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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旗图案的含义： 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三，居左；四星较小，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一，环拱于大星之右。旗杆套为白色。 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底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中国国徽图案的含义： 红色和金色融合在一起，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和庄严。国徽图案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聂耳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毛主席就说过选这首做国歌的理由：要不忘国耻，居安思危！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2004年3月14日，中国第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 国旗，国徽：五个五角星一大肆小。四个小的围绕一个大的。象征着56民族围绕一个中心《共产党》。国歌 ：象征着我国各族人民团结起来推翻三座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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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四颗小星环拱在一颗大星的右面。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表示亿万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我国的国旗的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1949年7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向全国以及海外侨胞征求国旗设计方案，一共收到2992个方案。经过反复讨论、挑选，最后选种现在使用的这个方案。他的设计者是当时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曾联松。 国旗、国歌都是祖国的象征，热爱、尊重国旗和国歌，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挂的暂行办法》，在这个办法中除规定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应该挂国旗外，还对国旗的挂法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求在国旗和其他旗帜并挂时，国旗的位置比其他旗帜高。升国旗必须到杆顶，降国旗时不得落地。在庆祝集会上升旗时，应由一人持旗，二人护旗，参加者行注目礼。国旗和国旗图案不得做工商业品的标记、装饰、广告、图案，不得做机关、团体、学校的证章、纪念章、及徽章。 中国的国徽图案内容包括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6月18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图案的说明。同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著名教授张仃、周令钊都参加这个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数白幅国徽方案，经过反复比较，并由美院的教授加工，设计成现在的国徽图案。在国徽中，天安门图案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齿轮、麦稻穗象征工人、农民阶级。国旗上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中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创作了这首歌曲，激励人民奋起抗战，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数十年来；这首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激发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上，把这首歌曲定为代国歌，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从此，《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四颗小星环拱在一颗大星的右面。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表示亿万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我国的国旗的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1949年7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向全国以及海外侨胞征求国旗设计方案，一共收到2992个方案。经过反复讨论、挑选，最后选种现在使用的这个方案。他的设计者是当时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曾联松。 国旗、国歌都是祖国的象征，热爱、尊重国旗和国歌，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挂的暂行办法》，在这个办法中除规定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应该挂国旗外，还对国旗的挂法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求在国旗和其他旗帜并挂时，国旗的位置比其他旗帜高。升国旗必须到杆顶，降国旗时不得落地。在庆祝集会上升旗时，应由一人持旗，二人护旗，参加者行注目礼。国旗和国旗图案不得做工商业品的标记、装饰、广告、图案，不得做机关、团体、学校的证章、纪念章、及徽章。 中国的国徽图案内容包括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6月18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图案的说明。同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著名教授张仃、周令钊都参加这个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数白幅国徽方案，经过反复比较，并由美院的教授加工，设计成现在的国徽图案。在国徽中，天安门图案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齿轮、麦稻穗象征工人、农民阶级。国旗上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中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创作了这首歌曲，激励人民奋起抗战，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数十年来；这首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激发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上，把这首歌曲定为代国歌，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从此，《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四颗小星环拱在一颗大星的右面。