼乐教育；官学；古代教育中图分类：K20 文献标识码：A 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于近代肇始，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然而“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其含义也经历了发展演变。随着国学在近代背景中走进学术视野，各家争论不休，关于其含义探讨也往往集中于新意涵的挖掘和赋予。当翻阅古代典籍，重新寻找国学踪影时会发现，千百年来国学与中国古代教育密不可分，特别是作为国家官学中重要组成，国学显然成为贵族之学或国家最高学的代表。目前学界研究往往集中于国学在近代舞台上的争辩和国学的现实功用，而对古代国学概念缺乏详尽梳理，本文将以此为突破口，梳议中国古代国学概念，所囊史料和个人学识有限，不当之处，敬候方家指正。一、礼乐教育：国学之溯的一种推测今人追溯“国学”往往自《周礼》始，即《周礼·春官宗伯·乐师》所载：“乐师掌国学之政。”[1]50 基于此之论述和后世著作引申，针对国学早期所指，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论断，一种将国学作为周代官学总称，并将其代指小学和大学，如清末孙诒让在《周礼正义》中视国学为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第二种观点断定国学意指乐师主授礼乐课程或为传艺之所；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学就是国家教育，具体指国家高级机构或学校，主要以贵族子弟为教授对象，其中以持此说为多。这些观点或以周代教育出发，或站在古代教育的总体高度，却少聚焦《周礼》所载本身。因此本文首先将以《周礼》记载为挖掘对象，以国学源之所出探寻，作如下分析。首先，国学所指最初可能是国家礼乐体系的一部分。在周代众官职中，乐师一职隶属春官系统，春官为“礼官之属”，主掌礼乐，在高度重视礼制的周代，春官之重可想而知。国学既然出现在春官系统中乐师一职，与礼乐必脱不了关系，礼乐之责甚至重于教化。第二虽然周朝有诸多官职担当“教国子舞”，但是在《周礼》对各官所职的记载中，似乎只有乐师之责明确提到了“国学”二字，因此国学早期意涵很有可能只是礼乐中的小型乐舞。第三，乐师“掌国学之政”具有教化色彩和教育职能。周代职官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官教合一”，诸多职能政教并担，乐师所掌国学可能是国家官学体系的一部分，必然具有教化的职能和色彩。第四，国学不太可能是国家的高级官学。地官“帅其属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扰邦国”，是为“教官之属”，而春官的教化职能相比较弱，所属春官的乐师之教育作用似乎不为主职。以此而论，笔者推测国学之溯源为：作为乐师职责之一的国学是隶属周代国家礼乐体系的小型乐舞，具有教育职能，但并不是国家高级官学。二、地方诸侯把持之学：以《汉书·食货志》记载为例探讨春秋战国以后，国学一词的出现渐有增多，其含义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上古时期礼乐教化的含义不再明显，而是逐渐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部分。最初可能只是诸侯辖内之学，成为国家中央官学已是后话。此处以《汉书·食货志》对教育的记述为例探讨国学初步演变。《汉书》载：“是月，余子亦在于序室。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入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庭君臣之礼。其有秀异者，移乡学于庠序；庠序之异者，移国学于少学。诸侯岁贡少学之异者于天子，学于大学，命曰造士。”[2]291此段叙述出现在记录汉代社会经济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状况的《食货志》中，开头出现的“是月”指冬日农闲时节。此段文字描述了平民子弟的求学历程，所谓“序室”为蒙童所就之学，“小学”和“大学”此处指平民子弟逐层升学等级，因后文称“秀异者”才有权被推荐，所以“小学”和“大学”这里指平民子弟就学的地方学校，区别于中央贵族的“大学”和“小学”，因此后半部分出现的乡学和庠序、国学和少学可能是相较高一等级的地方官学或地方诸侯贵族之学。依照《食货志》前文所述“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常，五常为州，五州为乡”、“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 [2]291可解读“序”为里一级学校，“庠”即乡一级的学校，那么庠序在此大约是级别较低有官方或贵族掌管的地方学校。依照清人黄生所释“乡学，庠序之总名也。国学，少学之异名也” [3]196，那么庠序即乡学，国学即少学。地方小学、大学优秀生源可升至乡学（庠序）中学习，乡学优异者可往国学（少学）受教，国学中优秀者可由诸侯推荐到天子直属最高学府大学，因此国学是由地方诸侯贵族直接把持的地方官学。通过上述分析，经历了诸子争鸣的春秋战国，民间私学涌现，自上而下的教育体系推荐机制也逐步健全起来。