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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群体，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发展不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农民工这一群体逐渐形成。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步为农民工所取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在新的时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却面临种种问题，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也日益引起我国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如何解决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本论文在深入研究我国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现状、问题与原因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解决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已经趋向相对公平,但是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歧视性对待。
农民工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群体，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发展不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农民工这一群体逐渐形成。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步为农民工所取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在新的时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却面临种种问题，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也日益引起我国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如何解决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
有，详谈联系一 按照劳动保障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3—2007年，当年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是、 、、、和。单从这些数字看，中国的失业率似乎还保持在社会可以接受的较低的水平上，警报并未响起。然而，事实并非乐观。中国目前计算城镇失业率主要用城镇失业人数和城镇就业人数这两个总量指标，其公式为：失业率＝城镇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数+城镇失业人数]×100％其中：城镇就业人数，指在城镇范围内，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收入的全部人员（包括：全部职工、城镇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城镇个体劳动者、其他社会劳动者）。城镇失业人数，指劳动年龄内（男16～50岁，女16～45岁）的城镇居民，具有劳动能力，有就业要求而未就业，并已在劳动部门进行登记的人数。目前统计上对临时安排了工作，劳动收入达到最低一级工的收入水平，或虽无职业，但不要求就业者，不作为失业人员统计。统计失业人员数和计算失业率，一般以年末为时点。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中国的失业率的统计口径还是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以这样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评估中国的失业状况，不仅缩小了中国的失业人口的统计范围，也低估了中国真实的失业规模和失业程度。对此，一些国内外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对官方的失业率进行了修正。他们认为，国家公布的失业率没有将以下几种因素包含在内：首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没有包括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据估计，目前中国农村约有农村约有1亿～亿富余劳动力，主要是中年以上的劳动力，并且多以农业剩余劳动时间的形式存在。他们是中国最庞大的但没有正式被统计的失业大军。其次，国家统计局的失业统计仅局限于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正式登记的失业人员，没有正式登记的就不算在失业之列。最后，国家统计局的失业人员没有包括下岗职工。而下岗是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特有的失业现象。将以上三种因素考虑在内，按照他们的估计，目前全国的失业率为20%～28%。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程晓农博士估计，中国城市的实际失业率达到20%，失业人数约有4 000万～5 000万，他认为，中国内地中小城市的失业率都在30%以上。这个数字可能过高，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现实生活中的失业现象比国家公布的数字要高得多，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一轮失业高峰至今仍无下降趋势。
一、农民工就业困难的主要表现形式(1)求职上岗难农民工求职成功率很低；难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找工作时屡屡上当，有的财物，有的陷入传销集团失去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拐买；有的在试工期内就失业等。(2)频繁失业和长期失业有的农民工上岗时间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两三个月以上，失业、找工、上岗、再失业交替，以短期工为主，频繁失业，生活窘迫。(3)就业质量低农民工获得到的工作多集中在“脏、苦、累、险”岗位，工作强度大，工资偏低，安全保障不足，劳保条件差，福利待遇低；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不平等的“格式合同”，农民工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二、农民工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笼罩下，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社会现象非常突出，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工人，大量岗位空缺，另一方面是大量求职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就业更加困难。涉及农民工就业困难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一)农民工职业素质差，职业竞争实力低(1)观念陈旧，生活方式落后农民工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小农经济意识和“小富即安”观念根深蒂固，就业观念落后，不能主动迎接挑战，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和企业工作要求；农民工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打有很深的农村烙印，落后于城市，难以被市民认同接纳。(2)文化程度低，无技术技能专长农民工普遍受教育年限不足十年，缺知识少技能，多数人无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他们生活和工作压力大，因此无时间无精力无机会接受再教育和再培训，直接造成职业竞争能力持续低下的状态。(3)职业信息不灵，缺乏求职技巧农民工职业信息不灵，缺乏求职技巧，求职经验不丰富，又缺少城市人脉关系。致使他们盲目流动，“听说”哪里好找工，哪里工资高，就蜂涌而去。他们求职往往是投亲靠友，从而造成同乡亲友间的恶性竞争，由此也造成了农民工求职难上岗难和长期稳定工作难的状况。(4)法治意识薄弱，维权能力低农民工法治观念薄弱，他们不仅不懂法，不知道应该如何利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还常常违法，不少农 一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二)用人单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天经地义，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出现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地区和城市，用人单位面对蜂涌而来的求职者，往往选择“人才高消费”策略，加大了农民工就业的困难。有的企业长期试工，一面频频裁人，一面长期招工，这种现象在一些技术含量低和靠订单生存的加工企业尤为明显，农民工往往成为受害者。有的企业将第一代农民工的管理方式套用到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导致劳资矛盾尖锐，劳资纠纷频发，管理成本剧升，企业不愿多聘第二代农民工。(三)农民工就业缺乏有效的职业指导农民工缺乏全面及时有效的职业指导，是农民工就业困难的一大重要原因。(1)职业指导师队伍还未成规模。(2)职业指导的专项制度和长久；制还未建立起来。(3)农民工未得到职业指导服务(四)其他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大批“三来一补”加工出口型企业生产订单减少，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三、解决农民工就业困难的指导对策(一)对农民工进行科学分类，建立农民工职业指导档案系统，制定分类指导策略。(二)对农民工实施职业指导对农民工实施多元化职业指导，帮助农民工实现长期稳定就业，帮助农民工制定和实现个性化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农民工提高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三)协同用人单位和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为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提供服(四)建立为农民工开展职业指导的专业队伍和专项制度综上所述，从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衍生出来的农民工队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2亿多人的庞大队伍，涉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所有的产业行业，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国家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进步，使个体职业素质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就业更加艰难。在此形势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有更大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将会更大走出乡村的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将更加了突出。农民工就业问题已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大局，是关乎“和谐社会”是否能真正实现的重大社会问题。对农民工实施全面及时有效的职业指导，是解决农民工就业困难强有力的举措。
