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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久没有写什么东西了，哪怕只是灌水的呢，所以今天写一篇好了，先起个名字吧，叫做《论文本的改编性与影视的再创造》（这个名字好长啊）我想到哪儿说哪儿吧其实看了这么多书，发现只要是稍微有点儿情节，稍微好看点儿的名作，基本上难逃被翻拍的“厄运”。说是厄运太过夸张了，其实很多观众对原著并不了解，都是在看过翻拍的电影之后才去看原著的，从这方面来说，倒是电影起到了很好的普及作用，毕竟在现在这个时代，大家生活节奏那么忙碌，看小说是要花费很多时间的，而且……说句不太好听的，小说比较费脑子，电影相对比较简单一些。当然了，本人的基本观点还是在时间和精力的允许下，多看原著。因为……首先吧，在改编剧本的过程中，通常来说，小说的长度都比较长，《飘》的长度想必大家都已了解（恐怕有八九十万字），《傲慢与偏见》算是短的了，也有三十多万字。总体来说，一般都在三十到四十万字之间。这样的长度，除非改编成迷你剧集，否则小说中的剧情是不可能在电影当中完全展现出来的。毕竟时间有限，两个小时的长度，只能把大概的情节说一说，还是比较粗线条的。这方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还是《法女》吧（sorry,大家一定听烦了，只可惜我只看过这个而已，惭愧惭愧），电影拍得已经很好了，唯一在我心里觉得遗憾的地方就是小说里我觉得最精彩的那段教堂独白（一段让人心里很五味杂陈的哭戏）电影里没有，还有那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神秘人也没出现。我当然理解这样做的原因，因为除非拍成电视剧，否则必须把那些“不太重要”的情节删掉，不然就成连续剧了，呵呵，呵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翻拍的四大名著，反正个人就不予置评了，虽然长度足够，但是违背了原著的主题，唉……其结果当然是骂声一片了说到主题，改编作品时一定要对原著做一些变动的，这我理解，当时无论如何原著的中心思想不可以改动，否则的话，大致有三种结局：第一种，编剧被小说的粉丝的唾沫淹死第二种，编剧被小说的粉丝的板砖拍死第三种，编剧先被唾沫淹死，再被板砖拍死（或者顺序颠倒一下）哦，忘了，除了编剧之外还有导演呢说到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冒了出来，原著的主题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之前我忘了在哪儿说过，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有其主题的多重解读性，那么既然如此，即便是作者自己，可能也并不确切的知道自己想要表达什么，我们只能够希望相关的导演和编剧能够负责一点儿了，好歹多研究研究，这样才对得起观众啊再来说说什么样的小说适合拍出来，有许多作品的文学价值很高，但是拍出来相当无聊。有的小说本身并不是很有名，但是拍出来得很经典。其关键就是……还是时间的问题就说电影吧，二个小时的时间必须把一个故事说清楚。所以不像小说那样，可以平铺直叙，可以埋设许多伏笔，甚至很多都是从主人公的童年开始讲起的（《法女》里我看了七八万字男女主角都还没说上句话呢），你要是照着小说那么拍，估计观众早就退场了。所以，一开始你不来个一见钟情，英雄救美之类的怎么对得起观众啊适合拍摄的作品个人认为只要有两个特点就足够了：第一：人物性格要有特点（基本上都不是普通人）。第二：故事要曲折动人，至少也要有创意。大多数的作品只符合一个，一般是第二个。要是两个条件都具备的话……好像只有《飘》吧在这里着重说一下人物特点：基本上有三种第一种：让人爱的，基本上男的是风流倜傥啦，神通广大啦，女的是仙女下凡，楚楚可怜型。另外呢，我还发现，一般来说如果男主角是个富家大少爷会受到观众的喜爱，但是反过来，如果女主角是个豪门千金，好像一般都不是什么好人……第二种：让人恨的，这样的一般就是反面角色，为了或者情感或者价值观或者生存的利益而干坏事的人，事实上，很多时候如果坏人演得好的话会比主角出彩。第三种：让人又爱又恨型的，这一种是稀有品种，通常会给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一般来说就是人物很优秀，但是性格有缺点，也有一些出身很悲惨的反面角色会被划到这一类当中。这一类是最难演的。总体来说呢，文本和影响的区别就在于你到底是在看什么文本看的就是：一流的作品看主题，二流的作品看描写，三流的作品才看情节。影响基本上看的就是视觉刺激，还有俊男靓女，（呵呵，我也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被翻拍的次数最多了，原因何在？除了作品本身极高的艺术价值之外，不可否认，莎翁的作品本身就是剧本，本来就是为了拍出来被人观看的，只不过是舞台和银幕的区别而已。有的小说的剧本痕迹很浓，后来我一看相关资料，发现作者本身就是剧作家，这个小说写出来就是为了拍摄的……呃其实改编还是不费什么脑子的，毕竟有原著的大批粉丝做基础，应该不愁关注度什么的。而且，事实上，大多数翻拍的作品中的台词基本上都是照搬小说中的，省得费事了，呵呵说到底，改编作品的成功与否关键就是影视与原著的契合度，如果你觉得在观看的时候和阅读的时候感觉一样，那么无疑是成功的。很多时候，不管是文本还是影像，它能够带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又见仁见智的感觉。小说可以通过很多的手法来展现一个大千世界，作者可以有很多议论来表达主题，但是在影视当中就不可能了，只能通过“镜头语言”，对白，动作，眼神之类的（为演技派鼓下掌吧）。其实人都是矛盾的，也许读者在阅读的时候经常会想象书中的主角是怎样怎样，如何如何的，而当影视作品一旦把这种想象落到了实处，即便这种诠释何等完美，何等努力，读者多少还是会吹毛求疵，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读者的想象力，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这个道理，就和断臂的维纳斯是一样的。最后说一句，其实看了原著之后有一个好处，就是通常外国的影片翻译的字幕组都比较烂。而如果你读过原著的话，你不必咒骂，你大可以高傲地蔑视，不必太注意字幕，当屏幕中出现错别字的时候，你可以回忆一下小说当中这句台词是如何描写的……当然了，除非你的记性特别好，否则还是比较难以做到的，呵呵就想说两句的，没有想到又写了这么多，不好意思，各位海涵
论专题}四大名著翻拍，有多少经典可以重来？2008年对于电视剧行业来说，是四大名著的翻拍年，李少红、张纪中、高希希、吴子牛四大名导演各出奇招。但近日，四大名著重拍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三国》导演频频罢工；《红楼梦》演员培训两个月后全部解散；《水浒》和电视台搞起了选秀；张纪中吆喝着为《西游记》拉拢“人马”时，又悄悄为其新业务——翻拍《倚天屠龙记》搭起班子。四大名著翻拍到底何去何从？红楼梦：角色之争没一个演员让人满意?进展情况：经过两个月秘密培训，不但没有选出宝玉人选，还宣布暂时解散演员，开拍时间更显得遥遥无期。《红楼梦》选演员一直让导演李少红头疼。而历经数年创作的“黄亚洲版”剧本最终被推翻。现在的处理方法是：在小说原著基础上，由红学家和李少红团队共同搞一个“导演工作台本”的东西取而代之。历时五年准备的新版《红楼梦》竟然要在“无剧本”状态下进入实拍，大大出人意料。当事人发言：大家都在等
可翻拍，但要注重表现技巧。
其实无所谓孰是孰非，影视文化的存在、发展和繁荣自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根由。她与古典名著一样，只是艺术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无高低优劣之分，而只有表现技巧之别。对于任何一种文化艺术，我们既不能过分宣扬，也不能过分压抑。我们只能理性客观地分析。
先说改编之得。
影视文化之所以能够得到广大民众的认同，是因为她能更好地带动人们的情绪，拨动人们的心弦。这种前所未有的视觉、听觉上的冲击让人无法不神往陶醉。
在一般人看来，80年代出品的电视剧《西游记》里六小龄童扮演的孙悟空那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敢作敢当、机智勇敢、生性调皮的形象比字面上得来的要生动得多。因此，相对于古典名著的艰涩难懂，她更易为观众接受。
古典文学向来不是普通大众的盘中饭食，即使在古代，除了些摇头晃脑的儒者外，人们更喜欢口头说唱而不是直接与原作者进行心的交流。普天之下皆研究高深之文学，这本是我们无法也不必奢求的场景，而影视文化的出现让古典文化有了更大范围的推广。
大概没人会否认说唱艺术在我国古代四大名著等的产生、发展、传承、推广方面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影视这门“现代说唱艺术”对于古典文化在今日社会传承的作用呢？
影视作品一经产生即有其特别之思想。“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名著在改编过程中也无一例外地糅杂进了现代人的审美意识与价值理念，完成了对原著内容主旨的新的诠释。较之原著，改编后气息大异，与现代人同声相应，自然能够占据人们的心灵。
大多数作品能够坚持文化自觉，宣扬真、善、美，对于人们的精神文化建设和引导起到了应有的积极作用。1962年绍剧戏曲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引起毛泽东与郭沫若唱和，同年改编的影片《孙悟空三打白骨精》以人妖矛盾为主体。
着力描绘孙悟空明辨真伪、嫉恶如仇的英雄形象以及他不为假象所惑、征服邪恶势力、护卫唐僧取经的艰难历程，同时也批评了唐僧人妖不分、认敌为友的错误。 这不能不说是对“西游记文化”的丰富发展。
影视文化在推广并且一定程度上丰富充实了古典文化的同时，其自身的艺术品位也得以提升。在俗气横溢的当今世界，此举虽尚无力挽狂澜之能，却有阻遏抵制之效。不敢想象这世界只剩下濛濛细雨中的言情、大漠飞沙中的武侠，俗了又俗的人物和情节，还有现在泛滥成灾的穿越题材的影视作品。
我不是否定当代人所创造的文明艺术，毕竟所谓的经典也不总是曾经，她也是某群“当代人”的产物。我只是否定这种趋附潮流、思想全无的毫无根本之作。幸运的是，还有人记得我们先人给我们留下的博大精深的财富，不管其出于什么样的动机，没忘掉总是好的。
改编之失
现在的影视文化创作量确实不少，由古典名著改编而来的也越来越多，然而总的趋势是浮于浅薄，仅仅满足于给观众以短暂的娱乐享受。少了内涵，极尽喧哗之势；低了品味，却作忸怩之语。甚至完全抹煞原著形貌，加以无厘头、恶搞、后现代之颠覆创作。
其实情节忠实于原著与否是次要的，我们允许做些无关大局的调整改动。但由于自身艺术形式的限制，影视作品难以完整体现原著的主旨和表达出深刻道理。
这另一方面也与观众在欣赏影视作品时所抱定的价值取向和态度有关，因为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仅供娱乐消遣用的。尤其是改编这些在时空上与我们有很大距离的古典名著，用现代动作和语言演绎出来总不是那个味儿。
而古典名著改编成现代影视作品所带来的最重要的缺失恐怕是整个社会层面上的。人民大众接受影视文化的同时，不自觉地疏远了古典文化，并产生出了一种影视文化就是全部的错误观念。这种缺失在现代青少年群体中体现得很明显。
类似“顶”“赞”“给力”“神马都是浮云”的词或句泛滥得实在令人作呕。网络上一人振臂、万人揭竿的大骂战也让人觉得当今社会除了言论自由外，大概无甚独立之人格与自由之思想。
扩展资料
名著翻拍也是一次创造，考验的是编导和演职人员的艺术造诣。从文字媒介到视觉媒介的转换本来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若能还原出名著的风采、艺术魅力其难度不亚于一次创作。四大名著的翻拍已经做了一些很好的尝试，虽说难以尽如人意但跟随后鹊起的名著翻拍新潮相比，愈加显示出后继者的糜烂和无能。
比较而言，新版很难赶上老版最主要的原因是走了庸俗化的路子，以现代人庸俗化的口味来调和名著的情调，企图按照自己的口味来改造名著，而自身的艺术造诣又常常力不从心，对原著大加拆解，添油加醋已经蜕变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翻拍闹剧。
最先给人这一感觉的是新版西游记。旧版的西游记本来觉得就有很多的缺憾，但是看了新版之后才知道旧版原来是如此弥足珍贵。新版西游记不仅仅是粗制滥造，更有莫名其妙的编造，将唐僧写成了一个哲人，猪八戒写成了小丑，整场布景基本上是原地转圈只有角度的差别，仅此一项就足以看出其与旧版的差距。
阅读过原著的人尚有基本的判断力，而一些依赖电视剧的人却有可能被严重的误导。这就是低劣的翻拍给文学艺术带来的硬伤所在。反观近年来的艺术市场，市场化的诉求早已腐蚀了艺术创造的严肃性，从编导到演职人员都变成了赚钱的机器，艺术的戒律，审美的导向正在变得不可捉摸，过分市场化必然导致艺术的萎缩，创造能力的萎缩，而艺术涵养文化修养的缺失更是将艺术逼进了庸俗无聊的境地。
我是支持经典名著翻拍成影视作品的。但是要有让有实力的影视公司来翻拍，需要找一个很好的导演，选适合的演员。这样可以把名著推送到很多人面前。
影视史学鉴赏论文提纲
导语：以任何影像视觉符号中所呈现过去的事实，其成果（或成品）例如有远自上古时期的岩画，历代以来的静态历史图像，以及近代的摄影、电影、电视和数位化媒体“都是影视史学的研究对象，因此都属历史影视资料的范畴。接下来我整理了影视史学鉴赏论文提纲，文章希望大家喜欢！
题目：中国电视剧史学研究新论
中文摘要
目录
引言
绪论 中国电视剧史学研究动态
第一节 史学科学与研究新论
一 历史之物与科学学问
二 史学尊重与新论研究
第二节 电视剧史学研究现状
一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现状
二 期刊论文研究现状
三 关于电视剧史学的`学术专着研究现状
四 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
第一章 史学理论范式的进程
第一节 理论与历史理性
一 理论使用与独立艺术形态
二 理论范型与问题解决途径
三 理论机制与进步性甄别规范
四 历史思维与适意性传播导向
五 历史研究与变异性判断准绳
六 历史理性与测度性事实指标
第二节 方法与科学革命
一 方法修订与决定性原则
二 个体选择与再识性体系
三 认知冲突与危机性范式
四 现实查验与科学化规则
五 计量体系与客观化尺度
六 视觉经历与理性系统论
第三节 范型与专业价值
一 影像思潮与文本演绎
二 资料考据与汇编：版本学的生命力
三 情感辩护与预储：心态史的流行规则
四 大众意识与洞见：公共档案的文本互见
