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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农政全书》的明代科学家是徐光启。
徐光启精晓农学，著作甚多，计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农书草稿》《泰西水法》等。
《农政全书》初稿完成后，徐光启忙于负责修订历书，无暇顾及，去世后由他的门人陈子龙等人负责修订，于1639年刻板付印。全书由于分为12目，共60卷，50余万字。
徐光启主要成就
徐光启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崇祯历书》的编译和为改革历法所写的各种疏奏之中。在历书中，他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介绍了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根据第谷星表和中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
在计算方法上，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作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除《崇祯历书》全书的总编工作外，徐光启还参加了《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徐光启
编著《农政全书》的明代科学家是徐光启。
《农政全书》是明代徐光启创作的农书。《农政全书》成书于明朝万历年间，基本上囊括了中国明代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其中又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即徐光启的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
贯彻这一思想正是《农政全书》不同于其他大型农书的特色之所在。由于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积累了数千年的耕作经验，留下了丰富的农学著作。
内容评析
徐光启认为，水利为农之本，无水则无田。当时的情况是，一方面西北方有着广阔的荒地弃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师和军队需要的大量粮食要从长江下游启运，耗费惊人。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实行屯垦，屯垦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垦殖试验，就是为了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问题，以借以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生活。这正是《农政全书》中专门讨论开垦和水利问题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就是徐光启写作《农政全书》的宗旨。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徐光启
编著《农政全书》的明代科学家是徐光启。徐光启（1562年－1633年），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人，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1603年，入天主教，教名保禄。内容：该书总结了我国历代农学著作和明代的农业生产经验，并吸收了西方科学技术编著而成的。全书分类引录了古代有关农事的文献和明朝当时的文献，并包括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及技术知识，因此被誉为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和汉代的《泡胜之书》、后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宋代陈芽的《农书》、元代王祯的《农书》，合称为我国古代“五大农书”，受到人民的高度评价。
我觉得应该是张政，他原先是央视新闻联播的一个小小播音员，后来自己不满足于此，逐渐地到了节目主持人、晚会主持人，曾主持过多档大型的晚会。像建国50周年晚会，建军80周年晚会等。2012年，张政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副书记，2017年6月，张政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副部级。
章伯钧（1895年—1969年）：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罗隆基（1898～1965）：任森林工业部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储安平（1909-1966）：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后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章乃器（1897-1977）：任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平反）拓展资料一、五大右派章伯钧曾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这次发言是后来章伯钧被打成右派的主要依据。罗隆基曾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他的这个发言后来被认为是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之一。彭文应曾发表言论包括“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被打成右派。储安平因发表《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讲话，说“这几年党群关系不好”，“关键在‘党天下’这个思想问题上”，被打成右派。陈仁炳因《陈仁炳对共产党整风方法有不同意见》，被打成右派。1980年5月8日，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55万人几乎全部“改正”，但是仍有极少的一部分人“只摘帽子，维持右派原案，不予改正”。其中包括中央认定的5名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由各地方认定的90余名右派分子，总计不足百人。
应该是我男神马东吧，起码现在看事业挺成功。
1968年出生的马东，现已经年近50，曾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多年，在央视三套《挑战主持人》、《文化视点》栏目的担任制片人、主持人，还曾经作为春晚语言类导演活跃在央视的舞台上。
2013在河南电视台主持常规姓氏节目《知根知底》和季播节目《汉字英雄》大型识字类真人秀节目，后正式辞职央视，进入的爱奇艺任首席内容官，在2014年创作并主持了现在大火的辩论类网综节目《奇葩说》，也正是因为马东幽默的特立独行的主持风格，让节目大添异彩，再加上奇葩说的节目形式是目前唯一一档辩论类型的节目，不仅节目嘉宾个性出彩，风格鲜明前卫，深受年轻人的喜欢，在这之外，其辩论内容又能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反思，在声声不断的探讨中，让这个已经第四季的网综节目，越来越火。
