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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认识人际交往中的自我论文如下：
当今大学生，面临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学习和就业，而是人际交往。
大学生在人际交往的过程中，常常因为一些客观的因素以及主观认知、情绪、人格等心理因素的偏差而走入了心理误区，以至出现像自卑、孤独、嫉妒、报复和异性交往等交际障碍，怎么样才能消除这方面的障碍而成为使你成为一个社交高手呢？
自卑心理。自卑是人际交往的大敌。
自卑的人悲观、忧郁、孤僻、不敢与人交往，认为自己处处不如别人，性格内向，总觉得别人瞧不起自己。这类人主要是由以下几种原因引起：过多的自我否定、消极的自我暗示、挫折的影响和心理或生理等方面的不足。
人际交往简介：
社会学将人际关系定义为人们在生产或生活活动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心理学将人际关系定义为人与人在交往中建立的直接的心理上的联系。
中文常指人与人交往关系的总称，也被称为“人际交往”，包括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学友（同学）关系、师生关系、雇佣关系、战友关系、同事及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等。
在我们的交往活动中，有时候两方面的评价会有一定的差距，不少人会因此而产生烦恼。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调节两方面的评价，全面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正确的自我认识，有助于我们找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
认识自我的目标性准则论文收藏本文章 一个人能不能成功，不在于他拥有多少优越的条件，而在于他如何认识自我，如何运用这些条件。有时，自我认识的态度也就决定了别人对你自己的评价。以下是几种有效评价情商EQ之核心的准则： 1、要有积极愉快的情绪 现在让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假如你今天遇到了某某人，并且在你们刚刚开始谈话，你就说：我觉得很可怕，真是太糟了。这时你的意思是： 一、你是在说：我需要同情。但是人们并不喜欢那些要求同情的人。 二、你把焦点集中在自己身上。但是一位领导人物，应该是将焦点集中到你的谈话对象身上。 三、你本人已经变成一种痛苦的表征，变成人们极欲避开的对象了。诉苦就等于是把你自己心里的痛苦，转移到别人身上，人们并不喜欢接受别人的痛苦。古代的希腊人，就有寻找快乐，避开痛苦的哲学，现代人仍不能脱离这种思想。 四、只要你一说出我觉心绪不宁，就会真的使你自己很糟糕。 假定你改说我觉得很愉快，今天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那么： 一、你已经代表着快乐与幸福。人们都很喜欢这种调儿，也很想分享跟你在一起的那种乐趣。 二、你确实会感到更好一些，这就是自我暗示时的作用。 一种思想如果进入中心，就会盘踞成长。如果那是一个消极的思想种子，就会生出消极的果实。积极的思想种子，就会生出积极的果实。 每天你都有机会听到好多人，以不同的方式对你说他们感到心绪不宁。有的人可能会抱怨种种病痛——头痛、背痛、腰痛、或胃痛；另一些人如抱怨不幸的事件，诸如我工作过多，我过度疲劳等等。这些人整天用一种不祥的阴影笼罩着自己，尽管这些问题并不严重。 一旦你拥有了积极的情绪，你就会去积极的思维，从而积极地认识自我。 2、告别自卑，自我尊敬 有一位年轻的人寿保险推销员跑去找咨询专家，他曾经在第一年中屡创记录，但是以后却严重衰退。 他的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乍看之下，这个年轻人非常沮丧，而且对未来感到很烦恼，他的支出账单在继续增加之中，但是佣金收入却寥寥无几。 他发现自己陷入困境：他愈需要佣金，愈赚不到；愈想要促成生意，愈无法成交。 他说：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甚至乞求别人保险呢！可见我是多么想争取生意了！ 专家很快就认清了关键所在，他要这位年轻人尽量往繁荣兴旺的方向思考，停止往贫穷的方向思考，要使自己深信即使在财务面临破产的境地，但是在其他方面仍是非常富裕诸如我的能力很强、我的野心很大、我的机会很多等等。 而结果真是令人十分惊异。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他就又得到很高的保险额了，恢复以前那种高收入了。 一年以后，他又跑去找专家。我要让你看一些东西，他打开公文包，取出一件东西，并且对他说：请看看挂在我办公室中，用镜框镶起来的是什么呢？ 以下就是他用镜框镶的一些文字： 我很富裕！ 我的能力很强， 我的野心很大， 我的机会很多，而且 我的家庭充满情爱。 我们应当记住这里面的教训了。那就是：想到富裕能使人因而富裕；想到贫穷就会使人因而贫穷。 自尊，真正诚恳的自我尊敬，是获得包括金钱在内的所有财富里最的基本元素。 在变成贫穷与没有金钱之间，是有极大的区别的。 当一个人除了具有贫穷的感觉以外，其他则一无所有的话，结果他就会继续贫穷下去了。 请你多想想富裕，别再想到贫穷吧。 因为迈向富裕的道路是用富裕的思想铺筑起来的。自卑、甘于现实甚至自暴自弃永远是弱者无能的表现，唯有自尊、自信，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 3、相信自己永远是社会最需要的人 人们都向往人多的地方，往人群聚集的地方集中。那些忙碌兴旺的生意或人物，都是看起来最被人们迫切需要的生意或人物。这并不是一种取巧的说法，这是最高级的真理。只要你能创造出一种繁荣的、被人迫切需要的气氛，你的知名度很快上升。最无力的销售方式，是让人感到贫穷我很贫穷，请给一点生意做吧！，这种请求别人可怜的做法是永远也做不成生意的，只会把到手的生意赶跑。 只要你保持一种缺钱、困窘，以及我做得并不怎么好的气氛，那么情况就会越来越糟。人们都喜欢跟那些事业兴旺、繁荣的人打交道--任何事情都一样。 医生刚开业时，都会碰到这样的困难——人们不愿意把健康交给一位没有经验的医师。有一位年轻医生讲述了他的一段传奇经历： 我到这个城镇开业不到一个月。来找我看病的人很少，而且都是些常见的小毛病。但是在一个星期五晚上的高中足球比赛以后，情况却很快的转变了。我有一位朋友当晚来到我所住的城镇。我恰好临时有私事，到别的城市去了，我又忘了告诉我太太。 我的朋友找不到我，他深知我很喜欢足球，于是他猜测我一定是去看足球比赛了。所以他就在体育场的麦克风广播寻人，以一种很紧急的方式，喊了我三次。 结果下个星期内，病人的数目一下子增加到以前四星期中病人总数的两倍，你说奇怪不奇怪呢！当人们知道我被人迫切需要的时候，我的医疗业务也跟着兴旺起来了。 人们会到忙碌的商店中抢购物品；到忙碌的医院中排队等候看病；男士们竞相约会那些经常都排满约会的女孩；人们会跑到活动频繁的场所去，分享其他人正在享受着的事物。 以下建议可以增加你的知名度，增加你对其他人的影响力，那就是创造出一种兴旺的景象，使别人知道我的客户很多，或我的崇拜者很多。任何你所能想到的事，都给人留下一种你已经有很多了的印象、那么你就会因而水涨船高；如果是保持一种我做得并不怎么好的气氛，那么你就注定要变成一团糟了。所以我们可以说，繁荣兴旺招致繁荣兴旺；贫穷没落会为你招致贫穷没落。 4、相信自己拥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有一个故事：一个老人坐在一个小镇郊外的马路旁边。有一位陌生人开车来到这个小镇，看到了老人，他停车打开车门询问老人：这位老先生，请问这是什么城镇？住在这里的是哪种类型的居民？我正打算搬来居住呢？ 这位老人抬头看了一下陌生人，并且回答说：你刚离开的那个小镇上的人们，是哪一种类型的人呢？ 陌生人说：我刚离开的那个小镇上住的都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我们住在那里没有什么快乐可言，所以我们打算要搬来这里居住。 老人回答说：先生，恐怕你要失望了，因为我们镇上的人，也跟他们完全一样。 不久之后，又有另一位陌生人向这位老人询问同样的问题：这是哪一种类型的城镇呢？住在这里的是哪一种人呢？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城镇定居下来呢！ 老人又问他同样的问题：你刚离开的那个小镇上的人们到底是哪一种类型的人？ 这位陌生人回答：住在那里的都是非常好的人。我的太太和小孩子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我正在寻找一个比我以前居住的地方更有发展机会的小镇。我很不想离开那个小镇，但是我们不得不寻找更好的发展前途。 老人说：你很幸运，年轻人。居住在这里的人都是跟你们那里完全相同的人，你将会喜欢他们，他们也会喜欢你的 生命真是非常可贵的。在医药卫生发达的今天，人类的平均寿命几乎可以达到70岁。那就是25566天。我们可没有那么多时间浪费在烦恼、自我轻视、由于沮丧以及绝望之中。人生真的短促，短到我们不能将它浪费在悲叹呻吟之中。现在请你就抽出一点时间回想昨天发生的事情吧。问问你自己：如果我昨天知道那是我活着的最后一天，我会怎么过呢？ 自问： 我将为先生准备怎样的晚餐呢？ 我对太太将采取怎样的态度呢？ 我还会责骂小孩子在泥泞中走路吗？ 我还会为金钱或升迁等事情而烦恼吗？ 我还会动怒吗？ 我还会厌恶天气吗？ 每天自我反省一次是一种很好的做法。提醒你自己这可能就是最后一次了，然后就按照你所想的去做。请记住：今天，是极其特殊的一天，当我们了解自己的一天时，我们就会感到多么幸运，会避免做出那些多么头痛、失望与悲伤的事情了。 人有旦夕祸福，所以每一天都应当视为额外的红利。
在客观世界中的自我认知 ——正确的自我认识【摘要】在N年前的某一天，他带着无意识来到了这一个需要意识去认知的世界，这一个他至今仍生活于其中的世界。这是一个丰富的，与其他所有人平庸的日常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看来，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从来没有要苦心经营什么，也不追求什么目标，即便有也不是必须或是情非得已的事。生活是非理性构成的，所以主体有去对客体的不断认知的好奇。【关键词】客观世界；主体意识；认知一、 世界的事物客观存在2008年日本籍诺贝尔奖获得者益川敏英对英语的学习，在他看来无论怎么努力，都提不起学习英语的兴趣。也许他确实耗费了他正常学习英语的精力和时间，但仍然学不好；也许他仅仅只是做了体力劳动，在他个人认知中，觉得已经足够努力的去学习英语了，但也许他还琢磨不到学习英语的技巧和规律。在他的想法中却没发现其实他还是不够“努力”。认知即为个人价值观在形成过程中，或是已定型时，对客观事物的主观认识，他发生在人的大脑思维中，取决于所生长的环境、所接触的事物（并对事物本身特征所有反应）以及某些思维或想法因为某些事而得到加深或巩固。一般来说，从个人角度，这只是习惯性的真理，而对于他人却并非如此。认知的差异丰富多彩，主要为对客观事物的认知和对自我的认识。比如两个人对同一事物持不同观点，即为他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差异，当然尽管想法有差异，但仍无孰对错；若A在背后说B的坏话，或是B知道A对他有不满，即为A客体存在的认知与B对自我认知的差异，当然也是无孰对错。关键是要知道，或者的或是死了的东西就是客观存在的物体，存在不一定要被改变，且不一定能够被改变，而部分不受主体意识控制的客体就不会因为主观意愿而稍有变化，即便有变化也是因为客体要遵循其发展的自然规律罢了。哲学史什么，西方哲学史给出了一条我比较赞成的定义：哲学是一切科学的世界观及方法论，因为他必须综合并且给我们广泛意义上生活与奋斗的智慧。而哲学家即为从事与勘探生命的意义和经常参与按照这种意义按照生活的斗争。