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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虎丸，1927年生于东京。1944年到中国，进旅顺工科大学预科，1947年回国，1953年考入东京教育大学东洋文学科，同年接受基督教洗礼，1957年起先后在东京教育大学和东京大学攻读中国文学硕士课程，1963年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科博士课程中退以后，历任广岛大学等校讲师．副教授、教授，学校法人和平学院院长、理事长。2003年1月病逝。主要著作有《鲁迅与终末论》（龙溪书舍，1975年），《创造社研究》（亚细亚出版社，1979年）、《鲁迅与日本人》（朝日出版社，1983年）等。日文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委员．译者。《辛亥革命与其挫折》丸山升此文试图处理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两年间的经历。丸山升一反竹内好的判断，不认为鲁迅在北京抄古碑时期是鲁迅回心的关键，而是认为鲁迅在辛亥革命前后遭遇的挫折，才是鲁迅成为鲁迅的转捩点。与竹内好认为启蒙者鲁迅（政治）包围着文学者鲁迅不同，丸山升认为革命问题（政治）才是贯穿鲁迅的核心。而对鲁迅来说，人的精神解救等鲁迅的主题其实和政治问题一开始就纠缠在一起。不可分开《革命文学论战中的鲁迅》从题目来看，此文应该是论述鲁迅在革命文学论战期间的行动及思想。但丸山升的着眼点却在鲁迅如何以主体的姿态接受马克思主义，在接受理论的同时，始终不忘记承担中国的现实。第一、二部分，即以此立论，并与日本学界对话。第三部分强调鲁迅始终认为革命必须带着现存的民众（虽然愚昧）前进。第四部分则强调鲁迅重视平凡的现实，而拒绝空谈。第四部分最精彩，反对在政治与文学的框架中阐释鲁迅（竹内好），而在思想与行动；理论与现实的框架中把握鲁迅。亦即强调鲁迅不断扎根在现实中。很明显此文针对日本学界风气发言，但中国读者来说，也有振聋发聩之效。理论固然精彩，但如果不结合中国现实，则理论的精彩也永远只是理论上的，既不能改造现实也不能解释现实。有关两个口号问题的三篇论文作为日本学者，在文革正在进行的时刻，以有限的资料对两个口号论争做出自己的判断，并反过来批驳文革中的中国学者的言论，这无疑让人感佩！而我也正是在这些文章中，意识到丸山升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作为今天的读者来说，丸山升花那么大的精力批驳文革言论，咋看上去会觉得他有些大题小做，因为文革在今天似乎已经无需批驳，它本身就被妖魔化，成为罪恶的渊薮。不过丸山升却从对文革的批判中，意识到在面对历史问题的时候，不能用某种理念来套在历史事实上，而是应该还原到当时的现实，在更为复杂的关系中处理历史。而他对毛泽东的态度，即把毛泽东思想视为在与同时代人共同切磋、磨砺中产生，而不是有个固定的永远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与其他异端思想作战（所谓两条路线）。这一观点今天看来并不新鲜，但丸山升能在文革初期就能加以提炼，还是让人钦佩。《作为问题的1930年代》丸山升丸山升的论文给人感觉都像是资料考证，但内部则有鲜明的问题意识。他的对话对象是文革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破的方面来说，他反对用某种路线来解释30年代的文学现象，把一切文学现象阐释为两条路线的斗争。从立的方面来说，则是要求研究者回到历史之中，在复杂的关系中判断当时的人、事以及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这可能是老生常谈。但研究界显然还不时掉入丸山升批判的逻辑中而不自知。尤其是丸山升拒绝以个人的品性或权力欲来解释事件的唯物主义态度（今天我们不断看到有类似倾向的论文），是我们要特别加以学习的。《由〈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手稿引发的思考》丸山升以大部分篇幅进行资料考证，但立论的核心仍是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历史的处理文学史上的人、事，拒绝任何先验的判断和理论。并由此“思考历史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和现实的历史发展道路的意义”。继续对丸山升的文章做笔记显得有些繁琐。在其扎实考证的下面，我发现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操守。值得中国知识界重视的恐怕不是丸山升所考证的事实，而是他对待研究的态度。在文革最酷烈的时候，丸山升拒绝认同极左言论，坚持历史的态度看待鲁迅。而当文革结束，中国人开始以拒绝反思的态度开始反思，以相反的话语再次重复文革逻辑的时候，丸山升则指出“在现存社会主义的不少、而且是严重的弱点被暴露出来，对其批评甚至已成为流行的今天，这样做究竟有多大意义”（285页）。丸山升的态度无疑需要我们深思
日本的中国学学会，较具规模的有三个。1、日本中国学会：成立于1949年10月，包含文学、语言学、哲学三大部分，会员总数超过了2000人。从70年代后期开始，它作为中国学学者交流的场所，起到的是一种类似同业帮会的作用。研究中国近现代问题的中国学学者也有所增加，不过年会的论文宣读和每年一期的《会报》所载论文，仍以中国古典研究为中心。2、现代中国学会：1951年10月创建。80年代以后，思想文学的研究者也加入进来，形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学会。3、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前身是设在东京大学本部的东大中国哲学文学会，在1986年经大幅度改组而成。此外，尚有中国语学会，它以语言学和中国语教育问题为中心开展活动。日本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部：1997年4月，日本爱知大学正式成立了现代中国系（日文名称为现代中国学部）。这是日本国内第一个以中国命名的院系，同时这在世界上也是一个创举。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与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尤其日本的当务之急。古代中国的科学文化曾经对日本的发展有过巨大的促进作用。爱知大学的前身是东亚同文书院，后改称大学。1946年11月15日，经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原校长本间喜一及其他13位原校教职员的共同努力，在日本的爱知县以原东亚同文书院为基础成立了爱知大学。日本的大学中，爱知大学还是为一个与中国的大学签订学术教育交流协定的学校，已与中国八所大学签订了交流协定，即南开大学（1980年），北京语言文化大学（1980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1984年），上海外语大学（1984年）、复旦大学（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1994年）、西安交通大学（1995年）。爱知大学拥有精通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文学、语言等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们出版了许多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68年出版的《中日大辞典》。1950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以及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批准将东亚同文书院老师们积累的汉语卡片返还给爱知大学，这之后通过爱知大学汉语专家们数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完成了这本辞典。爱知大学图书馆的中文藏书也很丰富，以霞山（东亚同文会创始人近衡？磨，号霞山）文库为代表，涉及古典、近现代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学、历史、哲学等各个领域，总数达10万册，古籍36000余册、中国杂志219种，其中有些珍贵文献堪称世界文化遗产。在筹建现代中国系时，还购入了大量文革时期的宝贵资料及战后主要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德国汉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卡尔·奥古斯特·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的珍贵个人藏书。现代中国系为学生安排了日本大学中从未实行过的以下三个教学内容：一、当地汉语教学：一年级下学期，学生们赴南开大学，在爱知大学与南开大学共建的南开爱大会馆，学习汉语及中国情况，时间为8月到12月。二、中国教授直接用汉语授课：从中国聘请知名学者为专职教授，并由他们给从南开留学回来的学生们上课。这种做法可以使学生掌握中国的最新知识并提高专业汉语水平。三、当地社会调查：从报名学生中，选拔品学兼优者，与上述中国？妹校合作，在年级暑假时，去中国进行当地调查研究。通过接踵中国的产业、文化风土及生活习惯，使学生们真正了解中国，为中日友好做贡献。调查地区设为北京、天津、上海、西安等大城市及其近郊。调查内容为大城市及近效的产业、文化、历史。
一，写当时的时代背景。 二，当时的造船技术于郑和船队主舰宝船的结构及性能。 三，写当时到过的国家和地区，还有到当地发生的一些事情。 四，郑和下西洋的实质。 五，分析他下西洋有无必要。
当今海外儒学研究·异域汉学家研究儒学的新动向·对传统儒学的新发掘
首先是儒学复兴的问题。由于中国近百年来处于西方经济、文化力量的夹攻之下，传统的思想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曾经一蹶不振，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心目中，儒学成为保守、落后、封建、愚昧的代名词。儒学经典的地位一落千丈，儒门冷落，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不仅儒学被彻底否定，而且连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也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出现“所有的中国书都不要读，线装书应丢到茅厕中去”的极端言论。面对着西方文化的挑战和儒学的失落，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美籍华人)坦然承认自己是当代新儒家，对儒家圣哲一往情深，发出了“儒家文化的第三期复兴”的预言。
杜维明认为，“五四”后的这七十年，除了西化思潮和马列主义之外，还有儒学的复兴。他在《大陆儒学新动向的涵意》中指出：应“把儒学、西化及马列看作三个鼎立的、互相抗衡的价值系统”(见《中国论坛》第319期，1989年1月)。并主张中国未来的希望乃在于马列、西化和儒家人文思想三者健康的互动，希望儒学和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的对话，并在其中找到结合点。
