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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意象之中西方文化的对比论文
毫无疑问，在一般人的印象中，蛇是毒、恶、丑的集大成者，是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可怕的“长虫”。那么，如果有时它又被赋予善与美的因素，你是否会感到吃惊？听起来，这似乎是与我们的生活经验相矛盾的，然而，只要将中西文化背景下蛇的形象作一全面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事实的确如此：蛇，也有两面性。
一、蛇的矛盾性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中表现得最为集中和突出。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蛇毒的致命威力以及人因此产生的对蛇的恐怖心理导致了在西方语汇中，一般是将蛇视为狠毒、可怕的象征加以运用的。如西语中的“两头蛇”就是一个建立在这种象征意义基础上的很著名的典故，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三部曲《奥瑞斯提王》之一《阿伽门农》中，克吕特美斯特拉因对丈夫阿伽门农不忠且伙同情人杀害了他，便被人咒为“两头蛇”。西语典故中还有不少是以蛇为象征来揭示反面性的特征的。如“美杜莎的头”比喻可怕的或丑恶的事物。又所谓 “冻僵的蛇”，源于伊索寓言，它警告人们，无论怎样，邪恶的人（或是动物）是不会改变其本性的，善良的人如果怜惜恶人，最后只能被恶人伤害。从后世文学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出西方人这方面的用语习惯，如莎士比亚悲剧代表作《哈姆莱特》中，克劳狄斯向国人撒谎以掩盖其篡位真相时说是一条毒蛇咬死了在花园睡觉的老王，而老王的鬼魂则在嘱咐王子复仇时咒骂说“那毒害你父亲的蛇，头上正戴着王冠呢。”
与此同时，西方人的生活习俗中也有对蛇的正面性特征的肯定。古希腊罗马的传说中，雅典卫城就由一条巨蛇守卫，而这条蛇据说是象征着雅典城的老国王、蛇人厄瑞克透斯的灵魂。希腊民间还流行在亡者的墓前洒奶祭奠以使其变身为蛇的习俗，那里至今还流行“跳蛇”的风俗，神庙里也往往供奉着大蛇，这都是为了以示对蛇的感激之情。
在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中，一方面，中国人在自己的语汇系统特别是日常用语中，将蛇当作阴险、毒辣的象征，丑恶、恐怖的体现，有始无终的代表，敌对力量的化身加以运用、警诫或诅咒。如：打草惊蛇、引蛇出洞、牛鬼蛇神等。民间甚至还把漂亮而言行不为一般人赞许的女性叫做 “美女蛇”，纤细的女性身肢叫“水蛇腰”……等等，可谓丰富多姿，穷形尽相。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中，蛇也不乏正面的象征意义。如蛇是十二生肖之一，居代表十二地支用以记人出生年的十二种动物之列，在这种民俗事象中，无疑蛇的反面因素是被排除或者说是被有意地忽略了的。《诗经·斯干》云：“维虺维蛇，女子之祥。”意思是说，梦见蛇是生女之吉兆。在所有蛇类中，一种“两头蛇”更是具体的吉祥物，据说谁见了这种像是身穿紫袍、有车轮那么粗、车辕那么长、听到雷声便昂起红色的头站起来的怪蛇，谁就将成为帝王。在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说是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它将五行（金、木、水、火、土）与四方、四季相联系，进而又与民间神灵相联系，出现了四种象征性的动物代表四方：青龙为东，朱雀为南，白虎为西，玄武为北。而玄武即龟蛇之合体，它既是北方之神，又是水神。这里蛇与其它几种动物一起被视为神物，去代表宇宙四方，对国家兴旺繁荣及领土完整有深刻影响。
二、早在大约公元前六千年至公元前一千六百年间，一种自然宗教（自然崇拜）其推崇两类神祗——家庭女神和自然女神，而前者的标志就是一条长蛇。
古希腊神话还描绘到，智慧女神与胜利女神都是手拿着画有蛇图案的盾牌，复仇女神的头发则本身就像一条条的蛇，医药之神阿斯克勒庇俄斯则拄着一根长蛇盘绕的拐杖，等等。显然在这里，蛇被当时的人们作为了一种炫耀自己、威慑敌人的标志和象征物了。正如马克思说的：“任何神话都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生产力水平极低、人类防御自然灾害能力极差的当时，蛇的至尊地位完全是由于人类对它的恐惧与担忧造成的。
接下来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中世纪的人们对蛇的态度与情感更多的变成了厌恶与憎恶。一个经典的例证就是，在西方，作为基督教主要经典的《圣经》中蛇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一个反面角色。正是蛇，使得夏娃违反了上帝的禁律，偷吃禁果，最后被赶出伊甸园，并被罚永受怀孕、生育之苦。蛇因此被描写成为“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的”生物。其实在《圣经》中，蛇也存在着另一方面的象征意义，《圣经·民数记》中，上帝派来的火蛇虽然使许多以色列人丧生，但也正是因此“上帝的选民”本身才获得新生的：在毒蛇的惩罚下，还活着的以色列人对死亡感到极大的恐惧，对怨渎耶和华和耶稣感到衷心的忏悔，于是上帝叫摩西造了一条火蛇，说“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果然以色列人最后因此得救了。
可以说，古代西方人对蛇的崇拜与信仰，就是在这种恨怕交织的复杂心态下形成的并维持久远的。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蛇的态度也是复杂的。首先，恐惧心理是难以避免的，这可以从大概是最早的招呼语之一“无蛇（它）乎”窥见一斑。上古恶劣的自然环境中，一般野兽虽猛还可提防，而毒蛇却是防不胜防的，对那个时候尚未建立固定居住村落的远古人群来说，被蛇咬伤致残甚至丧命的情况随时都可能发生。
但总的说，蛇在国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像在西方人眼中那样坏得那么厉害。比如《山海经》记载着中国古代有个信奉图腾的部落，其中有"个以蛇为图腾，另外书中所传故事里的夸父、大人、载天、延淮等神祗，他们或蛇身，或双手操蛇，或由蛇环绕，都与蛇有难解之缘。
三、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社会文化与集体意识决定了文学中的蛇形象的基本特征。
从西方文学描写来看，蛇被突出表现的特征当然还是他对人类的威胁以及人们由此产生的对它的厌恶感。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也讲到，俄耳浦斯结婚后，其新娘与仙女们在草地上散步，结果被蛇咬伤踝骨，不治而死。维吉尔的《伊尼德》则描写了拉奥孔及两个儿子被巨蟒缠死的故事，表明蛇身也是足以致人死命的，是可怕的。在西方寓言中，从古希腊伊索寓言到古典时期法国拉封丹寓言再到19世纪初俄国克雷洛夫寓言，都有关于农夫与蛇的寓言，反映的则是蛇的只会害人、不知图报的卑鄙“小人”的特征。
这些描写进一步表明，在西方人的意识与观念中，蛇与丑、毒、恶的对应关系已经是较为固定了。这与中国文学中描写的蛇的主导特征仍是基本一致的。在中国神话传说和其它文学描写中，蛇往往被视为带给人类不幸与灾难的怪物、不祥之物。如传说中，洪水之神叫相柳，“九首，人面，蛇身”，这恶神所到之处，土地都要变成泽国。
与此同时，中西文学中也都有着赋予蛇类以某种善良人性的作品，如但丁在《神曲·地狱》第二十五篇的开头，诗人看到了一个窃贼和渎神的罪人被一条执行神圣教义的蛇活活缠死，诗人不由得赞赏地喊道：“从这个时候起，蛇类反而成为我的朋友。”同样，中国文学作品中也有将蛇作为美好理想化身加以赞美的，如《白蛇传》中大胆追求人间爱情生活并具有大无畏反抗精神的白蛇娘子，这里的白蛇不再是危害人类的化身，而是一个令人感动、值得同情的正面形象。
当然，总的说来，文学作品中蛇的形象还是“瑜”不掩“瑕”的，它的毒、丑、恶的特质及其因此令人恐惧与憎恨的一面，毋庸讳言还是文学作品表现的主体。
由以上对中西蛇文化的概要审视，我们得到这样一个启发，即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重性乃至多面性的特点，它们因而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多重的意义，它们也就具有了不能被人们简单地加以肯定或否定的前提条件。蛇在本质上说的确是凶狠而丑陋的，但不能否认由于它具有的某些特征和功用，当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载体时，在特殊背景下，在某些艺术表现形式中，蛇又可能以正面的形象出现或被人赋以某些另外的特征。应该说，也只有这样的认识，才符合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生活的辩证法。
爱情语言是人类语言中最相通的。爱情把人的精神提升到与心灵对话的层次。爱情在人类社会中以永不衰竭的形式伴随生命存在。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东西方不同爱情观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而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增进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进而促进双方的理解沟通。文学虽然是世界性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由此我们在分析和认识文学作品的某一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对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很深人的了解，才能真正理解某种文学创作模式产生的深刻背景。爱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的爱情观，既有西方文化爱情观的影响，又深深地带着中国传统爱情观的痕迹。将体现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使中西文学的爱情观念决然不同。我们以传统的中西文学为关照点，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所以西方人将宗教家的天堂，称之为“永远的蜜月”，即是此意。西方人认为人在热恋中时，所倾慕的对象就好比天使一样，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纯粹的。所以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一次真心的爱情，会使人大死大活一番，确使人有脱胎换骨之感。所以西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无不重视爱情，甚至于一生多次恋爱，以从中寻找灵感与激情。歌德每经过一次恋爱，就有一首好诗，即是此证。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l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做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l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克洛德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愤愤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在西方，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在文艺领域，只能写对上帝的爱，写恋歌成为一种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依然：有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冲破重重阻挠，苦苦相恋，尽管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而是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恋歌，在民间广泛流传，产生很大影响。在德、法两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骑士传奇《特利斯坦和绮瑟》中，写特利斯坦和绮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这种药酒使人永远相爱。尽管他们受到绮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还可以使人摆脱厄运，绝处逢生，在西方关于《白雪公主》的多种版本中，以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是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秘诀。中西方名人对爱情的评价也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差异。费尔巴哈：爱情，就是要成为一个人。莎士比亚：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爱情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陷入爱情：盈柔的怀抱。歌德：在爱情中，最宝贵的不是占有，而是彼此的尊重与爱慕。孟子：食色，性也。林语堂：一个没有孩子的妻子就是情妇，而一个有孩子的情妇就是妻子。傅雷：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部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这一着，必招来无穷的痛苦。老舍：爱情要是没有苦味。甜蜜从何处领略?爱情要是没有眼泪，笑声从何处飞来?爱情是神秘的，宝贵的，必要的，没有他，世界上只有一片枯草，一带黄沙，为爱情而哭而昏乱是有味的，真实的!人们要得不着恋爱的自由，一切的自由都是假的，人若没有两性的爱，一切的爱都是虚空。之所以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反映一种冲突，是因为这样才有必然性一一那不是性格的冲突，也未必是人格、品质的冲突，而是“理想的冲突”。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而这理想又如此不同，所以悲剧在所难免。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因而感情的悲剧以婚姻悲剧居多。催人泪下的《孔雀东南飞》，重在写婚姻悲剧。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围绕的轴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 n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即纯文学理论的总纲，但是“言志”的说法很笼统，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的传统，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中国人亦深知爱情的美妙，但更知爱情不能仅囿于生理的范围，所以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相配合。由于礼是儒学四端中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在中国传统修身立德上，礼便促使中国人在抒发感情上比较内敛含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才子结缘于佳人，英雄无缘于美女的中国爱情模式。中国的才子以手中的一支笔获取小姐的芳心，寒窗苦度的考场配以柔情似水的情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名列元代四大爱情剧之首的《西厢记》，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男主人公张生给观众、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魁首”张生，英俊潇洒、才华出众且富有胆略，张生便以他的风流儒雅、才思敏捷而吸引住莺莺。对于爱情的论断，古今中外，难以记述。但细究中西方的爱情论调，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本质异同，西方人是崇尚爱情的，除了宗教中将“性欲”作为一个需要抑制的东西去约束外，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是带着崇敬的心理去接受的。但在中国，大多数的人，对爱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需要又排斥，接受又逃避，既憧憬爱情激动人心的一面，又恐惧爱情令人痛苦的一面，甚至于直接将爱情视为痛苦。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来自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西方是有差异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人家的文化还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西方的爱情观是不一样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东西方差异是有的，但我们也有共识。有不同的爱情观，但我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无论是梁祝化蝶还是茶花女、卡门或是舞剧天鹅湖，都是我们对冲破传统观念和对爱情的追求及向往。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利华.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3]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宋洪英.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
[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诗学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褚斌杰.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1][2][3][4][5]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14,14,41,42,42-43页.
