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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剧的导演张永新在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他当初在看到《觉醒年代》这个剧本后为何要接下这部剧导演工作的心路历程，以及在这部剧中全体剧组如何共同努力为观众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境，让观众更好的理解历史剧中的人物形象。
《觉醒年代》观后感4篇
当认真看完一部影视作品后，这次观看让你心中有什么感想呢？何不写一篇观后感记录下呢？是不是无从下笔、没有头绪？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觉醒年代》观后感，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适逢建党百年，中央1套隆重推出了《觉醒年代》，详细介绍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中华民族新派从反封建到求共产的转化，在影视题材里第一次正面大张旗鼓的树立了陈独秀先生独立思考、个性张扬、奋发有为的形象。
从流亡日本反思国可以爱也可以不爱被愚忠派当做汉奸，到回国创立新青年杂志，再到入京任教将新青年转移到北京，被北洋政府逼迫从北京返沪，陈独秀先生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振聋发聩，一时风头无两，激励国人。
觉醒一词，用的恰如其分。清末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之路。有封建士绅的洋务运动，有勋亲贵胄的君主立宪，有封疆大吏的东南互保，有神鬼颠倒的太平天国，有农民起义的捻军，有不明真相的义和团，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有张骞为代表的实业救国，甚至有袁世凯为代表的军政府复辟、张勋复辟……各派各流，粉墨登场，偌大中华，成了演练场，成了试验田。为国，时代精英和盲流们真是操碎了心。凡此种种，皆以失败告终。当那之时，知识分子的苦闷，不可为不大，竟连周树人，也无奈的沉迷故纸堆，考据金石，以古封今，麻痹自己！
大变革的年代，自然是风雷激荡，大变革的年代，自然是新旧交替。胡适之先生留美返国，一方面作为新青年的导师，首倡白话文、白话师，誓与旧文化旧文坛决裂并一战高低，另一方面娶老家安排的小脚女人，相濡以沫；李大钊先生一方面深入工厂，与长辛店工人交朋友，另一方面对家中一字不识事实上的童养媳宠爱有加；辜鸿铭留着辫子养着奴才，却娶了日本女人，说着流利的几国外语，驰名欧美；周树人一方面抨击着吃人的礼教，呼喊着救救孩子，另一方面又不违母命，和发妻在一个院子里住着却不同床……凡此种种的纠结与扭捏，是时代的注脚！
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文和小说，事实上降低了文化门槛和思想表达门槛，扩展了文化和文明的覆盖面，有效降低了学习成本，将文化逐步的推向大众甚至结合工农识字班推向工农。文化，再也不是皓首明经的有闲阶级专享。
当代人说，风起时，猪都能飞上天。潮流来的时候，本着求同存异，新思想新文化在襁褓中总要团结奋进，战旧战古战当局，但潮流滚滚中，对于将来，同袍亦会有分歧。在倡导新文化反封建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甚至吴稚晖都能同仇敌忾，法国派、俄国派、美国派、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有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在反封建的下一步发展上，大家产生了分歧，巨大的分歧，从思想到行动上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
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最早发掘并激励了工人的力量，接触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认真思考了中国工人阶级弱小需要同盟的问题，陈独秀在武汉演讲中公然抛出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道路选择。一代人的集体智慧，逐渐凝结，慢慢滴灌中华大地。
经过了理论传播与思考、学习与讨论、学生与工人运动结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条件成熟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嘉兴的游船上，一个小规模的秘密社团建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自此，经历28年风霜雪雨，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觉醒年代》里，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和使命，是为劳工、为大众、为民族、为社会！观看此剧，作为一个中年人，我数次热泪盈眶！我为是这个伟大组织的一员感到光荣和自豪，我愿为人民的幸福、社会的进步肝脑涂地！
此致我亲爱的党！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这段振聋发聩的话，来自《新青年》的创刊号。《新青年》让民国青年觉醒，成为了新青年；《觉醒年代》让如今青年了解，那段觉醒的岁月。
《觉醒年代》里，一个个课本中历史里陌生又熟悉的青年才俊出现在我们眼前：为实践自己信仰的道路不断奋斗的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雷厉风行刚正不阿的邓中夏赵世炎、一念救苍生的毛泽东、建立觉悟社在天津参加五四的周恩来邓颖超……他们从一张张黑白老照片里脱身而出，走近了我们，我们终于得以感受到他们青春的温度与光亮。
青春炽热如火焰。看着延年乔年从上海震旦到北大尝试互助社再到留法勤工俭学，我被他们深深打动。他们难道不知道可能失败吗？但他们就是敢试敢闯，擦干净眼泪拍掉身上的灰继续前行，沉着而坚定。青年，闪光发热正当时。在留存下来的照片中，陈延年目光如炬，燃烧着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在公开的履历中，陈乔年写自己大名鼎鼎的父亲陈独秀“以革命为职业”。那段赴法留学与走向刑场的蒙太奇里，脚镣手铐是沉重的，青年的步伐是自信的；血污疤痕触目惊心，笑容却依旧灿烂。再想到延年宁死不跪与乔年所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怎么能不落泪？为一百年前他们燃烧的青春，为如今上海龙华他们墓前的花儿与那一个苹果。
青春不光是一段岁月，更是一种精神。一种不畏强权、维护公理，不谋私利、捍卫国家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北大青年之间扎根，在全国青年之间成长。和平岁月北大学子在校内办杂志开讲学，国危之际北大学子上街游行演讲力争国权。白色学生装、黑色学生帽、红色圆校徽，是他们揭开五四运动的序幕。许德珩邓中夏站在讲演台的慷慨陈词，唤醒市民之思；郭心刚殷红鲜血写下的“还我青岛”，烙痛见者的心。如同蔡元培校长说的那样，他们早已抱定宗旨，不图宦达，为国为民。毛泽东在长沙建立新民学会，后创立《湘江评论》，发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呼告；周恩来邓颖超在南开，与觉悟社的同学支持五四运动……正是因为这种青春的精神扩散到大江南北，才有更多的青春才燃烧起来。
青春燃烧之后，剩下的绝对不只是一抔灰。一句话这样说：“现在的学生可能怎么也想不到，一百年前竟然真的有人会为了书本上枯燥无味的理论和主义献出青春与生命。”读到这句话，我深感惭愧。他们的青春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于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给我们换来了窗明几净；当我们已经习惯幸福时，却几乎忘却了前人的披荆斩棘。就连我点开《觉醒年代》的最初目的，也只是带走娱乐色彩的打发时间。而当我看完《觉醒年代》的最后一幕时，我想到黑格尔说过：“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尚有余温。”是的，延年乔年、中夏世炎……他们的青春之火至今仍在燃烧，仍在激励着我们，当新时代的新青年。一百年前，他们前仆后继，点燃自己的青春照亮晦暗时代，让一个又一个中国人觉醒；站在他们的一百年后，我们早已不再沉睡。我们应当接过这熊熊青春之火与不朽青春之精神，继续前行。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这是李大钊先生的《青春》中最激越有力的片段；是《觉醒年代》中众多北大青年冬日里长城上放声朗诵的一段话；更是今天的我们应该深深铭刻心上，以为青春之指南的一段话。以不朽之青春，创建光明之未来！
