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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扇他是一个悲剧，他是在一个家火电下衬托出的一个悲剧，当时代是非常悲惨的时候，个人也不会得到幸福
《桃花扇》作为一部接近真实历史的剧作，描写了南明朝时期人们的悲惨命运以及国家灭亡的始末。是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卓越艺术技巧的杰出作品，全剧渗透着人生命运的悲剧意识。《桃花扇》悲剧性的来源与时代环境和作家个人经历是密不可分的，，本文将从《桃花扇》悲剧的来源和侯、李之间的爱情悲剧以及不同人物的悲剧来探讨《桃花扇》的悲剧。 下载论文网 关键词：《桃花扇》；悲剧来源；爱情；人物悲剧 孔尚任在《桃花扇.先声》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将悲凉的氛围贯穿全剧，本文将从《桃花扇》悲剧的来源和侯、李之间的爱情悲剧以及不同人物的悲剧来探讨《桃花扇》的悲剧。 一、《桃花扇》悲剧的来源 《桃花扇》以南明弘光小王朝的兴亡历史为创作基础。描写了南明朝在面对清军的入侵时，南明皇帝沉迷于声色；朝中大臣卖官鬻爵，聚敛钱财；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互相打内战，唯独史可法带领三千残兵在扬州坚守，终究不敌敌军。最终南明王朝灭亡。面对不过十多万的清兵，南明弘光小王朝如果积极救国，上下齐心，不至于走向土崩瓦解。 《桃花扇》其悲剧来源与时代背景和作家个人经历是不能分割开的。清军击败腐败的南明王朝后，明朝元勋建立了与清朝相抗衡的政权，反清运动此起彼伏。汉族激烈的反抗和满族残暴血腥的镇压是这一时代“悲”的印记。明朝灭亡之后，前朝遗老感慨兴亡、缅怀往事，但他们没有军权和政权，面对王朝的灭亡，他们更多的无奈，同时他们的软弱性和现实的残酷逼迫下使得他们只能是用消极的方式和清朝抗衡。《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亲身游览过了明朝遗迹，同时结交了不少前朝遗老，他们对前朝往事和王朝灭亡的沉痛讲述刺激了了作者的创作欲望。其次，孔尚香个人命运坎坷，仕途坎坷，始终得不到皇帝重用。官场的失利和淮扬水患治理无望使孔尚任心灰意冷，孔尚任将这种悲剧的心理带入到《桃花扇》的创作之中。 二、侯、李之间爱情的悲剧 《桃花扇》中男女主人公侯方域和李香君从初识定情到情谊浓郁再到凄凉分离都与桃花扇密切相连。戏曲以扇这一古典意象来象征侯方域和李香君之间的悲欢离合的凄惨爱情，并贯穿整部剧作，为整剧的悲剧性情感奠定了基调。而侯方域和李香君两人生于动荡颠沛流离的乱世，因而两人的爱情故事染上了凄美的悲剧色彩。《访翠》描述了侯方域和李香君爱情故事的序幕，侯方域用一枚香扇坠作为寻觅佳人的传情之物。在《眠香》中，侯方域和李香君大婚，侯方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藉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骢表示愿代出资促成侯、李的结合。李香君怒斥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励，亦对此事加以拒绝。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食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诬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骢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於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共约出家。孔尚任企图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描写明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孔尚任采摭的史实，始於明崇祯十六年(1643)，终於清顺治二年(1645)，以清代统治者徵求山林隐逸作结。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破居庸，进昌平，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接著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腹背受敌，在北京仅居一月有余，便被迫离去。《桃花扇》在第二十六出《赚将》之前，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逃亡江南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弘光。不久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由崧被俘。《桃花扇》正是要从这段史实中揭示出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桃花扇小引》)。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明确指出：权奸“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导致了南明的覆亡。基於这样的认识，他对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政治的腐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露。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半壁山河已是不存，昏聩的弘光帝却一意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第二十五出《选优》描写了他在清兵南下时，关心的仍是“享帝王之尊”，“有声色之奉”。至於作者著力批判的人物马士英，他在亡国大难临头之日，想到的仍是“一队娇娆，十车细软”；阮大铖更是卖官鬻爵，倒行逆施。“幸遇国家多敌，正是我辈得意之秋”，则是他们的心灵写照。当朝权臣如此，掌握重兵、赖以保卫疆土的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也是“国仇犹可恕，私怨最难消”，一味争夺地盘，相互残杀。总兵许定国在清军兵临城下时，杀了高杰，带领清兵连夜南下，争“下江南第一功”。就连坐镇武汉的左良玉，也藉剿檄奸臣为名，领兵东下，致使江北淮扬千里营空，清兵乘虚而入，直捣江南，最后导致了南明王朝的覆亡。《桃花扇》用艺术的手段十分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政治上黑暗、腐败，已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药。虽有史可法这样的贤明正直的官员，也是孤忠无助，只能困守扬州，束手无策。正像《拜坛》一出的眉批所说的:“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桃花扇》首先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揭示南明王朝覆亡悲剧的原因，这一点是写得非常深刻的。作品在痛斥阉党权奸的同时，热情歌颂了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卞玉京等下层人物。女主角李香君的形像，塑造得更是光彩照人。作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处在受人歧视和凌辱的社会地位。然而她有胆识，有政治远见。《骂筵》一折，不畏强暴，当著马士英、阮大铖的面直言詈骂:“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乾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老艺人柳敬亭、苏昆生关心国家安危，不惜出生入死。《修札》、《投辕》中的柳敬亭机智、勇敢，为挽救危急的局势，前去下书，终於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内讧。对《桃花扇》里的男主角复社文人侯方域，孔尚任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支持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的政治主张，同情侯方域的遭遇，指斥魏阉余孽对他的迫害。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中软弱动摇的一面，对复社文人的“调嘴文章，当不得厮杀”，以及留恋征歌选舞等，亦有微讽。孔尚任截取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覆亡的这段历史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凡例》)，“藉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清兵南下时的扬州之战。史可法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统率四镇、开府扬州。他忠於明王朝，耿介正直，决心保住扬州。然而只剩3000残兵，不可能挽回败局，最后沉江而死。《誓师》、《沉江》等出主要描写了他的保卫扬州的事迹。这些场面出现在明亡后仅仅50年的舞台上，观众中又不乏明朝的“故臣遗老”，必然在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唤起他们的亡国之痛。因此，《桃花扇》所抒发的这种兴亡之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人们在思想上以极大的震荡。由於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还不能全面地历史地揭示出南明亡国的本质原因。他对明末农民起义军采取敌视态度，在《总批》里说:“明朝之亡，亡於流寇也”；在闰二十出《闲话》中又藉剧中人物之口，说清兵进关是“替明朝报了大仇”，对清统治者作了歌颂。剧末的《栖真》、《入道》两出，也包含著难言之隐。《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人物形像的塑造 《桃花扇》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像，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妓女，不下二、三十个。作者在《桃花扇纲领》中曾把所有人物，分为左、右、奇、偶、经五部。其中有主有次，有褒有贬。在孔尚任的笔下，人物虽在一部，但性格各异，互不雷同。例如马士英、阮大铖同为魏阉余党，彼此又有差异。马士英有权有势，喜欢受到别人的趋奉，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则狡诈、阴险，善於出谋划策。