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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的，你到百度去查查法学热点问题分析就可以了，很多。商法和经济法的比较也可以写。写论文要写好存在3个突破点1，是别人没写过的或涉及很少的，你来写。2，是边缘法学的关系如两个法律部门的比较。3，就是要写出深度和广度。我推荐你在写商法和经济法时可采用历史和比较的写作方式。
、 消费者权益保护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倾斜性保护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然而经营者具有信息偏在的优势，与消费者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会因为赔偿主体难以确定、霸王条款的存在...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8-03-13 2、 浅谈物权公示的若干法律问题 内容摘要：物权的公示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效力贯穿于物权法的始终。物权公示是物权权利的公示，而不是通说所谓的物权变动的公示，其通过典型或非典型的公示形式将物权的变动状况加以展示。物权一经公示，...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8-03-13 3、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法律问题 内容摘要：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所造成的损害中，精神损害的后果有时会比物质损害的后果更为严重。我国《国家赔偿法》中却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不仅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与我国建设法治国家...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8-03-13 4、 论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内容摘要：知识经济时代，商业秘密已经成为人类智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趋明朗，所谓“商战无不秘密”，掌控商业秘密是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为了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7-12-19 5、 关于性骚扰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内容摘要：目前，性骚扰问题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反性骚扰行动已在不少国家得到立法、司法与政府部门的支持。但现行中国法律对性骚扰的概念举证责任及法律救济问题并无明确规定，导致性骚扰行为得不到及时有...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7-12-19 6、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效力 内容摘要：作为债的发生根据之一的不当得利制度是从罗马法的返还之诉发展而来，经历二千多年的发展，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本文通过通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论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构成要要...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7-12-17 信用卡网络犯罪
1.论我国竞业禁止制度的完善2.论我国服务期制度的完善3.论股权的善意取得4.论公司章程的效力5.论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的完善6.论我国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完善7.保险法中道德风险防范机制研究8.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范围探讨9.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中"第三者"认定问题研究10.论我国破产撤销权制度的立法完善11.论我国破产财产清偿制度的完善12.论我国个人破产制度的建立13.论我国破产重整制度的完善14.论消费者网购的权益保障15.消费者撤回权制度研究16.以附属商行为视角论自助寄存的法律性质17.论我国劳务派遣制度的完善18.论商标的合理使用19.营业转让中债务承担问题研究(本回答来源于学术堂)
1、《行政裁决辨析》，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6期2、《国家赔偿责任的性质》，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3、《公有公共设施致害的国家赔偿》，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4、《国家赔偿立法探索》，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5期5、《向新的高峰迈进——九十年代我国行政法学展望》，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3期6、《行政处罚现状与立法建议》，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7、《规范行政行为》，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1期8、《行政许可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构想》，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2期9、《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范围》，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10、《公务法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11、《行政许可权初探》，载《中外法学》1991年第3期12、《论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13、《司法赔偿制度论要》，载《政法论坛》1992年第4期14、《论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特征》，载《政法论坛》1994年第3期15、《论行政诉讼听证程序的基本原则》，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2期16、《行政监督与救济制度的新突破》，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4期17、《对我国行政诉讼类型的反思与重构》，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5期18、《WTO与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2期19、《澳大利亚行政法中的程序公平原则》，载《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2期20、《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研究》，载《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21、《行政许可、登记行为违法的法律责任》，载《法学》2001年第10期22、《行政诉讼案件执行难的现状及对策》，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6期23、《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国家侵权损害赔偿》，载《行政法学研究》1994年第2期24、《关于收容审查、行政程序及法治原则的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2期25、《行政法官对国际法的适用》，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26、《公安派出所能否采取刑事强制传唤措施》，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2期27、《行政赔偿的范围》,载《江海学刊》1994年第5期28、《我国行政强制执行制度及立法构想》，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29、《行政诉讼范围研究》，载《诉讼法学研究》（第一卷，2002年）30、《行政诉讼证据问题研究》，载《证据学论坛》2002年3月31、《国家赔偿法的完善及发展探索》，载《政府法制建设》2001年第2期32、《论行政诉讼中的撤销判决》，载《法学与实践》1990年第5期33、《建议制定行政许可证法》，载《法学与实践》1991年第5期34、《我国立法法应规范的“法”的范围》，载《法学杂志》1997年第4期35、《荷兰的行政法制度》，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36、《国家赔偿法的立法模式》，载《法律科学》1994年第3期37、《行政诉讼第三人研究》，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3期38、《中国法治的里程碑－－行政诉讼法实施以来取得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39、《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40、《中国行政程序立法探索》，载《求是学刊》1999年第1期41、《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载《求是学刊》2000年第3期42、《透视中国的行政审判体制：问题与改革》，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43、《法治难题与行政法的任务》，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5期44、《司法赔偿研究》，载《人民检察》1994年第1期45、《行政许可案件判决方式探微》，载《人民检察》1999年第8期46、《析抽象行政行为纳入诉讼范围之必要性》，载《人民检察》2001年第10期47、《公益行政诉讼：维护公共利益的司法方式》，载《方圆》2001年第11期48、《澳大利亚行政法概览》，载《法律适用》1993年第4期49、《行政机关赔偿协议程序》，载《法律适用》1994年第2期50、《论对物行政行为》，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9期51、《试论行政诉讼的种类》，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52、《中国行政许可程序解决方案之选择》，载《法制建设》2002年第6期53、《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关键是严格执法》，载《理论与实践》2003年第7期54、《正当期望：概念性的分析》，载《环球法律评论》2003年夏季号55、《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与处理》，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56、《司法独立与宪法修改》，载《法学》2003年第12期57、《地方保护主义的成因和解决之道》，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58、《中国行政审判体制重构与司法体制改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59、《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方式》，载《法学》2005年第5期60、《警惕执法者规避法律》，载《法学论坛》2005年第2期61、《司法改革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载《法律适用》2005年第8期62、《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复议决定的法律效力》，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3期63、《立法的民主化及法律监督》，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64、《论国家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5、《创新立法方式提高立法质量的重大举措》，载《中国人大》2006年第5期66、《修改行政诉讼法需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载《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67、《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载《人民论坛》2005年第7期68、《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作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的部分讲稿，略有删节。原讲稿执笔人为马怀德、史际春、薛刚凌、刘守文。69、《公益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及提起条件论析》，载于《中州学刊》2006年第3期70、《行政程序法的价值及立法意义》，载于《政法论坛》2004年第5期71、《完善城管综合执法需更多智慧》，载于《法制日报》2006年9月5日
