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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著《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著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著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冉闵？冉天王，杀胡令。一战成名冉闵309年，乞活军活动在黎阳的一支在和匈奴前赵帝国的战斗中被打败，冉闵的祖父冉隆和叔父冉襄等亲人都殁于此役。冉氏家族留下一个11岁的少年——冉瞻（冉闵之父），带领所部乞活余部继续与胡人战斗。310年，前赵大将石勒攻打河内郡，由于寡不敌众，冉瞻战败。石勒徙冉瞻及其部众于兰陵郡。316年，西晋被匈奴人灭亡，北方和西域各胡族势力趁天下大乱之机入侵中原。公元327年，冉瞻在和匈奴前赵的战斗中被斩于阵前。冉瞻死后，留下年幼的冉闵，他除继承了父亲的勇猛外，还善于使用智谋。338年，14岁的冉闵首次参加战争，史称昌黎大战。史书记载：“季龙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渝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段辽。”因为慕容皝出尔反尔，所以石虎并未回师，直接攻昌黎，并攻至其老巢棘城，强攻十几日，兵如蚁附，不果，于是撤兵，慕容恪率两千骑军追击，歼灭三万余。冉闵所部独全的原因是慕容恪并未将其做为主攻目标。[1]此战后，冉闵成名，被石勒提拔为北中郎将，参加了防卫后赵北方边界的战事（当时北方燕代之地有内迁的丁零，乌桓，夫余等各族各部，时常有叛乱，外有慕容鲜卑常发兵寇边），在战斗中屡立奇功（其间也有两次调到外地作战）。建立政权350年，冉闵率军于凌水河畔大败鲜卑燕军二十万，擒斩燕军七万余人，斩首上将以上三十余名，焚烧粮台二十万斛，夺鲜卑北燕郡县大小二十八城，威震中原。后冉闵推翻羯赵，称帝建国，年号永兴，国号大魏，史称冉魏。挟胜利之势，突袭各路胡军。先后经历六场恶战。（1）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匈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匈奴首三万；（2）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3）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4）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5）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6）六战又以步卒不足万人敌慕容鲜卑铁骑十四万，十战十捷。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光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匈奴、羌、氐等胡人势力被迫撤出中原。石遵、石鉴、石琨、石宠、石蟠被灭三族，羯族的主力军被完全消灭。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全部死于非命。石虎一生造孽无数，终于在子孙身上得到了报应。灭赵驱胡公元350年前后，冉闵歼灭数十万后赵胡军，推翻后赵王朝，致书各地，号召汉人起来杀胡人复仇，史载全国各地：所在承闵书诛之。当时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北部、陕西的汉人都纷纷起兵，仅邺都一地被杀的胡人就高达20几万（甚至远在陇西的麻秋收到冉闵的“讨胡檄文”后，都杀掉所部胡人响应，因为陇西胡人太多，呆不住脚，麻秋带领部下斩关向东出关中投靠冉闵，中途与胡人王朗干了一仗，杀朗部胡人数千，后被氐酋蒲洪捉了去。）除了向侵略者报仇外，冉闵最大的功绩还在于驱逐胡蛮数百万出中土。《晋纪》：“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石虎统治后期，冉闵救济饥民。冉闵推翻后赵，分兵四面出击，与各大小胡酋互攻，数百万胡人被中原人们驱逐（石虎强迁到邺城的共计几十万汉人，也有近半数在动乱中返还家乡，中途大部分被胡人所害。）氐、羌、胡蛮等各民族数百余万，返还陇西或河套等地的家乡，九大石胡甚至迁回中亚。返迁途中各不同民族的胡人相互进攻掠对方，甚至人肉相食，十个人中仅有二三人能成功回去。冉闵在取得政权后，曾经宣布：“与官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夜之间，周围百里的汉人全部争相拥入城中，所有的胡人全部离去。死难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1万人马（步兵为主）去争粮。结果被鲜卑的14万大军包围。在拼死突围的冉魏士兵掩护下，冉闵连杀三百余人，终于杀出包围圈，但坐骑朱龙战马却累倒，冉闵被俘，部下战至最后一人。漫画版冉闵(12张)燕将慕容恪捉到冉闵后，献与前燕国主慕容俊，慕容俊嘲笑冉闵：“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慕容俊大怒，令人鞭之三百，然后送至龙城，斩于遏陉山。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冉闵死后，冉魏国的臣子绝望至极，纷纷守节自缢，少部分逃往东晋，无一投降前燕者。冉魏几十万汉人不甘受辱，纷纷逃向江南，投奔东晋。东晋军未能及时接应，使得几十万百姓中途受到截击，死亡殆尽。晋将自杀谢罪。由于冉魏王朝时间很短，后人只能根据北魏人撰写的史书了解一些情况。编辑本段屠杀胡人时代背景魏晋时期，中原长期因为战乱，人口剧减，以前曹操时代就有许多少数民族内迁，有人劝晋武帝把他们迁回去，但晋武帝不听。内迁的少数民族和汉人的矛盾日益加深，在他去世后就爆发了“五胡乱华”。公元4世纪初，匈奴、鲜卑等族攻入中原后，西晋王室及士族大举迁徙，在长江南岸建立了东晋政权。唐代房玄龄主编的《晋书·王导传》记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也就是说，为避战乱，有十分之七的中原人口都迁往了江南。而那些无力迁徙的北方汉族，则命运悲惨。胡人所到之地，尽皆屠戮。真可谓“狼烟千里，十不存二”。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嗜杀，在他死后，后赵的统治者石虎，更是以残暴著称。每攻下一座城池，石虎便将城中男女屠杀殆尽。为了建宫室、修林苑、造甲造船，他多次野蛮征发汉族男女，途中病死、饿死、拷打致死者数以十万计。他强夺民间五万汉女编入后宫，肆意凌辱虐杀，致使女子的丈夫组织义兵反抗，但皆被镇压，死者无数。石虎爱好狩猎，他将南部中原数万公里的土地全都圈为猎场，不许汉人投一块石子，否则以“犯兽”（侵犯野兽）罪论死。石虎的儿子石邃也是胡作非为，他有时会在夜里到宫臣的家中，任意奸淫他们的妻妾；有时砍去漂亮宫女的头颅，放在玉盘中做成工艺品供人轮流欣赏；这些都玩腻了，就从宫内挑选出有姿色的尼姑，先淫后杀，再把她们的肉与牛羊肉合着煮熟，分给左右大臣品尝，让大臣识别味道……在后赵这种野蛮统治下，中原汉族人口数量一下锐减到四五百万，史书记载“北地苍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汉族人的数量甚至被迁入的胡人超越。在几乎亡种的情况下，残留的北方汉人流民决定奋起反抗，他们或构筑堡垒，或组成义军，与胡人军队展开了殊死较量。然而这些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汉人组成的军队实力太弱，几乎不对胡人造成任何威胁。因此胡人在最初的恐吓消失之后，依旧作威作福，视汉人为猪狗。胡人的优越感不是凭空产生的，是建立在其军队优势和人口优势上的。有一次，石虎看着自己儿子出行的队伍，笑着说：“我家父子威风如此，只要不天塌地陷，还有什么忧愁的呢？抱子弄孙享乐就行了！”[2]经过349年（永和五年），石虎死，石世即位。同年五月，石遵得到冉闵支持发动政变推翻石世。起初，石遵答应立冉闵为皇储，后来却立石衍为皇储，引发冉闵的不满。孟准等人劝石遵诛杀冉闵，石遵便与其兄石鉴及母亲郑樱桃商议，郑樱桃认为石遵之所以能够即位，冉闵有功劳，不可杀他。会后，石鉴将此事密报冉闵。冉闵肖像(14张)冉闵遂联合汉族将领李农和王基推翻并诛杀郑樱桃与石遵，改立石鉴。冉闵被任命为大将军，并掌控大权。石鉴即位后，胡汉两族间的矛盾逐步走向激化，胡人不断掀起暴动和兵变。350年，石鉴欲杀冉闵，事败后反为冉闵和李农所杀。冉闵杀石鉴之前，发布了《杀胡令》和《讨胡檄文》致书各地，从而引爆了汉族人民积压了近半个世纪的国仇家恨，点燃了汉族人民的复仇反抗怒火，冉闵宣布：“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于是汉族人民对胡人进行空前规模的民族复仇，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史载当时的全国各地方的汉族人民“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头发略有发黄者亦有半数被杀，史载仅邺城即有二十余万人被杀。其后建立魏国，依然建都于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城西南20公里邺城遗址），改年号永兴。冉闵遣使临江告东晋：“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由于冉闵已称帝，无法得到东晋支持。在杀胡令前夕，随着后赵统治的逐步瓦解，胡汉两族间矛盾开始趋于激化，而当时冉闵发动政变袭杀石遵并夺取了政权，改立石鉴，并立即对后赵朝廷进行了重新改组，清洗了一批胡人官员，转而将一批汉族官员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安插到要害职位上：“鉴乃僭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李农为大司马，并录尚书事；郎闿为司空，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卢谌为中书监。”而胡人由于以往对汉族人太残忍，因而非常惧怕汉人上台后会乘机报复，因而冉闵的夺权及对后赵朝廷的汉化改组，遂引起各地胡人将帅、部酋的强烈反对，这时各地胡族势力就已经纷纷聚集重兵屯于各方重镇，觊觎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河南一带，对冉闵的根据地邺城形成了四面包围之势，大战已经是一触即发。