孔尚任既写出了他们结党营私、荒淫腐朽的共同特徵，又把握住他们之间性格、面貌不同的分寸。又如柳敬亭、苏昆生，他们同是江湖艺人，却有著不同的个性，一个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一个憨厚而含蓄。《桃花扇》中写了许多同类的人物，在相同之中写出了不同，使他们大都具有毫不重复的个性特徵。作为妓女，李香君和李贞丽、卞玉京、郑妥娘等大有区别。作为武将，左良玉和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田雄等相比，形像更为鲜明。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角，她色艺非凡，稳重中稍觉矜持。她的老师苏昆生，耻於与权奸为伍，离开阮大铖门下，给她后来的重气节、有政治远见的性格特点作了铺垫。她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她和侯方域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憎恨魏阉余孽这一共同的政治态度上。《传歌》、《眠香》等出把她推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漩涡。《却奁》一出，刻画了她的反抗性格，使她在政治上放射出新的异彩，突出了她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当她知道这些妆奁出自阮大铖之手时，愤怒地朝侯方域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於何等也？”於是她拔簪脱衫，唱出了“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此时的李香君不但成了侯方域的“畏友”，也同时赢得了复社文人的尊敬。她一直坚守反对权奸、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表现出不为利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她对侯方域的爱情，更多地出於她的政治态度。在李香君的形像上，坚贞的爱情和反对权奸的政治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李香君的经历中，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桃花扇》摆脱了一般才子佳人戏剧的俗套，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桃花扇》中的某些人物，孔尚任力求写出他们的性格的多面性，把他们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并使他们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维持有机的关联，成为剧中不可或缺的登场人物。杨文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能诗会画，风流自赏，游离於复社文人和阮大铖之间。他和侯方域、秦淮名妓李贞丽有交往；又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他促成侯方域、李香君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却奁》之后，他对李香君有所不满，但在危及侯、李生命的严重关头，又出力保护他们。孔尚任写出了杨文骢性格的各个侧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像。同样的例子还有李贞丽。《桃花扇》对於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写法。在正面人物形像中，写柳敬亭，笔酣墨饱，点染成趣，处处有戏，富有传奇性；写李香君，纯用工细的白描手法，不追求离奇的情节，深刻地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并在重要的关目上突出地刻画她的性格。这写法的不同，实际上也正反映了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对反面人物形像，如马士英、阮大铖，则更多地采用夸张的手法，并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揭露他们的丑恶本质。结构 《桃花扇》所反映的明末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复杂。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作为贯串全剧的中心线索，细针密线，连环相牵，互相生发。侯方域一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朝臣和秦淮水榭诸色艺人。先写侯、李的定情，复社文人和阮大铖的斗争；再写侯、李由合而离，插入左良玉引兵东下，侯方域修札，柳敬亭投辕。侯方域因权奸迫害，投奔史可法。两条线索，南北交插，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最后，侯、李在江山换主的情况下，由离而合。虽情节起伏多变，却在结构上浑然一体，不枝不蔓。全剧能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中组织得这样完整、严谨，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孔尚任在剧中还特意渲染了一柄宫扇，从侯方域赠扇订盟开始，直到张道士裂扇掷地，这个重要的道具绾合了全剧许多重要的情节。一把平凡的扇子包含著不平凡的意义。它象徵著两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兴亡。正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所指出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於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把桃花扇放置在戏曲结构组织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并用它来作为剧本的题名，“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这表现了孔尚任在艺术上的匠心。曲词和宾白 《桃花扇》善於通过曲词和宾白刻画人物的性格。例如侯方域、柳敬亭分别在第1出《听稗》、第 11 出《投辕》上场时所唱的曲词都很切合人物声口。全剧曲词和宾白的安排匀称合度。对它们的不同作用，有严格的区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藉词曲以咏之。”(《桃花扇‧凡例》)至於交代情节，说明事实，则用宾白。长出只填八曲，短出或六或四曲，比较适合舞台演唱的要求。上本末出《闲话》全用宾白，下本首出《孤吟》全用曲词，不受定例所限，表现了创新的精神。《桃花扇》一般能随著剧情的变化而使用不同风格的曲词。《传歌》、《访翠》、《眠香》等出，写儿女风情，许多曲词都保持著秀艳温柔的情调。《哭主》、《誓师》、《沉江》等出，写政治大事，许多曲词又具有慷慨激昂的特色。曲词流畅，词意明亮，基本上摆脱了艰涩的弊病。宾白抑扬铿锵，语句整练。但因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对吸取和提炼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注意不够，因而在语言的运用上显得典雅有余，当行不足，工整有余，生动不足。《桃花扇》脱稿后，即风行一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由金斗班在北京首演。孔尚任罢官后，《桃花扇》仍在南北各地盛演不衰。在康熙年间的剧坛上，孔尚任和《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升齐名，时人称为“南洪北孔”。孔尚任的友人顾彩曾把《桃花扇》改写为《南桃花扇》，变更结局，使生旦当场团圆，侯方域携李香君北归。后来，《桃花扇》又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以及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等。原始著作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国外《英语世界》期刊对桃花扇李香君是有记载的，英语世界对李香君的研究,也需要通过跨文化的视野,与国内的研究相对照,挖掘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因子,并最终回归自身的语境,审视中国戏曲的海外传播。有鉴于此,本论文立足于国内外有关《桃花扇》及李香君形象的重要研究著述,采取文献梳理、文本细读和文化比较等方法,开展跨文化视域下的李香君文学形象研究。
桃花颜色一如真，送往南朝送故人。曾有笙歌吹梦影，今余台榭落香尘。宁将寂寞伤斯世，不教多情误此身。饮恨当年凄欲罢，翻看扇底更无伦！
《桃花扇》的思想内容 《桃花扇》的内容是藉复社文人侯方域与秦淮名妓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来反映南明弘光王朝覆亡的历史。侯方域题诗宫扇赠李香君，二人相恋。马士英、阮大铖欲与侯方域结交，通过画家杨文骢表示愿代出资促成侯、李的结合。李香君怒斥马、阮，侯方域受到李的激励，亦对此事加以拒绝。武昌总兵左良玉率军移食南京，朝野震动，侯方域修书劝阻，阮大铖诬以私通和做内应的罪名，侯方域被迫投奔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李自成攻陷北京，马士英、阮大铖等迎立福王，并对复社文人进行迫害，准备强逼李香君嫁与漕抚田仰为妾。李香君坚决不从，矢志守楼，倒地撞头时，血溅侯方域所赠的宫扇。杨文骢在宫扇血痕上画成桃花图，李香君遂将桃花扇寄与侯方域。清兵南下，攻陷南京，李香君、侯方域先后避难於栖霞山，在白云庵相遇，共约出家。孔尚任企图通过这个爱情故事，描写明末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揭示南明覆亡的原因，抒发“兴亡之感”。孔尚任采摭的史实，始於明崇祯十六年(1643)，终於清顺治二年(1645)，以清代统治者徵求山林隐逸作结。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破居庸，进昌平，攻下北京，推翻了明王朝。接著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李自成腹背受敌，在北京仅居一月有余，便被迫离去。《桃花扇》在第二十六出《赚将》之前，用一半以上的篇幅，反映了这一历史背景。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逃亡江南的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弘光。不久清兵南下，南京陷落，朱由崧被俘。