大星象征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广大人民，表示亿万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我国的国旗的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设计而成的。1949年7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向全国以及海外侨胞征求国旗设计方案，一共收到2992个方案。经过反复讨论、挑选，最后选种现在使用的这个方案。他的设计者是当时上海“现代经济通讯社”的曾联松。 国旗、国歌都是祖国的象征，热爱、尊重国旗和国歌，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现中共中央宣传部拟定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挂的暂行办法》，在这个办法中除规定什么地方什么场合应该挂国旗外，还对国旗的挂法做出了具体的规定，要求在国旗和其他旗帜并挂时，国旗的位置比其他旗帜高。升国旗必须到杆顶，降国旗时不得落地。在庆祝集会上升旗时，应由一人持旗，二人护旗，参加者行注目礼。国旗和国旗图案不得做工商业品的标记、装饰、广告、图案，不得做机关、团体、学校的证章、纪念章、及徽章。 中国的国徽图案内容包括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地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1950年6月18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图案的说明。同年9月20日，毛泽东主席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著名教授张仃、周令钊都参加这个小组，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了数白幅国徽方案，经过反复比较，并由美院的教授加工，设计成现在的国徽图案。在国徽中，天安门图案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齿轮、麦稻穗象征工人、农民阶级。国旗上的五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中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他们创作了这首歌曲，激励人民奋起抗战，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数十年来；这首歌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激发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在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会议上，把这首歌曲定为代国歌，体现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居安思危的思想。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从此，《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麦稻穗、五星、天安门、齿轮为金色，圆环内的底子及垂绶为红色，金、红两种颜色在中国是象征吉祥喜庆的传统色彩。天安门象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不屈的民族精神；齿轮和麦稻穗象征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五颗星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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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杜甫诗歌的艺术特色_（学生论文） 一、“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二、杜甫诗歌艺术的几个具体的艺术特点的杜甫在唐代诗坛上是与李白双峰并峙的伟大诗人，而且即使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也是可以列名在最伟大的诗人之列。 他的诗歌创作，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地反映了他的时代的社会生活，而他的诗歌的艺术性更是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的颠峰。今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一、“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 关于杜甫的艺术风格，前人一直是用“沉郁顿挫”这四个字加以概括。杜甫诗歌里的多种多样的形象都在“沉郁顿挫”的风格上取得了统一。 杜诗内容广博，体式多样，风格也多姿多彩，而其主导风格是其夫子自道的“沉郁顿挫”。沉郁顿挫包括了“意”和“法”，即思想感情和表现方式两个方面。“沉郁”有深挚、沉雄、郁结、抑塞之意，主要指感情的力度和深度，侧重于“意”、“思想”。顿挫有抑扬曲折、句断意连、波澜起伏之意，主要指感情表达的层次、节奏，侧重于“法”、“表现”。沉郁与顿挫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唯感情聚积得沉郁，表达起来才不至于一泻无余；唯表达得委曲盘旋，似有不尽之意，才越发显得感情的深沉郁勃。“沉郁顿挫”有忧愤深广、潜气内转而又波澜老成的含义。 动乱的社会现实，长期的生活磨难，使其年轻时的理想壮志逐渐为沉郁、感伤所取代，忧国忧民，慨叹身世，愈至晚年，其情绪愈加强烈。而杜甫又是一位有骨气、有良知的人，其郁结于胸中的悲愤涌至口边时，又往往强咽下去，使感情更加深沉浑厚。这种回环往复的感情流程发之于诗，便是潜气内转的起伏顿挫，给人波澜老成之感，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洗兵马》、《蜀相》、《登高》、《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等均为典型之作。或景中含情，或借古说今，或欲说还休，反复吞吐，言情顿挫，都突出地表现了这种风格。 他往往把思想感情凝聚在秋景之中，在秋天的萧瑟和衰飒中，渗透了诗人伤时忧国的心情。杜甫多年飘泊于长江上下，江流、孤舟、急峡、危城……这一切几乎和诗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他的思想感情也在这些形象上找到了寄托。动荡的江水，陡峭的山峡，孤清的月色，凄历的画角，这些都是诗人心情的反映。他的《登高》是一首非常出色的抒情诗，这是一首七言律诗，诗是这样写的：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长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集中了秋天和大江这两个杜诗里最富于想象力和联想力的形象，诗里写到的急风、高天、猿啼、飞鸟、落木、长江，无不饱含着诗人对国家和身世的酸辛与愤慨。这首诗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很有名的两句诗。诗里的那种雄浑苍劲的形象和跌宕顿挫的节奏，表现了诗人难以平静的忧愤，也反映了那个战乱时代的气氛。 《秋兴》八首也是集中了秋天和大江的形象，而成为杜甫抒情诗里艺术性最高的一组诗。