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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叶晓婷 本刊记者 郑挺颖
人类社会需要人口普查，自然万物的“社会”也同样需要生物普查。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党委书记杨永平研究员，从事植物学研究30余载，从“世界屋脊”到北极都留下了他的科考足迹。他带领团队对不同区域的植物进行摸底，还深入植物的微观世界，破译基因密码，为有关部门制订科学合理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提供了数据支撑。带领团队为贫困地区民众的生计出谋划策。
8月2日上午，《环境与生活》杂志连线采访杨永平研究员，听他讲解了我国植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门道。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党委书记杨永平研究员）
遗传多样性的保护至关重要
“生物多样性包含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遗传多样性3个层面。近些年，人们对前两者的保护比较重视，比如建立自然保护区，对物种进行就地保护、迁地保护等，而对遗传多样性比较陌生。任何物种，具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方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8月2日，杨永平研究员在采访中，向《环境与生活》杂志记者强调了“遗传多样性”的重要性。
杨永平研究员在“植物分类”“民族植物学”“植物的基因组进化与基因功能”等研究领域已深耕30余年。他谈到，同一物种若在不同地方生长，其遗传多样性未必一样。要真正有效保护物种，利用现代分子生物学手段开展遗传多样性的研究至关重要。
为让记者更直观地了解“遗传多样性”，杨永平举了个动物研究的案例：以前大家认为全国各地的娃娃鱼（大鲵）是同一种，但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车静研究员及其团队从各地采集了野生大鲵个体，并从上千个大鲵养殖场获取样本，做了基因组测序，在分析其遗传多样性差异时发现，此前分类学上认为的大鲵并不只是一个物种，而是至少包含5个亚种，如广西亚种、四川亚种、贵州亚种等。“不同地区的野生种群数量悬殊，若不加区分，眉毛胡子一把抓，对一些小种群亚种的保护反而不利。通过遗传多样性的研究，有助于挖掘出物种保护的重点，实施优先保护策略，对于制定物种保护计划有指导意义。”
以转基因技术验证基因功能
杨永平介绍，他的专业领域“植物基因组演化”研究的是同一物种在基因组、蛋白组、转录组里面的差异。他还研究植物的基因功能：“植物要实现一个功能，需要多个基因相互协作，它们之间有上下游和辅助等关系。我们研究基因功能的调控网络，比如这个功能基因如何调控了下一个功能基因。”
要验证植物的基因功能，杨永平通常会利用转基因技术。比如研究发现高原植物的某个基因可能与抗旱相关，就把它克隆出来转移到模式植物拟南芥（相当于植物界研究的“实验小白鼠”）中，看它在缺水环境下会发生哪些变化。杨永平强调：“我们只是利用转基因技术去验证基因功能，不形成产品。”
他还告诉记者，传统杂交技术其实也是转基因的过程：两个物种、品种进行杂交，精子和卵子结合，这是全套的基因组交流，会引入成千上万个基因。起初的育种目标并不清楚，人们只能被动等待基因无序转变，长时间进行回交筛选，最后选出有用的品种。“转基因这个名字容易带来不好的遐想，学界越来越提倡叫‘分子杂交育种技术’，其实就是把过去传统的杂交方式，变成用某一段基因去和另一物种或品种进行更精准高效的杂交。”
科考促成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作为一名植物研究人员，野外科考对杨永平来说是家常便饭，青藏高原、北极等环境条件苛刻的地区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
1986年7月，杨永平从兰州大学生物系毕业，随后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89年8月，他硕士毕业后留所工作，并从实习研究员干到研究员、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在该所学习、工作近34年。
1990年，25岁的他机缘巧合参加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在高寒无人区可可西里待了3个多月，与同事合作鉴定出该区有种子植物231种。“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区域定位是立足云南，面向我国西南地区和喜马拉雅地区，所以我对青藏高原的植物研究与研究所的定位不谋而合。”
杨永平说，第一次青藏高原科考主要是“摸家底”，每天的目标都很明确——采标本，回来进行标本整理。“不管认不认识都采回来，那是一趟‘发现之旅’。”他比较满足的是，这次考察让他对可可西里的植物本底情况有了更多的认知，作为科考的重要产出，科考队员们共同起草了关于建立可可西里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可行性报告，并最终获批。可可西里因此被批复成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整个区域的生态系统、物种均纳入保护区进行保护。
杨永平云淡风轻地回忆着，在青藏高原考察，陷车是常有的事，沿途的不确定性层出不穷。他说：“有时天快黑了，车却陷入沼泽地，有时直接坐在车里过夜，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发生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在野外要学会随机应变。”
（杨永平在第二次青藏科考时经历陷车事故。在青藏高原考察，陷车是常有的事。）
（1990年，杨永平参加可可西里考察，路遇陷车事故，科考人员集体合力拉车。）
二探青藏寻植物绝技
众所周知，被称为“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与地球南北极颇有相似之处：冰川众多，储存了大量淡水资源……杨永平说，它们还有“生态环境脆弱”的共同点，“环境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植被，对这些植被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找到合理保护的对策。”
2002年，杨永平成为首次进入北极进行科学研究的中国植物学家之一。科考期间，他和同事奔波于山地、河滩、草甸和冰原，寻找不同生境下的北极植物，统计种类，采集标本，目标是对北极和青藏高原的植物进行对比研究。
（杨永平（第一排右起第四）2017年参加了第二次青藏高原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与考察队员合影。）
青藏高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近几十年来，青藏高原又成为全球变暖背景下环境变化不确定性最大的地区。2017年，中科院组织第二次青藏高原大规模综合科学考察，杨永平担任“河湖源”生物与生态变化考察队队长。作为“植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评估”课题的负责人，他带领队员们爬山涉水，除了进一步摸清青藏高原植物的种类、分布、区系等家底情况，更想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当地植物的家谱，从种群遗传、分子进化、气候变化等角度切入，看看它们身怀哪些绝技，竟然能攻克高原“寒”“旱”和“繁衍”三道难关，同时希望考察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压力下，植被和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以此为基础评估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现状。
（青藏高原成为全球变暖背景下环境变化不确定性最大的地区。）
青藏高原受全球气候变化最明显的影响是增温——变暖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杨永平指出，从遥感结果看，青藏高原近些年的植被更绿了，暖湿化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植物生长，“不过，植被向好也有国家近些年推行草畜平衡政策的影响。”