所以哲学看起来似乎是让人们更理智的人认知自己，从而更好地改善我们的生活，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益川敏英认为自己怎么努力都学不好英语，然而他的教授却只是很简单的给他说了学英语的重要性，但这一重要性在教授看来是必不可缺的“重要性”，同时也被大部分人的经验证明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性”。教授对此深信不疑，是建立在他对可以世界的认知与对自我的认知毫无冲突或是矛盾不大的基础上，因为他这么想，所以他这么做，因而他会这么对益川敏英说，一切也就顺其自然了。就我而言，认知是源于忠于人思维的想法，它并没有对与错，除非之后自己又反驳了自己，那么被他反驳的观点在他的认知世界里就属于错误的，而在其他人的认知世界里未必是错的，也未必会存在。一个问题对应的应该就是一个认知领域。在所有分散的、部分的和个体的事物中，某一个领域的开拓和泯灭都是人赋予的全部意义。就像也许一场无关紧要的谈话或是一部对于人来说没有任何哲学道理含义的电影，抑或是一部小说的阅读，都会对我的认知过程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会从外界得到一种力，在认知领域为推动力，因为一旦认知开始发生，就会在认知领域有显现，然而这一切的发现都来自它内在的无限性。但无论所有的哲学理论，所有的认识论怎么解释，他总是有一种意识，认知不是凭借智力，也不是凭借服从固有法则的理智，而是凭借精神力量的总和，同时还依靠意义占据上风的意志，依靠高度紧张的激情。哲学认知的源泉——是精神的整体生活、精神的体验。其余的一切不过是次要的补充。痛苦、快乐和悲剧性的冲突——是认知的源泉 。认知除了带来喜悦和解放，当然它也带来了痛苦，因为认知通常是幻想的揭露和失落。许多事物在认识它们之前是有趣而吸引人的，而对生活过多的认识，对世界更多的认知后却又令人感到忧伤。所以，人们对许多东西并不想看得那么清楚，那么亲近。但是我们生活所充满的虚假幻想然人崩溃，即便是事物已经客观存在，是一种独特的认知论，可以用它来深化我们的整个生命，尽管他还不能形成体系，但可以相信他存在的合理性，并通过实践来验证它。别尔嘉耶夫在《自我认知》中说：客观世界是客体化的结果，主题在课题化的世界中不可能接触到可以被认知的东西。作者还将其表述为一个悖论：主题的东西被客体化，客体的东西被主体化，因为是上帝的创造，客体是主体的创造，主体是本体，客体是现象。二、 客体世界中正确的自我认知在“我”之中，认知的行为和认知的对象是统一的，我的个性不是像是终于被的，而是我自己创造的；当我认知我自己是，我也就创造了个性，首先是我的行为。希腊是哲学史的开端，当然也是人类开始自我认知的开端。在整个哲学思维的历史中，人们一直以来都是关注自我认知，将其看作认知世界的途径。但自我认知是怎么回事呢？是个唯一的，不可重复的，具体的人的自我认识。这是认知和关于认知的所有。自我认知的主体是理智，而普通的理智，他的认知对象一般是任何主体。共性的去认知共性的东西，个性的去认知个性的东西。认知自己的人本身也逐渐变得模糊不清，最终很可能就只剩下普遍的特征，而非个性的特征。苏格拉底哲学的起源于“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这也就是苏格拉底在客观世界中的自我认知。在进行“认知”这一行为的我本人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存在性并非是我能正确认知的对象主体。比如，当我在内心美化自己时，我觉得自己显示出的是一种优秀，但当其他客体对我的认知进行否定时，也许我的这一种认知就在一步步地被削弱，或是被加强而不变——即当我没有抵达我内心的终极，没有到达我内心的最深处，每一次的自我认知都会有客体化的可能。所以一直以来，我是在激励塑造我习惯了的形象，但却偶尔会与我本身的形象冲突。于是又开始塑造自己模仿出来的形象，也就是制造了关于“我”独一无二的故事。有时我激发了对自己的厌恶，憎恨自己，但我同样在对这个激发了对自己的厌恶的形象加以客体化和进行模仿。或许，我曾经美化自己，为了别人所谓自己形象的客体化，或是对他认知的客体——我进行模仿。而最大的事实是存在于纯粹的主题中。尼采在《善恶的彼岸》 中说到：“我们还能描述什么？呜呼！永远是哪些股为何腐烂的东西” 。在我的思想和思维的语言表述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对应性——这是普遍正常的人的大脑。就像有人问我，去爬了泰山回来感觉怎样，我会不假思索的回答说：“接近山顶处十八盘的阶梯很陡，山顶的日出和日落很美。”这确实是我内心想要回答的话，但却不是主要的，因为其他的比如黄山、华山也是如此这样，我的回答只是条件反射的应对，却没有与我真实内心的想法统一起来。也许也是时间和记忆欺我们，我却对它没有察觉。当有一个男生对一个女生说：“我喜欢你，你喜欢我吗？”女生回答说：“喜欢（或是不喜欢）。”难道她真的知道自己内心是喜欢或是不喜欢吗？她有对自己做了问卷调查，或是问过旁人，她的内心有多大一部分是喜欢，多少一部分是不喜欢呢？希多布里昂在回忆录里说到：“在某种程度上，他用了写作时出现的情感来替代它所叙述的那些实际体验的情感。”就此来说，人成了一种不自觉的狡猾和不够坦率的存在——而这却又是人不能主观完全绝对控制的。存在是存在着的真理，它不同于世界，不同于世界上的一切，但它应该是启示性的，是人性化的，也许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许会同时犯下许多的罪孽、弱点和堕落，但还很有可能会愉快的感受到的是：它属于渴望和渴望真理的人，这就是认知中唯一与我相关的 。
你说的是社会心理学中关于自我的概念问题。从自我的概念上来说，有主我、客我和镜我等区分，不细说。从自我的结构上说，物质自我（类似于生理我），是个体如何看自己身体的层面；心理自我是个体态度、信念、价值观念及人格特征的总和，是个体如何看自己心理世界的层面；社会自我是处于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社会资格中的自我，即个体扮演的社会角色，是社会如何看待个体并被个体意识到的层面；后面还有理想自我和反思自我等区分。从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来看，生理自我，是自我概念的原始形态，主要是个体对自己躯体的生理上的认知，比如占有感、支配感、爱护感等，从而使个体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个阶段是始于出生八个月，三岁左右成熟。社会自我，大约从三四岁到十三四岁，开始处于自我的中心，能够了解自己的期待，并根据社会期待（简单的说也就是身边人对自己的看法）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心理自我，需十年以上，大约从青春期到成年。发展至此，个体才能知觉和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开始强调自我的价值和自我理想，并感觉社会需要和自身发展来调控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形成自我概念和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我"可以分为两个"我":一个是"社会我";一个是"自我"!"社会我"是指从社会上看到的我,是被社会掌握着的"我"!"自我"是指以皮肤为界限那个内在的"我"!代表着心理和生理!人只要长大都要接触社会,进入社会!我们需要得到"物质",需要被社会所认同,被社会所了解,被社会所肯定,否则无法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然而我们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我",它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情绪的!了解了这些以后,就来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竟争力成了生存的主要保障,人们为了拥有良好的竟争能力,不断的适应着社会赋予的所谓的能力,而常常人前欢笑背里愁,这就严重影响了"自我"的发展,常常做些违心的事,于是"自我"就受到严重的压抑,须要解脱,发泄,甚至做些不理智的事~~而当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就开始发掘所谓的EQ,使人们更好的把心灵与社会作结合!当然也取得一定成效!然而,现代的年青人却本墨倒置的非常多!常常让心灵得到满足,让"自我"得以实现而放弃"社会我",这就使得出现了许多沉沦的人,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咋看之下,这似乎非常矛盾!"社会我"与"自我"是否必然矛盾呢?其实不然,只要我们把"社会我"与"自我"有机的结合起来,便能产生超高的"心灵智慧",这种智慧可以在发展"自我"的同时更好的发展"社会我",这也是所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重要智慧!好比说,在工作中寻找乐趣,或说做自已有兴趣的事业!其实都是在使用着这种智慧!当然还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可说明,这些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这些不是必然矛盾的双方,楼主又何必苦苦寻求矛盾的解决呢?如果说,楼主一定要得出个定论,鱼与熊掌如何兼得呢?对于人生中两样同等重要的事情中选择一样,那会得出什么结论呢?这种答案只在楼主的心中,也仅仅在一念之间,不管选择哪个,放弃哪个都不会是正确的!在这种不是必然矛盾的双方里,鱼与熊掌我们是可以兼得的,好好的思考吧,也许有所感悟^^
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 人具有多种多样的属性，概括起来，人的属性可分为两大类，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人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人类社会生活是由各行各业的活动构成的有机整体，任何个人的活动对社会的发展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个人活动与社会发展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个人活动对社会发展产生能动的作用。一切正常的个人总要在社会生活中担负一定的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这样那样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从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记，社会的发展要靠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努力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社会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人的发展更需要社会提供种种条件，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所有的个人及其集体努力的结果，一切个人活动的总和构成社会的整体运动及其发展。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的活动既是一个生命的自然过程，又是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活动都面临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既是进行个人正常活动的重要条件，又是作出人生选择的基础和前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实现社会和谐、创建美好未来，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美好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的这些特征，要求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特别是应在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下功夫。 