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用一片弥天盖地的秋色将秦蜀两地联系起来，表现了故国平居之思；又用绵绵不尽的回忆把今昔异代联结起来，表现了抚今追昔之感。这组诗是很能够代表杜甫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的。以上说明了杜甫怎么样运用具有个性化的艺术形象来表现他所特有的那种沉郁顿挫的风格。二、杜甫诗歌艺术的几个具体的艺术特点。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 这种概括，有的时候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尖锐的阶级矛盾集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再如《白帝》：“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表现四川军阀混战的罪恶，也是把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概括在两句诗里。还有像《岁暮》：“天地日流血，朝廷谁清缨?”也很集中地概括了安史乱后的政治局势。 杜甫的概括有的时候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的介绍。比如《兵车行》这首诗是通过一个行人的话广泛地介绍了兵役的繁重、战争的艰苦，以及人民反对开边的情绪。《石壕吏》是通过老妪的一番话，介绍了这一个家庭的遭遇，同时也概括了千万个家庭。杜诗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虽然也写了不少人，但这些人并不是作为具有个性的典型而出现的。他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事件，加以高度的概括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描写，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 艺术境界是雄浑壮阔的，但是表现手法却是细致入微的。由于杜甫具有爱国爱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诗歌境界是雄浑壮阔的。可是这种雄浑壮阔的境界往往是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物和表现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来达到的。他有一首诗题目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其中有这样两句：“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杜甫称赞王宰的山水画，说他的画有“咫尺万里”之势。杜甫的诗也具有这种“咫尺万里”之势。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艺术境界都是很壮阔的，可是达到这样一种壮阔境界的途径却不同。李白是运用风驰电掣、大刀阔斧的手法来达到的，而杜甫却是以体贴入微，精雕细刻，即小见大，以近求远的方法来实现的。如果说李白的诗像暴风骤雨，以极不平凡的气势感动读者，那么杜甫的诗就像是“润物细无声”的轻风细雨，不知不觉地渗透了读者的心灵。李白的诗让人惊叹，杜甫的诗让人亲近。比如同样是写安史之乱，李白的写法是从大处落墨。他的《古风》第十九首，先写和神仙一起升天，升到天上从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间，接着有几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局面。李白是这样写的：“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李白是从天上俯视洛阳川，看到到处都是安史的军队，很多的老百姓都死在这场战乱里，而那些豺狼却做了高官。“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这是一种大刀阔斧的写法。而杜甫却是具体细致地写出这场战乱的各个方面，像《三吏》、《三别》，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具体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深重的灾难。杜甫笔下的安史军队是：“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通过一支沾满鲜血的箭，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国家人民深重的灾难。“群胡归来血洗箭”好像一个特写的电影镜头，很具体很细致地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的灾难。可见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的细微而见长的。再如他的《望岳》，是他年青时候写的一首五律。“岳”是指东岳泰山。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岱宗”是指东岳泰山，说泰山很广大，泰山的青色一直横亘在齐鲁两地。“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是写泰山的广大。“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阴”是山的北面，“阳”是山的南面。山的北面和山的南面光线的明暗不同，因此这边是昏那边是晓。这两句是写因为泰山的高峻，所以才“昏”“晓”不同。“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是说远望层云叠起，而且云层在山腰里翻滚起自己的心胸不禁也激荡激荡，目送归鸟飞向远方，鸟的身影越来越小，所以要一直睁大眼睛看着它，以至眼眶都要睁裂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自己将要登上泰山的绝顶，从泰山上往下看，因为，泰山很高，其他的山久都显得很小，故曰“一览众山小”。 这首诗是写望泰山，在短短的八句诗里，就通过不同的距离和不同的角度写出四种不同的望法。 头两句是远望，第三句和第四句是近望，第五句和第六句是细望，第七句和第八句是想象自己要登山极目远望。在八句诗里写出四种不同的望法，可见杜甫的写法是很细致的。我们再看他的另外一首题为《羌村》的诗，《羌村》一共有三首，我们看他的第一首。这首诗是杜甫从凤翔回到鄜州的家后写的。诗曰： 峥嵘赤云西，日脚下平地。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归客”是杜甫指自己。“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妻子和孩子们都很吃惊我居然还能活着回来，吃惊以后回想这一段分离的生活，感到很悲痛，流下了眼泪。“夜阑更秉烛”的“夜阑”是夜深的意思，“更(gèng)”就是再一次的意思。他们已经入睡了，但是睡不着，又起床，再点上蜡烛，再互相的看一看，到底这是真的呢，还是在做梦。“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杜甫不相信自己能够活着回来和家人团聚，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不相信他能够活着回来，所以刚刚见面的时候那一阵激动已经过去了，大家都入睡了，可是睡不着，再起来，又点上蜡烛，互相看着，好像是在做梦一样。这首诗开始是写喜——回到家里的欢喜。“柴门鸟雀噪，归客千里至。”在一个傍晚的时分，一个日暮的黄昏的时分，杜甫回到了自己的家里，鸟雀在叽叽喳喳的叫着，好像也在欢迎他的回来。接着写惊——“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刚进家门的时候很高兴，见到家人的时候，是一种吃惊的感情，一方面家人很奇怪，想不到杜甫能活着回来；另一方面杜甫也想不到能够一家团圆，家里人都那样平安，所以写了喜以后就写惊。写了惊以后又写悲——“惊定还拭泪”。写了悲以后是写疑，反而怀疑这是在做梦——“相对如梦寐”。