（从遥感结果看，青藏高原近些年的植被更绿了。）
杨永平强调，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可能是百万年的过程，如果压缩到一二十年来看气候的极端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其实很难预估结果。暖湿化对于喜欢高温的植物来说也许乐见其成，而对于原来比较喜欢低温环境的植物可能就无处可去了。暖湿化也可能导致病虫害增加，对当地植物也许就是新威胁。“植被变绿了、草长得更好了，这只是很简单的一个指标。我们不能据此就认定好或不好，物种有何变化，物种间的相互关系、物种和病虫害的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还有很多不确定性需要深入研究。”
杨永平说，野外是最生动的教学场，“有些植物以前只见过标本或照片，但通过科考见到实物、采到标本，做个简单观察也是有收获的，一些新的科学问题可能就在大脑里萌生了。另外，我们是综合性的科学考察，涉及土壤、地质、气候等，通过跨学科交流，相互启发，知识面也拓宽了。”
（杨永平研究员在野外采集植物标本。他认为，野外是最生动的教学场。）
植物太坚韧而被忽视？
杨永平注意到，动植物同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公众对植物保护的关注度要比动物弱。他认为，这是因为物种的明星效应不一样，公众更倾向于关注那些具有明星效应的生物，所以对一些大型哺乳动物印象深刻，熟悉度较高；另外，大多数植物的自然繁育能力和自我更新能力比较强，枝条、花、叶等可不断再生，而动物相对脆弱，如狮子、老虎等处在食物链顶端，对食物链下端和栖息地的依赖性很强，脆弱性明显，更容易催生人类的同情心。“相较之下，若有人随意采了一株兰花或拔了一株药用植物，很多人就认为这没什么大不了，不就一株草嘛，和伤害一只高级动物相比好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对植物的保护，相关部门在管理、立法等方面的重视度也不够，所以长期以来植物的价值被低估了。”
我国是全球植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有3万多种高等植物，为人类提供了基本物质基础（如食物、药物），为工业生产提供了重要支柱（如油料、木材）……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的战略性生物资源。
杨永平透露，国际上已把对生物资源的占有和研究的深度视为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象征。为此，各大植物园、植物研究所、种质资源库乃至公众都需要加以重视，并做出相应的努力。
植物园：物种避难所
“你看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下简称‘植物园’）的标志，整体像榕树造型，上半部分的绿色圆点体现了热带植物的丰富多样，下半部分3个支柱代表植物园‘科学研究、物种保育、科普教育’三大职能。”杨永平向记者介绍了其工作单位标志的含义。
（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一角。植物园具有科学研究、物种保育、科普教育等职能。）
杨永平强调，植物园除了具有休闲旅游功能，还开展科学研究、园林园艺、科普教育等工作，其“科学研究”性质与其他研究所几无差别；“物种保育”和“科普教育”对植物园来说缺一不可。他介绍，“植物园”的概念源于西方，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大作用是“物种保存”。比如英国1759年开始筹建皇家植物园——邱园，目前收集了超过5万种活体植物（含种子）。作为国内外知名的5A风景名胜区，版纳植物园收集了超过万种活植物，还保存着一片面积约250公顷的原始热带雨林，是我国面积最大、收集物种最丰富的植物园。
（热带雨林常绿木质藤本植物碧玉藤，又名“翡翠葛”，因其花朵具有自然界十分罕见的绿松石色而被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引种。 来源：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据他介绍，版纳植物园在物种保存方面还做了一个“本土植物全覆盖”项目：2013年～2016年，该园对云南热带地区植物进行野外调查、评估，有针对性地进行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植物在原生境长得好，就让它在自然界生长，但如果原生境被破坏，就地保护很难实现时，引种到植物园里的迁地保护就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重要补充手段。不过，引种的物种会在合适条件下再栽回原生境中。我们植物园曾把15种兰科植物通过组织培养（简称‘组培’）后，再进行回归保护，成功扩大了它们在野外的种群数量。”
截至2018年底，我国各植物园迁地保护了445种极危植物、787种濒危植物和1130种易危植物，对数十种濒危植物进行了野外回归试验。
（爬藤属植物的根上，无叶无根无枝条，连植物最基本的光合作用特征都没有，只在繁殖期，才开出如荷花大小的血红色花朵，有一股淡淡的腐臭味。 来源：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抢救野生种群为未来育种铺路
有人认为，没必要耗费大量精力物力去拯救几近灭绝的物种，杨永平对此并不认同：“首先，我国有相关的保护设施、科研队伍，也有经济能力支持，在客观条件允许时不能眼睁睁看着物种消失。其次，要着眼于植物未来的价值去算账，很多还没研究透的植物，也许是很有利用潜力的，有些已证明很有经济价值。比如药用植物‘三七’，其产业规模就有上百亿元，云南东南部广泛人工栽培，但其野生种几乎找不到了。要把三七产业做大做强，需要持续的育种支持，也需要遗传多样性的不断补充，若物种野外灭绝，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困难了。因为人工栽培是按照人类需求去育种选择，特点相对单一。而在野外，植物都自由生长，套路与栽培的不太一样，所以基因里可能存在更丰富的耐旱、抗病等优良特性。野生种群如同基因池，只有好好保存，才会源源不断地提供遗传多样性，为人类育种打下基础。”
（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为我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创新植物药和植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了重大贡献。）
杨永平透露，昆明植物研究所多年来也在做物种保存相关工作，比如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植物在不同区域分布不均，有一些对生境要求独特，是很小的种群；还有一些本来野外分布挺多，但因为人为活动才成为有灭绝危险的物种。”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中有许多是我国特有的，具药用、食用、材用等价值，比如药用价值极高的五叶黄连、铁皮石斛等。有些则在生物演化史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银杉、水杉等，对研究松柏纲植物的系统发育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若不及时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其生物特征和基因价值可能在人类尚未了解前就消失了，损失难以估量。 来源：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杨永平强调，“提出‘极小种群’的概念本就是抢救式的，这些最易丧失的生物资源若不及时保护，其生物特征和基因价值可能在人类尚未了解前就消失了，损失难以估量。保护它们主要是依托植物园和种苗繁育基地来进行规模化繁育，最后让繁殖的后代回归自然，希望在短期内帮助它们扩大野外种群数量。”
亚洲最大种质库“花样”备份植物
（已故著名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吴征镒曾提出：“一个物种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一个基因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盛。）
