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同位短语研究的论文

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如何有效衔接,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汉语教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

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

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

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

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 :“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

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

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 圣诞节 ”、“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

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

“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综上所述，我们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要，适时地对高校古代汉语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的改革。这种改革的重点正如东北师范大学张世超教授所讲:“我们的古汉语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语法等知识的讲解上，我们更要通过《论语》、《古文观止》、教材中的优秀篇目来塑造学生的品格，了解我们华夏悠久灿烂的文化传统，并要将之发扬光大。”

【论文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传统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一、古代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传承作用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

(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二、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参考文献

[1]张雪辉.重视传统文化传承的理念与语文教学转向[J].基础教育参考.2006(8)

[2]韩振.传统文化是古汉语教学的重心——张世超教授访谈录[J].语文教学与研究.200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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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部分《说文》部首的文化学研究（贝部研究、女部、玉部）《说文》部首研究《说文》省声研究《说文》中农业文化探讨《说文》重文研究《说文解字》“女”部字研究《说文解字》“尸”部字研究《说文解字》“心”部字研究半坡刻符的性质及其与文字的关系对汉字性质的认识古汉字指事字的表义功能汉字编码研究及方案设计汉字的结构（论汉字的结构规律或者论汉字的结构类型等）汉字的形体演变（汉字形体演变中的文化探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原因探讨等）汉字起源研究述评汉字教学方法研究汉字考释方法述评汉字前途讨论述评汉字析形方法研讨汉字形体演变的基本规律汉字字形的文化信息研究会意兼形声问题探讨假借字与通假字古今字和异体字甲骨文形声字研究江永“女书”的形体结构研究江永“女书”源流研究六书性质特点（六书文化探讨、从六书的演变看汉字的造字法等等）论汉字发展演变的规律论汉字的性质论汉字的音义联系论汉字形体演变的繁简分合论现代汉字中的变体字论现代汉字中的会意字论现代汉字中的象形字论现代汉字中的形声字浅论《说文解字》一书的历史价值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声符表义的成因初探试论词义引申的规律与方式说会意说假借探求本义的方法种种现代汉字的表记功能现代汉字构形特点形声字起源试论形声字声符说略形声字义符说略许慎六书说论评义符表义与声符表义异同论原始汉字的认定及其构形特点二、词汇研究《论语》（某个或某些）代词研究《论语》常用词汇研究《孟子》（某个或某些）语气词研究《世说新语》第二人称代词研究《儒林外史》某类虚词研究。《诗经》叠音词研究《诗经》连绵词研究词的多义性和词素的多义性词义演变的深层意义基础词义引申的原则和方法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对词义引申的分析对词义转移的分类考察对确认古汉语中词的同义关系（或其他关系）的看法古今词义变化(现象\原因\规律) 同义词和同源词浅说先秦偏义复词研究先秦同义复词研究（《左传》、《论衡》、《墨子》等）音义联系的任意性和命名的理据性专书的词汇研究汉语词汇双音化动因研究三、语法部分 “是”的用法及其发展《韩非子》中的被动句《老子》（某种）句型研究《论语》句法研究（判断句研究、祈使句研究、疑问句研究）《孟子》中的“其”字《孟子》中的“之”字《史记》（某种）固定结构研究《荀子》副词研究《战国策》中的“是”字《左传》“焉”字研究《左传》“之”字研究《左传》被动句研究《左传》判断句研究《左传》祈使句研究《左传》疑问句研究《左传》中语气词“也” 被”字的词义演变词类活用问题探讨(起源\新说\评价)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副词从《庄子》看先秦的宾语前置句从唐宋元明清的白话作品切入考察近代汉语语法的有关问题古代汉语“把”字句研究古代汉语“所”字结构（或“者”字结构）研究古代汉语“之”字结构（或“其”字结构）研究古代汉语处置式考察古代汉语词类活用现象综述古代汉语词序研究古代汉语单句（或复句）研究古代汉语活用现象研究古代汉语兼语式研究古代汉语介词（或连词）研究古代汉语连动式研究古代汉语判断句研究古代汉语省略现象研究古代汉语使成式考察古代汉语双宾语考察古代汉语重叠词研究古汉语的后置定语问题近代汉语代词研究近代汉语量词研究秦双宾语句的类型所’十动词”的内部结构层次唐诗句法研究指代性“见”字词性研究指代性“见”字词性再研究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主谓间“而”字的形成和发展主谓间“之”字探源专书的语法研究四、音韵研究专书的用韵研究学习音韵学的心得体会陶渊明用韵研究论音韵学在古籍阅读中的作用联系古音考察现代汉语方音问题汉语语音演变规律考察联系汉语语音史研究现代汉语语音规范方面的有关问题古代韵文用韵考察五、方言研究方言词汇研究方言语法研究方言音系研究方言保存的古代汉语特殊成分六、训诂学研究标点研究论中学教材文言文的注释试论“据文证义”的训诂方法试论“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校勘研究训诂学与中学语文教学注释研究反训研究七、修辞研究《左传》的外交辞令研究杜甫诗文修辞研究以义为单位，给一部先秦文献（或其中的一部分）作词表《红楼梦》人物语言风格研究《左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水浒传》人物语言风格研究古今修辞方式的比较《孟子》论辩艺术研究《战国策》外交辞令研究八、其他相关研究辞典学理论研究中学文言教学研究《说文》释义方式研究古代汉语字词典释义辨正总之选题尽量对专书、专人进行词汇、语音、语法研究。