经过一场大的战乱，杜甫一个人在外边受到很多的磨难，忽然回到了家里，先喜，再惊，再悲，最后是疑。杜甫把握住了心情的每一个起伏，写得很细致，可以说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杜甫不只是细致入微，他还能够通过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境界，这才是杜甫超出一般现实主义诗人的地方。杜甫有些诗是从身边琐事的描写，逐步地推衍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例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又呈吴郎》都是这样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从自己住的那间茅草房被秋风吹破，然后写到天下的寒士；《又呈吴郎》是通过一个老太太联想到当时国家的局势。杜甫还有许多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的剖析穿插起来，运用这些细节去表现重大的主题。比如他的《春望》这首五言律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两句是拟人的写法，自己感叹时局，见花而流泪，觉得花也在流泪，自己怅恨离别，听到鸟叫惊心,觉得鸟也在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封家信能够值万金，非常难得,这真是体察到了久别家人后接到家书的心情。“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是说自己已经老了，头发不仅白了，而且也逐渐少了。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从大处着眼，写得很悲壮。 第三句和第四句角度改了，从小处落笔，用溅泪之花、惊心之鸟去点缀沦陷了的京城，同时也衬托出自己伤时之深。这样就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里的一个细小的侧面穿插起来写，这些细节也是表现那个重大的主题的。又比如杜甫著名的《北征》这首诗，它是由国及家，再由家及国，先写国家的大事，然后写自己的家庭，写了自己的家庭以后，又写国家的大事，用自己一个家庭反映整个国家的变化，而写家庭的时候又是着重在儿女的衣着上，在纵论国家大事的时候，忽然插入一大段儿女的衣着的细致描写，这段是写得十分精彩的。“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脸色苍白，是病态，是因为吃不饱饭所致。“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这两句写孩子看到父亲回来，转过脸去哭起来了，这时候杜甫看到他的孩子脚很脏，连双袜子都没有。为什么“见爷背面啼”呢？乃是因为，孩子久不见爷，已经生疏了，已经把爷当作生人而羞赧了。为什么“垢腻脚不袜”呢？乃是因为家贫，买不起袜子啊！“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那两个女儿长得快，没有新衣服给她们穿，身上还是那件旧衣服补了又补，穿着不合身，既小又短，只是刚刚能够遮住膝盖。“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妻子把过去的一些织了图案的丝织品都拿来给孩子改成衣服，做了补丁，所以原来那些丝织品上的图案颠来倒去的，根本接不上茬了。这几句是写他的儿子和女儿，是他刚回到家里看到的情形。下面接着写到他这次回来带了一点钱，因此家里的生活得到了改善。“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学母无不为，晓妆随手抹。移时施朱铅，狼藉画眉阔。”这时他的瘦妻的脸色渐渐地好了，他的女儿也学她母亲的样子梳头、搽胭脂、画眉毛，在打扮自己。“痴女头自栉”，自己拿了一把梳子在梳头。“痴女”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傻丫头、傻闺女，这是对爱女的一种昵称。“学母无不为”，学她母亲的样子，看到母亲在打扮，也跟着学。可是她不会打扮，所以早上起来打扮的时候随手乱抹，又涂胭脂又涂粉又画眉毛。杜甫看到他的小女儿这个样子，感到又可笑又可爱。这一段是插在纵论国家大事的中间，用儿女的衣着这个细节反映战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更显出国破之痛。所以说杜诗是和谐地统一了巨细、大小、远近、虚实等等各种对立的审美范畴，这也正是杜诗艺术的奥妙所在。正如《诗薮》所说的：“盛唐一味秀丽雄浑，杜则精粗、巨细、巧拙、新陈、险易、浅深、浓淡、肥瘦，靡不毕具。”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他又说自己写诗要“毫发无遗憾”。“毫发”是形容很细微的地方，很细小的地方。即使像一根毫毛、一根头发那样一点遗憾也不能留下来?一定要做到自己十分地满意。“语不惊人死不休”，“新诗改罢自长吟”，“毫发无遗憾”，这些话都可以说明他在语言上所下的功夫。杜甫的语言不同于李白的单纯自然，而是苍劲的，凝练的。所谓苍劲，就是苍老遒劲的意思。他曾经称赞郑谏议的诗说：“波澜独老成。”又说薛华“歌辞自作风格老”。可见杜甫认为诗要老成才好。他自己的语言也正像是一口洪钟发出的深沉的声音。凝练，是说他能用最少的字句表现最丰富的内容，达到高度的概括。苍劲，凝练，构成了杜诗语言的主要特色。下面就从锤字、炼句两个方面来说明这个问题。先说锤字。杜甫下字力求准确有力，使每一个字都含有很重的分量和很深的含意。他很善于用实词，如“微风燕子斜”，这个“斜”字，就用得很好。《石林诗话》里说：“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惟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又如杜甫在《旅夜书怀》里有这样两句：“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这里的“垂”字和“涌”字也是很有锤炼之功的。天上的星星垂下来了，才发现原野的广阔，远处的天和地连接在一起了，远处的星体都垂下来和地面接在一起了，船走到了广阔的平野上。“月涌大江流”这个“涌”字也是很有分量的，晚上看不见江水的流动，可是从大江里的月影的涌动，可以感觉到江水的流动。另外，像《无家别》里“竖毛怒我啼”，《宿府》里“独宿江城蜡炬残”，《登高》里“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还有像《彭衙行》里“痴女饥咬我，啼畏虎狼闻”，这些诗句里的实词都是用得很有分量的。就拿《彭衙行》里两句来说吧，“痴女饥咬我”，“饥”、“咬”都是动词连在一块儿用，“啼畏虎狼闻”，“啼”、“畏”“闻”这三个字也都是动词，在两句诗十个字里，杜甫接连的用了五个动词，用得很有意思。再说炼句。杜甫的诗句都显得苍老遒劲、凝练沉着。比如在《空囊》这首诗里有这样两句：“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在《洗兵马》里杜甫说：“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在《解闷》的第一首里杜甫说：“草阁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飞初。”这些句子和李白的诗句那种单纯明快的风格迥然不同。可以这么说，李白的两句诗到杜甫的手里可能合并为一句，而杜甫的一句诗到李白的手里也可能拆做两行。像李白的诗里“大道如青天”，“黄河之水天上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这样的一些诗句单纯到一句一个意思或者两句合起来才表达一个意思。这样的诗句在杜诗里是难得找见的，李杜的语言各有各的长处。不过，杜甫晚年在少数的诗里过于追求凝练，有的时候使人费解，有一个例子常常被人们举到，“香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像这样的句子过于追求凝练了，不大容易理解，这些地方就不值得效法了。 第四，杜甫诗歌众体兼长。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的古体诗大概一共有五百多首，其中五古三百六十一首，七古一百四十五首。