五 意义拟定与架构：社会史的意图趋向
六 专业范型与价值立场第二章 史学概念范畴的厘定
第一节 概念构造与象的生成
一 概念与投射
二 观念与概念
三 认知工具与新语汇
四 概念构造和象的生成
五 形式逻辑与影像连结点
六 语言境遇与现象场
第二节 概念关系与意义模式
一 约定符号与选择性编码
二 事实假说与作者化观察
三 合理类型与典型化象征
四 价值预设与道德性核心
第三节 概念修正与经验科学
一 概念更新的科学化
二 含义转移的进程化
三 类型理解的经验化
四 论断推理的归纳化
第三章 史学分期规范的探讨
第一节 时序组织与进程目标
一 历史时间与分期
二 异质连续性
三 科学的次序
四 编年史与组织原则
第二节 佐证逻辑与命题依据
一 推导逻辑与规约
二 因果律与社会体相
三 现实适用性与命题逻辑的真相
四 想象力与史诗的自由战略
五 疏离的日常与历史性证据
六 语言实证与唯物思潮
第三节 过渡仪式与历史转向
一 仪式与过渡现实
二 地方性框架的历史积淀
三 偶然与不确定考察
四 政治史和意识形态
五 自我意识的心灵重演
第四章 史学叙述形态的阐释
第一节 阐释与批判
一 传统历史阐释模式
二 剪贴史学与批判范式
三 作者意图与有效性推理
四 陈述与事实表述的符应
五 批判与叙述主体的态度
第二节 记忆与沟通
一 文化遗产与沟通
二 口述史学与对照
三 公共史学与证词
四 集体传承与回忆
五 情绪情感与主观
六 言论影响与表达
第三节 显影与加工
一 影像文本与技术发展
二 现实论证与历史分析
三 建构功能与叙事经验
四 整体编排与针对性努力
五 真实与历史演剧理想
六 虚构与史学拟态环境
结语
参考文献
1、题目：题目应简洁、明确、有概括性，字数不宜超过20个字（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本专科毕业论文一般无需单独的题目页，硕博士毕业论文一般需要单独的题目页，展示院校、指导教师、答辩时间等信息。英文部分一般需要使用Times NewRoman字体。2、版权声明：一般而言，硕士与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内均需在正文前附版权声明，独立成页。个别本科毕业论文也有此项。3、摘要：要有高度的概括力，语言精练、明确，中文摘要约100—200字（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4、关键词：从论文标题或正文中挑选3～5个（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最能表达主要内容的词作为关键词。关键词之间需要用分号或逗号分开。5、目录：写出目录，标明页码。正文各一级二级标题（根据实际情况，也可以标注更低级标题）、参考文献、附录、致谢等。6、正文：专科毕业论文正文字数一般应在3000字以上，本科文学学士毕业论文通常要求8000字以上，硕士论文可能要求在3万字以上（不同院校可能要求不同）。毕业论文正文：包括前言、本论、结论三个部分。前言（引言）是论文的开头部分，主要说明论文写作的目的、现实意义、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并提出论文的中心论点等。前言要写得简明扼要，篇幅不要太长。本论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包括研究内容与方法、实验材料、实验结果与分析（讨论）等。在本部分要运用各方面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分析问题，论证观点，尽量反映出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结论是毕业论文的收尾部分，是围绕本论所作的结束语。其基本的要点就是总结全文，加深题意。7、致谢：简述自己通过做毕业论文的体会，并应对指导教师和协助完成论文的有关人员表示谢意。8、参考文献：在毕业论文末尾要列出在论文中参考过的所有专著、论文及其他资料，所列参考文献可以按文中参考或引证的先后顺序排列，也可以按照音序排列（正文中则采用相应的哈佛式参考文献标注而不出现序号）。9、注释：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有些问题需要在正文之外加以阐述和说明。10、附录：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有参考价值的内容，可编入附录中。有时也常将个人简介附于文后。
几十年来，中国的电视批评伴随着电视实践和电视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发展阶段、自觉阶段。电视批评每一个时期的进步都是同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历史条件紧密相关的。同时，每一个进步都为下一时期的进步留下经验与教训，并推进着中国电视理论的建设。一、电视批评的萌芽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后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萌芽时期。1958年5月1日晚上7时，一幅以中央广播大楼为背景，映衬着“北京电视台”台名的画面展现在电视屏幕上，新华社电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已在5月1日开始试验广播。”这天晚上播出的节目有先进生产者和农业社主任的谈话，新闻纪录影片《到农村去》、科教片《电视》以及诗朗诵和舞蹈。第一次节目播出后，没有引起人们对节目的更多评论，大家都沉浸在播出成功的喜悦中。同年9月2日转为正式播出后，每周播出4次，每次2～3小时。电视台每次坚持开播前会和播后会，对播出的节目进行分析、评论。当时党中央提出：“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尽可能反映当前国家和人民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报道社会主义的成就，宣传科学技术知识以及介绍各种优秀剧目和艺术影片，并为少年儿童准备一定数量的节目。”①这是当时的电视台的工作方针，也是评价电视节目的指导思想。播出一年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编委会讨论北京电视台的工作，认为“一年来，电视台已摸索到一些电视宣传经验，但节目花色不多，内容单调，编、导、演、摄、播、装饰工作粗糙，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低，经常出错”。②1961年8月3日，当时的北京电视台播出了《笑的晚会》，内容全都是相声，播出后收到了100多封来信，对这个节目进行评价，表示支持，并希望以后再办。1962年1月20日，举办第二次《笑的晚会》，同样受到观众的欢迎。1962年国庆节前夕，举办了第三次《笑的晚会》，这次晚会引起了一定的争议，晚会改变以往国庆晚会的习惯做法，标新立异，着重表演，减少说唱。这次节目播出后，一位署名为“对你们的节目表示愤怒的一位观众”来信说：“国庆前夕《笑的晚会》中，大部分节目是多年来在机关、团体内部举办的小型晚会上司空见惯的、不登大雅之堂的非艺术性的、迫不得已在朋友面前耍耍活宝，以博得谅解的一笑洋相，想不到居然在国庆前夕，在参加庆典的外宾如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的电视节目中播出，简直难以想象。这纯粹是以廉价的方式向小市民趣味讨好。”③这封来信反映了一些观众对电视节目相当郑重的看法。这时期，观众来信成为电视批评的一种最直观的形式。此时，一些带有对电视节目研究和探讨性质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使处于萌芽状态的电视批评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1955年10月创刊的全国性理论刊物《广播业务》到1964年底，共出版85期，先后发表了研究广播电视理论的业务文章和有关材料1456篇，其中有261篇是研究电视的文章。如《足球和足球比赛中的实况转播》、④《电视广播宣传中的几种方式方法》、⑤《电视报道的人物选择和刻画》、⑥《电视经济新闻的出路》、⑦《电视新闻不能表现过去怎么办?》、⑧《电视剧可否采用象征性的背景》、⑨《试评诗朗诵<海誓>的电视播出》、⑩《电视节目<告别山城>观后》⑾等。也有一些著名文化人参与了此时的电视批评。1959年反映青年参加建设人民大会堂等首都十大建筑的电视剧的《新的一代》在工程竣工时播出，著名剧作家田汉在《人民日报》上著文称“电视剧是文艺战线的轻骑兵”。⑿这一期间，裴玉章、康荫、许欢子、李子先等一批广播电视人针对当时的电视实践，写出了不少评介文章，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奠基人。总的看来，萌芽阶段的电视批评还比较稚嫩，这有多方面原因。其一，电视影响太小。真正能看到电视的只是少数人，社会影响不大，因而也没有引起理论批评界的重视。其二，电视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特征，因而对文艺批评的借鉴也无从谈起。其三，电视尚未出现典范节目。没有产生震撼人心达到较高审美层次能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的作品，因而这一时期也就没有给理论界提供更为典型的对象。加之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电视台一度中断播出，以后恢复播出后，整个电视也就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电视批评工作也就几乎中断。二、电视批评的起步阶段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起步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电视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电视节目的内容形式、数量与质量等诸多方面都得到很大的提高和发展。丰富的电视实践为电视批评提供了研究对象，中国电视批评开始步入起步阶段，其显著标志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刊物、批评文章大大增加1978年以来，研究刊物逐渐增加，公开发行的有《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广播电视研究》；广播电视部《广播电视战线》；电视艺术委员会《电视文艺》；天津《广播电视杂志》；浙江《大众电视》；湖北《电视月刊》；北京《电视文艺》；福建《中外电视》等。到1984年底，全国已有地方性广播电视研究刊物54种，还有相当一部分的新闻期刊也分别辟有电视专栏。中央电视台1984年8月开始筹划《电视业务》刊物。1985年初正式创刊。这些刊物的涌现，为电视批评提供了发表阵地，使电视理论的研究成果有了载体。比如：《<丝绸之路>为中日友谊锦上添花》，⒀ 《电视新闻纪录片杂谈》、⒁ 《电视报道的可信性与权威性》、⒂《电视新闻要讲可视性》、⒃ 《论电视新闻的现场感》、⒄ 《一篇受欢迎的电视评论》、⒅ 《试论电视片创作中的情感问题》、⒆ 《谈议电视专题节目的解说词》、⒇《论童国平的电视片创作》、(21)《电视评论写作技巧》、(22)《论陈汉元的解说词创作》、(23)《用镜头说话》�(24)等等，一批具有一定理论水准的电视批评著述相继问世。这些刊物或就电视基础理论进行研究，或就新闻、社教、文艺、服务类节目进行探讨，表明人们对电视理性的思考进入了深层次领域，电视批评开始透露出理性的光影。如中央电视台1980年7月创办的第一个评论性专栏《观察与思考》的播出，引起理论批评界的关注，《电视作为一种审美文化》的文章认为：“《观察与思考》、《热门话题》，还有一些电视片，只要抓住了群众利益攸关的敏感话题，就惹人注目。这些片子的成功之外足以说明，社会学规律是怎样支配着观念对电视文化的需要，因此，电视节目的制作者应当自觉地运用这一规律，把最充分地发挥它的社会政治影响作为它的社会审美功能。”�(25)这一时期的电视批评表现了中国电视丰富的实践，可供研究的对象多起来了，对扩大电视对观众的影响，推动电视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对奠定中国电视基础理论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2．各种研讨活动的开展这一时期，我国电视各类研讨得到了全面展开。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电视台、电视学术组织，积极组织各种选题开展学术研讨活动。特别是1983年召开的全国第11次广播电视工作会议，较为系统地总结了30多年广播电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概括了广播电视的理论和任务，提出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直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这次会议提出了“以新闻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广播电视宣传的全面改革”。这一时期，全国召开的一些有影响的电视研讨活动如：1981年2月，全国电视剧编导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对《凡人小事》等一批优秀电视剧的创作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对观众加以引导的重要意义。1981年4月，全国电视新闻工作座谈会在山东青岛召开，会议针对《新闻联播》等新闻节目进行了研讨。1981年5月，全国电视“文化生活”专题座谈会在昆明举行，与会人员就文化生活节目的题材范围、表现形式等进行了研究。1982年2月，全国电视台部分专题节目讨论会在广西阳朔召开，与会代表讨论了办好政治性专题性节目以及加强电视评论的重要意义。1983年1月，全国电视剧导演艺术理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加强电视剧的研究和评介工作。1983年8月，全国电视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对外电视宣传节目提高思想性和针对性等进行了讨论。