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妇好-妹喜;妲己-娥黄|褒姒-太姒.西施-姜嫄|王昭君-吕雉、栗姬|貂婵,蔡文姬-吴国太,洛甄,甘夫人、糜夫人|飞燕、合德——长孙皇后——孙二娘—郑氏苏夫人
女性形象论文提纲
女性形象是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中女性的人物形象。那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又该如何探究呢?
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着名英国女作家、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驱。伍尔夫立足于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从女性写作传统、女性写作条件、女性形象、双性同体等方面阐述了女性与写作的关系。她强调经济独立对女性写作的重要性;主张女性建立自己的写作传统;鼓励女性大胆地拿起笔进行创作,摆脱男性作家塑造的不实的女性形象;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前提下提倡双性同体的创作模式。本文试图梳理和分析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和理论,证明其思想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中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主要介绍了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述评。
第二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首先,从小特殊的家庭教育使伍尔夫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功底,父权制和家长制的倾轧让女性主义思想在她体内生根发芽。其次,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对伍尔夫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里她养成了最敏锐的审美观,产生了对道德教养的怀疑,培养了作家的社会使命。再次,伍尔夫所在时代的女性解放运动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生长土壤。
第三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与写作的思考。伍尔夫认识到父权文化对女性历史的遮蔽,于是致力于重新发现女性写作的传统,她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关注女性的现实生活,描述女性作品的独特性,书写女性文学史,进而建立女性文化。
第四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伍尔夫清醒地看到父权制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他们创造了一系列不实的女性形象。所以她在个人创作实践上不断打破旧有的创作传统,始终将抵制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贯穿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提倡杀死“家中天使”,描写真实的女性形象,肯定书写女性体验的做法。她的这些做法无疑是对男权社会写作模式的一种有力的颠覆。
第五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两性关系的表达。她对父权社会传统的两性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审视和批驳,主张抛弃狭隘的性别主义偏见,呼吁两性间进行和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并且进一步提出一种解构性别二元对立的良性策略--“双性同体”.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创作进行总体评价,在基本肯定中也指出了其缺陷。并且通过对后来女性主义历史进行梳理,说明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一间自己的房间”,“双性同体”
ABSTRACT
Virginia Woolf , famous British female writer and literary theorist, stream-of-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was honored as the forerunner of 20th centuryfeminism. Woolf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real life, expounds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wri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women's writing tradition,women's writing condition, women's image, “androgyny”and other stressed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for women's women toestablish their own writing tradition. To encourage women to writing. Get rid of thefemale images of the male writers. Under the premise of recognizing gender differences,Woolf advocate androgyn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Woolf's feministideas and theories, prov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thought in thehistory of feminis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aper,mainly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VirginiaWoolf's feministthough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view.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First of all, the special family education bring her some literary skills, patriarchal familylet feminist ideas take rood in her body. Secondly, effects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ofWoolf also can not be ignored. Aga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provided abase for her feminist thought.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VirginiaWoolf 's thinking on women and writing. Woolfrecognizes the shadow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on women's history, she devoted todiscover the tradition of female writing.