★论文还是自己写最好，下面有关资料不错，仅供参考：摘要：词的同一性问题是由于词义的演变孶生而产生的。在确定词的“为二为一”时，形式有重要作用，内容起决定作用，词的概念意义的同一又是词的内容同一的决定性因素。“同音同义”，作为确定词的同一性原则，应该是对立的同一，历史的同一。中心思想：词的同一性的含义关键词：词法多功能；同音同义；对立同一；历史同一；词的同一性词的同一性问题是由于词义的演变孶生而产生的。词义演变孶生的主要途径是词义引申，而词义引申是一种很复杂的运动。词由本义可以派生出引申义，由引申义又可以派生出更远的引申义。这些有联系的意义是同一个词的不同意义呢?还是不同的词的词义呢?“词的同一性问题就是确定两个词汇形式是不是同一个词的问题。例如《礼记•大学》的‘如恶恶臭，如好好色’一句，前一个恶与后一个恶，前一个好与后一个好，是一个词的不同用法昵？还是两个不同的词？” “研究词的同一性，目的在于确定不同的词的界限”，具体一点说，就是确定在什么条件下同一语音形式同一书写形式所表示的几个有联系的意义是同一个词的几个义项，或者是不同的词各自的词义。研究的任务主要是研究确定两个相同的词汇形式是否具有同一性的条件，即根据什么条件判断某些语言形式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标准是什么。由于几乎所有的《现代汉语》教材和多数《古代汉语》教材都把同一语音形式，同一书写形式所表示的相互联系的几个不同的意义的现象看做一个词即多义词，所以一般人对词的同一性问题感到很陌生。近年来，这个问题已逐渐引起专家学者们的重视，他们各抒己见，见仁见智，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在现代汉语词法教学与研究中，最难处理、争论最多的是所谓兼类问题。例如“锁”一类词，有人认为是名词兼动词，有人认为是两个词，分别为名词和动词，还有人说“这是真正的一词多类”，但看作两个词“也不为过分，也许更好”，“似乎没有一条严格的界限”。对所谓兼类问题的种种不同意见，大多与人们对词的同一性有不同的认识有关。朱德熙先生说:“从理论上说，划分词类只能在确定了词的同一性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所以，陆俭明先生把词的同一性作为处理兼类问题的首要原则，他特别强调指出：“同一个词才有兼类问题，不同的词就根本是两类词，不存在兼类问题。”词汇中多义词与同音词的区分，多义词分解为同音词以及同音词融合为多义词，也都与词的同一性问题有关。因此，如何确定词的同一性，不论是在语法分析中还是在词汇分析中都是一个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一、词的同一性的含义词的同一性是指词的“为一为二”的问题。赵元任先生在谈语素的同一性时曾说：“语素为一为二的问题，有组合和聚合两个方面。前者是大小的问题，后者是异同的问题。吕叔湘先生进一步指出：“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说是‘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不过前一个是一根绳子切不切成两段的问题，后一个是一根绳子解不解成两股的问题。”对词的同一性，朱德熙先生曾下过一个定义：词的同一性“指的是在不同的句法环境里出现的几个词到底应该算同一个词，还是算不同的词的问题。”“几个词”“词”是指尚未被证实为同一性的“个体词”，但已从组合的角度把它与语素和短语分开;后面的“同一个词”和“不同的词”中的“词”，则是指已被证实为具有同一性的“概括词”。朱先生的定义主要是从聚合方面讲的。根据赵元任先生和吕叔湘先生的意见，词的同一性应该是指在不同的言语材料中复现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相同的某一个语言形式是不是词、是同一个词还是不同的词的问题、这个定义中的“语言形式”是词还是语素或短语是有待确定的。这样就包含了组合和聚合两个方面，因而更全面些。二、词的内容和形式与词的同一性每一个词都有一定的词义内容和一定的语音形式、书写形式。谈词的同一性，必须对词的内容和形式的各个方面及在确定词的同一性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词义内容方面看，一般所说的实词，既有概念意义、色彩意义，又有语法意义，人们的认识一致;一般所说的虚词具有语法意义，大家的认识也相同。但对虚词是否有概念意义，认识并不同一;对虚词的色彩意义则较少谈到。列宁说:“任何的词(语言)都已经有综合感觉指出现实;思想和词却是一般的。语言中的词都是用来指称客观存在的事物、现象和关系的，都具有一定的概念意义，虚词也不例外。葛本仪先生曾对虚词的概念意义作过概括:“虚词的词汇意义(按:指概念意义)大多数是客观世界中所存在的某种关系的反映。也有的虚词表示了客观存在中的人们的某种感情和态度”，“人们对这种感情和态度进行认识的结果也能形成概念。”虚词也有色彩意义，只不过由于虚词所表示的概念意义的特殊性，其色彩意义与实词有所不同罢了。例如，“和、跟、同、与”四个连词表示相同的关系概念，都没有形象色彩，都是中性词，但语体色彩有别，“和、跟”一般用于口头，“同、与”一般用于书面。一个词的概念意义、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意义系统，充当该词的内容。概念意义与色彩意义一般合称为词汇意义。词汇意义即使在同类成员之间，也表现出各自的个性特征。语法意义是具有同一语法功能的一类词的共有意义的抽象概括，在同类成员之间，不能体现词的个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概念意义、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在词的意义系统中的地位不是平等并列的，其中概念意义是最主要的。色彩意义有的是伴随着概念意义产生的(如形象色彩)，有的是人们在运用概念意义进行交际的过程中产生的(如感情色彩、语体色彩)，它的存在总要以概念意义的存在为前提。语法意义的存在也要以概念意义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当语音形式、书写形式和一定的概念内容相结合的时候，才能成为表示客观存在的符号，才能成为语言中的词，才能用干表达思想，才能进一步在运用中获得语法意义)显然，只有概念意义才是词义内容的本质，而色彩意义、语法意义都不过是词义的一部分或一方面，但不是代表词义本质的一部分或一方面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相同的一个语言形式，不论从组合方面判断它是词还是语素或短语，还是从聚合方面确定它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概念意义都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从组合上看，作为哲学术语的“白板”之所以是一个词，“白色的板子”的“白板”之所以是两个词，显然与色彩意义无关一般用“扩展法”区别它们，好象语法意义(体现在功能上)在起作用，实际上仍然是概念意义在起决定作用。