而以石祗为首的外地羯族势力则下手更早，早在杀胡令之前，石祗羯族集团就已经与羌族氐族势力联合起来讨伐冉闵：“时石祗在襄国，与姚弋仲、苻洪等通和，连兵檄诛闵、农”，准备进攻邺城。邺城内部，胡人也是不断掀起兵变，先是“鉴使石苞及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夜诛闵、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恐闵为变，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并诛石苞。”，接着是“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谋诛闵、农，闵、农杀之。”再接着，胡人掀起更大规模的暴乱：“龙骧孙伏都、刘铢等结羯士三千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这就引起了矛盾的彻底大爆发。350年，石虎庶子石祗于襄国（今河北邢台）称帝，胡人将官纷纷响应。350年1月，后赵汝阴王琨及张举、王朗率军七万伐冉闵，冉闵率骑兵千馀与战于城北，大破之，石琨等大败而去；350年6月，六月，石琨又率大军10万进据邯郸，后赵镇南将军刘国自繁阳会之，冉闵又率军大破之，死者万余人，刘国还繁阳；八月，后赵张贺度、段勤、刘国、靳豚集中约30万主力于昌城，将攻冉闵，冉闵率军反击，战于苍亭，后赵军全军覆灭；351年二月，石祗联合鲜卑、羌人夹击冉闵，冉闵因屡胜而轻敌，导致大败，部众大量死亡。此战后，冉闵所据的徐州、豫州、兖州和洛阳归降东晋，东晋势力于是重返中国北方。冉闵继续与胡人攻战。期间冉闵诛杀齐王李农及其三子。351年，石祗部下刘显在阳平之战中为冉闵击败，被杀三万余人，被迫投降冉闵，并回军杀死石祗，从而后赵灭亡。七月刘显又背叛冉闵，自称皇帝，并率军攻冉闵，为冉闵所败；352年正月，冉闵率领8000骑兵攻克襄国，杀刘显，至此后赵残余势力基本被消灭，但前燕军攻势日急，前燕慕容恪率10万骑兵进攻冉闵，追至廉台（今河北石家庄东部无极县东北），而冉闵手下仅有8000兵，起初冉闵出击，十战十胜，后陷入鲜卑大军重围，冉闵突围东走二十馀里，坐骑朱龙突然死亡。冉闵于是被赶上的前燕兵所俘。前燕大军随即进围邺城，邺城守军艰苦抵抗鲜卑军达100多天，粮尽援绝，人相食，八月邺城陷落，冉魏灭亡。冉闵被送于蓟城（今天津市蓟县），前燕国王慕容俊企图乘机嘲笑冉闵，道：“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冉闵大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慕容俊恼羞成怒，令人鞭之三百，“斩于遏陉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俊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雪。是岁永和八年也。”（肆行劳祀曰”悼“；年中早夭曰“悼”；恐惧从处曰“悼”，这里的“悼”，意指“年中早夭”，表示同情、悼念，“武”为美谥，意为武勇过人，演义小说《五胡录》则以为“武悼”是慕容氏对冉闵的恶谥，误也，因为“肆行劳祀”是指穷奢极欲、荒淫无耻，而冉闵即便穷兵黩武，也应与“肆行劳祀”无关）。杀胡令“杀胡令”是冉闵最为著名的政令，此令共分三道。第一道“杀胡令”是冉闵在邺城幽禁后赵皇帝石鉴后颁布的，号称“内外六夷，敢称兵器者斩之”，也就是说：所有敢拿兵器的胡人都要杀。面对胡人纷纷逃难的局面，冉闵颁布了第二道“杀胡令”：与官同心者留，不同心者听任各自离开。结果，此令一下，邺城内的羯族为了保命纷纷外逃，而百里之外的汉人为了杀胡纷纷拥入城中，两方恰巧相遇，城门口被堵得水泄不通。还没等胡人迁出，冉闵就颁布了第三道命令：所有汉人，凡是斩一个胡人，凭人头加官晋爵。冉闵亲自带队，光在邺城就屠杀了二十万的羯族人。一日之内，便有数万胡人被砍头。无论男女老幼，都不能幸免，尸体被抛在城外，成为野狗豺狼的晚餐。“杀胡令”，其实是冉闵为了掌控国内形势、满足汉人利益而颁布的一系列指令。这番指令一下，彻底激起了民族仇恨，点染了复仇之火。一时间，北方大地硝烟重起，凡是高鼻梁多胡须的人，都被滥杀。汉人与胡人“无月不战”，尸野遍地。[2]影响《晋书.载记七》原文如下：“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原文意思是“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共数百万。意即这里面有大量的汉人百姓，是之前石虎强行从青、雍、幽、荆州等地迁来邺城周围的百姓。[3]编辑本段史家评价古代史书吕思勉评冉闵其兵败之根源是为百姓争取粮食，只身统帅1万步兵力在无援兵力情况下拒前燕慕容恪20万战败，丝毫不能降低其统帅的能力。《晋书》对其评述“善谋策，（不是有勇无谋的蛮夫）勇力绝人，攻战无前”，[4]每次临战冲锋在前，骑朱龙马（难得一见的千里马），他左手使双刃长矛（两头施刃，锋利无比的古代兵器），右手持连钩戟。其勇猛令五胡军队无人能挡，每战杀敌无数。如《后赵录九·石虎传》载：三个胡酋趁冉闵率大军进攻其它胡酋的机会，率骑七万袭击邺城，冉闵得知后，急率一千余骑兵回来救援，刚好与胡骑在邺城北面相遇，冉闵一马当先，所部千余骑都跟着奋勇冲杀。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十六国春秋》《册府元龟》等载：匈奴刘显在冉闵攻襄国之后，帅众十万攻邺（《晋书》记载：“石琨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邺”），闵率数千骑出战，冉闵大败刘显，斩万人，冉闵带军追杀，再战，斩三万余人。《十六国春秋辑补》载：“冉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双刃矛也称两刃矛，“两头施刃”，锋利快捷，最为冉闵常用。他在众胡联军绝对优势的兵力围攻中创造了很多军事奇迹，与鲜卑的决战前，他以一万汉军敌鲜卑铁骑十四万十战十捷。中计被困的冉闵骑朱龙马，持矛戟，于十余万鲜卑铁骑军中，手刃三百余鲜卑强兵悍将，及至战马受伤（一说朱龙马是累死的）倒地被俘，面对鲜卑国主质问仍大呼：“天下大乱，你们这些禽兽一样的蛮夷尚且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一时英雄，如何做不得帝王呢！”《资治通鉴》、《二石传》载：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晋书·石季龙载记》载：“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晋五胡指掌》：“四月，虎卒，以彭城王遵、燕王斌、张豺等受遗，立太子世。豺等以太后令杀斌逐遵，而石闵等讨贼归，遇彭城王遵於路，说之长驱入京师，斩豺，废太子世，杀刘后而自立。遵许事成之后，舍其子而立闵为太子。至是立子衍，闵乃杀遵及衍，而立义阳王鉴，又杀胡羯二十万人，并杀鉴自立，国号魏，复姓冉氏。又杀赵王虎三十六孙，尽灭石氏。石祗据襄国称帝，冉闵围之。燕王俊与姚弋仲子襄救祗，大败，冉闵几获之，而祗竟为其将刘显所弑，石氏亡。永和八年，燕慕容恪击冉闵，杀之，尽取赵地。”玄羽逸史曰：“石世龙贫贱羯胡，辱在厮养，当其殍丐负贩，羁旅京邑，顾瞻宫阙，凄然长啸，偿亦有刘、项纵观祖龙之志乎，何王夷甫骇耳而怵心也？九州之地，几有其八，岂曰偶然。顾其人恢廓倜傥，外屈身於祖生，内降心於右侯，而至於责王衍，数王浚，其言侃侃有烈丈夫之风，五胡中俱无此规模矣。一传而歼於虎，是胡运之当然，岂人谋哉！虎也穷凶极暴，天假手於冉氏子，至使羯种二十万人，同饱乌鸢。呜呼！惨矣。然当勒追越柩於苦县时，十万晋兵无一脱者，冉闵竟足以报之。古之建国者，深仁厚泽，累数十世，犹力守臣节，不得已而后取，盖杀一不辜而有天下，所不为，此三代所以长久也。司马氏手刃其主，夺之寡妇之怀，安得不生此凶残以鱼肉之耶！假令宁馨之计得行，杀一勒，生一勒，况徐光辈乃欲阴翦中山以安石氏，不亦愚乎？然而早见预防，不失为人臣子之道矣。”[5]近代史家荆驼清末学者荆驼写的“冉闵传”，称冉闵“振古铄今，扭转乾坤”。[6]范文澜史学家范文澜《中国通史》对慕容隽致祭赠谥予冉闵一事的评价为：“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谥，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闵的同情心。”[7]范文澜在当代权威历史著作《魏晋南北朝史纲》一书也对冉闵作出过相对中肯的评价：“至于冉闵以区区之力驰骋中原，而东晋又只作壁上观，是以亡不旋踵，只成为历史上的悲剧而已”。在《中国通史》第二编第四章第四节《十六国大乱》中评价：“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7]吕思勉史学家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评价：“冉闵之百战百胜，颇似项籍、孙策”，与石氏余孽角逐，未必会遽败，而慕容氏加入这场与它本不相关的战争，挟其方兴之势，其气完，其力厚，“是亦其（冉闵）所遭之不幸也”。后人有诗惜冉闵曰：“雄烈才同楚霸王，破胡灭羯建新邦；朱龙一蹶神矛折，遏陉山前吊夕阳。”史又言“闵至自苍亭，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可见闵非粗才，惜其所值之敌，大多逼不及施展也。编辑本段家庭成员父亲：冉瞻（烈祖高皇帝）母亲：王太后妻子：董皇后儿子：皇太子冉智、太原王冉胤、彭城王冉明、武兴王冉裕编辑本段相关史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一》：魏主闵既克襄国，因游食常山、中山诸郡。赵立义将军段勤聚胡、羯万馀人保据绎幕，自称赵帝。夏，四月，甲子，燕王俊遣慕容恪击魏，慕容霸等击勤。魏主闵将与燕战，大将军董闰、车骑将军张温谏曰：“鲜卑乘胜锋锐，且彼众我寡，请且避之，俟其骄惰，然后益兵以击之，”闵怒曰：“吾欲以此众平幽州，斩慕容俊；今遇恪而避之，人谓我何！”司徒刘茂、特进郎闿相谓曰：“吾君此行，必不还矣，吾等何为坐待戮辱！”皆自杀。闵军于安喜，慕容恪引兵从之。闵趣常山，恪追之，丙子，及于魏昌之廉台。闵与燕兵十战，燕兵皆不胜。闵素有勇名，所将兵精锐，燕人惮之。慕容恪巡陈，谓将士曰：“冉闵勇而无谋，一夫敌耳！其士卒饥疲，甲兵虽精，其实难用，不足破也！”闵以所将多步卒，而燕皆骑兵，引兵将趣林中。恪参军高开曰：“吾骑兵利平地，若闵得入林，不可复制。宜亟遣轻骑邀之，既合而阳走，诱致平地，然后可击也”。恪从之。魏兵还就平地，恪分军为三部，谓诸将曰：“闵性轻锐，又自以众少，必致死于我。我厚集中军之陈以待之，俟其合战，卿等从旁击之，无不克矣。”乃择鲜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铁锁连其马，为方陈而前。闵所乘骏马曰朱龙，日行千里。闵左操双刃矛，右执钩戟，以击燕兵，斩首三百馀级。望见大幢，知其为中军，直冲之；燕两军从旁夹击，大破之。围闵数重，闵溃围东走二十馀里，朱龙忽毙，为燕兵所执。