一、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一)教育体制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要求的是适应工作岗位、专业知识过硬的全面发展的高校毕业生。但从目前我国教育体制来看，大学教育中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专业设置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学专业设置重复，导致用人单位需要的专业人才紧缺，而部分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致使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不能相互促进、相互提高。高校培养出的大学生知识面窄，实践能力差，无法适应工作岗位。(二)就业市场方面2015 年全世界经济都是低增长的状态，导致整体就业形势不乐观。尤其企业效益增长缓慢，用人成本增加，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裁员降薪，从而促使就业难度增加。另外，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用人单位和人才培养单位不能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招不到满意的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找不到非常满意的工作单位。就业市场的恶性竞争是导致就业难的又一因素，不合理的人才引进竞争机制，致使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变得苛刻，高标准、高要求地去招聘人才，很多毕业生应对不了如此激烈的竞争。(三)大学生自身方面大学生不能顺利就业，很大程度上与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密切相关。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中，不积极进行创新、创业的尝试，反而认为自己是精英人才，应该成为公务员、国家财政供养人员 [1] 。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导致很多毕业生不走出去找工作，而是等着国考、省考，导致考生数量居高不下。另外，学生在大学期间不能很好地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也是就业难的一个原因。
二、提高大学生就业率的对策分析(一)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能够被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用人单位所吸收，教育应该面向市场化、国际化。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合理设置学校专业，使专业人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高等教育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和合作，在引导学生学好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让学生到用人单位去 实习、观摩生产，这样，学生就能够做到学以致用。另外，高校去行政化也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学生就业率、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措施。高校应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学为第一位，不断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二)加强学校的就业指导大学生就业作为一个社会难题，需要社会、政府、家庭、高校多方参与，共同攻克，其中政府统筹应该是主导力量。高校同时应该承担起就业指导、培训和服务的主要责任，力争在就业观念、就业基础教育、基本能力培训上下功夫，多投入;做好“顾问”，在指导和服务上更趋精细和完善;在就业质量提升上紧盯就业率，促使更多学生有事做;远眺就业层次，让更多有潜力的优秀学生有更好的事做 [2] 。如同高校不能改变当前就业的窘况一样，学校定然不能推卸就业指导和服务的责任。所以，高校要将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做好、做实、做细。(三)提高学生自身素质无论是教育体制改革，还是学校加强就业指导，最终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自身素质。只有学生自身本领过硬，才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首先，大学生在校期间，在认真学好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参与学生社团的实践活动，锻炼个人的社交能力，因为无论是写作、口头表达，还是待人接物都是社交来工作中所必备的。
农民工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群体，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他们为我国经济社会和城市的发展不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农民工这一群体逐渐形成。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老一代农民工已经逐步为农民工所取代，农民工这一群体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在新的时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方面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却面临种种问题，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也日益引起我国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因此，如何解决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本论文在深入研究我国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现状、问题与原因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解决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和建议。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问题,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已经趋向相对公平,但是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准入、从事行业、劳动工资、居住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方面遭遇到了歧视性对待。
一、农民工就业困难的主要表现形式(1)求职上岗难农民工求职成功率很低；难以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岗位；找工作时屡屡上当，有的财物，有的陷入传销集团失去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拐买；有的在试工期内就失业等。(2)频繁失业和长期失业有的农民工上岗时间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两三个月以上，失业、找工、上岗、再失业交替，以短期工为主，频繁失业，生活窘迫。(3)就业质量低农民工获得到的工作多集中在“脏、苦、累、险”岗位，工作强度大，工资偏低，安全保障不足，劳保条件差，福利待遇低；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或签订不平等的“格式合同”，农民工基本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二、农民工就业困难的主要原因分析当前，在全球金融危机笼罩下，招工难与就业难并存的社会现象非常突出，一方面是企业招不到合适的工人，大量岗位空缺，另一方面是大量求职者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农民工就业更加困难。涉及农民工就业困难的因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一)农民工职业素质差，职业竞争实力低(1)观念陈旧，生活方式落后农民工祖祖辈辈生活在农村，小农经济意识和“小富即安”观念根深蒂固，就业观念落后，不能主动迎接挑战，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和企业工作要求；农民工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打有很深的农村烙印，落后于城市，难以被市民认同接纳。(2)文化程度低，无技术技能专长农民工普遍受教育年限不足十年，缺知识少技能，多数人无职业资格证书或技术等级证书；他们生活和工作压力大，因此无时间无精力无机会接受再教育和再培训，直接造成职业竞争能力持续低下的状态。(3)职业信息不灵，缺乏求职技巧农民工职业信息不灵，缺乏求职技巧，求职经验不丰富，又缺少城市人脉关系。致使他们盲目流动，“听说”哪里好找工，哪里工资高，就蜂涌而去。他们求职往往是投亲靠友，从而造成同乡亲友间的恶性竞争，由此也造成了农民工求职难上岗难和长期稳定工作难的状况。(4)法治意识薄弱，维权能力低农民工法治观念薄弱，他们不仅不懂法，不知道应该如何利用法律来捍卫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有的还常常违法，不少农 一工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二)用人单位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企业追求经济效益天经地义，是市场经济规律使然。出现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地区和城市，用人单位面对蜂涌而来的求职者，往往选择“人才高消费”策略，加大了农民工就业的困难。有的企业长期试工，一面频频裁人，一面长期招工，这种现象在一些技术含量低和靠订单生存的加工企业尤为明显，农民工往往成为受害者。有的企业将第一代农民工的管理方式套用到第二代农民工身上，导致劳资矛盾尖锐，劳资纠纷频发，管理成本剧升，企业不愿多聘第二代农民工。(三)农民工就业缺乏有效的职业指导农民工缺乏全面及时有效的职业指导，是农民工就业困难的一大重要原因。(1)职业指导师队伍还未成规模。(2)职业指导的专项制度和长久；制还未建立起来。(3)农民工未得到职业指导服务(四)其他因素全球金融危机，大批“三来一补”加工出口型企业生产订单减少，大量农民工因此失业。三、解决农民工就业困难的指导对策(一)对农民工进行科学分类，建立农民工职业指导档案系统，制定分类指导策略。(二)对农民工实施职业指导对农民工实施多元化职业指导，帮助农民工实现长期稳定就业，帮助农民工制定和实现个性化职业生涯规划，帮助农民工提高就业质量和生活质量。(三)协同用人单位和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为农民工长期稳定就业提供服(四)建立为农民工开展职业指导的专业队伍和专项制度综上所述，从农村剩余劳动力中衍生出来的农民工队伍，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成2亿多人的庞大队伍，涉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和所有的产业行业，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国家和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技术进步，使个体职业素质较低的农民工群体就业更加艰难。在此形势下，农业劳动生产率将有更大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将会更大走出乡村的农民工就业难的问题将更加了突出。农民工就业问题已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大局，是关乎“和谐社会”是否能真正实现的重大社会问题。对农民工实施全面及时有效的职业指导，是解决农民工就业困难强有力的举措。