生物的遗传资源也被称为种质资源，包含生物全部遗传信息，决定了生物各种遗传性状和特征。已故著名植物学家、中科院院士吴征镒曾提出：“一个物种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一个基因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盛。”杨永平告诉《环境与生活》记者，1999年，吴征镒院士致信国务院，提出建立国家“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的设想，于2004年得到正式批复。2008年，“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在昆明植物研究所正式运行。这也是亚洲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主要保存全国各地的植物资源，兼顾动物、微生物。
（“中国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是亚洲最大的种质资源库，以多样化的方式保存全国各地的植物资源，以及动物和微生物。）
杨永平还举例说明种质资源库的重要性：“某个地方要修水库，可能会淹没某一种珍稀植物，那我们可以采集它几年的种子，放在种质资源库里保存备用，就算这个地区被淹了，珍稀物种的种质得到保存，还有机会开枝散叶。另外，有的植物过去以为灭绝了，后来又被人发现了部分种群，那就可以把种子留存在种质库里备份，或通过组培方式扩展种群。”
他提到，1906年，有个法国传教士在云南采集了植物“弥勒苣苔”的标本，后来人们以为它灭绝了，直到100年后的2006年被昆明植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再次发现，其实是生境变化让这种植物变得少见。工作人员对弥勒苣苔进行种质保存，并进行组培研究，目前其成株已由最初发现的640株增至2000余株。
（我国多年生草本植物弥勒苣苔的花冠上唇4浅裂，下唇不分裂。）
杨永平还区分了几种种质资源保存方式：中国农科院的“种子库”保存了很多农作物种子，让种子干燥后在低温环境下休眠；而植物园保存活体植物，要经历风吹雨打、生老病死。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则面向所有野生物种而不只是农作物。除了种子，我国的种质资源库还考虑用更多样的保存方式。他举例，有些热带植物的种子一脱水就失活，生命也就没了；有些植物的种子本身就短命，比如具有极高的观赏、药用、科研及生态价值的兰科植物，其豆荚一样的蒴果存了上万粒细小如“粉尘”的短命种子，只能以组织培养、离体培养等方式来保存而不宜用种子保存；还有些植物压根不靠种子繁殖，比如蕨类植物就没有种子。
仿野生栽培激发药效
云南省生物物种数约占全国的一半，享有“植物王国”“物种基因库”等美誉，为发展生物产业奠定了基础。比如第三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数据显示,云南省有6157种药用植物，占全国的。
市场上，人工种植的药材比较普遍，价格相比同类的野生品种低一些，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野生的价值更高。对此，杨永平举例道，“人参会累积有药用价值的皂苷，但这需要通过次生代谢，付出能量等代价才能形成，其实不是它特别想累积的，只是为了应对不良环境条件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人工栽培的环境条件很好，比如大水大肥，它生长过快，很可能就不那么需要累积皂苷了。这样的人参产量虽大，但有效成分就可能不如野生种。”他强调，植物要从野生变成家种为人所用，前提是需要科学研究做基础和指导，搞清植物在哪些条件下会累积有效的药物成分后，人工栽培时模仿野生环境给植物施加相应的特定条件，就能诱导植物累积有效成分，从而减少对野生植物的利用压力。
杨永平指出，许多野生植物如今已经被采得所剩无几了，人们这才开始意识到要发展人工栽培技术。“像石斛这种药用植物过去野外采集比较多，现在已经变少了。一些制药公司批量生产，机器设备大，需求量高，资源的可持续供应至关重要，靠野外的资源远远不够，所以就开始研究组织培养，组培技术突破了，采集野生石斛的就少多了。在植物被广泛利用之前，应先把合适的栽培技术研究出来。”
植物研究帮扶脱贫
西南地区生物多样性丰富，但也是贫困地区集中地带，当地民众在生产生活中大量利用植物，如何在改善生计的同时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当地扶贫和发展的焦点。
杨永平认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然生态环境决定了当地能走什么路。对贫困地区来说，发展生计才是保护的基础，“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吃饱了，经济条件改善后才有更多余力去支持环保事业。云南乃至西南一些偏远地区的基础设施落后，教育水平和金融资本有限。引导‘一县一业、一村一品’，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思路没问题，但产业发展需要科技成果转化。有些相对容易掌握又实用的科技其实可以转移过去，指导当地人利用。”
目前，杨永平正在主持“云南昭通科技扶贫与特色生物产业示范”项目。“昭通种天麻比较多，但当地人过去对种植环境的认知并不够，我们结合自己的技术研究，在当地筛选更适合天麻生长的环境，帮助提高产量。另外，昭通盛产土豆，我们帮当地人研究了一些生物肥，教他们栽培技术。当地还有畜牧业，我们就教他们种一些生物量更好的草保证饲料供应。当地猕猴桃种植存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就给他们开培训班，另外还引入比较受市场欢迎的猕猴桃品种，帮助当地引种新品种，加强栽培管理，延长产业链。”
（杨永平在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县、深度贫困地区四川昭觉，研究食、药、饲三用植物蔓菁。）
杨永平的团队还在研究具有藏文化特色的食、药、饲三用植物“芫根”，这是一种十字花科芸薹属植物，又称蔓菁，它是研究植物对高原环境适应机制的理想材料。“这种植物本来长在低海拔地区，现在青海、西藏、云南等高原地区也种了。我们正在研究不同种植区域的芫根遗传多样性有何差别，以及它在高海拔地区生长后基因发生了什么变化，都有哪些成分，以便进行更多功能的开发，帮助拓展产业链。”
少数民族以信仰指导植物守护
云南是多民族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对当地植物资源的利用和保护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杨永平指出，这是他们世世代代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结果，应该被尊重，甚至可在农村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示范作用。
傣族就有比较典型的保护系统。杨永平介绍，农耕的发展使傣族人形成了“有林才有水，有水才有田，有田才有稻，有稻才有人”、“砍山三年富，山秃几代穷”的保护理念。村寨里的人去世火化后被埋在森林里，形成了“龙山”。龙山里的植物不能破坏，村民要烧柴就靠村寨里种的材质优良、有很强萌发能力的铁刀木。龙山的存在保护了许多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并使西双版纳保住了一些热带原始森林。
杨永平说：“他们还受宗教文化影响，在佛寺庭园中栽培了许多与宗教相关的观赏植物，有很多从国外引进，就像一个个小植物园，是我们学习引种驯化的好场所。”
让社区成为迁地保护场所
杨永平介绍，我国的自然保护此前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抢救式保护”：政府建立保护区，划清明确的边界，组织护林员等队伍，把划定在边界里的保护落实到位。
第二阶段是1998年长江洪灾后退耕还林的“恢复式保护”，对保护区以外区域的公益林、集体林、国有林等进行生态补偿。“第二阶段至今还在持续，这两阶段主要靠政府投入，今后应该对这些保护行动做些成效评估。我认为第三阶段已经萌芽，就是全社会参与‘美丽中国’的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比如农村社区保护水源涵养林、保护一条沟，城市社区、一些大企业也加入保护的队伍中来，环保组织的声音也越来越强。”
在美丽乡村建设方面，杨永平非常推崇“社区参与”这种方式。他认为，村寨、社区亦可效仿植物园，作为迁地保护的基本场所。他举例，西双版纳植物园周边有社区要进行景观绿化时，植物园就结合自己特色为社区提供国家保护植物树苗。“社区很乐于参与这类行动，毕竟自己村寨中拥有国家级保护植物，他们也很自豪。我们还提供保护植物的种苗给企业，比如放到五星级酒店去种，其实也是鼓励企业参与植物保护事业。”植物园里的树苗毕竟有限，植物园还开辟大棚，邀社区来育种、共建苗圃、进行管理。“让他们亲自参与，我们提供条件和技术指导，成果归社区所有，大家很踊跃。”