在科举制度尚未成型，民间非贵族人才主要以推荐为主的年代，国学成为由诸侯贵族把持的地方高级官学，是连接民间和中央教育的过渡桥梁，也是由地方向中央输送学业精英的关键步骤。而在后世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科举制度确立、地方贵族的人才推荐职能弱化后，国学更多出现在中央国家机构的设置中，成为中央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国家最高官学：多角度的古代国学解随着历朝历代国家教育体系逐渐完善，国学的含义逐渐扩展成为“国家之学”或“一国之学”，同时也被渐渐赋予了国家高级教育机构的默认，在后续演化过程中，国学成为最高官学的代表。当国学出现在中央官学体系之后，对于国学的解读便与贵族教育和人才培养联系起来，国学也成为高级贵族学校和国家至高学问策源地。这样的国学已经脱离了早期礼乐色彩，并形成了系统健全的规范体制，以下将从国学与国子学、太学关系，国学的授课对象，国学的授课内容，国学的规制四个方面粗略考察作为国家最高官学的国学概念。（一）国学与国子学、太学晋武帝始立国子学，国学逐渐成为后代各朝国子学或国子监的简称。自东汉末年分裂割据至隋文帝大一统之前的一段时间内，各朝文献记载中较多的提到了“立国学”之举，一种合理的解释是西晋所设国子学以“国学”为简称，在随后南北朝分裂状态下，各小朝廷多用之。例如梁武帝“天监四年，乃诏开五馆，建立国学” [4]1730、齐明帝建元二年“国学久废”、“逡之先上表立学” [4]666。到元朝，国学与国子监所指相同，忽必烈初年“设国子监，立国学监官”[5]296，值得注意的是元朝还分设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体现了各民族的文化传承，当然也包含着民族等级森严的色彩。自国学（即国子学）设立后便成为凌驾于太学等学之上的国家最高官学，南齐曹思文曾上书称：“据臣所见，今之国学，即古之太学。……太学之与国学，斯是晋世殊其士庶，异其贵贱耳。”[6]83此外，《新唐书》中记载：“高祖始受命……国学始置生七十二员，取三品以上子、弟若孙为之；太学百四十员，取五品以上；四门学百三十员，取七品以上。”[7]5635 此处亦明显可见所立国学其等级、入学条件的严苛程度明显高于太学、四门学等学。（二）国学的接收对象从“国学”接收对象上来看，最初“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一句中出现“国学”二字，明显是针对贵族官宦子弟的教育。在后世演变发展过程中，各代最高官学机构，大多以“国子”命名，比如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甚至简化为以“国学”相称，郑玄注“国子”即“卿大夫之子弟也”。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子弟均可入学，只有官员品级达到相应标准，其子弟才能入学。如唐“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7]1159。宋代之后，其招收对象已经渐为放宽，至于明朝则扩展到普通平民，“凡国学生员，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员子孙弟侄，年一十二岁以上者充补，以一百名为额。民间俊秀年一十五岁以上，能通四书大义，愿入国学者中书省闻奏入学，以五十名额” [8]253。“国学生源”、“ 入国学者”，逐渐成为代指能够接受国家最高级别教育的学子，即“公卿子弟，并入国学” [9]365。严格的身份限制和较高的评选标准表明了入国学门槛之高和国学的尊贵。不仅如此，唐朝盛世时“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 [10]303，体现了国学对外来留学生的开放性。（三）国学授课内容或研究内容首先是尊孔，自汉武独以董仲舒所推儒学为官方哲学后，儒之至尊地位延续千年，国家最高官学尊从孔子也顺其自然。提出尊儒的鼻祖董仲舒本人也曾为太学博士多年，竭力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后汉书》曾记载东汉官员朱浮上奏：“以国学既兴”，“寻博士之官，为天下宗师，使孔圣之言传而不绝”[11]316，亦可见国学之尊孔风尚。此外，在文献中关于在国学中祭孔或立孔庙的记载也多为见得，如唐“贞观二年，诏停周公为先圣，始立孔子庙堂于国学，稽式旧典，以仲尼为先圣” [12]252、元朝“至元二十四年,既立国学,以故孔子庙为京学,而提举学事者,仍以国子祭酒系衔” [5]2301、明洪武年间“丁未，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 [13] 20，此外，朱元璋受封孔子后裔孔讷时，“命礼官以教坊乐导送至国学，学官率诸生二千余人迎于成贤街[13] 7297，都是历代国学重孔尊孔的鲜明表现。第二，延续了上古时期的礼仪之教，入国学有复杂规范的礼制，并接受贵族官僚贤人观礼。虽然唐初曾一度以周公为先圣，但周公亦被尊为重礼之人，而孔子对周公推崇有加，其本人也具有深厚的礼乐思想，唐太宗时国学复以孔子为尊，既尊孔必重礼，作为国家最高学的国学必然以身作则，国学重礼的传统异常深厚。正如元儒博士虞集所言：“国学，礼义之所出也” [6] 4175。贵族官宦子弟入国学时，行齿胄礼或释奠之礼，亦有皇族、官员观礼。唐代令狐峘、滕珦均有《释奠日国学观礼闻雅颂》诗作流传后世，“太学时观礼，东方晓色分。威仪何棣棣，环佩又纷纷”、 [14] 2849“肃肃先师庙，依依胄子群。