在2015年马东辞去爱奇艺的职务，正式创业成立自己的公司米未传媒，也进入了他事业的黄金时期。除了奇葩说，又做了饭局的诱惑、奇葩大会等节目，也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节目的赞助商也越来越大牌，据说这期奇葩说的光是最大赞助商小米手机，就投了亿元。还有米未传媒的自媒体、米未自创的小卖部小食类商品，最近我看又涉足了手机App圈，整了个饭局狼人杀的App软件在推。不仅主持功底深厚，个性幽默，辩论起来字字真理，经商头脑还特么这么牛逼！
不亏是！我！男！神！
1982-1992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主任记者、记者部主任助理、作品版主编。1993年任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1995年9月调入作家出版社任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1997年4月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1年11月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2003年12月22日，挂帅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张胜友是一位优秀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同时，还是中国出版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93年他出任光明日报出版社老总，在一年内还清360万元外债，向报社上缴利润80万元。1995年9月他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仅一个月，作家出版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跃升至276万元。一年后发行码洋即从1200万元达到3859万元。2001年则飙升亿元，经济总量相当于改革前的14倍，甚至曾经有一个月份控制中国文学畅销书市场的2/3份额。他从一个记者、作家的角色转换成一位出版家后，不负众望，连年把作家出版社的业绩推向高峰。张胜友的改革思路很新潮，甚至将足球赛制引进单位的人事改革中来，他先将优秀编辑组成甲A队，被优化组合下来的则组成甲B队，鼓励甲B冲A。为了给编辑人员更为广阔的舞台空间，他打破按文学门类划分编辑室的传统做法，把它们变成相应并列的编辑室，允许编辑放手开发各个文学门类的图书，这样既便于公平竞争，又可以使编辑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在他的带领下，作家出版社涌现出了一大批贴近市场、具有“双效”的优秀图书，得了10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图书奖项，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以及茅盾文学奖。2003年12月22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获准成立的第一家大型专业性文学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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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一定要记住的真相——两弹元勋的故事 一个人要想在这样一个清浊混杂的社会里干干净净地走完自己的一生，很不容易，若还能奉献全身心于自己的事业，且能取得伟大的成果，则更难。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干干净净地走完了自己一生的人，他因此受到人们的喜爱；他又是一个将整个身心奉献于自己的事业的人，因此赢得人们的崇敬；他更是一个成就丰功伟绩的人，因此使人们由衷地钦佩和敬仰。 扬振宁和邓稼先是同乡，初中同学，西南联大同学，一起坐船去美国留学。后来两人有着完全不通的价值取向，走上了完全不通的道路！扬振宁留在美国繁华世界，靠获得诺贝儿奖，出尽风头，晚年还不甘寂寞！邓稼先当年毅然回国，为中华民族的两弹一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可惜的是由于当年的科研试验条件有限，人身防护条件简陋，邓稼先由于核辐射过多，身患癌症，英年早逝，实为国家民族之大殇！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从历史和国家角度来说，邓稼先必将千古流芳，永垂不朽！是他，永远的奠定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战略安全和民族地位！不管过多少年，所有炎黄子孙都将崇敬他！ 镜头一：着学生装的杨振宁和邓稼先先后登上轮船来到美利坚留学。 镜头二：西装革履的邓稼先在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上（取得学位后的第九天）踏上归国的旅途。 镜头三：西装革履，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振宁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 镜头四：茫茫戈壁滩上，穿着旧军大衣的邓稼先在风沙中勘测原子弹实验场（数年后罗布泊蘑菇云升起，整个世界震惊，纷纷猜测中国得到了苏或美专家的帮助，数十年后考可死报告再次坚称中国偷窃W88弹头技术云云）。 镜头五：杨振宁访问中国，问邓稼先有没有美国人参与了两弹研制（尚不知邓就是负责人），邓稼先只是说了句：你先上飞机吧。 镜头六：杨振宁在上海的饯行宴会上（特写：政要满座，山珍海味加茅台酒），突然收到邓稼先的纸条（内容大家都知道了），立刻离席到厕所泪流满面（第几次痛哭？） 镜头七：大量杨振宁与李政道交恶的新闻报道（特写：时间跨度达四十年）的镜头切换，其中数分钟杨振宁对台湾某传记作家细数当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自己如何将灵感告诉李政道云云。 镜头八：戈壁滩上，某次核弹点火后未爆炸，众人面面相嘘，邓稼先说了句“我是总指挥”，然后只身走进实验场双手捧出哑弹。 镜头九：几年后，北京301医院，邓稼先患癌症全身大出血逝世。又数年，两弹解密，中央始大张旗鼓宣传，邓稼先的名字被世人所知。 镜头十：杨振宁写悼文追念邓稼先，大家恍然：原来两人是校友。 镜头十一：应母校多次邀请，杨振宁毅然决定回清华园定居，在保留美籍前提下办理中国绿卡，入住装修一新的带电梯的两层别墅，开始教授本科物理。 镜头十三：杨振宁通过亲友向媒体透露要和28岁的翁MM订婚（让我的老灵魂得到。。。） ******************************************* 在一次爆炸失败后，几个单位在推卸责任。为了找到真正的原因，必须有人到那颗原子弹被摔碎的地方去，找回一些重要的部件。邓稼先说：“谁也别去，我进去吧。你们去了也找不到，白受污染。我做的，我知道。”他一个人走进了那片地区，那片意味着死亡之地。他很快找到了核弹头，用手捧着，走了出来。最后证明是降落伞的问题。就是这一次，伏下了他死于射线之下的死因。 邓稼先在去世前，嘴角出血与杨振宁合影，他是一种壮志已酬，得其所哉的欣慰。