论文题目建议要切入点小以下都是优秀的经济法和商法的论文题 1、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法律互动与平衡 2、“政府失灵”的经济法调整 3、“市场失灵”的经济法调整 4. 社会公共利益与经济法的关系 5、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思考 6、论企业的社会责任 7、论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 8、论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 9、关于政府采购的经济法思考 10、税制改革与经济法的创新 11、论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完善 12、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思考 13、论产品质量责任的确定 14、关于我国新公司法的若干思考 15、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及处理 16、反垄断法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7、论劳动债权的优先权 18、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19、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法思考 20、论集体谈判制度
论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文明的必要性
提供一些行政法的毕业论文题目，供参考。1．论依法行政原则2．论行政公开原则3．行政处罚程序问题研究4．听证制度研究5．信息公开制度研究6．给付行政中的法律问题探讨7．行政复议问题研究8．行政诉讼证据规则研究9．国家赔偿责任理论问题研究10．我国国家赔偿法实施中的问题探讨11．国家公务员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关于行政执法． 内容提要：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是我国二十多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产物，是我国从几千年的人治逐步走向法治的标志。行政的“执法”性质和“依法”特征是由国家实行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发展目标和治国方略所决定的。“行政执法”在不同的场合可能有不完全相同的涵义，但其实质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要有法律根据，是执行法律（人民的意志）而不是执行长官的意志，是受法律规范、制约而不是任意所为。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必须继续推进行政执法改革。改革是全方位的，不仅涉及执法的方式、方法，而且涉及执法体制、执法范围、执法目标及执法主体与执法相对人的关系，是整个执法机制的转换。 关键词：行政执法、行政管理、行政行为、行政体制、行政执法机制 一、伟大的转变：从“管理”到“执法”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行政等同于管理。我国古书中所谓“召公、周公行政”，即指国家政务管理 1。《汉语大词典》对行政的释义有二：其一为“执掌国家政权，管理国家事务”；其二谓“机关、企业、团体等内部的管理工作” 2。可见，无论古今，行政均指管理，管理无论内外，均可谓之“行政”。在许多外国学者的著述和词典、辞典中 3，通常也将行政与管理等同，如德国学者平纳特在其所著《德国普通行政法》一书中说，“行政”一词常用于超出公法的其他地方，例如“家务管理”、“财产管理”等形式。这里提到的行政（作为行政法依归的行政），乃是国家机器及其组织的“公共行政”（公共管理） 4。原苏联行政法学者更是不仅将行政等同于管理，而且将行政法定义为“管理法” 5。 行政虽然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视同于管理，或谓公共管理、国家管理。但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行政通常指国家整个政务管理，是指管理整个国家事务，而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行政则仅指除立法、司法以外的国家管理。西方许多传统的行政法学家都曾这样给行政下定义：所谓行政，乃除立法、司法以外的一类国家（及其他公权力主体）职能（作用、活动、行为） 6。至于作为行政的国家职能（作用、活动、行为）的实质和内容，则可归结为执行与管理。所谓执行，可包括执行法律、政策、命令、指示、决议、决定，等等。所谓管理，可包括组织、指挥、发布命令、禁令、实施许可、征收、进行监督、检查、对违规者给予处罚、强制，等等。 执行并不等于执法。执法在执行中的比重决定行政的性质。古代的行政虽然可界定为国家整个政务管理，但这是就广义的行政而言。在古代，同样存在狭义的行政，狭义行政不包括宏观决策，宏观决策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国王（皇帝）的行为，而狭义行政则是国王之下的官僚机构执行国王的命令、指示，下级官僚机构执行上级官僚机构的命令、指示，对国家具体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古代社会虽然也存在某些法律（一些国家的法律可能多一些，一些国家的法律可能少一些，却不可能存在完全无法律的国家），但是，数量无疑很少（主要是刑法），而且，古代一般没有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反映人民意志的专门立法机关（像我国这样的东方国家更是如此）。因此，古代官僚机构的行政主要是（或基本上是）执行最高统治者和上级官僚机构的命令、指示，而不是执行法律。即使其中有一星半点的执法因素，它也完全不能影响古代行政的整体性质。古代行政整体上只能是行政管理，而不可能是“行政执法”。 在现代，国家事务有了立法、行政、司法等的分权或分工。从理论上说，行政作为执行和管理，其执行主要应该是执行法律，其管理主要应该是依法实施法律。当然，除了法律以外，行政还要执行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制定的政策，执行本级行政机关所作的决议、决定，执行行政首长的命令、指示等。行政的职能和任务是多方面的。但不管有多少职能和任务，执法应该是现代行政的基本要素。但是，从事实层面说，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民主法治的水平不同，执法在各国行政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是很不一样的。有的国家执政者重视法治，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都制定了比较完善的法律，因此，这些国家的行政主要是执法，其行政管理实质即是行政执法。而在另外一些国家，执政者轻视法律，他们习惯于以政策代法、以命令代法、以言代法。这些国家虽有立法机关之设，但多只重其形式而并不寄希望它发挥多大作用。这些国家自然不可能有完备的法律，既使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法律，也并不准备真正使之付诸实施。因此，这些国家的行政主要不是执法，而是执行领导人的命令、指示，执行执政者的政策。其行政的实质是依领导人、执政者的随心所欲，且往往是反复无常的意志管理社会，管理相对人，而不可能是行政执法。 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机关也有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设，但作为立法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很少立法，甚至很少开会，很少制定和发布决议、决定。从而行政的基本职能和任务不是执法，不是执行人民代表机关的决议、决定，而是执行党的政策，执行政府的计划，执行领导人的指示，执行上级的命令等。行政的依据主要是红头文件和行政长官的指示、命令。直至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国行政各领域（公安、工商、交通、城建、税务、海关、贸易、商检、环保、质监、计量、医药、卫生、文化、教育、科技、体育等）尚处于基本无法，甚至完全无法的状态，此时的行政还只是“管理”（行政管理），而不是“执法”（行政执法） 7尽管这个时期的行政管理与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前的行政管理在内容和范围上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性质上并没有根本转变。我国行政从“管理”到“执法”的转变（即性质上的根本转变）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1984年，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在一次与新闻界人士的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国家要开始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要从依靠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 8。此后，国家立法，特别是行政领域的立法，明显加快了步伐。1984年至1990制定的法律和重要行政法规就达几百件之多。其中： 涉及公安管理的有：《公民出入境管理法》、《外国人出入境管理法》、《集会游行示威法》、《保守国家秘密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消防条例》、《居民身份证条例》、《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管理条例》等； 涉及工商、税务管理的有：《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广告管理条例》、《工商企业名称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农业税条例》、《工商统一税条例》、《产品税条例》、《增值税条例》、《营业税条例》、《资源税条例》、《盐税条例》、《国营企业所得税条例》等； 涉及外经、外贸管理的有：《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涉外经济合同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进口货物许可制度暂行条例》、《边境小额贸易暂行管理办法》、《技术引进合同管理条例》等； 涉及医药、卫生管理的有：《国境卫生检疫法》、《传染病防治法》、《药品管理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麻醉药品管理办法》、《医疗用毒性药品管理办法》、《精神药品管理办法》、《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等； 涉及海关管理的有：《海关法》、《关税条例》、《海关法行政处罚实施细则》、《海关工作人员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等； 涉及农业、林业管理的有：《草原法》、《森林法》、《渔业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种子管理条例》、《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兽药管理条例》、《森林防火条例》、《森林病虫害防治条例》等； 涉及土地、水、矿产资源管理的有：《土地管理法》、《水法》、《矿产资源法》、《河道管理条例》、《土地复垦规定》、《矿产资源勘查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 涉及城建、环保管理的有：《城市规划法》、《地名管理条例》、《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等； 涉及交通、邮电管理的有：《邮政法》、《水路运输管理条例》、《航道管理条例》、《公路管理条例》、《渔港水域交通安全管理条例》、《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铁路交通检疫管理办法》、《民用机场管理暂行规定》、《国内航空运输旅客身体损害赔偿暂行规定》等； 涉及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管理的有：《教育法》、《高等教育管理职责暂行规定》、《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暂行条例》、《扫除文盲工作条例》、《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幼儿园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关于严禁淫秽物品的规定》、《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关于技术转让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的若干规定》、《实验动物管理规定》、《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施行办法》等； 涉及国防、外事管理的有：《兵役法》、《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军事设施保护条例》、《征兵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外国记者和外国常驻新闻机构管理条例》等。 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我国进一步加快了行政法的立法步伐，不仅部门行政法逐步趋于完善，而且开始逐步制定和健全作为行政法基本体系架构支柱的基本法，如《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国家赔偿法》、《行政监察法》、《立法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组织法》以及即将出台和正在制定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程序法》等。 作为行政法基本体系架构支柱的基本法不完全同于部门行政法。首先，部门行政法只适用于相应行政管理部门或领域，而行政基本法适用于所有或多个行政管理部门。