满庭陈旧礼，开户拜清芬”、“ 圣上尊儒学，春秋奠茂勋” [15] 2850，用以颂扬国学之礼。第三，国学教授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兼及其他各派学术。梁武帝时“建国学，总以五经教授，唯国学乃经，经各置助教云” [16]433，唐睿宗太极元年“皇太子国学亲释奠，令无量讲《孝经》、《礼记》”[17]3167。大多皇朝贵族官宦子弟达到规定年龄即入国学学习，皇帝也多次亲临请教儒家典章。。除此之外，国学的研究对象不仅集中于儒学经典一类，而是博观经史，兼及百家诸学，例如在唐朝初年伴随儒释道三教交流碰撞，国学也受此风潮影响，唐高祖李渊就曾“释奠于国学召名儒僧道论义” [18]160。（四）国学的规制包括生源和任职官员在内，国学在国力强盛时可达数千人，学舍千百余间，规制宏大，令人惊叹。国学不仅汇集了当时一大批学术精英，而且培养了众多学术后继者，中国历来重文教化由此可见一斑。特别是在唐太宗时期，不仅国立壮大、文化繁荣、对外交往频仍，国学的发展也甚为壮观。包括外国留学生在内的国学“增筑学舍至千二百间”、“国学之内八千余人” [10] 302。到元朝时，虽为蒙古族统治，其仍在重儒上不敢怠慢半分，汉族官员韩元善曾向上进言“历代国学皆盛，独本朝国学生仅四百员” [5]786，说明学生四百人已是少数。当然也有人数更少的时候，如南朝齐开国皇帝萧道成“建元四年正月,诏立国学,置学生百五十人” [6]82，但那毕竟算是独居一隅的“小朝廷”。作为国家的最高学术机构，特别是还肩负着培养皇子贵胄、网罗天下顶尖优秀学子重任的国学，不仅为皇帝智囊团储存后备力量，更是国家人文重镇，其建制之庞大是保存国家文化传承的需要，也是从根本上延续儒学至尊、保障皇权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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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语：“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以下是我整理的国学智慧经典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人生智慧的关注和思考。中国人生智慧极富特色，究其根底是研究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对此，儒、道、佛三家从不同角度给予了阐释，为中国传统人生智慧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文化图景。“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修行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人生智慧融儒、道、释为一体，互补相融。儒家讲入世，强调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道家讲忘世，强调清静无为，精神超脱，以柔克刚，安时处顺;佛家讲出世，强调万物皆空，排除烦恼，自度度人。儒、道、释三家在人生智慧问题上虽然有所差异，但各有特色，又互相融合，凝炼出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取向，人与人关系的定位取舍，人与自我的精神境界的深邃追索。
21世纪人类面临着一项共同的挑战和冲突，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冲突，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态危机、人文危机和精神危机。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把视角投向博大深邃的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认为发掘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瑰宝，寻求可资借鉴的精神资源，对于解决人类面临的冲突和危机是十分有益的。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发展，也要从中国文化与人生智慧中汲取 营养 ，特别是知天、知人、知己之道。
中国人生智慧关注的第一个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天人关系是研究知天的问题，也是探索人生意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精神、行为与外在自然的一致，以及由此而达到的天道与人道的统一，从而实现完满和谐的精神追求。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上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技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也随之出现了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两次世界性能源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反思。