所谓儒学第三期，就是以先秦西汉儒学为第一期，以宋元明清儒学为第二期，以近代的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开始的直至今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现实出路而对传统儒学的继承和创新的现代新儒学为第三期。杜维明认为，如果说儒学第二期发展是针对印度文化，或者说佛教文化的挑战，作为一个创造性的回应，即消化了印度文化，提出一套东方特有的思考模式，而影响超出中国的范围，在整个东亚(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范围内成为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的主导思想的话，那末儒学第三期发展就将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创造性的回应。他在《从世界思潮的几个侧面看儒学研究的新动向》中论道：“儒学在二十世纪后期放眼二十一世纪有很多战场，有很多奋斗目标，我认为它必须面临着美国文化、欧洲文化、东亚文化(及工业东亚)的挑战。”(《文化危机与展望》，第429页)又说：“儒学应该对他们有启发，因为儒学是人文主义的，是入世的，是力求转变世界的，而对人的理解是全部的，既不排斥人的神性，又不排斥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不排斥人与人的关系。”(同上，430页)可见，杜维明把儒学第三期的发展放在世界文化架构中的重要位置上，这是他思想开阔和创造意识的体现。
然而，儒学第三期发展前景到底如何? 能否回击西方文化的挑战? 能否实现“儒学的复兴”? 1964年获得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博士并留校执教、取得永久居住资格的刘述先教授，也是第三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他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三期新儒学(当代)是否能够表现活力，就要看它能不能继承传统的精神，改造传统的内容，以应付西方的挑战。他在《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实的互动关系》中阐述了新儒家必须作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对于儒家思想与精神的再阐释，使其赋有现代的意义，而另一方面是努力作自我扩大，吸收现代一些更合理的方式，而对传统进行解构与改组工作。”(《当代新儒学论文集》外王篇，第14—15页，台湾文津出版社1991年5月版)这种对传统儒学需要新发掘、新诠解的见解是合理的。
异域新儒家对儒学作了多元化的诠释，有了新的发掘。例如，杜维明在《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中就把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严格区分开来，提出儒家传统是理想化的儒学;儒教中国是政治化的儒学。而儒学的理想化不是儒学的政治化;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中国的西化。他指出：把现代化混同于西化，是“五四”不少知识分子认识上的通病。他在《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中揭露说：“阻碍中国强大的进步的潜势和儒教中国的惰性有关，自然经济的保守思想是儒教中国重农轻商的组成部分，家族社会的封闭心理是儒教中国重礼轻刑的理论基础，权威政治的官僚主义是儒教中国重人轻法的必然结果。”(第122页)这就是政治化儒学的弊端。杜维明提倡理想化的儒学，而理想化的儒学就必须彻底批判封建意识形态或封建遗毒。他说，“因为我从1978年以来，常常讨论关于儒学的问题，关于中国传统的问题，过分地强调了传统中国的价值，特别是儒家传统的健康方面的一些因素……”因为“我所面临的多半是西方学术文化的挑战。……假如我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而有相当长的时间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在我们社会里所发挥的消极作用，那我的注意力一定会转向对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甚至不会过分地强调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的重要性”。这里涉及到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的关系问题。杜维明认为，“这个封建意识形态，如果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积淀，它既然进入到我们血液和骨髓，发生化学作用，发生消极作用，那么，要想像包袱一样抛弃，根本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 杜教授提出了两个渠道同时并进的解决方式。一是引进西方资产社会所代表的价值，如个人主义、竞争等;一是从传统自身引出源头活水，否则就没有自我主宰的基础，没有真正的认同感。他说：“自我主宰的方向性必须从自己的文化传统和现实中涌现出来，这个自我主宰也是建构新文化的认同。”(以上引文均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15—1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总之，既要继承儒学的优良传统，又要批判地继承传统;既要引进、吸纳西方文化中一些价值泉源，同时又要扬弃批判其浮面现象。这样才能发展、创新理想化的儒学。这就是杜维明所要“复兴”的儒学。用杜氏的话说，就是我们“不得不作番掘井及泉的工夫让儒家传统的源头活水涌到自觉层面”，并且“通过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儒学才有创新和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李毅《中国社会主义与现代新儒学》，第35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其次，是对儒学的新诠释、新发掘的问题。异域新儒家从解释学的道理上把传统儒学中具有生命力的思想，用现代的思想和语言加以创造性的转化。例如，他们对于孔子儒学之核心思想的“仁”，赋予了现代的价值和意义。
新儒家陈荣捷(美籍华人)在《儒家仁的概念的发展》(1955年《东西方哲学》第4期)一文中重新诠解了孔子的“仁”，指出在孔子以前，人们是在统治者对人民仁慈的特殊意义上使用“仁”的概念，而孔子则是“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把仁作为无所不包的、最高的美德的总称，作为排除一切恶的广义的“仁”，它包含了孝、礼、勇、忠等，它需要做到恭、宽、信、敏、惠等。这就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源泉，又是所有真、善、美的具体体现。但孔子从未给“仁”下过定义，这正是孔子思想的“深邃之处(见《中国哲学杂志》1975年第2期，《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仁的解释》)。因为在陈荣捷看来，孔子不把仁的含义固定下来就为后人对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例如，在孔子后一百多年的孟子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把仁诠解为人心了。到了汉儒董仲舒就提出“仁”是“为人”，即“为他”。董仲舒说：“仁者，怛(忧虑)爱人。谨翕(敛)不争，好恶敦俭，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陂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如此者，谓之仁。”(《必仁且智》)这就把孔子的“修己”和“爱人”的思想继承并发展为与他人“无争”，宣扬人不要有“伤恶之心”、“隐忌之志”、“嫉妒之气”、“感愁之欲”等。陈荣捷把它诠解为“为人”、“为他”，而且进一步认为南宋新儒家朱熹以生生解仁，是“对孔子以来各家仁说的最高、最准确、最深刻的概括”(《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也就是说，“仁”不仅具有社会性，不仅是关心、爱护、帮助他人，而且是生命，是创造。因为在理学家朱熹看来，“理便是仁、义、礼、智”(《语类》卷三)，“宇宙之间一理而己，天得之为天，地得之为地，而凡生于天地之间者，又各得之以为性”(《朱文公文集》卷七○)。这就是说，理是唯一存在的，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仁”也就是理创生的。“仁即创生，是生生不息，它体现了宇宙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即创造的法则……这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与意义。”(施忠连《现代新儒学在美国》，第114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异域当代新儒家杜维明在肯定传统儒学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时也指出：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以人为主，即“它讲的做人的道理，可以适用于全人类。它的价值取向，在于如何使人深入到身、心、灵、神各个层面进行通盘的反省，在于促进人格的无穷无尽的发展”(《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第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版)。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主持者刘述先也说：“孔子所教所依附的社会网络，到现在已明显地过时了：今日既已无君可忠，君臣关系自谈不上天经地义了。但人心中所具有的‘仁心’之感受，也不再适用于现代人吗? 不!可见孔子思想中有与时推移的成分，也有万古长青的成分。”(同上，第517—518页)
笔者认为，上述这种见解不无道理。这是从变与不变的“理一分殊”上发挥儒学传统文化中的“仁”对现代化的作用。传统文化中的“仁”，作为个体人格的最高境界是包括克己复礼、爱人、孝悌、忠恕以及敬、勇、宽、信、敏、惠等众多道德条目的总和，这要“为仁由己”(《论语·颜渊》);作为如何对待别人，孔子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雍也》);“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即爱憎分明，正确待人。
异域的不少新儒家认为“仁”的阶级内容变化了，但“仁”的“修己”、“为人”、“为他”的精神则是永恒的，对过去、现在以至将来都有它的价值。这是难能可贵的见解。比如，在市场经济卷起人欲之海千重巨浪的当今社会，我们应该既要讲经济效益，又要讲效益的仁义道德。