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北征》、《三吏》、《三别》、《洗兵马》都是如此。《石壕吏》叙述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从暮至曙，按照顺序写来。虽然只是叙事，可是诗人的义愤之情已在不言之中，是杜甫古体诗里的佳作 杜甫的律诗大概一共有七百多首，其中五律有六百多首，七律有一百多首。像《月夜》、《秋兴》都是名篇。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贡献特别卓著。在开元天宝之际，五律是全面繁荣的时期，七律却还没有引起诗人足够的注意。《河岳英灵集》选诗二百三十一首，其中只有一首七律，就是崔颢的《黄鹤楼》。可见在开、天之际七律还没有引起诗人足够的注意。杜甫可以说是写作七律的第一个大家，他写的七律的数量超过初盛唐诗人的七律的总和。在思想内容方面，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是应酬之作。杜甫不仅用七律来描绘自然的风景，或者用来赠答酬唱，而且用七律这种形式表现政治内容，感叹时事，批评政治，抒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一味的秀丽、典雅，杜甫则创造出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高潮。杜甫之风格及人格高一12班郭志伟公元767年，56岁的老杜正直其人生的“漂泊西南”时期，同时距人生的终途也为时不远了。这一年，他流窜到了夔州，在都督柏茂琳的帮助下，杜甫过了较安定的生活，并获得了他人生创作的另一个丰收期。例如著名的《秋兴八首》，《壮游》，《昔游》等等就是在这一时期所写，但也是这一年，不禁由景及情写下了这篇有名的《登高》。〈〈登高〉〉集中反映了杜甫诗风沉郁顿挫的特征，且语言凝练，字字精当，是博大浩瀚的思想内容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结合的产物。下面让我们来共同品位该诗的精妙之处。诗文上四句写浩荡无边的秋景，将无限悲凉贯注其中，可以想象，老杜站在登高的山上，狂风在他的耳边任意的呼啸，其中夹杂着猿猴的”哀啼”声，眼前是滔滔不绝的长江，其内心该是如何的涌动啊，那猿猴似乎也在为其一生的苦难与不幸所哀，那长江带走的不仅有他“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光，更有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四句诗无一写悲之语，描摹处景景含悲，无一感慨之声，点逗处声声慨叹，就语言艺术来说，诗文工对整饰，一气流转，语言精练准确，概括性强，由不多的意象给人以庞大的悲秋之景观。这也是杜诗的共同特点，这里不妨借题多言几句，如〈〈旅夜书怀〉〉之中“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着一“垂”字写夜色笼野之阔，着一“涌”字，切大将奔流之状，深得炼字之妙，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出”状鱼儿欢跃，“斜”摹燕子轻盈，真是无一字虚设。诗文的后四句自卑身世，将一生流落，尽遣笔底。其中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更是精妙，十四字含有他乡作客，万里作客，经年作客，潦倒作客；深秋登高，独自登高，多病登高，暮年登高等多层可悲之意，义丰词约，精练不说，意韵也丰厚深沉。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更是凄苦。当时杜甫因病戒酒，故其云“新停浊酒杯”。可见，此时的杜甫一是一个贫病交加的孤者，一个“苦恨”“潦倒”的老者，他虽然趋于花甲，耳宾班白，但却不是在自己家中“儿孙绕膝，安享晚年”，而是像遗篇落叶一般，在天地见孤苦得飘荡。此时的杜甫政治理想已经破灭，再不见他豪情万丈得描幻未来。这里我们不防将〈〈登高〉〉的尾联与其另一首名为〈〈望岳〉〉相比较。〈〈望岳〉〉尾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此时的杜甫正值青年，这一时期的杜甫，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充满了希翼，充满了渴望，他借望泰山（此非等山而作）高大磅礴的气象，显示自己企望攀登绝顶的迫切心情。我想，着一早一晚，一慨昂，一慨叹，无论从字面效果还是意境思想，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首诗通过叙写无边秋色，以及诗人的孤苦形象，抒发了诗人万里悲秋的复杂感情，表现了诗人博大的胸怀和深沉的隐忧。关于整诗的评价，明代胡应有、麟有“此当为古今七言律诗第一，不必为唐人律师第一也“。诗如其人，他的诗中，杜甫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色彩和强烈的政治内涵，而且充溢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崇高精神，其诗诸多对后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里不防举几例，〈〈前出塞〉〉中，杜甫写到“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近乎谣谚的诗使得百姓通俗易懂，同时也教给了人们深刻的内涵哲理。〈〈蜀相〉〉中“出师未捷表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一联，更是激励着千古以来的志士仁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极其概括地揭露了阶级石灰的实质，一字千钧。令人触目惊心，更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深刻地揭露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甫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人，因此不能不想到儒家的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杜甫虽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他以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以穷途走近杜甫坦白说，现在的学生都有那么一点喜欢风花雪月的浪漫，喜欢无边无际的遐想，尤其是我们这群天生就有些多愁善感的女生，因此，欣赏诗歌往往偏向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诗歌，于是，李白成了大多数学生的最爱，我个人也一直都很欣赏李白诗歌的大气磅礴和雄奇浪漫，而谈到李白，不得不提另一位诗坛的明星——以现实主义创作为主的“诗圣”杜甫，很多人都不太喜欢他，认为他的诗过于平淡，没有李白那种“惊天动地”的豪气，我以前也是这种想法，但这个暑假，在读完老师推荐的《杜甫诗选》后，我开始重新认识了他。
古诗词可以不用古文传记要备注
看来要买闻一多全集了！