1972年，联合国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强调保护环境、保护资源的迫切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宣言》和《21世纪议程》，正式提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同时，学者们从不同的认识角度提出了改进的对策。戴利(H·Daly)等经济学家提出了“稳态经济”理论，他们把传统的不考虑生态影响的经济模式称为“增长经济”，而把根据生态和社会相结合观念而形成的经济称为“稳态经济”，主张在必要时应该不惜放弃短期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以维持整个社会的长期生存和稳定，能够为全社会提供一个无限期保持下去的较高的生活水平。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Boulding)提出了“宇宙飞船理论”，指出，地球就像一艘在太空中飞行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肆意破坏环境，就会走向毁灭。英国经济学家史密斯(G·Simith)及一些自然科学家提出了“生态蓝图”理论，他们指出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带来的不是社会的进步而是无穷的灾难，必须控制人口、保护资源、压缩生产，提倡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关注天人关系是中国文化和人生智慧的显著特点。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朴”、“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二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三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是相类相通的，是可以统一的。
摘要：“国学文化”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幼儿园阶段诵读优秀国学经典，学习前人在修身养性，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智慧和 经验 ，可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幼儿的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关键词：国学 经典 传承 文化
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讲话中说道：“要通过研读优秀传统文化书籍，吸收前人在修身处事、治国理政等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不断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
但是在各种文化交融贯通的现代社会，我们大多数人逐渐摒弃了汇集中国很多思想精粹和美德的国学文化，片面地认为我们的“国学文化”是落后的、带有封建残余的文化，而去追求所谓先进的西方文化。
事实上对于各国文化，如果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看的话，在其积淀传承的过程中都会有精华也有糟粕，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都是不可取的。
我们的“国学文化” 有很多值得继承和发扬的东西，比如：提倡修身齐家、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等，我们如果将国学中的精华挖掘出来，在幼儿园里，从儿童时期对孩子进行熏陶、浸润，就能达到养浩然之气，塑高尚人格，提高人文素质和精神境界的教育效果。
据调查发现，在中国，由于大部分孩子是独生子女，“四二一”式的家庭模式使越来越多的孩子存在着普遍的社会性问题：缺乏爱心，不尊敬长辈，蛮横，自私，合作与分享能力差。
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如果我们在幼儿园适当导入国学与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在培养儿童品德、修行等方面起到非常良好的效果。俗话说得好，“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事实上成年人的很多行为习惯、人格思想在7岁以前就已经形成并影响伴随我们的一生。因此，笔者认为在幼儿园阶段开设国学经典教育是非常有必要的。
幼儿园开设“国学”经典教育，以《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经典文章为教材基础，通过诵读原文、模仿动作、再现情境等教学手段有效地将“国学文化”传递给儿童。
那么，怎样在幼儿园有效地开展国学文化教育，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呢?