[6]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7]郭齐勇:《“中国哲学”及其自主性》[J],《“重写中国哲学史”三人谈》,《文史哲》2005年第3期.
[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什么是心灵的自由？——论中西哲学自由观的差异网友andrewsun先生之于拙文《中国哲学或可防病治病而延年益寿》，有如是评论： “（要消除不合理的欲望，）难！这是对心灵的干预。长寿与心灵的自由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我以为这是一种很深刻的见解，所提的问题也很值得深究。这里就“心灵的自由”问题表明我的看法，以就教于andrewsun先生。什么是心灵的自由？据我对中西方哲学的粗浅研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对这个问题持有不同看法：西方哲学视野中的心灵的自由，是意志自由；中国哲学视野中的心灵的自由，是心无私欲。什么叫意志自由？意志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的，是直接支配行动的东西。故所谓意志自由，就是行动的选择自由，即自己决定自己的行动，而不受别人支配。 什么叫心无私欲？“私”是心中有我、有身，“欲”是心中有境、有物。心无私欲，是心中既无身亦无物，即既不执我也不执境，从而既不受自身肉体的牵累，也不受外界事物的牵累。这种无累于自身肉体与外界事物的宁静之心，就是游乎尘垢之外的绝对精神或独立精神。 比较中西方哲学的心灵自由观，可以看出，西方的心灵自由观是重在伦理关系中个人行动的自决权，中国的心灵自由观是重在伦理关系中个人思想的自决权。 西方哲学肯定个人行动的自决权，在具有自古罗马以来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法治传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被认为是天赋的个人权利是与个人后天所应尽的法律义务相统一的，也就是说，意志自由是法律制约之下的行动自决。这种自由可以用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年；主要政治学著作有《论国家》和《论法律》）说过的话作为其经典表述：“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服从法律。” 中国哲学肯定个人思想的自决权，在具有自汉代以来便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名教传统的政治文化背景下，这种被认为是天然的个人权利是与个人后天所应尽的道德义务相统一的，也就是说，心无私欲是道德制约之下的思想自决。这种自由可以用孔子说过的话作为其经典表述：“从心所欲，不逾矩。”要之，在现实性上，西方哲学范畴的心灵自由，是诉诸法律实践的政治自由；中国哲学范畴的心灵自由，是诉诸道德实践的伦理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以下是我整理的中西哲学比较论文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从近代魏源的睁眼看世界开始就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西方在综合国力，人口素质，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无疑已经领先了中国，而到了现代，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要从各个方面借鉴西方。为什么拥有更加悠久历史和文化的中国到了近代却大大落后于西方呢?在我看来为人们提供最基本的世界观和从事各种活动的方法论的哲学占了很大的原因。西方哲学从古希腊的起源开始就已融入西方文明的血液之中。因而我们就要了解研究西方哲学，并与中国哲学进行横向对比，从而更好地指导实践。
一、哲学的定义
哲学是以人类的实践活动为直接对象的思想认识活动，是能够从世界万物中发现、界定、彰显和产生人类思想认识活动这个本源事物，获得本源事物和非本源事物的知识，建立事物一元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人类的思想认识能力、满足人类的生存发展需要的本源事物。
二、西方哲学来源
哲学(philosophy)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转变而来,意思为“爱智慧”，或是比较少用的“智慧的朋友”。在汉语中“哲”这个词是聪明、智慧的意思，中国古代把聪明而有智慧的人称为哲人，所以，中国近代以来，就把关于智慧的学问称作哲学。哲学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有众多分歧的观念都被视作为哲学。皮尔金哲学辞典中定义哲学为“有关思想，行为，与实在中最基本与普遍的概念。”皮尔金百科中提到哲学与科学的差别在于，哲学问题的答案不能仅由经验证据来得到。无论如何，这些观点都被牛津哲学辞典所挑战:“二十世纪晚期...偏向于将哲学思考视为对于任何一种智识探索的最好实践”。的确，许多早期哲学家在自然哲学方面的观察最后都形成了现代科学对于众多课题上重要的基础。
希腊历来被认为是欧洲文明的摇篮，是欧洲乃至西方哲学的故乡。 希腊哲学的最早流派米利都学派约产生于公元前7或前6世纪，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也有一个漫长的孕育时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古希腊哲学的前提是古希腊神话。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部分。在最古老的神话中，讲到了天地的开辟、众神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等。在古希腊人的想象中,神具有人的形象和人的感情。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是永生不死的,他们比人更高大、更有力量,而且主宰着人间的祸福和命运。奥林匹斯山的12个主要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力的化身。 哲学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实践活动。哲学源于人们对实践的追问和对世界的思考。
古代真正的哲学可以使我们正确的看待自然，社会和人生的变化与发展，用睿智的眼光看待生活和实践，正确对待社会进步与个人发展，正确对待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正确对待进与退，得与失，名与利，从而为生活和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指导。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寻找光明，在人类生活的路途上点起前行的明灯，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三、西方哲学家的哲学观点
柏拉图指出：“thauma”(惊奇)是哲学家的标志，是哲学的开端。柏拉图满蕴深意地说：“iris”(彩虹，虹之女神，宙斯的信使)是“thauma”(惊奇)之女，并无误溯其血统。“Iris”(彩虹)向人传达神的旨意与福音，哲学是由惊奇而发生，在其注目之下，万物脱去了种种俗世的遮蔽，而将本真展现出来。由此，它把自己展现为一种真正解放性的力量。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人都是由于惊奇而开始哲学思维的，一开始是对身边不解的东西感到惊奇，继而逐步前进，而对更重大的事情发生疑问。
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便自觉其无知。
黑格尔认为：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运动，哲学是对绝对的追求。“哲学以绝对为对象，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黑格尔《小逻辑》。
爱因斯坦这样谈论哲学：如果把哲学理解为在最普遍和最广泛的形式中对知识的追求，那么，哲学显然就可以被认为是全部科学之母。
十八世纪德国著名浪漫派诗人、短命天才诺瓦利斯(1772—1801)关于哲学的定义：哲学是全部科学之母，哲学活动的本质原就是精神还乡，凡是怀着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精神家园的活动皆可称之为哲学。
四、西方哲学的东行脚步
1874年日本的学者西周在《百一新论》中用汉文“哲学”翻译从希腊文philosophia 转换而来的英文philosophy一词，1896年前后黄遵宪、康有为将西周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 。中国清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中并无哲学一词，只有单独存在的“哲”和“学”这两个动词。“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哲这个词指人们通过思想认识活动，使被遮蔽的智慧和道理显明出来这种事情。“学”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模仿、实习、再现。学这个词是指个人通过模仿、学习、再现事物的活动，获得知识和能力这种事情。哲与学两个单词合在一起组成的哲学一词，其词性是动词，其含义是指人们为了明智、明理、提高思维认识能力所进行的学习认识活动。
西学东渐哲学进入中国后，学界发生了中国本土文化中有无哲学的论争。认为中国有哲学的人把哲学定义为：关于宇宙和人生的基本思 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指出：“凡研究人生且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求一个且要的解决”这样的学问叫做哲学。
在西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
最早哲学的范围涵盖所有的知识层面。它一直是人类最抽象的知识研究。对哲学一词的介绍最初来自希腊思想家毕达哥拉斯。
从西方学术史看，科学是哲学的衍生物。后来，科学独立为与哲学并行的学科。科学与哲学有互动关系。科学产生知识，哲学产生思想。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现代西方哲学中有科学哲学，是专门研究有关科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研究了科学的历史，为科学总结了许多理论模型，但这也只是解释了科学，并不是可以指导科学。哲学是人类了解世界的一种特殊方式，是使人崇高起来的一门学问。
五、中西哲学的差异
有人说，一个苹果，东方思想在于领会整体，而西方则一层层剖析。
在前文中已阐述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可以说，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
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总得来说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从起点和终点来看，两种哲学出发不同结点也就不一致。西方哲学崇尚灵魂自由，重过程;中国哲学更多功利性，重结果。前者是为个体的，后者是为社会的。西方哲学更注重思辩的过程。“我重视寻求真理的过程，更甚于发现真理的本身”，莱辛的这句话就是对古希腊哲学家的最好概括。正因为这样，希腊哲学家被称为科学哲学家，而中国哲学家被称为社会哲学家。
在黑格尔看来，孔子的学说不具有思辩性，只是道德的伦理的说教。黑氏曾经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里评论过孔子：“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孔子的书籍没有被介绍到西方，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遗憾的是，黑格尔翻阅了孔子全部的书籍，所以，孔子就成为批判的靶子。
古希腊哲学家对科学的热爱就如同对生命本质的热忱一样。泰勒斯因为在一个圆内画出直角三角形而宰牛欢庆，毕达哥拉斯因为发现了勾股定理而举行百牛大祭。公元前3世纪，当罗马战车开进叙拉古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一个老人正在沙地里研究一个几何图形(希腊哲人几乎个个有这个爱好)，军人要带老人去见罗马统帅，老人示意不要打断他的思维。军人拔剑把老人杀了，当剑劈来的时候，老人刚刚说完最后一句话：“不要踩坏了我的图”，这个老人就是阿基米得。古希腊哲学家对于求知的本身和过程怀有多么强烈的热忱，可见一斑。
中国古代哲学则更重视哲学对他人的引导，强调哲学的社会性。《列子》记载的“两小儿辩日”，很说明问题。孔子东游，碰上了两个小儿在辩论，一个说日出时太阳近而日中远，，因为日出时太阳大，而日中小;另一小孩则反之，认为一个反之，日出时太阳远而日中近，因为日出时太阳凉而日中时太阳热。小儿问孔子，孔子不能解释。两个孩子嘲笑道：“孰谓汝多知乎?”(谁说你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呢?)。显然，按照孔子的智慧，这不应该是个问题，问题是：他压根儿就对自然现象兴趣索然。