二、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 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中进行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意识受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居主导地位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但少数人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的价值观。前者是我国现阶段提倡和奉行的价值观，后者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价值观。如何正确认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价值观，并作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和践行与之相适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行为选择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要求人们“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心中有国家”。 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总要同他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关心，相互支持，求同存异，才能形成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反之，如果人们想问题、办事情总是从一己之利出发，彼此排斥，互不相让，就不利于团结，就会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更谈不上有所创造，有所贡献。怎样才能处理好这种关系呢？一要尊重人。要尊重别人，不要自以为是，自命清高，对别人的处境漠不关心。要同情人，体贴人，这是尊重人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没有这种思想和感情基础，就不可能在行动上对人有尊重的表现。尊重人包括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感情、爱好、兴趣、个性、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等。人的能力有大小，贡献和分工也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大家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对人要宽容。促进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多一份宽容。对人要宽容，就是要心胸宽阔，能容人容物。有宽容之心的人，往往能够正确对待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变冲突为和谐，化干戈为玉帛，使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我们讲的宽容，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和妥协，更不能以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和谐共处。三是要主动关心人。要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满腔热情地帮助那些工作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下岗工人、农民等城乡贫困人群，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 要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把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统一起来。但是，有的人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甚至错误地主张“为个人主义正名”，用个人主义原则代替集体主义原则。现实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不讲廉耻，不讲道德，不是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作捞取私利、聚敛钱财的手段，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这种做法的害处很大，人民群众深恶而痛绝之。所以，要坚持集体主义，就必须坚决反对个人主义。 要顾全大局，反对小团体主义。顾全大局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是指个人和集体的言行应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顾全大局是成就事业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这是小团体主义或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实质上是极端狭隘的个人主义，它的蔓延会涣散人心，导致社会不稳定，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克服小团体主义的根本办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发展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世界观是人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人和人生的科学理解，是关于人的本质和价值、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科学理论，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人生观，是指导人生的科学理论和根本指南。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本观点出发，正确地回答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人生基本问题，认为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必须通过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正确的实现。 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保障。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以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为基础的，而社会要满足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必须首先把这些财富创造出来。为此，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承担应有的责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作出更多的贡献。如果人人只想从社会获取东西，却不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就失去了根本保证。 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志。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人生价值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以及社会对个人贡献的尊重的统一，其中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或回报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人生的价值主要是由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所决定的。所以，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必须以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为基础。衡量人生价值虽然必须考虑到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但其主要衡量标准还是要看个人的行动，看个人到底为社会做了些什么。所以，个人要实现人生的崇高价值，首要的还是要积极地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每个人只要对社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都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千千万万的个人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方面做出了贡献，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既要看他在物质文明方面对社会的贡献，又要看他在精神文明、思想道德等方面对社会的贡献，至于哪一方面的贡献大一些，突出一些，则是因人而异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人见利忘义，金钱至上，陷入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泥潭。许多人坚持了正确的价值观，像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等，就是坚持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优秀代表。从他们不平凡的事迹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精神力量，看到他们闪光的人生价值。他们的先进事迹、高尚情操，教育和激励无数群众在自己的岗位上奋发努力、开拓进取，创造出更多更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承着先进人物的人生价值，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以理想信念为核心，深入开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是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任务之一。