夫人许鹿希说，那时他已是全身大出血，擦也擦不干，止也止不住了。高强射线导致的不治之症。这是在他手捧核弹头走出放射区时，就心里明白的。 邓稼先有一次开会在西湖，他拉着同仁在“精忠报国”那四个古意盎然的字前照了一张相片。许鹿希说，邓不爱照相，但这张照片是他自己要照的。当初随邓稼先一起搞原子弹的科学家，有些中途而退了。因为“没有科研成果，不能家庭团聚，不许亲友通信。作为知识分子和普通人的生活、乐趣、权益，是必须牺牲掉的了。 杨振宁的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不忠：杨振宁先生在祖国最困难的时候毅然加入美国籍，父亲劝说也无效,不肯归国效力。拿到诺奖的志得意满的杨因为买不到长岛的房子耿耿于怀(最后还是屈居在教授区买了房子) 不孝：加入美国籍，为此事杨的父亲到死也没有原谅他，是为不孝。 不仁:在祖国富强时，又在与某名牌大学的互相吹捧炒作中,回国颐养天年，自从回国以来，东走走、西逛逛,忙着走穴炒作，不愿踏踏实实做工作. 不义：窃李政道的研究成果,得诺贝尔奖,还倚老卖老的将名字写在李政道的前边,并出书丑化李政道;杜夫人刚刚过世,大一的基础物理刚开课不到半个学期,就一心想着上帝的最后一个礼物... 想想学位毕业7天,不顾美国阻挠毅然回国的邓稼先,为中国的国防核工业呕心沥血,年仅52虽因放射性影响身患癌症去世. 想想同道的李政道先生早年毅然回国,从70年代起，李政道教授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和科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为了在中国发展高能物理和建立高能加速器，后来成为建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北京谱仪和进行高能物理实验的骨干；1982年当我国高能物理事业举棋不定的关键时刻，他帮助我国选择了一个既先进又符合国情的BEPC方案，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在c-τ物理研究能区唯一的高亮度电子对撞机，并做出了重要的物理结果。 想想刚刚过世的陈省身先生，生活俭朴、出钱出力、培养弟子、呕心沥血，一心祖国科学事业，真泰山北斗。身为科学家，应当规范言行，树学人之楷模； 从一些以往的传记回忆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杨在人品上不及李正道，也不及大多数解放初回国的科学家。理由：从年龄上看，李比杨年轻而同时获奖，可以推知李更有创造力，而杨此后却经常纠缠于论文署名的事情，从中国社会传统可以知道，大概杨年长处于领导地位，而具体的事情大部分由李来完成（很难想象李不干什么事却去抢年长又干许多事的杨的功劳），奥本海默也调和不了。杨在得奖后首先访问了台湾，李同情红色中国，两人渐行渐远。此后中美解冻杨回国见到老同学邓稼先竟然鼓动他到美国，稍有头脑的人都知道那时出去了就由不得自己了（邓稼祥说过，我不会在杨面前透露在干什么，因为杨何等聪明，只要我一说，他就可以推断中国原子弹研究进展程度），周总理热情的请杨回来为祖国效力，竟被他以国内物理水平太差而一口回绝。而李、丁肇中访问大陆后积极为国内引进先进设备，亲自安排人才培训，造出了正负电子对撞机（受到杨的反对好像认为太浪费钱）、加速器、阿尔法磁谱仪等世界领先科技，李还积极帮助建立两岸骨髓库；即使李远哲这个现在认为是亲独分子，78年到大陆访问安排他参观景点，他却说时间紧张先看科研单位，80年代不辞辛苦为大连物理化学所引进了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部分先进的分析仪器。而杨呢，只看到他在到处演讲，唯恐人们不知道他除了第一个华人诺将外还有一颗赤子之心，到处与各地官员会面（好像与现今搞“学术政治”的科学家有某种相似），也没听说捐助什么项目，不管是物理的还是人道的，倒是很会节约他自己的钱财，80年代经杨推荐到美国学习的物理苗子，其中有一个居然人格分裂杀了好几个同学，真是“慧眼识英才”。50年代没回来现在回来定居，领取“上帝最后的恩赐”，名利双收，果然是学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佩服佩服。 邓稼先冒着酷暑严寒，在试验场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15次在现场领导核试验，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他虽长期担任核试验的领导工作，却本着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精神，在最关键、最危险的时候出现在第一线。例如，核武器插雷管、铀球加工等生死系于一发的险要时刻，他都站在操作人员身边，既加强了管理，又给作业者以极大的鼓励。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事故，原子弹坠地被摔裂。邓稼先深知危险，却一个人抢上前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身为医学教授的妻子知道他“抱”了摔裂的原子弹，在邓稼先回北京时强拉他去检查。结果发现在他的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肝脏被损，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随后，邓稼先仍坚持回…… 1986年，国内公开报道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名字，当年大漠上腾起蘑菇云的谜底终于揭开。当人们以感激的心情来颂扬这位功臣时，他却平静地辞世而去。党和国家授予他的“五一”劳动奖章和“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却永远闪耀着光芒。 ■21岁便在学生运动中担任北大教职工联合会主席；26岁在美国成为“娃娃博士”；取得学位后第九天便毅然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 ■1958年以后神秘地“消失”。在戈壁大漠中，创造出世界上研制氢弹的最快速度。 ■临终前叮咛：“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只要这世界上还有中国人，就会有人记得岳飞文天祥，就会有人记得？？邓稼先！！ 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辉煌的名字： 两弹一星元勋：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中国核物理泰斗王淦昌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核物理学家钱三强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冶金学家吴自良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泰斗钱学森院士 两弹一星功勋：物理学家彭桓武 同时让我们也记住一个名字，美国人杨振宁，他为自己的国家（美国）又增加了一个诺贝尔奖. 两弹元勋——邓稼先