一、大学生就业难的原因分析(一)教育体制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要求的是适应工作岗位、专业知识过硬的全面发展的高校毕业生。但从目前我国教育体制来看，大学教育中还存在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问题，专业设置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学专业设置重复，导致用人单位需要的专业人才紧缺，而部分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致使市场经济的发展与高等教育不能相互促进、相互提高。高校培养出的大学生知识面窄，实践能力差，无法适应工作岗位。(二)就业市场方面2015 年全世界经济都是低增长的状态，导致整体就业形势不乐观。尤其企业效益增长缓慢，用人成本增加，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裁员降薪，从而促使就业难度增加。另外，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用人单位和人才培养单位不能建立畅通的信息渠道，一方面是用人单位招不到满意的大学毕业生，另一方面是高校毕业生找不到非常满意的工作单位。就业市场的恶性竞争是导致就业难的又一因素，不合理的人才引进竞争机制，致使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变得苛刻，高标准、高要求地去招聘人才，很多毕业生应对不了如此激烈的竞争。(三)大学生自身方面大学生不能顺利就业，很大程度上与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密切相关。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浪潮中，不积极进行创新、创业的尝试，反而认为自己是精英人才，应该成为公务员、国家财政供养人员 [1] 。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导致很多毕业生不走出去找工作，而是等着国考、省考，导致考生数量居高不下。另外，学生在大学期间不能很好地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也是就业难的一个原因。
二、提高大学生就业率的对策分析(一)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应该能够被市场经济形势下的用人单位所吸收，教育应该面向市场化、国际化。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合理设置学校专业，使专业人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适应用人单位的需求。高等教育要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和合作，在引导学生学好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能够让学生到用人单位去 实习、观摩生产，这样，学生就能够做到学以致用。另外，高校去行政化也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学生就业率、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措施。高校应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学为第一位，不断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二)加强学校的就业指导大学生就业作为一个社会难题，需要社会、政府、家庭、高校多方参与，共同攻克，其中政府统筹应该是主导力量。高校同时应该承担起就业指导、培训和服务的主要责任，力争在就业观念、就业基础教育、基本能力培训上下功夫，多投入;做好“顾问”，在指导和服务上更趋精细和完善;在就业质量提升上紧盯就业率，促使更多学生有事做;远眺就业层次，让更多有潜力的优秀学生有更好的事做 [2] 。如同高校不能改变当前就业的窘况一样，学校定然不能推卸就业指导和服务的责任。所以，高校要将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做好、做实、做细。(三)提高学生自身素质无论是教育体制改革，还是学校加强就业指导，最终都是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自身素质。只有学生自身本领过硬，才能够找到满意的工作，才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首先，大学生在校期间，在认真学好专业理论知识的同时，一定要参与学生社团的实践活动，锻炼个人的社交能力，因为无论是写作、口头表达，还是待人接物都是社交来工作中所必备的。
一、国家政策方面为促进青年大学生就业，我国政府从体制上、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带有突破性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何进一步疏通与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是目前值得我们不断思考和研究的问题。1、为青年就业创业立法任何政策的实施都必须依赖于法律的制定和完善，西方国家大力推行青年就业保障计划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制定和完善青年就业法案。从立法的角度促进大学生的顺利就业，这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是十分必要的。2、鼓励高校毕业生到西部、到农村、到基层工作在理工农医等学科门类的毕业生中，农学和医学学生的就业形势最严峻。农科四分之一专业的学生存在就业危机（就业率低于30%），仅有10%的学生就业供需平衡，而农学、医学专业的人才又恰恰是西部地区、农村地区最急需的。因此，采取多种优惠政策，如提高工资、提前晋职（定级）、给予较高额度的住房补贴和安家费、提供深造及发展机会、工作期满自由流动等，吸引大学生到西部、农村等最需要的地方工作，是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3、制定优惠政策，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进行灵活就业我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的为灵活就业岗位。灵活就业是未来就业的主要方式之一。因此，对有意建立经济实体、转化科技成果、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政府和高校应给予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在有条件的地区为高校毕业生创业提供小额贷款和担保，帮助大学生找到启动自主创业的“第一桶金”，如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和上海市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共同合作设立了“上海市全国高校毕业生科技创业资金”，总金额达到了1500万元。二、就业市场方面我国应不断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管理体制，整顿就业市场，将高校毕业生纳入社会化工作体系，完善高等教育发展机制和毕业生就业工作机制，建立起高校之间、校企之间、政府之间、研究机构和政府之间的协作，使之在毕业生就业工作发挥作用，不失为解决毕业生就业的一个好办法。为实现以市场为导向，调节学校专业结构和课程设置，科学地指导毕业生就业，国家还必须尽快建立信息预警机制或大学生就业指数系统。武汉市人事局在武汉地区选取有代表性的学校和专业，围绕大学生就业率、就业缺口率和就业质量三个统计指标，运用数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建立起能综合反映武汉地区大学生就业状况的一系列指数模型，从而提供了及时、完整、准确和具有前瞻性的就业信息是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同时，国家还应尽快建立高校毕业生社会服务体系，加强对毕业生就业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对以不实之词、虚假信息吸引参展单位和学生的招聘会主办单位和个人予以查处，对各类毕业生招聘会予以引导、规范，改善招聘会的软硬件环境，提高招聘会质量。毕业生们呼唤针对市场细分的、小型的、建立常设的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市场，为暂未就业的毕业生充分就业提供方便。去年4月，北京市建立了为大中专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服务的常设市场，深受毕业生的欢迎，一批暂未就业的大学生就在这里找到了工作。三、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方面高校办学要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把毕业生的就业作为杠杆检测并带动人才培养各环节的改革，形成高等教育调控机制。在专业建设和调整上，要优化学科专业结构，适时增设新专业，积极发展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专业，大力发展优势专业，打造品牌专业。同时要认真做好毕业生就业信息反馈工作，建立相关指标体系，在统计各专业毕业生就业率的同时分析其就业层次和供需比，为专业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在课程建设和调整上，高校要随着新知识、新技术的大量涌现而推陈出新，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强化办学特色，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人才。四、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方面高校要主动加强对学生就业指导，广泛拓展就业渠道。