《九歌》的名称，见于《左传》、《离骚》、《天问》和《山海经》，可见这是一种古老而著名的乐曲。“九”表示由多篇歌辞组成，不代表实际篇数。屈原的《九歌》共十一篇，是一组祭神所用的乐歌。一般认为，这是屈原根据民间的祭神乐歌改写而成的，既洋溢着古老的神话色彩，又表现着诗人对人生的某种感受。 十一篇中，前十篇各祭一神，末篇《礼魂》，则是前十篇通用的送神曲。所祭神灵，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1）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中最尊贵者，即天帝）、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管寿命的神）、少司命（主管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 （2）地只：湘君和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黄河之神）、山鬼（山神）。 （3）人鬼：国殇（战亡将士之魂）。 《诗经》中的祭祀乐歌，都是庄重而显得板滞的；人与神之间，相隔遥远。《九歌》则不同。它用富丽的语言，描绘出盛大的、活泼而亲切的祭礼场面。神灵由巫师扮演，周围的人群伴随他（她）或歌或舞，在敬神娱神的同时，起到娱人的作用。那些神灵都被赋予了人类的品格和情感，他们对人保持善良友好态度，又同人很亲近，毫无可畏之处。这些都反映出在南方的民间信仰中人神共处的特点。 尤其突出的，是《九歌》中大多数诗篇都包含有神与神或人与神相恋的情节。这些恋爱，在诗中又都呈现会合无缘、彷徨怅惘的状态，透出对生命的执着追求，和追求不得的忧伤怀疑。这里面也许包含着屈原自己人生失路、孤独凄凉的心情。如《湘君》、《湘夫人》写一对配偶神，他们彼此相待，却终不能相遇，唱出伤心的歌子。《湘君》开头写道： 帝子降兮北渚，目渺渺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 波兮木叶下。 在这幅清秋候人的画面上，深秋的凉意和情感的寂寞不安融为一体，渲染出一派难以言说的凄迷惆怅之情，从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山鬼》是一首更为美丽的失恋之歌。诗中主人翁虽是神的形象，却完全是人间少女的情感。她盛装打扮，前去与心上人幽会，情人却始终未来赴约，使她陷入绝望的痛苦之中。全诗将方位的变动（山阿——山上——山间），气候的变化（晴朗——阴晦——雷雨大作），情节的推进（赴约——候人——失恋），心灵的波动（喜悦——惆怅——怨愤）结合起来，写得情景交融，和谐动人。其中写到山鬼独自站在高高的山顶，四望不见人影，她想到的是“岁既晏兮孰华予”——年华渐渐逝去，谁能使我的生命放出光彩呢！最后一节是：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已经到了深夜，雷鸣电闪，风雨交加，落叶飘飞，猿鸣凄戚，山鬼依然彷徨伫立，不肯离去。在北方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失恋的歌，但绝没有如此强烈、固执、不顾一切的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山鬼》中这种描写，其主要意义并不在表现对恋爱对象的忠贞（其实在《湘君》、《湘夫人》的结尾，都有与对方决绝、另有所求的表示），而是像“岁既晏兮孰华予”所表示的，是对生命应有的美好的追求。这也很能显示楚文化的特点。 《国殇》是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在《九歌》中是颇为特殊的一篇。诗中描绘了一场敌众我寡、以失败告终的战争，在这失败的悲剧中，写出楚国将士们视死如归、不可凌辱的崇高品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诗人的礼赞，既呈现了楚人刚毅的性格，也寄托着他对祖国复兴的期望。这首诗篇幅不长，却是中国文学中最早显示出悲壮的美感的杰作。 《九歌》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它包含着先秦文学中少数几篇完全以神话为素材、又经过文学化的改造、以神的形象表现人类生活情感的作品。它虽然没有《离骚》那样壮阔的场面，但语言的精美、抒情的细致，尤其景物与情感的相互融合与衬托，却是别具一种长处。 《招魂》在《史记》中列为屈原之作，王逸《楚辞章句》却列在宋玉名下。今人多从司马迁之说。所招为谁何之魂，又主要有两种不同意见。一说是屈原自招其魂，一说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多数研究者持后一种说法。 “招魂”本是楚地一种习俗。诗人借用此种风俗，以奇异的想象，写出这篇奇异的作品。全篇除开头一段引言说明招魂原因外，可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假托“巫阳”之言，竭力渲染东南西北四方以及天上、幽都的可怕，劝魂不可留居。诗人的笔下，各种吃人食魂的鬼怪，凶残狰狞的毒蛇猛兽，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组成一幅幅光怪陆离、诡异恐怖的图景。后半部分，则竭力铺陈楚国宫廷的富丽奢华，以招魂归来，辉煌的殿堂，华贵的陈设，妖娆的女子，醇酒美食和诱人的歌舞，又是那样耀人眼目，动人心魄。最终以“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收结，流露出无限深情。 《招魂》所显示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是令人惊叹的。它用夸饰手法，对恐怖和奢华两种景象作强烈而富于刺激性的描写，形成对照，造成了特殊的美感效果。以后在鲍照、韩愈、李贺等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招魂》这一特点的再现。它的铺陈手法，则直接影响了汉赋。 《天问》是一篇奇文。它就自然、历史、社会以及有关的神话传说，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二个问题，“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在当时是已经有了现存答案的，但诗人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提出严厉的追问，试图找到新的答案。像尧舜，不仅在当时已被儒家奉为偶像，而且在《离骚》、《九章》中也反复当作理想政治的化身来歌颂，在《天问》中，他们的举措，仍然不能逃脱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无论怎样的圣君贤臣，都不能成为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 我们必须注意：任何社会，不论处在如何幼稚的认识水平上（其实，从人类社会无限发展的立场来看，任何时代的有限认识都不可避免地包含幼稚成分），都需要而且必然地对自然、社会、历史提出某种系统化的解释。打破这种解释，对现存答案提出大胆怀疑的精神，是人类的认识不断进展的基本前提，也是最为深刻有力的理性精神。而我们看到的是：战国时期虽然开展了百家争鸣，但没有哪一家曾对自然和社会现象表现出这么广泛而深刻的怀疑。这就意味着《天问》作者具有超越当时一般思想家的强大的独立人格力量，因而他敢于鄙视社会的压力，超越已被社会所肯定的思想习惯和思维模式。这种怀疑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由于《天问》是一部思想性特别强的作品，形象的描写较少，在文学意义上，其价值就逊于屈原的其他作品了。
九歌》：巫祭文化 缠绵哀婉的风格 对唱的形式与戏曲的因素《九章》：记事、抒情与写景 《天问》和《招魂》《九歌》也是楚辞中重要的作品，其幽微绵缈的情致和优美的诗歌形式深受后人的喜爱。关于《九歌》和屈原的关系，王逸《楚辞章句·九歌》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风谏。如果不考虑王逸的断语，这一段话大体说明，《九歌》原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屈原加以改定而保留下来aa关於《九歌》和屈原的关系，曾有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是认为纯为屈原寄托身世之作，如明代汪瑗认为：“屈子《九歌》之词，亦惟借此题目，漫写己之意兴，如汉魏乐章乐府之类。”（《楚辞集解·九歌》）一是认为《九歌》纯为民间祭歌，与屈原并无关系。如胡适《读楚辞》云：“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第348页）此外，还有闻一多等人认为《九歌》是屈原所创作的楚国国家祀典的乐章（见《甚麽是九歌》，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三联书店1982年8月第1版）等等。bb。从现存的《九歌》看来，它的民间文化色彩十分浓郁，而屈原的个人身世、思想痕迹倒幷不重，《九歌》主要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九歌》共11篇，与题目所示“九”不同，历代学者对此有多种解释aa一种观点认为“九歌”之“九”是虚数，概言其多。