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支配和左右人们活动的精神动力。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确立了共同的理想信念，才会有强大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共同的理想都是保证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加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竞争展开。以人才培养为突破口，努力提高本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植和发展知识和科技创新能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大学生是拥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群体，在未来经济发展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比较系统地掌握了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的现代专门科学知识，是未来知识和科技创新的主体；而且拥有较系统的现代管理科学知识，毕业后将成为各部门或单位的骨干。当代大学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是当务之急。大学生正处于理想信念成型期，思想活跃，自尊意识突出，成才愿望强烈。当前，虽然大学生理想信念方面主流是健康向上的，但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发展，潮水般涌入的各种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某些腐朽落后的生活方式侵蚀着大学生的心灵。高度重视各种消极因素对大学生理想信念的消解作用，大力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灌输，用共产主义理想统一思想认识，已是当务之急。 应当看到，近年来一些大学生在理想信念方面出现问题，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与一些地方、部门和学校对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办法不多是密不可分的。一些地方、部门和学校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环境，不能形成全社会关心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合力；学校理想信念教育实效性不强，与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哲学社会科学的教材和教学内容滞后，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尤其是受应试教育影响，一些大学生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问题上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往往只是把理论学习的目的定位于拿文凭或考研提高考分，而不是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上下功夫，未能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社会生活环境日趋复杂。当今时代，是一个伟大变革的时代，社会环境复杂多变。改革开放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腐朽、消极的东西，使我们的社会呈现出多种思想观念并存的局面；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变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革中，我国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分配、组织形式、就业方式以及人们生活方式日益多样化；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时代给“黄、赌、毒、邪”等腐朽落后文化和有害信息的传播提供了便利，一些消极的、腐朽的、落后的东西沉渣泛起。这种社会生活环境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使人们对现实政策的评判、对社会与个人前途的期望发生巨大变化。大学生是一个容易为外界感染的群体，对市场经济的种种负面作用“免疫力”不强，自然更容易受到侵蚀。 独生子女性格特点独特。当前，我国在校大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是在过多家庭照顾下长大的，有很强的优越感，缺乏人际交往的训练和艰苦环境的磨练。独生子女独特的生活环境使当代大学生一定程度上存在“一个中心”、“两个矛盾”、“三个压力”。一个中心就是以自我成才为中心；两个矛盾就是自我期望值高与现实实现率低的矛盾，对环境高要求与自身低奉献的矛盾；三个压力就是学习、生活、就业压力。尤其是生活压力，除了部分特困生外，主要体现为一些长期养尊处优的独生子女生活自理能力弱，面对挫折和新环境自我调节能力不强。这就使得原来比较直接的“理想目标”教育，对这代大学生难以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努力增强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感染力。首先，要在回答热点难点问题上下功夫。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视野开阔，对各种问题尤其是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兴趣浓厚。要增强教育的感染力，首先必须回答好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提高他们学理论、用理论的兴趣。其次，要在满足成长需求上下功夫。当代大学生越来越重视个性培养和自我设计，越来越看重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此，必须热切关注大学生成长中的困惑，满足他们成长中对理想信念的需求。要在将大道理讲透的同时，将小道理讲深，让他们切实认识到理想信念教育一辈子受益，从而增强接受理想信念教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再次，要在营造氛围上下功夫。当前，由于信息更加公开，传播更加快捷，发泄情感的方式更加直白，大学生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更加容易捕捉，思想脉搏也更加容易把握；大学生对网络的依赖性加强，给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也提供了新的园地。这些，都有利于理想信念教育氛围的营造。因此，除了通过传统手段开展教育，营造氛围外，一定要高度重视利用网络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大力加强校园网络信息资源的开发。
你说的是社会心理学中关于自我的概念问题。从自我的概念上来说，有主我、客我和镜我等区分，不细说。从自我的结构上说，物质自我（类似于生理我），是个体如何看自己身体的层面；心理自我是个体态度、信念、价值观念及人格特征的总和，是个体如何看自己心理世界的层面；社会自我是处于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社会资格中的自我，即个体扮演的社会角色，是社会如何看待个体并被个体意识到的层面；后面还有理想自我和反思自我等区分。从自我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来看，生理自我，是自我概念的原始形态，主要是个体对自己躯体的生理上的认知，比如占有感、支配感、爱护感等，从而使个体认识到自己的存在。这个阶段是始于出生八个月，三岁左右成熟。社会自我，大约从三四岁到十三四岁，开始处于自我的中心，能够了解自己的期待，并根据社会期待（简单的说也就是身边人对自己的看法）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心理自我，需十年以上，大约从青春期到成年。发展至此，个体才能知觉和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开始强调自我的价值和自我理想，并感觉社会需要和自身发展来调控自己的心理和行为。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形成自我概念和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我"可以分为两个"我":一个是"社会我";一个是"自我"!"社会我"是指从社会上看到的我,是被社会掌握着的"我"!"自我"是指以皮肤为界限那个内在的"我"!代表着心理和生理!人只要长大都要接触社会,进入社会!我们需要得到"物质",需要被社会所认同,被社会所了解,被社会所肯定,否则无法生存在这个社会上!然而我们却存在着一个内在的"我",它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情绪的!了解了这些以后,就来正面回答楼主的问题!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竟争力成了生存的主要保障,人们为了拥有良好的竟争能力,不断的适应着社会赋予的所谓的能力,而常常人前欢笑背里愁,这就严重影响了"自我"的发展,常常做些违心的事,于是"自我"就受到严重的压抑,须要解脱,发泄,甚至做些不理智的事~~而当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时,就开始发掘所谓的EQ,使人们更好的把心灵与社会作结合!当然也取得一定成效!然而,现代的年青人却本墨倒置的非常多!常常让心灵得到满足,让"自我"得以实现而放弃"社会我",这就使得出现了许多沉沦的人,很难在社会上生存!咋看之下,这似乎非常矛盾!"社会我"与"自我"是否必然矛盾呢?其实不然,只要我们把"社会我"与"自我"有机的结合起来,便能产生超高的"心灵智慧",这种智慧可以在发展"自我"的同时更好的发展"社会我",这也是所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重要智慧!好比说,在工作中寻找乐趣,或说做自已有兴趣的事业!其实都是在使用着这种智慧!当然还有太多太多的例子可说明,这些都是前人智慧的结晶!这些不是必然矛盾的双方,楼主又何必苦苦寻求矛盾的解决呢?如果说,楼主一定要得出个定论,鱼与熊掌如何兼得呢?对于人生中两样同等重要的事情中选择一样,那会得出什么结论呢?这种答案只在楼主的心中,也仅仅在一念之间,不管选择哪个,放弃哪个都不会是正确的!在这种不是必然矛盾的双方里,鱼与熊掌我们是可以兼得的,好好的思考吧,也许有所感悟^^