《桃花扇》正是要从这段史实中揭示出明朝“三百年之基业，隳於何人？败於何事？消於何年？歇於何地？”(《桃花扇小引》)。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明确指出：权奸“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导致了南明的覆亡。基於这样的认识，他对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以及政治的腐败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和相当深刻的揭露。君是昏君，臣是佞臣。半壁山河已是不存，昏聩的弘光帝却一意声色犬马，寻欢作乐。第二十五出《选优》描写了他在清兵南下时，关心的仍是“享帝王之尊”，“有声色之奉”。至於作者著力批判的人物马士英，他在亡国大难临头之日，想到的仍是“一队娇娆，十车细软”；阮大铖更是卖官鬻爵，倒行逆施。“幸遇国家多敌，正是我辈得意之秋”，则是他们的心灵写照。当朝权臣如此，掌握重兵、赖以保卫疆土的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也是“国仇犹可恕，私怨最难消”，一味争夺地盘，相互残杀。总兵许定国在清军兵临城下时，杀了高杰，带领清兵连夜南下，争“下江南第一功”。就连坐镇武汉的左良玉，也藉剿檄奸臣为名，领兵东下，致使江北淮扬千里营空，清兵乘虚而入，直捣江南，最后导致了南明王朝的覆亡。《桃花扇》用艺术的手段十分真实地再现了这一段历史。南明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政治上黑暗、腐败，已是千疮百孔，无可救药。虽有史可法这样的贤明正直的官员，也是孤忠无助，只能困守扬州，束手无策。正像《拜坛》一出的眉批所说的:“私君、私臣、私恩、私仇，南朝无一非私，焉得不亡！”《桃花扇》首先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来揭示南明王朝覆亡悲剧的原因，这一点是写得非常深刻的。作品在痛斥阉党权奸的同时，热情歌颂了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卞玉京等下层人物。女主角李香君的形像，塑造得更是光彩照人。作为秦淮名妓的李香君，处在受人歧视和凌辱的社会地位。然而她有胆识，有政治远见。《骂筵》一折，不畏强暴，当著马士英、阮大铖的面直言詈骂:“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乾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老艺人柳敬亭、苏昆生关心国家安危，不惜出生入死。《修札》、《投辕》中的柳敬亭机智、勇敢，为挽救危急的局势，前去下书，终於阻止了一场即将爆发的内讧。对《桃花扇》里的男主角复社文人侯方域，孔尚任的态度也是鲜明的。他支持明末东林复社文人的政治主张，同情侯方域的遭遇，指斥魏阉余孽对他的迫害。同时，也写出了他性格中软弱动摇的一面，对复社文人的“调嘴文章，当不得厮杀”，以及留恋征歌选舞等，亦有微讽。孔尚任截取南明王朝从建立到覆亡的这段历史作为创作题材，描写“朝政得失、文人聚散”(《凡例》)，“藉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先声》)。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写到清兵南下时的扬州之战。史可法受马士英、阮大铖排挤，统率四镇、开府扬州。他忠於明王朝，耿介正直，决心保住扬州。然而只剩3000残兵，不可能挽回败局，最后沉江而死。《誓师》、《沉江》等出主要描写了他的保卫扬州的事迹。这些场面出现在明亡后仅仅50年的舞台上，观众中又不乏明朝的“故臣遗老”，必然在感情上引起强烈的共鸣，唤起他们的亡国之痛。因此，《桃花扇》所抒发的这种兴亡之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给人们在思想上以极大的震荡。由於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孔尚任在《桃花扇》中还不能全面地历史地揭示出南明亡国的本质原因。他对明末农民起义军采取敌视态度，在《总批》里说:“明朝之亡，亡於流寇也”；在闰二十出《闲话》中又藉剧中人物之口，说清兵进关是“替明朝报了大仇”，对清统治者作了歌颂。剧末的《栖真》、《入道》两出，也包含著难言之隐。《桃花扇》的艺术成就人物形像的塑造 《桃花扇》中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像，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艺人妓女，不下二、三十个。作者在《桃花扇纲领》中曾把所有人物，分为左、右、奇、偶、经五部。其中有主有次，有褒有贬。在孔尚任的笔下，人物虽在一部，但性格各异，互不雷同。例如马士英、阮大铖同为魏阉余党，彼此又有差异。马士英有权有势，喜欢受到别人的趋奉，贪鄙而无才略。阮大铖则狡诈、阴险，善於出谋划策。孔尚任既写出了他们结党营私、荒淫腐朽的共同特徵，又把握住他们之间性格、面貌不同的分寸。又如柳敬亭、苏昆生，他们同是江湖艺人，却有著不同的个性，一个机智、诙谐而锋芒毕露，一个憨厚而含蓄。《桃花扇》中写了许多同类的人物，在相同之中写出了不同，使他们大都具有毫不重复的个性特徵。作为妓女，李香君和李贞丽、卞玉京、郑妥娘等大有区别。作为武将，左良玉和黄得功、刘良佐、刘泽清、高杰、田雄等相比，形像更为鲜明。李香君是《桃花扇》的女主角，她色艺非凡，稳重中稍觉矜持。她的老师苏昆生，耻於与权奸为伍，离开阮大铖门下，给她后来的重气节、有政治远见的性格特点作了铺垫。她有明确的生活目的和理想，她和侯方域的结合，主要是建立在憎恨魏阉余孽这一共同的政治态度上。《传歌》、《眠香》等出把她推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漩涡。《却奁》一出，刻画了她的反抗性格，使她在政治上放射出新的异彩，突出了她性格中刚烈的一面。当她知道这些妆奁出自阮大铖之手时，愤怒地朝侯方域说:“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於何等也？”於是她拔簪脱衫，唱出了“脱裙衫，穷不妨；布荆人，名自香”。此时的李香君不但成了侯方域的“畏友”，也同时赢得了复社文人的尊敬。她一直坚守反对权奸、反对邪恶势力的正义立场，表现出不为利诱、不畏强权的斗争精神。她对侯方域的爱情，更多地出於她的政治态度。在李香君的形像上，坚贞的爱情和反对权奸的政治态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在李香君的经历中，爱情的不幸遭遇和国家的覆亡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桃花扇》摆脱了一般才子佳人戏剧的俗套，取得了新的艺术成就。《桃花扇》中的某些人物，孔尚任力求写出他们的性格的多面性，把他们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加以塑造，并使他们的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发展维持有机的关联，成为剧中不可或缺的登场人物。杨文骢便是这方面的一个突出的例子，他能诗会画，风流自赏，游离於复社文人和阮大铖之间。他和侯方域、秦淮名妓李贞丽有交往；又是马士英的亲戚、阮大铖的盟弟。他促成侯方域、李香君的结合；又想利用李香君为阮大铖拉拢复社文人。《却奁》之后，他对李香君有所不满，但在危及侯、李生命的严重关头，又出力保护他们。孔尚任写出了杨文骢性格的各个侧面，使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形像。同样的例子还有李贞丽。《桃花扇》对於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写法。在正面人物形像中，写柳敬亭，笔酣墨饱，点染成趣，处处有戏，富有传奇性；写李香君，纯用工细的白描手法，不追求离奇的情节，深刻地挖掘她的内心世界，并在重要的关目上突出地刻画她的性格。这写法的不同，实际上也正反映了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对反面人物形像，如马士英、阮大铖，则更多地采用夸张的手法，并通过人物的行动来揭露他们的丑恶本质。结构 《桃花扇》所反映的明末社会生活极为广阔复杂。孔尚任巧妙地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作为贯串全剧的中心线索，细针密线，连环相牵，互相生发。侯方域一线连结史可法、江北四镇，以及驻扎在武昌的左良玉。李香君一线则以南京为中心，牵动弘光皇帝、马士英、阮大铖等朝臣和秦淮水榭诸色艺人。先写侯、李的定情，复社文人和阮大铖的斗争；再写侯、李由合而离，插入左良玉引兵东下，侯方域修札，柳敬亭投辕。侯方域因权奸迫害，投奔史可法。两条线索，南北交插，写出了南明覆亡的历史。疏密相间，跌宕有致。最后，侯、李在江山换主的情况下，由离而合。虽情节起伏多变，却在结构上浑然一体，不枝不蔓。全剧能在纷繁的历史事件和错综复杂的头绪中组织得这样完整、严谨，可以看出作者高度的艺术概括能力。孔尚任在剧中还特意渲染了一柄宫扇，从侯方域赠扇订盟开始，直到张道士裂扇掷地，这个重要的道具绾合了全剧许多重要的情节。一把平凡的扇子包含著不平凡的意义。它象徵著两个主人公的悲欢离合，反映了南明王朝的兴亡。正象孔尚任在《桃花扇小识》中所指出的:“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於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把桃花扇放置在戏曲结构组织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并用它来作为剧本的题名，“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桃花扇本末》)，这表现了孔尚任在艺术上的匠心。曲词和宾白 《桃花扇》善於通过曲词和宾白刻画人物的性格。例如侯方域、柳敬亭分别在第1出《听稗》、第 11 出《投辕》上场时所唱的曲词都很切合人物声口。全剧曲词和宾白的安排匀称合度。对它们的不同作用，有严格的区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藉词曲以咏之。”(《桃花扇‧凡例》)至於交代情节，说明事实，则用宾白。长出只填八曲，短出或六或四曲，比较适合舞台演唱的要求。上本末出《闲话》全用宾白，下本首出《孤吟》全用曲词，不受定例所限，表现了创新的精神。《桃花扇》一般能随著剧情的变化而使用不同风格的曲词。《传歌》、《访翠》、《眠香》等出，写儿女风情，许多曲词都保持著秀艳温柔的情调。《哭主》、《誓师》、《沉江》等出，写政治大事，许多曲词又具有慷慨激昂的特色。曲词流畅，词意明亮，基本上摆脱了艰涩的弊病。宾白抑扬铿锵，语句整练。但因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中主张“宁不通俗，不肯伤雅”，对吸取和提炼人民群众的口头语言注意不够，因而在语言的运用上显得典雅有余，当行不足，工整有余，生动不足。《桃花扇》脱稿后，即风行一时。康熙三十九年(1700)正月，由金斗班在北京首演。孔尚任罢官后，《桃花扇》仍在南北各地盛演不衰。在康熙年间的剧坛上，孔尚任和《长生殿》传奇的作者洪升齐名，时人称为“南洪北孔”。孔尚任的友人顾彩曾把《桃花扇》改写为《南桃花扇》，变更结局，使生旦当场团圆，侯方域携李香君北归。后来，《桃花扇》又被改编为话剧、电影，以及京剧、桂剧、越剧、扬剧、评剧等。原始著作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桃花扇》是爱情遭遇政治变革的悲剧，侯李的爱情具有时代性和民族色彩，但当个人的爱情遭遇和大的政治变革相冲突时，则情无异于危卵击石了。孔尚任悲剧性地把政治悲剧之“理”置于情感之上，具有鲜明的超时代性，体现了“理”对情的胜利。