1984年5月，全国电视文艺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如何办好电视文艺节目进行了讨论。1984年12月，全国广播电视新闻改革座谈会在西安召开，会议围绕节目改革的内容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研讨。1985年3月，全国电视农村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如何搞好农村电视报道。1985年10月，全国提高电视剧质量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就电视新闻的基本规律、真实性等问题展开了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具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性电视研讨活动。这些活动都针对电视节目中所反映的问题进行研讨，每次研讨会后，都有一批较强理论性、学术性的电视批评文章问世，这对于推动电视批评的开展和电视理论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3．电视节目的评奖活动逐步开展起来1981年，开始举行全国性的电视节目评奖活动。少儿节目从1992年起单独评选，命名为“金童奖”，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和中央电视台承办。电视剧“飞天奖”始于1981年，电视文艺“星光奖”始于1987年，1988年纳入政府奖范畴，由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和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组织。对外报道电视节目奖1992年作为国家级政府奖，由中央外宣办和原广播电视部合办。每次电视评奖活动既是对节目的评价，也是一次认真的经验总结，更是一次理论的提升。评奖本身就是一次电视文化价值的判断评价和选择的过程。评奖以后，就会有一批针对电视节目评奖的评论文章问世。在评奖过程中，大家从不同角度分析研究了作品所体现的思想性价值和艺术性价值，肯定作品成绩的一面，指出作品存在的问题。各类电视节目评奖活动的开展，促进了电视批评多种形式的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电视刊物增多，理论性文章的不断问世，各种研讨活动和评奖活动纷纷开展起来。可以看出，电视界开始重视电视理论研究、电视批评的重要作用。三、电视批评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是中国电视批评的发展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整个电视事业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都得到了很有成效的发展。全国各省、地（市）级电视台纷纷建立，部分县（市）也建立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到1986年时已开办了3套电视节目，丰富的电视实践急切需要电视理论、批评给予指导。电视实践的需要使电视批评得到了较好发展。其标志主要为：1.批评队伍扩大，学术交流活动增强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为电视批评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条件。为了适应电视事业的发展，1986年，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成立，电视批评有了机构与组织的保障。各级电视媒体、电视教育部门都成立学会分支机构，因而由此派生出电视运行中各环节的分支机构，全国性电视评奖和学术研讨活动进入常规化状态。除在电视台系统有专门研究机构以外，中国社科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四川大学等科研机构及院校也建立了相应的电视研究机构。各类电视研究机构的建立，团结了一大批有志于从事电视批评的理论工作者，使电视批评队伍迅速扩大。电视批评队伍不仅有科研部门和各类高校中的研究人员，还有来自社会学、文化学、艺术学、心理学、教育学、语言学、文学等众多专家学者；不仅有电视宣传的管理者，而且还有电视实践的从业人员。据有关方面统计，这一时期经常以报刊为载体，开展电视批评的专兼职批评家近百人，其他还有大量不固定对电视节目进行分析研究的人员。他们以各自的视角关注、审视、读解电视，取得一批电视批评的可喜成果。电视批评者不仅包括职业批评家，还包括兼职批评家；不仅包括一般的观众，而且还包括一些特殊观众——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关心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重视电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李铁映观看了中央电视台1992年奥运会转播的节目后，评价说：“转播很成功，很精彩，前方后方都搞得不错。我从电视转播中了解了很多情况并及时与前方取得联系，如提醒获金牌的运动员在升国旗、奏国歌中注意表情等。《奥运沙龙》换了一些新面孔，很好，开始一段不太熟练，后来也就好。奥运报道中的好经验可以运用到其他节目中去，如文艺、文化、体育、经济节目。”(26)《光明日报》还刊登陈俊生关于电视剧《一村之长》的评论文章，文章说：“《一村之长》从3个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敢于反映现实，触及矛盾，解决矛盾；2.以充分事实说明，广大农村基层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3.艺术的趣味性和深刻的思想性紧密结合。希望电视台多放一些像《一村之长》这样的好电视剧，以推动农村工作。”(27)1992年中央电视台开办了《经济信息联播》，邓小平几乎是一天不漏地观看节目。他说：“《经济信息联播》的时间虽不长，只有30分钟，但每期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信息量大，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将会起到积极作用。”邓小平还说：“播音员的播音速度太快，能否适当慢一点，以利于收看。”(28)
上网给我带来的喜与忧上网了，我的视野开阔了，生活充实精彩了许多，刚要发出“上网真好”的感慨，就被因上网带来的麻烦挡了回来，真的是喜忧参半。 网络信息时代，电脑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人脑，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人们的生活质量。电脑初上柜台时，那昂贵的价格让我望而却步，再者电脑知识一片空白，看来我真的要被时代淘汰了。妹妹条件比我优越，早早买了电脑，妹夫爱钻研，不仅学会了使用，还学会了电脑维修。某天，我到妹妹家串门，看到妹夫正埋头于电脑前，出于好奇，我让妹夫给我讲解简单的电脑知识，不听则已，听后便对电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次去妹妹家都要触摸几下键盘学习简单的操作，渐渐的我便有了买电脑的念头。 妹妹要搬家了，家电也要更新换代，电脑连同桌椅一并要送给我，怎好意思白拿，我付了部分现款这才心安理得把电脑搬回家。原以为与电脑无缘的我，就这样与电脑结下了不解之缘。 打字不会五笔，好在我还有拼音基础，速度虽然很慢，只要有时间，半天打一篇文章还是够用的，就有了把自己的文章输入电脑的念头，渐渐地我的文档里就有了几篇自己的得意之作。丈夫与文字无缘，电脑里存盘的几种游戏玩腻了，就离开电脑远远的，电脑几乎成了我的专有，不亦乐乎？ 忽然有一天，丈夫领来了联通公司的人，安上了宽带。尽管我们对上网很陌生，可上的多了自然就熟悉了。每天24小时随时可以上网，只是还要上班，下班后玩的时间很有限。女儿很自觉，从不玩电子游戏，只是偶而查阅一下资料。我呢，听听音乐，看看文章。看新闻再也不受电视局限，随看随有，散文，小说，诗歌应有尽有，电脑就是一座阅览室，让人大饱眼福。我沉浸在这拥有的喜悦之中。 然而，好景不长，丈夫就与我展开了争夺电脑之战。丈夫贪玩，自打申请了QQ游戏，他便废寝忘食，乐在其中。下棋打牌他是网上高手，只要坐在电脑前，就两耳不闻窗外事。 以前，他下班早，我刚到家门他就把饭做好，今非昔比他判若两人，冷灶冷脸让我心凉。感受不到家的温暖，令我好不失望，他让我感到陌生，忍无可忍的我终于发出不再吃他做的饭的通牒。玩物丧志他无所谓，玩物丧家他却不忍心。忍痛割爱让电脑给我，他很大度的走开，说是去散步，我很感动他的大方，走进我喜欢的文学网站红袖添香，欣赏近日自己发表的几篇文章。 有一天，有人要和我聊，问我斗地主得了多少分，我感到莫名其妙，我说我不会斗，他问我家里几台电脑，我这才明白，他正在网吧玩呢？！若这样我还是让给他好了，谁让女人会过日子呢？我打他的手机问他在哪里，他吞吞吐吐，回来后我们开始谈判，规定时间轮流上网，这才相安无事和平共处。 网络就像小魔女，让我的丈夫如醉如痴，横刀夺我之爱。网络又像我的知己，任我倾诉，给我安慰，网络让我欢喜让我忧。人生总有喜与忧 生活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有喜有忧。当我们有喜的时候，心中便升起一叶帆，在潮涨潮落的尘世，乘风破浪，勇往直前。有忧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仿佛有一把锁，在日升日落的时空，静静不语。生活就是如此，有时候捧腹大笑，有时候抱头痛哭，有时候欢唱，有时候沉默。 暑假一直是令人充满激情和向往的。这次暑假，我来到吉林长春参加全国无线电测向锦标赛。参加此次比赛的有来自广州、北京、杭州等全国各地的强劲队伍。强手如林，竞争十分激烈，而秒的差距都会使你与奖牌无缘。 标图赛中，随着定时器“嘀”的一声响，运动员们如同一阵风似的跑向了各自寻找的合适的测向方位。我们东风东四位女选手一出发便争取到了一个不受干扰的好位置，也许是第一场测向比赛吧，我的手心却溢满了汗水，笔也在我的手中轻轻滑动着。经过半分钟的时间，终于平静了自己的心情。专心的测着，我看了看手表，1分钟，2分钟，3分钟……时间在我的手中渐渐流去，只剩下5分钟了，我赶紧验证了一下，便如同离弦的箭一般飞奔到了终点处打卡。一看时间，12分42秒，没有超时，心中也深深地喘了一口气。虽然我们还不能知道成绩，但是我们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标图赛中。 在接下来几天的比赛中，我们都没有拿到任何名次，在其中一场个人赛中，当我找完最后一个台时，我却找不到终点的方向。我漫无方向地寻找着终点，当我找到终点时竟然超时了！大家都为自己的成绩感到难过，陷入了低潮。比赛总会有喜也有忧，然而这喜来的是这么的突然，让我们始料不及。正当我们准备带着惆怅的心情离开的时候，包揽女子标图赛全国前四名消息却给我们带来了意外的惊喜，大家都激动得一蹦三尺高，我们都尝到了由忧变喜时的激动心情。 这次，虽然我既成功了然而却又失败了，但是这已经成为了过去时，我们将开始新一个目标的奋斗。只要我们改变自己，昨天的惆怅会转化为喜悦；昨天的对手今天可能变成助手；昨天的失败也会是今天的胜利！ 看着这成绩单，引起了无限的遐想，或许是喜或许是忧。但是一切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均可以得到圆满的答复；任何事情都可以由一面转化为另一面；任何困难也都可以迎刃而解！看闲书的喜和忧俗话说得好：“凡事有利必有弊。”任何事物总有两个方面。如：戴上了眼镜使自己能够看清周围的事物，让人开心；然而喝热汤时眼前就会呈现出一片雾气，让人忧愁。今天，我就要告诉你，看闲书的利和弊。闲书，闲书，顾名思义，即是空闲时供消遣的书。在一个春天的早晨，躺在观景台上，放点背景音乐，捧本闲书，喝点咖啡，那滋味别有多美了！在任何时候，看闲书都是一种享受。闲书，她会把你引入故事的情节中去，使你自由自在地在故事的海洋中遨游。喜欢科幻的朋友，可以看未来小说；喜欢童话的朋友，可以看《哈利·波特》等类型的书；现实主义的朋友，可以看《女生贾梅》、《男生贾里》等书。闲书类型很广。它是作者的一种创新。可是，话说回来，在完美的东西，也不可能十全十美。闲书，哪儿不好了？对于我们——这群即将面临升学考的学生，难道还有空闲的时候吗？如果有一寸光阴在你面前，你却不把握住它，去翻闲书，是否会影响到考试呢？另外，照专家的话来说，在任何年级的学生，都不应该看闲书。因为，闲书可不是正儿八经的，它的范围太广了。闲书不是经过专家检查才可以出版的。而学生思想还没有成熟，很容易受到有些内容恶劣的闲书的影响，一棵小树不就长歪了？闲书，要适当地看，要选择有水平的看。这样才能保证闲书不影响到我们。这就是闲书的喜和忧。你明白了吗？我不知道你要多少字或者你是小学？初中？先找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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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是喜忧兼程，没有一个人只喜不忧，也没有一个人只忧不喜。人生本就是一场风雨的浪迹，时而会咆哮叫喊，时而会沉静不语。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一步登天。路途中，不免有时会遇上坎坷和险境，不免要遭受他人的暗算。那步步惊险的人生能说是风平浪静吗？，它注定就是一场喜忧兼程的旅行。 大家都看过电视剧，剧中反映的就是社会的现实。里面的纷乱嘈杂的事情，人物的勾心斗角，正是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喜忧的局面。有时画面的人物温柔贤淑，有时又激起了千层浪。说明人的一生也是时而喜乐，时而哀愁，不经意间，有时还会出现险恶的场面。无论哪种?电视剧就是生活的再现，就是我们现实的反映。 人生来本是善的，在后天的生活中，由于恶势力的出现，或是世俗的浸染，使我们由善转为了恶。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注定就要不断搏斗，不断地取舍，从而产生了有时喜了，有时又愁了。没有愁，哪来的喜？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没有绝对的喜，也没有绝对的忧。 当你每天沉静在忧愁中时，你不知快乐的感受。只有喜了，才觉得苦了。当你每天处在喜悦之中，你又何尝知道啥是忧愁？人的一生不可能永远处在极乐世界中，也不可能永远活在悲伤之中。忧愁过后，可能会带来一定的愉悦；快乐过后，也可能又会产生悲伤。说到底，人生就是喜一阵子，悲一阵子，就是喜忧的兼程。 面对忧，我们要诚然面对；面对喜，也不能过分高兴。你要知道，悲中带有喜，喜中参杂忧。悲痛过后，会有一番艳阳高照的时候，会有人生的繁华阶段。喜悦之余，也会有忧愁出现。也就是说，人就是生活在矛盾中，不可能只悲不喜，也不可能只喜不悲。喜忧是互相转化的。经历了一段喜事，有时又会转入悲伤状态；经历了悲伤以后，慢慢地，人又会快乐起来。这是人生的常态，也是人生的必然规律。只有遵循规律，才能向前发展。不必为悲哀伤心，也不必为喜悦而高兴。要坦然对待，要认识人间的发展规律。 朋友，读到这，不应该再为悲伤而难过了。当你遇到困境，要沉着对待，不必惊慌，也不必失措。你要认为，这是人生到达理想境界必经的一个阶段。没有苦，哪来的甜？坦然面对一切吧！等你走过了坎坷，走过了棘荆，转为平安了，你就一切明白了。再不要因愁而伤心，也不要因喜而忘了以前的痛苦。 人生就是一场不平凡的旅行，有时是沟沟壑壑，有时是平坦大道。正确对待人生，走好每一步。