坚持将毕业生就业指导与人才培养、职业教育、就业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将就业指导与服务贯穿于四年大学生活的始终。学校应多渠道收集需求信息，采取大小型招聘会相结合的形式，精心组织“双向选择”活动，使之成为毕业生就业的主渠道。同时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保证毕业生的供需信息在高校、毕业生、用人单位以及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之间及时有效地传递和交流，为毕业生求职、用人单位招聘毕业生提供方便。针对毕业生的求职心态，高校要大力加强毕业生就业观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观念，摆正心态，客观定位，选好目标，多些务实，少些浮躁，合理调整就业期望值，结合自身特点，扬长避短，从而有的放矢地去寻找适合自己的就业单位。五、毕业生自身方面高校毕业生应解放思想，转变陈旧的就业观念，增强自立自强意识，强化刻苦奋斗的精神，正视现实，积极参与新形势下的多元化就业。比如目前国家和各级政府对志愿投身西部的大学生给予了不少优惠政策，为大学生到西部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和空间，刚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知识结构新，有想法，有胆量，有魄力，不妨去西部大展身手，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实现自我人身价值。大学毕业生如何把自己“嫁”出去，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是关键。要注重提高自己在道德、文化、业务、身体、心理等各方面的素质，培养自身交际能力、运用知识的能力、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心理承受能力、团结协作能力、动手操作能力、组织管理的能力以及开拓创新的能力等，增强竞争力和自信心，使自己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自主创业，给自己当老板对应届大学生来说也可以另辟一片天地。现在很多高校在扶持大学生创业方面出台了不少政策，政府主管部门在这方面也在更新观念，对大学生创业给予支持，如江苏省有关文件就规定“各级政府要为自主创业的毕业生提供方便和市场机会，扶持毕业生创业。毕业生领办或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按有关规定享受财政优惠政策。对毕业生创办的民营科技企业，按规定减免营业税、所得税。”所以说自主创业也将成为今后毕业生就业的渠道之一。高校毕业生是我国急需的宝贵人才资源，一直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004年4月30日举行的“中国就业论坛”第六次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指出，我国的目标是希望通过3至5年的建设和奋斗，建立起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毕业生几工作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笔者认为，通过国家采取的一系列标本兼治、权利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和措施，通过各级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合作与帮助，通过大学生自身的努力和进步，青年大学生就业工作定能呈现新的可喜局面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农民工是一个日益壮大的群体。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他们继续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城市发展做出贡献。近年来，随着农民工年龄的增长，这一群体逐渐形成。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老一辈农民工已经逐渐被农民工所取代。农民工已成为新时期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然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在城市就业中面临着各种问题。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日益引起我国政府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如何解决这一群体的就业问题就显得十分重要。本文在深入研究农民工城镇就业现状、问题及原因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提出了解决我国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建议。就业是民生之本。农民工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就业，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实质是就业歧视。消除就业歧视，实现平等就业是“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应有之义。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农民工政策趋于相对公平，但农民工就业歧视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中国农民工在就业机会、行业、劳动工资、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工作时间、社会保障和职业发展等方面受到歧视性待遇。
杨保军：我国城市化概述杨保军：大家好，今天借这个机会，利用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探讨一下中国的城市化。 一、城市化的概念。 什么是城市化？这个问题跟在座各位有关，因为我们房地产开发实际上是要提供住房给大家住的，并且主要是给城里人住，在农村还不存在房地产市场。城市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城市化的，比如社会学更关注城市生活方式的发展过程；人口学家关注的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地理学关注经济区位向城市的集中过程。综合起来看，城市化应该体现四个方面特征：第一是人口和非农活动向城市的转型、集中、强化和分异；第二是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第三是城市的经济、社会、技术变革的扩散；第四是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城市价值观念的扩散。说到这，我们就可以想一想，事实上我们房地产商提供的产品是什么？我觉得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一个建筑产品。 城市化用什么来度量它？就是城市化水平，它的计算就是城市人口除以总人口，城市化在推进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以下，这个阶段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期阶段是城市化水平在30％至70％，这是一个加速的阶段，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加速的阶段；后期阶段就基本上稳定了，城市化水平在70％至90％。 回顾我们国家的城市化历程，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70年以前，基本上就是抑制，当时我国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建国以后为了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政府努力推动工业化，但是我们的工业化不是和城市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工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城市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到1980年代，学界在积极探讨、推动，而政府持一种观望的态度，当时的红头文件中基本没有出现城市化这样的术语；1990年代，转变为推进和积极的支持。目前我们国内的基本状况是，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城市化水平从％提高到2001年的％，到去年是39％。当然我们国家的城市化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大家通常说到的问题有：城市化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阶段；城市体系的宏观布局、规模、结构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缺乏在全球经济中具有较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际性大都市；城镇密集地区各类城市功能分工不明确，结构趋同；广大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不足，现有城镇的要素聚集、辐射和带动能力弱；城镇质量和管理水平不高，小城镇数量偏多、规模偏小。 城市化进展快慢跟动力机制有关。改革开放前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主要是政治因素为主导，政治因素没有办法提供连续的、强大的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发生了变化，国家超经济强制因素的减少以及市场因素的增加，导致城市化快速发展，其动力因素有四个方面：一个是农村工业化，一个是比较利益驱动，一个是农村剩余贡献，一个是制度变迁促进。 二、城市化道路 针对国家城市化道路，学术界曾经有过许多争论，归纳起来有主张走小城镇的道路，这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第二种是主张重点发展中等城市，因为大城市有大城市的毛病，小城市有小城市的不足，这属于折衷的思路；还有一种就是主张搞大城市，这主要是从聚集经济角度出发；还有就是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此外，还有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与小城镇等观点，各种观点都有各自的若干理由。从模式上有提出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有提出来要把区域经济与城市化融合，有提出来要根据地域的特征来确定自己的不同模式，也有提出来要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因为大中小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尽管有很多争论，但是最终国家制定的政策在16大报告当中表述得十分清楚，16大报告指出“要逐步提高城市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我们选择的道路一定是要符合中国国情的。我们的国情是什么？就是农村人口规模大，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地区差别大。在这种国情下，照搬国外的模式显然行不通。