前一个“白板”表示同一个概念，没有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不能扩展;后一个“白板”中的“白”和“板”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概念，存在着概念之间的关系，所以能够扩展，成语等固定短语结构上的相对凝固性，也根源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意义的相对同一性，与典型的词没有质的差别，与自由短语存在着质的差别，所以一般也不能扩展“扩展法”在一定范围内管用，是有其深刻的逻辑基础的。表示关系概念的虚词必须依附于实词，是因为它表示的关系概念必须依附于由实词表示的能构成关系项的实体概念表示动态概念的动态助词，一般要依附于动词形容词，是因为动态总要伴随着动作或性状的出现才能出现。所以，一般虚词在语法上的依附性也是有深刻的逻辑基础的。当然，词与语素或词与自由短语之间存在着过渡状态对这种过渡状态，如果从概念意义上不好区分，也必然难以用语法手段截然分开;如果在语法意义上(体现在功能上)能够区分，也必然在概念意义的表达上(表示不表示概念或者是否表示同一个概念)有了明显差别:总之，不论怎样，从组合上看，词的概念意义，在确定一个语言形式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时，总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从聚合上看，作为鸟名的“杜鹃”为花名的“杜鹃”，用语法意义显然不能把它们区分为两个不同的词。在具体的言语材料中，人们能把它们区分为两个词(同音词)，是因为它们表示了两个不同而又无任何联系的概念意义，并从而联想到两个不同事物的具体形象。“一朵花”的“花”和“花了一元钱”的“花”，人们之所以把它们看成两个词(同音词)，也是因为它们表示了两个不同而又无任何联系的概念意义，这又决定了两个不同的语法意义无任何联系，不属于同一个语法意义系统。而“一朵花”的“花”和“眼花了”的“花”，尽管语法意义不同，但是因为它们表示的概念意义有现实的联系，能成为同一个概念意义系统，从而决定了语法意义虽不同也能因有联系而形成同一个语法意义系统，所以人们就把它们看成同一个词(多义词)。同音词和多义词的质的差别告诉我们:从聚合上看，在确定一个语言形式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时，词的概念意义的同异和有无联系，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从形式方面看，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也体现着词的本质。语言中不存在只有意义而没有物质形式的词，因为作为人的思维的产物的概念—词义的核心，必须有一种物质外壳把它固定下来，才能用于交际从这个意义上说，“形式是本质的。本质是具有形式的。”由于大多数词都是异词异音异形(字形)的，所以词的形式也是不同词的重要区别性特征。由于汉字的表意特点，汉语词的书写形式比语音形式的区别作用更大一些。“骄气”与“娇气”在口语中易造成误解，在书面语中就不会。但是，同一个字形，读音不同，也可能是不同的词，如“好hao”和“好hao”等。词的形式的同一应当是指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都相同。词的形式虽然也是不同词的重要区别特征，但是，“不论怎样，形式都还是以本质为转移的。众多不同的词义系统要求用不同的形式来表现，才形成众多的异义异音异形(字形)词。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相同的某一个语言形式，是一个词还是两个词，如前所述，不论从组合方面还是从聚合方面看，也是由词义内容特别是概念意义所决定的。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确定词的“为一为二”时，词的形式有重要作用，词的内容起决定作用。如果用语音形式代表词的形式的两个方面，词的同一性的原则可以概括为“同音同义”，而“同义”的决定性因素又是概念意义的同一。三、“同音同义”是对立的同一，历史的同一 “同音同义”不是没有任何矛盾和差别的简单的等同，而是存在着矛盾和差别的对立同一。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往往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变体，例如“血xie”和“血xue”是同一个词，“学习”与“ ”是同一个词。词的形式的同一，是承认内部差别的同一。词的意义系统内部更可能存在着种种复杂的矛盾。例如“骄傲”有“自以为了不起”和“自豪”两个对立的概念意义并伴随着“贬义”和“褒义”两个对立的色彩意义，但由于对立的概念意义和色彩意义之间存在着现实的联系，并不妨碍它们成为同一个词汇意义系统。由于词的词汇意义体现着词的个性特征，语法意义体现着同类词的一般特点，个别与一般之间也必然会产生对立。一个词的不同乃至对立的概念意义、色彩意义可以抽象为同一个语法意义，多义而不兼类，如前面举到的“骄傲”一词;同一个概念意义、色彩意义也可以在运用中形成不同的语法意义，单义却兼类，如后面将谈到的“正式”一词。显然，这种词汇意义与语法意义之间的矛盾对立也不妨碍它们共同构成同一个词的词义系统。因为“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陆俭明先生曾经指出:“词或语素的同一性指的是‘实质(音和义两方面)的同一’，不是指‘语法功能的同一’”，“就‘同一’说，语法单位的语音形式和词汇意义是决定性的因素，功能不必考虑”。如“正式”这个词，词典中只列一个义项：“合乎一般公认的标准的；合乎一定手续的”，但有两种不同的用法：他是正式代表。我正式提出申请。分别为区别词和副词。陆先生就把两个“正式”确定为同一个词。可见，一个词的语法意义系统的同一也是承认其内部有差别的对立同一，而概念意义(词汇意义的核心)的同一又是语法意义同一的基础。从对立同一的观点看，即使“正式”这个单义词，同一的概念意义内部也孕育着对立。“正式代表”中的“正式”可以解释为既合乎一定的手续(产生“代表”的某种程序等)，又合乎一般公认的标准(“代表”的条件);“正式提出申请”中的“正式”则重在“合乎一定的手续”，似乎谈不上合不合什么标准。