（一）主题的写法[2]毕业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这个主题要具体到问题的基层（即此问题基本再也无法向更低的层次细分为子问题），而不是问题所属的领域，更不是问题所在的学科，换言之，研究的主题切忌过大。因为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通常，硕士学位论文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二）题目的写法毕业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切忌笼统。由于别人要通过你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来检索你的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因此，我们的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摘要的写法毕业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摘要应包括：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等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四）引言的写法一篇毕业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五）结论的写法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电影和电视剧作为选题写论文相对来说电影好写一点。电影的题材背景都比较明确，剧情也是相对紧凑，你需要研究的素材就少一点，镜头也比电视剧要少一些，而且电影会有好多介绍资料，影评也可以参考，而电视剧就没有这些便利了。
文学是由来已久的艺术形式，它有许许多多的内容，而影视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已经在人们生活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且这两者的联系与未来的发展不容小觑。
当前，文学作品，不论古今中外，改编成影视作品已成了热潮，在不乏好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
本文根据两者不同的艺术形式与特点作分析、讨论，并提出一些看法和观点。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由来已久,无论东西方,在将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艺术的过程中都不乏杰作。
本文围绕文学作品的改编问题展开分析,就影视艺术与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电视作品与文学作品间的联系与异同等进行剖析,指出影视艺术与文学艺术在存在关联的同时各有特点,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影视艺术出现之前，艺术似乎都是间接呈现给大家的，除了戏剧艺术。
因此，艺术的传播是相当缓慢的。
但是现在，电的发明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影视艺术的加入，大大改变了这种局面，自此，造型艺术如绘画建筑、雕塑、戏剧、戏曲等都因此而以各种形式互相结合，及时呈现在观众面前。
语言艺术也不例外，它也开始从虚无缥缈的世界中逐渐被带到了我们的真实世界中了。
艺术也因此体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
可以说，今天各种艺术之间相融合的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
当今时代，文学传播已不仅仅是在纸上阅读，同时我们也已经不满足单单文字带来的愉悦了，电影作品带给我们一波又一波的视觉冲击，电视则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
我们不得不承认，纯粹的文字阅读欣赏已经不再占主流地位，尽管近年来我们不断呼吁要重新培养阅读的好习惯，但文学要更好地得到传播与介绍，与影视结合似乎是最快最好的出路。
其实，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由来已久，从国外来讲，有由《飘》改编的《乱世佳人》，由《简·爱》改编的《简·爱》。
其他诸如《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小妇人》等，数不胜数，不论是世界名著还是畅销小说，好莱坞的制片人敏锐地看到了市场的需求量，而改编后的作品也通常比较成功，受到广泛的关注与欢迎。
我国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也不少，如早期的《城南旧事》、《林家铺子》、《红岩》，稍后的《红楼梦》、《水浒传》，等等四大名著，以及近期的作家作品如《红粉》、《红高粱》、《长恨歌》、《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
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好处是，普及这些古典及现当代的作品，使老百姓通过这些媒介更好地了解作品，在享受审美娱乐的同时也学到知识，提升全民素养。
这一点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早期都得到很好的体现。
应该说在最近，人们几乎是相当热切地盼望和期待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电影和电视这些媒介之后，首先提议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以来，这股热潮经久不衰，从有这种形式开始以来，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息与消沉过。
就目前来看，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方面，在改编文学作品上，固然制作的严谨是必要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地方，就是编剧。
小说有四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作家们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多很大，无论心理描写，抑或时空转换，只要入情入理、引人入胜，观众都愿意买帐。
但是，电影和电视剧是属于视觉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画面，听到许多音响效果，但是，想象的空间是无限的，思维的跳跃不受任何限制，而拍摄需要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画面的连接，有些在小说里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叙述的，影视却很难向观众交代。
文学和影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可以写一整页，心理描写可以是一章甚至一本书，但是剧本要的是动作行为，语言要简洁、生活化。
这中间的转换就看编剧的功力了。
说到编剧，就要谈谈戏剧，我国的戏剧始于元代的杂剧，是说一段唱一段的，很多不容易表达的地方就用旁白的方式来解决，而西方的戏剧最初流行的则是三一律，限制就更大了，所以编剧们刚开始都是从戏剧开始的。
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戏剧还是西方的戏剧理论，都不能像小说那样篇幅广阔、想象自由，那么，他们在进行影视改编时，就不得不受到限制，不是因为影视的属性与小说不同，就是本身他们的专业局限也决定了改编的难度和风险。
有的导演避免让作家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而是交给别人去改，原因一是作家对自己写的小说总是偏爱，难以取舍；二是在小说中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改编时很难有新的发挥。
而就别人来说，这篇小说只是一个模型，提供一些思维的素材，发挥自己的想象，想怎么添就怎么添，删起来也大刀阔斧，一点儿也不心痛。
再来谈谈电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及异同。
文学作品有许多的种类，在此以小说为例展开分析。
我国传统的小说是章回体的形式，其实说白了，就是变异地说故事，讲究布局，注重可听性，并且常在关键时刻收住，将玄机留到下一章再讲，所以章回小说更适合以说书的方式来体现。
与其说是读小说，不如说是听人说小说，所以故事性是有了。
这种传统的谋篇布局方法，固然条理清晰、脉络分明，但是手法单一、流于俗套。
如《三言二拍》、《封神演义》，等等。
但是这一类的小说，却很适合改编后搬上荧屏，因为在听说故事这一点上，章回小说和电视剧相同的属性。
电视剧是一项普及艺术，不论男女老少都可全民参与，而对于文化底蕴的要求并不高。
章回体小说的前身是说唱艺术，同时还有说书的成分在内，本身面向的就是各个阶层的群众，更多的是平民，非文人阶层，即使后期发展，文人参与创作，在最初，小说也是不入流的文学形式。
到今天，文学形式虽不断变更，它却恰恰是最受欢迎、最容易普及和传播的方式，这在本质上与电视艺术不谋而和、殊途同归。
（中国古典小说采用说书场“说—听”的传播方式，适应听众的欣赏趣味而建立起一套特殊的叙事格局，那就是古典小说中贯穿始终的说书人的腔调，拟想中的“说—听”的欣赏格局，以及于此相应的一系列叙事规则……种种叙事格局直接影响于电视剧叙事，构成电视剧叙事在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方面与传统小说之间清晰而又多样的审美传承关系。
①）也因为这样，我国的古典小说改编成电视作品，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封神演义》、《三言二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性强，情节连贯，条理清晰，脉络分明。
所以当这些改编作品一搬上荧屏，就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好评。
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象了，后期的观众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比较简单直观的审美了，而编剧和制片人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所以改编的方向开始转换。
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研究是我国电视剧发展过程中研究比较多的一个重要课题。
论文作者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有效地提高了本课题的研究深度,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具有一定的价值,充分体现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艺术分为语言艺术、造型艺术、综合艺术，其中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戏曲，以及二十世纪新兴的电影与电视艺术。
那么文学当然是属于语言艺术的范畴。
它是通过文字来塑造一系列的形象，传达给读者审美享受的，故而带有更多的想象性。
文学是很奇妙的艺术，读者通过阅读，借助貌似枯燥的文字，得到意想不到的艺术享受。
在这个世界里，思维是可以任意遨游的，换言之，这是一个乌托邦，审美的乌托邦。
文学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因为相比较，其他的艺术，都是由艺术家完成创作后呈现在观众面前，具有自身的存在性，观众只能根据这一艺术现象来进行审美享受及审美评价。
但是文学则不然，首先，作家在创造作品后，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属于一度创作，因为他的作品仅仅是一个个文字，并非具体的形象，然后读者在阅读中理解文字及作家所传达的信息，这些书中描述的人物形象才慢慢在脑海中出现，因此文学是需要读者的二度创作的。
读者虽由人组成，但是文学的读者并非一般的人就能担任，是需要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的人群组成的，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文学的特殊性造就了它的独特魅力，同样的作品，在不同的读者读来，由于文化背景、人生经验的差异，从而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和观点。