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在乱世中，或是沉睡，或是觉醒。《觉醒年代》作为当下热播的电视剧，以幽默风趣的口吻尽可能地还原了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或病态。“觉醒”，就是尝试的过程。所谓觉醒，就是建党的坎坷道路。
我有时会想到那个民国年代，想看看这些满腔热血的青年们，想与他们“切磋”。我也是非常震撼，甚至产生了“我怎么就没生在那个年代和大家一起进步”的念头。黑暗才能衬托光明的来之不易。给我印象较深的就是各学派争论、切磋时的场景。不管是保皇派还是革新派，双方有过争执、争吵、争论。但是都是为了学术的切磋，谁还不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观点不同罢了。我之前总以为像黄侃、辜鸿铭等都是社会的“恶人”阻挠社会进步。包括辜鸿铭的经典动作——漱口，也是让我感觉很不礼貌。可实际上他们之间并没恶意。哪怕是同样支持革新的胡适李大钊两人也会因为如何改革的问题“一见面就吵”，但是这并不伤感情。我认为这点是非常可贵的，我想他们都知道大家都是为了祖国吧，只有百家争鸣才能找到最适合的方式不是吗？
这个电视剧更像是一副群像描写。无论是决心改革北大的蔡元培，是探寻救国之路的陈独秀，是注重工人阶级改革的李大钊，是崇尚美国实验注意的胡适……都无不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
鲁迅也是其中之一。鲁迅目前位列中小学人群中的“三怕”。但是我却不这么认为。他的一生都在做斗争，人到晚年依然锐气十足。在该电视剧中他的戏份不多，出场率低。可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钦佩和膜拜。给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完成新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累得瘫倒在地的场景，还有他颤颤巍巍给作品写下“鲁迅”二字的时候。“鲁”是母亲的姓，“迅”是他的小名。瘫倒在地，可见工作压力之大。不过我还是相信鲁迅他还是幸福的——他终于做了他想做的事，说了他想说的话，完成了他一直想完成的作品。这种幸福感，是超出常人幸福的幸福感。四处散乱的稿纸，不知为什么让我的心揪了一下，心中产生了对鲁迅莫名的心疼。在这样的`背景下，新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和他的“爹”就诞生了，“鲁迅”也成了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他始终坚信希望可能就从绝望中诞生。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是他，青年过北漂生活的也是他，关心新青年发展的还是他。鲁迅的一生都在寻找更好的环境，更好的方式，去唤醒国民，改变国民性。虽然有些没有在觉醒年代中得到体现，但都是鲁迅深刻的内涵。
在黑暗中我也看到了希望。无论什么时候，未来都该是属于新青年的。我从陈独秀的两个儿子身上就看到了希望。剧中说到“不对付”这个词，但是“不对付”只是一开始的思想观念不同罢了。陈延年满腔热血，有主见，有义气；陈乔年相比之下虽然没有他的哥哥那么“抢镜”，但是剧中很明显地改变了陈乔年的思想转变，开始变得有思考，有见解，甚至是还翻译了国际歌的副歌。两人唯一遗憾的就是过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被反动当局迫害。不过我相信，逆时代发展者，必将被时代抛弃。他们杀的死陈延年陈乔年，却杀不死无数的热血青年！新青年们就是那个时代让我看到的曙光。
作为青少年的我们，只有吃够自律的苦，才能够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拥有想要的人生。在这个浮躁的年代，只有自律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成就大事。站在五星红旗下，流着华夏人民的血。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当代的青年生活在富裕和平的社会环境之中更不能失去了勤奋与理想，要知道这些都是前辈们用鲜血换来的。身为革命者们的后代，我们应当砥砺前行。
适逢建党百年，中央1套隆重推出了《觉醒年代》，详细介绍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第一批中国共产党员中华民族新派从反封建到求共产的转化，在影视题材里第一次正面大张旗鼓的树立了陈独秀先生独立思考、个性张扬、奋发有为的形象。从流亡日本反思国可以爱也可以不爱被愚忠派当做汉奸，到回国创立新青年杂志，再到入京任教将新青年转移到北京，被北洋政府逼迫从北京返沪，陈独秀先生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振聋发聩，一时风头无两，激励国人。觉醒一词，用的恰如其分。
清末以降，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救亡图存之路。有封建士绅的洋务运动，有勋亲贵胄的君主立宪，有封疆大吏的东南互保，有神鬼颠倒的太平天国，有农民起义的捻军，有不明真相的义和团，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有张骞为代表的实业救国，甚至有袁世凯为代表的军政府复辟、张勋复辟……各派各流，粉墨登场，偌大中华，成了演练场，成了试验田。为国，时代精英和盲流们真是操碎了心。凡此种种，皆以失败告终。当那之时，知识分子的苦闷，不可为不大，竟连周树人，也无奈的沉迷故纸堆，考据金石，以古封今，麻痹自己！大变革的年代，自然是风雷激荡，大变革的年代，自然是新旧交替。胡适之先生留美返国，一方面作为新青年的导师，首倡白话文、白话师，誓与旧文化旧文坛决裂并一战高低，另一方面娶老家安排的小脚女人，相濡以沫；李大钊先生一方面深入工厂，与长辛店工人交朋友，另一方面对家中一字不识事实上的童养媳宠爱有加；辜鸿铭留着辫子养着奴才，却娶了日本女人，说着流利的几国外语，驰名欧美；周树人一方面抨击着吃人的礼教，呼喊着救救孩子，另一方面又不违母命，和发妻在一个院子里住着却不同床……凡此种种的纠结与扭捏，是时代的注脚！新文化运动，白话诗文和小说，事实上降低了文化门槛和思想表达门槛，扩展了文化和文明的覆盖面，有效降低了学习成本，将文化逐步的推向大众甚至结合工农识字班推向工农。
文化，再也不是皓首明经的有闲阶级专享。当代人说，风起时，猪都能飞上天。潮流来的时候，本着求同存异，新思想新文化在襁褓中总要团结奋进，战旧战古战当局，但潮流滚滚中，对于将来，同袍亦会有分歧。在倡导新文化反封建上，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甚至吴稚晖都能同仇敌忾，法国派、俄国派、美国派、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有共同的敌人，封建主义。
在反封建的下一步发展上，大家产生了分歧，巨大的分歧，从思想到行动上都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五四运动中，李大钊最早发掘并激励了工人的力量，陈独秀在武汉演讲中公然抛出了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道路选择。一代人的集体智慧，逐渐凝结，慢慢滴灌中华大地。经过了理论传播与思考、学习与讨论、学生与工人运动结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条件成熟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在嘉兴的游船上，一个小规模的秘密社团建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自此，经历28年风霜雪雨，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的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觉醒年代》里，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心和使命，是为劳工、为大众、为民族、为社会！观看此剧，作为一个中年人，我数次热泪盈眶！我为是这个伟大组织的一员感到光荣和自豪，我愿为人民的幸福、社会的进步肝脑涂地！此致我亲爱的党！
我认为的确有这方面的原因，很多年轻人都产生了共鸣，这也是大家关注的原因。
我觉得他这篇文章写的非常好，能够让人振奋人心，读起来非常的有信心。
认真观看完一部影视作品以后，从中我们收获新的思想，写一份观后感，记录收获与付出。那么观后感到底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觉醒年代》优秀观后感范文（通用6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国之所以不昌，在于明智未开”也这是陈独秀先生说过的话，陈独秀先生认为中国光靠政治革命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是要换思路、换人、换脑子，而陈独秀先生更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