还有一些人则设法将11篇合并为9篇。bb。根据闻一多的观点，《九歌》首尾两章（即《东皇太一》和《礼魂》）分别为迎、送神曲。中间的九章为娱神曲，《九歌》因中间九章而得名aa详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和第二卷中的《甚麽是九歌》和《楚辞校补》等文章。bb。他又认为《九歌》所祭的神只有东皇太一，中间九章所写的诸神、鬼皆是陪衬，是“按照各自的身分，分班表演著程度不同的哀艶的，或悲壮的小故事”，以取悦东皇太一。现在看来，《礼魂》为送神曲可确定无疑，古今学者多有阐述。《东皇太一》从其神名可知其地位尊于他神，且描述也庄重，当是《九歌》主祭之神，其他为陪祭。这九篇在形式上不同于《东皇太一》，更少拘束，它符合上古“索祭”之礼aa《礼记·郊特牲》记载：“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或诸远人乎？祭於祊，尚曰求诸远者与。”所谓“直祭”即正祭，在庙堂或坛台等处举行。“索祭”是在祭祀主神之后对其他散处的神灵加以祭祀，祊即庙门旁，这是神灵地位较低，无庙安身的缘故，所以需要搜寻著去祭祀那些不知所在的神灵。这正与《九歌》体制相近，只是《九歌》表现得更为简陋质朴而已。bb。然而，从文学的角度而言，《九歌》的精华却在于中间九篇。关于这九篇的具体祭法或情节，朱熹《楚辞辩证》说：楚俗祠祭之歌，今不可得而闻矣。然计其间，或以阴巫下阳神，以阳主接阴鬼，则其辞之亵慢淫荒，当有不可道者。这就是说，如果是女神，则以男巫招之；如果是男神，则以女巫招之。主要是借男女恋情来吸引神灵，表达对神灵的向往。这样，才有这一首首情致摇曳的歌辞。《九歌》中，《东皇太一》为至尊之天神，《云中君》祭云神丰隆（又名屏翳），《湘君》、《湘夫人》皆祭湘水之神（楚地以舜妃娥皇、女英附丽在她们身上），《大司命》祭主寿命之神，《少司命》祭主子嗣之神，《东君》祭太阳神，《河伯》祭河神，《山鬼》祭山神，《国殇》祭阵亡将士之魂，属于人鬼aa关於各篇所祭神格历来多有争议，其中又以《湘君》、《湘夫人》的神格说法最多。有认为湘君、湘夫人分别为舜的两个妃子（韩愈《黄陵庙碑》），有认为湘君为舜，湘夫人为二妃（司马贞《史记索隐》），也有认为与舜妃无关的，等等。其中以第二说较为合理。bb。从内容上说，《九歌》以描写爱情为主，但也表达了对神灵的赞颂和祭者的虔敬之情，还描述了阵亡将士的勇烈悲壮。如《东皇太一》就完全是一首颂赞之辞，写得庄严富丽，与爱情无涉，显示了主神和陪祭诸神的区别。《云中君》、《东君》等，虽也有流连哀婉之辞，但较多的是对神迹的颂扬，如“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东君》）等，诗中以无限敬仰之情描述了日神普照世界的壮丽气势，还写了它为人类祛除灾难的勇力，表达了祭者的美好愿望。《国殇》以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过程，描述了将士们奋勇杀敌，以及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凛然气概。全诗节奏紧张，气氛浓烈，化凄凉为悲壮激越。诗云：“带长剑兮挟秦弓，身首离兮心不惩。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淩。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这些诗句不仅是对死者的颂扬，同时也是对生者的激励，尤其是在楚国不断兵败地削的情形下，对这种献身精神的歌颂实际是深沉的爱国情绪的自然流露。《九歌》中最多最动人的还是对人神情感的摹写，除《东皇太一》、《国殇》、《礼魂》外，其他各篇皆有这一内容。如《少司命》“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被王世贞推许为“千古情语之祖”（《艺苑卮言》卷二）。《湘君》和《湘夫人》描写的都是迎接湘水神的降临，以及巫与神双方复杂的情感状态。“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湘君》），“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夫人》），无论是巫还是神，他们都怀有十分真挚的爱情，但是别多聚少的经历又使他们变得很脆弱，所以，在希望和绝望的交织中，爱情表现得如此缠绵哀婉。从那些哀怨而又执著的倾诉之中，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人间爱情的种种哀愁和悲伤。《山鬼》所描述的则更是爱情的绝唱：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美丽的山鬼披荔带萝，含睇宜笑，只能与赤豹文狸相伴，强烈的孤独感使她的爱情变得凄艶迷离，希望渺茫；“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描写一种解不开的愁结，使人寄予深切的同情。《九歌》中所流露出的这种不可抑制的忧愁幽思，显然契合了屈原的心态，所以不妨把《九歌》中所抒发的贞洁自好、哀怨伤感之情绪，看做是屈原长期放逐生活之心情的自然流露。《九歌》具有明显的表演性。首先它是歌、乐、舞三者合一的，从《九歌》中我们能看到不少对舞乐的描述，如《东皇太一》云：“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浩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即是对当时歌、乐、舞同时表演的记录。其次，《九歌》中既有独唱，又有对唱和合唱aa古今学者对於《九歌》的唱法也有不同意见。如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就认为《九歌》全为主祭者所唱。而陈本礼《楚辞精义·九歌》则认为可分为男巫歌、女巫歌、男女巫合歌甚至还有领唱等不同形式。后一观点在现代得到普遍的赞同。闻一多作《九歌古歌舞剧悬解》（收入《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一文特为各篇划分角色唱段，可参看。bb，如《湘君》、《湘夫人》，男女双方互表心迹，对唱的痕迹十分明显。无论是歌、乐、舞三者一体，还是巫与神分角色演唱，都具有一定的戏曲因素，是后世戏曲艺术的萌芽。《九歌》在描写人物心理方面十分细腻深入，除了那些一往情深的倾诉外，还叙写了一些细节，如《湘君》言：“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由爱之深、思之切，而生焦虑疑惑之心，对痴情心态的描述可谓入木三分。此外，诗人善于用景物来衬托人物的心理状态。《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这一凄清杳茫的秋景，构成了一个优美而惆怅的意境，成功地点染了抒情主人公的心境，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山鬼》中众多的景物描写：林深杳冥，白日昏暗，淫雨连绵，猿啾狖鸣，风木悲号，那种压抑低沉的气氛，真切地表现了山鬼的孤独和绝望之情。《九歌》的语言自然清丽，优美而富有韵味，节奏舒缓深沉，不论是写情还是摹景，都能曲尽其态，有极强的表现力。在传达悲剧性的意境中，尤能低徊婉转，韵致悠长。后人赞之曰：“激楚扬阿，声音凄楚，所以能动人而感神也。”（清陈本礼《屈辞精义·九歌》）《九章》是屈原所作的一组抒情诗歌的总称，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9篇作品。“九章”之名大约是西汉末年刘向编订屈原作品时所加上的。《九章》的内容与《离骚》基本接近，主要是叙述身世和遭遇。写作年代如朱熹所说：“屈原既放，思君念国，随事感触，辄形于声。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非必出于一时之言也。”（《楚辞集注》卷四）其中《橘颂》当是屈原早期的作品，借咏物以述志，以橘之“独立不迁”、“深固难徙”、“苏世独立”的精神，砥励自己的品质和情操。全篇比兴，四言体，显然是受《诗经》艺术手法的影响。《抽思》是屈原在汉北所作，故诗中有“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之句。其余各篇皆是流放江南时所作，抒写自己忧国伤时的情怀。