如《红楼梦》只有一部，曹雪芹呕心沥血也只造就了一个林黛玉，一个贾宝玉，但是每个读者心里却各有自己的林妹妹和宝哥哥。
其实越是间接的表现形式，越能给人带来无穷的想象空间，就造型艺术而言，好的绘画作品固然巧夺天工，但是，它所画的是马就是马，虎就是虎，不论观赏者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欣赏水平，他们所看到的都毫无例外的是同一事物。
戏剧的形象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文学艺术则截然不同。
所有的形象都是通过语言来描述的，所以一切都在读者的意象中展开并完成。
这是我对语言艺术的一些理解。
再来说说影视艺术，这是一门新兴产业，起源于十九世纪，但真正的发展是在二十世纪。
我们先来看看电影，电影的起源于1895年的法国，随后传到美国，在好莱坞这片土地上得到最大的发展和传播，在二十世纪达到一个高峰。
中国电影始于1905年，也在四五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
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用长镜头和蒙太奇手法，它是用镜头来说话的，因此更多地讲究视觉上的效果，尤其是早期的默片时代。
电影的发明给人类文明一个全新的冲击，我们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审美时代。
电视艺术则更晚一些，应该说是目前所有的门类中的“小字辈”了，在我国大概开始于二十世纪中期（1958年）。
最早的形式类似于短剧，也有电视小说等。
电视与电影的表现上有相近之处，但又各有不同，电视是小屏幕、大范围普及的传播，它应该说是更侧重于听觉上的效果，更大众性、广泛性。
而观看电影需要一定的场所与设备，对现场的要求更多些，相比之下，电视则不然，它几乎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
所以，接下来要讨论的影视与文学关系，也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
。
作者运用符号学、叙事学、接受美学、阐释学以及中国古典文论资源,将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对小说的电视剧改编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展开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富有个性的理论见解。
现在，侦探推理小说、惊悚悬念小说、都市财经小说都一一地推出展现给了观众，这中间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观众的审美能力与欣赏水平已经不断地提高，再沿用以往的叙述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了；二是新型的小说形式其实并非专为拍摄成电视剧而撰写，它们更适合的是案头和枕边阅读，叙述方式不再按照常理出牌，多有倒叙、插叙、时空转换，甚至还有意识流、内心独白、旁白叙述等多种现代描述手法，而这些恰恰是不适合也不容易用电视手法呈现的。
因为当用比较传统和直观的摄像手法来展现作品时，在最起初是能够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的，但是人的视觉享受要求是无止境的，并且接触得越多，审美的能力也就不断地得到提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小看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能力。
在这一点上文学就体现了它的优越性，因为文字的想象是无边的，也许是早就读过的作品，但是仍然可以再次阅读，并且同样也能得到审美享受。
而电视剧的视觉是固定了的，当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也可以吸引人，但是视觉的限制很快就让人感觉到不满足，这一点也是由于人的视野是如此的广泛而不受限制决定的。
②“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
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
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
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
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象的余地”。
而我国的电视艺术又正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那么这种相对直接简单的摄像画面，久而久之就显得呆板和无趣了。
当然，制片人也注意到了，选用了新型现代的文学作品来改编，而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了。
举例来讲，最近内地非常热门的金庸武侠小说的改编，从最初的《笑傲江湖》，几乎是全民运动，不论报刊杂志还是网络媒体，抑或大街小巷的茶余饭后，都相当热切地关注着。
因为金庸小说几乎已经遍布所有有华人的地方，小说包含的东西相当广，地域上，东至桃花岛，南到岭南，西至大理云南，北到 *** ，甚至还有北极风光；文化信息上，更是涉及医学、饮食、琴棋书画、岐黄之术、十八般武艺，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得到很大的满足，可以说人在家中坐，思绪却在不受限制的时空中遨游。
这样的作品，现在终于得到国内正统文化的认同，并将要搬上荧屏，可以想象，观众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当时最显著的体现就是网络上网友们如浪潮般的一波又一波地掀起讨论，提议角色的人选。
但是当这部作品千呼万唤始出来时，大多数人都感到失望和不满足，小说中细腻的人物内心描写没能展现，主角的人物形象气质严重不符，挑剔的网友们甚至细致到对服饰、配音、场景布置都一一点评，提出的问题专业而犀利，让那些专业的电视工作者都感到很难逃避。
的确，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信息的传达是如此快捷，所有的反馈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里看到，而就在这时，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的观众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一直反复提倡和要求提高全民素质，已不知不觉中在完成了，而电视工作者们低估了观众的欣赏水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电视艺术的水平已经不够先进，我们现在需要担忧的不是提升全民素养，而是电视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与文化修养了。
但是目前主要的根源就在于此，尽管一系列的金庸小说改编已成鸡肋，观众也已对此几乎完全放弃，但是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仍在推出，最近重拍的《红楼梦》又掀起热潮，人们纷纷质疑，它能超越87版的经典吗？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单单是因为文学作品改编太多，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眼光也挑剔了？我觉得不尽然，更主要的问题是电视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弊端，大家忽然都发现，这是一个成名与获得名誉的好路径。
当年的六年出一部《西游记》，三年成就一部《红楼梦》，如今已不复存在了，更多的是几个月的速成品，临时组就的演职员班底，粗制滥造的后期制作。
俗语说得好，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你若想把观众当傻子，最后倒霉的可是你自己。
其实从改编作品上已经可见文化现状的一斑了，现在看似繁荣、人才辈出，各种题材不断涌现，不论是在影视界还是文学界，其实质都是一片浮华与喧嚣，炒作，跟风，什么都有，独独缺的就是沉淀与积累，就艺术而言，不论什么形式，要出好的作品，没有人生的经验与积累，没有反复的推敲与斟酌，怎么可能铸就出传世之作？但是现在，快餐文化、垃圾制作……充斥我们的周围，使我们不得不对电视剧的前途感到担忧，而这种现象又是全社会存在的，要改变，谈何容易。
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根源，各个阶层也在不断地呼吁改善电视艺术团体素质。
其实电视这种新兴艺术，从最初的萌芽到蓬勃发展，中间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和偏差，重要的是，能够发现、自省，并不断完善改进。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型的，所以电视艺术也不例外，重要的是在这个浮华的貌似 *** 的实则低回的阶段，能不断总结，发现问题，并改进，接下来的必将是真正的春天。
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就要强化电视工作队伍，加大力度肃清不良因素，完善各种制度。
对这支队伍进行高标准要求，提出必要的限制。
文学与影视、戏剧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如何转换，成为再创作者不得不面对的困难。
“张洁老师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在书店里被放在‘散文’书架上。
我如何不让这部作品里的力度与情感散落，又让它适合电影的表现形式，是比较艰难的创作。”青年导演马俪文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说，“往往与原作贴得比较近的，创作上会比较成功，因为原作已经在一个水准之上。”“小说有的部分情节弱，而电视剧主要靠情节，这就需要改编时填充情节。”导演田沁鑫说，“小说用描写来展示人物心理，而电视剧就得改成用对白或情节展示人物内心；小说用10页来展示环境，电视剧用一个一分钟的镜头就把这些交代清楚了。
处理好两种形式间的关系，是改编中的主要工作。”
文学艺术本是同根同源，莫道是他的繁荣与普及，夺走了我的读者；也莫说是我的艺术质地优越于他的大众性而轻睨他人——不如彼此滋养，成为彼此新的翅膀与能量；不如彼此开掘，滋养同根之树，结出更多更有营养的果实，这是双赢或多赢的合作。
“影视或戏剧可以说是小说的广告，无论是影视的版权，还是小说自身发行量的提高，都提高作者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
同时，在提倡原创性的今天，跨越不同艺术门类的创作，将有助于新元素的诞生。”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电视毕竟是一种普及的娱乐传播工具，它的传播属性可能更强些，那么在艺术性上面就难免存在限制，摄影手法处理也好，音效画质上更是局限，这一点与电影是没办法比较的，因为这两者的属性不同。
所以，有些文学作品适合改编成电视剧，如《水浒传》、《三国演义》，有些则非常不容易。
尽管当前电影市场不够景气，大众反映票价过高，也有更多的人选择在家看电视，但是电影的魅力始终是独特而又常存的。
有人认为，文学和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千万不要根据一本书去看一部影片，反之亦然，阅读是不可替代的，文学有可能凭影视扩大影响，但它要冒被扭曲的风险，想品原汁原味，还要读原作，影视只是严肃文学的通俗读本。
让我们来看看作家们对此的看法：“我的原作与剧本改编有很大的分歧，他们改得太匆忙，没有和我认真磋商。
当然改编可以丰富原有的情节，但要看是否符合原著精神。
我的原著精神是对人间真爱的颂扬，相当于‘正剧’，那是作者确立和倡扬的东西，而剧本却改成了悲剧。
悲剧是揭露和撕碎，是失望和破灭。
剧本与原小说完全不同，造成了与目前大多数影视作品的重复和趋同。”⑤好看好读好懂的作品，自然会成为影视改编的热点，但也有许多优秀作品，确实无法改编为影视，即使改了也很难成功。
确实，改编得好不是作家的成绩，改编得不好责任也不在作家，影视其实是对作品用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
从一部文学作品到一部影视作品，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其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节奏、结构、情调、冲突……也都是改编的重要部分。
每一部具体的作品，可能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有的小说故事冲突强烈、人物精彩、曲折跌宕，也有的小说充斥着情绪、描写，和不知所云的回忆。
其中的诀窍和解决的方法，并非只有所谓单一的解决方法。
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对作家来说应是一件大好事。
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亿万人在看由你的作品演绎成的电影、电视，这与几千、几万读者读你的书，那种影响是无法相比的，作家和导演联姻，小说和影视结缘，会大大促进文学创作。
两者若是相辅相成，必然能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一番。
论文电影比电视剧好写。不拖拉，历史也不是很长。
你想的也太太太、、、美了吧