“正式”一词似乎正在向多义的方向发展，其语法意义系统内部的对立显示着这种发展的趋势。总之，同一个词的语音形式和书写形式与词义系统内部，往往存在着种种差别和对立。同一中有对立，对立因有联系而同一。“同音同义”只能是对立的同一。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多义词词义系统内部的对立(如“骄傲”和多义词的“花”等)与单义词词义系统内部的对立(如“正式”一类的词)尽管存在着程度的差别，但没有质的不同。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对立的双方之间存在着现实的联系。因为有现实的联系和概念意义的决定作用，各种不同的乃至对立的概念意义、色彩意义、语法意义能够共同构成同一个词义系统，从而与同一个语音形式相结合形成同一个词。而同音词词义系统之间的对立与“正式”一类单义词和各种多义词词义系统内部的对立却存在着质的不同。同音词不同的概念意义之间没有现实的联系，从而决定了它们对立的甚至相同的色彩意义和语法意义之间也没有现实的联系，因而不能形成同一个词义系统，只能形成两个(或几个)不同的词义系统。由于形式是为内容所决定的，不同的词义系统只能分别与相同的语音形式相结合，形成不同的两个(或几个)词。“同音同义”又是历史的同一，是在承认历史发展变化的条件下的同一。因为现代汉语中的每个词都是在汉语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现在也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词的同音、多义、同义，多义词分裂为同音词，同音词融合为多义词，多音词，异体词以及词的异类、同类、兼类、活用等种种复杂的词汇现象和语法现象，都是在汉语词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产生的，只有用历史的发展变化的观点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正确的共时描写只能是客观反映语言历史发展变化的现实结果的描写，而不是相反。例如，“多义性在极其纷繁的各种语言中是大多数词的一个特征”，少数同音词的存在也是各种语言的共性，这是大家都承认的。现代汉语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多义词和少量的同音词。而多义词词义系统内部的有现实联系的对立和同音词词义系统之间的对立，如前所述，又存在着质的差别。这是汉语发展的现实结果。不论进行词汇描写还是语法描写，绝不能把多义词和同音词等同看待，而必须把它们区别开来。当然二者之间存在着过渡状态，对这种过渡的状态，只有用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综上所述：“同音同义”，既是对立的同一，也是历史的同一。正如布达哥夫所指出的那样：词乃是物质（声音、形式）思想（意义）最简约而独立的、复杂的辩证统一与历史的统一。朱德熙先生曾将“一把刀”和“把着门”中的多义词“把”确定为两个词，认为这样可以使“这两个词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固定的意义”，不致于“随环境而变。”陆俭明先生也把分别以“锁”、“代表”、“报告”、“死”、“白”为代表的具有不同语法功能的五类多义词，都确定为两个词，他认为“同义不是指‘两种意义之间有联系’，更不是指二者在历史上有联系，而是指在现代汉语这个共时平面上二者意义是否相同。两位先生都对确立“同音同义”的原则作出过巨大贡献，但他们对“同义”的处理原则，我们认为是不恰当的。把“同义”看成词义“固定”不变，或者不承认“两种意义之间有联系”可以形成同一个意义系统，必然会在概念意义上遇到差别或对立就把它们分开。这样归纳概括词，势必会把数量众多的多义词肢解为一个个单义词，就会大大增加同音词的数量，既否定了多义词的存在，也否定了多义词与同音词之间质的差别;这是不符合汉语历史发展的实际的，因而从人们的心理上也是难以接受的。根据我们对“同义”的认识，多义词“把”和分别以“锁”、“代表”、“报告”、“死”、“白”为代表的五类多义词，因为内部不同的义项之间有现实的联系，都应概括为同一个词；又有不同的语法功能，所以也是兼类词。四、词的同一性与汉语词的词法多功能特点高更生先生指出：汉语的词有“词法多功能现象”，“主要是一般所说的兼类现象，即多义同形异类词”。匆限于篇幅，其具体论证不再引述。这种“词法多功能现象”是古今汉语词共有的特征(有量的不同)，是汉语词民族特点的表现。对这一特点，高名凯先生也强调过：“和有单一词类作用的其他语言的词不同，汉语的同一个词在不同的一言语中可以出现不同的词类作用。因为词类属干语法范畴的间题，同一个词的不同的词类作用不能使它成为不同的词。……”高更生先生还进一步指出:这种词法多功能现象的存在“是由于汉语不象印欧语那样有丰富的形态”，“形态变化发达的语言，不同的词性有不同的词形”，“汉语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不同的词性可以是相同的词形”。高更生先生是从“词形”相同的角度着眼的，所以也把“不同词性的同形同音词，即异义同形异类词”列入“词法多功能现象”。从“同音同义”的原则来看，因为它们是两个(或几个)词，就不属于一个词多功能。另外，高更生先生在处理兼类词的同一性问题时，采用了双重标准一—词汇标准和语法标准，提出“语法词的确定以语法功能是否一致为标准把兼类词分成两个(或几个)语法词。这样处理，从“词形”相同的角度看，可以把“一般所说的兼类现象”看作“词法多功能现象”的主要表现；但如果从每一个“语法词”的角度看，由于其功能单一，就不是多功能词了。而且用“语法功能是否一致”作标准来确定语法词的“为一为二”也不能贯彻到底，因为这个标准毕竟是词的语法分类的标准：例如“这是三个词”中的“词”和“有两首词、三首诗”中的“词”，高更生先生就不是根据语法功能而只能根据“意义没有联系”把它们确定为两个语法词。就是说，为了说明功能相同的同音词的“为一为二”，还要求助于意义。用前面我们所说的“同音同义”的原则确定词的同一性，则适合所有的词，能够一以贯之。根据这个原则，单义的和多义的兼类词都是一个词。这样处理，也能体现两位高先生所指出的汉语词词法多功能的特点，似乎没有必要提出“词汇词”和“语法词”的概念，并分别用不同的标准来确定词的同一性。从“同音同义”的原则来看，汉语词的词法多功能现象就只包括一般所说的兼类现象和词类活用两种情况。词的同一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也只能借鉴前人的观点加以简单的论述，也许有很多不妥之处，还望各位专家老师加以批评指正。