东方哲人也提出了本原是什么，至于过程，你自己去领悟吧!一个“悟”字淡化了探究人生真谛的思辨过程。老子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至于地如何法天，天如何法道，道如何法自然，三如何生万物?你自己去感悟好了。列子说，是我乘着风呢，还是风乘着我?庄子亦如是，是我化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变成了我?就文学而言，诚为极高的浪漫主义情怀;就哲学言，实在是一不可知论的怪圈。怪则怪矣。于是，轻松逃离了对具体事物的认知。
在希腊哲人看来，求知是人的天性。作为爱智慧之人，就应穷究宇宙的来源，探索万物
的根本，诘问人生的目的。在不断地探究和追问中学得知识，并获得灵魂自由、思想奔放，享受真正的快乐。而中国先哲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热衷于探讨和改造社会，把追求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境界。
六、哲学的价值及对当代中国的借鉴作用
哲学之应当学习并不在于它能对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任何确定的答案，而是在于这些问题本身;原因是，这些问题可以扩充我们对于一切可能事物的概念，丰富我们心灵方面的想象力，并且减低教条式的自信，这些都可能禁锢心灵的思考作用。此外，尤其在于通过哲学冥想中的宇宙之大，心灵会变得伟大起来，因而就能够和那成其为至善的宇宙结合在一起。
哲学也可以说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同时还有理性对人与自然规律的总结。
哲学是对世界的关于终极意义的解释，它在解释中使我们了解世界，使世界在我们的意识中合理化，从而为我们提供心灵的慰藉。
哲学还是对人的自我一种定位的工具。
哲学不等于面包，但是哲学相当于吃面包时涂的蜂蜜。哲学的任务是更好的指导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在前文中已经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更注重成果，即唯结果论。这或多或少已经影响到了当代中国人的思维，但是纵观当今世界，每当世界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所需要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当年发现时看似毫无用处的技术，按中国唯结果论的观点无疑会忽视这些技术。而当今中国已处于一个全新的历史机遇下，若让这种思想继续盛行，那无疑会让中国错过不少机遇，所以西方哲学重视追求真理过程的观点更值得中国的借鉴与学习。中国要实现新的飞跃，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复兴，就必须结合中国哲学固有的特点，同时研究，分析，借鉴西方哲学，形成中国特色的哲学体系来指导实践，指导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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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其中一点，比如两人为了爱情最后双双殉情，其中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但这个角度恐怕别人也能想到，选择一个自己最熟悉，最有写头的地方下笔，会比较顺手且比较容易出彩。但现在才开始准备论文，时间好像不是太充分了。
利用两部或多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都可以. 给个例子你看：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
相同 1.悲剧的发生离不开尖锐的冲突，两篇课文都展示了紧张、激烈、集中的矛盾冲突。从冲突双方的性质来看，一方追求美好的合乎人性的爱情理想，它是正常的，自然的，健康向上的，但是却处在被压抑的地位；一方则代表腐朽陈旧的封建伦理道德秩序，在《孔雀东南飞》中表现为封建家长制权威，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则表现为狭隘的封建家族利益，它是邪恶的、反人性的，违情悖理的。但是却在现实中占统治地位。 2.从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它们都写出了双方矛盾的不可调和，最终以善良弱小者——男女主人公殉情的结局来结束矛盾冲突。 不同1.从悲剧主人公对待外界强制力量的态度来看，呈现出不同的特质。刘兰芝和焦仲卿主要还是平民的形象，作为平民的家庭妇女和作为平民的衙门差吏。平民首先关心的是在遵从社会道德规范的基础上获得自己应有的平静、幸福的生活。他们总是力求个人在道德、人格和才能上的完美，力求自己符合社会公众心目中的标准，渴望获得权力者的真诚的爱和同情。他们好象总是在那里顺从，顺从他们应顺从的一切权力。刘兰芝在娘家谨从兄命、勤习女红，在婆家对婆母礼节周全、对小姑关顾怜爱以及对家务“夜夜勤作息”的辛苦操劳，焦仲卿对母亲孝顺依从、对妻子则出以生死相依的深情，无不深深地感动人心，成为凉薄的社会永远的温暖。他们不会像精卫一样要填平造成他们苦难的大海，而是试图以毁灭自己来获得他们在尘世间没有获得的爱和同情，他们以自己顽强的道德意志战胜了自己的生命意志，从而谱写了一曲哀感绵绵的苦情之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则是由于违背了家族的规则，轻视了家长的权力。悲剧主人公是在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中导致灭亡的。这一对青春少年的追求总是显得那样的主动、积极，那样的无所畏惧，全然是毫无顾忌，气势磅礴。在他们的心目中，唯一重要和神圣的就是那使两心相悦的爱情，而狭隘的家族私利在美好的爱情面前则显得荒唐可笑、丑陋卑劣。他们爱得像一把火，轰轰烈烈；他们也毁灭得像一把火，尽管光焰消失，却为寒冷漆黑的大地留下了青春的爱的温暖。他们以自己短暂却又惊心动魄的生命，证明了爱情和青春的崇高与美丽，从而谱写了一曲激情洋溢的悲壮之歌。 2.从作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和他们所坚持的美学理想来看，体现出历史发展的长期性与延续性。《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经过董仲舒的整理加工，儒家思想逐渐显露出它的反人性、反感性的一面，封建伦理道德思想正日渐束缚和禁锢人心，显示出它吃人的丑恶嘴脸。《孔雀东南飞》中婆母的虐待（顺从公婆是对中国妇女最基本的要求），焦仲卿对他母亲的消极顺从（顺从父母是对中国男子最基本的要求）和在这种顺从中表现出来的对其妻被弃命运的某种程度的漠然，母家兄长的推诿敷衍（中国女性没有继承父母财产的权利，女子被休或嫁不出是自己父兄的耻辱）等等，都表明这不仅仅是焦仲卿妻个人的悲剧命运的反映，更是中国妇女在中国社会关系中的悲剧地位的反映。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则处于新旧世代交替的历史阶段，文艺复兴的历史潮流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将人从封建中世纪神的统治与禁锢中解放出来，使人开始真正两文的作者都深切地关注现实人生，充满真诚地人道关怀，只不过《孔雀东南飞》的作者本着作家的良知和美好愿望，所以通篇只能展示刘兰芝与焦仲卿充满苦涩与悲凉的一生，只能以魂化双飞鸟这样的想象情节来表达自己善良却无奈的祝福。它寓示着将有多少有情而善良的男女要在黑暗的中世纪的隧道中蹒跚前行！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却以新兴的人文主义作为思想武器，颂扬尘世的欢乐和幸福，追求个性解放和人格尊严，所以他笔下的这一对小儿女显示出青春与爱情巨大的力量，他们不但冲破封建伦理势力和家族利害的包围自由地恋爱、结合，而且还让两大家族和解，让温情代替冷膜，爱的春风消融恨的坚冰，从而显示了人文主义理想的胜利，它让我们明白，人原本应该在这爱的氛围中生活，它使我们感到终于或即将走出狭长黑暗的封建中世纪甬道的喜悦和欣慰。
个人感觉可以比较..可以由情节,用语,人物性格等内容方面来比较撒
中西方教育文化差异论文篇二 《浅析我国英语教学中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 摘 要：本文对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的 措施 ，以期能够更好地促进英语教学的长远发展。 关键词：英语教学;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措施 一、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分析 为了更好地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就需要对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进行必要的分析，这样才能更好地对其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更好地英语教学的发展。具体来说，中西方文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差异： 1.宗教信仰存在的差异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关于信仰、宗教等方面也几经变迁，最后行为了儒家、道家、佛家三足鼎立的局面，所以我们经常会说“仁爱”、“阴阳”、“神明”、“菩萨”、“如来”等词汇;而在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____在其生活工作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这种文化，就使得在其语言中出现和基督____的词汇，诸如我们熟悉的angel(天使)、religion(宗教)等。 2.生活状态、环境存在的差异 在西方的文化中，很多词汇都是和英国的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其很多词汇中都很航行、水、鱼等涉及到大海的词汇有关，诸如我们比较熟悉的a ship in the sea(萍水相逢之人);all at sea(不知所措);to teach a fish to swim(班门弄斧)等;我国主要的还是以陆地环境为主，有关航海、大海等方面的词汇并不是非常多，但是我国生长竹子，所以有相应的势如破竹等相关的词汇，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存在的差异，也使得双方在语言表达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3.历史 典故 存在的差异 双方的典故的来源不一样，西方典故主要来自于《圣经》、喜剧、英美文学、罗马神话等方面，诸如Achilles' 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 one's waterloo(一败涂地)等;我国的历史典故则包罗甚广，不但包括名著小说，还包括民间 传说 ，一些正史、野史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其中比较经典的“曹冲称象”、“刻舟求剑”、“烽火戏诸侯”等，这些内容都反映了我国深化的历史文化内涵。 4.价值观存在的差异 西方注重自由、民主，自我意识比较强力，这种“自我”(self)的观念已经深入其文化中，具体体现在self-absorption(自我专注)、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等方面。而我国讲究的是先人后我的思想，讲究的是奉献，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非常强烈，诸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就充分的体现了这种思想。 5.风俗习惯存在的差异 中西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风俗习惯上，诸如我们认为将人家唤作狗是十分不礼貌的用法，但是英国人却将狗作为昵称。诸如此类风俗习惯在中西的文化中体现之处比较多，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6.社会礼仪存在的差异 我在我国的家庭文化中，“谢谢”这个词很少被提到，家长照顾儿女，儿女孝顺父母被当作理所应当的事情，这主要是受到我国深厚的伦理积淀的影响。如果偶然在家庭成员中说出了“谢谢”，反而疏远了彼此之间的关系。而在西方的社会礼仪中，“thank you”被使用的频次非常高，几乎在所有人之间都会遇到。在这里就体现了双方社会礼仪方面存在的差异。 二、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的措施 在了解了中西方文化存在的差异之后，就需要为改善这种状况而努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英语教学的长远发展，使学生能够在文化背景的支撑下更好地 学习英语 ，激发其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具体来说，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加强对应于文化内涵的渗透 中西方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差异使得学生在学习的时候有可能产生疑惑，这样就限制了学生的纵向深入和横向发展，对于学生英语的终身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制约。