在陈独秀先生回国之后，开始提倡新文化“德先生”与“赛先生”也在100年后，已不再囿一个口号，且早已深入人心。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青年刊物《新青年》，以科学与民主思想惊醒了被封建礼教所束缚的新一代青年。而北大也成为了新文化的主要阵地，教授、学生发表自己对于那个时代的意见和建议，以及新文化运动在他们心中的模样，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在找救中国的思想道路，大家的立意各不相同。对于新文化运动，有人反对，也有人赞同。一些封建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生，提出来的抨击旧道德和旧文化，提倡民主与科学，抨击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使用白话文表示反对。认为白话文有辱斯文、粗鄙不堪。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周树人先生首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出现在大众面前，第一篇白话小说也首次在《新青年》杂志上，其中有一段是鲁迅先生从歪歪斜斜的“仁义道德”中看出字来，满本上都写着“吃人”两个字。这一段话表达了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对未来坚定的信念和热烈的希望，揭示了封建礼教就是“吃人”和“仁义道德”是虚伪的面具。
青春梦想，是青春奋斗的目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梦想。100年前，北大学生振臂高呼，书写了一番“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画卷。现在回头看来，五四精神也已然成为了一种烙印，深深地将其烙在我们的脑海里，影响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我们要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做民族复兴路上的追梦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第100周年《觉醒年代》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便是为了庆祝其而诞生。
在那个政局混乱，烽烟四起的年代，有识之士纷纷寻找救国的道路。在日本留学的陈独秀认为，真正救中国不能再走换人、换政府的老路，必须要踏上一条“新路”。
回国后，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树起了“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新文化运动由此发韧。越来越多的革命家如：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加入。他们注重国人的思想启蒙，启发青少年爱国救国之思，还主张打倒“孔家店”、废除孔教三钢，认为它是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余毒。《新青年》逐渐成为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杂志。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内教授辜鸿铭、黄侃等保皇党与革命党发生冲突，认为新学是崇洋媚外、数典忘宗；与父亲陈独秀有矛盾的陈延年、陈乔年两兄弟信仰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无政府主义，认为全世界人都应该建立一种超越友情、爱情、亲情的关系；随着俄国爆发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全人类首次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不少人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认为要建立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远在长沙的毛泽东、萧子升等人成立了新民学会……学术交融，百家争鸣，可谓是思想盛世！
最令人激动的还是周树人，也就是鲁迅，他亲眼看见迷信的人们为了治病吃人血馒头，麻木不仁的人群像看杂技似的“观赏”刽子手杀人；亲耳听到老人们议论刽子手的砍刀没有清朝的快。鲁迅甚至一度认为这样的中国无可救药，但在朋友的劝诫开导下，在新文化与旧封建体制社会的陋习恶俗的冲击下，他意识到自己得为救国贡献一份力量。经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奋笔疾书写下中国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他深刻地揭示了旧社会“吃人”的封建礼教，字字击心，表达了鲁迅对中国前途深广的忧愤。
当今中国已是和平的，繁荣昌盛的国家，这都有赖于那些伟人们穷尽毕生所追求的真理。虽身处和平年代，但我们青少年身上依然承担着中华复兴的重任，切不可沉浸在当下的岁月静好，要学习先辈以国之重任为己任的精神，奋发图强！
青春梦想是青春奋斗的目标航向，知之深则行之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梦想，陈独秀《敬告青年》言道“青年如初，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新旧思潮发生激烈冲突，此时蔡元培受命当上北大校长，立志培养人才，上任后立刻招揽有贤之士，三请陈独秀。陈独秀当上文科学长后，更是请以一篇文章而名声大噪的李大钊，胡适，许多贤才慕名而来，北大人才济济。许多著名的学术论文，小说如潮流般涌来，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出自鲁迅先生笔下，中国第一篇深刻研究的《体育之研究》出自进步青年毛泽东（二十八画生）之笔。
军阀混战，倒行逆施，民众蒙昧，思想混乱中，出了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人面前，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在混沌中上下求索，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着手思想启蒙，力求唤醒民众救亡图存，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们开始接触，学习，接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从思想启蒙转向革命行动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为之一新。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历史性的贡献，也有邓中夏，赵世炎等青年革命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公认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之举。
100年前，五四青年挺身而出，奋起抗争，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抛头颅洒热血，留给我们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无私精神。今天的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又面临着“天将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青春梦想，因青春奋斗而光芒万丈，艰苦困苦，玉汝于成，青春当有梦想，以奋斗砥砺成。
古今多豪杰，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救国、救民之水深火热。——题记
回溯到100多年前，那是一个动荡不安，时局不稳的年代，却也是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觉醒的年代。辛亥革命以来，整个民众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中国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踏上了探索国家新出路的征途。