古汉语中词的兼类与活用的联系和区别古代汉语中的词类转换情况多而复杂，而现在语法界对词的转换的处理方法不统一。例如：在“（诸葛）亮身率军攻祁山”句中，“军”充当宾语，是“军队”的意思，具有名词的语法特点，属名词类；在“以河内守亚夫为将军，军细柳”句中，“军”带补语“细柳”，是“驻扎”的意思，具有动词的语法特点，又属动词类，对此有人认为“‘军’兼属名词、动词两类”，应把它作“兼类”讲，不应作“活用词”讲；有人认为“‘军细柳’的‘军’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不属兼类”。这个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兼类”和“活用”两个概念的理解。前者认为一个词只要兼属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类，就属“兼类”，不要有“活用”的说法；后者认为一个词只要改变了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的作用，就是“活用”，不需要有“兼类”的说法。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说法都比较片面，都没有对“兼类”和“活用”作出科学的解释。我主张古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应二者兼而有之。为什么要“兼类”和“活用”二者兼而有之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词的“活用”，什么是词的“兼类”的问题。什么样是词的活用呢？从语法角度讲，汉语中的每个词，都属于一定的类别。按本类的语法属性去用词叫本用，反之，叫活用。张世禄教授给“活用”这样定义：“有些词往往在实际的语法结构中临时充当别的成分，和它们经常的用法不合的，这叫‘词的活用’。”（《古代汉语》）廖序东教授给“活用”是这样定义的：“如果一个词偶尔改变本身的意义，作别类词用，起别类词所起的作用，这就叫词的活用。”（《文言语法分析》）这两位教授对词的活用下的定义都强调“临时”或“偶尔”。这就说明词类的活用实际是词在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词类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围，不能算是兼类。例如：名词，其语法特点是：可以自由用作主语、宾语；可以用作名词谓语，但不能用作叙述句的谓语，不带宾语；它的前面可加名词、数量词、形容词，但不能加副词。“人”这个词，被用作主语、宾语、定语，是它的经常“职务”，因此它是名词；至于“人”在“有狼当道，人立而啼。（《中山狼传》）”，这句中的“人”，不是作主语，也不是用作宾语、定语，而是作“立”的状语，意思是“像人似的”。这是它的临时“职务”。这个作用和意义，离开了这个具体的句子，就没有了。因此，我们只能说这个“人”是名词作状语，这是它临时取得了作状语的作用，是词的活用，而不能说“人”是兼类词。什么叫词的兼类呢？“如果一个词经常具备两类词的语法特点，那就是词的兼类。”（《中学语文教师手册•古代汉语》243页）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词的兼类和活用不同，活用属临时用为某类，兼类属经常用为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兼类和活用有着很大的联系，当一种活用经常化，约定俗成，就变成了兼类了。吕叔湘先生说：“语义的变化比较特殊，只是偶尔这样用，没有经常化，这算是临时‘活用’，不同于永久性的词类转变……这种活用如果经常化了，就成了词类转变了。”(《汉语语法分析问题》46至47页)兼类的词由于在实际语法结构中多次“活用”，以至经常化而把它们的“变性”固定下来，这往往就是词义的引申转变，但是词义的引申转变和“词类活用”毕竟不是一回事，词义的引申转变，是使语言中形成“同词异义”的现象，产生大量的“多义词”，这属于词汇学、词义学范围。“词性活用”则是实际语法结构中的临时运用，一离开结构，那种用法就不存在，所以是属于语法学的范围。活用可以发展为兼类，而兼类词，当其中某一类用法在历史中消亡了，这样兼类词就变成了单类词。例如“衣”现在属名词，而在先秦，它兼属名词和动词两类。“衣”在《论语》、《孟子》、《荀子》、《韩非子》四部书中使用的情况如下表：书名名词动词合计《论语》 8 5 13《孟子》 4 9 13《荀子》 40 9 49《韩非子》 50 22 72合计 102 45 147这种情况不是个别的，例如“友”，在《论语》中出现19次，其中作名词用7次，作动词用12次。“军”，在《左传》中出现42次，其中作名词22次，作动词20次。由于这些词在现代汉语里都是名词，所以当看到“乘肥马，衣轻裘”(《论语》)，“友直友谅友多闻”(《论语》)，“晋军函陵，春军汜南”(《左传》)，就自然而然将它们看作词类活用；而古代它们本属兼类。我们读秦汉时的代的古籍，深感词类活用的情况很多，这一方面是因为古代词类活用的确较现代为多，而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古代属兼类词，发展到后来成了单类词。而古代汉语语法书大部分将其视为词活用。中学语文教材，在注释时将兼类词全部注释为活用，这就使学生感到古代词类活用很多，形成古代汉语“词无定类”感觉。对于那些本属兼类的词，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属活用的临时义，而在古代它们属常用义，“像夏雨雨人”的“雨”，往往容易看成是活用，其实在古代“雨”是兼类词，名词义、动词义都是常用义。而教材编写者是以今度古，这显然是不合适的。综上所述，兼类和活用两种提法并存的理由：一、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不符合汉语语言发展的实际和规律。“兼类”不仅古代汉语中有，现代汉语中也有。只不过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比现代汉语更多罢了。而我们承认现代汉语中的“兼类”，却不承认古代汉语中的“兼类”，显然是主观臆断，忽视了语言源和流的关系。二、只取“活用”或只取“兼类”的提法，混淆了词汇学和词义学与语法学的概念，因为兼类属于词汇学和词义学的范畴，词的活用属于语法学的范畴。三、“活用”和“兼类”是互不包含的两个定义，如果只取其一，均有不能涵盖的部分。四、只取一种提法不利于文言文的教学。因为词类转换是古汉语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如果只取“活用”的提法，那么活用的词就太多了，学生会望而生畏；如果只取“兼类”的提法，似乎造成词无定类的感觉。既然如此，那么怎么样区分词的“活用”和“兼类”呢？一、看其出现的频率高不高。词的兼类和活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偶尔”转类，后者是“经常”转类。