桃花扇是清初作家孔尚任经十余年苦心经营，三易其稿写出的一部传奇剧本，共有40出，舞台上常演的有《访翠》、《寄扇》、《沉江》等几折。通过男女主人公侯方域（朝宗）和李香君的爱情故事反映明末南明灭亡的历史戏剧。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当时清初正是考据学极盛时期，影响了作者忠于历史的态度，剧本中绝大部分人物是真人真事，剧本所写的一年中重大历史事件甚至考证精确到某月某日，但由于并不是历史书籍，剧中加入故事情节，人物感情刻画，从深度和广度反映现实，并且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是一部对后来影响很深的历史剧。
桃花源记分析如下：
本文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现实生活的不满。
文章开端，先以美好闲静、“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花林作为铺垫，引出一个质朴自然化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那么单纯，那么美好，没有税赋，没有战乱，没有沽名钓誉，也没有勾心斗角。甚至连一点吵吵嚷嚷的声音都听不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那么平和，那么诚恳。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作者没有明说，但从“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一句中已隐约透露了消息：原来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一个高踞人民头上为私利互相攻伐的统治集团。这个幻想中的桃花源世界，对生活在虚伪黑暗、战乱频繁、流血不断的现实世界中的人们来说，无疑是令人神往的。
作者的简净笔触，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桃花源的气氛，使文章更富有感染力。当然，这种理想的境界在当时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只是作者通过对大同社会的构想，艺术地展现了大同社会的风貌，是不满黑暗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表现了作者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桃花源中的家庭多为主干家庭（三代同堂），从“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从“男女”、“黄发”、“垂髫”这三个词便可以看出此点。
文章的结构也颇有巧妙之处。作者借用小说笔法，以一个捕渔人的经历为线索展开故事。开头的交代，时代、渔人的籍贯，都写得十分肯定，似乎真有其事。这就缩短了读者与作品的心理距离，把读者从现实世界引入到迷离惝恍的桃花源。
相反，如果一开头就是“山在虚无缥缈间”，读者就会感到隔远，作品的感染力也就会大打折扣。“不足为外人道也”及渔人返寻所志，迷不得路，使读者从这朦胧飘忽的化外世界退回到现实世界，心中依旧充满了对它的依恋。文末南阳刘子骥规往不果一笔，又使全文有余意不穷之趣。
扩展资料
【译文】
东晋太元（公元376-396）年间，武陵有个人以捕鱼为生。有一天他沿着溪水划船而行，忘记了路程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在小溪两岸的几百步之内，中间没有其它树木，花草鲜嫩美丽，地上的落花繁多交杂，渔人对此感到非常诧异。他继续往前走，想要走到林子的尽头。
桃花林的尽头就是溪水的源头，渔人发现了一座小山，山上有个小洞口，洞子里面仿佛隐约透着点光亮。渔人便舍弃了船，从洞口走了进去。最开始非常狭窄，只能容得下一人通过。又行走了几十步，突然变得明亮开阔了。
渔人眼前这片土地平坦宽广，房屋排列得非常整齐，还有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塘，以及桑树、竹子这类的植物。田间小路四通八达，鸡鸣狗吠的声音此起彼伏。人们在田间来来往往耕种劳动，男男女女的衣着打扮，全都和外面的人一样。老年人和小孩儿，都怡然并自得其乐。
这里的人看见了渔人，感觉非常惊讶，问他是从哪里来的。渔人都一一作了回答。这里的人便邀请他到家中做客，摆了酒、杀了鸡用来款待他。村里面的其它人听说来了这么一个人，全都来打听消息。
他们自己说他们的先祖是为了躲避秦朝时期的战乱，率领妻儿乡邻们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从此他们再没有人出去了，所以和外面的人隔绝了一切往来。村里的人问渔人现如今是什么朝代，他们不知道有汉朝，更不用说魏、晋两朝了。
渔人把自己知道的所有事都一一说了出来，村民们听了都感叹惋惜。其余的人各自又把渔人邀请到自己的家中，都拿出自己的美酒佳肴来款待他。渔人停留了几日后，就向村里的人告辞。村里的人告诉他：“这里的情况不值得对外面的人说啊。”
渔人出来之后，找到了自己的船，就沿着来时的路回去，处处都做了记号。他到了郡城武陵，就去拜见太守，说了自己的这番经历。太守立即派遣人员跟随他前往，寻找渔人先前作的记号，最终迷路了，后来再也找不到通往桃花源的路了。
南阳有个叫刘子骥的人，是一个高尚的读书人，他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愉快地计划着前往桃花源。但没有实现，不久后就病死了，后来就再也没有探访桃花源的人了。
〔东晋〕陶渊明【题解】这是一篇虚构的用来寄托作者社会理想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它描绘了一幅没有战乱、自给自足、鸡犬之声相闻、老幼怡然自得的世外桃源的图景。尽管这样的社会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存在，但从中透露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否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民的愿望。全文叙述委婉曲折，层次分明，语言质朴自然，写景明丽如画，虽幻似真，虽虚似实，用艺术的手法展示了一幅古代东方“乌托邦”的图景。晋太元中〔1〕，武陵人捕鱼为业〔2〕，缘溪行〔3〕，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4〕，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5〕；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6〕，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7〕，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8〕；黄发垂髫〔9〕，髫怡然自乐。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10〕，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11〕，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12〕，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13〕，处处志之〔14〕。及郡下〔15〕，诣太守说如此〔16〕。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17〕，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18〕。未果，寻病终〔19〕。后遂无问津者〔20〕。 ——选自中华书局排印本《陶渊明集》 东晋太元年间，有一个武陵人以捕鱼为业，一天他沿著溪流划船前行，竟然忘掉了路的远近。忽然遇到一片桃花林，夹著溪水两岸有数百步之长，其中没有其他树木，地上的芳草鲜嫩优美，遍地是掉落的桃花瓣；渔人觉得十分惊奇。又继续向前走，想走完这片桃花林。桃花林的尽头就是溪水的发源地，走到那里便发现有一座山。山有一个小的洞口，洞口好像有亮光；渔人就离开小船从洞口进去。刚进去时洞很狭窄，仅能容得一个人通过；又朝前走了几十步，突然开阔明亮起来。里面土地平坦开阔，房屋排列整齐，有肥沃的田地，美丽的池塘及桑树、翠竹一类东西；田间道路交错相通，彼此可以听到鸡鸣狗叫的声音。桃花源中的人往来、耕种、劳作，以及男女穿的衣服，都同外面的人一模一样；老老少少都很安适快乐。他们看到渔人以后，大为惊异；问他从什么地方来，渔人全都作了回答。他们就邀请渔人到家里去，备酒杀鸡热情款待。村民听说来了这样一个人，都来探问外界消息。他们说自己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时的战乱，带领妻子小孩和同乡人来到这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从此以后不再出去；于是就跟外界隔绝了。又问渔人现在是什么朝代，他们竟不知道有汉朝，更不要说魏朝和晋朝了。渔人就详尽地讲了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他们都十分感叹。其他的人也都邀请渔人到自己家里，拿出酒食来款待。住了几天，渔人要告辞回去，桃花源中的人对他说：“这里的事不必对外人讲。”渔人出来以后，找到他的船，就沿著老路回去，一处处都做了标记。到了郡城，就往见太守说了自己进入桃花源的经过。太守立即派人跟随渔人前去，寻找先前所做的标记，结果竟然迷失方向没有能够找到原来的道路。南阳的刘子骥，是个高尚的隐士，听到这件事情，就高兴地计划前去探访。但没有能够实现，不久就生病死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去寻找的人了。（徐鹏）【注释】〔1〕太元：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年号（376—396）。这里年代是假托的。〔2〕武陵：郡名。郡治在今湖南省常德县。〔3〕缘：沿著。〔4〕夹岸：两岸。〔5〕落英：落花。〔6〕才通人：仅能供一个人通过。〔7〕阡陌（qiān mò千莫）：田间小路。南北叫阡，东西叫陌。〔8〕外人：指桃花源外的人。〔9〕黄发：指老人。老年人发白转黄，故以代称。垂髫（tiáo条）：指儿童。儿童垂发为饰。〔10〕要：同邀，请。〔11〕邑人：同乡人。绝境：指与外界隔绝的地方。〔12〕延：邀请。〔13〕扶：沿著。向路：旧路，指来时的路。〔14〕志：标记。〔15〕郡下：指武陵郡治所在地。〔16〕诣（yì义）：往见。太守：郡的行政长官。〔17〕南阳：郡名。郡治在今河南省南阳市。刘子骥：名诣之，隐士，好游山水（见《晋书·隐逸传》）。〔18〕规：计划。〔19〕寻：不久。〔20〕问津：问路。指探访。津；渡口。