在这样一个时代，无数青年才俊毅然回到中国，力图“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为了启发民众的思想觉悟，也为了塑造新一代青年、再创一个崭新的国家，陈独秀先生首当其冲。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创办《新青年》，掀起了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像一滴晶莹的露珠，落在了中国这棵干枯的小树苗上，使其得以复苏，甚至开出灿烂的花。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羊”，陈独秀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以惊人的才华和毅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提倡白话文白话诗。
“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这是胡适之说过的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新。“我们”——中国有着拳拳之心的青年们回来了，他们将要献身于国家，为国家的尊严、人民的生存而奋斗！那些欺辱中国人、瞧不起中国的人们，请你们看看吧！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要醒过来了，它一定会成为世界强国，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每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都是普通人，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热爱。一百年前的中国，有正直的易白沙、忧国忧民的李大钊、弃医从文的鲁迅；如今，有我们！
我将无我，不负国家。我们身为青少年，应该好好学习，不负韶华。不辜负祖国对我们的期待，不辜负父母和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报效祖国。我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的！
最近，我观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让我感慨万千。
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很快陷入政治混乱的局面之中。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一心想着救国，他们经过痛苦的反思认识到：仅有政治制度的革新不足以救中国，必须启发国民新的伦理道德意识，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并彻底荡涤封建旧文化的毒害，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运动，才能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才能推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彻底消灭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史上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认识，并走到一起的呢？他们的第一次交手，谈论的是什么问题？剧中一开篇，就展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相识的过程。
开头几集，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激情却不用力过猛，有气场却不虚张声势。既展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深邃思想和澎湃的激情，又有普通人的无可奈何。人物的塑造有温度有情感，看起来极具感染力。
看《觉醒年代》就像在看历史，年代感、画面感极强。剧情清晰勾勒出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剧中的人物刻画非常生动和形象，往往一出场，便令人肃然起敬，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主角。有故事，有思想，有现实，有理想，有情怀，有教育。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之风骨，为天下苍生的担当。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敢地追求真理，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和理想抱负，积极投身于革新运动中，着实令人敬佩不已。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奋发有为，积极探索，刻苦学习，争做国家栋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
——题记
看完老师布置的12集《觉醒年代》后，再次拾起笔来，想在此写写自己对这部影视剧的评价。觉醒年代是由于和伟，张桐，张晚意等一批没有流量的老戏骨主演的，作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优秀电视剧展播，没有营销，没有热搜，没有词条，就是这么低调的，过了十多天，没有说教，没有无聊，没有为了献礼而拍摄的臭毛病，有的只是慢慢陈述那段历史，那段峥嵘岁月，讲述她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
查找《觉醒年代》相关背景资料时，网页上各种声音众说纷纭，有说其演的不好，有说不符合历史的，这些都仅是表层的。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仅看一眼就这般评议它未免也太过跟风了吧，经典就是经典，毋庸置疑，在我看来这反而是一部值得我们全国上上下下的人都细细揣摩的影片。
《觉醒年代》剧如其名，讲述的是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到中国红船革命之间近十年的历史，短短十年，唤起了中国这沉睡了数百年的巨龙。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胡适，蔡公，鲁迅等人成为这期间中国人思想之启蒙，他们共同经营着新青年杂志社，掀起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他们是光，照耀着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
黑漆漆的“吃人”社会终于觉醒了。
看剧的过程中，我被一些影片细节所打动，李大钊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讲话，“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一群日本留学生中斩钉截铁的他似乎象征着中国的意志。还有一幕尤为感人，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立志要靠自己谋取一片新天地，烈日炎炎下，衣衫褴褛的他和弟弟却要看人眼色，饱受折磨，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背上背着两三大袋粮食没站稳，倒了下来，就要被主子用皮鞭狠狠的抽打，一道道鲜红的血印折射出当时社会之腐败，处处充满酸臭味的吃人社会，平民老百姓过得连牲畜也不如，延年和乔年啃着发了霉的干窝窝头，身为哥哥的延年尽管生在黑暗中，却一心向阳，碗中的一只小蚂蚁也要将它放归自然，这要是放现在，蚂蚁早被人们碾死了。
剧中无声胜有声的细节片段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但从这些英雄的革命先驱身上，我们都不难发现，它们爱才爱国，不畏惧牺牲，心系革命，他们是革命的先驱，是中国14亿人共同的偶像。
这部剧中涉及众多，革命社会底层的婚姻，友情等众多领域来自那个封建时期的韵味，只有细细揣摩才能悟出来，那时似乎每个人不论底层人士还是学术人士，都会有一场无奈的婚姻。
伴随着共产党的成立，影片即将落幕，我想说的是，影片会落幕，而那段深入人心的历史永远都不会落幕。
中国之觉醒并非一朝一夕，而是牺牲，是信念的坚守。
谨以此片献给那些革命先驱者们，历史永存，国家腾飞，都源于你们的坚守。
《觉醒年代》观后感汇编13篇
认真看完一部作品以后，一定有很多值得分享的心得吧，这时候，最关键的观后感怎么能落下！现在你是否对观后感一筹莫展呢？以下是我收集整理的《觉醒年代》观后感，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回溯到100多年前，那是一个动荡不安，时局不稳的年代，却也是中国人民在黑暗中觉醒的年代。辛亥革命以来，整个民众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中国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踏上了探索国家新出路的征途。