因此，兼类的词已被人们约定俗成，有社会性，在古代汉语书面语言中，它的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如“目”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20次，其中用作动词的6次；“名”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37次，其中用作动词的15次；近二分之一；“轻” 字在中学文言教材中共出现9次，其中用作动词的就有6次。活用的词，从整体上来说，是常见的现象，但就某一具体的词来说，只是偶尔用作别类词。例如“臣”本是名词，在“夫破人之与破于人也，臣人之与臣于人也，岂可同日而语哉!”(《史记•苏秦列传》)句中的两个“臣”不属本用，也不是兼类，而属活用。“臣人”，“臣”后带有宾语“人”“臣人”是名词用为使动，使人来臣；“臣于人”，有介词结构作补语，是被人所臣的意思。所以在古汉语中词的转类出现频率的高低是区别兼类和活用的重要条件。二、看辞书义项收没收。兼类词由于它们经常用作几类词，因此它们所兼类的几个词类的义项，大都被辞书列为义项。例如：“雨”“亲”“枕”等兼类词的几个义项，在辞典中都可以查到。而活用的词，它活用的这个义项，因其是临时赋予的，其意思主要根据语境来确定，辞典一般都不作为一个义项列出。所以辞典中是否查到这个词作别类词的义项可以作为区别兼类和活用词的主要依据和简便方法。三、看是否读破。前人把用本义、按本音读出的字，叫如字；用改变一个字的读音表示其他意义或词性的转变的读音，叫读破。古代汉语中读破，绝大多数是把原来读为平声或上声的字变为去声。由于有些词，尤其是名词，经常转类为动词，也就经常要读破，因此兼类词，尤其是名词兼属动词，多数是多音词，辞书中大都把它们列为多音多义词。例如“语”，本来是名词，读“yǔ”，但有时用作动词，读“yù”。如《鸿门宴》中“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中的“语”就是一例。“王”当名词用时读wáng,当动词用时读wàng。名词活用动词，尽管也有人主张在朗读时采用破读的方法，但由于它们是“偶然”转类，这类词，字词典都不会列为多音多义词。因此，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列为多音多义词，都是兼类词；但不能说，在转类的词中，凡是辞书中没有列为多音多义词，都不是兼类词。因为有许多古书中注明的“读破”词由于诸种原因并没有保留下来，辞书也无法将其注为多音多义词。四、看有没有派生词义的能力。兼类词往往有固定的词义，因此，它就具有按词义引申规律派生新义的能力。如“履”以“踩踏”为基本义，又派生出“实行”、“执行”等义，如“处其位而不履其事”(《礼记•表记》)中的“履”就是“实行”的意思。而活用的名词的临时义则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种派生新义的能力。综上所述，古代汉语中词的“兼类”和“活用”并存，不但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论文引言心理动词是动词里很有特点的一个小类。吕叔湘明确地把心理动词列为动词的小类。此后，学者对心理动词进行的研究主要围绕心理动词的判定、分类和句法功能等几个方面展开。相对其他的动词小类，心理动词研究仍显薄弱。古代汉语心理动词研究落后于现代汉语，且研究方法滞后。笔者不揣鄙陋，就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的一些想法求教于方家。二、心理动词的判定及分类心理动词判定问题是汉语研究的一个难点，很多学者提出自己的判定标准，概括来说可分为三种：(1)意义标准，如黄伯荣、廖序东等；(2)形式标准，如周有斌、邵敬敏等；(3)形式与意义相结合标准，如王红斌等。一方面，由于单一依据意义标准或形式标准在语法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因为心理动词自身的复杂性，它不仅牵涉语法问题，而且和心理学、认知科学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形式与意义相结合的原则在心理动词研究中尤为重要。因此，我们认为心理动词表示情感、意向、认知、感觉、思维等方面的活动或状态，心理动词原则上都是及物的。心理动词内部的分类也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结合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心理动词，分为状态和动作两个大类。状态心理动词表示心理情绪状态，如“哀”、“患”、“妒”等，该类动词一般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行为心理动词表示心理动作行为，如“猜”、“测”、“悉”等，该类动词一般不能受程度副词的修饰。依据情绪的特点，状态心理动词分为负面和正面两个次类，如“怜”、“怨”、“厌”、“惋惜”等为负面心理动词，表达心理负担意义；如“爱”、“喜”、“敬重”等为正面心理动词，表达积极的心理意义。动作心理动词可分为思维和感知两类。三、心理动词的研究方法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成果并不太多，目前所见主要有李启文、陈克炯、刘青等几篇，与其重要的词类地位并不相称。现在的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研究方法陈旧，还停留在心理动词所带宾语、状语、补语等的描写上；研究内容狭窄，主要是专书、专题的描写和统计上。鉴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语言学理论，古汉语心理动词的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拓展：(一)心理动词及物性研究汉语中的一些词的组合功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发生一些变化，心理动词也是这样。及物性是施事通过行为对受事的影响，及物性事件的典型形态句法是“施事+受事”。及物动词作为动词的一个小类，其内部也不是匀质的，有的及物性高，有的及物性低。从抽象层面看，及物性是一个语法原型，构成一个及物性的连续统。越靠近原型，及物性越强，反之及物性就越弱。将及物性理论运用于古汉语心理动词研究，可以加强我们对心理动词的认识。心理动词及物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心理动词能否带宾语。如“怒”、“悲”在上古汉语中是动词，可以带宾语，如：(1)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中忠也。