如作为部门行政法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只适用于公安管理的治安管理领域，而作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处罚法》则适用于所有行政管理部门（公安、工商、海关、税务、文化、教育、科技等）的行政处罚，作为行政法基本法的《行政程序法》更是不仅适用于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而且适用于所有行政管理部门的所有行政行为。其次，部门行政法通常只为各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据，而行政基本法同时为整个行政法制监督、行政责任和行政救济提供法律依据，例如，《行政监察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即为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行为责任的追究，对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提供了法律依据。第三，部门行政法为行政从“管理”转化为“执法”提供了直接的动力和条件，没有部门行政法，执法即失去了前提：相应部门，相应行政领域没有法，无法可执，则只能按政策办事，按长官指示办事，“管理”不可能转化成“执法”；而行政基本法则为部门行政法的健全、完善提供了动力和条件，因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启动了对各部门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如果某部门行政法不健全、完善，败诉，赔偿的压力就会促使该部门尽快去健全、完善该部门行政法，而《行政程序法》一类的行政基本法亦可以指导部门行政法的健全、完善。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各个行政管理部门和领域都已陆续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和规章，虽然尚未达到健全、完善的程度，某些部门（如新闻、出版、结社等）可能还很不完善，但整体上应认为已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就行政基本法而言，作为构成行政法体系的支柱的基干法律，现在大多数也已制定出来了，并且由这些法律设计的制度（如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也已陆续开始运作。因此，我国的行政在整体上应认为已初步实现了由“管理型”到“执法型”，由“人治型”到“法治型”的转变，“行政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已转化成了“行政执法参考资料：
很多的，你到百度去查查法学热点问题分析就可以了，很多。商法和经济法的比较也可以写。写论文要写好存在3个突破点1，是别人没写过的或涉及很少的，你来写。2，是边缘法学的关系如两个法律部门的比较。3，就是要写出深度和广度。我推荐你在写商法和经济法时可采用历史和比较的写作方式。
、 消费者权益保护若干法律问题的思考 内容摘要：对消费者权益进行倾斜性保护是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然而经营者具有信息偏在的优势，与消费者处于事实上的不平等，在现实中，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往往会因为赔偿主体难以确定、霸王条款的存在...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8-03-13 2、 浅谈物权公示的若干法律问题 内容摘要：物权的公示原则是物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效力贯穿于物权法的始终。物权公示是物权权利的公示，而不是通说所谓的物权变动的公示，其通过典型或非典型的公示形式将物权的变动状况加以展示。物权一经公示，...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8-03-13 3、 行政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法律问题 内容摘要：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所造成的损害中，精神损害的后果有时会比物质损害的后果更为严重。我国《国家赔偿法》中却没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这不仅不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与我国建设法治国家...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8-03-13 4、 论我国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内容摘要：知识经济时代，商业秘密已经成为人类智力成果的表现形式之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趋明朗，所谓“商战无不秘密”，掌控商业秘密是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为了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7-12-19 5、 关于性骚扰的若干法律问题思考 内容摘要：目前，性骚扰问题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反性骚扰行动已在不少国家得到立法、司法与政府部门的支持。但现行中国法律对性骚扰的概念举证责任及法律救济问题并无明确规定，导致性骚扰行为得不到及时有...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7-12-19 6、 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及其法律效力 内容摘要：作为债的发生根据之一的不当得利制度是从罗马法的返还之诉发展而来，经历二千多年的发展，是民法中的一项基本法律制度。本文通过通用比较法的研究方法，论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构成要要... 类别：毕业论文 日期：2007-12-17 信用卡网络犯罪
不会吧,这个也要问,是不是学法律的啊,我还是认为这样的事情自己解决更好,要不我给你写一篇?
论文题目建议要切入点小以下都是优秀的经济法和商法的论文题 1、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的法律互动与平衡 2、“政府失灵”的经济法调整 3、“市场失灵”的经济法调整 4. 社会公共利益与经济法的关系 5、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法思考 6、论企业的社会责任 7、论我国的银行监管体制 8、论我国的证券监管体制 9、关于政府采购的经济法思考 10、税制改革与经济法的创新 11、论国有资产监管体制的完善 12、论我国反垄断法的立法思考 13、论产品质量责任的确定 14、关于我国新公司法的若干思考 15、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认定及处理 16、反垄断法中的知识产权保护 17、论劳动债权的优先权 18、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19、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法思考 20、论集体谈判制度
在《中国法学》、《政法论坛》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共计70余篇：1. 《行政体制改革基本问题研究——兼论行政体制改革与行政法治的关系》，载《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1期；2. 《社会自治规则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3. 《行政法的主体论》，载《宪政与行政法治发展报告》，200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4. 《开创公法学科的奠基之作》，载《法制日报》2006年5月25日第11版；5. 《行政法发展模式之检讨与重构》，载《公民与法》2006年第3期；6. 《将公共财政纳入法治轨道》，载《中国审计》2006年第2期；7. 《论府际关系的法律调整》，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8. 《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研究》，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2期；9. 《价格听证制度研究》，载《宪法与行政法治评论》2005年第2卷；10. 《论行政程序制度的理性价值》，载《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11. 《BOT项目中特许经营人的风险防范及利益保护研究》，载《浙江学刊》2005年第5期；12. 《地方政府是否有权管辖中央企业资产》，载《法制日报》2005年10月13日；13. 《立法机关和社会如何形成良性互动》，载《法制日报》2005年8月15日；14. 《行政诉讼法修订之结构模式研究》，载《诉讼法论文集》，2005年9月；15. 《依法管理和监督各类社会组织》，载《人民日报》2005年12月6日；16. 《依法行政与行政体制改革》，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17. 《行政合同诉讼研究》，载《诉讼法学研究》2004年第7卷；18. 《国家治理的理性选择》，载《紫光阁》2004年第8期；19.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及第七届海峡两岸行政法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6期；20. 《论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载《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4期；21. 《论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下）》，载《辽宁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22. 《论公务员录用平等之保护》，载《依法治国新视点》，2004年9月；23. 《从认识到规范——悄悄走近的特许经营制度》，载《法制日报》2004年2月19日；24. 《车牌拍卖是否违法》，载《法制日报》2004年5月19日；25. 《谁应对三警员的损害负责》，载《人民公安》2004年第4期；26. 《国家赔偿为何如此艰难？》，载《法制日报》2004年8月10日；27. 《公共服务中的特许经营》，载《公共服务创新》，2004年12月，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8. 《论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和完善》，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1期；29. 《公听代表人制度研究》，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2003年第3期全文转载，并收入《中国行政法学精萃（2004年卷）》；30. 《行政诉讼被告制度之检讨》，载《诉讼法的理论与实践》2003年卷；31. 《农村法治发展之思考》，载《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32. 《“行政审判制度改革”调查报告》（上），载《诉讼法学研究》2003年第4卷；33. 《“行政审判制度改革”调查报告》（下），载《诉讼法学研究》2003年第5卷；34. 《法治的呼唤：对孙志刚案的行政法学思考》，载《中国诉讼法判解》2003年第1期；35. 《美国行政裁决替代法》，译文，载《公法研究》2003年第2辑；36. 《美国规章协调制定法》，译文，载《公法研究》2003年第2辑；37. 《行政判决制度研究》，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38. 《地方制度研究新思路:中央与地方应用法律相规范》，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年第2期；39. 《第五届东亚行政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2期；40. 《行业腐败，是谁惹的祸？》，载《时代潮》2003年第1期；41. 《民营化：公共行政改革的重要路径》，载《法制日报》2003年2月13日；42. 《居民身份证制度透析》，载《法制与新闻》2003年8月；43. 《军事法学是法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载《法制日报》2003年12月11日；44. 《行政诉讼类型研究》，载《诉讼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45. 《WTO与行政组织法的改革》，载《政法论坛》2002年第1期；46. 《行政法理论与实践关系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47. 《中央行政组织法律问题之探讨》，载《公法研究》2002年第1期；48. 《地方行政组织法完善与构想》，载《东吴法学》2002年第1期；49. 《WTO与中国行政法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3期50. 《完善行政权力运行机制的思考》，载《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4期；51. 《行政授权与行政委托之探讨》，载《法学杂志》2002年第3期；52. 《审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载《法制日报》2002年1月20日；53. 《法官与法官文化》，载《法制日报》2002年4月21日；54. 《重构行政判决制度》，载《法制日报》2002年3月3日；55. 《程序与法治》，载《法制日报》2002年8月18日；56. 《行政组织法基本原则之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57. 《中美行政执行制度比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58. 《行政主体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59. 《机构改革也需要法律规制》，载《法制日报》2001年1月28日；60. 