为此，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不但应该注重对学生能力的教育，还应该在教学中渗透相关的文化内涵，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学生的长远发展。语言和社会是分不开的，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时代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语言中不但传承着民族的文化、风俗、历史等，还影响到人们的 思维方式 、价值理念，对于人们的生活、工作、学习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只有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加强对文化内涵的渗透，加强对社会文化的了解，才能更好地加深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能，更好地促进其英语水平的提高。 2.完善相关西方文化方面的素材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想更好地进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教育，就需要拥有足够的素材，只有加强对英语国家相关文化的了解，开展相关的情境对话、实践活动，才能更直观地向学生展示 英语文化 中的人文风俗、地理文化、神话典故等方面的内容，这样就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其更加自觉地加强对西方文化素材的挖掘，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这样就能使其更好地明白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异，从而使其更加分明地利用英语进行交流。 3.挖掘和扩展教材中的相关的文化知识 教材是学生进行学习的基础，如果离开了教材，那么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学生的英语成绩将很难保证。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教育要为学生的能力素质的提升服务，因此，教师在进行相关的安排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教材的要求，联系教材输入相关的文化，只有津贴教材，才能使这些西方文化知识能够更好地提高学会僧的英语能力和水平。此外，教师还可以安排相关的活动，来对教材进行相关的扩展，诸如英语角、兴趣小组等，只有尽量创造真实的情境，才能激发学生交流、沟通的兴趣，才能增加其沟通、交流的能力。 参考文献 [1]韩琴.文化差异与英语教学[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 [2]党俊英.英语教学与文化导入[J].科技资讯，2007，(24).中西方教育文化差异论文相关 文章 ： 1. 中西方教育差异论文1000字 2. 中西教育比较论文 3. 中西教育差异论文 4. 浅析中西方教育的差别论文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得人们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中西方文化差异论文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中西方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
【摘要】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们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中西方文化存在许多差异：整体性和个体性的差异;价值观与道德标准的差异;社会礼仪的差异;社会习俗的差异等。本文分析了文化差异对日常交际的影响。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跨文化交际，避免出现文化休克。
【关键词】中西方文化;差异;交际;教学
1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不同的文化传统，使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相当的文化差异。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人向来以自我贬仰的思想作为处世经典，接人待物，举止言谈以谦虚为荣，以虚心为本，反对过分地显露自己表现自我。因此，中国文化体现出群体性的文化特征，这种群体性的文化特征是不允许把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的。
西方国家价值观的形成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运动。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人文主义，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竭力发展自己表现自我。生活中人们崇拜的是“强者”“英雄”。有本事，有才能的强者得到重用，缺乏自信的弱者只能落伍或被无情地淘汰。因此，西方文化体现出个体文化特征，这种个体性文化特征崇尚个人价值凌驾于群体利益之上。
文化的不同带来价值观念的不同。如old一词，中国人历来就有“尊老敬老”的传统。“老”在中文里表达尊敬的概念，如老祖宗，老爷爷，老先生,老张，老王等等。中国人往往以年龄大为荣。和别人谈话时，年龄越大，资格越老，也就越会得到别人的尊敬。“姜还是老的辣”。在我们看来，长者不仅是智慧的化身，也是威望的象征。然而，西方国家极少有人愿意倚老卖老而自称”old”。在他们看来，“old”是“不中用”的代名词，是和“不合潮流”“老而无用”的含义连在一起的。英美人不喜欢别人说自己老，更不会倚老卖老。在西方文化中，他们把年龄作为个人极为重要的隐私看待。尤其是女士，更忌讳别人问自己的年龄。即使愿意谈论自己的年龄，也要别人猜测其年龄，而此时，他们的真正目的是期望别人恭维他们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是多么年轻。又如，中西方两种文化在某些单词所带有褒贬色彩上有差异。如：ambition一词，本身具有褒贬两种含义。中国人用其贬义，表示“野心勃勃”，而英美人则取其褒义，表示“雄心壮志”。Aggressive一词，中国人常用来形容某人“挑衅”“好斗”，而美国人则用来形容某人“进取上进，有开拓精神”。
2跨文化交际的重要性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中西方有如此多的文化差异，而文化差异又是跨文化交际的障碍。社会的发展将各个不同的国家纳入到一个共同的“地球村”中，跨文化交际成为每个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例如，一个企业如果想让自己的产品畅销国际市场，不仅需要优质的产品质量，而且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使该产品在包装设计和实用性方面符合对象国民众的心理需求。如，在中国，“龙(dragon)”是我们的精神图腾，是吉祥和权力的象征，中国人也以作为龙的传人而倍感自豪，然而在西方人眼中，对“龙”就没有这份特殊的情感，甚至将“龙”理解为一种张牙舞爪的可怕怪物。如果某一企业家对此不甚了解，将印有“龙”图案的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试想这种产品能否刺激西方人的购买欲?能否给企业创造高效益。所以，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交际障碍已经成为面临的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在重视语言能力的教学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在日常教学中发展学生的交际能力，将语言的文化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对待。
3日常交际中应注意的问题
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在日常交际中体现在很多方面，在英语学习中应充分地了解这些差异。
日常问候
中国人日常打招呼习惯于问：“你吃饭了吗?”，如果你跟英语国家的人这样说，他们会产生误解，认为你是想请他们吃。，英语国家人打招呼通常以天气，健康状况，交通，体育以及兴趣爱好为话题。又如，中国人见到熟人习惯问：“去哪里?”，如果对西方人也这样问候，他们可能会很不高兴地回答：“不关你的事。”西方人问候时常说:”Goodmorning/afternoon/evening”,”How are you doing?”，熟人间也可以说：“Hello”或“Hi”.
日常称呼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常用于非亲属之间：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我们对母语是英语的长辈称“UncleTom”，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奇怪。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又如中国学生经常把“王老师”称为“Teacher Wang”。其实，英语中teacher只是一种职业;而中国人有尊师的传统，“教师”已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而成为一种对人的尊重，西方人听起来却感觉不可思议。英语中称呼人一般用Mr.,Miss,等。
感谢
一般来说，我们中国人在家族成员之间很少用“谢谢”。如果用了，听起来会很怪，或相互关系上有了距离。而在英语国家“Thank you.”几乎用于一切场合，所有人之间，即使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之间也不例外。送上一瓶饮料，准备一桌美餐，对方都会说一声“Thank you.”公共场合，不管别人帮你什么忙，你都要道一声“Thank you..”这是最起码的礼节。
请客
在请客吃饭时，主人会问是否要再吃点或喝点什么时，我们通常习惯于先客气一番，回答：“不用了”“别麻烦了”等。如果与西方人交往时也这样说，对方就不会坚持再劝你，很可能你都吃不饱。按照英语国家的习惯，你若想要，就不必推辞，说声“Yes,please.”若不想要，只要说“No,thanks.”就行了。这也充分体现了中国人交往中的含蓄和西方人直率的不同。
隐私
中国人初次见面经常问及年龄，婚姻，收入，表示关心，而英语国家却对此比较反感，认为这些都涉及个人隐私，因为英语国家人都希望自己在对方眼中显得年轻，对自己实际年龄秘而不宣，妇女更是如此。再如中国人表示关心时，经常问“你在干什么?”，在英语中就成为刺探别人隐私的审问，监视别人的话语而使人很不高兴。
节日及接受礼物
中国和英语国家的文化差异还显著地表现在节日方面。除中国和英语国家共同的节日外，双方还各有自己独特的节日。中国有春节﹑元宵节和端午节等，英语国家有情人节﹑复活节﹑愚人节﹑感恩节﹑圣诞节等。中西方节日的风俗习惯也很不
相同。在节日里，对于别人送来的礼物，中国人往往要推辞一番，表现得无可奈何地接受，接受后一般也不当面打开。如果当面打开并喜形于色，可能招致“贪财”的嫌疑。而在英语文化中，人们对别人送的礼品，一般都要当面打开称赞一番，并且欣然道谢。
4结语
在英语教学中，文化知识的教学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教师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提高学生对文化的敏感性，培养文化意识，例如：加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比较，将中西文化在称呼，招呼语等等谈话题材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渗透到教学中。总之，中西方的文化存在着很多差异，在英语教学中不能只单纯注意语言教学，而必须加强语言的文化导入，重视语言文化差异对语言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能说出正确的英语句子，而且知道面对西方人的时候应该说什么，避免出现交际中的尴尬。
【参考文献】
[1]李常磊.英美文化博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5月.
[2]Paul Norbury,culture smart!Britain.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3月.
[3]叶朗，朱良志.中国文化读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4月.