(《荀子·臣道》)(2)我悲人之自丧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后而日远矣。(《庄子·徐无鬼》)而现代汉语里，“怒”、“悲”变成形容词，不可以带宾语。“怒”、“悲”从上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中，动词的及物性逐渐减弱，情态特征逐渐增强，最终从动词转变为形容词。二是心理动词带宾语能力的强弱。有些心理动词以带宾语为常，宾语类型丰富；有些心理动词常不带宾语，且宾语类型较单一。以《世说新语》“知”、“安”为例，“知”作心理动词共99见，其中带宾语85见，带宾语比重占86％；“安”6见，带宾语只有2例，带宾语比重占33％，如：(3)由是知之。(《世说新语·文学》)(4)顾劭尝与庞士元宿语，问曰：“闻子名知人，吾与Y,-T孰愈?”(《世说新语·品藻》)(5)班彪识刘氏之复兴，马援知汉光之可辅。(《世说新语·言语》)(6)岳于是始知必不免。(《世说新语·仇隙》)(7)不知有功德与无也。(《世说新语·德行》)(8)既还，知母憾之不已，因跪前请死。(《世说新语·德行》)(9)一坐成不安孙理，而辞不能屈。(《世说新语·文学》)(10)劭亦安其言。(《世说新语·品藻》)“知”的宾语类型有体词性宾语，如名词(3)、代词(4)、偏正l生名词词组(5)；谓诃性宾语，如偏正性动词词组(6)、并列词组(7)；小句宾语，如(8)。“安”所带宾语类型简单，只有名词—类，如(9)、(10)。(二)语义场理论语义场是指若干个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义位聚合而成的系统。将分散、零星的个案研究纳入相应的聚合群中，加以系统地考察，能更好地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发现一些语言规律。陈克炯将“怜”系、“怨”系、“厌”系、“忧”系和“惧”系均看作同义义场。陈先生发现各系心理动词的述谓功能存在不匀质的现象，除了与各系词义所反映的心理负担轻重的不同有某种关系之外，最主要的是各系对不同宾语的选择性上存在差别。为此，我们调查了《世说新语》里12个表“忧怕”义的心理动词带宾语的情况，统计情况见表l。一方面，“忧怕”类动词内部的使用频率也不平衡。使用频率最高的3个分别是“忧”、“患”和“恐”，共43例，次之是“惧”、“畏”和“惮”3个，共18例，这6个动词共占“忧怕”类动词91％，即《世说新语》“忧怕”义主要由“忧”、“患”、“恐”、“惧”、“畏”和“惮”这6个动词承担。另一方面，心理动词的使用频率与所带宾语的比例不一定成正相关关系。如“忧”使用次数最多，带宾语比例为53％，而“恐”少于“忧”，带宾语比例却为86％，使用频率与带宾语的能力并不是正相关的。据此可以认为表“忧怕”义的动词在组合功能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语义场内部并不是匀质的。这一研究方法可运用到其他义的心理动词语义场的研究之中。(三)心理动词的量级问题受程度副词修饰是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心理动词受程度副词修饰有量级的差别。如《世说新语》心理动词所带的程度副词共有15个，它们分别是：甚、大、了无、深、殊、雅相、绝、至、雅、弥、横、殊自、深相、真、奇。这些词内部也存在级的差别，大致可分为“极”类和“甚”类。“极”类有殊、殊自、绝、至、横、奇共6个，表示程度达到极点；“甚”类有甚、大、了无、深、雅相、雅、弥、深相、真共9个，表示程度超过一般但未达到极点。同一心理动词用表1不同程度的副词修饰，其表达的程度量自然不同。“极”类副词的程度量要高于“甚”类副词，如：(11)a.向雄为河内主簿，有公事不及雄，而太守刘淮横怒，遂与杖遣之。(《世说新语·方正》)b．族人大怒，便举棵掷其面。(《世说新语·雅量》)(12)a．晋文王称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藏否人物。(《世说新语·德行》)b．左右宜深慎此!(《世说新语·假谲》)上面各组a句均使用的是“极”类程度副词．b句使用的是“甚”类程度副词。每组的a句的情绪量要高于b句。(四)心理动词的过程结构表达动词的过程结构与许多语言现象，特别是与语言的“体”表达有密切关系。郭锐系统分析了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认为动词的过程结构就是起点、终点和续段三要素的组织。根据三要素的有无和强弱的差异，他把汉语动词过程结构分为无限结构、前限结构、双限结构、后限结构和点结构五类。郭先生认为前限结构的动词多为心理动词。这一观点正确地揭示了汉语心理动词的一个重要特征，颇有见地。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存在较大的差别，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现代汉语动词过程表达使用的助词“着”、“了”和“过”在上古和中古汉语还没出现；二是古代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主要是由置于谓语动词之前的“已”、“既”、“方”、“正”等副词或置于谓语动词之后的“毕”、“竞”、“讫”、“已”、“罢”等半虚化动词来表达。(13)吾以君为垦知之矣，故入；犹未知之也，又将出矣。(《国语·晋语四》)(14)君子垦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礼记·学记》)(15)想芏，仍往潇湘馆来，偏黛玉尚未回来。(《红楼梦·第七十八回》)(16)暗自想罢，不觉大喜，因此就有些不甚防备。(《七剑十三侠·第七十七回》)上举(13)、(14)例分别为副词“已”、“既”用于心理动词之前表时态，(15)、(16)例分别为半虚化动词“毕”和“罢”用于心理动词之后表时态。(五)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认知与心理动词密切相关，心理动词的认知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李明从“叙实性”角度分析了言说动词向认知动词的引申问题，引申路线是：言说—认为—以为。在这个过程中，词义一步步打上主观性的烙印，预设义逐步融入词汇的理眭意义，最终成为词语的常用意义。心理动词的语法化也是主观化的过程，高增霞认为“怕”的语法化历程是：害怕—担心—担心—认识情态—认识情态。我们认为，除了“怕”以外，其他“害怕”类心理动词也具有类似的语法化过程。如“恐怕”最初只是一个心理动词，在使用过程中主观性增强，逐渐成为副词。根据调查发现，“恐怕”较早出现在文献里的时代是唐代，为“害怕”意义，明清时期逐渐演化出表情态的副词用法。其语法化过程是：心理动词一心理动词／副词—副词。在这个过程中，“恐怕”的动词义逐渐减弱，主观义逐渐增强，主观义最终基本取代动词义，“恐怕”的词性就由动词转变为副词。