《哀郢》中记述了流亡江南的路线，亦情亦景，忧思绵绵，其中多有身世之感。后半段情绪转为激烈，声调慷慨，尽情地倾诉了自己的悲愤：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登大坟以远望兮，聊以舒吾忧心。哀州土之平乐兮，悲江介之遗风。……忽若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惨郁郁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乱辞曰：“曼余目以流观兮，冀壹反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其时秦已破郢，楚国处在危急之中，而屈原尚念念不忘故都，情感沉鬰愤慨，实是对楚国即将覆亡的哀叹。这种情绪几乎贯穿於《九章》各篇。《涉江》则突出抒写了自己义行高洁，而不为世人所理解的悲哀，幷表达了终不变心从俗的决心。诗中说道：“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宝璐。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仓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汪瑗《楚辞集解》将其与《惜诵》相比曰：“前篇其志悲，此篇其志肆。”《涉江》表述自己的志向。诗中以奇异的服饰象徵品格的清高脱俗，文气从容冲雅，舒畅跌宕。此外，《怀沙》、《惜往日》流露死志，大约作于赴渊前不久，也很感人。总之，《九章》较之《离骚》具有更多的纪实性，为我们研究屈原生平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材料。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情感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所谓“天问”，就是列举出历史和自然界一系列不可理解的现象，对天发问，探讨宇宙万事万物变化发展的道理aa王逸《楚辞章句·天问序》释“天问”二字云：“何不言问天？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谓“天问”即“问天”之意，洪兴祖从而发挥其说。王夫之《楚辞通释·天问》云：“原以造化变迁，人事得失，莫非天理之昭著；故举天之不测不爽者，以问僭不畏明之庸主具臣，是为‘天问’，而非问天。”把“天问”二字释为借天理以责问庸主具感。又戴震《屈原赋注·天问》云：“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即是说，对天地间的一些难以理解的事情设问求解。前两种说法，在历史上都很有影响，但都拘泥儒家解经的方法，求之太甚。以后一说为通达。bb。诗中一共提出了172个问题，大致次序是先问天地之形成，次问人事之兴衰，最后归结到楚国的现实政治aa《天问》中有些明显的次序不顺畅之处，可能是由於错简导致的，古今都有人对《天问》的错简问题进行研究，但由於年代久远，有些文意难明，所以至今未有确切的结论。bb，线索基本清楚。《天问》虽然叙事庞杂，而思想倾向却很明显，尤其是在涉及天命和历史盛衰时，很能显示屈原的现实政治态度。如蒋骥所说：“其意念所结，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已。”（《山带阁注楚辞·余论》卷上）王夫之认为《天问》“言虽旁薄，而要归之旨，则以有道而兴，无道则丧”（《楚辞通释·天问》）。如《天问》云：“天命反侧，何罚何佑？……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对殷朝的兴亡史发出了自己的感慨，认为天命反覆无常，朝代的兴亡不在天命而在人事。《天问》还流露出鲜明的情感色彩，如诗末数句道：“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悟过改更，我又何言？吴光争国，久余是胜。何环穿自闾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敖以不长，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意谓遭到放逐在山洞裏隐藏，对国事还有什麽话好讲！楚王追求功绩兴师动众，国家命运如何能够长久？楚王如能觉悟改正过错，我对此又何必多说！吴王阖庐与楚长期争战，为何吴国能经常获胜？为什麽在村头丘陵幽会，淫乱私通生出子文？我说堵敖在位不会长久，为何成王杀了国君自立，忠名更加显著？一腔怨愤，发泄无余。在一连串的问号后面，我们能够感受到屈原那焦虑而急切的情感状态，感受到他的失望和愤懑，以及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天问》以一个“曰”字领起，全诗几乎都由问句组成，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简短而一问到底的句式，节奏明快而强烈，能有效地宣泄积蓄已久的激情，这是《天问》的特点。全诗基本上以四言句为主，间以少量的五言、六言、七言；四句为一组，每组一韵，也有极少数两句一韵。全诗显得整齐而不呆板，参差错落，奇崛生动。《招魂》是在怀王死后，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aa《招魂》到底招谁之魂，古今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一，屈原自招生魂。二，招怀王生魂。三，招怀王亡魂。四，招将士亡魂。我们认为以屈原此诗招怀王亡魂最为贴切。bb。全诗由引言、正文、乱辞三部分组成，内容主要是以宏美的屋宇、奢华的服饰、艶丽的姬妾、精致的饮食以及繁盛的舞乐，以招徕楚怀王的亡魂。《招魂》可能是在招魂仪式中演唱的，但从那“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呼唤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屈原对楚王之死的哀悼惋惜之情，而诗中“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王逸《楚辞章句》）的描述，似乎也与屈原的宗国情绪相一致。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像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根据其地域方位特点，营造出或险恶阴森或华美豪奢的意境，形成鲜明的对比，再加之辞藻缤纷富丽，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除此而外，诗中亦有优美抒情的描述，如乱辞中所咏：“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
《国殇》是战国时期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为《九歌》这组抒情诗的第十篇。它记叙和描写了楚国将士为保卫祖国与敌人进行殊死战斗的壮烈情景，刻划了勇士们出生入死、奋力杀敌的英雄形象，歌颂了他们威武不屈、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表达了诗人对于死难烈士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悼念，是一首悲壮的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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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参考文献怎么写（通用1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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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古代不知道，只知道现代的
诗经中风雅颂中的《颂》就是收录祭祀歌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