这个政策有几个含义，第一就是要适度城市化，建立科学合理的城镇体系；第二就是大城市是作为骨干的，中小城市是作为主体的，小城镇是作为基础的。在推进方式上，则强调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有机结合，要多渠道、多元化、多模式地推进。 经过论证，我们认为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总的来看，适当加大大城市的发展，增加大城市的数量，是完全可行的。中小城市数量已经很多了，但是平均的规模不大，应该控制数量、扩大规模、提高素质。中西部城市有所不同，它主要是大中小这三者之间脱节，另外城和乡之间也脱节，所以它应该关注中等城市的发展，通过完善大和小之间的过渡环节，来健全城镇体系。 有几个关于城市化方面的误区需要在认识上加以澄清。第一个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城市发展必然就会引发“城市病”。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城市认识的加深，如果规划得当的话，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防止或者缓解城市病的；第二就是认为必须要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第三就是均衡论，认为城市化结果应当均衡分布。事实上均衡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城市化更应该考虑地理基础、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性。 三、世界城市化特征与趋势。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表现为四个特征：第一，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城市化的主动力；第二，城市化水平最高的还是欧美发达国家；第三，大城市的规模和数量增长明显，而且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非常突出；第四，出现了多个大都市连绵带，也出现一些全球性的城市。 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这个阶段又有哪些特征呢？第一，城市经济已实现制造业向服务业的转变，在这个阶段它的办公、写字楼的需求会显著增加；第二，第三产业当中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就是传统服务业下降，但是生产性服务业上升；第三，城市人口增长不再是自然增长，而主要是来自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和国际移民；第四，世界资源向发达国家的城市集中，纽约、伦敦、东京成为世界经济中心。 我们看看这张图，这是全球夜间景象，越亮的地方说明城市经济越发达。从全世界范围内看，出现了六个大都市连绵带，这也是经济最具有活力的区域。记得潘石屹曾经说过一段话，多年前他在北京选择地块开发楼盘，很久拿不定主意，开着车满北京选地。晚上也开车转，突然发现东边晚上灯光最亮，就决定在那里盖楼，这就是后来的现代城。这种决策是有一定道理的。世界城市越来越重要，根据学者研究认为目前有6个：东京、洛杉矶、伦敦、巴黎、芝加哥。 在这个阶段，发展中国家具有什么特征呢？第一，仍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第二，一批全球性城市将可能出现，并成为世界经济重要中心；第三，知识和技术资源的意义更为关键；第四，一些传统的发展因素的状况和变化，仍然继续影响着城市形态的演变，也就是说，不仅仅是新经济因素左右一个城市的发展，传统的一些要素还在发挥作用；第五就是政府的财政能力较低，这将继续制约着城市解决其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 我们看一下国外两种城市化演进模式，一种是欧美模式，属于市场主导型城市化。它的城市化与市场化、工业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社会分工和市场细化的自然结果。从城市的规模结构看，各国因资源条件不同而有差异，如英国、美国、日本以大城市为主，而德国、荷兰、奥地利以中小城市为主。在其城市化过程中，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突出，值得我们吸取教训。还有一种就是墨印模式，属于政治主导型城市化。由于实行赶超战略，在政府主导下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城市发展缺乏经济基础，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我国应吸取国外经验教训，以市场为主导，同时加强政府引导。 四、我国城市化轨迹与特征 我国城市化轨迹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1949年至1957年是起步期，比较正常，平缓上升；1958年至1965年是动荡期，大起大落； 1966年至1978年基本上是停滞期；1978年至1984年是恢复发展期；1985年至1992年是平稳发展期；1993年以后是加速发展期。 动力机制的演变也发生一些变化：首先，改革开放前农业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城市化的最基本因素；其次，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与国际经验相偏离、后来又慢慢接近的过程；第三，城市化滞后和第三产业低水平互为因果；第四，政策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非常大；第五，改革开放以前，市场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长期受到抑制。 我国城市化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已经进入加速阶段；第二，区域发展不平衡，城市化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天津三个直辖市，从省一级来看，城市化水平在50％至70％的有广东、辽宁、黑龙江，40％至50％的有吉林、内蒙、江苏、浙江、福建、湖北，30至40％的有山东、陕西、山西、宁夏、重庆、青海、新疆、海南，30％以下的有河北、河南、安徽、江西、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西藏（这是前两年的数据，现在都有所提高）。第三，各类城镇均得到较快的发展，初步形成较为合理的城镇体系。第四，外来务工人员成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珠三角就有1741万外来务工人员；第五，小城镇发展迅速，积极推动了城市化进程；第六，国家、民间、外资共同推动，呈现出动力主体多元化特征。第七，区域经济发展优势显现，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密集区逐步形成并扩大，形成区域联动之势。 目前需要关注的一些问题是：制约城市化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重视数量、规模，轻视质量和内涵；包括一些形象工程、盲目扩大行政区等不恰当的行为；小城镇有贪多、一哄而上、盲目发展倾向；城市发展缺乏区域整体协调，横向联系比较薄弱，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程度比较低；准城市人口数量大，市民化任务十分艰巨。 五、新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关系。 新型工业化有别于传统工业化。在今后的发展中，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互为前提，相伴相随，共同构成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两条主旋律。城市化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同时又是一个发展动力。工业化要有效促进城市化，应该有四个条件：第一就是工业化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二是产业结构要递次升级，就是由轻到重、再到第三产业；第三是企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发展；第四是大众的广泛参与。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二者之间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回忆一下我们国家从解放一直到改革开放前，我们走的是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如山、散、洞，结果，工业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城市化依然停滞不前。改革开放以后到1990年代中期，我们实际上做的是产业结构补足性的调整期，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始实现初步结合；1990年代中期以来又重新进入了新一轮重工业化过程中，正如我们看到的，许多钢铁、炼油项目都在上马。 加快城市化还需要我们的制度创新。比如要建立公平公正的人口流动制度，这个制度现在很多地方都在开始推动；第二是统筹城乡基础教育，落实9年义务教育；第三是完善城市土地市场机制；第四是建立适应于创新社会的政府职能框架；第五是关注城市贫困，减少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积累。 六、城市化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可以肯定地说，两者呈现正相关关系，或者呈同步增长趋势。看看这张国内的夜间景象图就会发现，越亮的地方就是越发达的地区，大面积的亮块就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育程度较高。由于地理条件、资源环境、历史文化、发展基础和阶段等的差异，我国不同区域的发展模式也有各自的特点，目前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大区域有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这些区域协调联动发展，将比单个的城市更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我们可以看到东部沿海一带这种区域经济的优势比较明显，而西部地区往往是以点带面的形式，所以若在西部投资，一般来说就是选择中心城市的多，而它下面的中小城市市场需求和经济实力就明显要弱得多。 以制造也为例，我国有16个工业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城市，其中长三角占7个，珠三角占3个，东北占1个，而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的城市榜上无名。 第七，城市化发展预测。 国家制定“十五”计划时，有关部门曾做过研究，预测到2015年左右，我们国家设市城市将达到800个，建设镇数量则略有减少，转移亿农村人口，百万人口城市的集中度提高。规模结构将会发生一些变化，超大城市从11个增加到20个，特大城市由23个增加到35个，大城市由44个增加到60个，中小城市由588个增加到650个；城市群也将出现较大的发展，其中珠三角、长三角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就是京津塘、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厦漳泉，长株潭，河南中部、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等城市群。