一、从传播的“深层控制”理论透视韩国影视产业的媒介生态环境 所谓“媒介生态环境”就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主要由政策环境、资源环境、技术环境和竞争环境构成。其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从传播学的控制分析的角度讲，任何大众传播机构做为信息的传播者，都不能随心所欲的传播信息，它的传播行为总是受到社会特定的政治制度、政策法规、文化范示构成的潜网的深层控制。电视剧作为一种文本信息，它的生产和传播也必定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其中以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最为突出。 韩国在遭遇亚洲金融风暴袭击后，重新认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积极进行培育。1998年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韩国文化观光部长南宫镇曾表示:十九世纪是军事征服世界,二十世纪是以经济,到二十一世纪是以文化建构新时代的时候。1999年至2001年韩国政府先后制定《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影视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政策的扶植下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大量的资金投入，保证了韩剧的高质量制作水准。在当今电视“内容为王”的时代，韩剧凭借高品质高质量迅速打开了的海外市场。据韩国文化观光部表示韩国电视节目出口额自1999的万美元,提高至2001的万美元,其中2001韩剧出口达9515集, 额约达790万美元;2002 韩剧外销收入达到1639万美元,出口集为12363集;2003 韩国电视台节目进出口情形为,出口比2002 增长46%,达4300万美元,进口则约2800万美元,在节目出口产品中, 韩剧就占 86%(亦即约3698万美元), 因此韩剧成为韩国电视最大的输出品。[1]出口市场以中国、日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为主，一些经典剧目还出口到俄罗斯、埃及和阿拉伯半岛。 相比之下，国内的电视剧市场不容乐观。上海电视节、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合作完成的《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目前中国每年电视剧的产量在4万集左右，但其中只有7千集最终能在各地电视台播出，在能够播出的电视剧中，能称为精品的却是少之又少，一些“垃圾剧”长期霸占黄金时段。在中央台—省台—城市台三级市场格局下，有些地区垄断现象严重，电视剧交易价格和数量下降，限价和拖欠片款成为困扰制片方的难题。而相应的政策法规却不能及时的跟近，国产剧的生存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改善，自然也就拿不出更多的精品剧来。从国产电视剧外销的市场现状看，外销比例明显低于韩剧、日剧和港台剧，主要市场仍局限在东南亚华语地区，剧集类型主要还是古装剧。 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韩剧的成功运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韩国发展文化产业的积极政策。《保护电视电影法》、《文化产业促进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韩国影视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电视剧的内容有了保障，电视剧的竞争环境得到了改善，必将带来的是电影电视业的健康迅猛的发展。 二、从“使用与满足”的受众观破解韩剧俘虏中国观众的奥秘。 “使用与满足”研究（uses and gratification approach）把受众成员看做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做是基于特定的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2] 这种新型的受众理论，虽然过分强调了受众的主观选择的随意性，有矫枉过正的一面。但它为传播学的受众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即“受者中心论”，挑战了传统的“传者中心论”的主导地位。体现了新型受众研究理论中“受众本位”和“人文关怀”的人本主义思想。韩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产品，想要在中国市场被大量观众“消费使用”就必须要满足中国观众的“心理需求”。对受众的满足程度越高，其市场消费使用量也就越大。 （一）“娱乐渴求心理”的满足： 1975年，社会学家赖特在《大众传播的社会学观点》一书中，对拉斯韦尔的“媒介三大社会功能说”做出了重要的补充，增加了一项新的功能—“提供娱乐”。电视媒介特有的“声画一体”的特点，使人们的听觉和视觉功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为人们寻求娱乐的最主要大众传播媒介。电视剧作为一种依靠电视媒介传播的大众文化产品，其社会功能也与电视媒介本身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即“提供娱乐”。传播学者D.麦奎尔等人通过对电视节目的调查，分析了各类节目提供“满足”的不同特点，认为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剧，可以提供消遣和娱乐，能够帮助人们“逃避”日常生活的压力和负担，带来情绪上的解放感。这种效用被称为“心绪转换效用”。 韩剧大多数走人情、爱情、友情和亲情为主的情感路线。被日常生活和工作所累的观众，在电视剧演绎“拟态生活空间”中，可以寻找到一丝情感上的慰藉。韩剧还大量使用喜剧和悲剧元素，最大限度地调动观众的情感，使观众在“悲与喜”的情感波动过程中，达到“心绪转换效果”。此外，韩剧追求一种“世俗的美”，这种美真诚的描摹世态人情的庸常与无奈，充满人类质朴的爱、质朴的同情与关怀。“世俗之美”来源于现实的生活之中，所以易于被普通大众所感触和理解。例如《蓝色生死恋》、《明朗少女成功记》和《天涯海角》等爱情题材剧中，频繁使用“白马王子和灰姑娘”这种世俗化的爱情叙事模式，满足了观众最朴素的期待视野和最原始的审美欲望，因此也更容易引起共鸣，达到“娱乐大众”的目的。 （二）“社会文化心理”的满足： 普列汉诺曾经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文学趣味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社会文化心理是经过遗传积淀下来的传统的思维模式、生活经验、审美心理等原始心理印迹的集合，在人们的审美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3] 当审美客体某中程度上满足了审美主体的社会文化心理需求，就能成功地达成了审美活动关系。 韩剧成功打入中国市场，是一次跨文化传播行为的胜利。跨文化传播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它找到了两种不同文化的契合点，实现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接近。韩国和中国同处亚洲，共同拥有亚洲文化的共同情感。韩剧文本中所蕴藏的韩国社会文化,就是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源的东方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像《看了又看》、《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这样的家庭伦理剧，提倡的是大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爱、孝敬父母、夫妻恩爱等最基本的儒家道德思想，十分迎合中国观众的家庭伦理观念。《天堂的阶梯》、《青春》、《冬日恋歌》等爱情悲剧，演绎的是男女主人不离不弃、坚贞不渝的爱情，与中国古典文学中经典的“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处。中韩两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共通性，使中国观众对韩剧文本的解读变的更容易，对韩剧思想内涵的理解更深刻。 与韩剧传统的家庭题材剧不同，国产剧近几年来一直以涉案为主流。《中国电视剧市场报告（2003-2004）》中指出，根据2002年对33个城市156个频道17时至24时电视剧收视的统计数据，中央级频道和省级卫视频道播出的涉案剧和都市生活剧在现代剧中并列第一，而观众收看涉案剧的时间最多，占收视份额的17％。《重案六组》、《玉观音》、《荣誉》、《绝对控制》、《至高利益》等涉案剧成为荧屏“霸主”。紧随其后的都市剧，也多以婚外恋和第三者为主要题材。题材的单一化极易使观众产生收视上的疲劳。所以韩剧这种主打家庭伦理和坚贞爱情的电视剧，弥补了国内电视剧市场的空缺，满足了大众对真、善、美最基本社会道德的心理渴望，自然也就吸引了广大观众的眼球。 三、从传播的“培养分析”理论看韩国影视产业的消费者培育策略。 “培养分析”（cultivation analysis）也称“教化分析”、“涵化分析”。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传播内容具有特定的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通常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的，它们形成人们的现实观、社会观于潜移默化之中。[4] 电视做为电视剧的传播媒介，具有易得性强、受众数量庞大、视听兼备等特点，已经成为人们获得信息和寻求娱乐的主要媒介渠道之一。“培养分析”理论尤其强调电视媒介在形成“共同意识”中的这种巨大作用。韩剧作为一种媒介文本，寓意识形态及价值观于文本之中,通过电视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阅听人的消费形态，培养了受众的“消费共同意识”。 （一）商品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历来以重视细节和场景设置著称，电视剧中韩国人前卫的穿着打扮、精美的家居摆设和时尚的消费用品刺激着每个观众的消费欲望。韩剧的流行, 带动了其他韩国商品进驻市场进而缔造更多商机,无论是手机、服饰、化妆品、电玩动画、电影,甚至整形技术,都藉由韩剧这一媒介文本,渐渐打开市场, 影响到阅听人。所以我们就不难为何三星公司会巨资投入影视拍摄，也不难理解为何各大城市的韩国料理店、服饰店、文化城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 （二）旅游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拍摄地点的选取十分讲究，这不仅是追求诗化剧情的需要，更是把旅游业与影视剧结合的一种商业策略。《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就选在风景优美的束草。剧中俊熙和恩熙骑车嬉戏的田间和他们生离死别的海边，给每个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该剧在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热播以后，掀起了一阵韩国旅行热。韩国方面特意开出“去束草，觅爱情”的专线，让游客参观《蓝色生死恋》的拍摄地，再次重温观看电视剧时的感动。束草也因该剧被更多人所熟知，成为了热门的旅游景点。据韩国观光公社台湾分社表示:受到席卷台湾的“韩流”的影响,2003到韩国旅游的台湾游客比2002 增加 50%.2003 到韩国旅游的台湾人达18万人次,创下10年来的新高,这是比2002的12万人增加50%(朝鲜日报,2004),韩国观光中有许多是针对韩剧拍摄地点而设计的。如:华克山庄即因《情定大饭店》一剧扬名海外,另如《冬季恋歌》及《All In》也分别为江原道及济州岛带来观光人潮,缔造了近十亿韩币的观光收益。 （三）偶像消费意识的培养： 韩剧的主演大多是俊男靓女，很多主人公成为了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明星。比如：《蓝色生死恋》中的宋慧乔、宋承宪、元斌；《妙手情天》中的安在旭、金喜善、秋尚美；《天涯海角》中的柳时元、金浩真等等。这种青春偶像文化以影视剧为载体，通过大众传媒特有的“地位赠予”（status conferral）功能, 在广大受众，特别是年轻人中，迅速的扩张。偶像的魅力在于其强大的社会示范效果，他们的行为、言语、衣着都可以成为其崇拜者追捧和效仿的对象。韩剧可以说是一个“偶像制造”的大本营，在成功的制造明星以后，便会利用偶像的示范作用，大力挖掘偶像的商业潜力，开发偶像消费市场。 以《红豆女之恋》和《明朗少女成功记》走红的韩国女星张娜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凭借影视剧窜红的她，迅速成为了广告商眼中的宠儿。接拍的广告几乎涉及了移动通信、饮料、化妆品、服装和金融等所有领域。2004年，她以10亿韩元的酬劳，接拍了中国的波鞋广告。同时，其演艺事业逐渐拓展到中国市场，日前她签约邓建国旗下的巨星影业公司，正式进军中国大陆。2005年1月，她又在中国大陆推出了自己的中文专辑《一张》并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专辑新闻发布会。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在广告、影视和音乐三个领域成功地占据了中国的市场分额，实现了其市场开发的偶像价值。 韩剧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电视剧出口的“一次性收益”上。通过媒介文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得到了二次甚至多次收益，逐步形成了以电视剧为龙头带动旅游、文化产业的一系列“商业链条”。相比之下，国内电视剧的价值实现形式还处于依靠广告这种原始单一的模式，以至于观众对冗长的广告怨声载道却又无可奈何。国产剧在挖掘电视剧文本的影响力价值和培育产业链意识这二方面很有必要借鉴韩剧的成功经验。 我国加入WTO以后，全球化的浪潮必将席卷整个文化产业市场。在与整个世界文化产业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中，如何成为跨文化传播的主体，如何大力有效地宣传中国文化，如何让中国的文化产品被世界所认同，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电视剧作为文化意识形态的文本载体，是整个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成功对外传播必将会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全球化发展。韩剧在中国的成功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例子，也给我们留下深深的思考。