原定于2020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推迟至2021年5月17日至30日。杨永平参与了大会的一些筹备工作，如重点展示云南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他还参与了生态环境部关于未来1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方案的讨论。
对于明年的大会，他与同事计划组织一些专题分会场。在中国，全社会未来如何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很值得探讨的话题。杨永平希望，届时能与国际同行交流社区层面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好的经验和做法。
【学术百科】
杨永平
2020年至今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党委书记、副主任、研究员；2002年至2019年间，曾任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他198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生物系，主要从事植物分类和民族植物学研究，研究领域是“植物的基因组进化与基因功能研究”。
杨永平研究员多年来承担了多个重大科研项目，他是科技部“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任务“植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与评估”课题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与适应策略”项目负责人；中科院科技扶贫项目“云南昭通科技扶贫与特色生物产业示范”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紫花针茅对青藏高原不同降雨环境的适应机制研究”负责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喜马拉雅重要植物区系成分的来源和演变”专题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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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制造商供应链节点(1)、由制造商销售量确定的业务点如：供应商的仓库、制造商的工厂、销售商的商店、仓库、零售商店等(2)企业对销售网络的确定，是根据产品销售市场的定位、各地的销售量确定业务点2、销售商供应链节点(1)、配送中心是从事配业务的物流场所，是经营网络中的典型节点。(2)当今连锁经营是较普遍的业态形式。
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我们吃的很多蔬菜瓜果粮食作物都是植物提供的植物也能做为养殖动物的饲料净化环境，涵养水土，洁净空气，减轻水土流失大树可以乘凉植物还可以美化环境，城市绿化和家庭绿化都离不开各式各样的园林植物不少植物都带有一定的花语或者象征意义，表达一些情感经济树种可以提供木材，或者提供工业原料
凯洛夫 伊·安 ·凯洛夫（），原苏联著名教育家，四、五十年代苏维埃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主编的《教育学》一书曾对我国产生过很大影响。 一、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1983凯洛夫出生在俄罗期联邦梁赞州一个教师家庭。 1917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理系自然专业，同年4月加入苏共。 1937主要从事农业教育工作。 1937年起，先后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列宁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主任。 1942-1950年，担任《苏维埃教育学》杂志主编。 1946-1966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 1949-1956年，任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 1966年8月，任原苏联教育科学院第一届院长。 凯洛夫1935年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1943年起成为俄罗斯联帮教育科学院院士，曾当选原苏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同、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8年病逝，终年85岁。 凯洛夫一生著述甚多，象《伟大的教育家扬·阿姆司·夸美纽斯》，主编两卷本的《教育辞典》以及四卷本的《教育百科全书》等。他还为普通学校和高等学校编写过多种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他主编的《教育学》一书（有俄 文1948年和1956年两个版本）。 二、主要教育思想和主张 凯洛夫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集中体现在《教育学》一书中。 （一）对教育的几个基本理论的论述 关于教育的起源和教育的阶级性、历史性问题。 凯洛夫根据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于劳动、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以及劳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的科学论断，指出“在劳动过程中，教育也发展了”，（1）明确提出教育起源于劳动。这种观点与资产阶级教育学中把教育起源归结为无意识的本能模仿，从理论上划清了唯物与唯心的界限。 他根据教育存在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时期的史实，说明“教育是一个永恒的范畴”。(2)作为永恒范畴的教育，它在内容、方法及其组织形式上，又随着时代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说明“教育又是一种历史的现象”。（3）在阶级社会中，教育的历史性与阶级性紧密相连，“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教育来巩固它的阶级统治”，（4）这一属于教育本质规律的问题，资产阶级教育是不敢公开承认的。 关于教育的作用问题 凯洛夫从教育对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两方面对教育的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 首先，他指出：“教育永远是社会生活的重要机能。”（5）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教育既“成为反对剥削者斗争的有力武器”，又“成为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的武器”，（6）教育对社会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7） 其次，凯洛夫更为广泛地论述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他承认遗传素质是一个人发展的前提，但决定一个发展的是一定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他辩证地分析了遗传、环境和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批判了“遗传决定论”，“环境决定论”，并对那种高估计教育作用的“教育万能论”也进行了批判。他说：“教育给予的东西固然很多，但是不能给予的一切”。（8）他的结论是：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关于教育目的的任务问题 凯洛夫认为，苏维埃学校应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面成发展的人，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建设者。”