陶渊明的一篇《桃花源记》流传千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心灵的栖息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也喜欢描绘自然风光，给人以世外仙境之感。本研究从《桃花源记》和《雪国》入手，探究二者在自然观和虚无观上存在相似性。研究表明，陶渊明与川端康成都崇尚自然，讲求物我相融，深受虚无观的影响，认为“无”是绝对的，永恒的。但是川端受日本传统物哀思想的影响，观点中透露着哀伤和消极，陶渊明则表现得平和而淡泊。关键词：陶渊明；川端康成；自然观；虚无观1、绪论陶渊明的一篇《桃花源记》流传千古，那个与世无争、平静祥和的世外桃源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遐想和憧憬。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的意义，就是给自己也给后人提供了一个心灵的家园，一个诗意的栖息地。川端康成的《雪国》令人沉浸在文中清幽迷人的景色里，仿佛看到一个世外仙境，另一个美丽的桃花源。川端康城与陶渊明都倾情于世外桃源，热衷对远离城市喧嚣的山水自然风光的描写。桃花源不仅是他们自然观的体现，更倾注着他们的哲学观，那对于虚无与生死的探寻和对于人生终极意义的思考。从作品来看，两者在自然观与哲学观上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本文旨在探究二者的自然观与虚无观的异同，深入了解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2、川端与陶渊明的自然观陶渊明的诗充满田园气息，是参与其中的田园山水，川端把小说人物放在一种被自然怀抱的位置，与自然融为一体。两者都体现了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而川端受“物哀”影响，既从桃源中得到审美的惬意，又抒发莫名的哀愁和颓伤，陶渊明的田园诗则在自然与哲理间架起一座桥梁，将生活的困苦与田园乐趣达成一种和解，平和而淡泊。不难看出，在川端对自然风光的描写中，美丽与哀愁是非常突出的特色。这与日本传统的物哀思想是分不开的。关于“物哀”，我们并不陌生。川端作为日本传统文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审美情趣，更多地继承了日本传统艺术美的物哀精神。他经常强调“平安朝的物哀成为日本美的源流”，“悲哀这个词，同美是相通的”。可以说，“物哀”在他的审美对象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陶渊明的田园诗源于田园生活，他把对田园生活的切身感受，融入诗歌之中，就在他的生花妙笔下，连平常的草屋，绿树，村庄，都透露出着勃勃的生机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恍若一幅幅美丽的画卷，令人心旷神怡，心向往之。在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感情、美景、哲理三者交融，飞鸟，草木，山水等都饱含着强烈的思想感情。而且，诗人又善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把情感与哲理、与景物紧密结合起来，使人既有能享受到审美的愉悦也能从中获得启迪，说理不但毫不枯燥反而给人以新奇自然之感，读之沁人心脾。3、川端与陶渊明的虚无观1968年川端康成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颁奖典礼上，他发表了题为《我在美丽的日本》的纪念演讲，分析了日本文学的渊源与发展，探索了日本人的自然观与宗教观，他还说：“要使人觉得一朵花比一百朵花更美。”可以说川端在这里所提及的一朵花所留下的空白和空间与中国古代的虚实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日本古代文学是在中国文学的影响下发展的。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和社会状况，使两国形成了关系密切的文化圈。日本许多作家都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川端也不例外。魏晋时期继承和发展的老庄之学，虚无观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魏晋名士的代表，陶渊明也表现出对虚无观的深刻的理解。川端康成对“虚实”不仅从理论上进行论述，也将它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不仅运用它来塑造人物形象、描写自然景物，而且将高度提升到精神方面和哲学思想方面、可以说虚实理论影响到川端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川端笔下，甚至于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候，都会给人一种虚实对比的感觉。“火车开动之后，候车室里的玻璃窗豁然明亮了，驹子的脸在亮光中闪闪浮现，眼看着又消失了。这张脸同早晨雪天映在镜中的那张脸一样，红扑扑的。在岛村看来，这又是介于梦幻同现实之间的另一种颜色。”虚实理论不仅表现在艺术技巧上，而且体现在精神实质上。川端康成崇尚虚无，他认为无是有的精神实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一个最为广袤丰厚的定义。虚无观的终极意义体现在死生观上，这并非完全否定生命，川端相信轮回转世，即“死生不灭”，在他眼中，死并非彻底地消亡，而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存在着。“女人的身体，在空中挺成水平的姿势。岛村心头猛地一震，他似乎没有立刻赶到危险和恐惧，就好像那是非现实世界的幻影一般。”“不知为什么，岛村总觉得叶子并没有死。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所以在川端笔下，这场火灾可以说描写得很浪漫，不见一丝血腥，灿烂的银河竟与飞舞的火花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川端之所以认为叶子的死是美的，那是因为他认为叶子的死并非彻底的死亡，而是“她内在生命在变形，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叶子的死是从禁锢的肉体中的解脱，是灵魂的升华，也是美的表现。陶渊明曾不止一次在他的作品中表达这种对“死”的看法。“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挽歌》)死去有什么可说的，他的身体已经托付给永远的山丘。陶诗对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思考，不止为田园，更在于对活着的追问。“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杂诗》)尽管命运变幻莫测，人生漂泊不定，但仍执著地在生活中寻找着友爱，寻找着欢乐和希望。这大概就是生之意义吧。4、结论本文以川端康成的《雪国》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为着眼点，尝试从自然观和虚无观的角度来欣赏川端和陶渊明的代表性作品，分析二者在自然观和虚无观上存在的相似性。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川端康成都崇尚自然，都体现了物我相融，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同时，都深受虚无观的影响，认为“无”是绝对的，永恒的。川端康成崇尚虚无，他认为无是有的精神实质，是一切生命的源泉，是一个最为广袤丰厚的定义。虚无观的终极意义体现在死生观上，这并非完全否定生命，川端相信轮回转世，即“死生不灭”，在他眼中，死并非彻底地消亡，而是转化成另一种形式存在着。“无”是魏晋玄学的核心，作为魏晋名家，陶渊明深受其影响。而虚无观又从根本上影响人的死生观，陶诗对生命之终极意义的思考，不止为田园，更在于对活着的追问。
一、整体把握 本文原是陶渊明《桃花源》诗前的序文，大约作于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其时作者57岁，隐居农村已十余年。文中所说的桃花源似乎有实际根据，在今湖南桃源县西南沅江之滨的桃源山腰上，有一个长约一百米的山洞，有人认为就是桃花源。但课文所叙述的故事纯属虚构。 按作者的构想，桃花源跟桃花林仅一洞之隔，洞极狭，仅容一人进出；洞口在山上，其下正是溪的发源地，长达数百步的桃林恰好至此而尽。弄清这个背景再看故事，就会觉得头绪很清楚。 故事颇有传奇色彩，曾被列入志怪小说一类。首先是渔人入桃源的经过甚奇。渔人沿溪行而“忘路之远近”，何以不返棹而一直走下去？究竟是什么事物吸引了他？千百株桃树夹岸，其中竟无一棵杂树，这是自然生成还是人工所为？洞口仅容一人通过，且深不可测，不知其中有何怪异，而渔人竟敢孤身而入，亦奇人也。其次是桃源中人。若为仙，何以饮食起居、待人接物皆与常人无异；若为隐，何以凭一洞之隔便与尘世相去万里？最后，这个“世外桃源”消失得尤奇。渔人出洞后既已“处处志之”，何以再去找时竟茫然无所见？这样看来，此村似乎又不在人世间了!至于后来南阳刘子骥“规往”而“未果”，这是作者有意添加的一个尾声——有这位真实的历史人物出来作证，故事就更显得亦真亦幻，传奇色彩也就变得更浓了。 作者虚构这个故事是有寄托的。他生活在东晋末期战乱纷乘的环境里，中年以后他长期隐居农村，对农村的现实有更深的了解，对人民的愿望更有了切身体会，于是构想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世外桃源。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纷扰；人人各尽所能地参加劳动，老人和孩子都生活得幸福、愉快，人与人之间都极其融洽而友好。但作者又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在这篇文章里，他既通过渔人的眼睛把这个理想的社会标本展示出来，又以渔人的复寻而迷失否定了它的存在——至少是不在这个现实世界之中。要寻找它就只能飘然高举，《桃花源诗》最后说的“愿言蹑轻风，高举寻吾契”，就是这个意思。不过这也仅仅是意愿而已，谁办得到呢？由此看来，刘子骥之后而无人“问津”，似乎也表达了作者无可奈何的叹惋之情。 读这篇课文，既要看到作者的美好理想，又要看出他的无法克服的思想矛盾，才能深刻理解它的内容和写法。 二、问题研究 1．作者社会理想的实质 “桃花源”是陶渊明理想中的社会。要弄清作者理想的实质，必须先看原诗，因为在某些实质性的问题上诗比记还要说得明确些。