The fourth part introduces the female image under Woolf's creation. Woolf clearlysaw the control of the whole social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ycreated a series of false images of women. She constantly break the old tradition ofwriting in the personal creation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killing of the angel in the house.
This is a subversion to the writing of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fifth part describes the expression of VirginiaWoolf on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gender. She refute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gender. She appeal tocommunication between woman and man. And put forward the “androgyny”.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t is a summarized evaluation of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By combing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this paperproved the transcendence of Woolf Virginia's feminist thought.
Key words: VirginiaWoolf , feminist thought, “a room of one's own”, “androgyny”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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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绪论
一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
(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感染
(三)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二 对女性与写作的的思考
(一)追寻女性写作传统
(二)探寻女性写作条件
1.物质基础:一间房间的隐喻
2.空间基础:生活空间的狭小
3.文化基础:话语权的缺失
三 对女性形象的书写
(一)杀死“家中天使”
(二)独立自主的女性
四 对两性关系的表达
(一)对传统化两性对立的反思
(二)对理想化双性同体的创造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呵呵,大家说的都是武侠小说啊……我说一个:十三妹,《侠女十三妹》,也就是《儿女英雄传》不过,我特讨厌这部小说……
《汤姆叔叔的小屋》,美国抗战女作家:哈利特·比彻·斯托夫人的出名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不用那么慌张的,开题报告答辩就是说一下自己选题的目的、总结下前人的研究综述、选题的价值就可以了。 《汤姆叔叔的小屋》是美国重要的废奴小说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其中黑奴遭受的虐待惨不忍睹,除此之外,斯托夫人还刻画了另一个弱势群体白人妇女,她们和黑人妇女一样都是父权压迫的受害者。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中的四位典型白人女性形象,揭示了她们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及其面对奴隶制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关于鲁迅小说之女性形象的研究主要观点有:她们是弱势群体但又初步具备觉醒与挣脱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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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鲁迅小说女性形象这个论文题目是为了给当代的女性及社会提供一个变得更好的思考标的物
我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塑造了一系列鲜明动人的美丽而又薄命的女性形象:诸如冰雪聪明的黛玉,八面玲珑的宝钗、豪放潇洒的湘云、敏捷干练的探春、泼辣狠毒的凤姐,还有刚烈的鸳鸯、俊巧的平儿、纯情的紫鹃、犀利的晴雯。一个个莫不刻画入微,恰如其分,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在此我重点论述一下黛玉和宝钗的人物艺术形象。首先,多愁善感、好哭、爱使小性儿,是《红楼梦》中林黛玉这个艺术形象的最为突出的特征。但仅此,是不能引起读者的美感的。即便有,也是一种畸形的病态美。然而在人们心目中,林黛玉的确又是美的,人们不能不感到在林黛玉的思想、性格中,确实蕴藏着一种别样的、更为深沉的、也更为本质的、超越时代的美。正如白盾先生在《红楼梦》中所分析那样,在大观园里,黛玉同宝钗的八面玲珑、面面周到不同,她是孤高自许,目下无尘,爱恼就恼,爱说就说,我行我素,一往纯真,毫无矫饰。即便在贾母、王夫人前也从不说一句言不由衷、阿谀奉承的话。如果说,宝钗令人不舒服的一点就是处处“做面子”、“徇人情”的“伪”的话,那么,黛玉个性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从不“做面子”、“徇人情”的“真”。用现在流行的话说,宝钗可以说是最精通“关系学”,她善于收敛自己的情感,应付各种关系;而黛玉却一窍不通,还不屑于去学,表现出率真、任性的态度。在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历来是“馋人高张、贞士无名”。脂砚斋也曾感叹“世人原宜假不宜真也。谚云:一日卖了三个假,三日卖不出一个真。信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林黛玉性格上一往纯真的“真”,尤为可贵。