（9）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把教育的基本任务规定为：体育、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劳动教育和美育。这六个方面的任务都要得到实现。 凯洛夫把教育的任务归纳为“六育”，中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教育学》前一个版本提出的是“五育”，缺少“劳动教育”。当时他认为“智育即教养，应占第一位”，（10）这种提法欠妥当，后一个版本作了修改。不过他一贯重视智育，狠抓学校的教学质量，促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进而推动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五十年代原苏联最早把地球卫星送上天，震惊世界，这与凯洛夫长期倡导的狠抓智育是密不可分的。再一个就是他坚持学校工作必须以教学为主的观点，反映了学校教育教学的一般规律。 （二）对教育理论的论述 凯洛夫肯定了教学过程必须遵循人类的认识过程，即象列宁指出的那样：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但教学过程也有着自身的特征，如通过教学使“学生领受既知的、为人类所获得的真理”、（11）通过教科书的学习，在短时间内就可以使学生获取大量的知识，教科书对学生来说，“是知识的主要源泉之一。”（12） 凯洛夫认为，教学内容决定着学校工作的性质，“教学内容具体表现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13）并把它们视为国家法定的文件。 凯洛夫提出了“上课是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14）的主张。在总结别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了六条教学原则：直观性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原则；系统性和连贯性原则；可接受性原则；学生掌握知识的自和积极性原则；巩固性原则。 （三）对德育的论述（教育论） 凯洛夫提出的德育任务有： 形成道德观念和道德信念。 培养共产主义的行为习惯。 培养道德情感。 形成意志坚强的性格特征 克服学生行为中不良的特征，诸如无纪律、不负责任、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粗鲁、说谎和虚伪、不尊敬老人等。 除此之外，凯洛夫高度评价了学校里的学生集体、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以及学生的课外校外活动对学生教育所起的作用。他提倡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工作，共同教育学生。 三、简要评介 凯洛夫基本上是在苏维埃社会成长起来的教育家，对待教育方面的许多问题，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论证、并大量吸收了人类教育史上的丰富遗产，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二、三十年代原苏联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出版的《教育学》，是人类教育史上第一次试图用马列主义观点，阐述社会主义教育学理论的专著。该书出版后，被指定为原苏联高等师范院校的教科书，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对中国、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事业，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凯洛夫的教育理论代表着原苏联教育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反映了三十年代后期到五十年代后期这一历史时期原苏联教育理论的水平和特点。 应当指是，凯洛夫的教育理论，在当时基本是适应原苏联教育发展的需求的。但是，由于世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对教育理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此背景下，他的一些观点就显得陈旧落后。如对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研究不够，对于发展学生的智力重视不够，提倡教育的“大面积丰收”，却把因材施教，培养“尖子”斥之为资产阶级的天才教育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借鉴时需要严格区分的。 总之，凯洛夫的教育思想与前人比较，较全面完整、系统是他的突出特色。参考资料：
“境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华生和斯金纳等。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西方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要的观点之一。环境决定论者重视教育和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但是他们片面地强调和机械地看待环境或教育的作用，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西方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主要的观点之一。环境决定论者重视教育和环境对儿童心理发展的作用，但是他们片面地强调和机械地看待环境或教育的作用，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完全是由环境决定的。这个学派最早的代表是美国行为主义者J·华生。他写道：“给我12个健康的婴儿，一个由我支配的特殊的环境，让我在这个环境里养育他们，不论他们父母的才干、爱好、倾向、能力和种族如何，我保证能把其中任何一个训练成为任何一种人物——医生、律师、美术家、大商人，以至于乞丐或强盗。”
供应链的概念是从扩大的生产概念发展而来，现代管理教育对供应链的定义为“供应链是围绕核心企业，通过对商流，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从采购原材料开始，制成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的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的功能网链结构。整个链中，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就是节点，也就是所谓的：供应链节点；
齐亚彬
（中国国土资源经济研究院，河北三河，101149）
摘要本文概述了环境承载力研究历史、概念及其与环境容量的区别，并进一步探讨了环境承载力衡量指标和各种类型的环境承载力的定义、范畴及其应用。
关键词环境承载力区域环境承载力环境要素承载力环境承载力类型集合
1环境承载力研究的历史
环境承载力是环境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范畴，它是衡量环境质量状况和环境容易受人类生产生活活动干扰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
早期的承载力研究首先与生态学的发展密切相关。1921年，帕克和伯吉斯就在有关的人类生态学杂志中提出了承载力的概念，即“某一特定环境条件下（主要指生存空间、营养物质、阳光等生态因子的组合），某种个体存在数量的最高极限。”[1]后来这一术语被应用于环境科学中，便形成了“环境承载力”的概念。
国内较严格的“环境承载力”的概念最早出现在北京大学完成的《福建省湄洲湾开发区环境规划综合研究总报告》中，即“在某一时期、某种状态或条件下，某地区的环境所能承受的人类活动的阈值”[1]。这里“某种状态或条件”是指现实的或拟定的环境结构不发生明显向不利于人类生存的方向改变的前提条件。所谓“能承受”是指不影响环境系统正常功能的发挥。由于环境所承载的是人类的活动（主要指人类的经济活动），因而承载力的大小可以用人类活动的方向、强度、规模等来表示。