1 通过多种手段与途径，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对于幼儿来说，如果只是枯燥的读书，时间一长难免失去兴趣。教师应根据幼儿的这一特点，合理运用多种手段来辅助经典诵读，为幼儿提供更多的刺激来激发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讲述故事法
讲故事是幼儿十分喜闻乐见的一种形式。将国学经典中的小典故，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讲给幼儿听，揭示传统文化经典中的道理，幼儿感兴趣，容易听得进去，学得也轻松。
图画法
古诗文经典比较难记，将枯燥的文字转化为图画、动画等形式，可以使古诗文经典更加容易理解，同时还能有助于记忆。幼儿形象思维占优势，在引导他们背诵一些文字艰深的古诗文经典时，如果能利用Flash动画将枯燥艰涩的文字转化成图像，不但能加深理解和记忆，而且有助于增强他们对古诗文经典的学习兴趣。在活动开展得比较好的基础上，还可以组织幼儿自己给文字配上图画，不断加深幼儿的理解。
趣味游戏法
将诵读的内容融入到幼儿最感兴趣的锻炼与游戏中，是增加儿童学习兴趣的好办法。伴随经典的唱诵，孩子们做着创编的扇操、拉手操、 武术 操、椅子操，气势磅礴，直击儿童心灵。在孩子们户外的器械活动中，把孩子们熟记的《三字经》、《弟子规》等内容编成橡皮筋、长绳、“跳房子”的新跳法，让孩子玩起来不念就不行，快乐地念唱巩固;在“翻胶线”、猜拳、手指戏等小游戏中，经典诗词的念诵也成了完成游戏的规则背景。将“经典”教育巧妙移植到多种活动中，使活动富有“趣味性”。
多种感官训练法
在指导幼儿开展诵读的过程中，还可以借鉴多种艺术手段，如组织开展吟咏、朗诵、唱歌、跳舞等活动，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调动幼儿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提高对古诗文经典的感受力。
情境表演法
大多数国学经典都是比较深奥难懂的，是幼儿难以理解的。为了让孩子更好地理解其中的含义，教师可以为幼儿创设适当的情境，通过情境表演的方式，把深奥难懂的经典变为直观形象的表演，让幼儿在玩中学，学以致用，让孩子做到“知行合一”。
比赛竞争法
幼儿园还可以组织举办以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为主要内容的文艺汇演和各种比赛，形式包括朗诵、吟唱、讲故事、背诵比赛、合唱、相声小品、游戏等，以此检验诵读活动的成效，激发幼儿更大的兴趣。
2 家园互动，合力培养幼儿学习国学经典的兴趣
幼儿园与家庭的教育重在“合力”。我们力求实现“双边互动”，用参与性最强、最生动的方式让家长始终“和孩子一起”。比如在班级中建立了“流动麦克风”制度，让小小的录音笔在每个儿童的家庭中流动，录下亲子共同诵读的章节，在全班播放并领诵，每月评比“金话筒”;以“经典长廊”为载体让家园同行，我们在幼儿园长廊以“活动夹”悬挂可自由取放的国学经典诵读卡，家长每天都可以与孩子一道取一张卡片回家，根据内容或与孩子共同诵读，或讲述给孩子听，或朗读给孩子欣赏。每天，要求家长安排5-10分钟与孩子共同诵读此内容，并由孩子记录下自己的心情和对家长参与的评价。
“滴水能穿石”、“积少能成多”，国学教育贵在坚持。努力把握好长时期“一滴水”的份量，始终保持孩子们“乐学”的状态是国学教育的根本。滴水会累积起穿石的力量，滴水能汇集成江河的丰富，从孩童开始，从小蓄积起来的民族的美德与智慧终将厚积薄发。
幼儿园的国学文化教育旨在让孩子常常耳濡目染于光明正大的智慧思想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孩子纯洁无暇的心灵里，播撒下真、善、美的种子。我们相信，“国学文化”的价值将会伴随儿童一生，传统文化的精髓滋润将扶持他们克服人生的逆境难题，扬帆启航。
有关儒学未来命运的几点思考摘 要：近百年来，有关对儒学现代价值、儒学当代命运和儒学前途等涉及儒学未来和复兴的问题的探讨引起学者广泛的参与。我们应当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命运，对中国核心文化儒学的未来充满信心。 关键词 ...摘 要：近百年来，有关对儒学现代价值、儒学当代命运和儒学前途等涉及儒学未来和复兴的问题的探讨引起学者广泛的参与。我们应当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未来命运，对中国核心文化儒学的未来充满信心。关键词：儒学；未来命运；复兴Abstract：Over the past hundred years，the value of Confucianism in the modern world，its present development and its future have been extensively discussed by scholars. W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the fut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nd be very confident about the fate of its core culture， words：Confucianism；future；restore近百年来儒学生存土壤的逐渐蚀解，极大地增强了当今儒学研究者对儒学未来命运的恐惧。于是，一幅极富幽默感的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一边是对儒学现代价值的肯定性的阐发和呼吁，另一边则是对儒学当代命运的担忧和对儒学新途的积极拓展。吴光先生提出了一个“变革型的后现代儒学”概念[1]，成中英先生则提出了一个“新新儒学”的概念[2]，蒋国保先生对于那种将儒学的危机归为制度解体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儒学之所以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正确的理解，而是因为它遭遇到了现代民众的冷漠、淡漠和疏离……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3]。