例如“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正是原始共耕社会中“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种和平生活的写照；“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说的是没有君主统治，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制度；“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则是古代理想中的大同社会“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一原则的具体化。概括起来说，这些描写都表现了原始共耕社会的特点。记，则是先通过渔人所见来展示这个社会生活的风貌，从村落、房舍、良田、美池等一直写到男女耕作、老幼欢乐的情形；后通过村人“自云”来揭示这个社会的由来，又通过接待渔人来表现他们的精神风貌。诗和记，二者相互补充，十分清晰地勾出了这个理想社会的轮廓。 应当指出，作者这一社会理想是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的批判，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人民摆脱压迫、摆脱剥削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又带有一定程度的复古倾向，在阶级社会中也只能是一种幻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2．关于层层设疑的写法 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不少以游仙为题材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如曹植的《洛神赋》、郭璞的《游仙诗》等，多是假托游仙抒发作者的不平感和对现实的不满。《桃花源记》不是写作者本人“游仙”，但渔人的桃花源之行颇与“游仙”相类（唐王维《桃源行》中就有“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的诗句）。为了把桃花源写成一个似有若无的仙境，作者采用了层层设疑的写法。因此，开头虽然交代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但并未确切指出年代和地名；主人公也只说他是个渔人，不著姓名，这些都无从查考。接着写桃林奇景，似为人间所有又似为人间所无，又不说出它的确切地点，因为渔人已“忘路之远近”。写桃林的通道更为奇特，洞口小而“仿佛若有光”，路“极狭”而可“通人”，正是“洞天福地”的景象。待到渔人进入桃源后，眼前出现的又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生活的图景。可是，后来渔人出而复寻，本已做好的标记却又全部消失，桃源似乎又成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无迹可寻。最后再虚写一笔，说高士刘子骥“欣然规往”，给好奇的读者带来微茫的希望，但刘子骥又“未果”而“病终”。这样一来，桃源这个虚实难定的境界就真的成为“千古之谜”了。这种层层设疑的写法，表达了作者希望在现实中看到一个理想社会的思想感情，也能激发读者的兴趣。 练习说明 一、熟读并背诵全文，用自己的话叙述这个故事，可以适当地加进自己的想像。 设题目的是：①使学生当堂成诵，要求背得顺畅，并能大体上叙述作者原意；②发展学生的想像力，能根据上下文意补充若干细节，作创造性的复述。答题方式要灵活，可以先熟读成诵再作复述，也可以经过熟读粗知课文大意后，先复述故事，最后练习背诵。为了激活学生的想像，在熟读课文过程中，教师可以就故事情节提出某些问题，或要求简答，或引而不发，让学生放开去想，也可以加几句点评。 二、作者在这篇文章里寄托了怎样的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在当时的条件下能不能变成现实？今天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这样的理想？ 〔提示〕讨论前要先大致了解作者的生平和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一点社会发展史常识。 设题目的是让学生结合学过的有关社会发展知识，正确认识作者的社会理想，培养辩证思维。 此题可让学生讨论，形式不拘，或全班集中讨论，或分组讨论。前面“问题研究”已对此题所涉及的内容作了初步说明，但仅供教师参考。此题是开放性的，要鼓励学生各抒己见，能自圆其说即可，不要搞统一答案。 三、本文语言简洁而含蕴丰富。请根据文意完成下面的练习。 1．在括号里填入被省略的字。 （ ）见渔人，乃大惊，问（ ）所从来。（ ）具答之。（ ）便要（ ）还家，设酒杀鸡作食。 2．“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句话中没有交代渔人的答语，试说说渔人是怎样回答的。 3．“诣太守，说如此”这句话中的“如此”包括哪些内容？ 陶渊明的语言明净如一泓清泉，没有一点杂质，真正做到了将可有可无的字句一概删去，这种语言风格很值得探究。三个小题要学生注意的是作者行文时的省略笔法各不同，只让学生作答是不够的，还要作一点分析，使学生懂得其中的道理，这样才能提高学生阅读文言文的能力。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1．这是省略句子成分。在不妨碍理解的前提下，省略掉具体的指称，可以使行文简洁、流畅。这种省略不仅文言文中常见，在现代书面语和口语中也常见，只是在文言文中出现得更为频繁罢了。在分析过程中，最好不使用“主语”“宾语”或“施事者”“受事者”之类的概念。 答案依次是：村人、渔人（可用“他”替代）、渔人、村人、渔人（可用“他”替代）。 2．这可见作者的剪裁功夫。村人问“今是何世”，渔人当答以“今是晋”；村人会接着问“秦之后即晋乎”，渔人再答曰：“否，秦之后尚有汉魏，魏之后方为晋。”作者不正面地详细叙述这一对话过程，却用总叙的方式把它浓缩在“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句话里。这种省略方式最能反映出陶渊明的语言风格。 3．运用指代词语，避免重复前文内容。“如此”，是指代语，指上文所说。渔人见太守的目的是告诉他武陵郡中有此“绝境”，希望他派人去探个究竟，因此他一定会谈到自己发现桃源村的经过、村中的生活情状，还会谈到他归途中做标记的事。 四、下面各句中加点词语的意思跟现代汉语里的不同，试作解释。 1．阡陌交通，鸡犬相闻 2．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 3．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4．不足为外人道也 设题目的是提醒学生注意古今词义的不同，读文言文一定要根据上下文细究词义，切勿望文生义。答案如下： 1．交通，这里指道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在现代汉语中，“交通”是运输和邮电事业的总称。 2．妻子，这里指妻子及儿女。在现代汉语中，“子”是词尾，无义。 3．无论，不要说，（更）不必说。在现代汉语中，“无论”是表示条件的连词。 4．不足，不值得。这个意思仍保留在现代汉语的成语中，如“不足挂齿”（不值得一提）、“不足为奇”（不值得奇怪）等。 教学建议 本课拟用一个半课时教读。 由于文章故事性强，语言浅
学名：Actinidia chinensis Planch. 英文名：Yangtao Kiwifruit科名：猕猴桃科 Actinidiaceae 奇异果，即kiwifruit，很多人以为是新西兰特产，其实它的祖籍是中国，原名狝猴桃，一个世纪以前才引进入新西兰。今日，奇异果供货商大力宣传奇异果含丰富维生素C，此言非虚。据分析，每100克新鲜奇异果肉便含有100至300毫克(甚至超过400毫克)维生素C，比苹果高出20至80倍，比柑桔则高5至10倍。难怪《食物抗癌经》将奇异果列为抗癌水果，因为维生素C这种抗氧化物能有效阻止致癌物质亚硝酸胺在人体内形成。河南科学家曾做过一项实验：日服900毫克维生素C，尿中亚硝酸胺含量下降60%。关于狝猴桃的药用价值，中国历代医书均有记载，认为它能「调中下气」，具有滋补强身、清热利尿、健胃、润燥之功。民间验方，用狝猴桃60克去皮生吃，能治内热心烦，并防治坏血病、高血压、心血管病、癌症等。究其药理作用，乃其维生素C能阻止致癌物质亚硝胺形成，其果肉又能降低血中胆固醇及三酸甘油脂。据说狝猴桃对于医治消化道癌症和肺癌别有一手。狝猴桃的根也有药用功效，可惜此时此地药材店铺付之阙如。奇异果对某些人来说，果味似乎是浓一点，食后有苦涩之感，咳嗽时进食可能会加重病情，但这是否过敏? A则不得而知。【形态特征】藤本；枝褐色，有柔毛，髓白色，层片状。叶近圆形或宽倒卵形，顶端钝圆或微凹，很少有小突尖，基部圆形至心形，边缘有芒状小齿，表面有疏毛，背面密生灰白色星状绒毛。花开时乳白色，后变黄色，单生或数朵生于叶腋。萼片5，有淡棕色柔毛；花瓣5—6，有短爪；雄蕊多数，花药黄色；花柱丝状，多数。浆果卵形成长圆形，横径约3厘米，密被黄棕色有分枝的长柔毛．花期5—6月，果熟期8—10月。【分布】生于山坡林缘或灌丛中，有些园圃栽培。分布于长江以南各省区。【用途】 根药用，清热解毒、活血消肿、利尿通淋；制土农药，可杀油茶毛虫、稻螟虫、蚜虫等。茎含粘性大的胶质，可作建筑、造纸原料。叶可作饲料。花可提取香精。果含糖类、有机酸，尤以维生素C最多，可生食、制果酱、
猕猴桃果茶的研制Research and Production of Kiwi & Green Tea Beverage备注：(论文主要是研究猕猴桃和绿茶饮料 )
（一）主题的写法[2]毕业论文只能有一个主题（不能是几块工作拼凑在一起），这个主题要具体到问题的基层（即此问题基本再也无法向更低的层次细分为子问题），而不是问题所属的领域，更不是问题所在的学科，换言之，研究的主题切忌过大。因为涉及的问题范围太广，很难在一本硕士学位论文中完全研究透彻。通常，硕士学位论文应针对某学科领域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展开深入的研究，并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二）题目的写法毕业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地反映论文工作的主要内容，切忌笼统。由于别人要通过你论文题目中的关键词来检索你的论文，所以用语精确是非常重要的。论文题目应该是对研究对象的精确具体的描述，这种描述一般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研究结论，因此，我们的论文题目不仅应告诉读者这本论文研究了什么问题，更要告诉读者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三）摘要的写法毕业论文的摘要，是对论文研究内容的高度概括，其他人会根据摘要检索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因此摘要应包括：对问题及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用的方法和研究过程进行的简要介绍、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等内容。摘要应具有独立性、自明性，应是一篇完整的论文。（四）引言的写法一篇毕业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第2章，第3章，……，结论前的一章”的写法是论文作者的研究内容，不能将他人研究成果不加区分地掺和进来。已经在引言的文献综述部分讲过的内容，这里不需要再重复。（五）结论的写法结论是对论文主要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使人看后就能全面了解论文的意义、目的和工作内容。主要阐述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在本学术领域中的地位、作用和意义。同时，要严格区分自己取得的成果与导师及他人的科研工作成果。