我们讲时间就是金钱和效益就是生命的同时，应该实行儒家的推己及人之道，即我的时间是金钱，则别人的时间也是金钱;我的效益是生命，则别人的效益也是生命，不能牺牲别人的时间和效益，来谋取一己之私的时间和效益，这才符合儒家的德业双修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陈荣捷还把朱熹关于儒家生的观念和道家的“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老子》76章)有机地联系起来，他在《朱子评老子与论其与“生生”观念之关系》一文中说：“(朱熹的)《仁说》通篇未尝引用老子半语，然(朱熹的)《语类》云：仁是个温和柔软底事物，老子说：‘柔弱者生之徒，坚强者死之徒’，见得是。盖谓仁之能生，以其为柔，从来儒家绝无此说。”(见台湾《清华学报》新11卷第1、2期合刊本，1975年12月)这就肯定了朱熹给老子应有的声誉，并把朱熹哲学与道家相联系，有着中华文化的两家主干兼收并蓄的理路。
杜维明还对儒家的为人之学作了新的阐述和更深的发掘。传统儒学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目的性在于学为人，即学为圣人，以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杜维明认为，为人之学是东亚传统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它的根本意义就在于以东方特有的方式回答人类的终极关切，诸如：世界最真实的、最高的存在是什么? 生命和人生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怎样才能成就真实无伪的人生? 如何认识和对待生与死的问题? 如何处理我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等。西方许多学者认为孔子儒学对死与鬼神不感兴趣，只关心现世人的生存问题，不如西方的宗教对人类的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因此儒学是狭隘的、有限的。杜维明反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在儒家的传统里，学做一个完善的人不仅是首要关切的问题，而且是终极关切和全面关切的问题。”(见《儒家思想新论》中文版，第49页)杜维明认为完善的人是人性的全面实现，是把希望寄托于人的自身，在日常生活中寻求生命的终极意义。但为己之学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自我实现，即人性在现实世界中的展现，开拓自己内在的无尽的精神力量，发掘自我固有的价值，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杜维明还指出内省是儒家大力提倡的精神修养的方法和成人的途径，在现代社会对于人的精神的发展仍有积极的作用。这就把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作了更深的发掘，使孔子的“志于道”、“据于德”和孟子的“居仁行义”为现代人的人性修养服务。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夏威夷大学哲学教授成中英，是海外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之一。他创立了把中国哲学世界化、把世界哲学中国化的“本体诠释学”。
本体诠释学是讨论本体与方法的关系的学说，是把本体与方法结合在一起的哲学理论。在成中英看来，本体指世界的真实，似指实在;诠释“就是一个本体意识的发动，进而成为理性知觉的过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17页)。也就是说，作为实在的人的本体意识，对你所得到的知识(即解释)达到理解(或了解)的过程。这种了解是意义问题，是评价问题，是价值判断问题，是开放的理性化过程。
成中英还认为中国的理性不同于西方的理性。“中国人基于一种整体本体的思考，理性趋于具体化。而西方人则趋于抽象化。例如，中国的抽象理性的哲学中“不把哲学自身当作一种演绎的理性活动，而是影响和指导人的活动之一种综合的道德成就”(同上，第98页)。而西方哲学特别重视方法，方法的更替是西方哲学发展的一个动力。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把方法当作对象，产生了逻辑;基督教神学也是方法意识的产物，用启示的方法来反省人类终极原因和存在的源头。近代笛卡尔就是以怀疑法奠定了西方理论哲学的基础。总之，西方哲学在不断寻找新的方法，不断地反省理性，因而不断产生新哲学。而中国传统的体用不二论，主要是一种本体论。中国哲学主张体用一源、体用不二，认为用是体之用，体是用之体。成中英说，我的本体诠释学最主要的目标是肯定“本体是一元的，方法是多元的，多元的方法要在本体的过程中去实现。如何在本体的过程了解方法的多元，了解本体本身，来实现终极的整体意识”(同上，第280—281页)。这样，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他的哲学本体论，又是他的哲学方法论，“是一种认识方法的方法论，也是掌握本体的本体论”(同上书，第259页)。七十年代欧美学术界重新提出了文化多元论，成中英也强调了中国哲学作为认识世界方法的方法论也应是多元的，但又强调地指出实在的本体是一元的，所以，他的“本体诠释学”既是本体与方法结合的哲学理论，又是中西哲学有所结合的创新。
因为在西方哲学中，从柏拉图到现在，都是认同：知识的模型要像数学一样严谨;把数学的模型，把理性的内在的完整性当作知识的最后标准，即精确和结构的完整。但是，现实的经验本身并非数学，并不是像理性一样规范的概念。所以西方的抽象的理性主义无法掌握真正的经验。成中英反思了这种理性主义，提倡诠释、“解构”，这是理性的开放。而且成中英还从中国哲学中找到了解释西方哲学问题的重要工具，这就是“易”学的启示。成中英在《西方现代哲学的发展趋势》一文中说：“中国哲学正是强调完整性、变动性和内部转化。代表这个潮流就是《易经》哲学。《易经》本身包含了内在的理性，也包含了内在的本体意识。它肯定了一个变动的不变与不变动的变，它要肯定一个全体大用和一个整体一元。……在体与用上面，在方法与本体上面，恐怕再没有一种哲学有《易经》那样的灵活性、生命性。”(同上，第283页)又说：“整个理性面临着本体与方法的冲突，在西方还没有发现一种哲学来解决这个冲突，而《易经》哲学在这当中充当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同上，284页)也可以说，中国哲学是本体化的，西方哲学是方法性的。因为成中英认为“西方很早就把理性当作内在自主的活动，所以理性包含着一个辩证的过程，其自身的发展受历史发展的影响不大。它的发展代表理性不断地一种突破，也就是方法意识的不断突破。……与之相反，中国哲学中的方法潜藏在本体意识中，并不把方法脱离本体意识加以独立考虑。……所以中国人的方法往往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受现实条件的影响”(见《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第151页)。所以，成中英认为“中国人是本体的，西方人是分析的。……中国人重视整体的和谐，西方人重视分析的差异。……中国人强调从多归结到一，统一的观念非常强烈。”相反，西方人强调“由一到多进行分析。要了解一个事物，首先要了解它的结构、层层深入”(同上，第152页)。同时，“中国的实用主义，是人格修养的实用主义。……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这和儒家所提倡的，讲究过程、境界、精神状态的修身养性的实用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同上，第153—154页)。成中英在比较中西文化区别基础提出的“本体诠释学”的首要意义在于希望主、客体能够相互解释和结合;强调既能相互解释，又能重物重人，起了开放理性，沟通中西哲学和重建“新儒学”的作用。
美国费城天普大学教授、海外当代新儒家傅伟勋(华裔)也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即“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重建课题的最大关键是在，我们能否与愿否培养多元开放的文化胸襟，大量吸纳优良的西学之‘体’到我们的文化传统”(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版，第58—59页)。他分析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史，认为“传统以来过度的华夏优越感”常常“构成我们拒绝外来文化的一大因素”(同上，第55页)。同时，他又在美国《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中指出：“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体。”(见《大陆讲学三周后记》)他的“创造的诠释学”对自由主义派的“全盘西化论”和“中体西用”的文化路向，都有针对性的批判作用。
法国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成果颇丰，人才辈出。本文从中选择几本较新的著作做一介绍，其中对郑和下西洋的缘起、过程和影响等作了独到的分析。 一 法国汉学界早期对于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其实，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始终是海外汉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曾3次(第4、6和7次)陪同郑和下西洋的通事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1416—1451年)，曾先后被英国的米尔斯(J·V·G·Mills)全文译作英文①。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年)②、荷兰戴闻达(J·J·L·Duyvendak, 1889—1954年)③ 和美国的柔克义(W·W·Rockhill, 1854—1914年)④ 等人作了节译。曾经3次随同郑和下西洋的明航海家费信的《星槎胜览》(1436年)已先后由柔克义、伯希和及福嘉第(G·Foceardi)⑤、戴闻达等著名学者部分翻译。曾于宣德五年(1430年)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著的《西洋番国志》(1434年)，也由伯希和与柔克义作了简单辑录译注。伯希和与戴闻达还从《明史》与《明实录》中辑录了有关郑和航海的资料。在伯希和、方殿华(Louis Gaillard)⑥ 和布尔斯坦(Daniel Boorstin)⑦ 等人的多种著作中，都曾广泛地研究过郑和航海的资料。明人罗懋登有关郑和下西洋的演义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已由戴闻达节译。米尔斯介绍过明人郭钰订的《武备志》中的一幅详细的郑和航海图。伯希和与米尔斯还翻译过有关郑和第7次下西洋的明人祝允明著《前闻记·下西洋》条的内容。这些中文原始资料的辑录与译注，大大方便和促进了西方汉学界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 法国汉学界早期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汉学家是伯希和。他不仅是法国汉学界的泰斗，而且还被奉为“超级东方学家”。伯希和发迹于当时设在越南的法兰西远东学院，得益于1906—1908年的西域探险，成名于法兰西学院于1909年为他专设的“西域历史、语言和考古讲座”。他发表的大量汉学书评，完全是借助了他长期出任西方最早的汉学刊物《通报》(T' oung Pao，创刊于1890年，伯氏于1925—1935年任法方主编)的阵地。 