燕人杀魏仆射刘群，执董闵、张温，及闵皆送于蓟。闵子操奔鲁口。高开被创而卒。慕容恪进屯常山，俊命恪镇中山。己卯，冉闵至蓟。俊大赦，立闵而责之曰：“汝奴仆下才，何得妄称帝？”闵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犹称帝，况我中土英雄，何为不得称帝邪！”俊怒，鞭之三百，送于龙城。慕容霸军至绎幕，段勤与弟思陪举城降。甲申，俊遣慕容评及中尉侯龛帅精骑万人攻邺。癸巳，至邺，魏蒋干及太子智闭城拒守。城外皆降于燕，刘宁及弟崇帅胡骑三千奔晋阳。秦以张遇为征东大将军、豫州牧。五月，秦主健攻张琚于宜秋，斩之。邺中大饥，人相食，故赵时宫人被食略尽。蒋干遗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请降，且求救于谢尚。庚寅，燕王俊遣广威将军慕容军、殿中将军慕舆根、右司马皇甫真等帅步骑二万助慕容评攻邺。辛卯，燕人斩冉闵于龙城。会大旱，蝗，燕王俊谓闵为祟，遣使祀之，谥曰悼武天王。初，谢尚使戴施据枋头，施闻蒋干求救，乃自仓垣徙屯棘津，止干使者求传国玺。刘猗使缪嵩还邺白干，干疑尚不能救，沈吟未决。六月，施帅壮士百馀人入邺，助守三台，绐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玺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当驰白天子。天子闻玺在吾所，信卿至诚，必多发兵粮以相救饷。”干以为然，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枋头。甲子，蒋干帅锐卒五千及晋兵出战，慕容评大破之，斩首四千级，干脱走入城。甲申，秦主健还长安。谢尚、姚襄共攻张遇于许昌。秦主健遣丞相东海王雄、卫大将军平昌王菁略地关东，帅步骑二万救之。丁亥，战于颍水之诚桥，尚等大败，死者万五千人。尚奔还淮南，襄弃辎重，送尚于芍陂；尚悉以后事付襄。殷浩闻尚败，退屯寿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张遇及陈、颍、许、洛之民五万馀户于关中，以右卫将军杨群为豫州刺史，镇许昌。谢尚降，号建威将军。赵故西中郎将王擢遣使请降；拜擢秦州刺史。丁酉，以武陵王晞为太宰。丙辰，燕王俊如中山。王午闻魏败，时邓恒已死，午自称安国王。八月，戊辰，燕王俊遣慕容恪、封弈、阳骛攻之，午闭城自守，送冉操诣燕军；燕人掠其禾稼而还。庚午，魏长水校尉马愿等开邺城纳燕兵，戴施、蒋干悬缒而下，奔于仓垣。慕容评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司空条攸等及乘舆服御于蓟。尚书令王简、左仆射张乾、右仆射郎肃皆自杀。燕王俊诈云董氏得传国玺献之，赐号奉玺君，赐冉智爵海宾侯。以申钟为大将军右长史。命慕容评镇邺。
晋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分为西晋(265年—316年)与东晋（317年—420年)两个时期。西晋为晋武帝司马炎所建立，建都洛阳；东晋为晋元帝司马睿所建立，建都建康。司马氏原为曹魏世族，高平陵事变后掌握魏国大权。司马炎篡位后统一中国，但因为无法解决社会问题及政治风气，加上分封王室，使得朝廷在混乱后诸王争权，引发八王之乱。战后晋朝元气大伤，周围诸民族乘机叛乱，造成五胡乱华，南北分裂。晋室南迁，建立东晋，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东晋主要由世族掌权，皇权低落。当时庄园经济比西晋时的比例更重，在侨姓世族与吴姓世族开发下繁荣兴盛，中国的经济中心也逐渐南移。由于军权外重内轻，方镇时而发生叛乱。最后刘裕篡位，进入南北朝时期。西晋历史崛起与统一晋朝皇族的源头为河内司马氏，在曹魏时代已世代为官。如司马朗、司马懿及司马孚等兄弟总共八人，时人称“八达”。其中司马懿具有政治及军事才略，在曹魏后期抵御蜀汉北伐及平定辽东，成为了魏国重臣。239年魏明帝去世，司马懿与曹爽受遗共同辅政，但之后司马懿被曹爽架空。249年发生高平陵事变，司马懿重夺政权，至此司马氏开始专政。在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及司马昭逐渐巩固司马氏的势力。此期间发生三次反抗司马氏的战争(史称寿春三叛)，皆被平定。263年司马昭为了建立赫赫军功，以做好篡夺准备，命钟会、邓艾及诸葛绪率军伐蜀，蜀汉主将姜维阻敌于剑阁。最后邓艾经阴平直袭涪城，进逼成都。最后刘禅投降，蜀汉灭亡，史称魏灭蜀之战。及后钟会、姜维意图叛变，但被司马昭立即平定。不久司马昭去世，其子司马炎最后于265年篡位，曹魏灭亡。司马炎建立晋朝，是为晋武帝，定都洛阳，史称西晋。当时孙吴局势混乱，吴帝孙皓不修内政又穷极奢侈。270年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叛乱，直至279年方平定。司马炎在此时先做好伐吴准备，他派羊祜守襄阳与孙吴名将陆抗对峙，派王浚于益州大造船舰。274年陆抗去世，次年羊祜提议伐吴，遭贾充反对而作罢。经过多年准备，279年王浚、杜预上书司马炎，认为是时候伐吴，贾充、荀勖等则以“西北未定”的理由反对。最后司马炎决定于该年12月进攻吴国，史称晋灭吴之战。司马炎以贾充为大都督，上游王浚军、中游杜预等军、下游王浑等军共六路并进。最后于280年逼近建业，孙皓投降，孙吴灭亡，西晋成功统一天下。内忧外患西晋的政治风气日益败坏。在曹魏时期，世族遭到刻意压抑，提倡唯才是举，但名节也逐渐式微。司马氏执政后又诛杀异己，世族在司马懿及陈群羽翼下又渐渐抬头。这使得西晋开国功臣有大半属于无德又无才的人物。当时较出名世族有琅琊王祥、荣阳郑冲、陈国何曾、临淮陈骞、颖川荀顗荀勋、河东卫瓘、河东裴秀、太原王浑、泰山羊祜、河内山涛、京兆杜预等。当时社会“奢持”和“贪污”不断。此时世族大多失去东汉世族的优良传统，反而汲汲求利。石崇为当时首富，在金谷建立别馆，他曾与外戚王恺斗富，当时晋武帝不加阻止反而帮助王恺。由于奢持和贪污密不可分，当时士大夫几乎都收贿聚财。而晋武帝虽屡屡提倡节俭，但未以身作则，徒托空言。曹魏时期的清谈，到晋代时许多士大夫纷纷效仿，最终形成一批置身功名利禄又求出世隐遁的士大夫。由于诸臣在“平吴”与“立嗣”议题上发生争执，使得党派形成。羊祜与张华支持伐吴，认为必克；但司马氏宠臣贾充、荀勋及冯紞反对，所以拖延数年。等到平吴后，贾充惭恨失计，于是怨恨张华。在立嗣上诸臣争执更剧。当时太子为司马衷，昏庸无能。武帝之弟齐王司马攸较仁孝慧敏。大臣卫瓘、和峤主张废衷立攸，但遭荀顗、荀勋及冯紞极力反对。最终晋武帝仍然不能舍子立弟，并遣返齐王攸回其封国，齐王攸最后愤怨而死。西晋立国后，晋武帝分封诸王，于277年遣诸王就国，其中一些王都督诸州军事。如汝南王亮督豫州、楚王玮督扬州。统一之后，为了避免东汉末期诸州割据再度发生，裁撤州郡守兵。武帝分封诸王与去州郡兵是为了避免权臣专政及地方割据，但却使得地方宗室权力有逐渐凌驾中央的趋势。当时边境的胡族迁入中原，对晋帝国呈现半包围形势。这些胡族时时受汉官欺压或受汉人歧视，因此心生不满。270年河西鲜卑秃发树机能叛乱，匈奴刘猛也叛而出关，直至279年方平定。其后郭钦、江统等人相继以徙戎论，劝武帝用武力将内迁的外族强制徙迁回原住地，但武帝不用。使得当朝廷元气大伤后，周边胡族发生五胡乱华。晋武帝天资平平，十分好色，于273年禁止全国婚姻，以便挑选宫女；灭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的五千名宫女纳入，使得当时后宫具有万人规模。他继承先帝基业而称帝，本非雄略之才，他未能解决政风奢持和贪污、党派乱起、宗室权力扩张与外族内迁问题，种下日后八王之乱与永嘉之祸的远因。贾后干政与八王之乱290年晋武帝去世，晋惠帝继位，外戚杨骏辅政。惠帝昏庸无能，史载他游于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者为官乎？私乎？”及天下慌乱，百姓饿死，他竟说：“何不食肉糜？”。皇后贾南风野心勃勃，趁机干政。当时杨骏擅权，与贾后对立，汝南王司马亮怕杨骏要害他，逃亡许昌。杨骏为了巩固自身势力，任命其亲信掌管禁军，此举使宗室诸王与某些大臣不满。291年贾后借由楚王司马玮除去杨骏及其势力，任命汝南王亮与卫瓘掌政。不久贾后利用楚王玮与汝南王亮不合去除汝南王亮及卫瓘，再以伪诏杀楚王玮，任命张华、裴頠及贾模等人掌政。至此贾后夺权成功。所幸张华等人同心协力，尽忠职守，政局得以稳固。294年匈奴郝散叛，不久平定。296年其弟刘度元以齐万年为首，联合西北马兰羌、卢水胡叛变，晋军大败，周处阵亡。299年齐万年之乱平定。江统建议将胡族迁离，但晋室无力。由于太子司马遹非贾后亲生，贾后意图废除。300年太子被贾后诬蔑谋反，被废。赵王司马伦采孙秀计，挑拨贾后杀掉太子。而后赵王伦联合齐王司马冏以替太子报仇为由发兵去除贾后及其党羽，赵王伦专政。于301年，赵王伦自立为帝，改元建始，惠帝退位为太上皇。三月，齐王冏、河间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三王联合常山王司马乂(后封长沙王)伐赵王伦。五月去除赵王伦及其党羽，惠帝复位，齐王冏专政。302年成都王颖及河间王颙派军讨伐齐王冏，长沙王乂于京城洛阳响应。最后齐王冏及其党羽被除，长沙王乂掌政，成都王颖于邺遥控。303年成都王颖为了去除驻守京城的长沙王乂，联合河间王颙率军攻击洛阳，但被长沙王屡屡击败。304年初洛阳城缺粮，东海王司马越勾结禁军擒长沙王，开城投降。长沙王被河间王将领张方用火烤死，成都王颖迫惠帝立其为皇太弟，河间王颙为太宰，东海王越为尚书令。成都王胜利后，班师返邺，政治中心北移。而后东海王越集结各方兵力，挟惠帝讨伐成都王颖。最后失败，惠帝被俘，东海王逃至其封国东海（今山东郯城北），河间王将领张方占领洛阳。但不久东海王的亲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及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异族乌丸、羯朱等势力击败成都王。成都王挟惠帝逃至洛阳，投靠拥有关中及洛阳的河间王，最后成都王被废，河间王改立司马炽为皇太弟。305年东海王越在山东再次起兵，西向进攻关中。306年东海王越攻入长安。河间王颙和成都王颖败走，最后相继被杀。东海王越迎惠帝还洛阳，随后惠帝被毒死，豫章王司马炽继位，是为晋怀帝，由东海王司马越专政。八王之乱至此结束。五胡乱华。八王之乱期间，司马氏在地方上影响力顿减，地方势力不断膨胀，外族陆续叛变独立，李成与汉赵先后独立。氐族李雄在益州逐渐势大，最后于306年称帝，国号成，史称李成。304年王浚遣匈奴领袖刘渊回并州发兵支援，刘渊乘机宣布独立。308年刘渊称帝，国号汉，后称前赵。晋室在八王之乱后面临一场覆亡危机。八王之乱后，刘渊遣子刘聪掠夺洛阳，大将石勒及王弥则掠夺关东各州。310年刘渊死，子刘和继立，不久刘聪杀和自立。311年石勒出兵襄阳，晋廷派遣大军讨伐，但因朝廷与主将司马越互相猜忌，晋军内乱，最后被石勒袭击，精锐尽亡。当时洛阳空虚，刘聪乘机攻陷并掳去晋怀帝，史称“永嘉之祸”。313年怀帝被杀，晋愍帝于长安继立，汉赵派刘曜持续攻打。316年晋愍帝投降，最后受辱被杀，至此西晋亡。