余世存余世存（1969年-），出生于湖北随州，毕业于北京大学，诗人、思想家、自由作家。 他曾任《战略与管理》执行主编，《科学时报》助理总编辑。多次入选年度华人百名公共知识分子，被称为“当代中国最富有思想冲击力、最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质的思想者之一”。中文名余世存出生地湖北随州出生日期1969年2月国籍中国职业诗人、思想家、作家性别男民族汉族毕业院校北京大学代表作品《重建生活》《非常道》收起作品集我看见了野菊花中国男人物信息余世存姓名：余世存性别：男生日：1969年2月籍贯：湖北随州毕业学院：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出版著作余世存 著《黄昏的缤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月余世存 著《重建生活》，安徽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余世存 著《我看见了野菊花》，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余世存 编《非常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余世存 编《非常道》（第二版），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4月余世存 编《非常道》（第三版），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6月余世存 著《中国男》，九州出版社，2010年3月余世存 著《老子传》，海南出版社，2010年9月余世存 编《非常道Ⅱ》，中信出版社，2011年7月余世存 著《大民小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10月余世存 著 《一篇读罢头飞雪》，海豚出版社， 2013年1月余世存 著《家世》，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年1月其他：余世存等 注译《类人孩》，珠海出版社，2007年余世存（笔名钱波）等 著《原来如此：1840-1949中国底本》，文汇出版社，2009年社会活动自有未注册组织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自2001年起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以表彰对当代汉语做出贡献的机构和个人。余世存曾追随李慎之先生左右，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类人孩’般的认知品性生发锥心之痛”，出版的《类人孩——动物庄园另类解读》，从文明史的角度，说明：“‘类人孩’状态才是我们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否则，“他和他组成的社会就只能在文明的边缘徘徊”。2005年，余世存的一本《非常道：1840－1999年的中国话语》，以新的体裁和客观的史料展现，使汉语世界的近现代史写作有了可信的材料。这些截取自晚清、民国而至解放后的历史片段，记录了大量历史人物的奇闻逸事——这些话语中讲述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同治重臣，以孙中山、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先锋，以钱钟书为代表的传统文人，以李敖、王小波为代表的文坛斗士等演绎的现代史的悲喜剧。2007年出版的《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将近代资源学术化运用得更加具体，借重新定位与申说，讲述了一百年前的大学学人，诗人乃至军阀刺客留下的宝贵遗产。
邓稼先：“两弹元勋” “两弹元勋”邓稼先，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他长期甘当无名英雄，把自己的青春之光融进了中国核防御力量的“铁脊梁”之中。 1950年，26岁的邓稼先在美国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他带着当时最先进的物理学知识，涉洋归来报效祖国。50年代末，邓稼先从物理学讲坛上“消失”了，他的身影闪现在核武器研制的基层第一线：在北京郊外的高粱地里参加研究所的兴建，在罗布泊国家试验场的土路上颠簸，在云遮雾罩的山区指挥着原子弹、氢弹的研制。邓稼先为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事业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孜孜不倦地奋斗了28年，从原子弹、氢弹原理的突破和试验成功及其武器化，到新的核武器的重大原理突破和研制试验，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的功勋。邓稼先曾荣获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国家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以及“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1986年，积劳成疾的邓稼先被癌症夺去了生命。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里，他28年的秘密经历才得以披露，“两弹元勋”的美名才开始传扬。（新华社北京8月3 0日电） 《人民日报》1999年08月31日第4版张爱萍与邓稼先 东方鹤 邓稼先病了，要动手术，75岁的张爱萍8点赶到医院，自手术开始，他就在手术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张爱萍说：你们科学家都是国家的财富，保证你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1985年8月初的一天，九院院长邓稼先从绵阳专程赶到北京，向张爱萍及有关领导汇报九院重建情况。 张爱萍一见到邓稼先就有些吃惊：“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太好。” “不会吧，没有什么变化呀！”邓稼先知道张爱萍不是一般的见面问好。从他的神色里更从他的为人上感受到他是真切的关心。而周围的人没谈到他这方面的变化，自己也没感觉到。 张爱萍依然认真地问：“你最近身体怎样？有什么不舒服吗？” 邓稼先说：“其他没有什么，只是患痔疮，总流血，怪讨厌的。” “做过检查和治疗了吗？” “只是做了一般的治疗，没做什么检查。” “那就到301（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我来给你联系。”张爱萍说着，就打电话给301医院院长，说明了邓稼先的病情，特别叮嘱给全面检查一下。对方问什么时间，张爱萍说：“现在，现在就去！” “不，不！”邓稼先连忙推辞，“我还没汇报工作哪！” 张爱萍问：“有什么急待解决的问题吗？” 邓稼先说：“没有。” 张爱萍说：“没有现在就去。我陪你去。” “不能不能不能！”邓稼先几乎惊慌失措了。他知道身为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长的张爱萍，每天都有许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而且他本人惜时如金，又已是古稀之年的老将军，怎么可以让他陪着自己去查病呢！于是就再三谢绝。 张爱萍已拿起了手杖：“走吧，坐我的车去。路上可以谈谈你们的情况。” 邓稼先只好服从了。 邓稼先，这位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曾获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由于他的年轻、聪明、正直、纯朴，在科学界有娃娃博士、娃娃科学家之称。