伯希和于1914年在《亚细亚学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书评⑧，1933年于《通报》中发表了《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冯承钧先生的中译本译作《郑和下西洋》)⑨，1935年又于《通报》中发表了《有关郑和及其航海的补充札记》⑩，1936年又于同一杂志中发表了《再论郑和下西洋》(11) 等著名论文。 伯希和有关郑和的主要著作，也是海外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奠基性著作，便是其《15世纪初叶中国人的大航海旅行》一书。 全书共分4部分。其中第1部分对马欢所著《瀛涯胜览》的版本变迁作了探讨。其第2部分对费信所著《星槎胜览》的版本沿革、郑和七下西洋时分别所至国家、时间、船舶均作了考证。他对于郑和航海中的地名之考证，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也是正确的。其第3部分对明人巩珍《西洋番国志》中有关西洋各国的地名与《瀛涯胜览》和《明史》等书的记载作了比较。可惜，伯希和当时未曾读到过该书。第4部分对明人黄省曾所著《西洋朝贡典录》的版本演变、西洋各国的历史、物产、物品、习俗等作了详细考证。第5部分是对《明史·郑和传》的译注本。 伯希和的论著已有70年的历史了，但它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伯希和此著，乃西方汉学界研究郑和的先驱性著作。 二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研究郑和下西洋的新著《启蒙之龙》 沉寂多年之后，法国德·拉图尔(de La Tour)造船厂的一名退休海军工程师多米尼克·勒列夫尔(Dominique Lelièvre)先生，客串出版了一本《启蒙之龙，15世纪初叶明朝的远航》(12)。这部400多页的洋洋大观的法文版书，是一部研究郑和航海的新论著。作者认为大航海家郑和是中国的民族英雄。郑和在中国就如同哥伦布在欧洲一样名震遐迩。作者将中国在15世纪的海上远航置于其经济背景中进行研究，从而揭示了明朝初期的辉煌。书中首先讲到了在中国航道网络中游弋的中国船队之高超技术和庞大数量，直到永乐皇帝从1405年起发起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海上远航。100多米长的宝船，在30多年间往返于“西洋”30余国。同样也信仰佛教的穆斯林宦官郑和，率近3万之众的一支船队，为中国和世界航海史立下了不朽功业。郑和在7次下西洋期间，记述了其旅行的细节、各停泊口岸的习俗以及穆斯林和佛教城市。它成了衡量明王朝为维持世界秩序而对西洋各国所采取政策的一次宝贵机会。当时中国以其大吨位的宝船和广泛的外交、商贸网络，使几乎整个亚洲都奉行了向中国朝贡的政策，从而保证了明朝国家对国际贸易的垄断权。中国皇帝受命于天而统治于地，皇恩浩荡地向藩部赐礼和封册。从尼泊尔到朝鲜、从萨玛尔罕到婆罗洲，众多国家都纷纷向大明天子朝拜。但郑和于1434年逝世时，欧洲贪婪发现新大陆的先驱——葡萄牙人便绕过了西撒哈拉海岸的博哈多尔角(Le Cap Bajador)。15世纪末，欧洲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而开始了大规模的海洋征服。中国却由于其制度的僵化和受具体环境的阻碍，坐失了此后5个世纪参与国际贸易交流的良机。 全书共分11章：中国海洋中的财富、明王朝的开国、郑和的远航、从南京到古里(Calicut)、战胜与说服西洋诸国、西洋与穆斯林地区、大建筑家永乐、7次下西洋的结束、明代大航海的衰落。作者的结论是中国失去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当时西方商业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制度已经诞生。贵族、神职人员和资产阶级都在追求探险、征服与殖民化，货币扩大了其控制权，打乱了旧有关系，最终结束了封建制度，成了控制商品与市场的关键因素。中国却在千方百计地巩固其封建制度，中国哲学仍在主张“养性”和“修身”。从而使中国丧失了制海权，也就是失去了强国富民的根本。 多米尼克·勒列夫尔先生指出，自15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刚从中世纪的黑暗中摆脱出来，而新近恢复活力的中国，又重新复苏了一种长时间内受到遏制的航海志向。中国自1405年起，便发起了其历史上最大的7次海上远航，其船队在30多年中游弋于“西洋”之中。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与中国这样一个敢于进取的国家旗鼓相当。中华帝国演出了一场大舞台的“外交巴蕾”，并且使整个亚洲都卷入了其舞蹈步法中。但在1435年，就在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y le navigateur, 1394—1460年)考察非洲海岸的时候，中国的最后一位“航海皇帝”明宣宗朱瞻基晏驾了。航海家亨利王子于1415年占领了摩洛哥的休达(Ceuta)，于1418年左右发现了马德拉附近的圣港(Port Saint)以及马德拉岛(Madera)，他由于受元代赴中国与东方旅行的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于是便派船队于1434年绕过了博哈多尔角(Le Cap Bojador)，此后又发现了亚速尔(Azores)群岛和加那利(Canary)群岛。1445年，他的一只船到达塞内加尔河，于次年又驶至冈比亚河。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 1451—1506年)前后4次远航，发现了西印度群岛，也就是美洲新大陆。葡萄牙人达伽马(Vosco da Gama, 1460—1524年)3次东航，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并最后客死于科钦(1497—1524年)。葡萄牙人麦哲伦(Ferdinand Magellan, 1480—1521年)绕过南美并横渡太平洋，环世界航行并确定大地为一圆形球体，成了第一个从东向西横渡太平洋的人(1505—1521年)。但欧洲人的大航海比郑和晚近一个世纪。当时，世界的命运部分地取决于海上的活动。 郑和下西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不仅中国的非专业的史学家们都知道这一切，而且许多历史地图集和百科全书性著作也都作过记述。郑和下西洋的许多事实，要比葡萄牙人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的情节，更容易证实得多。因为郑和下西洋的证据有明代的官方报告(《明史》与《明实录》)、出自帆船上乘客的描述(马欢、费信和巩珍)、在中国和锡兰发现的石刻资料、第二手的地图、演义小说等。有一部也门的编年史，也证实了中国船队曾于这个时代到达过阿拉伯世界(13)。葡萄牙船队却缺乏如此丰富的旁证材料，只有当事人的孤证。但在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上，也如同在葡萄牙船队的问题上一样，仍有许多模糊不清的地方。其时间、地点和参加人，尚有许多考证工作，有待于学术界去作。 法国汉学家格鲁塞(René Grousset, 1885—1952年)于1941年在《草原帝国》中指出：“中国人从来没有海上的爱好”(14)。但是，中国人可能很早就越过了非洲并发现美洲。中国人于欧洲人之前发现澳洲，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中国人很早就很熟悉并经常来往于东南亚的岛屿之间，从苏门答腊经爪哇和婆罗洲而到达菲律宾群岛。中国人很早就知道摩鹿加(Moluques，马鲁古群岛)和帝汶岛(Timor)。帝汶岛位于澳洲北部的梅尔维尔群岛(Melville)，距达尔文要塞(Fort Darwin)只有数链(encablure，每链约合200米)的航程。有许多迹象表明，中国人曾访问过澳洲大岛的海岸，当然不一定是郑和船队的人。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认为，中国人很早就曾经到达过美洲大陆。事实证明，中国有一种非常显著的海上航行的早熟性。中国的这种航海早熟性或其先进性表现在许多方面，在工艺技术方面涉及到了从造船术到航行技术诸多领域。中国人在罗盘、轴心舵、三角帆、水密舱、浮锚、桨橹、拆卸舵与折叠帆等方面，都远远走在前列。这种先进性是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的长期发展结果。中国的“南方”应该主要是指其以长江为中心的中东部以及沿海城市。中国的经济中心于明代之前就已经南移了，虽然其政治中心在北方。 中国没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包括在内)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那种地中海地区的航海熔炉。但西方也没有中国那些与印度、印尼、南洋群岛、波斯、阿拉伯世界和东非很早就联系起来的南方海岸。中国的这种人口、物质和技术优势的古老结合，只会促进他们航海技术的发明、发展与多样化。这正如欧洲的南北接触、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流，促生了更有效的航行新技术一般，也正如葡萄牙船队正是两桅或三桅高舷帆船(Kogge)与大帆船(nef)的混血女一般，海上交流必然会促进航海业的发展。 总之，中国很早就曾认真地面对海上冒险，并为此作过各方面的准备。这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需求。 到了明永乐时代(1403—1425年)，中华帝国又逐渐开始恢复宋元时代开通的与海外的关系。正是从这个时代起，中国的对外关系，才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转化。外国或番邦的使节、官吏和国王，不断地涌向南京和北京。虽然瘸子帖木儿(Tamerlan)曾囚禁过中国皇帝的使节，并且在撒马尔罕当着卡斯蒂利亚人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的面而侮辱他，但中国使节在其他地方却受到了友好接待。俞士吉于1402年出使朝鲜。明王朝还派出了许多使节出使外国及其番部——乌思藏、女真、蒙古、吐鲁番、哈密等。日本的统治者也向明朝进表称臣，而日本本来是一个唯恐失去其主权独立的傲慢国家。1403年，安南向明朝遣使，请求对黎朝册封。许多非常遥远的地区，诸如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古里(Calicut)、科罗曼德尔群岛海岸上的“西洋琐里”(Chola)等，都遣使恭贺朱棣登基，继承大统。曾被伯希和考证为“琐里国王”的“西洋”国王，早在洪武年间(1370年秋)便向明帝遣使奉礼，成祖曾颁即位诏于西洋琐里。永乐元年(1403年)，成祖遣闻良辅和宁善使西洋琐里，他们同时还于1403年出使爪哇国，于1404年出使苏门答刺。在1403年，成祖复命中官马彬往使，西洋琐里国王亦遣使南京作答。东南亚所有这些国家(爪哇、苏门答刺、西洋琐里和古里)的使节，都是乘中国帆船前往南京的。例如，当明使Sun Xuan自浡林邦(Palembang)归国时，便携当地国王的儿子同行。明王朝还曾向暹罗遣使。1403年，满者伯夷(Majapahit，爪哇)的一个使团与琉球的一个使团到达中国。1405年，由忽鲁谟厮的“锁鲁檀”(Ezz-ud-din，君主)遣某一位马拉子出使中国。这一切都使永乐皇帝名扬四海。明王朝以在南京接待浡泥(Bornéo，婆罗洲)国王而圆满结束了这些外交使团的努力，而洪武帝却从未能最终说服该国王向明王朝纳贡。浡泥王决定放弃满者伯夷并不再向该国纳贡了。浡泥王是第一位入华朝天子的外国国王。尽管浡泥王为一小邦王子，在中国却受到极其热烈的接待。当浡泥王子于1408年在中国暴卒时，又由明政府在南京隆重安葬。 