一、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人具有多种多样的属性，概括起来，人的属性可分为两大类，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社会属性是人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人类社会生活是由各行各业的活动构成的有机整体，任何个人的活动对社会的发展总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个人活动与社会发展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个人活动对社会发展产生能动的作用。一切正常的个人总要在社会生活中担负一定的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从事这样那样的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从而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留下自己的印记，社会的发展要靠全体社会成员自觉努力才能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一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社会是由无数个人组成的，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人的发展更需要社会提供种种条件，任何一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所有的个人及其集体努力的结果，一切个人活动的总和构成社会的整体运动及其发展。二是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的活动既是一个生命的自然过程，又是社会实践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每个人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的活动都面临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既是进行个人正常活动的重要条件，又是作出人生选择的基础和前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实现社会和谐、创建美好未来，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个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个美好社会理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到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党执政的历史任务，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关系到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和谐社会的这些特征，要求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特别是应在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下功夫。二、坚持集体主义价值观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背景中进行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意识受市场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居主导地位的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但少数人滋长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错误的价值观。前者是我国现阶段提倡和奉行的价值观，后者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价值观。如何正确认识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价值观，并作出正确的选择，这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决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和践行与之相适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在行为选择上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要求人们“心中有他人，心中有集体，心中有国家”。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总要同他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只有相互关心，相互支持，求同存异，才能形成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反之，如果人们想问题、办事情总是从一己之利出发，彼此排斥，互不相让，就不利于团结，就会影响工作的正常开展，更谈不上有所创造，有所贡献。怎样才能处理好这种关系呢？一要尊重人。要尊重别人，不要自以为是，自命清高，对别人的处境漠不关心。要同情人，体贴人，这是尊重人的思想基础和感情基础，没有这种思想和感情基础，就不可能在行动上对人有尊重的表现。尊重人包括尊重别人的人格，尊重别人的劳动，尊重别人的感情、爱好、兴趣、个性、宗教信仰和民族习惯等。人的能力有大小，贡献和分工也不同，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大家都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二是对人要宽容。促进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多一份宽容。对人要宽容，就是要心胸宽阔，能容人容物。有宽容之心的人，往往能够正确对待前进中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变冲突为和谐，化干戈为玉帛，使摩擦减少到最低限度。当然，我们讲的宽容，不是无原则的退让和妥协，更不能以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为代价，而是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和谐共处。三是要主动关心人。要把别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满腔热情地帮助那些工作和生活上暂时遇到困难的下岗工人、农民等城乡贫困人群，切实为他们排忧解难。要坚持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要把国家利益与集体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统一起来。但是，有的人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宣扬个人主义至上，甚至错误地主张“为个人主义正名”，用个人主义原则代替集体主义原则。现实生活中有那么一些人不讲廉耻，不讲道德，不是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作捞取私利、聚敛钱财的手段，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这种做法的害处很大，人民群众深恶而痛绝之。所以，要坚持集体主义，就必须坚决反对个人主义。要顾全大局，反对小团体主义。顾全大局是集体主义的重要表现，是指个人和集体的言行应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顾全大局是成就事业的前提和基础，是我们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只顾局部利益，不顾全局利益，这是小团体主义或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实质上是极端狭隘的个人主义，它的蔓延会涣散人心，导致社会不稳定，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克服小团体主义的根本办法，就是要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树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在促进各地区、各部门发展的同时，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处理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就必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是人们对于生活在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和世界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内在地包含着对人和人生的科学理解，是关于人的本质和价值、人生的目的和理想，以及人的自我发展、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科学理论，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人生观，是指导人生的科学理论和根本指南。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基本观点出发，正确地回答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一人生基本问题，认为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对社会的贡献。一个人的人生价值，必须通过个人与社会、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才能得到正确的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保障。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以一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发展为基础的，而社会要满足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也必须首先把这些财富创造出来。为此，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承担应有的责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作出更多的贡献。如果人人只想从社会获取东西，却不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存在和发展，个人的生存和发展也就失去了根本保证。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人生价值的基本标志。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人生价值是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的统一，即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以及社会对个人贡献的尊重的统一，其中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社会对个人的尊重或回报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人生的价值主要是由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所决定的。