在这样一个时代，无数青年才俊毅然回到中国，力图“求一可爱国家而爱之”。为了启发民众的思想觉悟，也为了塑造新一代青年、再创一个崭新的国家，陈独秀先生首当其冲。他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创办《新青年》，掀起了现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像一滴晶莹的露珠，落在了中国这棵干枯的小树苗上，使其得以复苏，甚至开出灿烂的花。而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头羊”，陈独秀不忘初心，不负重托，以惊人的才华和毅力，宣传新文化新思想，提倡白话文白话诗。
“如今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这是胡适之说过的一句话，令我记忆犹新。“我们”——中国有着拳拳之心的青年们回来了，他们将要献身于国家，为国家的尊严、人民的生存而奋斗！那些欺辱中国人、瞧不起中国的人们，请你们看看吧！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要醒过来了，它一定会成为世界强国，成为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时代造就英雄，伟大来自平凡。”每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都是普通人，成为英雄是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热爱。一百年前的中国，有正直的易白沙、忧国忧民的李大钊、弃医从文的鲁迅；如今，有我们！
我将无我，不负国家。我们身为青少年，应该好好学习，不负韶华。不辜负祖国对我们的期待，不辜负父母和老师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报效祖国。我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一定会强大起来的！
青春梦想是青春奋斗的目标航向，知之深则行之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梦想，陈独秀《敬告青年》言道“青年如初，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掀起尊孔复古逆流，新旧思潮发生激烈冲突，此时蔡元培受命当上北大校长，立志培养人才，上任后立刻招揽有贤之士，三请陈独秀。陈独秀当上文科学长后，更是请以一篇文章而名声大噪的李大钊，胡适，许多贤才慕名而来，北大人才济济。许多著名的学术论文，小说如潮流般涌来，如：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出自鲁迅先生笔下，中国第一篇深刻研究的《体育之研究》出自进步青年毛泽东（二十八画生）之笔。
军阀混战，倒行逆施，民众蒙昧，思想混乱中，出了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人面前，李大钊，陈独秀，胡适，毛泽东等人在混沌中上下求索，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着手思想启蒙，力求唤醒民众救亡图存，随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们开始接触，学习，接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从思想启蒙转向革命行动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为之一新。
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历史性的贡献，也有邓中夏，赵世炎等青年革命者推动马克思主义与公认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实践之举。
100年前，五四青年挺身而出，奋起抗争，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抛头颅洒热血，留给我们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伟大无私精神。今天的青年，处在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既面临着难得的建功立业的人生际遇，又面临着“天将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代使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青春梦想，因青春奋斗而光芒万丈，艰苦困苦，玉汝于成，青春当有梦想，以奋斗砥砺成。
《觉醒年代》里的人们有着那个年代的超前智慧，提倡新思想的，气冲斗牛，主张旧思想的，则巧舌如簧，胆小怕事，只会维护自己，不懂得维护国家，失去了冲劲，最后只会和社会断开联系，成为空壳。中国人只是缺一个指引方向的，骨子里都有一股冲劲，陈独秀的思想清晰且受人欢迎。《新青年》出版后，买的人不少，不论是受苦受累的民众，还是青年学生，亦或是商人，只要还没有沦陷在旧封建思想之中，拿到这本书后，眼里就会有希骥。有能力的，并且有思想觉悟的，都要跟着大干一场，一时间，当真是气冲斗牛。
新文化运动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深入人心，弱势之反派被攻击的体无完肤，中国的时代要来了，中国要觉醒了，要翻身，要战斗，谁也无法阻挡。在此期间，陈独秀等先驱是中国战士，他们一心为拯救中国的圣土，为唤醒中国人民而奋战，他们都有一股冲劲。
可能因为时代的原因，现在的人其实或多或少是没有些冲劲的，没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直接与人民接触，即使有，没人想着改变——认为现在的生活够好了，只是策划着如何能让自己舒适，骨子里的冲劲也没了。我认为，创造即进步，只有创造，才能拓宽进步的渠道，创造才能构建未来，预知未来。现在的中国人，已是今非昔比，之前人们想着如何进步，如何斗争，现在，小地方的人想着如何走出去，大地方的人想着如何在晚年全身而退，父母都在想着让儿女们能够拿到高薪……想要创造的却是少之又少。中国到现在仍然算不上发达国家，人们口中的好东西都是进口的。
为什么中国的商品很大程度上不能与国外的相比？
一是中国人很少自己创造
二是中国人的固有思想
虽然已经有很多人改变了这种观点，但仍有不少人坚持，这其实都与创造有关——创造意味着改变，改变思想。
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所以，中国人应该学着自己创造，趁着还年轻，把握机会，努力学习，极力创造，补国之不足，拓未来之渠道，时代进步应该如此，国民进步重在创造！
《觉醒时代》是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优秀电视剧目、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巨制。
该剧主要以192021《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人生百态。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之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演绎出的一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让我感悟最为深刻的不是思想家革命家的激情演讲，而是那一个个不经意反映出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的生活的画面。孩子们就坐在泥泞的路上，与坐在车里，手里拿着烧饼的富家少爷、小姐截然不同。一个妇女高叫着:“卖孩子、卖孩子。”他们兴许是被抛弃了，又或许是被这可恶的人贩子拐走了。还有那些官兵斩首后，一个又一个的妇女拿着馒头、花着钱、蘸着人血，可笑地以为自己可以拿它救活自己的孩子。除了愚昧和无知，贫穷也是他们迷信的根源。
但好在，有了这些革命青年，咱们的中国“活”过来了，不会再有人相信这种荒谬至极的救治方法。虽然现在中国已成为了数一数二的大国，但我们仍要牢记历史，为咱们的新中国做出贡献。
以新青年的精神——观《觉醒年代》有感