从城市化质量方面说，将出现社会稳定、生活环境改善，生活质量提高。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的一项研究表明，1978年至2002年，城市化率与工业增加值线性相关系数为％，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相关系数为98％，因此选择后者来建构预测模型。根据第三产业和城市化的相关模型预测，到2010年城市化率为53%（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2020年城市化率为64％（误差为正负个百分点），年均增加至个百分点。这里我们不妨对照一下国际经验，在城市化加速期，日本年均提高个百分点，韩国年均提高个百分点。 八、城市化战略的政策着力点 适度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着力：第一，建立健全面向全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公民的迁移和择业自由，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合理的有序流动。比如说珠三角有近两千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想留下来，但是由于制度障碍，难以本地化，所以只能回到农村。如果政策障碍得以消除，他们能合法地转变成市民，则会促进城市化进程，也会带动市场需求。第三，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排除农民变市民的障碍；第四，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第五，引导产业、就业结构重组；第六，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条件；第七，加紧编制各层次的城市规划，引导要素合理有序流动；第八，多元化筹资，探索城市建设投融资新机制。网上还有很多，很容易搜到的，呵呵。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城镇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城镇化的步伐在我国已踏上了高速前进的轨道，它是一个国家由弱变强的必然产物！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必须遵循其自身一定的发展规律，倘若盲目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或者仅仅是扩大城镇化的面积而忽视其他与城镇化建设相匹配的进程，那么必将导致出现弊大于利的局面。从历史上来看，凡出现城镇化的地方，就一定代表着一个地方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中心；从全球来看，城镇化的发展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是经济与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的城镇人口占80%，阿根廷达到90%，墨西哥是78% ，而中国30年的城镇化建设却走完了相当于英国200年、美国100年、日本50年所走完的里程，预计到2030年中国城镇人口将突破10亿。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是经济的崛起、人民生活的富足，另一方也衍生出了许多的问题。下面，我从两个方面来阐述城镇化建设过快发展所带来的利与弊。一、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的利益1）城市五光十色的生活一直是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梦想和追求，稍微有点积蓄和条件的都积极向城市靠拢，这就无形中加大了现有城市的压力，如房价上涨、交通拥堵、环境卫生、公共设施人均占有率低等。而加快城镇化的建设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别，缓解现有城市的压力，解决上述问题。2）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广大农村就是这个劳动大军的输出地，这样就可以就近解决就业问题，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同时也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远离家乡的艰难局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留守问题。3）城镇化的建设把分散的人们聚集到了一起，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让城市的外部有更广泛的空间、更宽松的环境、更有利的条件来发展农业、林业等。当然，加快城镇化建设所带来的优点还有很多，因为自身的局限性我无法一一例举，但是，任何一个事物都有其双面性，有利也有弊，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如果，一味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步伐、忽视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规律、人为的仅从版图上扩大城镇化的面积，那么必将导致弊大于利的消极局面的出现。这就是我要在下面提到的“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二、加快城镇化建设给社会带来的弊病1） 城镇化的建设者并不一定是城镇化优越性的享受者和拥有者。在人们还不够富裕、不足以解决温饱和不能够资助儿女上高中或者大学的情况下，盲目的在此地区人为的加快和发展城镇化，必将加速本地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让他们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而政府给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在高物价的今天并不能让他们维持很久。如此，城镇化的代价是让一部分本可以自然生存的农民变成了乞丐，凭什么要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成全另一部分人呢？这是一种不公平、不人道！2）城市是一个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是一个三教九流的集散地，这里的人们来自五湖四海，因为各自的文化、素质、习惯、风俗、价值观和对这个世界认知能力的不同而彼此产生碰撞，在这个法制还不太健全的今天，人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约束自己。因此，过快的发展城镇化，而没有制定出 与之相适用的规章制度来保障，必将给社会治安带来极大的隐患。3）城市是一个人口集中、工商业相对发达的地方，在日常生活生产中就必然产生相当多的废水和垃圾，而纵观全国各小城镇，能有效解决这些环境卫生问题的寥寥无几，这也与当前倡导绿色环保的主题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缺乏一定环保意识和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建设环保设施的前提下，加快城镇化进程的代价是牺牲我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的环境！4）城市是一个集散地，人流如织，车流不息，在我国大部分城市里都有交通拥堵的现象，给出行、上班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不便，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进一步的加重了城市交通的负荷，加剧了城市的拥堵！5）当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大量的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他们放弃了作为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又因文化水平较低，不适应城市相对发展的生活和环境，这就导致他们无业可从。因此，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前提是发展经济，解决进城人员的就业问题，而不是让他们成为降低城市幸福指数的累赘。6）在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致使广泛的农村大地人烟稀少，学校空虚，生源严重不足，在不具备寄宿条件的学校里，甚至有些学生要跋山涉水才可上学，而城市则出现爆满的不正常现象，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当然，还有很多的弊端会在快速发展的城镇化进程中体现出来，比如：医疗、保险、福利、公共资源建设不同步等。城镇化虽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 但是也必须遵循一定的发展规律，盲目的不加限制的加快必然让社会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需要一种合理的、科学的管理模式来发展城镇化，要顺其自然而不是拔苗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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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它就像母亲一样，为我们提供着生存的资源和条件。我们是地球的主人，我们要像善待自己一样去保护它。谁不想让自己的家园变得更美好，更漂亮?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种五花八门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其中大多数垃圾都是会造成环境污染的。比如说我们常用的电池，如果用完后不进行适当的处理，那么将会造成极大的环境污染。据研究，一节废的纽扣电池能使60万升的水不能饮用。如果每人丢弃一颗废电池，那么到了那时，水，将成为奢侈品。所以，为了保护环境，请将垃圾分类。我国于2008年6月1日起实行“限塑令”，这一做法，使我国每年节省三千七百万桶石油。塑料袋，这种东西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再普通不过了，可是你知道吗，塑料袋却是污染环境的一大因素。塑料袋以石油为原料，不仅消耗了大量资源，而且还需要500年的时间才能被自然分解。所以，为了保护环境，请减少使用塑料袋。最近在哥本哈根召开的全球气候变化大会使我们再一次敲响了警钟。虽然最终未能达到预定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做到，开再大的会议也只是形同虚设。会议上说，现在全球平均气温正逐渐升高，大部分冰山已经开始融化。如果再这样下去，那么世界将被水淹没。现在的全球平均气温较以前已经升高了℃，别看只是小小的℃，可这是“全球平均气温”啊!如果全球平均气温升高4℃，那么北极和南极的气温将升高16℃，到那时，北极和南极也可以看到大树了。你想一想，到那时，世界将会成为什么样?其实导致这些灾难的罪魁祸首就是我们人类。据研究，我们每天使用的电器或其他东西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却是使气温升高的一大因素。如果减少使用电器，那么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会随之减少。汽车尾气中也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应随时提醒爸爸妈妈上班或外出旅游时，应乘坐地铁或公共汽车，尽量少开私家车，这样能减少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为了保护环境，请减少使用电器，少开私家车上班或旅行。作为社会的主人，改善地球环境，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如果世界人人环保、天天环保，就可以创造一个崭新、美丽的世界!