环境承载力概念的提出及其深入研究，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环境定量技术的开发和信息技术的运用，特别是，系统动力学（SD）所具有的对环境承载力系统进行动态的定量化计算的优点，遥感技术（RS）所具有的快速、准确的数据采集能力，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所具有的对环境承载力进行空间分析的功能，使得环境承载力定量化研究更加深入。
2环境承载力研究的三要素
进行环境承载力研究就必须分清环境承载体和环境承载对象，并计算出环境承载体的承载率，即承载体、承载对象[2]和承载率是进行环境承载力研究的三要素。
承载体
自然环境承载体，又叫第一环境承载体——由生命支持系统和物质生产支持系统组成。生命支持系统：空气、水、土壤、生物等；物质生产支持系统：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等。
人造环境承载体，又称第二环境承载体——如社会物质技术基础、经济实力、公用设施、交通条件等。
总之，某时刻某区域存在的全部有形、无形物质都可能作为载体。它们不但是生命存在的基础，而且为人类物质生产提供了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以及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空间场所，还为人类的生产生活废料提供了排放的空间和净化条件。
承载对象
（1）承载污染物。承载污染物的概念既是经典的，又是狭隘的。
（2）承载人口规模。由于不同群体间的人均消费水平有差别，很难找到一个统一的标准，用承载人口规模表达难免失之偏颇，甚至不公平。
（3）承载人口消费压力。即I=P×A×T。式中，I为人口消费对环境影响；P为人口规模；A为人均能源消费量；T为每一消费单位所造成的环境消耗量。这样，以人的消费为最终衡量数据，概念简单明了。但它只是一个独立性的、静态的量，只体现了人对环境的消耗作用，无法表现出人对环境积极的、能动作用的一面。
（4）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由于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环境规划的目标是使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与相应的环境相协调，使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所以，承载对象应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这就体现了环境承载力是社会、经济、环境协调作用的中介。
环境承载率（EBR）
环境承载率（EBR）＝环境承载量（EBQ）/环境承载力（EBC）≤1
环境承载率（EBR）是客观和科学地反映一定时期内区域（或城市）环境系统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承受能力的实际情况的指标。
其中，环境承载量是指某一时期环境系统实际承受的人类系统的作用量值，可通过实际调查或监测得出；环境承载量数值分为两类：一类是能较容易得到的理论最佳值（如地下水最佳开采量），则采用此数值；另一类是不容易直接得到的理论最佳值，则采用预定要达到的目标值（标准值）来间接表示。
根据环境承载力的定义和特点，从环境的本质出发，其可量性的指标体系应当包括：自然资源指标（淡水、土地、矿产、生物等）、社会条件指标（人口、交通、能源、经济状况等）和污染承受能力指标。如果一个区域，0＜EBR≤，表示开发强度不足，适宜大量开发；≤EBR＜，表示达到开发平衡，需注意控制开发；EBR≥，表示开发强度过度，不宜进一步开发。所以环境综合承载力分析是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
3环境容量和环境承载力的区别
环境容量与环境承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环境容量是指在人类生存和自然不致受害的前提下，某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量。环境容量只反映环境消纳污染物的一个功能。
环境容量原来是一个生物学术语，指某给定生态系统所能容纳（养活）某物种的最大个体数，1968年被日本学者首先借用到环境科学中，目的是为制定某一区域环境的污染物控制总量提供可量化的依据。
在实际操作中，一般避开环境的自净机理，把环境系统当作一个黑箱来研究。
环境容量Wa=Ws-B
式中，Ws为环境目标，B为环境污染物背景值。它以污染的允许排放量作为简化定义并大量应用于环境影响评价、环境规划中。这种理论上的简单化处理有很大的局限性。
首先，它直观的表述了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来发展经济，这不但违背了“在不降低环境质量的基础上求发展”的原则，而且给公众以不好的影响。
其次，它掩盖了环境是一个复杂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系统，仅仅表述了环境有容纳污染物的一个功能，并且机械地把环境当作一个藏污纳垢的“容器”。这虽然方便了工作，但弊端有：①不足以涵盖环境对人类发展的全面支持功能；②客观上鼓励末端治理，夸大背景值；③规避了人类对环境自净机制的深入研究，从而影响人们对环境生产力的认识和利用；④以环境容量作为环境规划理论核心，不能全面地协调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发展。
我们知道，环境系统结构指环境要素（大气、水、土壤、生物）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作用方式，包括各环境要素的赋存量及其有规律的运动变化。环境系统功能指环境与外部介质（主要依靠能量、物质和信息的输入、输出维持其自身稳定运动的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环境容量只反映了环境消纳污染物的一个功能，环境承载力将在此基础上全面表述环境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支持功能，可以认为前者是后者概念的理论雏形。
环境承载力（EBC）的科学定义可表达为：在某一时期，某种状态或条件下，某地区的环境所能承受的人类活动的阈值。这里讲的“某种状态或条件”，是指现实的生态环境条件；“能承受的阈值”是指不影响其生态环境系统正常功能发挥的外界作用强度极限；“人类活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特别是指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环境承载力表示的是环境系统对人类活动的支持功能。
某一环境所能支持人类活动的能力是有限的，即环境承载力应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确定的量。
环境承载力派生于牧场对家畜的合理承载量，后被引用来表示土地、环境对人口的承载力，初期如杜享（Durham）和加恩佩特曼（Giampietro）都强调其“可长期持续性”，倾向以“在不损害环境的条件下，地球可长期支持的人口规模”作为定义。[3,4,5]
4衡量环境承载力的指标
对环境承载力的量化研究，实质上就是对环境承载力值进行计算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保持或提高的方法与措施。一般来说，环境承载力指标与经济开发活动、环境质量状况之间的数量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因此是很难确定的。另外，所选取的指标不仅与人类的经济活动有关，而且还受到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这些都给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带来了一定困难。目前，对环境承载力科学性和普遍性的量化研究仍未有突破性进展。人们一般是针对某一具体的区域来进行环境承载力的量化研究。[5,6]一般来说，环境承载力实际是一个由N维向量支起的N维空间，它的矢量形式可以表示为ECC=（E1,E2，…，En）。
在理论上而言，这个N维空间的体积实际上就是对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度量，该承载空间包含了无穷多个状态点。环境承载力要体现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在物质、能量和信息方面的联系，要表示这样复杂的多维矢量，必须要有一套指标体系。
北京大学的洪阳、叶文虎等专家对环境承载力的体系做了大量研究。他们认为环境承载力的指标体系可以分为三类[2]:
（1）自然资源支持力指标。自然资源支持力指标包括不可再生资源以及在生产周期内不能更新的可再生资源，如化石燃料、金属矿产资源、土地资源等。