而后，匈奴、氐、羯、鲜卑及羌等族，陆陆续续在北方建立了一系列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西晋亡后，在北方尚有三个忠于晋朝的地区，即并州北部刘琨、幽州段匹磾、凉州张寔。然而，并州刘琨先被石勒击溃，投靠幽州段匹磾。段匹磾则奉东晋密令杀刘琨，之后也被石勒击败。最后，凉州张寔去世后其弟张茂向刘曜称臣，至此东晋在华北的势力全部消灭。东晋历史晋室南渡317年，在西晋灭亡后，皇族司马睿在建康称帝，是为晋元帝，史称东晋。司马睿属于东海王越一党，镇下邳。晋怀帝即位后，听王导言迁镇到建康。由于江东未受战乱，财富充裕，加上长江天险，适合作为新基地。在司马睿南迁前，南方世族不得志于晋室，有意光复吴国。当时南方世族以义兴周氏及吴兴沈氏并为江东二豪，吴郡朱张顾陆四氏其次。八王之乱后，江南发生三次叛乱，大族义兴周玘平定该乱，稳定江南，史称三定江南。司马睿南迁后，王导以“镇之以静，群情自安”的政策稳定政权，他借由当地名士顾荣、贺偱为引，让吴姓世族纷纷拥护。而后大量北方世族及皇族南迁后，在王导号召下共同支持司马睿。使得江南诸州次地归附，东晋得以偏安，司马睿也于西晋灭亡后称帝。但晋廷稳定后大量引用侨姓世族（北方世族），压抑了吴姓世族。使周玘等吴姓世族不满，有意叛变，但事泄未果忧郁而死。其子周勰继之，意图叛变，其叔周札泄密而未果。而后晋室分化周沈二氏，使其先后崩溃，最后由亲晋的朱张顾陆四氏递升。由于侨姓世族持续侵犯江南经济并打压南方世族入仕朝廷，使得侨吴世族在政治及经济上的冲突仍在。加上世族对寒族歧视、与朝廷分庭抗礼；中央与方镇对立及野心家的崛起，使得东晋一朝始终动荡不安。因为北方外患威胁仍在，东晋朝廷赖世族支持方维持，使得不少实力派世族意图叛变，夺取政权。当时晋元帝倚重王氏，任王导丞相、王敦专政军事，时称“王与马，共天下”。王敦素来桀傲，有意控制朝廷，晋元帝为了抑制王氏权势，以刘隗、刁协、戴渊等人牵制，并防御京师。王敦万份怨恨，于322年发兵，攻陷建康。刁协等人被杀，史称王敦之乱。晋元帝备受恐惧，忧愤而死，太子绍继位，是为晋明帝。当时王敦欲篡位，移镇姑孰，但于324年病危。晋明帝下令讨伐，平乱成功，而由于王导并未附逆，所以王氏仍受晋室重用。325年晋明帝去世，太子衍继立，是为晋成帝。由王导及外戚庾亮辅政。当时军事重镇分由陶侃镇守荆襄地区及由苏峻及祖约等镇守淮南地区。当时陶侃疑为庾亮干预而未能顾命，感到不满。庾亮为提防陶侃而任温峤镇武昌。而苏峻及祖约对庾亮“巩固中央”的政策感到不满，于327年反叛。次年攻陷京师，胁持晋成帝，庾亮逃至寻阳（江西九江市），史称苏峻之乱。此时陶侃观望，经温峤力劝之下决定讨伐苏峻。苏峻迎战阵亡，329年陶温联军收复京师，平乱成功。事后庾亮请罪，外调镇芜湖，朝廷由王导执政。334年陶侃去世，庾亮代之，仍遥控朝廷，与王导交恶。339年后王导与庾亮先后去世，由庾翼执政，掌握荆州军权。北伐与夺权在东晋成立后，南迁的晋人莫不希望发动北伐，收复在北方沦陷的家园。但由于世族已安居江南，丰富的资产使得重返北方的意愿不高。而朝廷担心野心家借此扩大势力，如立功还可获得人心，达成篡位目的，所以不支持大规模北伐。当时祖逖率先北伐，317年时晋元帝命他相机进取，但是只有给少量军队。他招募流民建立军队，并与当地坞堡合作，最后成功收复黄河以南领土，与石勒隔河相持。但由于东晋发生内乱，朝廷又担心他威望太高，于321年派戴渊为总督节制，以致收复河北的计划无疾而终，祖逖忧愤而死，失地得而复失。王敦因为祖逖去世而不必顾虑，之后遂叛变。祖逖军由其弟祖约率之，最后也随苏峻叛变。晋成帝时则由庾亮庾翼兄弟主持北伐，他们以荆州为中心，意图发动北伐。但是因为朝廷抵制，所以没有实现。庾氏兄弟也相继去世，荆州刺史由桓温担任。他向往刘琨、陶侃事迹，以北伐为务。346年晋穆帝时，桓温讨伐西蜀汉国（338年李寿篡位，废除李成，改国号为汉），次年讨灭。桓温声威大震，世族忌妒之，执政司马昱引殷浩抗衡之。349年石虎死，晋廷派褚裒北伐，失败。桓温多次希望北伐，晋廷不许，改以殷浩负责北伐。352年殷浩联合羌将姚襄北伐前秦，被苻健击败。次年殷浩再度北伐，为姚襄所袭。354年晋廷只好将桓温换上，由他掌握北伐大权。桓温先后发动三次北伐，同年2月伐前秦，但由于苻健采坚壁清野战术并打败晋军，最后桓温因为缺粮而撤退。356年，桓温讨伐河南姚襄，击溃之并收复洛阳，修谒皇陵。358年他建议迁都洛阳，但遭到世族反对做罢。等到晋哀帝及晋废帝（司马弈）相继继立后，桓温已经控制朝廷。当时北方呈现前秦前燕两强局势，洛阳为前燕占。桓温为了准备篡位，于369年讨伐前燕。当时燕军大败，晋军进驻枋头（今河南浚县附近）与燕将慕容垂对峙。最后晋军缺粮而退，慕容垂率军追杀，晋军大败。371年桓温废晋帝司马弈为东海王，改立司马昱为简文帝。隔年简文帝去世，晋孝武帝继位，373年桓温要求“九锡”，有代晋之意。大臣谢安、王坦之拖延该事，不久桓温病死，东晋得以保存。淝水危机晋孝武帝时，谢安执政，桓冲为荆州刺史，防御荆襄地区；谢玄镇广陵，与谢安防御淮南地区。为了加强中央军力，谢安任刘牢之为参谋，招募淮南江北百姓，成立北府军。370年前秦灭掉前燕后，前秦主苻坚即有意灭东晋以统一天下。373年攻下东晋梁益二州。378年派苻丕围攻襄阳，朱序坚守，于隔年攻破，俘虏了朱序；又派彭超围攻彭城，却被谢玄率北府兵击败。382年吕光平定西域后，苻坚的目标指向东晋。383年5月桓冲率10万军，意图夺回襄阳，苻坚派苻睿、慕容垂等人防御。8月苻坚认为时机已到，率举国之师伐东晋，兵分三路，声势浩。他亲率步兵60万抵达项城，派苻融为先锋率27万兵攻打寿阳，梁成等人屯洛涧以控制淮河。晋廷震惊，谢安力持镇定，命谢石为前线大都督、谢玄为先锋，与谢琰、桓伊等人率8万北府兵北上救援。383年10月秦军前锋攻陷寿阳后，苻坚赶往指挥，并派朱序向谢石诸降劝降。但朱序尽泄秦军虚实，并建议速战速决。11月谢玄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攻破洛涧，晋军西行，与秦军对峙淝水。12月谢玄向苻坚建议后退决战。诸秦将认为阻敌淝水畔比较安全，但苻坚认为半渡而击可主动对决。当秦军后移时，晋军渡水突击，朱序于后军大喊秦军已败，秦军大乱。谢玄等人乘胜追击，秦军全面崩溃，苻融战死，苻坚中箭，孤身北返，后由慕容垂护送。此役晋军全面胜利，于东晋历史上意义非凡，史称淝水之战。384年谢玄率军北伐支离破碎的前秦。他自广陵北上，攻克鄄城、广固等地，并修建青州陂（水利工程）以通粮草。此役收复山东、河南一带，将领土划至黄河以南。荆州军也成功收复四川、襄阳一带。谢玄继续北上，前锋刘牢之一度打到邺城。但司马道子忌谢氏功高，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令谢玄回镇淮阴，北伐功败垂成。朋党之乱与桓玄称帝司马道子为晋孝武帝之弟，甚受信任。淝水之战后谢安谢玄被司马道子排挤，最后相继去世，朝廷逐渐混乱，北府军后由王恭等人统率。桓冲去世后，桓家后来由桓玄领导。390年晋孝武帝对司马道子不满，遂内以王珣、王雅入廷，外以王恭任兖州刺史、殷仲堪任荆州刺史；司马道子也引王国宝及王绪抗衡，朋党乱起。396年晋孝武帝被贵人张氏杀，太子继立，为晋安帝，甚愚笨。398年王恭和庾楷上表弹劾王国宝并领兵讨伐，殷仲堪遥援，吴中世族也发民支持。司马道子畏惧，只好杀王国宝、王绪求和。之后司马道子听从司马尚之建议，任王愉江州刺史为外援。次年王恭联合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桓玄再度举兵。司马道子命其子司马元显为都督同王愉率军抵御。王愉被击败，联军攻至京师。司马元显收买刘牢之倒戈，王恭败死。殷仲堪与桓玄得知后退至寻阳，由桓玄任盟主。最后双方言和，朝廷任桓玄为江州刺史、殷仲堪为荆州刺史、其部下杨佺期为雍州刺史。399年桓玄杀殷杨二人，并其辖地。司马元显担忧北府军不可靠，征江东豪族佃民以建立新军，称为“乐属”。这却使“东土嚣然”，引发民变，399年孙恩攻陷会稽，史称孙恩之乱。孙恩为孙吴孙秀之后，世奉五斗米道。400年孙恩扩张势力，江东豪族及五斗米道纷纷响应，江东八郡完全沦陷。401年孙恩偱海路直袭丹徒，京师震撼。刘牢之派刘裕至海盐击败孙恩，孙恩乘船而退，又被刘裕击败。402年3月孙恩为临海太守辛景所败，投海而亡。余众由其妹夫卢循领导。402年司马元显为免桓玄乘乱偷袭，抢先西征，任刘牢之为先锋，司马尚之为后部。桓玄也率军东下，大破司马尚之，刘牢之认为司马元显无用而倒戈，引桓军入建康。桓玄控制朝廷，诛杀异己，先后杀司马元显与道子，夺取刘牢之兵权，诛戮部分北府将领，提拔北府将领刘裕。桓玄最初有意革新朝廷，但最后豪奢纵欲，政令无常，渐失人心。403年桓玄篡位称帝，建国桓楚。隔年刘裕同北府旧将何无忌、刘毅举兵，收复建康，桓玄挟晋安帝西撤江陵。桓玄又率军东下，被刘毅击败。最后桓玄逃往蜀地，途中被冯迁所杀。桓振、桓谦又挟晋安帝反抗，直到405年肃清桓氏势力，刘裕得以迎晋安帝复位，也掌控了朝廷。刘裕篡晋刘裕掌控朝廷，荆州刺史刘毅忌妒，意图举兵。412年刘裕抢先讨伐之，刘毅兵败自杀。西蜀为东晋叛将谯纵所建。在405年时，益州刺史毛璩率军讨伐江陵桓振，蜀军不愿远征，便推谯纵为主叛晋。并攻陷成都，杀死毛璩，自号成都王，建国谯蜀。408年晋廷派刘敬宜率军讨伐但失败。413年刘裕派西陵太守朱龄石率军西伐，攻占成都。谯纵败退，后自杀。卢循为孙恩继承人，桓玄为安抚之任为永嘉太守，但他仍不断袭扰沿海。404年卢循由海路攻占广州，隔年晋廷为安抚而命他为广州刺史。410年卢循趁刘裕北伐南燕之机，与其姐夫徐道覆分二路北伐，合溃刘毅于桑洛州（今江西九江市），乘势攻入京师建康，史称卢偱之乱。此时刘裕已赶回，卢循和徐道覆发生内讧，卢循久攻京师不破，撤守寻阳。10月徐道覆进攻江陵，为守将刘道规所败。12月卢循败于晋军，退守广州。411年刘裕派兵击杀徐道覆。卢循最后于交州被交州刺史杜慧度歼灭，投水自杀，至此乱事平定。刘裕消灭若干异己后，为了名正言顺称帝，先后发动两次北伐。当时南燕慕容超屡屡入侵，409年刘裕率军伐南燕。于次年攻破南燕都城广固（今山东青州市），擒杀慕容超，南燕亡。而后因卢循叛乱，刘裕回师。当时后秦屡遭夏主赫连勃勃入侵，国势大衰，姚泓初立。416年12月刘裕再度北伐，连克许昌、洛阳。隔年刘裕兵分两路围攻关中，最后攻破长安，后秦亡。但于该年冬天留守京师的刘穆之突然去世，为免朝廷生变，不得不亲返。刘裕命其幼子刘义真同王镇恶、沈田子等诸将防守长安，但后来诸将内讧，夏主赫连勃勃率军攻击。417年冬刘裕命刘义真等将领率军东归，遭夏军追击，元气大伤，至此北伐结束。关中失守后，刘裕开始积极谋取帝位。同年刘裕杀晋安帝，立其弟德文，为晋恭帝。420年刘裕废晋恭帝自立，建国刘宋，是为宋武帝，东晋至此灭亡。