《论行政权》，载《政法论坛》2001年第4期；61. 《第四届东亚与海峡两岸行政法学研讨会综述》，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62. 《〈WTO与中国行政法的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63. 《第五届海峡两岸行政法学术研讨会综述》，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64. 《行政诉权的价值》，载《法制日报》2000年9月24日；65. 《行政法基本原则研究》，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1期；66. 《行政诉讼十年回顾》，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67. 《东亚行政法研究会第三届年会暨行政程序法国际研讨会综述》，载《中国法学》1999年第1期；68. 《行政诉讼受案标准研究》，载《法商研究》1998年第1期；69. 《处理行政、民事争议重合案件的程序探讨》，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6期；70. 《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之检讨》，载《政法论坛》1998年第6期；71. 《行政组织法与依法行政》，载《行政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72. 《市场经济与行政法的发展思路》，1998年9月，载中国政法大学科研处编《优秀论文集》；73. 《论行政法的目的、手段和体系》，载《政法论坛》1997年第3期；74. 《对行政诉讼审查范围的几点思考》，载《行政法学研究》1997年第2期；75. 《论行政组织法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中国行政法学新理念》，1997年11月，中国方正出版社；76. 《关于行政处罚主体制度的思考》，载《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77. 《论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载《政法论坛》1993年第4期；78. 《行政机关编制法论纲》，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3期；79. 《论行政机关的不作为引起的诉讼》，载《法学杂志》1993年第1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及本书(第二、三版)编写分工 （以撰写章节先后为序）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常务理事。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行政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行政诉讼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行政执法研究》（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载《法学研究》1993年第1期）、《行政的现代化与行政程序制度》（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1期）、《新世纪行政法发展的走向》（载《中国法学》2002年第1期）、《行政的“疆域”与行政法的功能》（载《求是学刊》2002年第3期）、《公众参与与行政法治》（载《中国法学》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1—10章，负责全书的审稿、统稿。 叶必丰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2003年修订版）、《行政法的人文精神》（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应申请行政行为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规范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行为的公定力》（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5期）、《行政行为确定力研究》（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现代行政行为的理念》（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6期）、《行政规范法律地位的制度论证》（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5期）等。 撰写本书第11—13章。 杨建顺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1980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年赴日留学，1986年毕业于筑波大学，获社会科学学士学位；1988年获一桥大学法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一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93年回国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主要著作有：《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等，译著有：《日本行政法》（南博方著，合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行政法》（盐野宏著，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规制行政与行政责任》（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2期）、《论行政法的特点》（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8年第3期）和《行政裁量的运作及其监督》（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1期）等。 撰写本书第14—15章。 章剑生浙江大学法学院教授。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行政程序法比较研究》（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讼法基本理论》（中国人事出版社1998年版）、《行政监督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行政程序法基本理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判决重作具体行政行为》(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有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几个理论问题探讨》（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现代行政诉讼的成因与功能分析》（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1期）、《现代行政法基本原则之重构》（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等。 撰写本书第16—17、19—22章。 于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法学教授，任中国法学会世界贸易组织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司法部国家司法考试命题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外商投资特许权项目协议与行政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WTO协定国内实施读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采购制度的发展与立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降低政府规制——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WTO协定的国内实施问题》（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3期）、《WTO政府采购协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加入世贸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的法律问题》（载《求是》2002年第24期）、《中国对反倾销措施的司法审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制定紧急状态法的基本问题》（载《法学杂志》2004年第4期）等。 撰写本书第18章。 王宝明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教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青少年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宪法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斯拉丘斯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主要著作有：《行政程序与行政诉讼》（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行政法学论纲》（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合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读本》（合著，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主要论文有：《行政立法评述》（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美国行政机关与美国宪法实施的监督》（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行政程序立法论纲》（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中国公务员立法的合理取向》（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政府的因应》（载《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3、28、31—32章。 江必新法学博士，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探讨》（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国家赔偿法原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金城出版社2001年版）、《WTO与行政法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WTO与司法审查》（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载《法学研究》1988年第6期）、《国家赔偿法价值论》（载《法学杂志》1994年第4期）、《司法解释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发展》（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先地方后中央：中国行政程序立法的一种思路》（载《现代法学》2003年第2期）、《紧急状态与行政法治》（载《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24、30章。 刘恒经济学博士，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广东省行政法学研究会总干事。主要著作有：《公安行政复议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行政救济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外资并购行为与政府规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行政行为法律适用判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主要论文有：《试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权》（载《法商研究》1995年第2期）、《论行政立法权》（载《法学评论》1995年第4期）、《行政诉权面临的若干问题及对策》（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1期）、《略论外资并购中国企业的法律规制途径》（载《现代法学》1998年第2期）、《政府信息公开立法问题探析》（载《中山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等。 撰写本书第25—27、29章。 湛中乐法学博士，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主要著作有：《环境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3年版）、《公安行政法》（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高等教育与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法治国家与行政法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权利保障与权力制约》（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主要论文有：《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2期）、《论完善我国的行政立法程序》（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3期）、《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2年第5期）、《中国加入WTO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2期）、《行政过程论》（载《行政法论丛》第7卷，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等。 撰写本书第33、37—38章。 薛刚凌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专家组委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策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国家赔偿法教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行政诉权研究》（华文出版社1999年版）、《变迁时代的行政法思考》（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行政组织法研究》（合著，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主要论文有：《行政主体之再思考》（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2期）等。 撰写本书第34—36章。