评者说她是“善刚”、“率直”、“任性”、是“绝尘埃”,是“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因此,“真”是林黛玉性格美的第一个特征。再者,黛玉不慕名利,不追求时尚的虚荣,是宝玉身边的女子中唯一不劝他读“时文八股”,走“仕途经济”道路的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她竟对“仕途经济”不感兴趣,这是需要莫大的思想勇气的,这同样是她性格纯真的一种表现。她强烈而执著地追求纯真的爱情,感情的真挚和态度的坚定,超越了同时代的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深情是女性的最大美德之一。因此,和率真相联系的不带任何杂质的深情,是林黛玉性格美的第二个特征。另外,便是她那堪和文姬比美的赋秉颖异、才华横溢的诗才。她的《葬花词》,将花拟人,又将人拟花,达到人花交融、人花合一的纯美、纯诗的境界。正是这些地方,显出了她的思想美和心灵美,构成了她那“冰雪砌来露为魂”的“如兰”的“气质”,“如仙”的“才华”。诗是美的升华,美是诗的结晶。只有高尚、温柔的心灵,才能吸取美,才能写出美的诗篇。所以,林黛玉形象的“美”的实质就是“真”,是来自那秀丽的外形、率真的个性、坚贞的爱情和优异的诗才及颖慧的赋秉相联系的言词锋利、吐属不凡。如果说,在林黛玉的思想、性格中,确实蕴藏着一种别样的、更为深沉的、也更为本质的,乃至今天的读者仍然能够欣赏的一种美的话,那么,在薛宝钗的身上,就应该也存在着一种超越时代的、至今仍为人们所接受的一种美。因为薛宝钗是封建社会士大夫心目中标准的“淑女”形象,但实际上薛宝钗的典型性还不仅仅局限于此,还有着更深层次的一种东西。在那尔虞我诈、明争暗斗的大观园里,薛宝钗“罕言寡语、装愚守拙”,对那种种矛盾、层层纠葛,也总是抱着一种可介入又不介入的态度。可介入,保持着一种弯弓欲发的有利形势;可介入而又不介入,又给人一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感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争。”在她参与的一切场合里,她都严格地掌握了这样的原则和分寸。如果说,黛玉报人以真,凤姐御下以威,宝钗则挟“德”与“术”令人归化。所以,在那明争暗斗、风波迭起的大观园里,进退裕如,获得了贾府上下的一致称颂,整个大观园无不在其“笼络”之中。这里,薛宝钗的形象已越出了一般封建“淑女”的极限,显出了一种大伪若真、大巧若拙。从思想特征而言,这已经不是纯粹的儒家思想所能囿限的,其待人接物的诸多行为,更合乎道家那种“以退为进”的阴柔之道。正像白盾先生所指出的,在这外表温婉多才的封建“淑女”身上所能够有的极深的思想修养和那个时代的人们心目中的最高的“美德”,是中国封建道德、封建文化的最高结晶,也是最理想的性格。她既有“处则为真儒”的涵养,又有着“出则为王佐”的才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薛宝钗的形象反射出了传统的“三教合一”的折光,是儒家理念和道家权术的最完美结合。所以,脂砚斋称她是“大贤大德”;小说中也称她为“山中高士”。直到今天,仍有人赞美她是“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古贤”,其“志行的高洁、人格的完美”,像“白雪的纯洁,美玉的坚贞,幽兰的静穆”般的有“高贵气质”的“完人”。 薛宝钗那高度的文化教养、温柔敦厚、典雅大方的风度,乃至藏而未露的“经世之才”都成为后人所欣赏的美的典范。
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本文尝试描述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三个基本特征,由此对金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男多女、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展开分析,并探求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揭示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没有真正获得独立人格这一事实的缘由。最后就新派武侠小说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困境进行初步思考。 金庸的十二部长篇、两部中部、一部短篇小说,除短篇《越女剑》和中篇《白马啸西风》外,主人公全部是男性,女性形象的数量、深度、厚度都远远不及男性形象。然而金庸仍然创造出了一系列呼之欲出、各具神韵的女性形象,这就为本文提供了合适的分析对象。 和其它文学种类相比,武侠小说是典型的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在近年来越来越深入扎实的金庸小说研究中,探讨两性关系、爱情、女性的文章不多。最有收获的是三方面:一是探讨侠义进取精神和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民族精神的重塑;二是反思正统文学史对金庸和武侠小说的偏见,进而就“雅俗之辨”进行思考;三是归纳和评价金庸小说的艺术特色和创作手法。 第一方面的研究收获最丰。陈墨在《金庸小说与汉民族的文化批判》巧妙地指出金庸,“往往不自觉地褒扬少数民族,贬抑中原汉人”,从早期“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中跳出来”,批判汉族文化中虚伪、柔弱的方面。严家炎的《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指出,和传统武侠小说相比,其现代精神表现在否认“快意恩仇”、滥杀无辜;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用平等开放的态度处理民族问题;放弃正邪两分观念,“以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考察各派斗争”;人生观兼顾“社会责任与个性自由”;特别可贵的是“潜藏独立批判意识”,尤推《笑傲江湖》和《鹿鼎记》。冷成金认为金庸小说“以充沛的现代意识为主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和阐扬”,“暗合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祈盼”。与此相似,周宁发现众多男主人公的父亲“缺失”,他们的“身世之谜是民族命运的象征”,而“武侠小说创作和阅读使华人在幻想中完成文化认同式”。严伟英详细梳理了《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顺时间考察金庸的生活经历与思想感情变化,推测写《侠客行》前金庸经历了骨肉惨剧,而李敖在《我的自白书》中提到金庸曾夭折一子,大恸——笔者佩服严伟英敏锐。 第二类题目有林焕平的《关于文坛重排座次问题》、孔庆东《金庸小说的文化品味》、刘炳泽《金庸的末班车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陈墨的《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总的来说,金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正在得到越来越明确的肯定,传统的“学院研究”对金庸和整个通俗文学采取了越来越开放、理智的态度。 第三类题目数量较少,宗源把金庸与英国间谍侦探小说家勒卡雷进行比较,侧重艺术手法,认为二者都达到了“雅俗共赏”的高境界。《浅谈金庸古龙的创作方法和风格》侧重求二者之同,没有指出二人各自的特点。