不是你需要的，但希望对你有所帮助！谢谢！
从产业特征看韩国电影振兴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产生的社会背景经济领域，韩国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自60年代以后，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金大中政府采取一系列务实性对策，不仅迅速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经济发展还出现了新的局面。韩国成功地从一个农业国进入现代化国家，创造了所谓“汉江奇迹”。现代化是和都市化、工业化、教育的普及、职业分工的专业化、通信的发达等经济发展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和特定的社会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过程中，韩国城市的发展显著，都市化率从1950年的，发展到1995年的。政治领域，80年代韩国进入政治解冻期，1980年的光州事件和1986年的民主运动(注：以大学生为核心发起的两次民众民主运动，抗议军人专制政权，曾得到韩国社会各界响应，但最终被军政府血腥镇压。前者亦称光州民众斗争，后者亦称六月抗争。)使韩国独裁政府恶名昭著。1988年通过国民投票实现了向民主政权的过渡；1993年文人政府上台；接着1998年出现了堪称韩国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野党交接政府”(注：1997年12月18日金大中在总统竞选中获胜，标志了韩国建国起第一次“政权交替”，在野党第一次成为执政党，少数党第一次战胜多数党。)的政治发展进程。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民族特质的原因有多种：一、有史以来，韩国即为单一民族国家，没有像中国、美国等民族大融合的历史；他们认为自己的血脉最纯洁，最干净，在韩国最常见的标语是“身土不二”(注：“身土不二”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笔者根据所阅资料整理出以下两层意义：其一，它是热爱本民族的象征，对生养自己的土地抱有依恋与敬畏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微观的经济领域上，韩国出产的商品上多印有“身土不二”，尤其是农副产品一律如此，其意类同于中国的“提倡国货”。其二，它从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应和谐共处而延伸成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与我国的“天人合一”有相通之处。“身土不二”不仅是韩国传统，还是自70年代起由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的具体内容，包含有城市民族化、乡村现代化的意味。)；二、20世纪屈辱的被侵占、被分裂的历史，使现代韩国人具有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三、地理生存环境——如金大中所说，韩国为美、日、中、俄四大列强所包围，本身又是山多地少、资源匮乏的小国(注：李立绪：《韩国启示录——韩国经济危机实录》，企业管理出版社1998年，第385—386页。)；四、经济领域内的“汉江奇迹”所赋予的自信心；五、韩国儒教传统影响(注：中国儒教传统中，有以道德之有无来作“华夷”之辨的言论，韩国儒教继承了这种说法，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把受西洋沾染的中国也视为夷。)。了解这种民族特质或者说民族文化心理现象，对于解释某些韩国电影现象是非常必要的。这种民族文化特质不是始自90年代的电影振兴现象，而是一以贯之于包括韩国电影在内的韩国民族文化当中。“从20世纪中叶以后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在朝鲜战争的危机中生存问题成为绝对的问题，从60年代到70年代，国家成为支配性的生产主体，以‘民族文化’为中心形成了‘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相应地，韩国的现代化就意味着‘独裁下的开发’，接下来就出现了到70年代与80年代为止仍旧是‘政治问题’独占主导性言论的现象。换言之，60年代以后，文化主要是在‘理念上’被消费，而没有确保其大众性这种状况。忠武路(注：忠武路是汉城市中心的一个地名，上世纪20年代韩国电影开始以来，主要电影制片公司和主要电影院都集中于此，既是韩国电影的摇篮，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韩国电影制作方的代名词。)是自2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制片公司的主要集中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以中小资本对抗好莱坞电影，勉强维持生产。电影资金的两大来源，一是地方发行人的预付款，二是录像版税。80年代末期的“电影自由化”政策打破了20家电影公司垄断本土电影的局面，一时间有一百家电影公司成立，活泼多姿，自由竞争，但规模既小，秩序全无，根本无力回天。韩国的电影文化也深受好莱坞电影模式影响。忠武路电影街制片模式下的商业片，多运用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来服膺儒家思想，一方面取悦观众，一方面不触犯严格的电影审查制度。类型基本是通俗情节剧、古装历史剧、B级动作片和软性色情片。2.大企业涉足电影业财阀体制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特色，现代、大宇等等大企业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对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曾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同样支持它们对文化事业的扩张。90年代初期每年都有一部绝无仅有的高票房电影，1991年是李明世执导的《我的爱，我的新娘》，1992年是金义锡执导的《结婚的故事》，1993年是创造了100万观众人次的《西篇记》。这三个由新导演创造出的票房神话，赋予了大企业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方式得当，投资电影一定可以盈利。韩国大财团纷纷投资电影业。他们首先买断版权，继而染指影院的运营、制作、流通、配送等相关环节，参与步骤比较有序。如三星、大宇、鲜京都从录像带的营销开始，在较短时间内掌握了大部分主要国外电影公司的录像带版权，在制作领域，他们则首先以购买韩国电影的录像带版权的方式来参与。大企业为迎接多媒体时代而忙于兴建新剧场或租赁已有剧场。三星、大宇、鲜京和壁山等大企业在大城市里买入主要电影院，或是建立新的复合电影院，来形成连锁的放映系统。以1997年为例，刚刚成立电影事业公司的现代集团就租赁了汉城名宝剧场的5个电影馆。有的大企业则通过与国外的电影公司联手来进军电影业。第一制糖公司向美国的梦工场投资三亿美元，得到其出品影片的亚洲地区版权；并和香港的嘉禾电影公司合作，在韩国设立了JACOM电影制作公司。大企业的介入对于只有好的创意却没有足够资金的新导演和独立制片人来说，无疑相当于雪中送炭。以前忠武路制片体系中“论资排辈、熬年头”的惯例被打破，那些从电影学校毕业或者留学归来的新导演，获得了一显身手的机会，怀才不遇的副导演、商业广告的导演们也有了意想不到的机会。李光熏由此导演了《封大夫》——1995年票房最高的国产影片；李民勇导演了《炎热的下午》——一部风格独特的女性主义影片。1994-1996年间，大企业在电影业的投资蓬勃发展，完全激活了电影市场(也为日后的不稳定埋下隐患)。电影制作体系迅速分化，出现了四种不同的电影制作体系：原有忠武路制片方式，独立制片人制，大企业直接制作方式以及独立电影。不少年轻的导演和制作人脱离了忠武路制作系统，建立了以导演为中心的独立制片人制度，如朴光洙制片、企划时代、张宇锡制片等公司。大企业都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注重迎合年轻一代观众的兴趣，对这样的电影不仅投入资金，并且要造成良好的土壤，使制作以创意为主的新电影的独立制片人能够扎下根来。他们既制作出了相对高投资的商业电影，也促使独立制作方式的低成本电影向商业领域迈进。这三年间电影面貌为之一新，既有大制作、高票房的动作喜剧片《两个警察》(Ⅰ、Ⅱ姜禹石)、浪漫喜剧片《封大夫》(李光勋)、以特技制作闻名的《银杏木床》(姜齐奎)、科幻片《木槿花开》，也有票房评论双丰收的低成本之作《时间长久持续》(金应寿)、《猪掉进井里的那一天》(洪尚秀)、《鳄鱼》(金基德)、《恐怖分子》(金永斌)、《千年的爱》，也有艺术电影如《黑土地白百姓》(裴庸均)、《花瓣》(张善宇)，女性电影如《像犀牛角一样一个人走》(吴丙哲)、《炎热的下午》(李民勇)、《妈妈有了男朋友》(金东斌)。大企业的进入，最重要的后果是，直接促成了韩国制片人制度的形成。3.风险投资进入电影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大企业自身难保，对电影的投入迅速减少，很多大企业纷纷退出电影业。只有三星是个例外，在1998年投资了6部影片，获得相当大的成功。金融危机后，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逐渐下降，政府积极扶植中小企业。尤其是在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的政策引导下，中小企业逐步开始取代财阀集团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以高科技密集为特征的风险投资中小企业给韩国以往比较臃肿与僵化的产业结构注入新的活力1997年11月，通商事业部宣布电影业及相关产业属于风险投资产业。这意味着电影融资比较容易，并且可以享受减免税等优惠待遇。风险投资公司迅速占据了大企业撤资后的空缺。他们带来全新的投资概念，同时引导独立制作公司制作题材更集中的片子，并加强营销概念，电影市场日趋专业化。日信创投是忠武路上最知名的投资公司。它不仅作投资还充当投资管理者的角色。它的收益分配比例相当优惠：5∶5，而一般大企业都是6∶4。仅在1996年到1998年间，他们投资的电影就有《银杏木床》《上网》《哈利路亚》《八月圣诞节》《安静的家庭》《驱魔录》。电影政策及电影文化对电影的影响1.电影政策电影审查制度韩国电影审查制度形成于20年代日占期。八九十年代严格的审查制度严重阻碍了电影的健康发展。1996年10月4日，法庭宣布电影公映伦理委员会的审查违反宪法。这结束了70多年的电影审查制度，同时提出了新的迫切问题：建立等级分类制度。1998年，围绕新的电影法(1994年制定的《电影振兴法》)，年轻一代和保守派的分歧越来越大，问题焦点在于等级外电影专用馆和电影振兴委员会的设立。对于韩国电影来说，目前的等级分类制度毕竟提供了更宽广的题材空间和表现空间。《两个警察》系列揭露警察的违法勾当，《美丽青年全太一》批判70年代的军事独裁体制，《花瓣》揭示了80年代群众遭到镇压的“光州事件”。1999年有两部影片《黄头发》和《谎言》(张先禹)，因暴露镜头被禁，引起广泛争议。但是影片经修改勉强通过审查后，却在市场上获得巨大成功。电影放映限额制度朴正熙的军政府在1966年开始施行限额放映制度，本意是过滤掉西方的某些影响，但在以后的数年中，它却成了保护民族电影的一张安全网——政府立法规定每家电影院每年至少放映146天(具体天数后有变化)的本国电影，这就是所谓“电影季节制度”(Screen Quarter System)，本文译为“电影放映限额制度”。9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国内几度出现主张缩小甚至取消电影放映限额制度的论调。1998年12月2日，韩国外交通商部提议，参照与美国的双边投资协议，从2002年起将106天的限额降至92天。电影界担心，如果这项提议获通过，好莱坞洪水猛兽般的商业大片将逐渐淹没本土电影。由此爆发了一场知名导演、明星发起的电影界大规模游行示威。1999年6月电影界又两次举行示威活动。韩国政府被迫让步，暂定在本土电影占有市场40%的份额之前，维持限额制度。尽管限额放映制度一定程度上损害韩国电影业的利益——韩国的电影放映量从1993年的640部降至1997年的502部，生产量从1993年的63部降至1997年的59部。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性极强、国家民族特性浓厚的特殊文化产品，电影应独立于自由贸易协定之外，似乎在美国以外的国家已达成一种共识。经济政策调控为振兴民族电影，韩国政府在90年代至少三度启动政策调控。90年代初期为鼓励大财团进入电影界制定了减免税收的电影振兴政策。1997年后实行抵押版权融资制，比如1998年，国有的电影振兴公司为10部电影作抵押版权融资，共提供30亿元韩币。这10部电影其中就有林权泽参加戛纳电影节的《春香传》。第三种举措同样重要，即是在1997年将电影业列入风险投资行业。2.电影文化的普及前文已简要提到，90年代上半期大众文化及其他娱乐媒介对电影的双重影响。流行音乐、电视剧等大众流行文化日益繁盛，观众普遍的文化素质提高，明星制初步建立等等，对电影呼唤与支持的一面毕竟大于抢夺电影观众的一面。从1995开始，韩国电影文化迎来充满活力的时期。借纪念电影诞生100周年的机会，进入90年代后一直在上升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1995年3月大钟奖电影节上放映了7部国外艺术电影。