李承贵则明确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认为当今儒学的开展走生活儒学的路子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4]。景海峰先生以刘述先、杜维明等学者为例，说明展开文明对话对儒学开拓新路的意义。他认为：“通过开展文明对话，不但能让更多的国际人士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儒学；而且也获得了本身自我反观、自我调整的机会，可以从对话中调整姿态、找准自己的位置。通过对话，也让儒家的资源有了重新被排比和筛选的可能性，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拓展出空间”[5]。李承贵还对儒学的当代开展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开拓儒学新的发展方向必须处理好3种关系：“第一是儒学和西学的关系，第二是儒学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的关系，第三是学术儒学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之间的关系。儒学价值的落实当然欢迎政治政策的帮忙，但绝不以牺牲自身的独立性为代价，因为儒学只有坚持话语的自我性、只有关怀民众的利益、只有彰显其批判的品质，才能成为广大民众欢迎的学说，才能成为对人类有意义的学说”[6]。近百年来，学者们都积极参与了有关对儒学现代价值、儒学当代命运和儒学新途等涉及儒学未来和复兴的问题的探讨。笔者来自西域，在学习儒学过程中，日渐对儒学的未来充满信心，这里，笔者对中国核心文化儒学的未来命运谈几点粗浅的看法。所谓儒学的复活、复兴，绝不是说儒学在当代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虽然其失去了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优越地位，但它永远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存在于中华民族灵魂的最深处。第一，几千年来，儒学精神在中华民族、国家文化中的主干、主体地位基本上为学界所认同。无论在物质生活、教育体系、政治领域，还是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儒学精神向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处。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古代，由于与物质文化有关的科学技术原因(交通、信息的传递)，中国大陆相对保持完全独立的个体，中华民族在长江、黄河领域一直按自己的精神生存，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长久以来，中华文化受到外来的各种文化体系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种种外来的文化很快遇到强大的儒文化的有力排斥或同化。外来的摩尼教、祆教、犹太教、婆罗门教传入中国后被儒家文化同化，佛教传入中国，虽盛极一时，影响深远，但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本土文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大的儒道文化同化，具有了浓厚的儒家精神。到了19世纪，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儒学精神面临了严重危机。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儒学带来如此致命的影响，1844年后的中国历史进入特殊的阶段。从此，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第二，在我国，整体的文化氛围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我国古代先贤比较注重人生观、实践哲学，即伦理问题，而对世界观、事物本原、人类归宿等问题的讨论则很不充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文化作为精神引导的中国人在物质生存方面没有很大的进展。欧洲17世纪就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经过短暂的几个世纪的发展，物质生产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逐渐变成一种强势文化。这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包括儒释道精神。西风吹进中国以前，从夏代到近代清朝，无论什么样的朝代、什么样的统治者都把中华自己特色的精神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虽然形式不同，但还是儒释道精神，核心都是儒意识形态。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因素的公民这两个阶层之间有大大小小的摩擦，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儒学精神。但是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化强制性地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文化领域产生影响，中国原有的整体性即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统一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历来没有过的混乱状态。