请 金诺代写。
改善环境从两部分抓起1、调整能源结构因为矿产能源的消耗会附生出一大堆的物质破坏环境。比如，政府现在限制电摩。这样就等于强迫人们去用排污量巨大的汽车和油摩。这需要打破决策层的利益链才能解决。对绿色能源提供方及使用者的补贴，对矿产能源提供者及使用方的税收，也可以做到能源结构的宏观调整，这还得依靠管理者们肯放钱肯出力才行。2、严管污染源近段时间，槽罐车偷排工业废料，乱扔节能灯引起汞污染、河道玻璃污染，食品中的激素、重金属污染等也日益严重。非法排放污染源可以使得种族灭绝，重蹈玛雅人的覆辙。这更需要政府对违法商业链敢于打击，斩草除根才行。反正，要改善环境必需政府支持。决策层的一条禁摩令就能让全中国十面霾雾，只有给他们施压才能有所改变。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效利用能源、减少环境污染、降低安全生产事故频次，防止突发环境事件，确保生命安全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制定并执行环保政策和措施，致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我国民生工程的关注点。中国化工业价值链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显赫的地位，但是，环境污染问题，在化工领域尤其是中小化工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不可懈怠和轻视的；改善化工安全生产和化学品安全管理体系，增强企业安全防患意识，提升环保部门的环境管理水平，从而更好地采取治理和应对突发环境事故，是当前急不可待的任务。我们能够借鉴国际最佳实践和企业成功经验，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提升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环保意识和能力，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地区区域性经济发展中，已经注意到了本位主义和牺牲环境为代价所带来的最终恶果，国家环保总局（现环保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开展的清洁生产运动、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示范项目，以促进中小型企业的认知和意识，足有收效。安全地生产、清洁地生产，企业的获益包括：提高安全生产、环保能力，降低事故、员工受伤和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以及改善与加强当地社区、工业、价值链、买方市场的综合效益，相关经验将作为成功案例，为中国企业的环保工作，提供宝贵经验。国际劳工组织估计，亿人在受到包括环境问题在内的各种影响，每年约有230万男子和妇女与工作有关，包括近36万死亡事故，估计有195万宗与工作有关的疾病的疾病死亡。对于生病的工人的保护，疾病和损伤引起的就业 -不仅是劳工权利，而且是一项基本人权。对于中国，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不危及后代人的利益，政府，地方政府和业界应制定和实施更加严厉的安全生产、清洁生产、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等法规和政策，以减少对中国本土、人类环境的污染。国家对环境保护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的防治与控制、自然生态保护、核安全监管、环境安全保护等，政策应当先行。对于以省级主要领导执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也应当充分利用经济杠杆策略，过去比较注重经济份额的考量，以“政绩”应迅速转为对国家法规和政策执行力的考量，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过程。
城镇化与集约用地，上的文献是免费查阅的
论文题目多参考下别人发表的过的文章，多看看资料吧（世界经济探索）还行吧
网上复制一篇，仅供参考。加强小城镇建设与管理 协调城乡发展步伐 【摘要】协调城乡是发展中具有战略性意义的重大课题，加强小城镇建设与 管理是协调城乡发展的战略选择，而当前小城镇建设与管理面临诸多迫切需要解 决的，本文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加强我国小城镇建设与管理， 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对策。 从区域经济的空间组织角度可以把城市和分解为两个互为相联的子系统，城 市和农村的联系是必然的，城乡的相互作用关系也是客观存在的，两者应当相互 促进、协调发展。然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工农业产品不能平等交易， 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不平等，加剧了城 乡结构的失衡，使城乡关系遭到了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 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但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城乡 差距仍过分悬殊”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完整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被放在了“五个统筹”的首要位置，成为科学发展观的 集中体现。中央还明确提出小城镇作为新时期化建设的一项战略任务，既是统筹 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致富农民的重要途径，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 问题，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选择。 【关键字】城乡发展，小城镇建设，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科 学发展观 一、加强小城镇建设和管理是协调城乡发展的战略选择 。 1984 年，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在对苏南小城镇发展 状况进行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发表了《小城镇大问题》一文，认为小城 镇的出现可以使城市和广大农村之间布下相互交流的众多“节点”， 把城乡有机衔接起来，并从和实践结合的角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小 城镇是发展农村经济和农村、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人口出路的 一个大问题。王学仁认为，“小城镇是城市与农村的连接体和中转站”， “发展小城镇，可以使城乡之间形成一种优势互补、双向互动的经济 关系，实现城镇与农村产业相互衔接、经济有效融合的两性互动和一 体化发展，最终达到‘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的功效” 。 小城镇在协调城乡发展中的作用，概括如下： 一）小城镇是城乡交流的平台。小城镇的发展加强了城乡之 间的联系，开启了城乡交融的大门。具体体现在：小城镇是城乡信息 交流和共享的平台，信息匮乏已经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对 农村的制约尤为突出，在广大农村地区，信息化建设和农产品市场信 息体系建设滞后，农民无法全面及时地得到市场信息，必然农业产业 结构的调整节奏和农产品的销售，小城镇是一定区域内的、经济、文 化中心，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基础设施相对较好，协作 能力相对较强，信息相对灵敏，人才比较集中，是促进城乡信息交流 的最好平台；小城镇是城乡市场对接的平台，我国买方市场已经形成， 城市大量工业品积压，农村商品供应品种少，选择余地不大，同时随 着城市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城市对绿色食品、优质农产品的 需求增大，小城镇成为城乡互通有无、完成市场对接的平台；小城镇 是城乡人才流动的平台，当前我国人力资源的结构性问题突出，一方 面城市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人才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农村急需大量 高素质人才，同时又滞留了大量富余劳动力，小城镇可以发挥在城乡 人力资源的双向流动中的纽带作用，通过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就业信 息服务工作的开展，引导城乡人才有序合理流动。 二）小城镇是深入农村腹地，传播城市文明和辐射农村经 济的桥头堡。小城镇向处于广阔农村腹地的农民传播了城市的思想 观念、技术信息、管理经验、生活方式等，成为广大农民接触现代城 市文明的媒介。小城镇的发展使许多农民的进城愿望变成现实，率先 进城的农民以自己抚育文明的生活体验，向“后来者”展示着城市的 魅力，为城市化做着无声的宣传。而且小城镇的乡镇在资金方面对农 村的“反哺”作用，使农业的规模化、专业化和机械化水平提高，小 城镇涉农企业的发展有效延长了农业产业链，增加了农产品附加值和 农民收入。 三）小城镇的快速发展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首先，城镇是农村乡镇企业的最佳聚集地，这既可以解决“村村点火、 户户冒烟”、侵占耕地、污染环境等问题，又可以资源、环保、规模 效益、公共设施等综合优化理想效果，同时小城镇也是未来变动升级 为小城市乃至中大城市的前提。从农业现代化内涵看，小城镇为农业 环境现代化提供了空间环境，而空间环境是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和文 化环境的依托和载体，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其次，从农业产业 方面看，小城镇发展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了必要条件，小城镇发展引导 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迁移并逐步实 现“农转非”，这样可以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动和土地集中化、经 营的规模化、管理科学化，从而为农业产业化提供条件；第三，小城 镇发展为农民现代化，即农民知识化、智能化提供了现实条件和可能， 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居住环境、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文化、卫生、 餐饮、娱乐、信息、保险等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为进入小城镇 的农民知识化提供各种方便条件，另一方面也对农民实现非农化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这将促使农民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改变 及文化素质的提高，加快自身现代化步伐。 