魏晋风骨听过吧，说的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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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收藏的六朝史方面的书给你说一下。11. （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补》，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13.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14.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15.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16. 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17.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人民出版社，195718.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书店，199119. 汤用彤、任继愈：《魏晋玄学中的社会政治思想略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20. 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21. 沈任远：《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民国60年22. 陈寅恪：《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3.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4.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25.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26. 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27.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8.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30.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32. 陈伯君：《阮籍集校注》，中华书局，198733. 陈玉屏：《魏晋南北朝兵户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8836. 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37. 张尚谦：《魏晋南北朝经济史新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39. 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41. 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42. 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200443. 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44.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45. 徐公持：《魏晋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47. 〔日〕兴膳宏：《六朝文学论稿》，彭恩华译，岳麓书社，1986六朝史方面真正的大家是唐长孺，陈寅恪的重点在隋唐
推荐书单的问题，基本上是琳琅满目。而本人认为书单推荐应该有几个标准：第一，推荐者本人要看过，或者至少部分看过，这样才有独特的心得，而不是人云亦云；第二，推荐书单要讲究循序渐进，至少要有入门级——教材级——提高级三个层次，而不是剪刀加浆糊随便列举；第三，推荐书单要相对全面，比如历史类书单，就不能完全偏重一个时期。带着以上三条标准，本人来推荐一份独到的历史类书单。入门级：入门级的主要是提高兴趣，理清史实，不需要非常专业。现代出版社有套《历史中国》系列，包括醉罢君山《夏商周原来是这样》、姜狼《春秋原来是这样》等，基本有全套中国通史。断代史也有一些优秀读物，比如月望东山《那时汉朝》、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等等。社科院历史所编写的五卷本《中国通史》也不错，简明扼要，既专业又通俗，还有同名纪录片播放。教材级：教材级的主要是系统学习，不容易被个人风格的作品带偏。不少大学院校都有历史本科教材，比如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等。这里推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历史学基础课配套教材》系列，《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古代史资料汇编》《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中国史学史》等等。虽然教材可能有些枯燥，但是专业科学的学习方法。提高级：这个阶段可以读点学术专著，比如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中国断代史系列》就不错，包括杨宽《战国史》、林剑鸣《秦汉史》等等；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二十世纪史学名著》，包括顾颉刚《古史辨自序》、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等；另外有一些通史、断代史史学名著，比如钱穆《国史大纲》、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顾诚《南明史》。外国的也可以看看，比如《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限于篇幅就不多介绍了，但是按照这个思路，本人认为是比较科学的书单。感谢阅读，欢迎关注！林屋公子作家 代表作《先秦古国志》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万粉丝 · 万赞搜索有关历史的好书及书一生必读的10本书樊登推荐女性读的书30-40岁必读十本书十五部最好历史小说10岁孩子必读历史书
中国历史系列-三国两晋南北朝作 者： 龚书铎 I S B N： 9787807207849 中国历史大事编年（第二卷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张习孔，田珏主编；张福裕，刘占武编著.三国两晋南北朝大事本末-中国历史大讲堂 作者:刘宁勋 , 许辉 出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华丽血时代（台湾大陆双出版）<晋书解读>
元末，百姓震荡，元政府之严苛，太祖本庶民，因逢大旱，家中父母兄弟继死。后之为僧，要过饭，后加入郭子兴之兵，始带兵击战。不知何故，朱元璋持兵之强，少不习法，亦不读书。而后朱元璋势力愈大。郭子兴不复信任，始疑之，朱元璋遂领汤，常遇春等自立。再后，中原仅四方势力，一为元之蒙古人，二是士诚，三是陈友谅，四是朱元璋。其实诸势皆在夹缝中求生。朱元璋趁机扩大实力，遂屠灭陈友谅，伐蒙元，建立大明。大明建之初尚半壁江山。太祖率军北伐，将蒙古逐出中原。一统天下。国家建立之初，诸方所定，而朱元璋手下大将开始邀功，或贪污。太祖诛功臣者亦原因在此。后太祖严惩贪腐。过于严苛。百姓虽稳，而不寒而栗。
以上角度都太大了我建议你参考卜正民的《纵乐的困惑》从明中期资本主义萌芽来写卜正民的这本书，就是选取了一个很小的切入口他以安徽歙县县志中的一小段写起写了一个处于明中晚期县令对当时社会变革的看法当时的社会，由于自由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一度陷入一种变革时期的通病，拜金主义风行你在参考明末三大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再联系欧洲的启蒙运动你可以发现，欧洲与中国，都是先出现了经济上的资本主义萌芽又相应的，都出现了思想启蒙再扩展下去，可以总结出经济发展与政治需求的不容间发的关系就很有深度和广度了
对于一个朝代的研究，不外乎几点：行政模式、军事制度、国家环境、社会形态。然后没一点给你几个题目，再稍微发散一下，供你选取。1，行政上的问题，比如科举的变革，明朝的科举与宋朝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最基本的点就是宋朝不用考秀才，而是直接推荐之后考州试，过了就是举人，然后去考进士。明朝却有童生试，要先在县里考秀才。又比如党争问题，明末东林党之类的，对于国家的影响。2，军事制度。明朝的卫所制，导致了许多问题。军户世世代代都是军户，许多原因造成了这个卫所制度下的士兵战斗力低下的问题。也间接促成了将军的私兵。3，国家环境。草原上的鞑靼，辽东的满人。开始来贸易的洋人，东南亚的战争，等等。其中可以主要关注明朝对于蒙古人的分化政策，以及土木堡。还有嘉靖前后与洋人的贸易。4，社会形态。可以谈论国家税收制度，对于有功名之人免税问题，带来的土地兼并问题。还有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这个查阅《金瓶梅》中的描述与记载。以上都是大方向，可以在大方向中选取一个小支脉，认真查阅之后动笔，必然是一篇好论文。附上一个小建议，若是我自己写。大概会写经济发展对于社会的影响。明朝中后期，经济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社会其实并非传统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而是与现代的社会很相似，金瓶梅之中对此有很多描述。比如寡妇改嫁的普遍性，商人的社会地位，运河的影响，家长里短的琐碎，人与人交往的形势等等。也可以阐述土地兼并的问题根源，从功名科考之上开始，再到避税逃税，造成国家税收大面积流失的现象。也可以就谈城镇的生活水平问题，这个问题也可以在金瓶梅中找到答案。就是随便想想，希望对你有帮助。
就从明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入手吧 明朝的集权手段在国史上那是相当的强大的啊 找下相关资料 应该比较好写的
哎，小朋友啊，多读书啊，历史人物那么多，随便整一个撒，评价嘛，就看你了解多少了
你可以写楚汉之争建议：先查询资料，分析历史背景，分析汉是怎样灭楚的；楚是怎样走向灭亡的。不说500字，你写5000字也能写出来