民国时期，中国内部的儒学精神也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并不是等于儒家已经没有了，而是儒学精神回到最早的起源地，儒学精神再也不是国家认同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这种失去自己本我的后果使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老百姓之间产生了无法跨越的分裂，这种分裂的状态是中国当代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第三，外国闯入中国且给中国带来了混乱的形势，使中国人民的共同统一的意识形态有了裂痕。官方意识形态渐变成老百姓无法接受、也接受不了的外来精神。儒学精神要从现在的处境回到原来的优越地位，必须通过自我反思来重新调整，对核心内容的再建构——这样失去本我的民族精神也同时进入寻找自我的新阶段——这是儒，但却是新儒学。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有宗教性因素，但不是上帝创造意义上的有神论，也有伦理道德观念，这些观点符合中国正在需要的对精神方面的混乱状态的“整理”、弥补之中的要求。为了找到一个合理的精神，中国的思想家、革命家们做了不少努力，最主要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精神作为弥补作用的工具，而没有用这种精神来替代中国原有的主根精神。外来精神最伟大的作用在于使已经混乱的国家意识不断地安宁化，使它具有适应于国际形势的特性。在这种努力之下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胜利，得到了重新的回归。这种现象是由19世纪外国侵入中国的历史事件造成的，但对一个国家而言，直接的意识形态必须来自这个国家自己土生土长的精神。这种意识才是健康的、符合从公民到官方共同认同的意识，毛泽东以后的中国领导阶层并没有放弃外来精神，但这在中国内部又产生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外来精神的运用是因为重新整理、修改、弥补在各种历史原因中进入混乱状态的，在民族精神之中已经存在的儒学精神。但是儒学精神已得到了复兴的机会，如果再勉强运用这种外来的精神，就不符合历史的发展需求。随着外来精神功能的不断退化，在最基层的老百姓精神之中存在的儒学精神便开始复兴，并且具有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国领导阶层还把已经在中国失去功能的外来精神不断地强制性运用，在中国当代出现了另一种领导阶层和公民间的脱离关系。中国公民无法接受外来的精神，也没有接受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意识正被儒学精神所熏陶。虽然国家对外来精神的运用非常成功，但在很多方面却产生“空洞的状态”。在中国农村或城镇的公民，一听到外来精神就持一种排斥、无法接受的态度；相反，他们广泛地运用儒学的伦理道德精神。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那个时代用了外来精神而且用得非常完整，但是在当代中国领土上还继续用则不符合历史。通过对很多现象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外来精神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功能或者已经被儒家文化同化了，所以中国出现了另一种精神空虚。但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存在的精神——儒学精神，几千年来在中国人血缘延续之中却非常完美地保存、运用着，而且很多现象证明它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意识形态中。这种双重的淡化，可以让我们深深地觉悟：同化外来精神、回到儒学精神需要一段历史变迁过程，也需要一系列文化革命家在文化领域中不懈地努力和创新。这样，中国人民即将进入一种新的时代——健康的、和平的、强大的、和谐的——儒学复兴的时代。参考文献：[1]吴光.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18-25.[2]成中英.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J].文史哲，2002 (5)：5-11.[3]蒋国保.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J].中国哲学史，2003 (3)：5-12.[4]李承贵.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8)：80-82.[5]景海峰.文明对话与当代儒学的发展[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2)：19-24.[6]李承贵.现代背景下的儒学开展方向：百年来儒学开展方向主要论说及评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5(1)：5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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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资料
经济学专业学会
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于1930年成立，是全球经济学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专业学会之一，聚集了全球范围内最顶尖的经济学家。