暑假的时候，我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这部电视剧展现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成立的一段中国伟大觉醒历史。那个时代，正处于青春时期的新青年们不断以青春追求救国的理想，坚持斗争的精神将会一直延续下去。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宝贵之时期也。”在1915年-1921年这段时期，陈延年与陈乔年努力寻求救国真理，经过千锤百炼后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赵世炎跟随李大钊先生了解并领导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先锋；许德珩在以青春为五四运动维护国家主权奔走，对牢房毫不畏惧，***从向《新青年》投稿到领导驱张运动，后来深受李大钊先生与陈独秀先生影响将一腔热血终生奉献于革命；周恩来在南开呼吁师生，在狱中坚持学习、坚持抗争，对理想不断追求。这是那个时代的青春精神。
他们是黑暗时期一批勇于奋斗的新青年们，他们因拥有着共同的理想而相识，并一直“以吾人之青春，柔化地球之白首。”他们为国家，走出校园，走向街头，以青春的昂扬精神，使更多的人们走上救国的道路，他们互相鼓舞，并肩作战，只为追求真理，救亡图存。
因为有了那个时代的新青年，才有了他们所创造的“青春之中华”。百年过去，我们是百年后新一代的新青年，今日的“青春之国家”正需要我们以青年精神去创建，以新青年的精神踏向新的`征程，如同百年前的青年们一样不懈追求理想，接好时代的接力棒，做好新时代的新青年，继承百年前青年的精神。
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当大多数人还在沉睡时，有一些人已经觉醒，也正是他们，才使中国翻天覆地！
——引言
这个寒假，我观看了一部名为《觉醒年代》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讲述了在民国时期，当全国人民都沉寂在封建礼教的统治中时，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领导着《新青年》和北大的诸多学子，开展了改变中国历史的“新文化运动“。
这部电视剧还原了许多当时的情景，如鲁迅写的《狂人日记》，北大“红楼”的修筑，还有袁世凯，张勋的两次复辟帝制……可以说常常使人浮想连翩，惊喜连连。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国革命大家，文学泰斗鲁迅先生所写《狂人日记》时的情景，这本书是以一个疯子为第一人称所写，它讲述了在一个疯子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以一个疯子的言语讽刺了封建的“吃人礼教”。人们迷信，古板，缠足互相欺诈，一个毫无生气的黑暗社会表现地淋滴尽致。
还有李大钊与工人们互帮互助，纯朴真切的友情更是让我感叹，记得在剧中有这样一段情节；李大钊先生听说自己的工友朋友们没有领到工钱，便大过年的用自己的薪水买了好多年货，带给工人们，还亲自和他们包饺子。号外，他还给工人们讲了马克思主义，让工人们重新对新生活燃起了希望……
这部影视作品展现了一个黑暗无光的封建社会，但又塑造了陈独秀等一群为祖国带来希望光芒的人。他们追求新文化，向往新生活，他们为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
剧情中陈独秀为了发扬新文化，不惜一次次与权威大家斗智斗勇，这坚定的决心使我敬佩。
感谢《觉醒年代》，它让我见识了先烈们是怎样为了今天的新生活而奋斗，也让我明白，唯有拥有知识和胆魄，才能改变命运，改变时代！
觉醒吧！同学们！用知识武装自己，用精神改变时代
不得不推荐一下最近看的一部剧《觉醒年代》，看完之后，除了震撼，就是感动。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夸张的神剧情节，也没有至高点的宣讲教育，贴合人物原型，将书中的历史人物活生生的带到了我们眼前，他们不完美，有小脾气，会开小玩笑，但恰恰是这样的不完美，才与他们伟大的爱国奉献情怀形成了强大的对比。无论他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他们为了同一个理想中国而奋斗。在那个靠吃人、吃血馒头才能活下去的社会，在那个被列强欺压、被军阀迫害的社会，在那个完全没有人权可言的社会，要靠什么才能站起来呢?
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便是：“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倒袁，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倒袁。”吾将上下而求索，虽九死而犹未悔。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先后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救国先救思想，陈独秀创办《新青年》，联合北大教师以发表刊物的形式向百姓传达启蒙思想。随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他们开始接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明白要想彻底实现思想启蒙，必须建立一个政党，领导中国进行革命。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他们在一开始是站在与陈独秀的思想对立面，他们坚持“无政府主义”，但在法国学习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了，这套理论根本不适用于中国的社会，在历史发展的必然条件下，社会主义道路才是真真正正的大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是必然发展的产物。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鲜活有血性的，是他们披荆斩棘换来了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幸福生活，与时光之镜对话，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会实现！
“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鲁迅
我们并不缺乏无法纪念的历史，可我们却总是用吃喝玩乐来填满生活。所有的懒惰与怯懦，都是从忘记历史开始的，我们忘却了来之不易，也忘却了物力艰辛。
文学和艺术创作最大的作用就是镌刻过去，启迪未来，《觉醒年代》，近些年难得的剧作了。一开篇，就一瞬间好像又回到了求学时故纸堆中描述的那些旧时旧事，那个距离我们最近的最远的历史，那个时代的一首悲怆史诗。总是感觉那个时代的人都充满了鲜亮明媚的人物性格，身处最为屈辱至暗的时刻，却能激情、沸腾、炽烈，好像地底的岩浆越是压迫越是要喷发，随着喷发流入闯入时代的冰流，激荡起满目热气，滚滚洪流，永远向前。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只凭一腔孤勇，仍能勇往直前向东去，向西去，去尝试，以头颅，以青春，九死不悔，单单冠以猛士，尤不足述其慷慨。
中国诸朝之变革，从来都不应该是华洋之变，古今之革。皆是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非洗经伐髓，不可治之。
读书人，太平医病，乱世医国，承天景命殷忧启圣。
什么是美好啊？是一切耀眼，是颜色？是线条？是旋律？是，缺不全面。
最好的美好是时代，是历史长河中，波涛汹涌里翻腾的所有英雄人物，是所有籍籍无名，是惊天动地，是润物无声，是喷涌的热血，是满怀的泪水，是老怀雄壮，是少年意气。
中华之国，千年不坠，荣之，辱之，沉之，浮之，不气不馁，不惊不怯。
乱世出英雄，因为他们的付出所以才换回了我们生活的安宁。
因为他们对国家的热爱，所以用最年轻的生命去谱写出最不平凡的一生，请记住这些人吧，这些我们称之为先烈的年轻人。
“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暑期的时候，在姥姥家度暑假，跟着姥姥姥爷看了一部使我感慨良多、思绪万千的电视剧《觉醒年代》。
在看这部剧之前，我无法相信，原来我生活的这个国家，曾经是那么混乱，封建。原来有一群人，他们毕生都在为救国奋斗，甚至牺牲。而我，对那个年代的认知仅仅停留在学校作为课外知识的科普，寥寥几句概括了这场新文化运动。我根本不知道这场运动的那些人是谁，是怎样的人。
印象深刻的就是鲁迅出场时，目睹“人血馒头”事件。第一次看时，我震惊了，当时的中国，群众思想是多么无知，会相信如此荒谬的事！看客的冷漠，社会的封建，令我沉思，也令我相信，在当时为什么会有人说出“这国，没法救了”的言论了。
当剧中陈独秀先生的家门口被复古派贴满了辱骂性的纸张时，他的妻子高君曼一边撕着纸，一边擦拭着眼泪，却目光坚定地对他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比谁都清楚，我如果因为这两三声就闻之落泪，那我就不是你要找的高君曼！”语气中充满信任。他们的这份爱情令我感动。
最后，便是陈独秀先生送延年乔年出国时了。上一秒，这两个少年，背对阳光地踏上了去法国的邮轮。下一秒他们，脚底染着鲜血，蓬头垢面，伤痕累累，手脚上的铐镣随着一步步走动碰撞。在死亡面前，他们从未惧怕，在阴森的刑场上，他们目光坚定。陈延年，临刑前，宁死不跪被反动派乱刀砍死，年仅29岁。弟弟陈乔年，临刑前大吼道“就让我们的后辈，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这部剧播出后，为了纪念他们，合肥市的延桥路牌下摆满了鲜花，直行后便通往繁华大道。