评价拿破仑，我们需要新的眼光！ 在一代枭雄拿破仑留给后世的诸多名言中，"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大概算得上最脍炙人口的一句。自从中国进入经济社会，为了鼓励竞争，这句话更是为众人竞相引用。 这句话被父母用来指责子女：人家能考100分，你凭什么只考90分？言下之意，不想考第一名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 这句话被妻子用来指责丈夫：钱赚得那么少，没出息！你看别家男人一个个都发了财，你为什么还这么穷？至于什么叫穷？没有定义。反正眼下有比你更有钱的人，我就说你穷。言下之意，不想发财的男人就不是好男人。 记者把话筒凑到刚获了铜牌的运动员跟前，问道：你没有获金牌，是不是觉得很遗憾？言下之意，不想拿金牌的运动员就不是好运动员。 从小学起老师就给学生灌输竞争意识，教得年轻人个个都想当老板，不想屈居人下，尤其不愿意做基层工作。总之，社会到处都在鼓励人们往上爬。其依据正是这条"拿破仑定律"。 可是"拿破仑定律"竟然也有撞墙的时候。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甚至说，为拿诺贝尔奖金而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如此看来，"不想拿大奖的科学家就不是好的科学家"，这个说法就不对了！Google公司全球副总裁李开复最近也说，他不想自己开公司。如此看来，“不想当老板的员工就不是一个好员工”，这个说法也不对了！其实，幸好拿破仑麾下的士兵真相信这句话的还不多，要是百分之三十的士兵都想爬上来当将军，他那支大军也会乱了套。是否每个人都应该一辈子无休无止地冲锋陷阵，是否任何追求安定的想法都属于没有出息的表现？特别是说，人生是不是应该为了赚钱而竭尽心力。赚钱固然是一种利益，但安定的生活也是一种利益。球迷看比赛，角逐双方的拼杀越激烈越好看。但是一旦自己置身于社会竞争，却不能不考虑避免过于残酷的淘汰。所以，成功的人生最要紧的是找准自己合适的社会定位。不能说赚钱多的就一定比赚钱少的更为成功，官做大的就一定比官做小的和不做官的更为成功，或者开私家车的就一定比乘公交车的更为成功。这不是说不要竞争意识，而是说要寻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竞争层次和竞争强度。拿破仑是一个惟有从无休止的征战中才能汲取快感的人，他压根儿是不求安定的。要是他当年不在莫斯科、莱比锡和滑铁卢遭遇惨败，他的兵马还会继续一路冲杀，直到在另一处战场上全军覆没。所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其实是属于这么一位对人生绝无安定欲望的人物的信条。我无意于彻底颠覆“拿破仑定律”，我只是以为，社会的需要是多元的，社会需要将军，也需要士兵，能够兢兢业业地做一个好的士兵，也不见得就委屈了这一生。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中也有好士兵。
首先要写这个人物的背景、、性格，然后他奋斗的辉煌、再然后一生。如果他是成功者，最后可以评价下他成功的因素，如果失败者就评价他失败的因素。总结他一生，总结历史。，、
争夺权力，贪恋女色，写人的贪欲
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索引粗略统计，1996——1997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论文大约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诗赋、散文、小说、文论等各个方面。兹择要予以概述。 一、总论 这两年发表从宏观角度研究该时期文学的论文约35篇。钱志熙《论中古文学生命主题的盛衰之变及其社会意识背景》论述了中古各时期社会意识中生命观念的交替变化对文学中生命主题的影响，认为中古汉魏六朝时代经历了三种文化类型，即两汉型、魏晋型和南朝型。由两汉社会的以非理性生命观为主流倾向转为魏晋社会的以理性生命观为主流的倾向，促使了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引发体验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晋成为“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南朝时，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释放出来，并被文人群体普遍接受之后，魏晋式的生命情结被解开，文学中的生命情调因而淡化，甚至消失。〔1〕傅刚《论汉魏六朝文体辨析观念的产生与发展》梳理了从汉到南朝文体辨析的历史发展，认为文体辨析的学术渊源出自《七略》、《汉志》，汉人已有文体辨析的意识，魏晋时期文体辨析更为明晰而自觉了，南朝时期对纯文学文体辨析的认识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学的本质。〔2〕何新文《从〈诗赋略〉到〈文集录〉——论两汉魏晋南北朝目录的发展》，论述此期古代文学目录形成、发展状况，指出文学目录形式多样，成就突出，是综合性图书目录中的主要形式〔3〕“文学的自觉”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中长期讨论的一个话题，此期围绕该论题发表了一组文章。张少康《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不同意鲁迅的看法，认为从文学观念的发展演进、专业文人创作的出现和专业文人队伍的形成，多种文学体裁在汉代的发展和成熟，汉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特点等方面看，文学的独立和自觉有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它从战国后期开始初露端倪，到西汉中期已经相当明确。〔4〕刘晟、〔韩〕金良美也撰文对“魏初文学自觉”说提出质疑，认为鲁迅的论说不足为据，张少康的看法也不确切，争论文学的自觉始于何时亦大可不必，“对中国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的描述应回到体的范畴上进行”。〔5〕李文初则连续撰文认为中国“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鲁迅的论述并未过时。〔6〕此外，孙明君的《建安时代“文的自觉”说再审视》对这一问题的滥觞和嬗变作了简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认为建安时代士人心态与文学创作之情势异常复杂，它固然有与魏晋大系统的一致之处，但更有其属于自己的独特内涵与价值。〔7〕 二、魏晋诗歌研究 这两年关于魏晋诗歌研究的论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诗歌研究和陶渊明研究两个热点上。宏观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晋文学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学的方法解读魏晋文学，试图展示魏晋文学的心路历程。〔8〕王力坚《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文学有一脉相承关系，“不仅是相似的时代特征与社会风尚等因素对文人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西晋文人继承并发展了建安以来的文学观念与审美意识。”〔9〕钱志熙《魏晋“杂诗”》对魏晋时期的“杂诗”一类做了较为全面系统的探讨，认为“杂诗”在魏晋时期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种类，它是魏晋文人抒情诗的代表性作品，比较充分地实现了自觉的抒情，虽名为“杂”，却体现了纯诗的精神。〔10〕 关于建安文学，刘刚《论建安诗风的时代性转换》从时代、政局及文化环境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方面论述了建安前后期诗风的转变情况〔11〕；汪春泓《颍川区域风习与建安文学》则从地域风习的角度探讨了建安文学形成的原因，认为颍川之士荀或、锺繇等代表的新思维对于建安文学有很大的影响。〔12〕孙明君《论曹操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诗化》认为曹操的诗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学的天下意识与忧患意识注入诗的创作，开创了悲壮雄健的诗风和阔大雄奇的意境，从而使标志着中华民族理性觉醒的原始儒学精神转化为具有动天地、感鬼神之艺术魅力的诗篇，为中国诗史开一坦途。〔13〕缪军《走向心灵——曹植〈杂诗〉小议》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环境、思想及感情变化，其诗表达方式由外向表现走向内心展示，由群体走向孤独，其作品充溢着内在的热情，富有生气和力度；曹植的悲剧是门阀制度严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居于社会下层知识分子的普遍悲剧，因此杂诗所表现的，不仅是他个人的心声，也成为后代诗人的共同主题。〔14〕 这两年对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从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进行论述，没有大的突破。西晋文学也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但曹道衡《陆机的思想及其诗歌》对陆机的思想品格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认为陆机在入晋之后，心理上与晋室的隔阂是次要的，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政局的稳定面前，他能够放弃成见，顾全大局，为晋朝效忠；陆机为司马颖尽力虽有过失，但不能说他是“倾仄”或“犯顺”。陆机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他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晋迄隋，多数人持赞扬态度，但宋以后，批评意见占了上风，这有其时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视陆机诗歌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15〕柏松《潘岳：在超越与沉沦之间》对潘岳的人生轨迹作了描述，认为他在超脱与沉沦中的挣扎带有一种毁灭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为却被烙上了深深的时代的印痕。