严家炎从金庸小说为什么吸引人切入,总结其情节上的继承、借鉴与创新。冯其庸借《论〈书剑恩仇录〉》,指出金庸小说的风格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现实主义基础上的浪漫主义精神,大写意的手法,重在塑造人物的精神气质。”作为红学专家、著名学者,冯先生著文本身就是对金庸小说的褒扬,证明学术界对金庸小说的接纳与肯定——当然,仍有不同意见,但不改变总的态度。 特别突出的是陈墨的金庸研究系列著作,《金庸赏评》、《金庸小说赏析》、《金庸小说之谜》、《金庸小说人话》、《金庸小说艺术论》和《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共近200万字的书稿”。此外金庸的散文和评论亦散见各处,如《韦小宝这家伙》,深入浅出论述了韦小宝和中国人的性格,《金庸论侠》是他在北大回答学生提问的记录。金庸一手写小说一手写政论,想来他的政论在大陆出版应该不会遥远,这将成为金庸小说研究的重要材料。 和本文一样专门论述女性形象、两性关系的专题文章甚少,主要散见于第一类论述“小说——文化”的文章之中。陈墨在《金庸小说中的爱情观》里指出,金庸笔下爱情的特点是“广泛性多样性”和“深刻性独创性”,写出了“爱与人性、命运、道德、伦理”的关系。古代的郭靖、杨过和张无忌的形象中,实际上注入了现代意识。他举陈家洛、石清不敢爱“女强人”的故事为例,指出金庸揭穿了“男人强大的神话”,“写出了某种真相”。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则是“一种很有代表性的男女关系的文化景观”。 严伟英紧密结合作品指出《神雕侠侣》的爱情描写表明当时金庸的“写作思想处于重要转折阶段”。师徒相恋、女方失身两个关键情节的设计有很强的叛逆倾向。胡一刀夫人的形象标志着1959年其“言情创作步入成熟”。严伟英独具慧眼地指出,在古代男人多妻,实际生活中丐帮帮主完全可能嫖妓,婚姻常常有金钱考虑等等,而金庸一概抹去这些“世俗特征,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孔庆东指出“金庸写情不逊于任何人,广度、深度、力度均为大师级,是言情又超言情”。冯其庸一针见血地批判陈家洛献出香香公主“既无情又无义”,“表面上是陈家洛自己作出了牺牲,实际上是污辱了喀丝丽”,对才智武功兼备的美人霍青桐一掬同情泪。 本文试图在考察上述论述的基础上对金庸小说的女性形象做相对集中全面的分析,分析对象以十二部篇的女主人公为主,她们是:《书剑恩仇录》——霍青桐、喀丝丽;《碧血剑》——夏青青;《射雕英雄传》——黄蓉;《神雕侠侣》——小龙女;《雪山飞狐》——-苗若兰;《飞狐外传》——袁紫衣、程灵素;《倚天屠龙记》——赵敏、周芷若;《连城诀》——戚芳、水笙、凌霜华;《天龙八部》——阿朱、王语嫣;《侠客行》——阿绣;《笑傲江湖》——任盈盈、岳灵珊;《鹿鼎记》例外,七个女子都不能算女主人公。 金庸赋与这些人物青春、美貌、聪敏和善良,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共同特征,真正的特征必须是人物的灵魂精髓和人格核心,是全书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性格基础”,渗透在人物的一切言行中,而且对全书思想寓义的最终形成不可或缺。按此标准,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具有如下特征:她们是“爱情动物”,有“仙化”倾向,以她们清纯的性情反衬男性世界的污浊。 爱情动物:“爱情动物”可以概括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最核心特点。 不但上述十余人,包括书中的大小配角,几乎无一例外。她们在书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功能是作为男主人公的追求者、追求对象、恋人或妻子。金庸笔下的母亲形象少而单薄。男主人公的母亲里,着墨最多的是张无忌之母殷素素。《倚天屠龙记》里前十回她实际上担任了女一号的任务,但她在书中主要是“张翠山的恋人、妻子”,而非“张无忌的母亲”。 她在张翠山自刎后毫不迟疑地殉情,当时张无忌只有十岁。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胡夫人,她殉情时胡斐尚在襁褓之中。刀白凤并没有为独子段誉选择生存。 这些“母亲”在男女爱情和母子亲情间倾向于前者,更加弱化了她们的“母亲”角色。《侠客行》后记中金庸称这部书中“我所想写的,主要是石清夫妇爱怜儿子的感情。”但闵柔是否石破天之母不能完全断定,即使假定是,金庸对其母子之情的描写仍然很单纯,没有写出深厚的层次感来。 女性在小说可能担任的两种最常见角色其中的一种淡化得近于无,使得她们在爱情中的表现更加突出。离开爱情故事的框架,她们的美丽与善良无人能赏;她们的勇敢与多情也将失去“用武之地”;她们的才艺点缀在自己的爱情里,更点缀在书中。尤其是她们的去留行止紧紧追随意中人,并且常常是女性主动相随,这在古代的真实生活中不能发生,却在金庸小说中多次出现:《书剑恩仇录》中总兵千金李沅芷“霍霍青霜万里行”,仗剑追赶余鱼同;《射雕英雄传》里穆念慈一路偷偷追随杨康,只为在窗外偷偷看他一会儿;《天龙八部》里王语嫣这个标准闺秀竟跟着慕容复万里远赴西夏,钟灵离家寻找段誉竟至脸上微有风霜之色;《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多次尾随张无忌,关键时刻就冒出来;《笑傲江湖》里仪琳和父亲不戒和尚下恒山上华山找令狐冲,而圣姑任盈盈以未嫁之身背一个青年男子到少林寺治伤,在中国古代简直匪夷所思。 为什么这种历史上乃至当代都有罕有的情形在武侠小说中并不让人感受到突兀和虚假? 诚如华罗庚所言,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武林(江湖)这一特定的、虚构的世界,固然非古代社会所能比,甚至也比当代社会自由。在这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作者和读者达成默契,对许多社会规范和现实限制忽略不计。然而言行自由度的超现实不等于人物性格和知、情、意的超现实。“霍霍青霜万里行”令人信服,不仅因为李余二人身在江湖,更由于它符合人性的真实。在古代里可以找到许多女子愿意随恋人、丈夫远行而不得的例子。李白的《长相思》:“天长地远魂飞苦,梦魂不到关山难。”杜甫的《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仓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正是有这种深沉热烈的感情做基础,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种种惊世骇俗追求爱情的言行,虽然违背历史的真实,却达到了人性的真实。 金庸笔下的男性形象不乏有情人,他们同样为爱情付出真诚和执着。 郭靖专一、杨过不羁于世俗只求真情实现、丁典的执着、段誉在爱情中的痴迷与无私……丝毫不比女性在爱情中的表现逊色。但男性形象在爱情之外还蕴含着国家政治、民族关系、社会规范与个性自由、理想人格、人生价值等等多层次、多方面的角色功能。女性形象显然远不如男性形象内容丰富。她们的整个身心投入爱情之中,她们的命运系于爱情中,她们的形象在爱情和婚姻中完成。如果可以粗略地把一个人物的结局归入“悲剧”或“喜剧”,那么女性形象不必考虑是否有事业、国家、人生等其它层面,她们只有爱情,两情相悦、得成佳偶便是“喜剧”,相思无望、遇人不淑便是“悲剧”。男性形象显然远不止此。《射雕英雄传》结尾:“两人一路上但见白骨散处长草之间,不由得感慨不己,心想二人鸳盟虽谐,可称无憾,但世人苦难方深,不知何日方得太平。”对国家命运的担心主要来自郭靖,而非黄蓉。《倚天屠龙记》结尾时,张无忌事业的失落、人格的大缺憾、他关心的百姓命运,一系列问题都没有答案,心满意足的只能是赵敏而非张无忌,更不是读者。