（2）环境生产支持力指标。环境生产支持力指标包括生产周期内可更新资源的再生量，如生物资源、水、空气等、污染物的迁移、扩散能力、环境消纳污染物的能力。
（3）社会经济技术支持水平指标。社会经济技术支持水平指标包括社会物质基础、产业结构、经济综合水平、技术支持系统等。
因此，某区域的环境承载力（ECC）可以表示为
ECC=F（R,P,N）
式中，R为自然资源支持力变量；P为环境生产支持力变量；N为社会经济技术支持力水平变量。
R、P是内生变量，N是外生变量。可以认为外生变量（社会经济技术水平）是其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子，其作用机制也最为复杂，它不但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手段，而且还可以通过它改变R、P的组合范围和程度，进而来改变环境承载力的大小，使其产生质的跃降。如在同一区域，即自然资源本底值和环境生产力相同的情况下，由于外生变量如资金技术、物质基础设施、人口条件的不同，环境承载力可能有较大差异。
5环境承载力的类型集合
目前，根据各种实际情况和研究对象，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各样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和内涵，这些环境承载力范畴有的互相独立，有的互相交叉，但不完全重合，这些不同的环境承载力又不能互相代替，在实践中都有自己的用途，因此，可以说，各种类型的环境承载力形成了一个环境承载力集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环境承载力理论。总结一下，目前最重要的环境承载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区域环境承载力
区域环境承载力及其研究内容
区域环境承载力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环境系统结构不发生质的改变，区域环境功能不朝恶性方向转变的条件下，区域环境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它可看作是区域环境系统结构与区域社会经济活动的适宜程度的一种表示。
区域环境承载力具有客观性和可变性的两重性。对某一区域来说，在某一时段内它的环境承载力是客观存在的量，同时，区域环境承载力会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人们对环境质量的不同要求而变化。区域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包括：①区域环境承载力指标体系；②区域环境承载力大小表征模型及求解；③区域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估；④与区域环境承载力相协调的区域社会经济活动的方向、规模和区域环境保护规划的对策措施等。
区域环境承载力的量化研究使区域承载力理论研究深入，而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又是量化研究的基础。目前区域承载力的量化研究主要是对指标体系的研究。
一般可以把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因子分为两类：一类是发展类变量指标因子，即对区域社会经济活动起支持作用的环境资源条件，通常用这些环境资源条件的可开发利用量来描述；另一类是限制类变量指标因子，即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起限制作用的区域环境条件指标，通常用社会经济发展规模的大小来描述。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各项指标的灰色关联度模型及各项指标的灰色预测模型，并且应用它对某一区域环境承载力进行分析研究。[7,8,9]
区域环境承载力的构成
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高度看，区域（或城市）综合环境承载力的分析，实质上就是寻求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区域（或城市）环境系统和社会经济进行深入研究，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来表征区域（或城市）环境系统对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
目前人类所依存的环境是自然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人工生态环境（如城市生态环境、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的复合环境系统，其环境承载力就成为这两种环境系统的复合承载力。[10,11]
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理解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和内涵，也不能只考虑区域自然生态环境所固有的自然环境承载能力，也要充分考虑由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所产生的人工生态环境的环境承载力。
（1）自然环境承载力。它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承载力是自然环境的固有属性，与自然资源的稀缺和环境容量的有限性紧密相关，因此就要求要根据自然环境条件来确定人类活动的方向、规模和速度。一般来讲，自然环境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因而使自然环境系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但是，当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系统的作用超过一定的限度时，自然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就会发生质的变化，它将反过来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2）由经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人工环境承载力。人类在经济社会发展等活动中，总要伴随着各种有利于人类自身的人工生态环境，如城市中的各种建筑物、园林绿化、各种交通、通信、电力等，均属于人工生态环境的组成部分。由于受自然、经济、技术等条件的影响，人工生态环境也有其固有的环境承载能力，超过了其极限，就会带来交通拥挤、噪声和汽车尾气排放等严重城市问题。
环境承载力除包括自然环境承载力和人工环境承载力外，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对生态环境需求和对环境变化的忍耐程度的不同，因而对环境承载力所形成的作用也不同。如现代城市居民大量使用空调设备后，对城市夏季高温的忍耐程度大大降低，同时，居民住宅大量使用空调设备，不但由于供电量的增长加重了发电厂污染，而且还由于大量空调设备把热量释放到城市中，加重了城市的热岛效应。这就要求人类的消费活动应保持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内。
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
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可由一系列相互制约又相互对应的发展变量和制约变量构成。①自然资源变量：水资源、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的种类、数量和开发量；②社会条件变量：工业产值、能源、人口、交通、通讯等；③环境资源变量：水、气、土壤的自净能力。计算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时可采用专家咨询法针对5个要素：大气、水质、生物、水资源、土地资源分别选取了发展变量和制约变量组成发展变量集和制约变量集，然后将发展变量集的单要素与相对应的制约变量集中的单要素相比较，得到单要素环境承载力，再将各要素进行加权平均，即得到资源与环境综合承载力值。
环境要素承载力
环境系统是由各个环境要素子系统组成的，因此环境承载力与环境要素承载力的研究密切相关。目前环境要素承载力研究有：土地资源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城市水环境承载力、大气环境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其中目前研究得最深入的是土地资源承载力研究。