〔16〕张晓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灵历程——论左思的创作》认为仅从社会学去分析左思，难以真正理解他的创作，更难以探出其杰出艺术成就的原因，文章试图从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对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审美趣味和文学成就，以及他对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独特领悟的直接原因。〔17〕 对于东晋文学的研究，(陶渊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较为突出，一是曹道衡《试论东晋文学的几个问题》，作者在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们不想割断历史而是从发展的观点来看待文学的演化过程，那么，对于东晋这样一个历史阶级的文学，也应该适当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说明“东晋不仅是一个民族大迁徙和南北分裂的时代，也是一个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时代”，“南北士族之间由矛盾而日趋溶合”，深深影响了文学的发展；东晋文学的变迁“不光表现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应该说是在内容方面。文学内容的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变化。”文中还指出，东晋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东晋的道教诗“和玄言诗一样，都是山水诗出现的先河”。〔18〕二是胡大雷《玄言诗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认为，“玄理与论辩玄理而产生的玄远超迈和面对美好自然心中的感发，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构成了玄言诗的魅力”，玄言诗作者为了从诗中概括出哲理来，就不能让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如何在不违背普遍性的同时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为玄言诗实现魅力的关键”。但是，“在玄言诗中，主人公摆脱了‘情’的束缚而进入‘理’的领域翱翔”，“把人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遥自在的玄理内容来矫正”，这种“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种各样的情感而达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诗”，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19〕三是王力坚《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文章认为“东晋人玄览山水以悟道，虽然有理性思辨的意义，却要通过‘流目四瞩’的感性直观手段才能实现”，“诗人对山水之形’的直观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现，确实使清新秀丽的景物描写，构成了诗中独立自足的美感意象。”东晋诗坛对山水声色描写的倾向日益显著，而个人情感的抒发，则相对地较为淡薄， “在这个意义上说，刘宋山水诗的‘性情渐隐’在东晋诗中已表现得相当突出；东晋诗重山水之形与景物之色的描写，则肇始了文贵形似、声色大开的南朝山水诗创作；而谢灵运的山水诗，更是在对‘山水以形媚道’传统的直接继承与革新中，得到发展与繁盛。”〔20〕这三篇文章都从宏观把握的角度对东晋诗的特色和文学史地位作了深刻阐述。 陶渊明研究历来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的重头戏，这两年发表的有关陶渊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渊明其人其文及陶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以下几篇文章尤为突出。袁行霈《陶渊明享年考辨》对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陶渊明享年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对于这一问题应有严谨的方法，主要包括对于相关的资料作通盘考察，不以偏盖全；并进行分级，不以次易主；对于陶渊明的作品以各宋本为主，并以准确理解为基础。文章由这一思想方法入手，对于内外资料详按细察，结论曰：“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出发，对其重要性加以区别，结合版本校勘，进行通盘考察，所得出的最为圆满通达的结论就是陶渊明享年76岁，生于晋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张可礼《陶渊明的文艺思想》论述了陶渊明文艺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学史地位。文章认为，陶渊明文艺思想的主要倾向属于“非功利说”，他强调文艺以示志抒情，重视文艺的娱乐作用，把自然作为文艺理想；他“对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种既留心又无心的超然态度。在陶渊明那里，作为主观的情志和作为客观的景物，不是简单的单向流动，而是双向感触，互相交融”；“陶渊明在认识上对言志抒情的重视和在创作实践上的表现，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个人之情，表现的是他自己的鲜明的个性”；他“在思想上对文艺的娱乐作用的重视，特别是他的文艺实践，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伤感为基调的格局，使文艺的娱乐作用第一次比较完美地得到了显现，也使娱乐的主题，在文坛艺苑上开始占有一席之地”。〔22〕李建中《试论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认为，陶渊明的独特的魅力，是他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以及在此追问中所建构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与冲淡、虚静，铸成陶潜诗歌永远的神韵。陶渊明的人格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采菊东篱，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与“质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诗性与神美的层面，达到了完满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间的人格对话消释人格主体“营营以惜生”之苦，将大钧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观，建构“乘化以归尽”的生命意识，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华。〔23〕顾农《前期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则从陶渊明的诗文和生活经历出发。指出陶渊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时还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陶渊明自正式归隐后思想上进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趋于成熟单一，虽有若干内在的矛盾，但与他先前那种相当典型的双重人格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24〕这几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细见长，或发人之未发，是此间陶渊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诗歌研究 这两年发表有关南北朝诗歌的文章约85篇，以论述山水诗和宫体诗者为多。 关于山水诗，木公《山水诗兴起原因新探》从道教对山水诗影响的角度，探讨了山水诗兴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觉进入山林并赋予山水以新的意义，道士的山林活动引起了文人对山水的重视；文章考察了当时许多著名文人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及其各种各样的山林生活经历，认为这引起了山水文学的产生，而山水诗中养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证了山7k诗兴起与道教的关系。〔25〕李炳海《庐山净土法门与晋宋之际的山水诗画》和《慧远的净土信仰与谢灵运的山水诗》则从谢灵运与慧远关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诗和庐山净土法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间的亲缘关系。前文认为，从东晋后期，影响名士们游览山水的思潮已经发生变化，玄学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兴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谢灵运不仅是以名士的身份写山水诗，而且还用庐山净土法门的观念、理想及思维模式来审视自己的观照对象，并用诗歌加以表现。其文章还指出，“东晋刘宋之际主要有四类诗值得注意，它们是玄言诗、田园诗、佛理诗、山水诗”，“从思想倾向上看，玄言诗、田园诗是同类，属于道家；佛理诗、山水诗归入另一类，属于佛家。