剧的后半段，先生们都陆续离开，看着每个人的平生简介，几句话概括了他们的一生。我竟然有些不舍。
我想，我见过先生们，在书中，在过去，在未来……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中共广播电视台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了一部反映建党历程的电视剧——《觉醒年代》。
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的《青年杂志》，以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为背景，讲述了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认识到走上不同人生道路，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建党的历史。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还将他们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整个中国为之一振；《新青年》实行同人编辑，宣传新文化、新思想，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日新月异，之后鲁迅的《狂人日记》《孔乙己》也相继问世；在这之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打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从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普遍传播开来。
在五四运动时，为支持学生运动，陈独秀和李大钊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号召学生、商人，工人等，以直接行动对社会实行根本改造，并亲自上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在散发宣言时被捕，五四运动风靡全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代表拒绝签巴黎和约，取得巨大成果。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完成了它的思想启蒙任务。
不少看过剧的网友给出了相当高的评价：20xx年最棒的剧集没有之一！正如剧名那样，整部剧想要再现100年前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激情澎湃的觉醒年代。
整部剧塑造了许多英雄人物形象，让历史课本上的人物又一次出现了人们眼前，表达了对事物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寻。
“因为我爱这个国家，我要为这个国家去做点什么”，我们应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史为鉴，多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
这个暑假，我追了一部剧——《觉醒年代》，对伟大的先驱李大钊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第一次了解李大钊，是学习课文《十六年前的回忆》。李大钊先生的女儿李星华回忆父亲从被捕到就义的悲壮历程。让我感受到了一个崇高伟岸、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光辉形象。
这次看完《觉醒年代》，李大钊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不仅仅是仰望中的高大，而变得更加丰满、真实。
李大钊先生平易近人。他一出场，身穿长袍，戴着眼镜，坐在一群留学生中，和年轻人讨论着国家大事，呼吁学子奋起“倒袁”，拯救国家。
李大钊先生敢于表达和坚持自己的观点。当他听到陈独秀先生说“中国没救了”时，立即进行反驳，表明自己的观点，坚信国家有光明的未来。
李大钊先生胸怀宽广。虽然在对国家未来的辩论中有不同见解，在陈独秀先生被一群学生围着殴打时，他还是挺身而出，掩护陈独秀先生逃出，并且在知道对方真正意图后，和陈独秀先生成为朋友，还把自己的大衣送给了陈独秀先生。
李大钊先生关心民众疾苦，深爱自己的孩子。当一位母亲在大街上乞讨，希望得到一些医药费给孩子治病，李大钊先生站了出来，帮这个穷苦的家庭交上了医药费，当得知孩子需要住院时，他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衣物、怀表等放到了当铺；当李大钊先生的一位学生因为缺钱而上门求助，希望能得到资助时，李大钊先生不顾自家的情况，毅然为学生凑齐学费，却差点和自己的孩子毁约，不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去吃一顿涮羊肉。
李大钊先生，既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先驱，同时又是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普通人。
《觉醒年代》是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优秀电视剧展播剧目。
在剧头，我们了解到192021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空前惨烈的第二年，趁德国在欧洲战场分身乏术，日本加紧了在中国的扩张。在此前后，自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等被迫流亡海外，资产阶级革命派无力把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进行到底，中国依然没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地步，军阀混乱、倒行逆施、民众蒙昧、思想混乱的社会乱象。将出路问题再一次摆在中国人面前。
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一群有志之士奋起抗战。陈独秀同志认为中国有出路而不是老路。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人在混沌中上下求索，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着手摸索思想启蒙，力求唤醒民众救亡图存，在探索的道路上，他们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达成了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共识。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他们开始接触、学习、接受、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渐从思想启蒙转向革命行动，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
《觉醒年代》清晰展现了这一过程，揭示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必然。
剧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便是：“逆历史潮流者，必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我们为了爱国，必须要救国，倒袁。我们为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更必须要救国，倒袁。”一个个字，说出来时是那么有理有据，铿锵有力，慷慨激昂，直指人心！我相信这些话一定是肺腑之言！
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党早期革命领袖，有血有肉，有理想有锋芒，有困境有探索，他们的革命精神与斗争精神，深刻传递爱国情怀，传递了爱国爱党、艰苦奋斗的正能量。
最近，我观看了电视剧《觉醒年代》，让我感慨万千。