所以,同是有情人,同在为情苦,女性形象的核心特征是“爱情动物”,男性形象则不是。 与善良纯情的女主人公们不同的是另一类型的女性:怨妇。《神雕侠侣》中的李莫愁,《侠客行》中的梅芳姑,《天龙八部》中的叶二娘、秦红棉、王夫人、康敏,《笑傲江湖》中仪琳之母哑婆婆。爱情的失败使她们变得乖戾、暴躁、自私,甚至狠毒。表面上的强悍独立,恰恰源于一种深刻的依赖心理和狭隘的人生境界。她们认为应该供自己依赖、欣赏自己、照顾自己的男性让自己失望了,所以她们有权不负责任、报复社会。菟丝草依附大树未遂,便变成了毒藤,终其一生也没能长成一棵树。 纵观金庸小说主要女性形象,唯一一个不能归入以上两类的例外,是《笑傲江湖》中的恒山派掌门人定闲师太。这位是得道高尼,胸怀宽广、勘破生死,坚持正义而又不拘泥礼俗,临死前将掌门人之位传给当时“声名狼藉”的令狐冲。这一惊世赅俗的选择意味着定闲师太超越了三重观念:一是门户之见——令狐冲不是恒山派弟子;二是正邪之分——令狐冲早已走上“邪路”;三是男女之别——让这个青年男子领导和管理一群尼姑。更难得的是做出这一选择时她是那么从容、自然,既无疑虑,也不自得。同为“反封建礼教先行者”,和杨过之“狂”、黄药师之“邪”相比,定闲师太无视礼教而不以为意,俯视人生而不以为傲,境界更高。囿于史实,金庸未能给定闲师太更高的声望和地位,但她的精神光辉完全不逊于《天龙八部》里的灰衣僧和《倚天屠龙记》里的张三丰。这一女性形象是罕有的不以爱情为生命的特例,她代表的人生境界和哲理寓意超越了日常生活层面,已经极少性别色彩。 仙化:金庸笔下女性形象的第二特点是“仙化”。 黑格尔认为:“爱情在女子身上特别显得最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为爱情。”和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相适应,金庸笔下的女子普遍美丽、健康、善良、纯洁,在刀光剑影、血腥权诈之中读来,更觉清新爽目。实际生活中女性的小器、自私、虚荣、乖戾,金庸很少写到。略有一点放到年轻女子身上,也都在可谅、可解、可怜甚至可爱的范围之内。黄蓉的小器刁蛮使人觉得是出于对郭靖的深爱;温青青吃醋吃得有些过头,但她因为自己是私生女一定很自卑,也可以理解;小龙女愿意帮蒙古人,因为他们赞成自己和杨过的婚事,有些人觉得是“不识大体”,有些人却恰恰爱她“不食人间烟火”;戚芳意志不坚,没能一直忠于对狄云的爱情,但她一生善良、命运不幸,让人叹她怜她不忍责怪她。 在对女性形象普遍进行“净化”之外,金庸营造了一系列情景交融的“美人出场”意境。每逢写到这里,文字如词赋般文雅典丽。 黄蓉第一次以女儿身出场是在梅林边的湖上,四周冰雪莹然。《天龙八部》里钟灵、木婉清、阿碧、阿朱、王语嫣,更是“美”不胜收。阿碧出场,紧接在鸠智摩和段誉的性命相博之后,气氛为之一缓。阿碧浑身上下散发着吴越文化的气息,人品与方言、山水、民俗高度浓缩在阿碧出场的这一段文字里。没有对家乡文化的深彻了解和深切眷恋,阿碧的出场不会这么精彩。《倚天屠龙记》里赵敏出场神秘而幻丽,旅途之中突然把男主人邀到秀丽的园林中喝酒。金庸此处写赵敏重在写神韵,她身上各种气质混杂,每一种气质都预示看这个人物形象的一个侧面。 仙化倾向最集中的表现在两部书的女主人公形象上。她们几乎被塑造成仙女,具有绝俗的美貌和风姿、内心纯洁天真、不知世事,心地和身上的衣服一样洁白无瑕。一是《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一是《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 香香公主的美被金庸用浪漫手法大加渲染,“那少女的至美之中,似乎蕴含着一股极大的力量,教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香香公主的眼泪能让清军士兵愧疚自杀,让残忍鸷刻的清朝统帅兆惠“心肠竟也软了”。她的美被赋与了净化灵魂的力量,近于仙子。 香香公主的美来自她极端的纯真、善良,小龙女的美则来自她极端的冲虚、宁静。香香公主更多现实生活的气息,她有亲情关系,有政治立场,深刻地卷入了全书主要矛盾,即反清复明的红花会与清政府的矛盾。小龙女这一形象则显然是受《庄子》启发而创造出来的。“藐射姑之山,有神人居焉”。她没有亲人,与古墓外的世界没有任何利害关系和感情联系。她唯一“有所求”的,是与杨过的爱情。正因为没有其它任何东西可为之分心,她的爱情特别强烈执着。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会如此“仙化”?首先,武侠小说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男性,而且是通俗作品。与高雅文学相对,通俗文学主要是追求普遍性而非精英气质,追求阅读中的认同感受而非独特的个人体验,追求对现存文化的认同而非对现有文化的反思(当然,金庸小说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雅俗共赏进而溶解“雅俗之分”的境界。不过在“仙化”女性形象这一现象上,金庸更多地倾向于通俗)。不论男性读者的文化层次、生活经历、气质性格如何千差万别,对异性美的欣赏和向往却不会相差太多。美丽的女性形象为书中的主人公,更为读者,在紧张的生活和巨大的“事业压力”之外提供了使他们愉悦、放松的审美对象。金庸采取通俗的姿态把女人美化,但不堕入庸俗。写女性和情爱时绝不涉及色情,即使在香香公主裸浴、小龙女被奸污这样“有机可乘”的情节上,作家的分寸拿捏得仍然很准。这与金庸的家世和修养关系很深。海宁查家在清代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两翰林”,进入本世纪,海宁查家仍然俊彦辈出。文学上有诗人、翻译家查良铮(穆旦),小说家、政论家查良镛(金庸),音乐上有歌唱家蒋英(钱学森的夫人、金庸的表姐),政界有查济民先生。金庸的作品是传统文化中诞生的奇迹,他本人亦是几百年传统家学熏陶出的“宁馨儿”。 和金庸恰恰相反,古龙把中华传统文化中和现代西方观念中女性观的糟粕“兼容并包”,他笔下的女性风尘气重,他精心渲染的“林仙儿”恰恰毫无仙气。严伟英《辉煌掩不住的阴暗》对古龙小说两性观念的“恶俗”剖析得针针见血,不用我再废话。 金庸“仙化”女性的第二层原因是他在女性形象身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寄托着他对理想人性、对“人应该过什么样一种生活”的憧憬和设想。香香公主是生长于大漠的回族少女,小龙女是古墓里长大的孤儿。她们与现实生活、与汉族文化、与俗世中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隔绝,保存着一片纯洁心田。这正折射出作者对自己所处的文化深刻的批判,对男性处境地的无可奈何——书中的男性很难摆脱两种选择:或失其本心成为“坏蛋”,或坚持真心成为“倒霉的好人”。 为什么金庸小说中没有仙化的男性形象?为什么金庸关于理想生存状况的设想没有寄托在着墨更多的男主人公身上? 男性主人公中人格高尚健全的不乏其人,但他们都很坎坷、艰难,甚至极为不幸。实际上仙化女性恰恰表明小说作者没能更深入地了解和剖析女性。金庸对男性的人格、男性的成长、男性在社会中的处境、男性的内心世界,显然远远比对女性把握得更准,体会得更透,思考得更多。这很自然,每个个体了解人类的心灵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体察自已的心灵。作家笔下的每一种情感和情境,都是他在心中经历过的。我们永远不会说出自已从未想过的言语。 小说史上一号主人公与小说家几乎总是同性别的,佳作更罕有例外。 因为不了解,所以才有幻想的空白。古今中外男性作家创造“完美的女性”,很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能像了解男性一样彻底地了解女性。神秘和无知成正比。他们总倾向于塑造女性形象来寄托和代表光明、爱、和平、智慧这些“圆满”的意象,大约是他们对男性、对自已失望之余,于是以为世界上还有另一种可以开发的品种——女人。但丁的贝阿特丽采、歌德的“永恒之女性”、里尔克诗歌中潜藏的智慧沉静的女性听众,莫不如此。 