学会的主要活动包括出版Econometrica等顶尖学术期刊，以及在全球六大地区组织学术会议。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国两岸三地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学术交流，世界计量经济学会决定在中国定期召开年会，简称为世界计量经济学会中国年会。
如果想了解一些基本理论的话，我推荐： 1、完全竞争市场； 2、囚徒博弈； 3、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 4、信息不对称与“柠檬”市场； 5、李嘉图模型。 基本都是某一个分支的经典理论。
有关经济的参考文献很多，你可以在以下数据库网站查找：一、Econlit经济学全文数据库二、锐思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三、ProQuest ABI/INFORM 经济管理期刊全文数据库四、wind金融终端五、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六、Elsevier Science / North-Holland的经济数据库七、美国经济协会AEA八、美国金融学会九、Altaplana国际经济学门户十、seek68文献馆综合各科领域的数据库文献。包括各个经济学数据库。十一、BVD——ORBIS Bank Focus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十二、RePEc全球最大的在线经济学工作论文、期刊文献和软件收集的网站。十三、普林斯顿大学Pliny Fisk经济学和金融图书馆
- 中国经济增长的组织基础--经济组织创新 作者:迟兴臣,赵振华,任宏, 期刊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THE 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CPC JINAN MUNICIPAL COMMITTEE JINAN CITY COLLEGE OF ADMINISTRATION AND JINAN CITY ACADEMY OF SOCIALISM 2000年 第03期 - 中国农民收入增长思路:基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视角 Rising Farmers' Income in China: From Angle of Farmers' Coope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作者:江时强,张秀生, 期刊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WUHAN UNIVERSITY JOURNAL(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2007年 第06期 -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 作者:郭再欣, 期刊 新西部（下半月）NEW WEST 2007年 第11期 - 略论中国农业经济增长与现代化制度选择 China's Agriculture Growth and the System Choice 作者:王树春,王艳平, 期刊-核心期刊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MODERN FINANCE AND ECONOMICS-JOURNAL OF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6年 第12期 - 创新渔业组织制度 推动渔业经济增长 作者:高健, 会议 2007首届中国渔业科技与经济高层论坛暨中国渔业经济专业委员会第一届技术交流大会2007首届中国渔业科技与经济高层论坛暨中国渔业经济专业委员会第一届技术交流大会论文集 2007年 - 制度变迁理论与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变革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Theory and Rural Micro-Economic Organization Change in China 作者:梅德平, 期刊-核心期刊 江汉论坛JIANGHAN TRIBUNE 2003年 第06期 - 中国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创新路径探讨 作者:何广文, 会议 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国际金融论坛第三届年会论文集 2006年 -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重在创新 The change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depend on innovation 作者:匡国珍, 期刊-核心期刊 社会主义研究SOCIALISM STUDIES 2006年 第02期 - 企业成长为技术创新主体与经济的持续增长 The Growth of Enterprise, the Mainstay of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Growth of Economy 作者:杨晓玲, 期刊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ANKAI JOURNAL(PHILOSOPHY,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2年 第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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