土地资源承载力
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对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的定义是：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土地资源的生产能力和一定生活水平下所承载的人口限度。这一定义明确了土地承载力的四个要素：生产条件、土地生产力、人的生活水平和被承载人口的限度。
国内计算土地承载力的方法主要有经验模型法、遥感方法、系统动力学方法等。经验模型法主要包括：陈国南测算我国生物生产量时所采用的迈阿密模型；周白、郑剑非在内蒙古武川旱农实验区自然降水生产潜力的研究中采用的瓦赫宁根法、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生态区域项目研制的模式是：农业生态区域（AEZ）法；聂庆华、戴进分别进行的陕西省洛川县土地生产潜力及人口容量研究；陕北黄土高原土地生产力与人口适宜容量研究采用的模式是：Doorenbos模型等。
利用遥感技术建立一定的估产模型估算作物产量的研究也十分丰富，如：李付琴以北京顺义县为例，建立了冬小麦遥感信息——气象因子综合模型；杨星卫的研究将遥感与动力估产相结合来估算水稻总干物质重和产量；池宏康利用叶面积持久期（LAD）建立了LAD——产量模型；王乃斌提出了以绿度指数、温度和绿度变化速率等因子，构建出大面积冬小麦遥感估产模型。张志良、童玉芬、范小琴等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在西北五省区，包括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等进行了土地承载力和城市人口承载量研究的实践。[12,13,14]
矿产资源承载力
矿产资源的承载力主要是指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通过利用矿产资源，在保证正常的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表现的资源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15]
城市水环境承载力
崔凤军采用系统研究方法，对城市水环境承载力的概念、实质、功能及定量表达方法作出了分析，他认为，城市水环境承载力是指某一城市、某一时期内在某种状态下的水环境条件对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活需求的支持能力，它是该区域水环境系统结构性的一种抽象表示方法。它具有时空分布上的不均衡性和客观性、变动性、可调性的特征。作者选择了8个变量指标构建了水环境承载力，利用系统动力学模拟手段进行了实证研究，利用水环境承载力指数变化对拟定的调整策略变量作出了预测、优化。[16,17]
大气环境承载力
王民良对大气环境承载能力的理解局限在大气环境对污染物的消纳能力。他认为，“在一定标准下，某一环境单元大气所能承纳的污染物最大排放量”。他以SO2为代表污染物，对上海市的现有大气污染源进行归类，应用大气扩散模型，计算出在不同环境质量目标下全市范围大气污染物的环境承载能力。
旅游环境承载力
崔凤军对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定义为，“在某一旅游环境的现有状态和结构组合不发生对当代人及未来人有坏变化的前提下，在一定时期内旅游地所能承受的旅游活动强度”。它由环境生态承载量、资源空间承载量、心理承载量、经济承载量四项组成，具有客观性和可量性、变易性与可控性，存在最适值和最大值等特征。作者设定了三类旅游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因子：社会文化环境因子——游客密度指数；社会经济环境因子——旅游经济收益指数；生态环境因子——土地利用强度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旅游环境承载力指数的数学表达式，对泰山风景区进行了实例研究。[18]
生态环境承载力
生态环境承载力是指在某一时期某种环境状态下，某区域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支持能力，它是生态环境系统物质组成和结构的综合反映。生态环境系统的物质资源以及其特定的抗干扰能力与恢复能力具有一定的限度，即一定组成和结构的生态环境系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能力有一个“阈值”。这个“阈值”的大小取决生态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两方面因素，在不同时间、不同区间、不同生态环境、不同社会经济状况下，“阈值”的取值是不同的。
生态环境承载力体现了一定时期、一定区间的生态环境系统，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各种需求（生存需求、发展需求和享乐需求）在量（各种资源量）与质（生态环境质量）方面的满足程度。
可持续环境承载力与可持续环境承载率
可持续环境承载力
根据前面的论述可知，某区域的实际环境承载力（ECC实）指在某一时期、某种环境状态下、某区域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实际利用的环境承载力。即ECC实＝F（R实，P实，N实）。
式中：R实为自然资源实际支持力数量；P实为环境生产实际支持力数量；N实为社会经济技术实际支持力水平。
这样，在R、P、N三变量不同的组合水平下，一般可将环境承载力分级为（R为自然资源支持力变量；P为环境生产支持力变量；N为社会经济技术支持力水平变量）。
（1）弱载——不完全利用环境生产支持力时，P取0～Pmax的一个量，R、N取适应量；
（2）满载——完全利用环境生产力，P取最大可能量，R、N取适应量；
（3）强载——完全利用环境生产力和自然资源支持力，R、P均取最大量，N取适应量；
可见，对于一个区域来说，环境承载力存在一个是否可持续的阈值——可持续环境承载力（ECCs）。在可更新自然资源的再生产力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开发替代能力建设方面取得综合平衡的前提下，选用可持续发展模式对R、P、N进行组合所产生的环境承载力的大小，称为可持续环境承载力ECCs。
即ECCs=F（Rs,Ps,Ns）
式中：Rs为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技术开发能力和可持续利用量；Ps为污染物允许排放量、环境纳污能力、可再生资源的持续利用量；Ns为环境无害经济技术体系，如清洁生产工艺、生态农业技术、环境友好技术等。
可持续环境承载力是研究环境、经济、社会是否协调发展的一个重要判据。当今环境问题多是由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压力超过此阈值造成的，即所利用的环境承载力超过了可持续的界限。那么，可持续环境承载力的特点有：
（1）利用现在实际的环境承载力减去可持续环境承载力的差值来判断某区域的发展是否可持续。
即，ECC实－ECCs＞0，发展不可持续；≤0，发展可持续。
可持续环境承载率（ECP）
可持续环境承载率ECP＝实际环境承载力/可持续环境承载力＝ECC实/ECCs
ECP＞1，超载；＝1，全载；＜1，弱载。
环境系统是具有负反馈的自我调节系统。在人类的保护和建设下，全载可取得较快的经济效益，可以为急于经济腾飞的发展中国家所采用的，但前提是在一定的环境基底条件下[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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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杂志》是由中国生态学会主办的学术期刊，也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读者对象为从事生态学、生物学、地学、林农牧渔业、海洋学、气象学、环保、经济、卫生和城建部门的科研、教学、科技工作者、有关决策部门的科技管理人员及大中专院校师生和中学教师。主要刊登具有创新性和生态学研究论文、专题的综述和评论、研究方法和新技术的应用、学术讨论与争鸣、国内外学术消息和动态、生态学论坛和生态学新书刊介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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