反观女性作家,她们笔下女性的可笑、可鄙、可怜、可恶、可恨大多比男作家入木三分。当然女性作家也一直不断地重造人格美好的女性形象,但夏洛蒂.伯朗特的简.爱、简.奥斯汀的伊丽莎白和爱玛、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拉姆奇太太、乔治.桑的雅典娜、狄金森诗中的抒情主体,仍然是尘世凡人。她们除了明显的人格缺陷外,更和残酷纷繁的现实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她们和男性一样在挣扎、在艰难地寻求、在被压迫、在妥协,绝不是生来完美、纤尘不染。女性比男性更清醒地知道: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仙女。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香香公主魔法般的魅力在男性世界里不论回汉、长幼、正邪都所向批麾,可到骆冰、李沅芷、周绮、关明梅眼中,她的光环消失了,还原成一个极漂亮的少女而已。周绮看不惯她,为霍青桐打抱不平,关明梅本来准备杀她,她们都认为香香公主违背了道德准则。金庸或许没有明确意识到两性眼中的“仙女”何其不同,不过他忠于生活,透露出部分实情——对女性形象的仙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天然的两性吸引和男性对女性的无知。其实,男性的恶德和弱点,女性一样不少。 人性与性别没有联系,性别只不过和时代、地域、年龄、民族一样,使人性呈现出表面的多样性。仙化的女性形象很大程度上是男性欲望和幻想的投射,而不是女性本身。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ca>
内容摘要:王熙凤被称作是中国古代小说《红楼梦》塑造成功形象之一。王熙凤不但有着美丽的容貌,还有着超凡的管理才能,且心机深重、阴险歹毒,成为女性世界中一只杰出的“凤凰”。本文从王熙凤的侧面描写反映出封建贵族的罪恶本质,以及封建家族走向灭亡必然趋势的命运。 中国论文网 关键词:王熙凤 能力才干 阴险歹毒 随着社会的变化,不同时代对王熙凤的理解与评价各有差异。王熙凤的人物形象描述代表着时代性,基于经济市场下背景分析王熙凤的处事风格及人物性格。对王熙凤为人处世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因此必须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分析人物真实的性格特征,为《红楼梦》的研究提供参考。 一、容貌风华,恍若神妃 王熙凤人物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采用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方式向读者展现,“一语未了,只听到后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其装扮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作者通过直接描写人物外表,把王熙凤塑造成雍容华贵的美人,赋予了她迷人的风采,使她在众多美女的贾府突显而出。 笔者除了直接描述外,还从侧面衬托凤姐的美貌。在“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王熙凤毒设相思局”两回中,笔者一方面突出了王熙凤的心机和手段,另一方面显现出王熙凤的光彩照人。 二、伶牙俐齿,巧言善辩 王熙凤伶牙俐齿的口才也让读者印象深刻。从她开口的与众不同,“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的打量了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日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时时不忘。”从王熙凤话中,既有对林黛玉的恭维,又有对贾府众姐妹的关照,同时不忘讨好“老祖宗”,这一席话可谓“一石三鸟”。应了周瑞家那句话“十个会说的男人也说不过她呢。” “刘姥姥进荣国府”这回,王熙凤超常的巧言善辩才能及处事的应变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王熙凤对刘姥姥的来意心知肚明,刘姥姥在诉说家道艰难的时候,也不失时机地告诉刘姥姥:“不过借赖着祖父的虚名,作个穷官罢了……不过是个旧日的空架子。”王熙凤尽量的贬低自己,目的是在自身利益不损失的同时,又不至于得罪刘姥姥。简短的几句话王熙凤的表现既让刘姥姥不失颜面,又维护了自身的利益,充分展现了她异于常人的语言才能。 三、心思细腻,善于心计 在人际关系繁中复杂的家族中,处处都需要防备外人的算计,捍卫自己的地位,王熙凤可谓机关算尽。一边对“老祖宗”奉承巴结、极力讨好,一边对王夫人甜言蜜语,对周围平辈也极力拉拢关系,对待下人打压收买,对触及自身利益的人置之死地而后快。 在小月不能管家的时候,王夫人委托贾探春代为管理。当王熙凤得知探春能力后,对贾府平辈赞美了一番。从中看出她缜密的心思,平时留心观察身边每一个人,在熟知每个人弱点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对付他们。在贾琏偷娶尤二姐事上,王熙凤在得知此事后,马上讯问家童打听尤二姐住处。巧言令色的将尤二姐入贾府,指使家奴到官府去告状,借机大闹宁国府。在贾母面前假装好人,瞒贾琏,将尤二姐逼死。整个过程,将她善于心计表现的淋漓尽致。 四、做事干练,争强好胜 王熙凤自幼充当男孩子教养,行事风格与那些闺阁女子自然不同。在刘姥姥进荣国府时,听说熙凤管理贾家,就对她称赞有加。在宁国府,无人敢惹焦大,王熙凤却敢说:“还不早打发了没这王法的东西!”协助管理宁国府时,对下人说:“我可比不得你们奶奶好性儿,由着你们去,再不要说你们这府里‘原是这样的’,这如今可要依着我行,错我半点,管不得谁是有脸的,谁是没脸的,一例现清白处置!”不难看出她雷厉风行的作风。 笔者在表现雷厉风行时,也体现出她争强好胜的性格。宁国府办丧事她本可以不出面,但她极力主动请缨去宁国府帮忙。在铁槛寺,老尼求王熙凤帮退守备家的定礼,熙凤本不想管,可被老尼的话相激,便发起了兴致。从中不难感受到她喜欢卖弄的性格。 五、两面三刀,阴险歹毒 贾瑞起色心时,熙凤本就十分痛恨,却满脸微笑,还以语言相挑逗。对尤二姐的巧言令色,博取尤二姐的同情,让尤二姐“认她作是个极好的人”,跟随她进入大观园。另外,熙凤指使家奴到官府告状,大闹宁国府后,说此事只用五百两银子平复。在尤二姐面前,又以姐妹相称,背地里却叫丫鬟欺侮尤二姐,并不断咒骂二姐,使二姐最后被逼死。 为了得到三千两银子,熙凤与官府勾结使得张家女儿、守备儿子同时自尽;为了除掉情敌,又用借刀杀人将尤二姐活活逼死;因为贾瑞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便说贾瑞“起这个念头叫他不得好死”……如此对待别人的生命,让人不寒而栗。 作品中,作者一面通过对人物形象美丽、泼辣、伶俐、歹毒的描写,赞扬女性的聪明才智,呼吁提高女性地位;另一面又表现对她善于算计,心狠手辣的厌恶之极,揭露并鞭挞了封建时期的主子的罪恶本质。单从作者给王熙凤判词中,不难看出笔者对这个人物命运的深切同情。
水浒为例,说女性,我写过论文的
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应该如何分析?影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哪些作用?靳迪编导艺考公开课为您解答。
女性形象论文提纲
女性形象是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中女性的人物形象。那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又该如何探究呢?