现代汉语短语研究论文2000字

其实学得课本并不重要，所有的现代汉语书说的也都差不多。我给你列几个题目吧。1、句法方面的A、定语的位置。这个参考资料比较好找，主要是有些人说定语可以后移，有些人说不可以，你可以谈一下你的看法。这个是我毕业论文写的，你可以简单说一下。参考资料：[1]王松茂.汉语语法研究参考资料[H].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413。[2]刘忠华.简论古代汉语“定语后置”问题－“定语后置”说质疑[H].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8月第21卷第4期.32－34。[3]朱德熙.说“的”.中国语文，1961年第1期.95－130。[4]转引自温锁林.定语的移位[H].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11月第23卷第4期.74－78。[5]戚晓杰，卢正国.“中心语＋定语”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H].东方论坛，2005年第5期.83－87。[6]赵世举.关于“定语后置”问题的新思考[H].襄樊学院学报，2000年1月第21卷第1期.57－63。[7]吕淑湘，马庆株.语法研究入门.北京:商务印书馆,－266[8]王亚非，王媛.汉语意合与英语形合的思考[H].北方工业大学学报，2006年12月第18卷第4期.82－86。[9]石硫智.乔姆斯基“普遍语法”假说的反证——来自认识心理学的启示[H].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年1月第28卷第1期.1－9。（这个不需要全看的，你自己选择）B、单音节形容词重叠式探究这个主要是说，“AA的”后面是动词时是定语还是状语，我把他归为状位形容词重叠式。这个可以写个小论文。参考书目：李宇明1996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中国语文》第1期。李宇明1996论词语重叠的意义《世界汉语教学》第1期。潘晓东1981浅谈定语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第4期张敏1997从类型学和认知语法的角度看汉语重叠现象《国外语言学》第2期。朱德熹1982《语法讲义》[M]商务印书馆。2、语用方面的（这个论文比较好写一些）可以写一下我们平时说话的一些用语，从修辞的角度去写，这也属于语法方面。如《雷人的山寨词》、《小议网络语言的构词手段》希望写这些对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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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主题词】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我”，“他”是主语，“欺”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论文

关键词：中文信息处理现代汉语语法句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着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看完再说（连谓关系）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讽刺说（状中关系）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参考文献：

1、兰宾汉、邢向东：现代汉语（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7，48.

2、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177.

3、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三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1.

4、詹卫东：面向中文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短语结构规则研究[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2.

现代汉语课是高职院校文秘专业和新闻采编专业的一门基础课。苏培成先生在其文章中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能使用规范的语言、高尚的语言进行交际，就是语言残疾人。这样的人，在社会中将很难发挥积极的作用。由于现代汉语课程自身的工具性和理论性，使得这门课一直以来不为高职学生所喜欢，教学效果欠佳。虽然，笔者从事这一课程教学的时间不长，却深感有必要在实施素质教育、转变教育观念的背景下，重新探讨高职院校现代汉语课程教与学的诸多问题。现将一些思考与实践就教于同人，以期能抛砖引玉。一、更新教学观念，全面培养学生的能力素质教育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全面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目的，以学生为主体，尊重学生的主体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基本特征的教育。现代汉语是我国各民族的主要交际工具，也就决定了现代汉语课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基础课、工具课，其主要教学目标是通过基本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提高学生的语言素质，使他们具有较强的驾驭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社会的到来，注重知识传授的传统教育模式已不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人们应该学会创造性地学习，主动地获取知识、运用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因此，在高职现代汉语课程教学中，我们应该积极更新教学观念，变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被动接受为以学生为主体、突出和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以提高他们的创造力、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及终身学习能力，这也成为我们实施现代汉语教学改革的关键。教学实践中，笔者这方面的具体做法有如下几种。 1.社会用字调查。学习了“现代汉字”一章后，笔者建议学生到公共场所开展“社会用字状况”的调查。调查过程中，学生一方面要运用已学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要学会整理资料并撰写调查报告。 2.学做文字编辑。目前，许多报刊、书籍错字频频出现，语病百出。笔者平时十分注重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并有选择地打印出来，让学生学当文字编辑，要求他们根据所学的语文知识，进行文字校对、病句修改、语言润色等。对此，很多学生深有感触地说：“想不到现代汉语这门课还真管用，以后要是到新闻广播行业工作，现在学的可派上用场了。” 3.开展多种形式的语言实践活动，如演讲、辩论、朗诵、话剧表演等。在指导开展这类语言实践活动时，笔者强调要运用所学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努力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学生认识到自己所学理论不是无用的，而是能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 4.进行融会贯通的考试。在检测学生学习情况的考试手段上，为避免背笔记、考笔记现象的出现，试题设计强调在理解基础上的灵活运用以及对知识的创造性理解，促使学生在复习时真正做到把知识融会贯通。二、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教学内容现代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学生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触它，并在初、高中阶段积累了一定的汉语知识。因此，大学阶段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重点不应是现代汉语理论知识的传授，而是如何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兴趣，使他们从零碎的、不完备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系统、完整的理性认识，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思维能力、创新能力。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在学生原有的语言基础上进行知识广度和深度的延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它既能使学生了解到现代汉语的实用性，也可以使学生了解到现代汉语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从而为有志于此的学生进一步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在向学生介绍基本概念与理论的基础上，根据学科发展深化教学内容。比如，关于现代汉语词类，学生依据语感和中学阶段所学的汉语知识，已大致了解汉语有多少种词类，然而对于什么是词、词类划分究竟依据什么标准进行、怎样辨别各个具体词的词性、词类划分与词性辨别的关系等问题，他们往往并不十分了解。因此，就有必要先详细介绍这方面的基本概念、理论与方法，使学生对汉语的词及词类问题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系统的把握，进而把汉语词类问题怎样与中文处理的自动分词发生关系、研究后可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等前沿知识介绍给学生。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进一步学习、探索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们感受到现代汉语与当今信息科学、高新技术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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