迄今已出版学术专著《私法体系化研究》1部，参编法学著作2部，主编《民法学》等高校法学教材2部；在《法学论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河北法学》和《北方法学》等专业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独撰学术论文50余篇，其中CSSCI源刊论文15篇，其他核心期刊、优秀期刊论文20余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项，主持省厅级科教研项目3项，参加（排序第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参加省厅级科研项目5项。（一）学术专著（独著）《私法体系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33万字，获武汉市第12次社科成果优秀奖（2011年）。该专著为私法重新建立了体系，并以民法法典化为中心而研究了私法体系化的问题。（二）学术论文（独撰）54．《私法概念之再研究——兼论私法观念的革命》，载《北方法学》2013年第3期。该刊系CSSCI源刊；此文共计13000字。53．《私法公法区分标准之研究》，载《私法》第10辑第1卷（总第19卷），2012年10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刊系国内第一份强调将私法作为一个整体的学问进行研究的连续出版物。此文共计26000字；此文获“北大法律信息网”全文转载。52．《国家赔偿能否继续与错案追究挂钩？》，载《行政与法》2012年第9期。该刊系中国人文社科学报核心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北方优秀期刊。51．《学科体系性视角下的民法学教学》，载《中国法学教育研究》，2012年夏季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出版。50．《论人格权法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制度安排》，载《湖北省民法学研究会2011年年会论文集》。此文系作者提交给本次年会的论文，作者在本次年会上应邀根据此文内容做了主题发言。49．《论商法的未来发展——遵从与推动》，载《中国商法年刊（2011）》。48．《论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债法的制度结构》，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该刊系全国优秀社科学报。47．《我国未来民法典中绝对权法的制度安排》，载《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3期。该刊系RSSC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全国高校优秀社科期刊。46．《论<海商法>法条修改的两个特别维度》，载《广州航海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年第1期。45．《私法概念的比较研究——兼论私法的体系》，载《法学论坛》2011年第1期。该刊系CSSCI源刊；此文获“北大法律信息网”全文转载。44．《微观视角下的<海商法>修改》，载《国际商务研究》2011年第1期。该刊系CSSCI源刊。43．《论人格继承和继承法的制度结构》，载《北方法学》2011年第1期。该刊系CSSCI源刊；此文获“北大法律信息网”、“中国私法网”和“中国民商法律网”全文转载。42．《<海商法>修改的两个问题：逻辑和法理》，载《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41．《合同法理视野下的婚姻》，载《私法评论》2010年卷，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此文共计36000字，普通期刊因其字数偏多不便于刊登。40．《未来民法典内容和结构模式之我见》，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12期。该刊系CSSCI源刊；此文共计13000字。39．《我国民法自助行为制度的两个问题》，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11期。38．《民商法学教学中的三大关系及其处理对策》，载《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年第10期。该刊系湖北省优秀期刊。37．《民法法典化价值之我见》，载《淮海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10期。该刊系全国优秀社科学报。36．《私法视野下的<国家赔偿法>修改》，载《河北法学》2010年第9期。该刊系CSSCI源刊；此文获“北大法律信息网”、“中国私法网”、“中国民商法律网”和“国际经济法网”全文转载；此文共计11000字。35．《民事立法语言表述之应然标准》，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年第8期。34．《民法典法典化视野下的社员权》，载《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年第8期。该刊系湖北省优秀期刊。33．《合同效力问题三论》，载《法治研究》2010年第7期。此文获“北大法律信息网”全文转载。32．《法典化背景下商事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完善》，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6期。31．《关于我国高校民法学教学的几点思考》，载《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30．《民法典中亲属法的制度安排和意思自治》，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该刊系全国优秀社科学报。29．《论我国法人概念的重构》，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该刊系CSSCI源刊、RSSC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28．《论民法法典化的人性基础》，载《中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6期。该刊系CSSCI源刊。27．《对<合同法>总则的再研究》，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该刊系全国百强社科学报、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26．《企业经营范围性质之研究》，载《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该刊系CSSCI源刊。25．《对我国学生权利保护四个法律问题的研究》，载《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该刊系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优秀社科学报。24．《诉讼离婚理由再研究——自合同法理的角度》，载《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5期。23．《侵权法到底能不能独立于债法？》，载《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该刊系全国优秀社科学报。22．《论<合同法>总则八个条文的修改》，载《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4期。该刊系CAJ-CD获奖期刊。21．《论身份权的界定及客体》，载《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该刊系全国优秀社科学报。20．《论民法规范的界定和逻辑结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0年第4期。19．《论婚姻登记的功能——自合同法理的角度》，载《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年第3期。该刊系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18．《高校法学教学中的四个问题及其解决对策》，载《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17．《私法体系视野下的商法适用》，载《中国商法年刊（2010）》，法律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本年刊所收50篇论文系在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2010年年会所收到的220余篇论文中经过严格程序筛选出来的，具有较高的学术权威性。16．《婚姻的实质和基础——自合同法理的角度》，载《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该刊系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15．《婚姻效力状态探析——自合同法理的角度》，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14．《婚姻成立条件研究——自合同法理的角度》，载《贵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年第1期。该刊系CSSCI源刊。13．《离婚协议效力研究》，载《贵州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10期。该刊系CSSCI源刊。12．《民事法律事实三论》，载《甘肃社会科学》（辑刊）2006年第6期。该刊系CSSCI源刊。11．《婚姻的效力与公序良俗》，载《新疆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该刊系CSSCI源刊。10．《公司超范围经营之法律后果研究——兼论无关联主义》，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该刊系CSSCI源刊。9．《公司人格否认原则研究》，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1999年第1期。8．《<合伙企业法>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律科学》1998年12月（增刊）。7．《我国民法应建立自助行为制度》，载《中央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该刊系法学优秀核心期刊。6．《期货经纪公司的法律规制》，载《安徽法学》1998年第2期。5．《香港的继承法律制度》，载《法学论坛》1998年第1期。该刊系CSSCI源刊。4．《“转继承”概念质疑》，载《研究生论坛》1998年第1期。3．《民法理论法理逻辑结构学说之我见》，载《青年法苑》1998年第1期。2．《论我国的离婚理由及其立法完善》，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1997年第4期。1．《完善我国抵押权制度的两点思考》，载《研究生论坛》1997年第1期。（三）主编教材2．《民法学》，武汉大学“创新思维法学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出版。1．《房地产法律实务》，武汉大学“应用型系列法学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出版。（四）参编著作2．《中国法治探索》，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1．《‘98律师资格考试案例分析与要点精解》，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5月出版。（五）主持和参加的重要项目6．主持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21世纪中国民法典人本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2YJA820064。5．主持2012年度武汉工程大学科研基金项目《民法疑难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611881。4．主持2010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合同法理视野下的婚姻研究》，项目批准号：2010d035。3．主持2009年度武汉工程大学科研基金项目《私法体系化研究》，项目批准号：16098081。2．参加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农村股份合作制法律问题研究》，排序第二，项目批准号：09BFX025。1．参加2009年湖北省教育厅项目《产学官联盟创新模式下的我国高校知识产权转移问题研究》，排序第三。
不会吧,这个也要问,是不是学法律的啊,我还是认为这样的事情自己解决更好,要不我给你写一篇?