摘要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着名英国女作家、文学理论家、意识流文学代表人物,被誉为二十世纪女性主义的先驱。伍尔夫立足于时代背景和现实生活,从女性写作传统、女性写作条件、女性形象、双性同体等方面阐述了女性与写作的关系。她强调经济独立对女性写作的重要性;主张女性建立自己的写作传统;鼓励女性大胆地拿起笔进行创作,摆脱男性作家塑造的不实的女性形象;在承认两性差异的前提下提倡双性同体的创作模式。本文试图梳理和分析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观念和理论,证明其思想在女性主义发展史中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本文的绪论,主要介绍了对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研究的意义,以及国内外的研究述评。
第二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背景。首先,从小特殊的家庭教育使伍尔夫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功底,父权制和家长制的倾轧让女性主义思想在她体内生根发芽。其次,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对伍尔夫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在这里她养成了最敏锐的审美观,产生了对道德教养的怀疑,培养了作家的社会使命。再次,伍尔夫所在时代的女性解放运动为她的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生长土壤。
第三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与写作的思考。伍尔夫认识到父权文化对女性历史的遮蔽,于是致力于重新发现女性写作的传统,她采取实证的研究方法,关注女性的现实生活,描述女性作品的独特性,书写女性文学史,进而建立女性文化。
第四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女性形象的书写。伍尔夫清醒地看到父权制对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控制,他们创造了一系列不实的女性形象。所以她在个人创作实践上不断打破旧有的创作传统,始终将抵制菲勒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贯穿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提倡杀死“家中天使”,描写真实的女性形象,肯定书写女性体验的做法。她的这些做法无疑是对男权社会写作模式的一种有力的颠覆。
第五部分介绍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两性关系的表达。她对父权社会传统的两性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了审视和批驳,主张抛弃狭隘的性别主义偏见,呼吁两性间进行和谐有效的沟通和交流,并且进一步提出一种解构性别二元对立的良性策略--“双性同体”.
最后一部分为本文的结语,主要对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性主义思想、创作进行总体评价,在基本肯定中也指出了其缺陷。并且通过对后来女性主义历史进行梳理,说明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性和超越性。
关键词: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一间自己的房间”,“双性同体”
ABSTRACT
Virginia Woolf , famous British female writer and literary theorist, stream-of-consciousness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was honored as the forerunner of 20th centuryfeminism. Woolf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and the real life, expounds the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 and writing from the aspects of women's writing tradition,women's writing condition, women's image, “androgyny”and other stressedthe importance of economic independence for women's women toestablish their own writing tradition. To encourage women to writing. Get rid of thefemale images of the male writers. Under the premise of recognizing gender differences,Woolf advocate androgyn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Woolf's feministideas and theories, prove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cendence of the thought in thehistory of feminis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The first part is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paper,mainly introduc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on VirginiaWoolf's feministthought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 review.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background of 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First of all, the special family education bring her some literary skills, patriarchal familylet feminist ideas take rood in her body. Secondly, effects of the Bloomsbury group ofWoolf also can not be ignored. Again,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provided abase for her feminist thought.
The third part introduces VirginiaWoolf 's thinking on women and writing. Woolfrecognizes the shadow of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on women's history, she devoted todiscover the tradition of female writing.
The fourth part introduces the female image under Woolf's creation. Woolf clearlysaw the control of the whole social ideology and culture of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ycreated a series of false images of women. She constantly break the old tradition ofwriting in the personal creation practice, to promote the killing of the angel in the house.
This is a subversion to the writing of Patriarchal society.
The fifth part describes the expression of VirginiaWoolf on the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gender. She refute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gender. She appeal tocommunication between woman and man. And put forward the “androgyny”.
The last part i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t is a summarized evaluation ofVirginiaWoolf 's feminist thought. By combing the history of Feminism, this paperproved the transcendence of Woolf Virginia's feminist thought.