所以，在郑和之前，便有不少中国人走出国门，也有不少外国人进入中国。这应该是郑和远航的必要条件和历史背景。 由郑和率领的中国船队下西洋，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海上冒险。在近30年间(1405—1433年)，共有近3万军人，乘长达100多米的大帆船，他们先后到达印度海岸、南阿拉伯沿海和东非海岸。 作者根据南京刘家港和福建海岸发现的两通天妃宫石刻，而详细列举了郑和7次下西洋的时间、所到地点和成果。作者对于郑和和宝船的大小、人员、编组方式作了详细研究。他认为郑和船队与当时和稍后的欧洲船队，没有任何可比之处，要先进得多。葡萄牙人的远征最早使用的是小驳船，与吉尔·埃亚内斯(Gil Eanes)于1434年为绕过博哈多尔角而乘的船属于同一类型。葡船不及30吨的登记吨位，拥有双桅，区区20—30米长。其帆一般为三角形，由于鼓风的原因而被称为“圆帆”。其甲板也仅仅能供人行走，并用于保护商品不受海水损坏而已。那些固定在船头和船尾的帆布可以保护20多名船组人员。除了某些在港口操作的桨之外，船上一般不配备任何桨手座。驶过博哈多尔角之后，葡萄牙古帆船(barinel)和驳船(barca)成了葡国官方史学家苏拉拉(Zurara)经常提到的出洋船舶，而直到1440年前后，轻快帆船(caravelle)才被人广泛接受。古帆船是配桨的，肯定比小驳船稍微先进一些，更善于在航途中前进，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进入河湾，以对河流沿岸进行考察。其吨位不超过50吨。郑和的船应该比这些葡船更先进许多，尽管其时代更早。 对于郑和下西洋是为寻找建文帝一说，作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即使建文帝隐匿下来了，中国也没有必要派遣如此庞大的船队，以如此之多的人马，航行如此之远的路程，访问如此之多的国家。根据中国当时的实力，完全有能力从事秘密调查、派遣间谍或请求当地那些忠于明王朝的统治者给予协助。明王朝的特务机构很发达，当时已初具朝贡网络系统。因为郑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即使建文帝尚在人间的话，也只会隐匿得更严密，逃亡得更遥远。所以，派遣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最多也是一种借口，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原因。 反击倭寇，也不是郑和海上远征的主要原因。倭寇于永乐初年非常猖狂，不断对中国沿海发动袭击，但以宝船在海上远征，是不适宜完成抗倭使命的。况且，中国沿海有专门设备和防御工事来抗倭，根本用不着派宝船出洋抗倭。 至于发动征服或吞并土地，那也绝不是郑和船队的目的。郑和宝船中确有骑兵、火药、弓弩和当时最“现代化”的甲胄，但郑和只在出于外交或治安需要的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动用武力，他从不动用这一切以强行占地夺产。 郑和远航也根本谈不到传播中国的意识形态或传播宗教的问题。因为中国当时并不追求使“西洋”居民接受某种宗教的归化，或者是接受某种哲学的支配。郑和本人是穆斯林，有释道信徒们陪同他。船队中的官吏们，大多数都是受儒教培育出来的。郑和出访的是伊斯兰教和佛教国家，但他所宣扬的应为儒家文化。 所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既不是入侵，也不是宗教归化，更不是劫财夺宝，夺占土地更不可能了。 至于贸易，郑和船队所从事的是国家的统制贸易，当时中国的私人海外贸易始终是受禁的，至少也是严加管制的。永乐所开创的不是一个贸易时代，而是一个对外交和贸易严加控制的时代。他基本上继承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对外国人不信任的态度。外国人受中国官府的严密监视，而且中国商人也接受对其货物和人员的仔细清查。永乐还严禁中国人乘船私自出海。但这些条例从未被严格执行过。朝廷对于可以使某些家庭或某些宦官致富的各种交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国家垄断了整个贸易的权力，同样也垄断了某些重点出口商品，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和金属。国家同样也垄断了马匹和明显的战略物质的进口。这些垄断的宽松程度，根据不同时代而各有所异。中国政府介入了从生产经过运输而到分配的整个过程。总而言之，郑和远航具有除了贸易之外的另一种目的——加强朝贡贸易制度。 对于郑和远航中的朝贡与外交的关系，作者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华帝国的天子自认为身居大地中央。中国中心论的思想与皇帝对大地的统治权之间，存在着意味深长的关系。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只有中华帝国和其他胡人或蛮夷人、藩部和遥远的朝贡国。中国历史上的“胡人”受城市文明(粮仓和产业)的吸引，不断如同潮水般地涌向中国北方和西北部的辽阔领土。但中国中原王朝仍以其统一国家和以定居民为主体的政权来对抗胡人的侵边，以谷物和稻米食物来对抗奶肉食品，以社会等级稳定的制度来对抗动乱与战争。所谓“藩部”，即中国周边的汉文化近邻——安南、日本、朝鲜。这些国家均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向佛教和儒教开放、与中国分享其文字和定居生活。中国变成了东亚的一种文化标识或模式，完全如同希腊和罗马在西方的地位一样。明王朝对这些国家基本上执行了不干涉政策，只要求它们向天朝定期纳贡，取消了这些国家商品进入中国的关税。总而言之，区区一点国际贸易，与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中国采取了另外一种办法：一部分外国向它纳贡，它又作为礼物而赏赐其他国家。明初在一段时间内，又回归到了古代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认为国际贸易行为是滋生动乱的策源因素，商人与经商是动摇祖宗业绩的祸首。 洪武帝曾派出了许多使团，去向亚洲国宣布他开国登基的喜讯。虽然也有许多外使到达南京，但很快就冷落下来了。永乐发动了新的外交攻势，但仍将朝贡政策作为国际交流的基本框架。永乐依照中国一种具有古老传统的哲学行事，那就是皇帝受天命而负责维持社会的和谐。中国对于其藩部至少是有些象征性的义务：维持所有人之间的“太平”。中国皇帝让那些小国跻身于文明国家大家庭之列，提高这些国王们于其国内的威望，使他们能真正接触中国文化，从而为他们打开了与中华帝国从事贸易的大门。由于这些原因，遥远的古里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国王，很快就非常自愿地接受了这种“藩属”地位，他们不用中国发出要求便会非常乐意地向中国皇帝纳贡，甚至还会催促天朝政府接受交纳贡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种纳贡是对天子尊重的证据。但它事实上也是一种贸易，因为中国皇帝必须以重礼相赏，甚至还赏赐银票。
1. 语义转移规则在修辞翻译中的应用《福建外语》，期合刊 （独立撰写）2. 浅谈合作原则在翻译理解中的作用《外国语》，（独立撰写）3. 视点转换法在汉英翻译中的应用《中国翻译》，（独立撰写）4. Towards Mother's Role. An Analysis of Change in Hagar’s Character Reflected in the Language”， Margaret Laurence Review, Volume 2-3, 1995, （独立撰写）5. 简评“译文功能理论”《上海科技翻译》，（独立撰写）6. 试论“译文功能理论”在应用文类翻译中的指导作用《上海科技翻译》，（独立撰写）7. 《残月楼》为何能获总督奖提名 《外国文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独立撰写）8. 从文化接受角度试析《首席》英译本的得与失 《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独立承担）9. 发自内心的歌唱──析加拿大华裔作家小说诗歌集《多嘴的麻雀》，《文艺报》，1999年4月29日出版（独立承担）10. 翻译功能理论的启示──对某些翻译方法的新思考，《中国翻译》，（独立撰写）11. 桥梁的另一端──论翻译影响译语文化《上海科技翻译》（独立承担）12. “小说真实”的完美实现──析艾丽斯·蒙罗的“爱的进步”《福州大学学报》（独立撰写）13. 商务词汇翻译中的回译与借用 《中国翻译》（独立撰写）14. 从英语专业8级翻译测试看目前英专学生亟待加强的几个方面《中国翻译》，（独立撰写）15. 从《中国古代风俗一百则》翻译看译文功能决定翻译策略《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独立撰写）16. 石黑一雄和他的“国际化小说”《青春阅读》，2002年第5期（独立撰写）17. 论文学翻译中的作品研究——《使女的故事》翻译谈，香港《翻译季刊》第24期，2002底出版。该刊论文摘要（英文）收入由英国曼切斯特大学编辑的半年刊《翻译学摘要》（独立撰写）18. 一部反映现实的未来小说──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使女的故事》评析，《当代外国文学》（独立撰写）19. 网络的双刃剑——析《蓝色虚拟空间》，《译林》，2003年第5期（独立撰写）20. 商务语篇的翻译《中国翻译》， （独立撰写）21. 在学科的交汇点上——读《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外国语言文学》（季刊），2004年第3期（独立撰写）22. 通俗文学对译者的挑战《中国翻译》（独立撰写）23. 口译教学中的相关语用链接，《上海翻译》（原上海科技翻译），2005年第2期（独立撰写）24. 当代英美通俗小说的译介与影响，《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独立撰写）25. 论译文用词的与时俱进，《中国科技翻译》，2005年第3期（独立撰写）26. 外宣翻译中“认同”的建立《中国翻译》（独立撰写）27. 翻译教学中的软肋及改进方向《上海翻译》（独立撰写）28. 外宣标语口号译文建构的语用修辞分析《福州大学学报》（独立撰写）29. 新版《柯林斯COBUILD英语词典》语用信息及其双语对照的必要性，《外语研究》（独立撰写）30. 语用与翻译中言语资源的得体利用《中国翻译》（独立撰写）31. 翻译教学中‘守土有责’意识的培养——中式英语遭追捧现象剖析，《上海翻译》，2010年第3期.32. 韦努蒂“异化”理论话语的修辞分析，《中国翻译》，2010年第4期.（该论文获福建省第九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33. 《于丹<论语>心得》英译本的修辞解读，《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34. 论译文话语的修辞力量，《中国外语》，2011年第3期35. 外宣翻译：从“新修辞”理论角度的思考，《东方翻译》，2011（5）8-13 双月刊36、汉英文化展馆说明文字的修辞对比与翻译，《上海翻译》，2012（1），29-33 双月刊37、对德国翻译功能目的论的修辞反思，《外语研究》，2012（1），91-95 双月刊