1958年，中国唯一的核武器研究所刚刚筹建时，他就被调入任理论部主任，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设计并开展轰爆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的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开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起草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前的爆轰模拟试验；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立下了卓越功勋；接着，他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和技术难关，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为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增强国防力量，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担任第九研究院院长重任后，更致力于核武器的改进、发展工作。他尊重科学，实事求是，严格按科学规律办事，从理论设计、加工组装、实验测试到定型生产，总是尽力深入到第一线考察了解情况，遇到重大问题，无不亲临现场指挥、处理。他常常在关键时刻，不顾个人安危，出现在最危险的岗位上，充分体现了身先士卒，奋不顾身，勇担风险的崇高献身精神。 张爱萍两年前到九院视察工作时，曾规定科学家每年坚持查体；坚持休假制度。可是，邓稼先总安排别人去，而自己总投身到九院的建设和科研工作中去。他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是中国研制和发展核武器在技术上的主要组织领导者之一。 医院领导和医生，见张爱萍亲自陪着一位病人来检查，已经感受到这位病人的分量了。而张爱萍还是对他们作了郑重的介绍：“这是我们的功勋科学家！” 按常规检查，仅做活检，就需要一个星期才能看到结果，由于张爱萍站在旁边，20分钟就出来了结果。 结果令人震惊：直肠癌，已属中期偏晚，而且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 张爱萍指示医院领导：马上安排住院，为邓稼先同志专门组织一个医疗小组，尽快研究出治疗方案，我听你们的方案汇报。 怎么没早发现呢？一些不治之症怎么专门祸害我们这些最优秀的同志呢？看来对专家们按时查体的制度还没有很好地落实。张爱萍自医院出来，一直考虑着这些问题。返回办公室后，便亲自给科工委、各工业部有关领导打电话，明确指示：要迅速检查一下专家体检制度和休息疗养制度的落实情况，今年未进行体检的，要马上补查；未休息疗养的，要组织疗养。有困难向我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再犯错误了！ 三年前，张爱萍几次以沉痛的心情公开自我批评：长期以来，我们对科技人员的健康情况关心不够。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张爱萍此番自咎的原因是青年科学家罗健夫的逝世。1982年10月，航天工业部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罗健夫，因全身心投入事业，患癌症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终于在47岁时不幸逝世。 张爱萍得知这一噩耗后在深感惋惜、痛心的同时，也觉得应负有对科研人员关心不够的责任。在国防科工委组织的学习罗健夫同志报告大会上，他公开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他还写了首悼念罗健夫同志的诗： 国防科工委学习罗健夫同志 报告大会 黄水流， 渭水流， 流到潼关怒涛道。 奔腾势不收。 往事稠， 国事稠， 破险尖端忘春秋。 为民肝胆酬。 他指示国防工委和国防工业部广泛深入开展向罗健夫同志学习活动，并作出一个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决定，号召各级领导要认真、及时解决广大科研人员的实际问题，明确规定定期为他们检查身体，定期做卫生防疫工作，坚持休假制度，特殊情况的要作特殊安排。 也就在开展向罗健夫学习、落实关心知识分子有关规定的活动中，发现了在西北核试验基地工作的核工业部核部件加工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张同星。他20多年来一直忘我地工作在核工业研制生产第一线，为发展祖国核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197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积劳成疾，身患胃癌，仍战斗在工作岗位上，被誉为活着的罗健夫。 张爱萍接到这一情况的报告后，立即指示科工委迅速把他接到了北京，安排在301医院治病。张爱萍先后三次到医院看他。当张同星病情相对稳定准备返回时，张爱萍又去为他送行。张同星非常感动地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科技工作者，牵扯了军委首长这么大的精力，深感不安。” 张爱萍说：你们科学家都是国家的财富，保证你们的健康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 而现实往往不是顺从人的心愿发展的。他怎么也没想到两弹元勋邓稼先竟患上了这难以攻克的恶症。 张爱萍一天几次电话询问邓稼先的有关情况。亲自参加了手术方案的研究，并就麻醉、输血、主刀医生及术后特护等事情一一进行了审核，还特地向参加邓稼先手术的医务人员讲了话：我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希望你们、也拜托你们全力以赴、精益求精、慎之又慎地为稼先同志做好这次手术，要把这次手术当成攻坚战来打，而且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取得成功的！拜托大家！谢谢大家！ 8月9日8时30分，开始了对邓稼先的手术。 而75岁的张爱萍8时便赶到了医院，又就术前的情况进行了仔细询问。自手术开始，他就在手术室外等候，一直等到手术结束。 手术成功，病灶全部切除，邓稼先精神状态尚好。张爱萍略感慰藉。主任医师向他报告，下一步要进行化疗，之后才能判定能否康复。张爱萍又一次叮嘱说：一定要设法减轻他的痛苦，千方百计地予以治疗。有什么困难和情况，要及时报告我们。为了他的康复，我们不惜一切代价。 此后，医院对邓稼先的病情就采取了“病情报告”的办法，不定期而又及时地报告有关首长和单位。8月24日，张爱萍接到了当天的也是第一期《邓稼先病情报告》，说有癌细胞转移，准备化疗。张爱萍在这期病报上批示道： 请国防科工委领导（光亚同志）和核工业部领导同志分别前往探视。对其本人和家属应多予以慰勉和照顾。国防科工委和核工业部应指定专人随时与邓夫人和医院取得联系。 对邓稼先的病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有关组织都很关心。301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也尽了最大努力，但最终还是没有挽留住这位功勋卓著的伟大科学家，他于1986年7月29日与世长辞，终年才62岁。 7月30日，正在外地的张爱萍接到了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邓稼先病逝、安排其后事的传真报告，深感悲痛，当即在电报上批示：决定何人参加追悼会，请即告我。我今日赶回京。 