Key words: VirginiaWoolf , feminist thought, “a room of one's own”, “androgyny”
目录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绪论
一 弗吉尼亚·伍尔夫女性主义思想的形成
(一)家庭环境的熏陶
(二)布卢姆斯伯里集团的感染
(三)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
二 对女性与写作的的思考
(一)追寻女性写作传统
(二)探寻女性写作条件
1.物质基础:一间房间的隐喻
2.空间基础:生活空间的狭小
3.文化基础:话语权的缺失
三 对女性形象的书写
(一)杀死“家中天使”
(二)独立自主的女性
四 对两性关系的表达
(一)对传统化两性对立的反思
(二)对理想化双性同体的创造
结论
参考文献
致谢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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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应该予以现代化 不过,现代化,并不是指遣辞用字的“现代化”,或夹杂俚语、粗话、“现代”或“无厘头” 的句式,而是泛指对“侠”精神推陈出新的概念里,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糅合上,文学经典与通俗读物层面的对流下,更重要的是其内容不妨对“今之侠者”加以考察、实验、试炼。“武侠”如果仅止于对古人的思慕之情,而在现代和现实全无兑现、应合、提倡、立足和寓言、警世的能力,那是“武侠”小说仅沦于“成人童话”的失败,真正武侠精神的沦亡。我们可以在传统中吸收养分,再回馈滋润这块沃土,也不妨颠覆、transgress(侵越)、重建,把这武侠文学的领域拓宽、深化和解构,铸镌它的多维性、歧义性,好像把一把好剑炼铸成自己就是一把好剑。 一向以为除了“侠之大者”,应该“为国为民”之外,今之侠者也不妨“侠之小者,为友为邻”。 没错,安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代人未必人人能掌天下大权,没有必要人人好高骛远为万世太平、为万民福祉,要人人动辄行止都要为国为民,恐怕不符实际,而且流于说就天下第一,做就无能为力。但只要能尽其本分,为自己的朋友、亲人、邻居、同事,乃至同胞、同志、同是人类,以及亲情、友情、爱情、同情做一些对得起良知的好事,那已是一个“侠者”的新定义。
提供一些汉语言文学专业外国文学方面的毕业论文选题。供参考。外国文学方向 1 、 论古希腊神话的特质及其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影响。 2、 试论荷马史诗的时代主题及其艺术成就。 3 、 论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和艺术风格。 4 、 从《俄狄浦斯王》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艺术成就。 5 、 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的悲剧艺术比较。 6、 东西方悲剧精神的比较研究。 7 、 论但丁《神曲》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8、 《巨人传》与法国文艺复兴精神。 9 、 堂吉诃德与桑丘 ? 潘沙形象研究。 10 、论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主题思想及其艺术特征。 11 、试论莎士比亚喜剧的主题思想及其艺术特征。 12 、论莎士比亚悲剧的艺术成就(四大悲剧或《哈姆莱特》)。 13 、试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男性(女性)形象。 14 、从《伪君子》看莫里哀古典主义喜剧的艺术成就。 15 、试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思想意义。 16 、论《浮士德》的思想主题及其艺术特色。 17 、论《浮士德》的人物形象及其辨证思想。 18 、论浮士德人生追求的主题意义。 19 、从《恰尔德 ? 哈洛尔德游记》看拜伦浪漫主义诗歌特色。 20 、从《巴黎圣母院》看雨果的美丑对照艺术原则。 21 、从《悲惨世界》看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22 、试论《红与黑》的艺术成就。 23 、从《高老头》看巴尔扎克对贵族的态度。 24 、论《高老头》的典型人物及其主题意义。 25 、从《高老头》看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 26 、论《人间喜剧》的思想主题与“巴尔扎克式”小说的艺术特征。 27 、从《包法利夫人》看福楼拜的小说艺术成就。 28 、论《傲慢与偏见》中的简 ? 奥斯汀的妇女观。 29 、论《简 ? 爱》的艺术成就。 30 、论《呼啸山庄》的叙事艺术和人物形象。 31 、试论狄更斯前期小说创作中的“流浪汉小说”特征。 32 、论狄更斯笔下的“小人物”形象。 33 、从《双城记》看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 34 、论普希金《叶甫盖尼 ? 奥涅金》的艺术成就。 35 、论果戈理的幽默讽刺艺术(“含泪的笑”)。 36 、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形象研究(罗亭等)。 37 、诗意的现实主义?D?D屠格涅夫小说艺术研究。 38 、从《罪与罚》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艺术特点。 39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及其艺术特征。 40 、莫泊桑短篇小说研究。 41 、从《玩偶之家》看易卜生“社会问题剧”的艺术成就。 42 、偶然性与必然性?D?D论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命运主题。 43 、传统性与现代性?D?D论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悲剧意识。 44 、性格与环境?D?D论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人物形象。 45 、从《德伯家的苔丝》看哈代小说的艺术成就。 46 、试论《战争与和平》的艺术成就。 47 、论《安娜 ? 卡列尼娜》的艺术构思及其主题意义。 48 、论安娜 ? 卡列尼娜的悲剧及其“心灵辩证法”。 49 、从《复活》的人物“复活”看“托尔斯泰主义”。 50 、论契诃夫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51 、论马克 ? 吐温的幽默讽刺艺术。 52 、论《哈克 ? 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小说成就。 53 、论高尔基早期浪漫主义创作的艺术特色。 54 、论《母亲》的思想主题和艺术成就。 55 、论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艺术成就。 56 、试论劳伦斯小说中的两性关系研究及其文化价值观。 57 、论《儿子与情人》的思想主题与艺术特色。 58 、论《虹》的三代人情爱观及其思想意义。 59 、试论海明威长篇小说中的反战主题和“迷惘的一代”人物形象。 60 、论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及其“硬汉性格”。 61 、从《老人与海》看海明威的“冰山原则”。 62 、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特征。 63 、论《荒原》的后期象征主义艺术特色。 64 、论卡夫卡小说的思想主题。 65 、试论卡夫卡短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66 、从《追忆逝水年华》看普鲁斯特的“回忆的诗学”。 67 、论《尤利西斯》的意识流小说艺术成就。 68 、试论存在主义小说、戏剧的现代哲理。 69 、试论东方文学的文明特质及其文化价值观。 70 、东方神话研究。 71 、论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的人物形象及其文化意义。 72 、论印度两大史诗的文化影响。 73 、《圣经》文学研究。 74 、试论《源氏物语》的小说成就。 75 、论《源氏物语》的女性形象及其意义。 76 、阿拉伯民间文学杰作《一千零一夜》研究。 77 、试论泰戈尔散文诗《吉檀伽利》的艺术成就。 78 、川端康成的小说美学及其艺术成就。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