二、在协调城乡发展中小城镇建设和管理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城镇建设迅猛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小城镇的建设和管理也存在着十分突 出的问题，集中体现在： 一）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可能导致“准城市化”现象泛 滥，不利于彻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虽然 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城乡二元结构，但不利于彻底改变城乡分割的局 面，因为这种城市化模式本身隐含着鼓励农民进小城镇，限制农民进 大城市的思想，是一种在补彻底理论指导下形成的不彻底政策。其实 践结果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结构演变成“农村——小城镇——大城市” 这种三元结构，使不分小城镇既不像城市、又不像农村；生活在小城 镇的居民既不像市民、又区别于农民，从而使人们担心的“准城市化” 现象泛滥。 二） 整体规划不强，布局不合理。规划在先，建设发展在后， 作为一定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中心的小城镇，必须用成熟 的思想指导其建设，以保证小城镇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但长期以来， 我国小城镇建设缺乏总体规划，存有不同程度的盲目性，造成城镇布 局不合理。究其原因，主要有：上级政府缺乏正确的指导和科学的管 理；城镇干部大多来自农村基层，对城镇建设的不是很熟悉；城镇干 部更换频繁，由此带来的短期行为使规划执行丧失了连续性，一方面 使得小城镇数量盲目扩张，布局分散，乡乡有镇，另一方面又使得小 城镇规模过小，难以形成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 三）基础设施不完善，功能不健全。小城镇建设是一项系统 工程，水、电、路、公厕、绿化、农贸市场、学校、扽公共基础设施 必须配套建设，而各种配套性设施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由于资 金紧缺，许多小城镇的基础设施长期得不到改善，很多小城镇以马路 作市场，人车拥挤阻塞严重；有的小城镇尚未安装自来水，人们吃水 难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些小城镇电力不足，供应不正常，不能 满足乡镇企业和居民的用电需要；小城镇普遍缺少文化、娱乐、社交 场所；还有不少小城镇缺少公共厕所，垃圾堆放场，乱扔垃圾现象比 较普遍。 四）以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不利于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并 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是土地资源短缺的国家，因而节 约土地应该成为城市化道路选择的基本前提。而点多面广的小城镇往 往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土地的低效率利用，据有的学者估算，这种城 市化道路比起正常的城市化道路要付出8 倍多的土地代价，乡镇企业 职工人均用地比城市职工多 3 倍以上 。从另一方面看，乡镇企业污 染严重，且治理能力远不及城市中企业，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 五）管理混乱，改革滞后。乡镇党委、政府的领导与现行条条 块块的管理关系难以理顺，使之在调控引导过程中受到多方挚肘。镇 政府对税务、工商、信用社、交通、土管所、城建所、供销社、供电 所、派出所、司法所、农口七站等主要部门没有管辖权，只有“义务 “，因而不能形成集中统一领导。如在土地管理使用方面，体制不顺， 思想不解放，对本行政区域外需要用地者有种种限制，将外地人才、 资金、技术等拒之门外，制约了土地等许多因素的合理组合。 三、国外小城镇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借鉴 。一）美国的小城镇建设和管理经验。1)重视规划的作用，美 国小城镇规划有四条基本原则：一是后现尽可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 二是充分尊重和发扬当地的生活传统，三是最大限度地绿化和美化环 境；四是塑造城镇不同地特点和培育有个性地城镇。同时还要根据建 设需要编制详规。2)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美国小城镇建设资金由联邦 政府、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共同承担，联邦政府负责投资建设连接城镇 间地高速公路，小城镇的供水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等是由州 和小城镇政府负责筹资建设，开发商负责小城镇内社区内的、水电、 通讯等生活配套设施的建设资金。3)重视环境建设，在美国，环境建 设是城镇建设的主要之一，给小城镇提供了一个可持续的环境。4) 重视城镇特色，追求个性，重视城镇特色是美国城镇建设的特点之一， 无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不同面貌和特色的小城镇，那种千城一面、 万镇雷同的现象是见不到的。5)重视建设管理，所谓“三分建设，七 分管理“，一个好的城镇更需要好的管理。美国的城市建设管理经验 主要有两点：一是拥有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依法办事，违法必 究的管理作风。 二）德国的村镇建设经验。德国的村镇建设经验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一是政府高度重视村镇改造和建设，颁布了一系列保护农业 用地、保护农产品价格的法规，加强管理机构、管理队伍的建设、完 善村镇建设的投资机制，加大政府的支持力度，形成了比较均衡的城 镇结构体系；二是优先考虑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为改造 村镇的居住环境，提高村镇居民生活的舒适度，政府十分注重基础设 施、社会服务社会设施的建设和各种公益事业的健全完善，且这些建 设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国家补贴和乡镇的税收；三是注重单体设计与整 体景观协调，德国村镇的特点是村落建设与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之所 以能够如此，主要是靠村镇改造规划和设计地调控作用，德国地村镇 建设是建筑设计在统一中寻求特色，在突出特色中满足规划的统一要 求；四是注重环境建设和保护古建筑。 三）英国的小城镇建设经验。英国小城镇建设经验集中体现在 几次规划运动中，包括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运动，新城建设运动，米尔 顿·凯恩斯城建设、中心村的建设等，集中体现了规划在小城镇建设 发展中的作用。 纵观各国小城镇建设发展的历程，虽然和做法各具特色，但都 具有以下几点共同之处：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重视规划的权威性和 按规划实施建设；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服务设施建设；重视人文 环境的继承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四、加强小城镇建设与管理，协调城乡发展的对策。 作为协调城乡发展的战略选择，中国的小城镇建设既具有世界小 城镇建设和管理的一般特点，同时又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所以我们 可以在借鉴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小城镇建设和管理的经验，并结合我国 的实际，寻求加强中国小城镇建设与管理的对策，以促进呈现协调发 展。 一）规划，合理布局是基本前提。要遵循城镇化发展，按照 统一规划、合理布局的要求，抓紧编制统一协调的小城镇发展规划， 并将其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城镇规划必须突出科学性， 要按照小城镇建设的发展规律办事，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打 破原有陷阵行政区划的限制，在布局上确定好小城镇的性质、功能和 基础设施规模，注重实效，使小城镇成为联结农村与城市的纽带和桥 梁。小城镇建设规划必须面向“三农”，坚持把“农村化、农村化、 农村城镇化、城乡一体化”作为发展目标，统一规划，适度超前。建 立完善的规划编制与实施以及监督反馈的管理制度，保证规划的有序 进行。同时，小城镇建设规划还需突出重点，注重特色，反对遍地开 花、平衡推进的做法。 二）增强小城镇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最终目的。可持续发展是 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立足当前，放眼长远，小城镇建设必须坚 持以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为中心，正确处理好人口增长、经济社会发 展、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大力实施“蓝天、碧水、 绿地”和“美化、净化、亮化”工程，坚决淘汰和关闭严重浪费资源 和污染环境的，通过合理布局规划，协调新城和旧城的关系，保护古 建筑，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现代建筑，创造优美、和谐、舒适的 城镇环境。 三）深化小城镇综合配套改革是重要内容。加强小城镇建设 必须深化改革，进行体制创新。首先，要全面落实小城镇户籍制度改 革，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确保城乡居民享有同等待遇，积极为城乡人 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创造有力条件，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次，要 创新小城镇建设资金筹集的渠道和机制，摆脱对财政的依赖思想，运 用城市经营理念，盘活城市公共资产，走资本运营的路子，在城镇土 地转化和升值、房地产增值中筹集建设资金，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加快城镇公用事业、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培育资本市场，最广泛地吸 引社会投资，理顺财政关系，完善小城镇地财政管理体制，从制度上 保证小城镇建设的稳定的资金来源。 四）努力提高小城镇管理水平是根本保证。美国小城镇的发展经 验告诉我们，城镇“三分在建，七分在管”。而我国小城镇发展的现 状却是很多城镇“重建轻管”，“有硬件，无软件”。因此，抓好小城 镇建设的同时，必须提高小城镇的管理水平。
建议两个题目：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研究、中小企业发展与融资问题研究。这些题目不涉及我国市场体系问题，因为要涉及民进国退，必然涉及体制问题，资料难掌握，表述不容易。也不涉及财税金融等具体内容，不能深入其中而没有新意，专业表达也困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行为研究应该是热点，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资料题材多，容易入手；中小企业发展与融资问题是个伪命题，其实，良性发展的中小企业并不存在融资问题，风险显现的企业不可能有畅通的融资渠道，属于影子银行的服务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