从作品风格看，玄言诗和佛理诗相近，都是大谈玄理，淡乎寡味；田园诗和山水诗类似，多写自然风光，饶有情趣。”后文具体考察了谢灵运的山水诗与慧远的净土信仰的关系，认为谢灵运山水诗中表现的“赏心感受”、“大顿悟境界”和“定慧观”等都受了慧远净土信仰的影响。〔26〕朱起予《论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将谢(左月右兆)的山水诗放在六朝田园山水诗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考察，通过与陶渊明、谢灵运、鲍照等人诗作的对比，揭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意蕴特色，认为谢(左月右兆)山水诗的风格是“萧散清新”，这表现在其山水诗闲雅旷远的风致上。谢(左月右兆)多写“望”里的山水，从静止的一点摄入山水风景，在写景时也将思乡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忧郁的感情与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构成一种欣悲交加的温润意境。〔27〕 关于宫体诗，傅刚《永明文学至宫体文学的嬗变与梁代前期文学状态》详细考察了永明文学和宫体文学的诗人诗作状况，论述了它们之间的嬗变规律，认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发展联系，后者是前者逻辑顺序的演绎结果。〔28〕许云和《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抓住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社会风气表示强烈批判态度并有切实整齐措施和行动与其时宫体诗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声的描写之间的矛盾，逐层分析了宫体诗内容对佛教内容的模仿，认为宫体诗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乃是实施教化的一种手段，“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该文为观察宫体诗内容特色及其产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视角。〔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宫体诗人略考》〔30〕和樊荣《梁陈宫体诗的发展和界说》〔31〕分别对梁代宫体诗人和梁陈宫体诗题材予以考证和清理。 山水诗和宫体诗之外，另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长《江淹诗歌的题材选择及其文化意义》，文章认为江淹的拟古、游历和赠和之作均有丰厚的文化意义：其拟古诗发扬光大了拟古这一特殊题材，形象阐明了五言古诗的流变，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游历之作在反映其个人部分生活经历、感情变化的同时，也从侧面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风貌；赠和之什则反映了由元嘉诗风向永明诗风过渡的倾向，具体表现为抒情的清婉和语言的清丽。〔32〕二是许云和《梵呗、转读、伎乐供养与南朝诗歌关系试论》，该文认为，梵呗对南朝诗歌最重要的影响是其声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为推助；用汉语转读汉译佛经这一模式所分别之三声为中国声韵中固有的平上去三声，永明说的发明是依据及摹拟中国当日转读佛经之三声而来；伎乐供养作为佛所特许的通向天国最为方便的途径，供养者趋之若鹜是显然的，供养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门礼佛的仪式之一，南朝文学声色大开不能说与释子的“行方便”毫无关系。〔33〕 四、魏晋南北朝辞赋、散文、小说研究 此间发表关于辞赋的文章30多篇，关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关于小说的文章30多篇，计80多篇。 辞赋方面，亦多就单篇作品进行阐释、赏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楼赋》、曹植《洛神赋》、陶渊明《闲情赋》、鲍照《芜城赋》和庾信的赋作均被纷纷论及。其中傅正谷《〈洛神赋〉的梦幻辞赋史地位及当代论辩》将曹植《洛神赋》作为梦幻辞赋名作进行考察，并据以评述了论者对《洛神赋》本意的三种看法。文章认为《洛神赋》的创作方法是梦幻主义，其艺术结构依据梦幻主义作品一般具有的梦前、梦中、梦后的结构形式，也可分为入梦、告梦、思梦三部分；《洛神赋》本意的三种说法，即“感甄”说、“君臣大义”说和“赞美女神”说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够圆满，《洛神赋》作为一篇梦幻主义的爱情名作，其“艺术结构与描写，是不应等同于一般现实主义作品的，更不同于结构严密的论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跃性、不确定性、不规则性、主观随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逻辑性的特点”。〔34〕此外，还有一些从宏观角度立论的文章，如许结《声律与情境——中古辞赋诗化论》将中古辞赋的诗化归结为四个阶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勋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魏晋南北朝骚体诗赋进行系统的探讨，是这方面用力最勤者。〔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莫砺锋《南朝山水文初探》对南朝的山水文从兴起过程、繁盛原因和演变轨迹等三个方面作了较全面的探讨。文章认为，南朝山水文不逊于山水诗，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学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从冗长夸饰向短小精悍演变、字句上从密丽新巧向清新疏朗演变、意境上从单纯写景向情景交融演变而论，南朝山水文的艺术成就远远超过北朝。〔37〕范子烨《〈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认为，杨街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写体例，虽说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38〕 小说方面，关于志怪小说的文章不多，其中欧阳健《东晋的志怪小说家群考论》对曹毗、祖台之、孔约等东晋几位志怪作家进行了考证，并且指出志怪小说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反映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东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绘人与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非毫无文采与波澜可言。〔39〕钟林赋《论魏晋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小说》对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恋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这类小说大体可分为四类，其产生与古老的灵魂不灭观念有密切关系，佛教的影响甚微；魏晋六朝特殊的历史环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诞之美，独具魅力，对后来的小说戏曲创作影响至深。〔40〕关于志人小说的文章，全部围绕《世说新语》进行讨论。《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张海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及与清谈的关系》用一般小说应具有的基本要素进行比照分析，认为《世说新语》在人物、情节、结构上均不类小说，又不能归于历史，“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难说究竟属于哪一种。”《世说新语》的文体意义即在于此，它从中呈现的独自个性有：(一)内容的纪实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简要、空灵玄远的文体风格。文章进一步探讨了《世说新语》文体特征形成的深层原因，即与玄学思潮、清谈风气相伴而来的名士意识，指出名士意识之于《世说新语》文体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对人的关注，对个体的关注，从而突出了人的个性；二是著述动机、旨趣的转变，从先前的记事明理以资劝戒，变为叙写刻画人之才情风致以资赏鉴。〔41〕此外，李雁《〈世说新语〉叙事艺术个案分析》〔42〕、美国学者Richard B·Mather(马瑞志)《〈世说新语〉的世界》〔43〕也都讨论了类似的问题。刘仁树《论〈世说新语〉的艺术成就》论述了《世说新语》的艺术风格、表现手法和语言成就。作者认为该书的艺术风格是“玄远冷峻，高简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晋时代的社会生活，与它记写的对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文学表现手法；它的语言简约含蓄，隽永传神，富于表现力；同时，它又将口语熔铸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学语言，从而增加了表现力和概括力。〔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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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比较冷门，还是写明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