新生的中华民国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很快陷入政治混乱的局面之中。一部分先进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一心想着救国，他们经过痛苦的反思认识到：仅有政治制度的革新不足以救中国，必须启发国民新的伦理道德意识，培养国民的独立人格，并彻底荡涤封建旧文化的毒害，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领域的革新运动，才能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解放，才能推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彻底消灭旧中国，建设新中国。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中国共产党史上一段广为传颂的佳话。那么“南陈”与“北李”是如何认识，并走到一起的呢？他们的第一次交手，谈论的是什么问题？剧中一开篇，就展现了陈独秀与李大钊相识的过程。
开头几集，于和伟扮演的陈独秀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有激情却不用力过猛，有气场却不虚张声势。既展现了先进知识分子的深邃思想和澎湃的激情，又有普通人的无可奈何。人物的塑造有温度有情感，看起来极具感染力。
看《觉醒年代》就像在看历史，年代感、画面感极强。剧情清晰勾勒出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与精神风貌。剧中的人物刻画非常生动和形象，往往一出场，便令人肃然起敬，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主角。有故事，有思想，有现实，有理想，有情怀，有教育。展现了那个时代的文化人之风骨，为天下苍生的担当。他们不畏艰难险阻，勇敢地追求真理，以自己的一腔热血和理想抱负，积极投身于革新运动中，着实令人敬佩不已。
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是无数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的青年，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奋发有为，积极探索，刻苦学习，争做国家栋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1、这是一个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步伐不一的艰难时世，当时的辛亥革命并没有彻底改变中国混乱不堪的面貌。有人愚昧无知、有人迷茫不前、有人企图复辟帝制，同时也有一大批青年先进分子，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新出路…… 2、剧情开篇，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引起国民哄动，让在国外留学的一部分有志者青年李大钊等人愤愤不平，他们纷纷回国寻求一条救国之路。李大钊说：“我们必须要唤起民众觉悟，推翻封建思想，振作民主精神”。同时陈独秀也创办了《青年杂志》宣传新思想，倡导白话文，为寻找一条救国之路打开了新思想涌流的闸门。许许多多的有志青年们参与进来发表自己的观点。 3、在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北京大学”里，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三顾茅庐请陈独秀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随后又在民巷建立起“新青年编辑部”。此时北京大学的一些顽固的保皇党也与新青年展开了激烈的争执。这些画面让我们看到了中国***诞生前的社会环境和思想文化。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不断进化。 4、在探索和发展真理时，十分艰难。在各种思想和主义的交锋之中，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起来。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庶民的胜利》加上白话文的迅速传播，如鲁迅《狂人日记》的发表和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等巨作横空出世，大大推动了有志青年探索救国道路的步伐。 5、这部剧中也有很多风云人物，他们的服饰习惯也反映出当时那个时代的繁杂和混乱。比如留着长辫子端着烟袋讲国学的辜鸿铭教授。张勋的辫子军领兵复辟及海外留学回来，西装革履的胡适等人，这些极具色彩与魅力的人物形象全部映入观众眼帘。而且他们的人物特点也十分鲜明。在北大红楼的衬托下，一批批洋溢着爱国热血的青年学子也让我们过目不忘。他们让我们看到当时那个时代有一批爱国人士正在不惧艰难险阻，努力寻找成功之路使中国登上历史舞台。 6、《觉醒年代》为我们展演了中国的创建过程，以深刻的历史意义揭示了这条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同时赞扬了觉醒年代时期一批共产主义者的一颗颗爱国之心。 7、这部剧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让我们看到中国的艰辛，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民的团结。所以正值青春年少的我们要珍惜当下，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不负众望。
可以让人们更多的了解当时革命的不容易，而且人们会更加的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环球人物·青年版》是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一本杂志。
2022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环球人物·青年版》以“有梦”“追梦”“圆梦”三个篇章，记录新中国各时期、各领域青年代表。①青春赛道·有梦——专访苏翊鸣 ：18岁的青春还有很多梦要去实现；对话@时代少年团 ：少年有梦，他们正踏着风火，逐梦前行；
②青春赛道·追梦——追忆新中国第一代女拖拉机手梁军，她在黑土地上实现了一生的梦想；专访中国香港短道速滑运动员朱定文Sidney ，北京冬奥会虽然已经闭幕，他的运动梦想却远没有结束；③青春赛道·圆梦——核潜艇研究专家黄旭华，将最好的年华刻在核潜艇上，对他来说，这是圆了一生的梦；新疆小伙米拉迪力同学 倾“馕”相助，他的圆梦之旅还在路上。
《环球人物》由人民日报主办，是国内第一份以国际热点新闻和知名人物为主要报道内容的人物类半月刊，每月1日和15日出版。 依托人民日报及环球时报的强大资源优势，《环球人物》在世界各地的200余名特派特约记者，追踪报道读者关注的国内外新闻和知名人物，走近他们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讲述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
《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以陈延年、陈乔年、邓中夏、赵世炎等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一段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觉醒年代》中，讲述了陈独秀的故事。并且因为其写实的剧情和演员的优秀的表现，让很多人都非常喜欢看这部电视剧。其中于和伟所饰演的陈独秀与李大钊所创办当时的《青年杂志》，也让很多人感受到革命者的辛酸历程。并且在创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双方也付出了很多努力让大家看到那一代人的觉醒。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觉醒年代》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和安徽省广播电视局联合摄制，由北京北广传媒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华星传媒投资有限公司承制，由北京北广传媒影视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星传媒投资有限公司、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和上海克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编剧：龙平平，导演：张永新，总制片人：刘国华，主演：于和伟、张桐、侯京健、马少骅、朱刚日尧、张晚意、曹磊、夏德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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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生活的我们就是续集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