[4]段连城.美国人与中国人———中美文化的融合与撞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
[5]邓炎昌，刘润清.语言文化即英汉语言文化对比.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
[6]方文惠.英汉对比语言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
论从餐桌礼仪看中西文化差异
[论文摘要]从比较中西餐桌礼仪的餐具使用差异、座次安排差异、就餐氛围差异、及餐桌话语差异四个方面来看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旨在说明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要采用一个客观、宽容、尊重的心态对待异国文化以便能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论文关键词]餐桌礼仪
易中天先生曾经在《餐桌上的文化》里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精妙阐释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的思想内核则是“个体意识”。所以西方人即使请客吃饭，也是各点各的菜、各喝各的酒，以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中国文化则认为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群体的共同意志。其目的既然意在人情，意在血缘，则其方式礼仪，自然也就以和为贵了，因此中国人爱聚餐、喜共食、讲和合。笔者认为在跨文化交际中，面对陌生文化，因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行为方式不同，交往过程中难免发生文化冲突。笔者从如下四个方面对中西餐桌礼仪进行简单的比较，以便在跨文化交际中能恰当地、得体地进行交际。
一、从餐具使用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筷子刀叉是中西餐桌礼仪最基本差异。浙江大学游修龄教授认为：东西方出现进食工具筷子和刀叉的不同，和有关系。筷子要发源于有竹子的地方。我国北方多木，南方多竹，祖先就地取材，竹木均成为我国最原始的筷箸原料。刀叉的出现比筷子要晚很多。据游修龄教授的研究，刀叉的最初起源和欧洲古代游牧的生活习惯有关，他们马上生活随身带刀，往往将肉烧熟，割下来就吃。大约15世纪前后，为了改进进餐的姿势，欧洲人才使用了双尖的叉。到18世纪才有了四个叉尖的叉子。刀叉和筷子，不仅带来了进食习惯的差异，还影响了东西方人生活观念。游修龄教授认为，刀叉必然带来分食制，而筷子肯定与家庭成员围坐桌边共同进餐相配。西方一开始就分吃，由此衍生出西方人讲究独立，子女长大后就独立闯世界的想法和习惯。而筷子带来的合餐制，突出了老老少少坐一起的家庭单元，从而让东方人拥有了比较牢固的家庭观念。笔者提醒在使用餐具时中西均有不同的规范。如中餐进餐时不可玩弄筷子(把它们当鼓槌是非常失礼的做法)，更不可以用筷子向人指指点点或打手势示意。当然，绝对不可吸吮筷子或把筷子插在米饭中，这是大忌(这好像葬礼上的香烛，被认为是不吉利的)。在使用刀叉时也有一些禁忌。如 手里拿着刀叉时切勿指手画脚。发言或交谈时，应将刀叉放在盘上才合乎礼仪。忌用自己的餐具为别人夹菜。餐具掉落不要弯腰拾捡。餐品不要一次性切好，尤其带汤汁的餐品，要一小块的逐一切食等等。
二、从座次安排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都讲究正式的宴请活动的座次安排。中国人请客传统上用八仙桌。对门为上，两边为偏座。请客时，年长者、主宾或地位高的人坐上座，男女主人或陪客者坐下座，其余客人按顺序坐偏座。西方人请客用长桌，男女主人分坐两端，然后按男女主宾和一般客人的次序安排座位，即男女穿插安排，以女主人的座位为准，主宾坐在女主人的右上方，主宾夫人坐在男主人的右上方，讲究“女士优先”的西方绅士，都会表现出对女士的殷勤。在中国，左为尊，右为次;上为尊，下为次;中为尊，偏为次。而在西方，右为尊，左为次。
笔者特别提示西餐入座礼仪：最得体的入座方式是从左侧入座。手肘不要放在桌面上，不可跷足。不可在进餐时中途退席(如有事确需离开应向左右的客人小声打招呼)。用餐时，坐姿端正，背挺直，脖子伸长。上臂和背部要靠到椅背,腹部和桌子保持约一个拳头的距离。记得要抬头挺胸着吃，在把面前的食物送进口中时，要以食物就口，而非弯下腰以口去就食物。
三、从就餐氛围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餐桌上的闹与西方餐桌上的静是中西餐桌礼仪最根本差异。餐桌气氛上的差异，中国餐桌上动，西方餐桌上静。中国人以食为人生之至乐，排场之大，气氛之热闹常常令人叹为观止。中国人一坐上餐桌，便滔滔不绝，相互让菜，劝酒，尽情的享受山珍海味，美味佳肴。这样的宴客方式才能体现主人的热情和诚恳，餐桌上的热闹反映了食客发自内心的欢快。这种“闹”能从某种程度上折射中国人家庭温馨、邻里和睦、国人团结的“一团和气”。西方人一坐到餐桌上便专心致志的去静静的切割自家的盘中餐。喝汤时不能发出响声，如汤菜过热，可待稍凉后再吃，不要用嘴吹。吃东西时要闭嘴咀嚼。不要舔嘴唇或咂嘴发出声音。进餐时可以与左右客人交谈，但不要只同几个熟人交谈。左右客人如不认识，可先自我介绍。别人讲话不可搭嘴插话。音量保持对方能听见的程度。咀嚼食物不要说话，即使有人同你讲话，也要等咽下食物后再回答。
四、从餐桌话语上看中西文化差异
中国人请客吃饭时，摆在桌上的菜花样繁多，至少有七、八道菜，如果是盛宴，主菜会更多，越名贵、越奇特的菜会越显示主任的殷勤和客人的身份。而主人却往往要说“今天没有什么好菜招待大家”、“菜做得不好，多吃一点” “多多包涵”、 “怠慢了您”之类的话。而西方盛宴一般四至五道菜，份量以吃完或稍有剩余为最佳。如果在家里，最好是吃完所有的菜，这样女主人会很高兴，认为大家喜欢她做的菜。面对丰盛的宴席，主人会说“已经倾其所有来招待大家” 的话。对中西主人的餐桌话语进行推理，很容易得出：中国人遵循了“贬己尊人”的原则。而西方人强调效率和实用主义价值观，在交际中十分注重自身面子的需要。如在宴席上西方人不议论令人作呕之事，会千方百计采用含蓄文雅的词来替代toilet，如：“Where can I wash my hand?”、“I wonder if I could go somewhere.”、“ Can I add some powder?”等。另外，在西方国家不要问“吃饭了吗?”等我国习惯的问候语。“您吃饭了吗?”容易使人莫名其妙，甚至会出现误会。如在英国，你若问人吃饭没有，其含义是你有意请对方吃饭;这对于未婚男女，则表明你有意约会对方。
五、结语
世界上各种文化都是平等的。文化无优劣之分。应该避免用自己的文化、、价值观作为标准去衡量、评判而应采用一种客观的、宽容的态度对待异国文化;同时，又要避免盲目的追随、模仿异国文化，而应坚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易中天，《餐桌上的文化》，《文汇报.笔会》.
[2]林大津，《跨文化交际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92-127.
[3]李天民，《现代国际礼仪知识》，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09.
据中国侨网援引美国《星岛日报》报道：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强，血缘关系，亲情伦理，在脑中根深蒂固，父母、子女始终一家人。哪怕成家立业，另设门户，和父母仍不分彼此，把赡养父母，侍奉父母，看作自己应尽的责任。美国人却不同，子女一到成年，就会离巢而飞，父母不再抚养他们；而子女一旦独立，对父母家的事，也不再理会，更休想赡养父母或几代同堂了。对于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在中国城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人如果一大家子来购物，父母为小孩买东西天经地义，已成年子女为父母代付钱也理所当然。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已成年子女抢着为年迈的父母付钱，双方抢来抢去，争个半天。老外却不同，父母、子女各自理财，互不搭界。甚至有些小孩买东西，也得自掏腰包，用他们帮助父母做家事挣得的零用钱来支付。每当我伸长手臂，接过比柜台还矮的小孩，从口袋上的钱包取出的钱币时，心中总有一股难以名状的难过，真想责问站在一旁的家长，为何不掏钱？而那些已成年子女，在金钱上，和年迈的父母，同样经济分明，年迈父母从干瘪的钱囊中抖抖索索掏钱时，他们却是心安理得，丝毫不为之动容。曾有一位大客人，住在高级白人区，是个医生，每次来都要买上几千块的东西。有一次陪纽约来的母亲来买东西。老板见是大客人，不敢怠慢，亲自接待，带他们上楼看贵重物品，好半天才下来，老板忍不住发话了，“老太太真挑剔，什么都看不上”。在楼下，老太太挑中3个总价为50美元的景泰蓝小盒子及一个等价的粉红水晶小象，她拿在掌心把玩着，爱不释手，一会说要买象，一会儿又说买盒子，再三考虑着。我心中不免嘀咕了：既然喜欢，为何不爽快买下，真是个吝啬鬼。这时，站在她旁边的儿子有些不耐烦了，对母亲说：“你只有50多块，只能买一样，等你回纽约，汇钱过来，老板会帮你寄去。”噢，我错怪老太太了，原来不是她挑剔、吝啬，而是她实在没钱。心中顿时五味杂陈：难怪美国人对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没有中国人这么高，这个挥金如土的医生，宁愿看母亲失望而归，也不愿为母亲尽一点孝心，付一点小钱。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培养出了个有钱的儿子，父母却沾不到一点光。这就是现实的美国，儿子可以是百万富翁，父母却照旧穷困潦倒，和中国人的“母以子贵”，“一人得道，合家升天”的中国传统天差地别。如今，家庭、亲情观念强的中国人来到了美利坚这块土地，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及尊老爱幼的美德难免不受到美国文化的冲击，但愿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能坚持自己的优良传统及美德，让中华文化这朵奇葩，在美国各族裔的百花园里绽开得更鲜艳，更灿烂。
中西小说比较研究（一） 中西小说的结构艺术之比较1、中西小说艺术结构上的三点区别一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结尾，并且首尾相应，结构完整；而西方小说特别注重开端，并且是片断式的。唐传奇《李娃传》有头有尾，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开头：“天宝中，有常州刺史荥阳公者，略其名氏不书，时望甚崇，家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矣。”结尾：“累迁清显之任，十年间至数郡，娃封汪国夫人。有四子，皆为大官；其卑者犹为太原尹。弟兄婚姻皆甲门，内外隆胜，莫之与京。”中国小说往往特别注重结尾。《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儒林外史》，其结尾都是诗词，并且很有深意。《三国演义》之“白发鱼樵”，《水浒传》之“书林隐处”，《儒林外史》之“四大奇人”。而西方小说如《呼啸山庄》之荒原与忧郁主人、《傲慢与偏见》之青年男子出现在五个待嫁之女的母亲面前，其开头都非常讲究。西方小说从总体结构上来说，往往是一种横截面式的、片断式的。像俄国作家契诃夫的许多短篇小说。法国作家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它们往往都没有什么整体上的、完整的艺术结构，即不太注重艺术结构本身。二是中国小说往往是单线式的发展线索，即便是双线，也是交待清楚、层次分明的，是一种标准的线性结构；西方小说往往是多条线索同时发展，并且错综复杂地交织下去；一条线索的情况也有，但多数小说特别长篇小说，往往是复线性的，并且是相互交织，形成一种蛛网式的密集结构。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体式是章回体，其发展层次清楚，脉胳分明。在另一线索开始时，“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接下此事不说，且说”、“此事后话不提，如今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这样的话语来进行表达。它往往将错综复杂的现实生活通过结构交待得非常清楚明白。短篇小说如蒲松龄《促织》是如此。长篇章回小说如《红楼梦》也是如此。通过统计，曹雪芹共写了80回，一共是15年的时间；《西游记》写了14年零8天，共5048天，时间线索，相当清楚。《三国演义》，所表现的社会生活虽然十分广阔，历史画面也十分宏大，其艺术结构却并不复杂；几个主要人物的几个故事。而西方小说特别是那些长篇小说，往往描写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同时活跃在舞台上，故事情节非常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展开。茅盾说他特别喜欢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两位作家的长篇作品，说那种多重复式的结构、辽阔的时代生活画卷、众多的人物形象引人关注，这两位作家的许多作品，往往就是一种多重式的结构线索。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有一种大故事中套小故事的艺术格局。长篇小说中往往也有许多小故事，小故事里还有小故事。西方小说则是以意识的流动为主线，在时序上有倒错、插叙与交叉叙述的特点。