试论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本文从精神损害赔偿的调整范围出发，讨论了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理论上的可能性与实践上的必要性，把离婚中的损害区分为离因之精神损害和离婚之精神损害，重点研究了离婚之损害的法律继受、权利义务主体、请求权的让与与继承、赔偿原则及适用范围等问题。关键词：精神损害 离因之精神损害 离婚之精神损害千百年来，婚姻的基础都建筑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之上，只是到了上世纪爱情才成了婚姻的基础。但婚姻中情感因素的加入以及过于浪漫的情感追求，反而增加了婚姻中的不稳定因素；另外，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兴起，使人们生活的环境发生变动的可能性增加，人们的观念、欲望和追求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根据李银河在北京市作过的一个随机抽样调查，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的比例相当高，而人们对婚外性行为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1]因此，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呈逐年上升的趋势，离婚理由也越来越多样化，酗酒、遗弃、缺乏感情、性生活不和谐、彼此厌倦及一系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都可以成为离婚理由。西方有学者根据不同的离婚理由和离婚目的将离婚区分为良性离婚和非良性离婚，[2]但无论是良性离婚还是非良性离婚，只要给相对方造成损害，我们就应当考虑从制度上给予救济。尤其在非良性离婚的情况下，在婚姻关系是由于一方的重大过错甚至是违法行为而导致破裂的情况下，一方当事人往往忍受巨大痛苦、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从而，离婚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就成为随之而来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我国《婚姻法》却未对离婚诉讼中的损害赔偿作出规定，《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中也无相应的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则更无从寻求救济。虽我国法学界有学者曾提及我国应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问题，但对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进行专门研究的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在我国新的婚姻家庭法已形成专家稿草案、制定民法典已被提上日程、确立精神损害赔偿的呼声越来越高之际，笔者不揣浅陋，试就此问题撰文研究，希望能有一定实际意义。一、 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研究早在罗马法发展的法典编纂时期，就出现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萌芽。我国学者认为，所谓凌辱（injuria），涵义很广，不仅是对个人的自由、名誉身份和人格等加以侮辱就构成，举凡伤害凌辱个人的精神和身体的行为，都包括在内。后来裁判官允许被害人提起“损害之诉”，自定赔偿数额。到帝政时代，损害赔偿的请求额，完全由裁判官视损害的性质、受害的部位、加害的情节及被害人的身份等斟酌定之。[3]近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形成，是沿着两条并行的路线发展的。一条路线是沿袭罗马法的侵辱估价之诉的做法，建立对民事主体精神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另一条路线是对物质性人格权的民法保护。在罗马法以后，开始出现赔偿因侵害身体、健康、生命权非财产损失的方法，即人身损害的抚慰金制度。[4]现代意义上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确立和发展是在20世纪。早在制定《瑞士民法典》时（1907年公布，1911年施行），就有精神损害赔偿肯定与否的争论。报界因深恐报道自由受到限制，增加讼累。德国一些学者亦警告精神损害将使人格商品化，因而采用限定主义，仅限于姓名权等几项权利损害可请求赔偿。限定主义，是大陆法系之初的基本主义。在以判例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判例确认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实为非限定主义。[5]非限定主义，现在已成为一种趋势，大陆法系的国家也分别改采此种主义。精神损害，现已涉及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贞操权等许多方面，财产和人身损害造成的精神痛苦也可以请求物质赔偿。[6]我国学者一般认为，精神损害是相对于物质损害而言的，它包括精神痛苦与精神利益的损失。精神痛苦主要指权利人因人格权受到侵害而遭受的生理、心理上的痛苦，导致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或使人产生愤怒、绝望、恐惧、焦虑、不安等的情绪。精神利益的损失是权利人的人格利益或身份利益遭受损害。[7]亦有学者认为，精神损害赔偿不限于非财产损害，也包括财产权损害引起的精神损害，同时也不限于精神或肉体痛苦，有时精神权益受损害，受害人尽管未感到痛苦，也可请求赔? �8]笔者进一步认为精神损害不限于侵权行为引起的精神痛苦，也包括非侵权行为所造成的精神损害，如离婚等。二、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一） 从夫妻一体主义到夫妻别体主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变迁，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法律上看，这种变化经历了两个时期：1、以夫权为标志的一体主义时期，即男女结合后合为一体，夫妻人格相互吸收，但实际是妻的人格为夫吸收，妻子婚后无姓名权和财产权，无行为能力和诉讼能力，一切受夫的支配，这种模式多为古代法中世纪法所采用。2、以夫妻在法律上地位平等为标志的夫妻别体主义时期。指男女结婚后各自保持独立的人格，相互间享有承担一定的权利义务，各有财产上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表现为男女法律上的平等。现代各国立法大都采用此种模式。正是因为夫妻关系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平等的基础上的，夫妻各具有独立人格及财产所有能力，一方才可能对另一方产生侵权可能，从而受害方才能要求另一方给予损害赔偿。[9]（二） 从有责离婚主义到破裂离婚主义随着传统婚姻观念的巨大转变，离婚已不再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了，当代世界各国离婚法的立法发展趋势也从有责主义发展到破裂主义，对离婚的限制大大减少了。从过错离婚到无过错离婚，社会和法律对离婚的态度越来越宽容。依无过错离婚法的基本要求，只要婚姻关系确已破裂，不论有无过错，任何一方都可以获准离婚。造成婚姻关系破裂一方的任何过错，应该与获准离婚无关；即使配偶一方完全无辜，也不曾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行为，法律仍可背其意愿而强制离婚。这就使配偶一方受到精神损害的可能性增大，从而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余地。如果婚姻不幸破裂并且无可能挽回，那就应该让那个名存实亡，徒有其表的法律外壳解体，不过要做到最大限度的公平，最小限度的痛苦和烦恼。对于精神权益的损害，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无疑是一个好的救济手段。（三）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会导致婚姻商品化、人格商品化。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尤其是离婚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有意见表示反对，认为允许损害赔偿会使婚姻趋于商品化，为高价离婚大开方便之门，所以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更合适。但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经济及其派生的各种社会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的婚姻关系，婚姻主要是生活与利益的结合。若仅以道德规范来调整婚姻关系显然无法保护婚姻关系当事人的利益。夫妻关系中有人身人格利益因素，既然民法上其他人格权利受到侵害要求损害赔偿没有导致人格商品化，那未，离婚之损害赔偿当然不会导致婚姻的商品化，相反，建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有利于防止或减少婚姻关系在存续期间的过错行为，保障婚姻关系的稳定，提高婚姻质量，进一步提高当事人的人格独立、民主、平等意识，增强权利意识，而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以及形成和谐安全的社会秩序所必需。[10]三、 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意义（一）有利于完善法律体系。事实上，我国《宪法》和《民法通则》对于保护公民的精神权利是明文规定的。《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评选陷害。”《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第120条又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学者认为，应对此作精神损害赔偿的限定主义解释，即将精神损害赔偿严格限定为上述四种侵权行为。这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考虑似无不妥，但系以牺牲法的妥当性为代价的。笔者以为，若将法的安定性和妥当性相结合，应将上述条文作扩大解释，扩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将离婚过程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亦涵盖其中。（二）有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现状看，近年来婚内侵权行为屡屡发生，家庭暴力呈上升趋势。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约有40万个家庭解体，其中四分之一起因于家庭暴力。因夫妻一方与人有婚外情、或通奸、姘居、重婚而导致婚姻破裂离婚有增无减，在某些地区已成为离婚的主要原因，占离婚案件总数的60%以上。[11]许多无过错离婚当事人因一方过错的侵权违法行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如果不能够得到救济，则无法保护其合法权益。