1.中国家具业现状 同质化 除了家具行业以外，各个行业，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趋势：同质化。产品的差异化程度越来越小，差异化的时间也越来越有限，以致出现不同的家具工厂在同一段时期可以有同风格，同款式，同颜色的产品，甚至有些厂家连形象包装都犹如双胞胎。这种现象在中国市场上尤为突出。 外销企业入内 从家具反倾销以来，加上前两年的金融危机等对外销家具企业影响十分明显。厂家很快意识到不能完全依赖外销，要外销兼内销，于是在近两年来开始发展国内家具市场，开始家具设计、形象包装、营销策划、参加展会等一系列活动。因而在中国的家具市场内突然一下子多了很多品牌，导致市场上的家具空间加大，人们的品牌概念模糊，所以加强品牌概念，强化品牌特征，就显得尤为重要。 2.国外家具业现状 坚持原创设计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欧美的文化就一直蓬勃发展，时至今日，欧美文化呈现的特点是理性的。欧美的艺术是充满人性的，呈现科学化的审美倾向。他们普遍认为“美就是由视觉、听觉产生的快感”，因此，在家具设计上，追求外形的独特性，注重自我感受的表达，注重人性化与原创价值。欧美家具企业大多以原创带动市场，以品牌力量赢得竞争优势，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家具业所缺少的。 地域特征明显 在工业文明时期，欧美国家工业发达较成熟，物质文明得到空前加大。消费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家具设计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欧美国家由于民族特点，风俗习惯、地理气候、制作技巧等不同环境的影响，国外家具形成了独特的、鲜明的地域特点。 3.家具设计的趋势 绿色设计 生态保护与绿色设计 绿色设计也被称为生态设计，是基于人类在工业化进程中对生态的破坏反思的基础上。工业化使自然环境在不断恶化。现代化的城市进程摧毁了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破坏了长久建立起来的人文记忆，在改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付出了破坏文化延续的惨重代价。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绿色设计的重要内容。家具设计在改善人类生活环境的同时,也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对地球的生态平衡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特别是设计的过度商业化,使家具设计成了鼓励人们无节制消费的重要介质。 绿色家具产品将成为合格家具的必要条件 绿色家具是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利用自然条件和人工手段来创造一个有利于居住的、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同时又要控制自然资源的使用，多使用复合、可循环利用的材料，有利于整个大生态环境，实现向自然索取与得到自然回报之间的平衡。纸板、木材、钢铁等可回收材料成为设计的主角，设计师以全新的方式演绎着生态家居的意境，赋予了一个舒适自然的原生态世界。 关于绿色家具的标准，早在1994年，北欧就颁布了第一个绿色家具标准《木制家具和家具设置生态标准》。北欧的这个标准，重点是对家具原材料中可能出现的对环境有害的化学成分加以限制，其次对保护森林生态资源也提出了初步要求。 作为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家具，其与环境和人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舒适健康是消费者对家具提出的要求，而环保与绿色是就是环境对家具提出的新的要求。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出现，人们对绿色家具的渴望也越来越来强烈。一个家具产品何不合格，是否符合绿色设计将是其首要考虑的条件。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各国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壮大和深入。中国的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各个领域的论文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一些科技领域，中国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在国内，学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但是，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一些热门的领域，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基因等，这些都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研究的热点。同时，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些战略型的研究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例如能源、环境、军事等领域。
针对这些热门领域，国内的论文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例如，近年来，智能驾驶、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不断提高，分别利用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技术，这些研究都为中国智能化制造、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物联网领域的研究也逐渐成熟，利用无线传感器和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了物品之间的互联互通和智能控制。
在国外，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一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在生物医学领域，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同时，在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国外研究成果也为中国提供了许多借鉴，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总的来说，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够先进，学术交流和合作不够紧密等。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发挥学者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现在越来越多的折叠式家具设计出来，也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说起折叠式家居，小编首先想到的是周星驰那个极具攻击性，隐蔽性的折叠式小圆凳。当然了，现在可不止这些折叠式凳子了，还有折叠式沙发，折叠式桌子等等，既节省位置，又轻便，一物多用。简单又时尚，市面上有许多很有创意的折叠式家具，看到都心动。有人就想知道折叠式家具的发展史。
国内外折叠式家具设计现状及其发展
国外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较我国早而且发展程度也高，这些自然就导致了许多发达国家城市空间狭小，这就势必使得其设计师要更多的关注那些可以有效理应空间的折叠式家具研究。在折叠式家具的研究领域中以日本、新加坡等一些人口密度大的国家的研究水平较高，在加之比较重视原创设计因而产生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我国早期的折叠式家具以折叠椅最具有代表性，早期的折叠式椅椅面采用易于折叠的软质材料，如皮革，织物等，这些材料加工便利适合比较简单的折叠家具。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使用者对于舒适性需求的提升，软质的椅面材料早不能满足使用者的需求因而产生了硬质材料的椅面。硬质椅面的出现时我国折叠式家具设计的一个飞跃，看似简单的一面材料更换却带来了折叠结构技术一次质额飞跃。因为硬质的材料不及软质材料富有弹性，怨偶折叠机构扳动结构的灵活性和合理性都积蓄提高，折叠机构也变得更加的复杂。在折叠家具的发展史上，我国积累了大量的创造经验，留下了大量的折叠家具精品。
时至今日，我国折叠家具虽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的继承与发展，但是在设计创新和概念设计方面和国外还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内目前折叠式家具还相对单调，折叠形式缺乏新意。近些年来，宏观的社会环境到微观的家具从业人员对折叠家具创新意识的淡漠是造成目前国内折叠家具现状的只要原因。而如今小户型的流行以及对于空间的需求势必会给我国今后折叠式家具的设计与发展带来极大的影响。
看到古人的智慧也不能忽视呢，古人也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愚昧，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些神奇的东西呢?中国现代折叠式家具在创意方面的确不如国外的创意新意多，但是，在质量和品质方面，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假以时日，我相信会有更多的设计师设计一些创意新意又实用的折叠式家具。折叠式家具就说到这里了，想看折叠式家具的请搜索一翻总会有收获。
在持续发展中，近年来受到国家环保政策和今年流动人口减少的情况，家具设计往环保、小巧和多用途发展
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及意义：
一、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1、启蒙的重要性。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孩子从出生到上学这段时间的教育就是来自家庭。孩子对周围人和事物初步的辨认、识别、思考、判断等都是通过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言传身教而学到的，包括孩子的行为方式、语言表达、思维习惯等都在这时初步形成。
2、行为习惯的重要性。父母对待日常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和处事方法都会对孩子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是对待个人事务、学习生活还是将来踏入社会以后待人接物的处事方式，包括对待生活工作当中的顺境、逆境时的态度和应对措施都是和个人的行为习惯紧密相关的。
3、父母对学习认识的重要性。只要对孩子进行正确的学习教育和引导，就会对孩子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做父母的只要适时对孩子的学习进行肯定、鼓励，孩子就更容易在学习当中享受到学习带来的乐趣和成就感。
二、家庭教育的意义
1、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早睡早起，热爱阅读、坚持体育锻炼、合理饮食等。好习惯使人终生受益。