西方小说往往不以讲述故事见长，而以是以对人物的心理刻划与自然风景描写为主，注重人物心理与情感在小说中的作用。中国古典长篇小说《水浒传》中，按“武十回”、“宋十回”的框架，并且这两个十回是可以另取一个书名，独立成书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也有许多章节如“红楼二尤”、“小红赠帕”之类可以单独成篇。“刘姥姥进大观园”，往往被独立地选入语文教材。有的长篇其实就是短篇的集合，如《聊斋志异》等，则更是如此，即每一篇小说都是独立的，但合起来却是一个整体。西方小说往往在时序上有倒叙、插叙和交叉叙述，有的小说在时间上的先后不是很明显。没有明显的过渡，因此许多时候不知道故事发生的时间，谁在先谁在后不明白。莫泊桑短篇《项链》，特别是乔伊斯的长篇《尤利西斯》、罗伯•格里耶的小说等所谓现代主义小说或新小说，往往更是如此。2、原因分析一是中国早期小说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而西方小说则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佛教教义往往将宇宙看作一个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天地往往就是一个车轮式的运转。因此，中国小说往往既重开端也重结尾，将前世、今生和来世都交待清楚，从而形成一个圆形的结构，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基督教教义往往认为诸神创造天地，耶酥由受难与复活再到最后的审判，说明了世界的发展是曲折复杂的。所以西方小说结构更加复杂、多条线索同时发展。西方小说也与西方人类精神历史的过去（原罪）、现在（忏悔）和未来（复活）的直线时间观念有关。所以在结构上，心理时间往往代替自然时间，往往以人物的意识之流动为主线进行故事的讲述。二是中国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特性有关，西方小说与西方传统的审美特点有关。中国历代的绘画艺术往往是以山水长卷为主，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往往也是园林式的结构。如张大千先生的山水长卷；苏州的园林、扬州瘦西湖、北京的故宫等。它们往往都有方方正正、大中套小的格局。西方小说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审美特点有关。像唐宁街、罗浮宫、罗马教堂等，往往简洁、突起，虽也有对称之美，却富于变化。西方的艺术往往有一种特别的韵致，让人感到西方人的机智过人与超人想象。三是中国小说源于史传叙事，同时与民间说话艺术有直接关联，而西方小说与庞大而复杂的神话传统有关。所谓“史”即《史记》，所谓“传”即《左传》。《史记》往往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与对事件发展线索的勾勒；《左传》则往往注重对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同时也不忘在行文中或文末评点人物。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起源是东汉末年开始的对于佛经故事的讲唱，这就是中国民间的说话艺术，后来发展为宋元话本小说。这种口头表达的艺术，当然讲究情节发展的清晰，讲究大故事中再讲小故事。所谓的“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析解”就由此而来。希腊神话有一个复杂而庞大的体系，并且人神共体，既有人的情欲也有神的形体，与中国的神话不是一样的。中国神话是不发达的，不仅数量少，有的人认为中国神话处于一种相当低级的阶段，没有什么体系。其实正如孔子所说的，中国人“不语怪力乱神”，神话在很早的时候就为历史所淹没。因此，这种不同的神话传统也直接影响到小说的艺术结构，中国简略，西方复杂。当然所谓小说的艺术结构，也应有多种多样的理解：比如有“情节结构”、“性格结构”、“心理结构”、“交叉结构”。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世界范围内，20世纪以后的小说往往淡化三种要素；中国在四十年代以后在小说创作中也有所不同，中西小说艺术也就产生了一种趋同的倾向。中西小说艺术结构对照研究，不能绝对化，要考虑到中西小说各自的情况的复杂性。（二） 中西小说的人物艺术之比较1、 中西小说在人物艺术上的三个区别一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对话，而西方小说则注重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其心理与情感。如《红楼梦》中的许多回，就是以人物的对话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像林黛玉和贾宝玉之间的对话，王熙凤与老太太之间的对话，刘姥姥与姑娘们之间的对话。二是中国小说注重以人物的行动来表现人物的情感，西方则有相当细致的心理刻画。如《水浒传》中描写武松在面临一只老虎的时候，那种内心的恐惧，是以“化作冷汗出了”的方式来表现；在《三国演义》中，关于张飞与关羽的行动描写，真有一点动画片的意味。美国人拍的《花木兰》中，大军在后面追赶花木兰，大雪崩溃，人物的行动胜过了人物的语言。中国古典小说往往多写人物怎么样，少写人物为什么。话本小说往往用“心中想到”、“心中悲苦”、“十分怨恨”来简单地交待人物激烈的或绵长的情思。中国古典小说往往以此来表达人物深藏着的内心世界，不像西方小说往往进行直接的心理描写，并且是全知全能的、全方位的呈现出来。西方小说则比较重视以人物的内心独白来表现人物的性格、心理与情感。像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陀斯妥也夫斯基《白痴》等，往往都是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进行的，都有很直接的、很动人的心理倾诉。西方小说注重对人物进行直接的心理刻画。17世纪法国小说《克里芙王妃》被认为是西方“心理小说之祖”；18世纪英国感伤主义小说家斯泰恩，则认为小说本来就是要注重以人物的心理表现人物性格的。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特别注重对人物的内心情感作细致的描写。巴尔扎克竭力描写人物性格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过程；托尔斯泰始终注意通过人物心理变化来反映人的变化，特别注意描写人物各种复杂感情的交织、更涉及思想情绪的瞬息变化。并且往往通过人物复杂的内心冲突来反映社会的冲突。陀氏把小说中的男男女女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试炼他们，不但剥去了表面的洁白，拷问出藏在底下的罪恶，并且还要拷问出藏在罪恶之下的真正的洁白。其小说中的心理描写与心理刻画，在世界文学史上都是十分杰出的。陀氏小说之所以在世界上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主要源自于此种特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常用的“意识流”、“内心 独白”、“心理象征”、“心理时空错位”等艺术技法，都是在西方小说重视心理描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西方现代主义小说之艺术特点并不是无缘无故的，20世纪后期中国之现代主义小说也是来自于西方，中国自己少有心理艺术的传统。三是中国小说往往注重以诗词来议论人物与创造人物所生存在的环境。西方小说中则很少有诗词的形式，即使有，与人物形象也没有多少关系。如哈代长篇小说中偶尔出现有民谣，其不是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而只是对社会风情的表达。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许多诗词，都是对人物性格的高度概括。《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结尾词：“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西方小说有着深厚的意识流的传统。像乔伊斯《尤利西斯》、卡夫卡《变形记》、伍尔夫的小说等，都是如此。西方小说中少有对人物的概括，往往以那个人物的意识流动，进行直接呈现。西方人往往注重过程，而中国人往往注重结果，中国人对于一件事、一个人往往也有清楚了解的愿望。不过，中西早期小说都有只重情节与行动而不重人物的倾向。罗马时代的小说家阿普琉斯是“西方小说之父”，他的《金驴记》就是以故事为主的。14世纪薄加丘的《十日谈》，仍以故事情节的优长取胜。拉伯雷的《巨人传》，也以无奇不有的情节取胜，人们喜欢读，主要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欲罢不能。中国早期的“志人”与“志怪”小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以“记”为名的如王度的《古镜记》，重在叙述故事情节的奇诡与怪诞。而以“传”为名的，如沈既济的《任氏传》，在重故事情节叙述的同时，也注重人物形象的刻画。2、原因探析一是中国有只重群体不重个体的传统，中国小说善于写群体的行动，西方小说善于写个体的行动。中国自从上古时候开始，建立了以家庭为基础、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制度，当时有许多诸侯国，就从来没有过个人主义的传统，认为个人要服从于国家与民族，个人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在封建社会中，知识分子都不能说“我”，只能说“兄弟”今天如何如何。而西方是一个个人至上的社会，个人自由、个人权利、个体的价值是得到尊重的。在个人与集体的观念上，中国与西方几乎是相反的。这就直接影响到小说中对于个人与集体的表现。中国古典小说中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不是太多，即使像四大小说名著也是如此。二是在中国的小说观念中，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能够确立以人为中心的意识，而只是强调作为实录所依托的事件；而西方小说观念中则比较早就有人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小说白描手法，与魏晋时期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注重以人物的神态与行动表现性格有关。 西方的小说，有一个从“神话”到“史诗”再到“传奇”再到“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历代的小说家们都由注重神仙到注重英雄，再到注重现实社会中的人物。西方有一个人文主义的传统，对于人的赞美，就像莎士比亚借自己笔下的哈姆雷特之口所说的：“人呵，你是一件多少了不起的杰作”。 西方从古希腊开始时即注重人，后来则以人为社会的中心，神终于让位于人。古希腊悲剧《普罗米修斯》中只有一个人，即“伊娥”。那么，小说中因此就存在着以人为中心的特点，当然这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的。三是中国的传统小说观念，是由东汉的桓谭和班固所确立的，是以事件为中心；而西方小说则以人的性格和人的精神表达为中心。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所造也。”清末的梁启超，才提出了“欲新一国之民，必先兴一国之小说”的现代小说观念。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也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也刍于狂夫之议也。（上海古籍，1998，2）中国古典小说深受“史”“传”的影响，因而往往以事件为中心，不以人为中心。尼采和弗洛伊德所创立的“超人”学说、“精神分析”学说，对西方的现代小说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没有这样的哲学传统，往往反对超人的存在。自王阳明的“心学”兴起之前，中国人不太注重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的独立性，要求人们要服从于社会政治的正统与传统文化的文宗。四是中国小说有一种伦理化的品格，西方小说有一种狂欢化的品格。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伦理化的社会，讲究“仁义道德”、“克己复礼”、“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讲“君子”和“小人”。这深刻地影响到了古典小说的主题。《三国演义》就是讲“仁”与“义”，《水浒传》就是讲“忠”与“奸”，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人物的品质。而西方小说有“狂欢化”的传统，它是由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堂诘诃德》所建立起来的。特点是：注重平等的对话与个人的独立意志，注重将庄严的事物世俗化。这对于小说人物也有直接的影响，并直接体现在小说作品之中。中西小说比较题目太大，能够进行比较研究的对象，也许是所有文体中最多的，我们只能选取其中的某一个方面来进行讲解，目的在于给出一种方式；平行的比较往往只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因为每一种小说都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生存，离开了其文化与审美环境是很难说明什么问题的，因此不能绝对化。