（三）是实现“离婚自由”的重要保障。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离婚自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标志；社会生活多元化的趋势，使自由的法律价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体现。但婚姻制度的变化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如果一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工业化并且还不是那么富裕，离婚自由就可能与婚姻制度的养育功能和夫妻的共同投资相互保险功能发生冲突。特别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广大的农村，而且城市地区的社会福利体系特别是社会资源都还不足以支撑大量的单亲家庭的出现。就离婚的夫妻双方而言，也有问题。至少目前有相当一部分离婚案件，特别是所谓的“第三者”插足的案件中，往往是要求离婚的一方（多为中年男子）有了钱，有了成就，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女方由于生理原因，往往年老色衰，即使再婚，也往往是同一个年长的男子结婚，更多是照顾了年长的男子。因此，从一个人的社会生活来看，这样的被离异妻子往往可能永久性的失去了“老来伴”。实际上是她当年的保险投资被剥夺了。 此外，许多妻子往往放弃了个人的努力来养育子女、承担家务，以自己的方式对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进行了投资，因此丈夫的成就和地位——而不仅是财产——也往往有妻子的功劳。但是离婚时，这些一般都不作为财产分割，而且在技术上也确实难以分割。那么离婚就实际是对每一个妻子的一种无情的掠夺。有经验研究表明，美国无过错离异的妇女在离婚以后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而男子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主要经济后果是被离异妇女和子女的系统性贫寒化”。而另一方面，这种男子的成就、地位、财富以及其他有价值的因素都可能由第三者来享用，坐收渔利。这些因素往往对离婚妇女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因此，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为离婚自由与过错责任的法律调控手段，恰到好处地在保障受害方合法权益的同时，又保障了“离婚自由”的实现。[12]四、 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容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关于离婚之损害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离因损害，另一种是离婚损害。亦限于夫妻一方之行为是构成离婚原因之侵权行为时，他方可请求因侵权行为所生之损害赔偿。例如因杀害而侵害对方之生命、身体或人格，或因重婚、通奸等贞操义务的违反而侵害到对方之配偶权等都属于离因损害。而离婚损害与离因损害不同，不具有侵权行为之要件，而离婚本身即为构成损害赔偿之直接原因。例如由于夫妻一方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或虐待他方配偶之直系尊亲属而离婚时，对他方配偶不构成侵权行为，但他方配偶仍得请求损害赔偿。[13]学说上有认为台湾民法 1506条第2款之非财产上损害，包括受害人因离婚所受之精神上痛苦及因他方虐待、遗弃、通奸、重婚等所受之痛苦。离因损害和离婚损害都能发生精神损害，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首先，两者构成要件不同。离因损害精神赔偿，其实质是引起离婚的原因，如虐待、遗弃、不贞等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足以降低社会对受害方已有的评价，侵害了受害方对正常结婚生活的期待感，导致其对将来生活的不安，以及因离婚而丧失对子女的日常监护与共同生活而遭受的感情痛苦等，因而由实施离婚的侵权行为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因而它必须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而离婚损害精神赔偿，并非由于引起离婚发生的原因构成侵权行为产生精神损害，而离婚本身即是精神损害赔偿发生的原因，对这种精神损害，依侵权行为理论解释，在法的构成上，尚属不足，如果解释为救济因离婚所产生的损害而设定的法律保护政策则较为妥当。对这种损害，最早规定的是1907年瑞士民法典。以后，1920年北欧诸国的婚姻法，1931年的台湾民法，1941年的法国民法典等都有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216条规定：如离婚的过错全在夫或妻一方，则该方得被判决损害赔偿，以补他方因解除婚姻而遭受的物质和精神损害。《日本民法典》第151条第2款规定：因离婚而导致无责配偶一方的生活有重大损害时，法官可允其向他方要求一定的抚慰金。其次，法律适用不同。因离因损害而生之精神损害赔偿，依侵权行为之规定而为请求，属于财产法上之规定；而因离婚损害而生之精神损害赔偿，虽未满足侵权行为之要件，亦得请求赔偿，乃属亲属法上之特殊规定。[14]笔者以上述区分为基础，提出以下五个问题来重点讨论离婚损害精神赔偿。（一）对于离婚之精神损害，会不会导致离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滥用，我国法律应如何继受？配偶一方由于配偶另一方或第三人的过错行为导致其婚姻关系破裂，而遭受的非财产上损害自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权利受到侵害法律就应当提供救济的途径，因此确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必要的。当然，法律应设计严格的构成要件以控制滥用：1、须有违法行为。因配偶一方或第三人之违法行为致使婚姻关系破裂，即有违法性之存在。违法行为主要指，实施通奸、姘居、重婚、虐待、遗弃、意图杀害配偶，因犯罪被判处长期徒刑等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的违法行为。2、须有精神损害的事实发生。即因配偶一方或第三人之违法行为致婚姻关系破裂而离婚，无过错配偶由此受到精神上的损害。精神损害包括精神利益的损害和精神创伤两部分。3、须有因果关系。配偶一方实施的通奸、重婚、虐待、遗弃等违法行为，是导致婚姻关系破裂离婚，造成无过错配偶精神损害的直接原因。4、须有主观过错。即实施违法行为的配偶方或第三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或过失。我国法律除在亲属法中规定以上要件外，还可通过规定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时间、给付方式、数额限制等加以调控，以防止其滥用。（二）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和义务主体的范围是什么？在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破裂发生精神损害赔偿的情况下，受害配偶能否向第三者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其子女能否成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主体，这些问题是不无讨论余地的。这涉及到对婚姻本质的认识。台湾学者林秀雄曾以颇具现代化的康德婚姻理论为基础，探讨了通奸当事人的责任问题。我国学者传统上认为自由婚姻是以爱情的专一性和排他性为基础的，而否认婚姻与利益密切相关。但婚姻即使在现代也不可能如理想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仅仅关涉性和情爱，它一直关涉利益及其分配。真正坚持离婚自由的一个关键就是，要公正界定和侵害离婚双方在婚姻中的投入和累积起来的实在的和预期的利益，并且要能够实际有效地保障这种利益，而不是简单地禁止离婚或对第三者予以惩罚。基于此，笔者认为康德的婚姻理论对于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亦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特此阐述。康德认为婚姻为男女双方以其性的特征为一生的交互占有。他把婚姻关系分为对人类之物的支配面及人格的支配面，而加以分析。由于婚姻之成立，夫妻互相拥有“对物的对人权”。所谓之“对物权”是得以对抗天下万人之绝对的观念的权利，亦即近似于物权。其所谓之“对人权”是对于作为自由意思主体的法人格者的请求权，亦即近似于债权。而发生此二权利之基础是双方的自由意思，此贯彻者近代市民社会之“契约自由”原则。夫妻基于相互支配关系而拥有之权利，即是可以排除第三人之独占的、排他的配偶权。此贯彻者近代市民社会之“所有权不可侵”原则。林认为，康德的婚姻理论，明白说明了近代一夫一妻制的本质，同时将近代民法的两大基本原则——契约自由与所有权不可侵——导入婚姻关系，确实有其独到之见解。[15]笔者以为，康德的婚姻理论及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本质说明了婚姻具有不可侵性，因而论证了第三者侵害配偶权、侵害婚姻关系的可能性。因此，从理论上说，第三人亦能成为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从实践上来看，确实也存在大量第三者插足引起婚姻家庭关系破裂的事实存在，有条件地给予受害方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不仅能起到补偿的作用，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慰抚作用，从而较好地发挥精神损害赔偿金的平衡功能，也有利于受害方开始新的生活，对维护社会秩序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反对将此立法者常提的第三者难以界定，举证困难等问题乃事实认定问题，不属理论上探讨范畴，故在此不展开论述。（三）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否让与和继承？一般认为，离婚所生之精神上之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一身之专属权，尤其是权利行使上之专属权，即权利之行使与否，专由权利 人予以决定，在未决定前，虽不得让与或继承，但一经决定行使，则与普通财产权无异，具有移转性。[16]精神上损害赔偿请求权是被害人为聊慰精神上之痛苦而为之个人的、主观的请求权，因此痛苦之有无及痛苦之程度，须基于被害人本身的主观判断。被害人所受之痛苦，随之死亡而消逝，因此，此请求权不可让与或继承。德国、法国及瑞士等也都规定被害人如无请求，则不能继承。但一旦离婚所生之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已依契约承认或已起诉者，即表示被害人已有行使请求权的意思，则此专属权已转化为普通债权，自是可以转让与继承的，此谓之专属性之解除。（四）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是否以请求方无过错为原则？我国台湾民法第1056条规定，“夫妻之一方，因判决离婚而受有损害者，得向有过失之他方请求赔偿。前项情形，虽非财产上之损害，受害人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但以受害人无过失者为限。”