8月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追悼会。根据中央的决定，张爱萍致悼词。 新华社为此发了通电专稿。8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的题目是： 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逝世 党和国家领导人深切哀悼 同时还发表了张爱萍的悼词。眉题是：张爱萍说邓稼先英名永垂史册。正题为：无私无畏贡献毕生精力 呕心沥血建立国防殊勋 追悼会后，张爱萍满怀悲痛写下了一首挽诗： 痛悼我国杰出的核科学家邓稼先同志 踏遍戈壁共草原， 二十五年前。 连克千重关， 群力奋战君当先。 捷音频年传。 蔑视核讹诈， 华夏创新篇。 君视名利如粪土， 许身国威壮河山。 哀君早辞世， 功勋泽人间。 12年后，邓稼先的夫人许鹿希回忆说：“稼先逝世后，张老请我们全家到北戴河军委疗养院休息了10多天。他对部下的关心是真心实意的，丝毫没有赏赐的意思。他还建议拍一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纪录片，连片名都给写好了。我把他亲笔写的这幅大字挂在家里，以示对稼先的纪念，也是对张老的感念。张老曾拄着手杖，爬上了二层楼，到我家来看望我们。我们全家都很感动，他当时坐过的沙发及房间的摆设，我们至今都没有动，也不想动，是为了记住张老来看我们的情景，记住这个日子。”
聂荣臻 两弹一星的元勋 在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代将帅中，早年留洋以图科技强国者不在少数。他们后来虽投笔从戎，却从未放弃过当年的理想，聂荣臻元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曾参加南昌和广州起义，是红军的创建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领导科技工作，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生平 ■在十大元帅中，只有聂荣臻直接参加了南昌和广州两大起义 ■聂荣臻是中国“两弹一星”研制和试验的直接领导者 聂荣臻，1899年12月29日出生于四川江津县。他8岁入私塾。后人高等小学，1917年夏考入江津中学。在校内，他接触到《新青年》等杂志，曾与同学相约“我辈要以报国为根本，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建功立业”。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因参加抵制日货运动被校方勒令退学。恰逢当时四川勤工俭学运动迅猛发展，他决定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21年初，聂荣臻到达法国，在那里结识了周恩来、蔡和森、陈毅、邓小平等人，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思想上也从“实业救国”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1922年，他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他来到莫斯科，进入东方大学学习，后来与叶挺等人被秘密派往苏联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培养的宝贵军事人才。 1925年，聂荣臻回国后，先在黄埔军校政治部任秘书兼政治教官，北伐战争开始后任广东区委军委特派员，负责传达党的指示和调配干部。1927年南昌起义前夕，他协助周恩来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特别是成功地组织了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的第二十五师，参加南昌起义。同年12月，聂荣臻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并身先士卒战斗在第一线。 广州起义失败后，聂荣臻赴上海转入地下，负责军委的日常工作。他终日兜中揣一张月票在市内奔走，还练就一身跳电车甩掉特务盯梢的本事。1931年底，他进入江西瑞金，不久任红一军团政委。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率领这支红军主力南征北战长达五年。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副师长，率部开赴抗日前线，参与指挥了平型关大战。此后，他率2O00多人进入五台山区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半年多就将部队发展到4万人，建立了毛泽东称赞的“抗日模范根据地”。1944年8月，聂荣臻赴延安出席“七大”。抗战胜利后，他继续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后担任华北军区司令员，领导了华北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曾任北京市市长、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等职。1956年11月，他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后又担任国防科委主任。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先后试验成功了“两弹”（核弹、导弹）“一星”（人造卫星）。 晚年的聂荣臻仍然关心国防科研和军队建设，关心国家改革开放和祖国统一大业。1992年5月14日，这位共和国仅存的一位元帅，安详地离开人世，享年93岁。 背景 ■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为全国各省之最，聂荣臻所在的江津又为四川之冠 ■以“实业救国”的理想始，最后又成为振兴国家科技事业的领路人，其人生轨迹反映出历史的必然 旧中国的极度贫穷落后，列强依仗“船坚炮利”和优质商品的入侵；刺激了当年一代青年学子奋起，寻找救国图强之路。聂荣臻的家乡四川虽然相对封闭，然而自从“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长江水道被洋轮驶入后，渴求外向发展且人口过剩的蜀中在近代形成了一股出外求学谋生的风潮，这个内陆省份的学子一跃而成为留学日、法等国的先进。五四运动后的两年中，四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达492人，为全国各省之最。这批四川学生中，又以聂荣臻所在的江津人最多，共有40多人。 他们起初多是胸怀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远涉重洋到西方学习科学知识。当时的欧洲正值十月革命后社会矛盾加剧、各种思潮活跃之际，不少留法青年由此接受了马列主义学说。聂荣臻在1922年给父母的信中曾写道：“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这表明他已经完成了决心先实行社会革命的思想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戎马半生的聂荣臻感到终于有条件实现青年时科技救国的理想，欣然接受了领导国家科技工作的重任。历史似乎在这里转了个弯，其实这也是中国特定的国情使然。如果不以革命彻底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也不可能有科技强国的?