比较文学是文学界的热点研究课题,在写作比较文学论文时,一个好的选题非常重要,这关系到大家文学修养素质、以及投稿时期刊杂志编辑的选择,毕竟题目作为第一印象太重要了,学术堂整理了二十个比较文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文本文学与文化: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动力2、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3、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4、关于当前比较文学研究与教学的若干问题5、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对当代国际比较文学研究趋势的思考6、关于比较文学的对象与方法7、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辩证观念8、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美国比较文学研究趋势9、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 : 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10、中日比较文学研究之现状与未来11、比较文学在当代中国的复兴与发展12、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及元-泛比较文学论13、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14、比较文学的课程设置探讨15、跨文明研究:21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16、诠释学与比较文学的发展17、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关系18、比较文学视野中文学传播模式的历史嬗变与当下态势19、比较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前瞻20、比较文学"危机说"辨
利用两部或多部文学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例如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都可以. 给个例子你看：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之比较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坛的杰作。它们都以描写了一个大家族数代人从发迹、鼎盛到衰败的百余年漫长的过程，表达出整个社会的滞重。在创作手法上也各具特色：《红楼梦》是一个由社会——贾府——大观园——怡红院组成的空间向心环状结构，《百年孤独》则是从第一代的霍塞?阿卡迪奥?布恩地亚分成阿卡迪奥与奥协良诺两个系统直至第七代长猪尾巴的奥雷良诺，是一个按时间顺序的链状结构。 由于长篇小说本质上不受任何既定的形式所限，因此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它都能自如发展，常具规模。而小说家仿佛要用大量精密的细节来替代那些较难把握的思想和知识上的集成。中西传统对结构概念的不同，但在努力将大堆材料作系统的组织时，却都找出相似的方法来。即以几代人为基础建立循环式的小说结构，极力把各种纵横交错的母题组成一个协调的整体。 长篇小说的主要成就就在于它能以批评的态度来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观。它根基于现实，却要越进一个假想的“非现实”层次里去。小说家（至少是其中最伟大者）在力求忠实地表现一个满布可信的细节深具说服力的完整世界时，必然要面临现实世界一些比较深入的本质上的难题。小说家一开始去追求客观现实的世界，则早晚上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局面。他会发现，客观事物之存在实际已假定了有一双外在格物的眼睛，因而也早不确定了一个主观而相对的视点。“长篇小说不若史诗般拥有一颗天真灿烂的童心，它乃一门雄浑老成的艺术。“（卢卡契） 《红楼梦》与《百年孤独》的作者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一个发自内心的世界，它不是确实世界的重复，而是要谴责它的丑恶和虚假，因此他们探求，他们重建，他们发明。对这个世和这个时代，他们既不进行复制又不使其理想化，也不简单地加以歪曲。他们从中截取的不是偶然性，而是深刻的规律。他们还证明了按其它规律创造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他们使现实之树长出了新枝。他们创造了一些种类陌生的事物，也有一些魔鬼，但是他们都具有有机的统一性，这些生机勃勃的生物是由一种巨大的发问和挑战和赋予活力的。可能的和幻想的绘画是现实和日常的绘画的延续。 “真正的艺术就是使人想起它的一种方式”。艺术作品的使命不再是再现世界，而是表达人的愿望。“作家的使命是把孤独的和必死的一切引向无限的生活，把偶然的东西变成符合法的东西。他的使命是带有预言性的。”（雅奴赫《卡夫卡谈话录》P162） 《红楼梦》并卷就勾勒了一个女娲补天的创世神话，因而引出了“无材可去补苍天”的宝玉，以及灵河岸边的绛珠仙子。加以“还泪说”，真是神而又奇。这个“朱兰白石绿树清溪、人迹罕逢飞尘不至”的理想世界就是与《红楼梦》中描写的丑恶肮脏的现实世界形成鲜明对比的“太虚幻境”。它是全书的基石，给整部红楼罩上了梦幻飘渺的气氛。 《红楼梦》中的现实世界是龌龊不堪之至了，如柳湘莲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让我们先从贾赦说起。贾赦在《红楼梦》里可算是最肮脏的人物这一。《红楼梦》中有条无形的章法，即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人，对其不堪之处，描写都多少有相当保留，这也可以说是“为尊者讳”吧。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仍不肯轻易放过。所以第四十六回专章声讨，详写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曹雪芹借袭人之口写出他的史家定评：“真真——这话论理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红楼梦》中对贾琏淫行最多特写镜头，恐怕是表达“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名古谚吧。东府自然更为肮脏：秦可卿淫丧天香楼，贾珍诸人整日聚赌玩娈童，以致曾跟老太爷打天下的焦大痛骂：“那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当然如鲁迅指出：“焦大的骂，并非要打倒贾府，倒是为贾府好，不过是主奴如此，贾府就要弄不下去罢了。”（《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应当指出的是大观园的归属问题。大观园是曹雪芹着力最深的地方，是作者的希望所在。在庚辰本脂批有这样一条： 大观园系玉史与十二钗之太虚玄（幻）境，岂可草率？ 根据脂砚斋的看法，所谓“天上人间诸景备，未许凡人到此来”的大观园便是理想世界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这两个世界是融合的。我们虽然不能过于相信指批，可是在内证充分的情况下脂批却是最有力的旁证。让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直接证据，第五回宝玉随秦可卿游太虚幻境： ．．．．．．至一所在。但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真是人迹罕逢飞尘不到。宝玉在梦中欢喜，相到：“这个去处有趣。我就在这里过一生，纵然失了家，也愿意。” 第十七回宝玉随贾政入大观园，行至沁芳亭一带，书中所描写的正是“朱栏白石绿树清溪”这八个字的充实和放大。就心情而言，宝玉初进大观园时（第二十三回）作家写道：“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岂是偶然？更为明显的是宝玉和贾政一行人离了蘅芜院，来到一座玉石牌坊之前： 宝玉见了这个所在，心中忽有所动，寻思起来倒是哪里见过一般，却一时想不起来哪年月日的事了。 宝玉自己也许忘了，可是读者一定还记得第五回宝玉梦游至一所在，有一石碑坊上书有“太虚幻境“，所以脂批于此点明：“仍归于葫芦一梦之太虚幻境。”贾政说：“这是要紧之处”，是的，《红楼梦》中还有比太虚幻境更要紧的所在吗？作者一再再而三地点明：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不是现实，而是理想。更准确地说，大观园就是太虚幻境。1972年宋淇发表《论大观园》提出： 大观园是一个女儿们和外面世界隔绝的一所园子，希望女儿在里面，过无忧无虑的逍遥日子，以免染上男子的龌龊气味。最好女儿们永远保持她的青春，不要嫁出去。大观园在这个意义上说来，可以说是保护女儿们的保垒，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并没有现实的依据。 这段话说得既平实又中肯。大观园是一片理想的净土，它与外面的现实世界是“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风月宝鉴的反面与正面。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线索。清道光年间王香雪评曰： 《石头记》一书，全部最要关键是真假二字。读者须知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真中有假，假在有真，假不是假，真不是真。明此数意，则甄宝玉贾宝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为作者冷齿，亦知作者匠心。 可是令我们痛心更令曹雪芹痛心的是大观园这个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基础上，第十六回对大观园建造有很清楚的叙述： 从东府一带借着东府花园起，转至北起，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先后令人拆宁府含芳园墙垣楼阁，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的一段活水，今也无须再引。其山石树木虽不敷用，贾赦住的乃是荣府旧园，其中竹树山石以及亭榭栏 杆等物，皆可挪就前来。 我们知道东府诸公及荣府的贾赦是最为淫滥之人。它让我们不能忘记最干净的其实也是从最肮脏的里面出来的。最干净的最后仍旧要回到最肮脏中去的。“欲洁保曾洁，云空未必空”这两句诗不但是妙玉的归宿，同时也是大观园的归宿。曹雪芹一方面全力创造了一个理想世界，在主观企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一个与此对比的现实世界。而现实世界的一切力量则不断地在摧残理想世界，直到完全毁灭为止。“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也构建了一片神奇的土地，那就是马孔多。由于两位作者文化传统与历史的背景不同。《红楼梦》中的太虚幻境是曹雪芹根据中国传统佛道思想虚构的，其在人间的投影大观园则是建立在旧势力的阴影里，是人为的退缩，是有院墙的具体的封闭。《百年孤独》中的马孔多虽然在人间，但又是无处寻觅的。马尔克斯对其环境的描写也似伊甸园般美好。 马孔多是一个只有二十户人家的村庄，座落在水流清彻的河边；这些水流沿着洁白而巨大的像史前时期的化石蛋一样的光滑的石床向下流。这块天地是如此之新，许多东西都尚未有名字，提起来还得用手指指点点。 在许多村庄中，马孔多是最有秩序最勤劳的一个。那是一个幸福的村庄，那里没有一个人超过三十岁，也从未死过人。 但“因为这个村子隐没在辽阔的沼泽地里”。环境险恶闭塞，它是布恩地亚第一代及二十多户亲友怀着冒险精神背井离乡开拓创建的，是人们的逃避，是无形的空间的隔绝。 马尔克斯曾有段文字描述一艘搁浅的西班牙大帆船： 整个船身处于孤寂的地方，被子人忘却了，没有遭到时光的侵蚀，也没有受到飞到飞禽的骚扰。．．．．．．里面除了一大簇花卉，没有任何东西。 这充满象征性的语言就是马孔多初期的写照。在没被殖民者发现之前，它闭塞、贫困、没有任何嵌有物质文明的东西，它有的仅是一簇花卉，它代表着和平、宁静、纯洁、美好，是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世外桃源般的理想世界。 如果说曹雪芹是极力想保护大观园这块理想之地不受外界侵袭，结果“历史的必然与现实世界的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导致大观园的破产；那么马尔克斯则是有意安排一个世外桃园马孔多，把这个“有价值的东西当面摔给人看。” 悲剧同工，却有异曲。前面我们说过大观园是建立在旧的园子基础上，虽然它处处小心严加防范，不惜以封闭来求得保护自己，但毕竟它的“干净”是建立在包围之中。大观园里的人物对这两个世界的看法是清醒的。我们不妨检讨一下“黛玉葬花”的意义。“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里开始他们的理想生活，所以这个故事的安排富有深意。 宝玉一回头，却是林黛玉来了，肩上担着花锄，上挂着纱囊，手中拿着花帚。宝玉笑道：“好，好，来把这个花扫起业，撂在水里。我才撂了好些在哪里呢。”林黛玉道：“撂在水里不好。你看这里的水干净，只一流出去，有人家的地方脏的臭的混倒，仍旧把花糟塌了，那畸角上我有一个花冢。如今把她扫了，装在这绢袋里，拿土埋上，日久不过随土化了，岂不干净。 