所以，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必须以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为基础。衡量人生价值虽然必须考虑到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和满足，但其主要衡量标准还是要看个人的行动，看个人到底为社会做了些什么。所以，个人要实现人生的崇高价值，首要的还是要积极地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教育科学文化等领域，每个人只要对社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都是人生价值的体现。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千千万万的个人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方面做出了贡献，才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前进。衡量一个人的人生价值，既要看他在物质文明方面对社会的贡献，又要看他在精神文明、思想道德等方面对社会的贡献，至于哪一方面的贡献大一些，突出一些，则是因人而异的。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时期，一些人见利忘义，金钱至上，陷入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泥潭。许多人坚持了正确的价值观，像郑培民、牛玉儒、任长霞等，就是坚持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优秀代表。从他们不平凡的事迹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他们的精神力量，看到他们闪光的人生价值。他们的先进事迹、高尚情操，教育和激励无数群众在自己的岗位上奋发努力、开拓进取，创造出更多更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传承着先进人物的人生价值，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学是人类多元化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如作者所说：“工业化、都市化、人口流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出现，是推动社会学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社会学从一开始就是社会转型的产物。”作者说社会学是在18、19世纪西方的两次大革命后产生的；如果往上推，社会学是从启蒙运动后人类思想的转变而产生的革命而带来的。而启蒙运动就其本质来说，就是人脱离神本（把圣经抛弃）而寻求人本（犯罪后的理性之光）。所以；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是人本主义、人文主义的产物。社会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与在发展中或发展后的问题，而试图以研究的结果来找到解决的方法。但事与愿违，社会学常常能找出问题却找不到解决根本问题的方法。有时看似解决了，却只是短暂的表面上的治标不治本。因为社会学到底还是以人为本，是从人的角度去了解世界上的问题。我们有信仰的人都知道，无论是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根本就是在于人是有罪的人，且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罪的。所以，我认为社会学只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却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社会学是发现提出问题，而神学才能找出问题的本质原因也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者说“社会学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这我不全赞同。社会学的确是认识社会的有效工具，却不是改造社会改变社会的有效工具。因为还没有一个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社会是因为社会学而带来的，我们也没有看见世界上有这样绝对的例证。社会学只能让我们更认识社会的现象，不能让我们改造社会。从神学、历史学与伦理学来看，宗教才是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主要动力来源。社会学不外乎是研究关于人的问题和与人有关联的一切事物，社会学是离不开人的没有人就不会存在有社会学。而人是有人性的、宗教性的、是唯一有上帝形象的被造者，在社会学里社会学只把人当做高等的动物来研究，所以它只能研究人一切外在的表现与问题；却不知其本质的来源、过程中的意义与终极的结局。从本质来说社会学根本不懂何谓人，也更不能经过研究找出方法使人活得有永恒的意义与价值，也就不能让社会有一个真正良性的运行和协调的发展。社会学即不懂人，就更不懂人是有罪性的；而一切的社会问题都是从人性中的罪出来的，那它就更不懂了。要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从本质来说必须先解决罪的问题；这样说来社会学对于解决社会本质问题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说社会学只能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有效工具而不是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宗教信仰才是，在众宗教中如果要深入研究就只有基督教才能改造甚至改变社会。这不是神话或纸上谈兵，这是在史可考的；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科学、现代文明都是可以站出来做证的。那么说社会学不是完全无用了吗？不是的，社会学有其本身的价值。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社会学是可以发现社会问题的，也是可以使人们更清楚认识社会的，它更是能帮助国家决策层、机构、教会；更好地了解当地社会的各个领域的不同情况，从而能更好地做完美的计划与决策来帮助社会。虽然说社会学是人文科学，对信仰本身无多大助益。但是对于教会事工却有很大的帮助，是教会了解社会需要的有效工具。所以社会学是很有用的，如果我们能以神学为根基去了解、解决社会学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将是对社会很大的益处，也是教会在社会中的贡献与见证。
社会学论文------------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冲突和集体维权及其应对 论文——由重庆万州万人骚动和陕西咸阳工人静坐说开去2004年9-10月间，连接发生了数起突发性公共事件，少则万人，多则十万人，聚集公共场所，甚至卧轨阻拦火车，引起社会强烈震惊。中央政府及时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件，从而防止了事态的恶化和进一步蔓延。其实，任何一个社会的转型期，都会发生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和公共维权事件，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分化调整和利益集团的重新组合，而有效处理这些事件以避免社会的大规模动荡则需要为利益调整和整合提供有效的博弈机制和表达途径。中国这几起事件也不例外，回观这些事件，我们应该从中总结出一些有益的东西并借鉴西方已经历过此阶段的相关国家的成功经验。首先总结一下这几起事件发生的原因：1． 群众对地方政府的极端不信任和政府形象的严重毁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公共信用无疑是政府最大的财富。而公共信用的丧失，则是转型期政府的最大危险。从这两个事件来看，政府的形象已跌至极低。万州事件的起因，只不过是搬运工余继奎和夫妇胡权宗曾庆容的碰撞，以及余继奎的被打这样一个小矛盾。而其扩大成突发性的公共事件时曾庆容夫妇的一句话。据目击者称，当时“胡权宗称自己是国家公务员，出了什么事情花钱就可以摆平，甚至可以出20万要余继奎的命。曾庆容也不甘示弱地表示，自己家里很有钱，只要围观的民众来帮助打余继奎的耳光，一记耳光他可以给20元。”①正是这句话，激怒了围观群众。“当值班民警欲将三人带回派出所调查处理时，有人说：‘天下公务员是一家，棒棒（搬运工）被打不会得到公正处理！’围观群众闻言，拒绝让警车开动。”②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公务员在群众心中是何等的形象。而围观群众阻挡民警执行公务更是说明群众对于政府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完全不信任。他们不相信政府部门会在这样有公务员为当事人的事件中公正裁断，依法处理。他们认为政府相关部门一定会徇私包庇公务员。此后的群众的一系列行为“官员……劝说大家离去，并保证政府会公正处理打人事件。但愤怒的围观民众不但没有退去，还向平台上的官员投掷石块、花盆等物品。”③而“万州有关方面把肇事者拿到电视上亮相，肇事者也表达了悔恨，还是有人怀疑当事人被掉包”④进一步说明，民众机会对政府完全丧失了信心和基本的信任，对于政府已做出的承诺和可能处理结果的公正性，公众根本不信任。那么，为何会出现胡曾夫妇声称自己是“公务员”，“很有钱”时，一下就“激怒了数万库区民众”？而公务员或政府的形象又为何如此之坏，信用为何有如此之低呢？原因由来已久，不能孤立地仅从这件事上寻找答案。近年来，腐败越来越严重，而政府人员（公务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欺压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的不公正现象愈演愈烈，却迟迟得不到依法处理和纠正。已经见诸报端为大众所知的像“宝马撞人案”、“刘涌案”、“孙志刚案”等。民众对于这些人（腐败的政府人员、与政府官员有涉的富而不仁的富人、黑社会组织成员）积怨已久，早就痛恨不已，恨不“食其肉，寝其皮”，而这种事情的频频发生和得不到公正救济，已使民众的怨恨积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几乎达到了忍耐的底线。一旦有了导火索——像胡曾夫妇的一句话——对不公正现象的民怨便一下爆发出来，导致上万民众围堵万州市政府，造成骚动。由于频频落马的和更多未曾落马的“贪官”，已使政府形象严重受损。而对于那些频频发生的不公正现象又不能及时、公正、依法处理，进一步使民众对于政府的认同和信任降低。这从去年的“宝马撞人案”，“刘涌案”中可窥一二。“宝马撞人案”中，曾传言撞人者是省政协副主席的亲戚。省政协副主席韩桂芝也出来辟谣说自己与此案无关。但不久，韩桂芝即被“双轨”，这使本来几乎已相信的民众再一次怀疑政府的公正。而在“刘涌案”中，刘涌横行沈阳近十年，欺行霸市，伤人无数，而沈阳市政府却一直充当起保护伞。更为荒唐的事，刘涌竟然当上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次次的作弄，使得民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所以，当辽宁省高院判刘涌死缓时，几乎全国民众一致声讨，表示对判决公正性的怀疑，认为这一次刘涌又作了手脚，政府在一次充当了保护伞。这一系列的政府官员的腐败和与黑恶势力的勾结行为，使政府在民众心中的信誉丧失殆尽。