依此规定，损害赔偿可分为财产上与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两种。财产上之损害赔偿须对方有过失者为限；而精神上之损害赔偿，不仅对方有过失，而且须请求人亦无过失始可。但笔者以为，既然侵害人格权之精神损害赔偿不以相对方无过失为必要，则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亦不应以其无过错为原则，法官可依“过错相抵”原则裁判之。（五）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的是否适用于协议离婚？我国台湾民法仅承认判决离婚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日本不论是判决离婚或协议离婚都可请求损害赔偿。也就是说，在台湾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不适用于协议离婚，而在日本则无此要求。笔者以为，无论是判决离婚还是协议离婚，均有相同的法律效力。协议离婚时，若未对损害赔偿作出约定，并不等于放弃损害赔偿请求权。若受害之配偶仅有解除婚姻关系之意思表示，就断定其放弃了损害赔偿请求权，而使其丧失了法律救济的途径，则未免不公。因此，日本之规定较台湾为优，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应适用于协议离婚。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建立离婚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我国应在相关民事立法中予以规定，以配合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发挥法律对弱者的保护功能，实现社会之共同进步。[1]参见 李银河、马忆南编《婚姻法修改论争》，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2] 参见 （美）康斯坦丝·阿荣斯著，陈星等译：《良性离婚》，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3] 参见 周楠等：《罗马法》第18-19页，转引自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4] 参见 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第246-247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5] 参见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 参见 刘士国著：《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第2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7] 参见 杨立新著：《人身权法论》，第252-254页，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8] 参见 刘士国著：《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第161-162页，法律出版社，1998年。[9] 参见 马继军著：《试论建立离婚之损害赔偿制度》，载于《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4期。[10] 参见 马继军著：《试论建立离婚之损害赔偿制度》，载于《妇女研究论丛》，1997年第4期。[11] 参见 陈苇著：《建立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研究》，载于《现代法学》，1998年第6 期。[12] 参阅 苏力著：《“ 酷（cool）”一点》，载于《读书》，1999年第1期；张贤钰著：《离婚自由与过错责任的法律法律调控》，载于《法商研究》，2000年第2期。[13] 参见 （台湾）林秀雄著：《家族法论集（二）》，第128页，汉与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14] 参见 史尚宽著：《亲属法论》，第463-465页，台湾荣泰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15] 参见 （台湾）林秀雄著：《家族法论集（二）》，第179-180页，汉与书局有限公司，1995年。[16] 参见 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Ⅱ》，第268-269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研究分析离婚案件中诉的合并问题论文
诉的合并是指法院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彼此之间有牵连的诉合并到一个诉讼程序中审理和裁判。针对离婚案件中诉的合并问题的研究上，由以下案件引出本文的研究的三个方向。
案例: 原告甲与被告乙于1999 年登记结婚。婚后双方因性格不合， 2014 年开始分居，原告甲于2015 年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甲乙离婚，被告乙表示同意离婚，并向法院提交了答辩状，请求分割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购买的一处房屋。此房屋产权证上有甲的父亲丙的名字。在本案审理过程中，被告乙的同学丁以原告甲与被告乙共同欠其10 万借款未还为由，向法院申请参加诉讼。
该案例引起以下的思考: 本案被告乙要求分割双方共有房屋的请求是否构成反诉? 因房产证上有丙的名字，甲请求析产，法院能否追加其为第三人? 丁是否可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一、离婚案件与反诉与否的情形
( 一) 不能提起反诉的离婚案件
反诉是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指在一个已经开始的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将原告作为新的被告，向法院提出的与本诉案件有牵连关系的独立的`反请求。对于反诉来讲，并不是所有案件都可以提起反诉。从我国民诉的立法和实务来分析，离婚案件的诉讼不适合反诉，离婚案件本身是复合诉讼，对于因离婚引起的财产和子女问题的请求上，可以采用合并审理来处理，所以，被告提出的子女抚养与财产分割问题，不能反诉。就子女与财产问题方面，人民法院引导当事人明确诉讼请求，以及按照《诉讼费用交纳办法》预交相关的诉讼费用即可。对于法院告知后，仍不明确请求或拒不交诉讼费的，可以不予审理。
( 二) 可以构成诉的合并情形之一
在离婚案件中，一审举证期限届满后，当事人发现新的夫妻共同财产的，可以在一审辩论终结前，请求增加分割该财产，对该部分，法院应当合并审理，同时按照国务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当事人预交诉讼费。
此类案件的当事人在举证期限过后或开庭时才提出分割财产，这是增加、变更诉讼请求的情形。依据最高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诉法》的解释的第232条的相关规定，在案件受理后，辩论结束前，原告增加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时，可以合并审理的，法院应当合并给予审理。对于此类案件财产方面取证难的解决上，建议放宽离婚案件的举证期限的限制。
( 三) 可以构成诉的合并情形之二
离婚案件的被告作为无过错方，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时，不构成反诉，对于合并审理的参照国务院有关诉讼费用交纳的规定，通知当事人预交诉讼费用。对于被告提出的离婚损害赔偿存在理论上的争议，和财产与子女请求不构成反诉的理由一样，笔者赞同最高院民一庭的处理意见，即按照不构成反诉处理。【具体内容详见最高人民法院编著的《中国民事裁判前沿》( 2005 年第1 集) 第30 页】。被告作为无过错方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不构成反诉。此外，在理论和司法实务中，除离婚案件不适用反诉外，无被告的诉讼案件，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等也不适用反诉。
二、离婚诉讼夫妻一方提出从家庭财产中析出共同财产的请求时，其他共有人的定性
该疑难问题的定性在于离婚诉讼夫妻一方提出从家庭财产中析出共同财产的请求能否追加其他共有人为第三人。离婚诉讼除了解除婚姻关系外，子女抚养问题，财产分割及债权债务的处理也是不可缺少。因此，在诉讼程序上，只能是婚姻地界的双方作为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任何第三人不能以诉讼当事人的身份参与诉讼。就涉及家庭共有房屋的分割，符合诉的要素，可以成为独立的诉讼，一般不和离婚诉讼合并审理。
最高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意见之二十条规定: 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没有从家庭共同财产中析出，一方要求析出的，就离婚和已经查清楚的财产进行处理，对于不清楚且一时难以确定的问题，告知当事人另行处理。也可以选择中止离婚诉讼，等析产的案件终结时恢复离婚诉讼。综合以上，对家庭共有房屋的分割问题，不能讲其他共有人追加为离婚诉讼第三人。
三、离婚诉讼与第三人参加诉讼
离婚诉讼作为复合之诉。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可知，虽然当事人的离婚协议或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已经对夫妻的财产分割进行处理，但是，债权人仍有权就夫妻的共同债务向双方主张权利。因此，共同债务不因婚姻解除等对于共同财产的分割而免除连带清偿责任。离婚诉讼对于共同财产及债务的处理仅对夫妻双方有效，对于债权人没有既判力。对于我国一直坚持的婚姻关系案件的审理不允许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原则，是为了高效处理离婚之诉。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若果第三人参加诉讼对于离婚后的财产纠纷的诉讼不存在影响，并且有利于查清事实，就可以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这是例外的情形。但就既判力角度而言，离婚后财产纠纷案件中，第三人没有必要参与诉讼。
综合以上，对于离婚后的财产纠纷案件是否准许第三人参加诉讼的决定权在于承办案件的法官，法律并没有统一规定。
四、总结
针对以上的几点疑难问题，做出以下确定性结论，离婚案件的处理上，不适用反诉，但对于被告在答辩或举证期限内提出子女抚养、财产分割请求的，或者举证期限届满后发现新的夫妻共同财产的，以及作为无过错方的损害赔偿的，可以合并审理。离婚诉讼夫妻一方提出从家庭财产中析出共同财产的请求，不能追加其他共有人为第三人。就第三人能否参与离婚诉讼的处理上，人民法院审理离婚诉讼案件中，以不允许第三人参加诉讼为原则，以部分情形允许第三人参加诉讼为例外，以案件审理中，就具体问题解决时，法官的自由裁量为准则。
通过以上的分析，结合总结的要点，对于前言中案例的问题不难解答: 被告乙要求分割双方共有房屋的请求不构成反诉。虽然房产证上有丙的名字，甲请求析产，法院也不能追加其为第三人。丁不能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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