同年11月，电影制作公司“白头大杆”设立艺术电影专业馆，放映了前苏联电影《牺牲》、伊朗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橄榄树下的情人》等国际一流的艺术电影。仅仅《牺牲》一片，在一个月内就吸引了两万名以上的观众。电影发行商开始注意“艺术电影”商业化的可能。这一年，王家卫的《东邪西毒》等三部影片在韩国上映，每部电影的观众人次都达到十万以上。同时期开始，电影史上的经典影片通过有线电视进入了千家万户。借助于这些积极的市场引导与开发，以前只熟悉好莱坞和香港商业片的观众，对电影的印象和理解开始改变。大众媒体开始积极报道电影新闻和介绍电影知识。就在这一年，电影月刊《KINO》和电影周刊《CINE21》创刊，他们把韩国和国际电影界的最新消息以一种雅俗共赏的方式介绍给韩国民众。《KINO》目前已经成为韩国最权威的电影杂志。90年代中期以后在韩国掀起的电影热演变成一种电影文化热，韩国各大学相继开设了四十多个与电影相关的专业。大学里的电影讲座挤满了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韩国国立综合艺术学院设立了电影学校，购买了完备的电影制作设备。电影节在短时期内韩国还举办了釜山和富川两个大型的电影节以及数十个小型电影节。其中釜山电影节至今已举办6届，成为亚洲最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之一。釜山国际电影节创始于1996年，由釜山艺术学校、中央大学二校的电影系提议，在釜山电影界和釜山市政府的支持下获成。1996年10月的第一届釜山国际电影节就达到万观众人次的良好效果。(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4页。)在诸多亚洲国家的电影节中，釜山电影节与众不同的战略值得重视。第一是它最初就定位于“非竞赛性电影节”，避开了与其他电影节(如国际一流电影节和同时间的东京国际电影节)之间不必要的竞争，而专注于作为亚洲电影展台和展映国际最优秀电影的作用。第二是它推出的两项特别计划。“新浪潮电影”及其扶持制度：选择亚洲新导演的第一二部作品展映，把它们推向国际舞台，并为保障这些影片在韩国境内的发行放映，给予发行商3万美元的资助；釜山振兴计划(PPP计划，开始于1998年第三届釜山电影节)：为有电影制作计划的亚洲导演和世界级的发行公司、制片人、赞助商创造合作机会，促成合作投资或共同制作或对影片后期制作提供赞助。香港的陈果、台湾的林正盛、日本的筱崎诚、中国大陆的贾樟柯、张元、王小帅等导演都从PPP计划中获益。釜山电影节对亚洲电影新人的成长，作出了切实的贡献。釜山电影节不仅为韩国电影和亚洲艺术电影提供了制作机会、拓展了电影市场，还和众多的国际电影节达至沟通，使韩国电影大批进军国际展台。仅1999年就有80部韩国电影计150次在73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和柏林电影节。此外，釜山电影节本身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为釜山影视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釜山市政府选择影视业为战略产业，组建釜山电影委员会，推动了釜山文献电影馆、数家多功能影院的相继建成，陆续筹建影视信息城、主题公园、动画片中心，并对与釜山相关的电影行政和财政的支持。(注：金东虎(韩)：《亚洲电影发展的后盾——记釜山国际电影节》，(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29页。)其中包括以釜山为影片背景的《朋友》。总体来说，电影节最根本的作用在于它成为韩国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事件”。与报刊、电视、流行音乐等大众传媒一起，它们构筑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得以发生、发展的意识形态背景。3.纪录片与短片的繁盛短片和纪录片的发展，是90年代韩国电影界一个异乎寻常的重要现象。截至1999年，韩国年产短故事片300多部，并通过国内外各种电影节上映。纪录片80年代韩国曾出现一批源自大学校园的电影团体，他们标榜“独立”和“进步”，既反对官方和商业电影，也反对实验电影和作者电影，而是试图与进步的文化团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拍摄纪录片，并以录像带的流通来代替商业电影发行。政治动荡的80年代末，他们在政治活跃团体、进步工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的支持下，制作出了一批反映韩国社会矛盾的影片。“电影制作所”(1987年成立)和“劳动者制作团”(1989年成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个地下电影团体。前者拍摄的《理想国》(16mm，110分钟)，第一次以剧情片方式处理光州事件；1990年的《罢工前夕》(16mm，100分钟)则是以忠实刻画工人运动为内容的剧情片，成为独立电影的里程碑。因政府禁映，该片通过校园和工会礼堂自办放映，而警方甚至出动直升机投掷催泪弹来驱散观众。“劳动者制作团”则是进步纪录片的突破，他们制作了十数集每集1小时的《新闻电影》，专注于韩国工人运动的最新话题。事实上，这些电影团体建立了校园、工厂放映和录像带流通的独立发行渠道。如果说80年代的独立影片内容上着眼于工人运动，政治导向上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性，价值取向偏于集体价值、共同空间优先个人、日常空间。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独立电影则远为多元和复杂，尝试着以多种方式去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在纪录片方面，边英珠的《嗫嚅三重奏》(1994-1999)用二战期间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妇女证词来揭露性暴力和军国主义问题；李庆顺的《蒲公英》(1999)表现一位父亲在民主化斗争中痛失爱子的悲伤和勇气；洪亨淑的《本名宣言》(1998)描写一位旅日韩侨的流浪经历；朴基福的《别管我们》(1999)则以离家出走的少年和家庭暴力为素材，描写体制和反体制势力都漠然无视的社会边缘阶层。这些纪录片普遍不再以旁白或采访来引导观众，而代之以客观纪录的方式来试图还原生活本身。导演金东元自80年代末一直追踪城市开发区拆迁户的居住权问题，已拍出《上溪洞奥林匹克》(1988)、《杏堂洞的人们》(1995)和《另一个世界》(1999)三部曲。《另一个世界》拍摄了拆迁户争取到开发区居住权之后的生活，关心的焦点从特权化的意识形态转向日常生活的政治学，其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认识与沟通。笔者认为，不了解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充分认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不可能细致读解韩国的类型片，如作者化的黑帮片《绿鱼》、《搏动》。短片短片的繁荣是90年代另一个重要的电影现象。80年代的年均产量不超过50部，而90年代却达到300部以上(注：南仁英(韩)：《差别美学，日常生活的政治学——评90年代韩国电影短片和纪录片》，(韩)《高丽亚那》杂志2000年春季号，中文版，第30—35页。)，其中大部分出自电影专业学生和业余电影爱好者。90年代初由三星公司出资举办的汉城短片电影节，既是短片的盛会，也是商业电影公司挖掘新人的地方。(2002年4月三星出资在北京举办了DV短片电影节。)90年代后期，韩国短片电影节增多，主要有独立电影论坛、独立短片电影节、釜山亚洲短片电影节等，很多韩国短片还参展戛纳等大量国际短片电影节，获得了较好的成绩。韩国90年代的纪录片和短片具有三个层面的重要意义：1.为主流电影业提供新的电影人才和活化电影氛围，一定程度上直接催生了韩国电影振兴现象并刺激其发展；2.在题材和表现领域上有效弥补了商业影片不敢涉足的领域，与主流商业片互为补充，并成为新的电影美学的催化剂；3.使电影产业和社会文化、艺术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平衡着电影作为产业、艺术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功效，是韩国电影能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之一。制片人的时代——韩国电影产业格局特点1.制片人制度的确立难以确切统计目前韩国有多少家电影制作公司，1997年至今，每年的五六十部电影分别是由30家左右的电影制作公司制作出来的。很多导演成名后即成立自己的制片公司，并常以姓名来命名公司。可以确定的是，进入90年代后的韩国电影，制片人控制着从管理资金、策划到制作的全过程，这一制作系统已经完备。这十年可以说是制片人的时代，成功的大部分电影如果说是“制作人的电影”也毫不夸张。此处所说的制片人，主要指前述90年代后兴起的独立制片人。首先，制片人的融资渠道多种多样。他们通过向发行公司销售地方发行权，或者销售录像带版权来获得投资，90年代以后则主动向大企业或风险资金拉投资，向政府的电影振兴公司做抵押版权融资。近两三年甚至出现通过互联网募集社会资金的情况，如后来在票房上大获成功的《犯规王》，在互联网上公开募集1亿元韩币，每位影迷都可以从自己的账号上投资5万元韩币，极大地活跃了制片机制，推动了参与意识和消费互动。其次，制片人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注重商业类型片的生产(包括策划、制作、控制)和宣传营销，并将主体受众瞄向年轻观众。他们极为重视影片的前期策划和精密控制，以迎合或引导市场。80年代的重要导演裴昌浩和李长镐在90年代上半期拍出的艺术电影在商业上完全失利，使独立制片人认为必须把握观众迅速变化着的消费趣味。各独立制片公司负责策划和营销的部门日益专业化。1995年的《301，302》、《炎热的午后》、《低声》等几部女性影片把高学历的年轻女性作为目标观众，获得较好的收益。然而1995、1996年间，曾被寄予厚望的大部分的低预算影片终归失败，因为观众并不理会什么“低成本”和“新导演”之类的说法。于是制片人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分析市场趋势、把握观众趣味和严密监控制作过程中去。1998年开始兴起的伤感类型的爱情文艺片热和恐怖片热，正迎合了经济低潮期的观众，大获成功。如《信》、《女校怪谈》。为确保商业利益，制片人不得不效仿市场上已经成功的影片，而这种“效仿”、“跟风”，实际上即是类型的重复、成规化和深入、革新的过程。“跟风”使得韩国国产电影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类型模式生成，同时，电影受众的年龄层相对向低龄化发展，因为他们相对容易趋附和引导。除了像《西篇记》、《生死谍变》和《共同警备区》依靠媒体的成功宣传，在全国获得巨大反响的影片外，其它能使中年以上的观众也能来到剧场观看的电影几乎没有。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利弊兼有。韩国制片人制度的第三个标志是，大片的出现和制作费的普遍提高。经济利益决定了大财团和风险投资、独立制片公司喜欢票房价值高的电影，如同好莱坞的“重磅炸弹”策略，制片公司和发行公司为了吸引更多观众的眼球，影片投资不得不与日俱增。为了保证票房，或者说为了拥有更多的票房安全感，商业片中普遍起用明星，无疑也增加了制片费用。 韩国国产电影制作费变化表(1995—2000)(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 ，笔者翻译、绘制。)年度 819992000平均制作费用(千美元) 769 1000115414621654 韩国电影发行网的扩大使韩国电影也可以成为“大片”——大投资的电影在数十个、上百个影院同时上映，在短时期内迅速获取高额票房收入。而原来大片的概念是只属于好莱坞电影和少数香港动作片的。然而韩国电影业的资金与人才毕竟有限，一家公司要制作10部影片，其中两三部能引起关注是正常状态，但在韩国电影制作系统内部，事实上往往把所有的力量倾力于其中一两部影片的成败，剩余的作品则干脆被视为没有价值的产物。一两部高票房的电影可以成就一个公司(制片人)和一个导演，而一两部影片受挫则拖垮一个公司和埋没一个导演，也是屡见不鲜的事。许多80年代重要的电影导演现在没有机会拍片，不能不说是韩国电影业的一个损失，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大片和高票房策略还助长了观众和媒体对韩国本土电影的盲目热爱，韩国电影振兴现象的“过热”病值得警惕。此外，制片人中心制下的演员明星制或者称明星效应，在韩国电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好莱坞、香港相比，韩国明星的类型化情况不明显，这是一个重要的产业特征。朴中勋是韩国最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代表，创造了90年代上半期最为成功的商业片(《我的爱，我的新娘》、《两个警察》等)，但他也出演《冷酷无情》这样的动作片。影院联合集成统一院线，并和发行公司达成更为密切的关系，使韩国放映系统趋于规范。影院的普遍改造和多厅影院的出现，满足了观众的多样化需求。在经历了90年代初期的影院萧条后，90年代后期，韩国的银幕数量开始不断增多。 韩国90年代银幕数量变化表(注：根据韩国电影振兴委员会网站英文资料，笔者翻译。)年份银幕数量观众人次(百万)1991 韩国电影振兴现象是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发达、大众文化普及的社会背景下，由资金来源变化、电影政策宽松、电影文化普及和新型电影人才出现所带来的电影繁荣现象。其主要标志是制片人制度的形成和商业类型片的繁荣。90年代后期韩国电影的成功，首先证实了电影的经济原则：电影是在资方、观众、制片方、发行方、院线——而且主要是观众和制片方——之间不断交流、协调的结果。制片人作生产的主要控制者，将商业利益置于首要地位，将类型片作为主要生产品种，在成规化生产的同时不断提高工艺水准和拓展类型品种，以满足和引导观众新的消费需求，同时不断提高生产费用并采用大片战略以获取更高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