2、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人格。好人品是最好的学历。一个人要想立足社会，有成就，离不开好的人品。而良好的家风，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孩子良好的人格。诸如：宽厚待人、善良方正等等，这些美好的品行，给孩子打开了成功的大门。
家庭教育介绍
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成长，对其实施的道德品质、身体素质、生活技能、文化修养、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培育、引导和影响。
家庭教育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具有奠基的作用。在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3种教育的基本形式中，家庭教育是时间上开展的最早、范围最广泛、方法最为灵活的教育，而且家庭教育是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伴随生活而进行的教育，它更多地诉诸情感、伴有情感性特征，因而能够给孩子以长远而深刻的影响。从古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教育家、科学家的成长史来看，无论是出身达官显贵，还是出身社会下层，他们大多在早年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虽然学校教育的作用突出，但是家庭仍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长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孩子幼年在家庭生活中初步形成的道德认识、生活习惯和学习态度已经给他的身心发展打上了一层“底色”，影响着他在学校的表现和今后的发展。 家庭教育对于学校教育具有支持和促进作用。显然学校教育在教育传递的规范性和导向性上，在教学内容的选择性和系统性上，在榜样作用和同辈群体的影响上，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和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家庭教育在孩子的生活素质、情绪情感和人格发展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而且现代科学研究揭示，基于生活经验形成的情感素质和人格条件对人的影响作用相比知识占有更重要。 家庭教育对于社会文明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作用。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家庭是社会的基层单位和最小细胞，即爱他能够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中发挥着多种功能，家庭是社会文化的载体，家庭具有传递社会文明的作用。当代许多国家都十分重视家庭建设，新加坡大力提倡“亲爱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于承诺、和谐沟通”的家庭价值观，日本制定了“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家庭所具有的伟大力量与重要意义，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念，以创造美好的家庭，使之成为建设高度文明、福利丰裕的社会基础”的家庭宪章。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家庭文明建设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家庭文明与社会文明相得益彰。家庭教育既是家庭文明的必然要求，又是家庭文明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家庭教育已越来越被视为文明程度的标志了。
四年级孩子的家庭教育很多家长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做父母的责任，没有认识到科学的家庭教育对孩子学业成功的重要性。不少家长认为，孩子学习的好坏是学校教育的结果，所以千方百计地为孩子找好的学校，甚至不惜花费重金让孩子上重点学校。很少有家长将孩子的学业失败归结为自己，将孩子不良习惯形成的渊源归结为自己。中华妇女联合会的一份资料表明，我国有接近3／4的家长教育方法欠妥或有严重偏离，只有不过1／4的家庭教育比较科学。很多专家呼吁家长们不要以为教育孩子可以无师自通，应该通过各种方式树立正确的观念，学习科学的教育方法。孩子是父母的镜子，孩子是父母的“作品”。父母对孩子性格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家庭是成功孩子的港湾和出发地，家长是孩子走向成功的导师和助手，既要负责孩子的身体发育，又要负责孩子的心理发育。既要重视孩子的智力发育，又要重视孩子各方面能力的培养；既要教会孩子学习知识，又要教会孩子学会做人。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性格、行为习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孩子的性格和行为习惯的形成与家庭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孩子越来越像自己的父母，但是没有哪些孩子会越来越像自己的老师。美国人泰曼•约翰逊认为“成功的家教造就成功的孩子，失败的家教造就失败的孩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家庭教育是其他一切教育的基础，父母对于孩子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怎么评价家长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都不过分。实践证明，很多孩子成功的基础和关键是杰出的家庭教育。教子成材是父母的职责和义务，要使孩子得到良好的培育和教育，要想使家庭教育成为滋润孩子心田的潺潺不竭之泉，家长们需要了解教育的奥秘，找到适合自己孩子的教育方法，每时每刻把握教育的时机，挖掘教育的潜力。四年级决定孩子的一生写得很详细
鉴于家庭教育对儿童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和日本研究者对幼儿家庭教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和思考，众多研究者从家庭教育观念，家长教育期望，家长教育行为等多角度进行了探讨。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中日家庭教育探究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中日幼儿家庭教育比较的研究综述》
【摘 要】鉴于家庭教育对儿童发展产生的重要影响，中国和日本研究者对幼儿家庭教育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比较研究和思考，众多研究者从家庭教育观念，家长教育期望，家长教育行为等多角度进行了探讨。本文通过对相关理论探讨和文献梳理，试图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幼儿家庭教育的认识，还为我们开展有关幼儿家庭教育的研究和教育项目提供了一定的启示：要注重儿童所处生态系统的影响，增强各因素之间的联系和合作，也要关注家庭教育的“生态性”。
【关键词】幼儿;家庭教育;中日比较;生态
学前阶段的儿童尚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与父母保持身体和心理上的密切依恋关系，需要父母必要的甚至是全部的帮助。儿童的这种未成熟状态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接受来自家庭教育的巨大影响。因此，学前儿童家庭教育对儿童以后的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正如原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儿童教育的最重要的阶段，就是儿童初生几年的最初阶段。正是这个事情，儿童的脑和感觉器官才发展得特别急遽，许多偶然的联想―人的心理基础，特别迅速地形成起来，牢固起来。”[1]国际一些主要媒体和组织近几年来的民意调查，如全球最大的旅游网站Expedia对4000多名欧美酒店工作人员的调查显示，日本旅客在礼节、举止、整洁、安静等诸多项目中获得第一，并且综合排名位于各国榜首。[2]日本人之所以获得如此好评，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为主要的因素，因为家庭是教育的原点，日本《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2000年)指出，“如果教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家庭教育可能就是这条长河第一滴清纯的水”。通过文献分析，归纳了研究者关注幼儿家庭教育中日比较问题的理论框架，梳理多个中日幼儿家庭教育比较的角度，并对下一步如何研究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
一、多角度比较中日幼儿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观念的比较
杨丽珠、李灵和田中敏明(1999年)对少子化时代下中、日、韩三国家长的教育观念做了跨文化的比较。首先在儿童发展观上，中日韩家长没有明显的差异，总体上都比较重视教育和培养的作用。其次在对幼儿忧虑的事情上，三国家长都比较关心幼儿体质的发展和性格的培养，中国家长很担心幼儿学习和纪律的问题，韩国家长重视体质和上进心的问题。最后，在幼儿的教育期望和儿童教育策略上，三国家长也有明显差异，中国幼儿家长最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孝敬父母的人，而日本则为有兴趣且快乐生活的人。中国家长在于幼儿交往上感到困难，而日本和韩国更多的是养育方法的困惑。
徐海青，傅毅茔，周爱琴，刘兴莲(2007年)对中日两国3岁儿童母亲教育观现状做的研究表明中日两国母亲在对子女学历的期待，将来的期待以及对子女职业的期待上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在实行“早期教育”会对子女的能力有所提高和发展的问题上：中国母亲持肯定态度，而日本母亲持否定态度。
一见真理子教授在她的一系列国际观察，尤其是对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中发现：①中国的家长更愿意相信“三岁神话”，对子女的期待和关注度高。②中国的家长在子女的教育中存在性别差异。③在母子一体感上，中国和日本的家长没有显著差异。④对于从0岁开始的教育这个问题，中日家长持不同意见，中国家长觉的无法想象，日本的家长则比较认同。⑤相对于中国家长的明确态度，日本家长在选择上比较模糊，不确定的选择比较多，倾向于选择与政府导向一致的选项。[3]
(二)家长教育期望的比较
桑标(2001年)对家长对幼儿的行为期待做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家长对幼儿行为能力期望的高低依次为自我控制、主动积极、合作协调、独立自主;日本母亲则为合作协调、自我控制、主动积极、独立自主。总体上中国母亲对幼儿的期望高于日本母亲，中日两国母亲职业层次和文化程度较高者对孩子行为的期望值普遍高些。