黛玉葬花一节正是作者开宗明义地点明《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她。黛玉的意思很明显，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但是出了大观园就是脏的臭的了。把花葬在园子里让她们日久随土而化，这才能永远保持清洁。花在这里自然是园中女孩子的象征。她们若想保持干净纯洁，唯一的途径便是永驻理想之城而不到外面的现实世界去。从主观愿望上说，宝玉和大观园中的女孩子们所企求的是理想世界的永恒，是精神生命的清澈；但在客观认识上，他们对外在世界不是茫无所知，他们虽然天真烂漫，却并非幼稚糊涂。事实上她们一方面把两个世界区别得泾渭分明，而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意识到现实世界对理想世界的高度危害性。“黛玉葬花”这正是通过形象化的方式把这两层意思巧妙地表达了出来。 曹雪芹有时也用明确而尖锐的语言点出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了在老太太跟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玩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防。老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的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到底湘云是直率人。 绣香囊出现于大观园里中是一个信号（七十三回）被夏志清比之于伊甸园中蛇的出现，因为蛇一出现，亚当和夏娃就从天堂坠落到人间。黛玉一句“冷月葬花魂”标志大观园的气数是真的要尽了。抄检大观园，晴雯被逐，迎春误嫁，通灵走失，黛玉夭亡，探春远嫁，妙玉遭动，巧姐被卖，惜春独守青灯，真是“大故迭起，破败死亡相继”，正应了“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 《红楼梦》作者就是这样将两个世界于强烈的对比中写出，以显示肮脏丑恶的现实世界（淫）无时无刻不在对理想世界（情）进行围困侵害。 宝玉是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所不同是他的欲永远是为情服务的，是结果而不是原因。第六回作者安排宝玉与袭人偷演警幻所训之事是有深意的，表明此后宝玉在大观园中和那些清静的女孩各不相扰，乃由于不为而非不能。可见宝玉情淫具备，清浊兼资，他属于“泥做的骨肉”，却终日混在“水做的骨肉”中。只有这样宝玉才构成了大观园与外面世界之间的接榫。 我们知道宝玉出生时嘴里含着通灵宝玉，也就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的那块“顽石”。粗通红楼的人也会知道贾宝玉与那块“顽石”是一而二，二而一，即假作真时真亦假，它的具体而统一的表现形式就是作为护身符的通灵宝玉。 清同治年间人解庵居士，《石头臆说》云：“通灵宝玉兼体用论，论体为作者之心，论用为作者之文。夫从胎里带来，口中吐出，非即作者之心与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记即通灵所说？观夫青埂峰下鲜莹明洁之石倏尔缩如扇坠，幻形入世，迨取本还原，将一生所历情事尽记在石，意欲问世传奇，非即以通灵之心作此通灵之文乎！” 此言得之。通灵宝玉作为现实与虚幻想的融合点在全书中如草蛇灰线，经历了几番大纠葛。 首先通灵宝玉就被外部势力利用，以金玉良缘为借口，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拿联姻作交易，把魔爪伸进在观园，强行拆散了宝黛以纯洁爱情为基础并且是在太虚幻境灵河岸边就已命定的“木石前缘。”通灵宝玉成为宝黛有情的主要障碍，也是他们经常呕气的肇因。 在第二十五回，通灵宝玉第一次显示作为希世奇珍能除邪崇的功能。宝玉因受贾环充满妒意的母亲赵姨娘的巫法而身染重疾里来了一个癞头和尚与一个跛足道人，把玉擎在掌上，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然后借助于恢复玉石因与尘世声色相刃相靡而被玷污的奇迹力量，治愈了宝玉。这里已再明白不过指出能灵宝玉就是青埂峰下自怨自叹日夜悲号的顽石。 通灵宝玉是贾宝玉的化身，贾宝玉则是它在尘世的幻形。正如袭人说道：“进业的谁不知道这玉是性命似的东西呢，真要丢了这个，比丢了宝二爷还利害呢。”（第九十四回） 通灵宝玉的丢失实际上就是宝玉自我的迷失，是他耽地尘世声色犬马，在日常生活的表面布景里上演了一场本体论的悲剧。失却了理想世界理性之物的宝石陷入了痴呆状态，这恰恰相反恰恰给金玉良缘的实现以可乘之机，苦降珠也终于魂归离恨天了。 还玉一场（第一百零六回）是两个世界对通灵宝玉同时也是对贾宝玉拯救与毁灭展开的 最为激烈的正面冲突： “．．．．．．弟子请问，师父可是从太虚幻境地而来？”那和尚道：“什么幻境，不过是业处来去处去罢了！我是送还你的玉来的，我且问你，那玉是从哪里来的？”宝玉本来颖悟，又经点化，早把红尘看破，只是自己的底里未知；一闻那僧问起玉来，好像当头一棒，便说道：“你也不用银子了，我把那玉还你罢。”那僧笑道：“也该还我了。” 袭人闻知，“两只手绕着宝玉的带子不放松，”紫鹃也“抱住宝玉”，宝玉难以脱身，叹道：“为一块玉这样死命不放，若是我一个人走了，又待怎样呢？”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当宝玉答应不还玉了，只要见见和尚，宝钗明快地说：“放了手由他去就是了。” 宝玉怎不顿悟！笑道：“你们这些人原来得重玉不重人哪。你们即放了我，我便跟着他走了，看你们就守着那块玉怎么样！” 那块玉米面被尘世玷污的“假”宝玉留了下来，而由此顿悟的“真”宝玉则决计抛弃红尘，由肮脏邪恶的此岸奔向干净纯情的彼岸。这个没有流放的流放者，这个到处都是异乡的人，这样的抉择对于他将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真正的生活。 通灵宝玉，作为仙境中的一块石头，它的存在具有本体意义上的先行统一。而在红尘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虚伪玄学所理解的青春韶华。他体验着主体与客体的分化，自我与他人的对峙，实际情况与沉沦的冲突。王夫人道： “古往今来，你们听见过这么第二个么。．．．．．．病也是这块玉，好也是这块玉，生也是这块玉，．．．．．．”（第一百零六回） 宝玉生命的给定部分乃是他自身与石头关系的辨认。他的存在虚空既不能以黛玉的存在关系来充填，也不可能以他的这种尘世的自我来充填。 以上我们谈了《红楼梦》中现中现实与理想的鲜明对比、冲突及作为交叉点通灵宝玉的作用。下面我们再来探讨《百年孤独》中的两个世界。 与《红楼梦》不同的是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只明确描述出了马孔多这个理想世界。而那丑恶的外部世界隐藏在幕后，虽然看不见，却时刻能感受到其对马孔多的压榨、操纵和侵蚀，仿佛“全世界的蚂蚁一起出动，正沿着花园的石子小路费力地把他拖到蚁穴中去。“ 最早敲开马孔多这个世个桃源和平与幸福的是以黑尔基阿德斯为首的吉卜赛人，马尔克斯以形象神奇的笔触描写殖民者的掠夺： 吉卜赛人拖着两块磁铁挨家挨户地走着．．．．．．铁锅、铁盆、铁钳、小铁炉纷纷从原地倒下，木板因铁钉和螺丝没命地挣脱出来而嘎嘎作响．．．．．．跟在那两块魔铁后面乱滚。就是这两块小小的磁铁,霍·阿·布恩地亚用一头大骡子和一群山羊换了下来,后来两块磁铁再加上三枚金币成为换取放大镜的代价.为了看一下马孔多从未见过的冰块,他们每个需付给吉卜赛人五个里亚尔,摸一下价钱还要加倍!这里殖民者贪得无厌的嘴脸不是活灵活现地勾勒出来了吗?马孔多作为一个乌托邦式的村庄,其初期是“但有父子无君臣”,在此桃花源中无政治秩序，只有伦理秩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马孔多居民以为翻过几座山梁就可以逃避殖民者的魔爪是多么幼稚。贪婪是他们的动机，残忍是他们的本性。党派纷争，内战频仍，接着被称为绿色地狱的美国香蕉公司登陆了。火车的出现则完全摧毁了空是上隔绝的这个小镇。“这列样子好看的黄色的火车注定要给马孔多带来那么多的变化、灾难和忧愁。“美国人的到来更使这儿闹得天翻地覆。“他们造成的乱混大大超过从前吉卜塞人造成的混乱，而且这种混乱根本不是短时间的，容易理解 。”随这而来的是所谓的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妓女、赌博、醉汉、斗殴和死亡，以及大白天就在吊床上当众乱搞的丑恶现象。“在短时间里发生了那么多的变化，以致．．．．．．马尔多的居民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市镇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工人们自发走向了破坏工厂反对工贼的斗争，大罢工则把它推向了顶点。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剥削阶级是不可能善心的，他们的回答只能是屠杀。结果是倒下了三千多工人、妇女和儿童，他们不得不用“有两节车厢，前中后各有三个车头牵引”的火车装运这些尸体给扔进海里。 不错，马孔多曾经拥有过幸福，是一座用“晶莹夺目的材料砌成”的纯洁的冰城。但从吉卜赛人带来了望远镜，“科学缩短了距离，”马孔多就已经进入了殖民者掠夺的视野，再也别想有安静的生活。 当霍·阿·布恩地亚第一次看见吉卜赛人的冰块并认为“这是世界上最老的钻石，”是具有象征意义的，表明马孔我居民是把他们的家园（冰城）看得象钻石般美好。冰块总归是冰块，虽然象钻石但毕竟脆弱多了。当能够借太阳光使干草燃着的放大镜出现，冰块就要融化了，用冰块砌成的冰城也将要慢慢解体了。马孔多在世纪末的恐惧中颤栗了。一场下了四年十一个月两天暴雨“掀开了屋顶，刮倒了墙垣，连根拔起种植园最后剩下的几棵香蕉树，紧接着一场飓风将弱小的马孔多人从地面上一扫而光。”这个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忍受了百年孤独的世外桃源马孔多，“将从人们的记忆中彻底抹掉，”“注定不会在大地上第二次出现了。” 墨尔基阿德斯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吉卜赛人，来自充满疾病灾难的丑恶外部现实世界。他在波斯患过癞病，在马来亚群岛患过坏血病，在亚历山大患过麻疯病，在日本患过脚气病，在马达加斯加患过淋巴腺鼠疫，在西西里岛碰到过地震，在麦哲伦海峡遭到过牺牲惨重的轮船失事。 就是这个“坎肩布满了多年绿霉”的老头率先踏上了马孔多这块没有疾病没死亡的净土。虽然非墨氏初衷所愿，但事实却是现代文明带来了现代罪恶，羊皮书以预言般的力量将现代文明的罪恶深深地烙进了马孔多古老的土壤中。 羊皮书出于墨尔基阿德斯之手绝非偶然，表明脆弱的马孔多一经被现实发现注定要走向崩溃，理想的破灭史是由现实来撰写的。 因为理想的破灭是像冰一样逐渐融化的，现实的渗透也如阳光一样是悄没声息的。尽管黑氏的幽灵时常出现在布恩地亚家族后代面前提醒他们外界文明的危害性，但在短期内殖民者以“科学进步”为幌子进行掠夺所造成的后果是看不见的，因此在良诺上校等人眼里羊皮书不过是一堆垃圾，发出难以忍受的腐烂的气味。直到第四代孪生兄弟看出了马孔多正在逐渐走向世界末日，为了摆脱恐惧拯救马孔多的未来，他们开始钻研羊皮书，懂得“必须解开预言之谜，这样他们就不会完蛋。”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明白了马孔多的历史悲剧，但为时已晚。世外桃源马孔多已经走到历史的尽头，被现实世界的文明罪恶无情的击碎了。 现实世界满布疑惑，而小说即拴于现实的模拟世界，故此人类的本质根本不容有一种最终解决问题的可能存在。伟大的艺术家不是模仿现实的形象，而是模仿它的能动性；不是提供事物人物的仿制品和复制品，而是参加一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的行动，发现它们内在节奏。他不仅担负着报道战斗的任务，而且也是一个战士，有他的历史主动性和责任。对他和对任何所有人一样，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参于对世界的改造。以现实主义的名义要求一个时代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表现其基本的运动和未来的前景。这是一种哲学的而且是美学的要求。对一个既定时代里的人和世界的关系，一部作品也许是很不完整甚至极为主观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却可能是真实而伟大的。艺术特有的道德不在于训诫人，而在于提醒人。 曹雪芹不是一个绝望者，而是一个见证者。 马尔克斯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一个启发者。 它暗示世界的缺陷并呼吁超越这个世界。] 因为“有”的世界拒绝度量，“存在”的世界不用度量。 因为人不能自己拯救。 艺术是把目前现实变成神话，变成尚未存在的东西的“密码”的艺术。像一切神话的伟大创造者一样，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在作品中创造了形象和象征的世界，察觉并暗示事物之间的联系，把经历、梦想、虚构、甚至巫术合成一个看不见的整体，而且在感觉的重复印象或重叠中，使我们每个人感到日常事物的轮廓，隐瞒的梦想、哲学或宗教的概念，以及超越它们的愿望。人们不会听任自己对作品中比喻的细节作一种犹太教法典的注释。在象征的具体发挥和它抽象的意义之间没有一种从字眼到字眼的对应是可以理解的。在象征总范围里活动的是活生生的人，有个怀的人，细节的现实主义并不与象征主义背道而驰，而是给了它生命力。 《红楼梦》和《百年孤独》并不是一种被隐喻弄得怪里怪气的抽象观念。它们是一种揭示性的神话，一幅使天上人间成为一统世界的生活景象。对它们的作者来说，现存的一切只是习惯，伟大就在于拒绝社会。 他们的世界和我们的世界是统一的。 他们生活过的世界和他们创造的世界是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