求完整的说明 猕猴桃果实肉肥汁多，清香鲜美，甜酸宜人，耐贮藏。果，因此，它的营养价值远超过其他水果。 奇异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可强化免疫,
浅析陶渊明田园诗中的亲农意识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农村隐居生活体验为基础，直接描写农村田园风物和农事生活。他的诗表现出浓厚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主要表现在：大量描写田园风光，表现对农村、对土地的深深热爱之情；歌唱农民，赞美劳动与农民建立深挚的友谊；亲身参加农耕劳作、自力更生、咏叹自己的劳作经历和感受。而这些诗表现出的亲农意识与他的隐逸情怀不无关系。一、 优美的田园风光从诗歌的历史上看，在陶渊明之前，只有少量的以民歌形式出现，以田园为背景，表达某种情感的农事诗。如《诗经》中的《十亩之间》、《七月》，《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之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之兮，行与子逝兮”。《七月》的第二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耜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它们所描写的农村风光很简洁、单纯。自然景色描写，只是陪衬的作用，只是人物活动的一种背景。作者的意图不在于表现出它们的自然美。而陶渊明的田园诗主要内容就是描绘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并且通过朴素的语言，直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诗人对农村、对土地的热爱，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归园田居》其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这是典型的农村风光，房前屋后栽满榆树、柳树，美丽的桃花、李花飘来阵阵清香，炊烟袅袅，创造出一幅静谧、安适的画图。这从笔端自然流露出的文字，是只有那怀着对土地、对农村环境的真切热爱之情的人才可为的。再如《读山海经》其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这里诗人采用白描手法，平淡无奇的语言，勾勒出一幅农村风光图，让人读来毫不费力，但我们却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诗人热爱田园的感情。初夏时节，房子周围树木茂盛、恬静幽美、鸟飞到此搭窝筑巢，树上虽无艳丽的桃花李花，也不见飘拂的榆钱柳絮，但茂密的绿树却隐藏着惬意的清阳，鸟儿欢叫更衬托农村环境的清幽恬静。诗人所写的树、鸟、风、雨、房屋等等，无不蕴含着诗人亲近农村、喜爱土地的真诚之意。二、 与农民的深厚友谊常年的劳动生活使陶渊明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与农民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这种交往反映在诗歌中显得极为真挚和情趣盎然。如《归园田居》其二：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后日掩荆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农闲时节，与诗人共相来往的，不是那些骑马驾车的达官贵人，而是“披草”的农夫，他与农民随意交往，亲密无间，他没有封建土大夫的架子，是那样平易近人，而农民也把他当作知己，热诚相待，“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与农民随意攀谈交往的情状呼之欲出，“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他们所关心的也是桑麻的长势，收成的好坏。他的思想感情还与庄稼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为庄稼的茁壮成长，耕地面积的日益扩大而兴奋、喜悦，又为庄稼遭霜霰侵袭凋零而担心、忧虑。所以他说“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他这种关心农事，亲近农民，与农家通声息的行为，在东晋门阀等级森严的时代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当时的贵族大夫阶层价值观念中，始终存在着对农业和农民的鄙视。《移居》二首也写了他与农民邻居间的友好往来。与邻居们同劳作，共游乐，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其二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谈无厌时。此理将不胜，无为忽去兹。衣食当须纪，力耕不欺吾。这里，诗人与农人之间率真融洽的关系被表现得如鱼儿与水一般，亲密无间。“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朋友过门，互相招呼，相聚在一起，如果有酒，大家一起斟酌品尝。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亲切的招呼声，仿佛看到了他们喝酒时那悠然自得的样子。斟酒品尝，躬耕田野，披衣相访，这些与农人之间和谐惬意的生活，是诗人对劳动生活的认识，对田务、农人的深切的体认。也是自己永远躬耕田亩的决心。这种亲近农民的意识，与“田夫野老”共同的“躬耕自资”的生活，正是维系他们感情的纽带，是他们欢乐的根源。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突破了前代的一般农事诗的田园风光描绘，同时又超越其后代的以旁观者姿态出现在诗歌中的对农民的同情与关注的角色，而形成了自己在田园诗中独有的风格。三、 自己的辛勤劳作亲近农民，与农人为邻，赞美劳动，是他亲农意识的表现，作为自然生活的一部分，他更写了自己亲自耕作的感受和体验。而这种农业劳作的实践意义，也体现了陶渊明的一种信念。如《归园田居》之三：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首诗真切地描绘了晨出晚归的劳动生活和自己的感触，尽管“草盛豆苗稀”，但他还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实实在在地道出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劳，归耕后垦荒工作的艰难。种豆在田亩之中，但由于农业技艺不高，豆苗稀少，而草则长得旺盛，虽是如此，诗人仍是起早摸黑，披星戴月，早晨出去一身露水，晚归也是一身露水，白天自然是一身汗水。劳动虽然十分艰苦，但陶渊明却对这感到舒心惬意，充满了自得的情绪，他不把劳动当作“下贱”的事，而认为这很符合他的心愿。正因为诗人有亲自参加劳作的体验，他把自己的全部生命与情感都融入到浔阳江畔的那片土地，承受着农耕劳作的全部艰辛，才能对农民田园劳苦的生活的认同，也才能把劳动描绘得如此细致入微。这种真实感的产生，亲自事农桑后所再现的田园风物及体力劳动后的畅快，理想获得实现的愉快，都是后代田园诗人所无法达到的境界。无论是唐代孟浩然在襄阳鹿门的吟唱，还是王维在辋川别墅的幽歌，他们的田园诗虽然都不乏诗情画意，但他们并无躬耕田亩的切身体验，作者没有或不愿像陶渊明那样执着和真诚于土地，对土地的那份特殊情感。始终缺少的是陶渊明作为一个农民劳作后所拥有的艰辛和快乐的情感。因此读这些诗，就觉得有些做作。所以我们说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山之祖，但同时他又把这一诗歌形式发展到无人企及的高度。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有长期躬耕生活的深切体验。再如，《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勒，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及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及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这首诗一开头就是：“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自耕自食，是农业社会理想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个人生活方式。人类生计，衣食二字极为重，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创造物质财富，每个人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这个道理出自陶渊明之口，尤为可贵。诗人认为，人生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首位，要想求得身安，就必须亲自经营衣食。这里用反问句，暗示出当时的统治阶级鄙视农桑劳作，而陶渊明却抛弃官场，勉励自己坚持躬耕，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诗人在此先叙述自己从春天起就从事农田劳作，从未间断，看来今年的收成还不错，字里行间流露出丰收的喜悦。因为这收获是辛勤劳动所得，“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早上带露出去从事田间劳动，晚上背着劳动工具回来，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尽自己的微薄的努力。虽然自己所作有限，然而也是傍晚才回家，可见劳动是辛苦的，那么要做到“岁功聊可观”就更不容易了。“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本来劳作很苦，而山中霜露既多，又风气先寒，当然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对诗人来说，就尤其要付出更多艰辛，前文我们已说过，诗人在归田的第二年，曾“种豆南山下”，而“草盛豆苗稀”。时隔数年，现在山中种稻，却能做到“岁功聊可观”，他对“田家岂不苦”已有切切实实的体验。而这却是他维持生存的唯一手段。