中国现代作家中，与报刊没有任何关系的，大概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不是编者，就是作者。很多作家都当过报刊编辑，正是经过他们之手，一部部重要作品，从报刊走入读者。现代美学大师朱光潜（1897～1986）先后主编过多种报刊，尤其是他在抗战前后两度主编的《文学杂志》，是当时最畅销的文艺刊物，每期行销都在两万份以上，读者印象极为深刻。朱光潜是一个成功的报刊编辑家，1948年有人颂扬说：“二十年来以最庄重、最热诚的态度支持引导中国文艺界的几乎只有朱（光潜）先生一个人。”这话固然说得有点过头，但就其主编刊物的态度而言，朱光潜则无愧于“最庄重、最热诚”的称谓。综观朱光潜《文学杂志》的编辑实践，体现出如下特色。1．追求刊物个性。个性特色是报刊赢得读者、占领市场的重要手段。没有个性的刊物，即使短暂生存，也难以发展。报刊的个性归根结底是编辑者性格情趣的体现。朱光潜在报刊编辑实践中，追求报刊个性风格的编辑思想一直贯穿其工作始终。1935年年底，《人间世》小品文半月刊出至第42期停刊。该刊编辑徐讦于1936年春又创办了《天地人》半月刊。创刊前夕，徐讦两次写信请朱光潜为《天地人》写点儿稿子。朱光潜写了《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告诫他，不要把《天地人》办成和《人间世》、《宇宙风》相类似的小品文刊物。“《人间世》和《宇宙风》里面有许多我爱读的文章，但是我觉得它们已算是尽了它们的使命了，如果再添上一个和它们同性质的刊物，恐怕成功也只是锦上添花，坏就不免画蛇添足了。”这里就体现出了强烈追求新创刊物个性的设计思想。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在创刊词《我对本刊的希望》里，明确宣称要创办出一种新刊物：“一种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文艺刊物。”他赋予刊物独特的使命是：它应该尽一部分纠正和向导的义务；它应该集合全国作家做分途探险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发展个性之中，仍意识到彼此都望着开发新文艺一个共同目标；它应该时常回顾到已占有的领域，给以冷静严正的估价，看成功何在，失败何在，作前进努力的借鉴；同时，它应该是新风气的传播者，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应该在陈腐枯燥的经院习气与油滑肤浅的新闻习气之中，辟一清新而严肃的境界。编辑者的创造意识是锻造报刊个性的前提。朱光潜说编辑报刊与艺术创作具有同样的道理，“我始终相信在艺术方面，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独到，如果自己没有独到，专去模仿别人的一种独到的风格，这在学童时代做练习，固无不可，如果把它当作一种正经事业来做，则似乎大可不必。”任何一种好的东西，模仿的人多了，其结局必然是归于俗滥。刊物设计是一门艺术。创办报刊尤其是文学、文化报刊的过程中，首先要对社会文化状况予以深刻细致的分析、研究，预测社会文化对拟办报刊接纳与拒绝的可能性，即如朱光潜所说，“它应该认清时代的弊病和需要”。在现有媒介之间发现空白和薄弱之处，从而打破现有报刊市场的平衡、静止状态，对期刊文化结构作出重新调整，对读者布局予以重新分配。报刊担负着引领时代风气的重任，它是否具有创造的精神，对社会将会有直接的影响。报刊编辑通过对作品的选择，必然会给作者以一种暗示、一种引导。一个没有创造性的报刊，是无法引导作者进行创造性的劳动的，也无法向人们奉献出有创造性的精神产品。2．兼容并包，驳杂中见出统一。朱光潜对于文化思想运动的基本态度是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受其文化思想的浸染，在报刊编辑工作中，他主张编辑不能把报刊办成个人拉帮结伙、党同伐异的工具。报刊编辑可以有自己的文艺思想，但他的文艺思想只应体现在自己的创作之中，而不能把自己所主张的文艺思想作为刊物稿件取舍的标准。朱光潜坚决反对报刊编辑“把个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传，使它成为弥漫一世的风气”。他认为文艺上的伟大收获都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做根源，编辑要真地希望能为文学、文化的发展助一臂之力，那就不妨让许多不同的学派思想同时在酝酿、骚动甚至冲突斗争。冲突斗争是思想生发所必需的刺激剂。“别人的趣味和风格尽管和我们的背道而驰，只要他们的态度诚恳严肃，我们仍应表示相当的敬意。”