而具体到万州事件，万州是个移民城市，大部分市民是三峡库区移民。在移民时，当地政府曾承诺移民后的生活会远强于移民前。但是，移民后，由于万州工业发展的空心化，万州移民并没有过上政府承诺的好日子。而移民后政府对移民各方面的关心又不够，使万州市民不相信当地政府，所以当发生假公务员打“棒棒”并蛮横之时，移民对政府的不满爆发出来。其实以上这些间接直接的的原因都源于转型期利益的调整和重构。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过程中，这个过程，旧的保障体制和利益格局被打破，而新的社保制度和利益分配却未完成。而此时的政府权力又未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最容易引发官僚集团与强势利益集团勾结从而损害在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的利益的事情。这类事件的频发与得不到有效合法的处理势必引起民众的积怨与愤怒。而这才是导致政府威信和声誉扫地的根本原因。2． 政府对于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消极对待，使谣言四起，激怒民众。知情权是现代社会中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民众对与其委托的政府，有基本的知情和了解的权利，只有如此民众才能更好的监督政府。但是，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现代官员的基本素质，他们的官本位思想使其习惯了当“父母”当“老爷”，而且他们仍然奉行着“民可是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理念，认为统治的权威全在于神秘性，民众知道得多了只会使事情更糟，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何况公开透明的政府运作不便于官员们的暗箱操作。可惜的是，恰恰相反，政府封锁消息，不允许民众通过正常途径获取相关信息，便等于“放纵传言和猜测去占领资讯的真空”⑤任由谣言通过“小道”传入民众耳中，从而导致民众做出错误判断，真正引发不必要的混乱。在陕西咸阳工人静坐事件中，由于“在华润收购天王集团时”“厂方（天王集团系国企）到现在也没有向工人说明资产评估细节，连谁做的评估也拒绝向工人透露”，因而“厂里曾出现一个传言称，原天王集团的干部在这次改制中都得到了‘好处’：高层每人万，中层万”⑥同时，“9月13日，星期一，工人要求厂方对第二份“13号文件”解释，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工人中开始传言：同样是被华润收购重组的山东某公司，在组建后没多久就开始大规模裁人。工人们的情绪开始不稳定。”⑦这两件事情终使工人与厂方矛盾激化，工人开始静坐，便是最好的注脚。在“宝马撞人案”审理过程中，当媒体采访相关部门负责人时，回答是：“正在处理，不便公开”；而“刘涌案”中，官方更是“已经结案”“无话可说”。这种对民众知情权的傲慢和漠视，使得谣言一时传遍全国，认为背后有隐情有交易，从而导致全国上下一致声讨辽宁省高院一事则更为明白地说明了这一点。
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社会化是从“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个人内化社会化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 可以写自己的成长历程 也可以写自己的人生感悟
社会化历程的大致阶段。那么写的时候就可以按时间顺序写，每个阶段的心理变化以及慢慢的成熟期，从开始的懵懂到后来的成熟，从开始的不懂事到后来的独立成长，从刚刚开始的无条件依赖到后来的选择性接受并且开始自己做决定和作出判断。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一个人从幼稚变成熟的一个过程，一个成长过程，一个蜕变的过程。按这个思路就好写了……婴儿期 0～ 信任对不信任 基本信任感 不安全感、焦虑童年期 ～3 自主对自我怀疑 知道自己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身体，做某些事 感到无法安全控制事情学前期 4～6 主动对内疚 知道自己是发起者、创造者 感到自己没有价值学龄期 6～12 勤奋对自卑 丰富的社会技能和认知技能 缺乏自信心，有失败感青春期 12～20 同一性对角色混乱 自我认同感形成，明白自己是谁，接受并欣赏自己 感到自己是充满混乱的、变化不定的，不清楚自己是谁成年早期 20～24 亲密对疏离 有能力与他人建立亲密的、需要承诺的关系 感到孤独、隔绝；否认需要亲密感成年期 25～65 再生力对停滞 更关注家庭、社会和后代 过分自我关注，缺乏未来的定向老年期 65～ 自我实现对失望 完善感，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足 感到无用、沮丧按照埃里克森的理论，在每个年龄阶段都会出现一个主要的危机，虽然每个危机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如果个体想要成功应对后面发展阶段的危机的话，就要在特定阶段充分解决这个主要危机，而不同阶段的危机也就是我们不同的社会化任务。社会化的每个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建造一幢生命大厦，每个步骤都不可马虎，因为它决定大厦的整体质量。我们可以把婴儿期比喻成大厦打地基的阶段，由于基础决定大厦可以盖多高，有多强的抗震性，鉴于其重要性也引起了心理学家更多的关注。新生儿认识妈妈吗将4天大的婴儿放在特制的椅子上，这个特殊的家伙可以给他们的身体适当的支撑，还允许他们的头从一边转到另一边。然后让他们面对一个灰色的屏幕，屏幕上开了两个窗口。实验开始时，妈妈的面孔出现在一个窗口，另一个窗口则出现一个陌生人的面孔（陌生人的面孔与妈妈的面孔大致相仿）。同时还要让妈妈和陌生人的面孔都保持中性表情，不能移动或讲话，以给婴儿最小的额外暗示。实验结果表明，婴儿看妈妈面孔的时间是看陌生人面孔时间的两倍
哈哈 我一百度就百度到了 zufe O(∩_∩)O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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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社会学作为人文社科专业,目前主要集中在理论教学、田野调查等领域,社会学专业实验室建设成为深化社会学专业改革的必经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范例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虐待老人问题的社会根源
“由于生理性衰老这一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成员和群体在利益关系和分配关系上的重新调整等原因”[1]，老年群体在整个社会结构体系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物质资源占有和政治权利保障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这不仅限制了老年群体对于自身需求和愿望的满足，而且其利益诉求也容易受到忽视和侵害，甚至当利益受到侵害时，老年人往往出于畏惧、“家丑不可外扬”等心理，不能勇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本文以中国现实社会情境为研究基点分析了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特质表现和治理困境，并且通过对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反思，从“个体化”理论和风险社会视角深入挖掘这一问题的社会性根源，并以此为前提从减轻个体不安全感与促进社会整合角度规划治理路径，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帮助遭受虐待行为的老年群体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失控：社会结构双重变迁下虐待老人问题的独特形态
发达国家虐待老人事件的产生是在全球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下，由老年人数量激增所引致的一种必然现象。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除了人口结构老化这一普遍性原因外，该问题的“井喷”还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进程密切相关，这一点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与改革开放前的欠发达的社会相比，在社会转型速度呈加速状态的现代社会中，中国虐待老人问题无论是“在发生机制和问题性质，还是在数量规模、表现形式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呈现出新特点”[2]，致使该问题难以得到有效预防和控制，“失控”已经成为其特殊标识。基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化”和“人口老龄化”两种同步性社会变迁的时代背景，笔者总结了我国虐待老人问题相比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形态。
(一)老年群体具有受虐待的高危性，呈现地域和城乡的“阶梯式”分布形态
由于生理机能下降、智力衰退以及在经济和照料服务上的较强依赖性等因素所造成的相对劣势，老年人在遭受虐待方面具有明显的普遍性。2010年，我国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为，呈现阶段性增长的趋势，远高于虐童、虐妻等的比率，已经演变为高危性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且，我国农村家庭内老年人遭受虐待的比例显著高于城市(农村：，城市：)。而且虐待发生率随着社会经济条件升高而降低，西部地区为，高于全国其他地区，而京津沪地区最低，仅为。我国区域和城乡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民文化素养等方面发展不均衡的现状，是虐待老人问题呈现“东少西多、乡增市减”分布格局的制度性成因。
(二)问题形成的根源难以确定，社会影响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开始凸显
在现代社会中，老年人自身的生理劣势(体格缺陷或老年痴呆症等疾病)、家庭关系的紧张(代际冲突、子女拒绝承担赡养义务)等因素的复合和集中加剧了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风险。在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传统风险要素可能会演化为新的风险或者相互交融，极大地增加了虐待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相应的预防和治理措施也面临更大挑战。而从问题的预防和控制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法律和道德体系以“孝”为其精神内核，一旦违反孝道必然会受到古代法律的严厉制裁，从而有效预防和遏制该问题的产生和加剧。但随着传统社会控制手段在现代化进程的强烈冲击下迅速瓦解，加之家庭关系导致自我调节功能弱化，使得对于这类问题的控制力和约束力大为减弱，其影响也扩散至家庭边界之外，成为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