周爱保，陈斌和青柳肇(2007年)分析了幼儿做事能力与家长教育期望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之间、日本与韩国之间幼儿做事能力差异显著，而中国与韩国差异不显著;中国家长与日本家长之间、日本家长与韩国家长之间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而中国家长与韩国家长差异不显著;幼儿的做事能力与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显著相关，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家庭教育观念是影响幼儿动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内田伸子在她的读写能力的获得与家庭教育的研究中发现，中日幼儿在读写能力的获得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上有不同，在日本3-5岁的幼儿中，宽容型家庭教育的幼儿在单词记忆上得分较高，而在中国，3岁的幼儿是宽容型家庭教育的孩子得分高，4-5岁的幼儿是专制型家庭教育的孩子得分高。此外，她还得出结论，经济的差别与幼儿读写能力的获得有显著相关。[4]
(三)家长教育行为的比较
南丁和曹凤仙(2001年)对中日幼儿家长教育行动(行为)做了中日比较。对“和孩子一同玩耍、游戏”、“让孩子帮助做家务”、“适时批评或表扬”等问题的回答率，中日两国大致相同。但是，总是“什么事都替孩子想到做到”的家长，日本仅，中国为41%，从这个有很大差异的数字是否也可以看出中国家长过度保护的状况。对“教孩子读书写字”这一问题的回答，日本占，中国占。日本的家长有些在家里教孩子读书写字(国公立幼儿园几乎是不教的)。但在中国的家庭，不教的仅2%。，日本约一半以上的家长会经常“和孩子聊天”，而中国由于大多数家庭是双职工，与日本相比，家长和孩子谈话聊天的时间就比较少。
田中敏明在他系列的中，日，韩的家庭教育比较研究中，对亲子交流，教育期待，幼儿游戏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发现：①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待过高，物质层面的满足多，而日本的家长则要增加与子女的交流时间。②中国的家长应增加子女户外和集体游戏的时间和场地，而日本的家长应与子女共进早餐，增加与子女共处的时间和机会。[5]
(四)父亲参与育儿的比较
金洁和田晓虹(2009年)对父亲在家庭中的教育行为做了比较。在“一起用餐”问题上“有时这样做”的日本有，中国有，“经常这样做”的日本有，中国有;“一起游戏”问题上“有时这样做”或“经常这样做”的日本有，中国有;差异不是很明显。在一些教育行为上，比如“准备或帮助穿衣”“帮助或以前入浴”等问题上，中日父亲还是有显著差异的。中国父亲在“帮助或一起入浴”问题上有的日本父亲“经常这样做”或“有时这样做”，中国有的父亲“经常这样做”或“有时这样做”，在“准备或帮助穿衣”问题上日本父亲有“经常这样做”或“有时这样做”，中国父亲有。
二、中日幼儿家庭教育比较的启示
布朗芬布伦纳(1979)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解释儿童的成长环境，该理论提出的四个系统(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中的三个都与父母卷入儿童教育有直接关系，其中的微观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家庭的父母教育卷入。从目前国内外对中日幼儿家庭教育的研究来看，中日两国家长在与幼儿教育上有很多的不同，差异明显。研究比较集中在家长教育观，教育行为对幼儿的直接影响，也就是微观系统的研究，对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社会的家庭教育指导系统，社会意识形态等对家长的教育观，教育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将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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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平衡膳食，那么就要按时按点儿的吃饭，然后啊营养要均衡，最好是找一些相关的理论书籍读一下。
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多到食堂吃，如果觉得食堂没有油水，可以偶尔到外面吃一点肉。
营养平衡膳食摘要：在这个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时代，我们能每天回家给自己做饭的人越来越少，原因方方面面，尤其是上班族、学生党常常于快餐、外卖、食堂打交道，在有限的菜品和种类下，难免遇上诸如吃什么才更健康之类的问题。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吃什么，怎么吃？这里面有一个食物配比关系。即在人体的生理需要和膳食营养供给之间建立平衡的关系，就形成平衡膳食。关键词：膳食平衡 健康 平衡宝塔 饮食禁忌一、 平衡膳食观战国时，《黄帝内经》 “人以五谷为本”，“凡欲诊病，必问饮食居处”，“药以祛之，食以随之” 而中医文献对平衡膳食更有着精辟而生动的论述：“五谷宜为养，失豆则不良；五畜适为益，过则害匪浅；五菜常为充，新鲜绿黄红；五果当为助，力求少而数；气味合则服，尤当忌偏独；饮食贵有节，切切勿使过。” 众所周知，人体所需的各种营养素必须通过每天所吃的食物不断得到供应和补充。究竟怎么吃才合理，实际上就是指食物的配比关系，即人体的生理需要和自身的健康膳食营养供给之间建立平衡.转载甚用.的一种关系，这就叫做平衡膳食。更进一步说明，平衡膳食是指同时在四个方面使膳食营养供给和机体生理需要之间建立起一种平衡关系，这四个方面包括：氨基酸平衡，热量营养素构成平衡，酸碱平衡及各种营养素摄人量之间平衡。把握好这四个方面的平衡，才能有助于营养素的吸收和利用。二、 平衡宝塔理论平衡膳食宝塔共分五层，包含我们每天应吃的主要食物种类。第一层（底层）：谷类。包括米、面、杂粮。主要提供碳水化物、蛋白质、膳食纤维及B族维生素。它们是膳食中能量的主要来源，多种谷类掺着吃比单吃一种好。每人每天要吃350-500克。第二层：蔬菜和水果。主要提供膳食纤维、矿物质、维生素和胡萝卜素。蔬菜和水果各有特点，不能完全相互替代，不可只吃水果不吃蔬菜。一般来说红、绿、黄色较深的蔬菜和深黄色水果含营养素比较丰富，所以应多选用深色蔬菜和水果。第三层：鱼、虾、肉、蛋（肉类包括畜肉、禽肉及内脏）类。主要提供优质蛋白质，脂肪、矿物质、维生素A和B族维生素。第四层：奶类和豆类食物。奶类主要包括鲜牛奶、奶粉等。除含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外，含钙量较高，且利用率也高，是天然钙质的极好来源。豆类含丰富的优质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及维生素B1、B2等。第五层（塔尖）：油脂类。包括植不物油等。主要提供能量。植物油还可提供维生素E和必需脂肪酸。每天不超过25克。在平常的膳食中，我们可以同层相互替换，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相互替换是非常合理而且应该提倡的，因为这样可以使膳食更丰富。吃的品种越多，摄入的营养素也就越全面。对于摄入的量而言。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稍加调整，只要经常遵循宝塔中个层各类.转载甚用.食物的大体比例，就在基本上做到了膳食平衡。三、 对于都市上班族，学生党如何科学合理地安排一日三餐早餐：给你一天好开始早餐对于身体健康的重要性大多数人都清楚，因为一天的工作和学习多集中在上午，需要消耗大量脑力和体力，所以在生活方式上应把早餐放到较为重要的位置。一般情况下，上班族要依靠早餐提供足够的热量和营养素来完成从早晨到中午之间三四个小时的工作。如果长时间空腹开始上午的工作和学习，那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了。主食最好以蒸、煮的食物为主。副食有肉、菜、蛋以及牛奶或果汁。尽量少吃油炸的食物。午餐：营养搭配要合理午餐很少能回家吃，本来应该占全天热能40%的午餐被很多人凑合着解决了。建议人们午餐一定要多吃一些高蛋白食物，如鱼肉、鸡肉、瘦猪肉、牛肉、羊肉以及水产品和豆制品。因为这类食物中的优质高蛋白可使血液中酪氨酸增加，使头脑保持敏锐，对增强理解和记忆能有重要作用。午餐最好不吃方便食品，例如方便面、西式快餐等，这些食品太简单，营养含量低，而且不均衡，对人体健康可能产生不利影响晚餐：吃多吃少因人而宜晚餐饮食应避免吃高脂肪、高蛋白质的食物，要以富含维生素C和粗纤维的食物为主，这类食物既能帮助消化，防止便秘，又能供给人体需要的纤维素和微量元素，防止动脉硬化，改善血液循环，有益于人体健康；应吃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如面条、面包、米饭和甜食等，能使血液中不能被肌肉细胞所吸收的色氨酸进入大脑，并转变为有镇静作用的.转载甚用.血清素。因色氨酸安眠的作用外，还可减轻身体痛觉和敏感度。此外，晚上需要较长时间工作、学习的人，一定要将晚餐吃饱、吃好。四、 平衡膳食，饮食禁忌要注意饮食禁忌是中医里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任何食物都有寒热温凉的属性，它们之间会发生相生相克的作用。搭配好了，可以功效倍增；搭配错了，则会降低食物营养的吸收，严重的还会引起中毒反应。1、豆浆冲鸡蛋：鸡蛋中的粘液性蛋白会与豆浆中的胰蛋白酶结合，从而使食物失去应有的营养价值。2、茶叶煮鸡蛋：茶叶中除生物碱外，还含有酸性物质。这些化合物与鸡蛋中的铁元素结合，对胃部也会相应地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而且也不利于消化吸收。茶叶蛋是我国的传统食物之一，可以做餐点，闲暇时又可当零食，实用和情趣都兼而有之。然而，这却是不恰当的食用方法，有悖于健康，也谈不上营养，茶叶蛋不是健康食品。3、土豆烧牛肉：由于这两种食物所需的胃酸浓度不同，势必会延长食物在胃中的滞留时间，从而造成胃部消化吸收的时间延长，加重胃肠负担。4、高蛋白加浓茶：有些人喜欢在进食许多肉类、海产品、贝类等高蛋白食物后，频频饮用浓茶，误以为饮用浓茶就可以去除高脂肪、清心醒脑助消化。其实，恰恰恰相反，茶叶中的鞣酸与.转载甚用.蛋白质相结合，会生成具有收敛性的鞣酸蛋白质。论文参考，健康。。使人的消化系统、排泄通道不适，大、小肠道蠕动减慢，粪便在肠道的滞留时间延长，这是产生便秘的因素之一，也会增加有毒物质和致癌物质被人体吸收的危险。5、牛奶与橘子同食：牛奶与橘子等酸性水果同食，或者是刚刚喝完牛奶就吃橘子，就会将牛奶中的蛋白质无形之中与橘子中的果酸——维生素C相结合而凝固成块，这样会影响消化吸收，而且也会引发腹胀、腹痛。6、饮酒时食用胡萝卜：β胡萝卜素与酒精在一段时间内同时进入人体，极其容易在肝脏中产生有害人体健康的致病毒素，是诱发各种类型肝脏疾病的危险因素。综上所述，在日常生活中，只要我们尊重科学、合理搭配、平衡饮食，就能减少疾病发生，吃出健康体魄。
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平衡膳食，就要注重自己平时的饮食习惯，按照营养均衡的方法和要求去进行，自己饮食搭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