他主编《文学杂志》的理想就是把它办成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凡是爱护本刊而肯以好作品见投的我们都一律欢迎。”实际情况也确是这样。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的，除了京派文人以外，还有很多左翼作家。萧军是著名的左翼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他的长篇小说《第三代》就受到了朱光潜的青睐。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第1卷第2期的《编辑后记》中向读者热情推荐：“萧军的《第三代》是近来小说界的可宝贵的收获，值得特别注意。”胡适热心创办《文学杂志》，也许有振兴京派的想法，但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并不是京派专有的田园。如朱自清和冯至并不隶属于京派，而他们却是《文学杂志》的核心成员。朱光潜曾剖析“文以载道”说的浅陋和“为文艺而文艺”说的不健全，反对空谈什么联合战线，主张通过多多的尝试，让不同的趣味和风格互相交流，从而造成新鲜自由的思想潮流，以洗清我们的成见和积习，推动新文艺的繁荣和发展。3．理论与创作并重。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我国，一般的文艺刊物往往只重创作，人为地割裂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特别是表现出一种藐视文学理论批评的倾向。朱光潜非常清醒地看到了文艺报刊编辑界存在的这种不足之处。他认为文学批评虽然来自于文学创作实践，但又对文学创作具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有时甚至成为决定文学发展趋向的有力因素。他在英国留学期间，留心过欧洲几种著名的文艺刊物的编排方法。因此他主编《文学杂志》时，就借鉴了欧洲文艺刊物理论与创作并重的编排方法。《文学杂志》在篇幅的分配上，创作约占五分之三，论文和书评约占五分之二，“比一般流行的文艺刊物，本刊似较着重论文和书评，但是这并不就是看轻创作。论文不仅限于文学，有时也涉及文化思想问题。这种分配将来也许成为本刊的一个特色”。刻意地加大理论的力度，意图让读者得到刊物以后，“不仅要读，还要谈，要想”。可见，理论与创作并重，这是他主编《文学杂志》时有意追求的一个编辑特色，王了一的《语言的化装》、郭绍虞的《宋代残佚的诗话》、陆志韦的《论节奏》、知堂的《再谈俳文》、钱钟书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朱东润的《说“衙内”》、迥之的《再谈差不多》等，共十一篇。这些论文或隐或显地凸现了京派的文艺观和文学史观。朱光潜认为编辑的作用犹如一座桥梁，“一个编辑者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他只是作者与读者中间的一个媒介人”。不能因为自己手中有发稿权，就以为能够对作者颐指气使，对读者居高临下。当然，朱光潜同时指出，编辑固然要在满足读者阅读需要和为作者服务的基础上实现自己的价值，但作为传播中的一个主体，他又有必要也有可能对传播施加相应的影响。读者需要是复杂的，有的科学健康，有的消极低级，正确的做法是：编辑“不能轻视读者，他不必逢迎读者，他却不妨由迁就读者而逐渐提高读者”。朱光潜不以编辑家名世，但他主编的《文学杂志》不仅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品，还培养了一大批文学新人。他的编辑思想是其报刊编辑实践的概括和总结，很多观点和做法有着深厚的实践基础，至今仍闪耀着理性和科学的光芒，我们能够从中获得很大的教益。
张君默(1939—)，原名张景云，笔名还有甘莎、张柳涯等。原籍广东新会县，1946年随父母到香港，在香港受中小学教育，由于家庭经济拮据，初中时染上肺结核，未毕业就辍学了。曾做过餐厅、商店、工厂的小工，18岁再入香岛中学，又因肺病复发而辍学。其时开始向报刊投稿，并与朋友组织读书会。20岁时出版了《江湖客》、《青春的插曲》两部长篇小说。踏出校门后，投身社会，先后担任过《知识》半月刊编辑，《循环月报》、《漫画日报》、《明报》记者。为了摆脱贫穷，几度弃文经商，皆不成功。1968年重入文化界，任香港电台特约广播剧撰稿人直至1976年底。八年的编剧工作，锻炼和增强了他的构思和写作能力。1976年，与友人创办《科技世界》，任总编辑。
1978年起，他任《明报》副刊编辑，至今业余创作不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