二、虐待老人问题的治理困境：心理冲突与保护机制失效的交织
一方面，受虐老人对施虐者存在复杂心理。多数虐待老人事件发生于父母与子女之间。基于“血浓于水”的血缘关系，受虐老人出于保护子女的情感，往往将之归于自己管教不严或教育不当，把责任归于自身。并且受“家丑不可外扬”的文化传统的影响，有些老人往往担心这类事件的传播会损害家庭的声誉，而不愿主动向相关部门寻求帮助。此外，“养儿防老、老来从子”的依赖心理，也使不少老年人在生活上和心理上严重依赖施虐者。很多老人依赖于子女的生活照料，一旦其子女受到法律制裁，他们将无法继续获得照料，因而在寻求帮助前会感到担忧，多数选择忍气吞声，接受被虐待的现实。
另一方面，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置的社会控制措施相对缺乏。道德与法律作为规范人类行为和调节社会关系的两种手段，具备有效防止和遏制虐待老人的重大功能。但我国现有法律对有关虐待老人的规定，主要见于《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条文中，对虐待老人的概念阐释和类型界定十分模糊，导致难以在法律上对这类行为量刑定罪。一些司法部门对涉老案件也不够重视，执行乏力，未能使判决得到有效落实;有的基层干部常常将虐待老人行为看作是“家内事”而听之任之，责任意识严重缺乏。此外，在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价值体系和道德系统日渐式微而新的道德规范尚未形成和完备之际，施虐者的行为缺乏心理约束，尊老敬老意识淡薄。而社会舆论作为重要的外在控制手段也难以对其施虐行为形成有效限制，致使无法从源头上遏制该问题的发生。
三、破解治理困境：原因分析视角和策略规划的重构与再造
对于现代虐待老人现象的形成原因，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理论分析。国外学者认为虐待老人与家庭暴力类似，强调施虐者和受虐者的个体因素。在美国学者对老年人受虐待的原因分析中，较为流行的解释有压力论、暴力循环论、个人行为论和老人无能论[3]。而国内一些学者则更关注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关系，其中“外在情景因素论”认为虐待老人是受虐者及施虐者外在社会环境和经济情况的反映，老年人对照顾者的过于依赖的关系及社会孤立都会导致老年虐待风险的产生[4]。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可以发现：在对虐老问题的原因阐释过程中，无论是主张受虐者或施虐者的主观因素，还是强调个体与个体、社会的互动关系状态，都反映出“单向化”的研究取向，即仅从“施虐者→受虐者”“受虐者→施虐者”“受虐者→社会”等思维路径探究问题。这种个体化思维和单向式视角很容易忽视对于在由施虐者和受虐者所构成的虐待事实中主客体互动关系的考察。而且，虐待事件在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中出现了某种差异性分布，因此社会文化类型背景应作为分析该问题发生机制的一项关键因素。 这种由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原因阐释论在实践中导致的后果就是治理策略出现某种程度上的偏差。例如，美国保障受虐待老人的合法权益主要是通过向其提供包括机构支持、社工服务在内的涉及广泛的专业领域和不同的社会资源的综合性社会支持来实现[3]。美国在解决公共性的社会问题上弱化了政府作为直接“干预者”的角色，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机构的作用，依靠社会中介机制实现问题的自我解决。但是这种对策设计机制在我国缺乏社会资源和社会组织等方面的支持，“强国家―弱社会”的权力格局导致社会资源分配处于不均衡状态，长期“抑制了社会组织和自主性社区成长”[5]，因而依靠社会服务来解决虐待老人问题很难取得理想效果。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可能导致“政府社区治理的行为失范严重，表现为越位、缺位和错位”[6]等现象，难以为受虐者提供全面、有效的制度保障和司法保护，对于施虐者的法律惩处和道德塑造也常常难以落实，导致问题的进一步积聚和恶化。
因此，当前解决虐待老人问题治理困境的关键，在于拓展理论和经验研究的视野和深度，立足于“社会转型”的历史变迁背景和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从制度层次和文化领域挖掘其社会性根源，从而在根本上提出切实有效的治理策略和建议。
四、个体化与风险社会的共生互构：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历史变迁
(一)现代性的精神困境
西方社会学家鲍曼对“个体化社会”的理论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关于“个体化”含义的理解上，他认为个体化社会的结构形态是“社会形塑了其成员的个体性，个体则在他们通过交往编织成的相互依存之网中，采取合理、可行的策略，用他们的生活行动造就了社会”[7]。并指出个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这种变化被正确地看作现代的境况中最明显和最有潜在优势的特征”[8]。但同时也意味着个体与传统知识结构、固有信仰和社会规范“脱钩”，成为自己生活的主人的代价是安全感开始丧失。风险社会在社会转型期“碎片化”社会结构中其威胁也呈几何级增长，解放了的个体的御险能力也迅速降低，并且“社会变迁中集体规范的缺乏势必在价值观和心理层面影响到个体安全”[9]，原本为个体在生活和心理上都甚为依赖的社会保障机制(如单位制)的瓦解使现代人的社会心理出现剧变，“心灵安全”的丧失成为现代社会影响个体心智结构的突出问题。
(二)个体化社会的本土化表达：自我主义与制度变革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以及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所形成的“二元经济模式”，使处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交织融合的时代特征，中国社会“个体化”的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种异变，在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时代背景下主要受到了“自我主义传统、转型期的制度环境”[10]等本土传统和现实状况的有力形塑。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个体”是在“差序格局”中的角色地位，这种以“己”为中心所构筑的关系网络是依据个体来确定生活边界并作为风险屏障，显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精神，并且与西方“团体格局”中具有明确权利义务关系的“公民”概念形成鲜明反差。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前的“总体性社会”在剧烈的制度变革推动下将大量组织化的个体推向社会领域，被单位制和组织化生活所模塑的个体精神世界受到强烈冲击。不仅个体与社会联系纽带出现断裂，而且在既无传统儒家孝道伦理又无集体主义约束的情况下，衍生出大量“个人只强调自己的权利，无视对公众或他人的义务与责任”的“无公德个人”[11]，建构具有现代意义的市民社会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可见，中国个体化社会的到来在使个体充分解放的同时，道德性缺失也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不断膨胀的自我主义导致封闭稳定的家庭结构逐渐丧失向心力，加之外部控制机制的缺失，使家庭关系在持续紧张中激化出特殊矛盾。
五、社会转型期虐待老人问题的时代治理导向
消除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往往要通过在“自己的自我规范和社会责任中重新建立平衡”[12]，进而建构起“本体性安全”，即“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这是一种对人与物的可靠性感受。”[13]这意味着必须通过培育公民“责任伦理”来加强社会团结，重构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消除个体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最终塑造具有强烈公共道德的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从而破解个体与家庭张力的时代难题。
(一)依靠制度建设完善老年群体的法律保障系统
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对于现代国家提出了新的治理要求，以行政性管控为目标的政府在职能应用上应淡化行政色彩，推动“管理”向“治理”升级，强化在基层社会问题领域的服务性功能。具体而言，要以制度为先，进一步细化和明确《老年人权益保障》在禁止和预防各种形式的家庭老年人虐待方面的规定和惩罚措施，做到有法可依，提供坚实可靠的法律保障。此外，严格执法是治理该问题的关键环节。政府应协同立法、司法等部门，加大执法力度，优化执法效率，提高执法水平，着眼于实际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提高控制手段的应用性和嵌入性，切实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二)努力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服务性社会组织建设
“社区”是搭建政府和家庭沟通渠道的桥梁，能够依靠其地缘性优势吸收政府的相关资源和控制手段“嵌入”家庭之中，并及时将问题反馈给上级部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效处理和解决。社区在“社会治理”的政治语境中的协同治理的主体性地位必须得到法律形式的认定和自治权力的让与，政府与社区对于“权力蛋糕”应进行合理分配，对基层社会事务的处置权限也应进行制度化界定。同时，必须充分发挥社区建设的自主性，针对社区居民的实际需求引导服务型社会组织深入到社区内部，例如在涉及虐待老人事件中，就可以在社区内部设置公益性或营利性的医疗机构和法律求助咨询中心，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相对处于弱势的老年群体搭建问题反映平台，及时、有效地介入到问题家庭的矛盾之中，减轻事件发现不及时或治理效果不理想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提高反应效率和解决效果。
(三)推动具有中国意蕴的时代性家庭伦理的建构和发扬
我们必须着眼于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内核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精髓进行“流程再造”，重点挖掘和创造体现时代精神和传统美德的行为规范，提升家庭生活对于每一个原子化个体的吸附力，从而弥合个体与家庭、社会之间的“断裂”状态。通过对传统伦理的“扬弃”并与现代价值观念加以融合，对于中国“家文化”的复归和弘扬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唤起公众对于老年群体社会地位和价值的认同和尊重，从而为防止虐待老人行为的发生奠定心理基础，这也是治理虐待老人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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