诗人躬耕自食，心安理得，劳动虽苦，但他以苦为乐，这种志愿长期参加农业劳作的可贵情操，是他浓厚的亲农意识的有力佐证。四、 陶渊明的亲农意识与隐逸情怀陶渊明的田园诗，具有浓厚的亲农意识，这与他的隐逸情怀是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正是他的遁隐山林，使他有了真正接触自然、农民以及亲身劳作的机会。陶渊明自幼受儒家传统教育，有积极处世之心，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在《荣木》中说：“先师遗训，余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他想驱车策马，出去发挥自己的才能，施展自己抱负，希望自己能够实现“大济于苍生”②的理想。他还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③可见他的胸怀。但是，到了陶渊明青壮年时期，东晋政治完全陷入混乱，使他空有一腔壮志，却无由施展。因而诗文里感叹不遇的话很不少。他曾经出仕，那虽然也许是对政治还抱着希望和聊且一试的想法，但更多的却是不得已，由于政治形势的裹挟，由于生活的逼迫。他与世俗那样格格不入，却不得不混迹官场，所以精神十分痛苦，充满了悔恨负疚的心情。几度悔恨之后，他毅然下定决心，与官场永诀，以躬耕终老。《饮酒》第十二首说：“长公曾一仕，壮士忽失时，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官场的权力争夺，政治阴谋的血腥，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再也难以忍受。因而“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再也没有出仕。陶渊明是从恶浊的官场来到宁静的田园的。“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他是彻底地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的。他把仕途官场称之为“尘网”“樊笼”，恨不得尽快脱离开这种险恶的环境，立即回到他那十分熟悉而又亲切的农村去。“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说自己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飞翔的森林，就像被圈在池塘里的鱼无时不想着原来自由浮游的河海，过那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种心情在他的《归去来兮辞》里表露得更明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非昨非”带着一种悔恨的心情彻底地否定了过去的自己，一旦摆脱了岐途、险境，他便欣喜若狂了。“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哪怕是早一刻看到自己的家门，也成为一种极大的快乐与安慰。用这种情绪与感情去描写农村，去抒写田园风光，当然是对官场、仕途的一种彻底否定。在与劳动农民交往中，陶渊明感受到了他们的真诚质朴，并与劳动农民建立了真挚而深厚的友谊，这使从污浊的官场归来，看多了尔虞我诈、追名逐利的世人的陶渊明发现了真善美，心灵得以涤荡。因此他由衷地歌唱农民，赞美与他们建立的纯真友情。陶渊明归隐躬耕，是真正对仕途的厌弃，对自由的追求，而不是身在江湖而心在官场，不是家有良田万顷而回乡过地主生活。他来到田园，拼命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的心一时被陶醉了。他欣赏田园，真可谓是一往情深，如痴如醉。他经常叨念的是“静念园林好”、“园田入梦想”，比起恶浊的官场来，田园的一切都是美好的。诗人的心灵，触着田园的秀美景物，便立即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以开阔的胸襟，超尘脱俗，全身心地拥抱着秀美纯洁的自然，领悟着人生的真谛。在这里，诗人追求的不是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是精神上的解脱，人格的真正自由。综上所述，陶渊明的田园诗，是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体验为基础，在田野这一空间里，直接描写田园风物和田园生活，又含有隐逸情怀的诗歌。他的伟大和独特之处，在于他的亲农意识及躬耕陇亩的劳作实践。可以说，正是这一点使得陶渊明有别于古代一切失意的士大夫文人，使他成为封建时代唯一真正有资格称得上“乡村诗人”的作家。而他的田园诗表现出的浓厚亲农意识，正体现了他的隐逸情怀。他又借这些诗，表现了他隐居不仕的高致，从而成为“古今隐逸之宗”。参考文献：[1]《陶渊明的仕隐》 李华著 《首都师范大学报》 [2]《陶渊明诗文赏析集》 李华 巴蜀书社 1988年版[3]《湖南教育学院学报》刘济远 [4]《 陶渊明和他的田园诗》 孙静著《神州学人》
陶渊明的田园诗论文提纲元代陈绎真评论陶渊明田园诗的风格时说：“陶渊明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几于《十九首》矣。”《诗谱》这段话点明了陶渊明田园诗所写的事均出自他的真情实感，自然美妙。在表达感情的方式上，陶渊明的田园诗善于把自我抒情自然融合于客观事物中，如《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于自然摹写典型景物中，物我合一，表现了诗人闲适、恬静、淡泊的自我心境。陶渊明田园诗的质朴自然抒情，是和诗的内容相关联的，质朴来自贫困寒微的生活境遇，清净自然淡永是傲视腐化罪恶社会和崇尚自由人生品格的体现。 三、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创作过程中所塑造的形象是用点染白描手法，多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并不着意刻画，苏东坡说：“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之有奇趣。”(《冷斋夜话》)所谓“奇趣”，包括诗中流露出的真情实意，也包含诗人艺术上的独特创造所给人的审美意境，古人曾指出陶渊明的田园诗“遇境成趣，趣境两忘”的特点。(许学夷《诗源辩体》) 陶渊明田园诗塑造的形象还富有理想的色彩。诗人在《桃花源记》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理想，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成果归自己，没有封建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陶渊明的田园诗在塑造形象时，能够使景，“依依远人村”;事，“种豆南山下”;理，“欲辩已忘言”，巧妙融合，创造出景、情、理浑融深厚的艺术境界。诗人把对自然景色的`观赏体会与领悟到的人生真意联系到一起，使诗歌的景、情、理达到了高度完美的统一，正如苏轼所言“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这种独特塑造形象的风格构成了陶渊明田园诗意境盎然的形象美。 四、质朴无华的语言美 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虽然极近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精粹传神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情感、典型的形象。“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一个“贮”字，用在这里，形象生动新鲜传神，中夏清幽林阴好像是可贮存、可掬取的一泓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动感地看到那和煦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平淡无奇的四句诗却写出了一片生动田园生活和谐欢快的声音和气氛。北宋诗人梅尧臣说：“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陶渊明的田园诗语言能够做到如此平淡朴素而又寓意深远，的确难能可贵。他的一些诗句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看似淡然没有精雕细琢，细细品味，其实都是颇具匠心的“奇句”。 总之，陶渊明的诗歌语言就是经过提炼的“田家语”，是自然的再现，简净、含蓄却又至为丰美，是蕴寓于通俗中的神奇。正如苏轼在《与苏辙书》中云;“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著名诗词评论家叶嘉莹教授也评道：“陶渊明的殆无长语的省净的诗篇，与他躬耕归隐的质朴生活，在其省净的简单之外，原都蕴蓄着一种极为繁复丰美的大可研求的深意。”元好问评曰：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 虽然陶渊明的田园诗在绮靡文风盛行的东晋并未受到多大的关注，但是到了唐宋以后，却得到了诸多诗人的企慕与推崇。其以无穷的魅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在东晋以后的诗人诗作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如谢灵运的山水诗，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还有诸多的学陶渊明田园诗等。也正如清代文人沈德潜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承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义曹有峻洁，皆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可见在中国诗史上，陶渊明的诗歌创作熏陶和影响一大批诗人。陶渊明也不愧为我国文学史上把五言诗的创作推向高峰的一位大诗人。 学校(院系)：九江职业大学师范学院 班级：06语文教育(2)班 学号：0631240 [参考文献]： 1、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2、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北京 3、袁行霈著《.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北京 4、程郁缀著《唐诗宋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李华主编《陶渊明诗文常析集》巴蜀书社出版，1998年版 ;
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希望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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