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是我国城市化进城中不可逆转的潮流。在城市中正在或者试图打工谋生拥有农村户籍的群体，我们称之为“农民工”。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讲，土地作为其安身立命最后保障的农民工不同于产业革命时期的“一无所有”仅靠劳动力为生的产业工人，但中国地少人多，严重的农村劳动力富余，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以被他人雇佣或自我雇佣的方式在城市中生存，甚至以工养农，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工就业市场已悄然形成。 在西方经济学与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劳动力市场有多种理论观点，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新功能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里(Michael )的劳动力市场的二元结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中存在着第一（首届）和第二（次属）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前者特点是工资高、劳动条件好、工作有保障、福利优越，后者特点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这两个劳动力市场之所以是“二元”的，是因为两者之间是相互隔绝的，首属市场的求职者宁愿等待就业机会也不会到次属市场中谋职，而次属市场的失业者也根本不可能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该理论比较准确地揭示了当前工业社会中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状况，为分析我国城市社会中的劳动力市场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具价值的理论视角。 在我国，一般来说，城市人口特别是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更容易进入首属劳动力市场，而农村人口更易于进入次属劳动力市场。就目前情况看，我国次属劳动力市场上主要包括两类人群：第一类是伴随国企改革而不断涌现的下岗再就业人员；第二类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他们是当前我国次属、非正规劳动力市场的主体。本文主要是对农民工就业的现状以及其在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成因进行探讨。 1农民工就业的现状和文献综述 农民工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在社会上总体地位不高，工作和收入不稳定困扰着他们中的许多人。具体来说其就业面临如下问题： 首先，从总体上看，农民工人数庞大，中国农村低技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目前全国有约亿农村劳动力，除去从事农副业者及在乡镇企业工作者外，仍有亿剩余劳动力，他们中大部分转向了城市[1]。 其次，农民工个人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低：农民工大多为初中文化程度，受教育年限为年，接近初中毕业，比未外出者高年[2]，但远低于城市中的教育年限①。 (2)求职手段低：农民工就业利用初始的社会网络，有调查表明，有的人是以亲戚、朋友介绍的方式进入城市打工，而不是通过正规的劳动力市场[5]。 (3)职业选择面窄：农民工大都从事城市居民不愿从事的“脏、累、苦、险”等职业，如清洁工、建筑工、保姆、服务员等工作。 (4)工资待遇差：次属劳动力市场普遍存在超时间工作、超强度劳动，而工资却极低，又没有什么福利待遇，不享有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住房、医疗、失业、义务教育、养老等方面的社会福利，也没有被纳入“三条保障线”内。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十多年来基本停留在400-500元／月的水平上。 (5)农民工讨薪难：农民工大部分没有和企业签订合同，不能加入工会，更没有自己的农民工组织，工资被人为地压低，并且被拖欠，农民工讨薪成本高昂，至少收益的三倍[4]。 再次，对农民工的管理制度存在一些缺陷。如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并没有考虑到这部分人的存在和需要，对这些人的社会管理费用也没有包括在政府的正常财政预算中。同时，一些政策和法规也有不完善之处，如《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但一些企业经常在试用农民工一至两个月后，以不合格为由将他们辞退。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了分析，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 从制度障碍的角度。许多学者把农民工的不公正待遇认为是以户籍为代表的人为造成种种限制，如蔡昉等通过分析测算得出，农村迁移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中，只有24%能够被个人特征的差异所解释，而剩余的76%是被户籍制度和其他一系列城市偏向福利体制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政策带来的[5]此提出政府应发挥积极作用，打破这些壁垒，减少劳动力市场的扭曲，建立统一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在21世纪之初，一些省市（如浙江省、宁波市、石家庄市等）颁布了硬性条件，解除农民工的种种限制，农民工的近况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6]。放开限制和降低留城市户口的门槛并不必然带来经济门槛和素质门槛的降低，反而由以前单纯的户籍有形壁垒，转变成了学历、技能、高昂住房费用等的无形成本。因此，是否笼统的提出户籍改革、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就能根本解决这一难题值得商榷。 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角度。有研究表明在非正视劳动力市场中，进城农民工的教育回报并不十分明显，工作年限不仅失去人力资本积累的意义，甚至还影响了收入的增加[7]。人力资本缺失不是农民工处于劣势的唯一原因，社会资本的匮乏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如果把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网络，认为表现为血缘、亲缘、地缘形式原始的“强关系”在低级的劳务市场上发挥重要作用，而利用业缘等“弱关系”在首属劳动力市场更容易发挥作用。研究表明，人力资本越高则拥有和获取社会资本的能力越强，对于初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来说，社会资本的作用远远大于人力资本[8]。因此提出加快培养人力资本和提升社会资本的建议。 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有研究表明农民工能力弱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信息能力弱势，由于信息不对称，农民工在劳动力价格、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享用、文化娱乐消费上表现出来的弱势很大程度上与其弱信息能力有关，提出增强农民工信息能力，特别是准产业工人地位和市场结构交换能力。[9] 认为缺乏相关利益集团的推动。新制度经济学的利益集团相关理论表明，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宏观环境中，农民工的分散化和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的行为，以及一些政策上的失误，使得当前中国社会难以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利益集团，农民工无法形成有效的组织，产生自发自觉的集体行动改善自身的处境[10]。为此，建议组建农业利益集团来解决三农问题。 认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农民工的种种不公平待遇，很多研究都提出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如由政府加强教育、提供中介服务来减少信息不对称、甚至提出对企业工资的确定、合同的签订和社会保障进行强制性的管制，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来推动农民工的发展，增进农民工的权益。 从不同文化特质和生活方式的角度。社会学家认为城市具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农村生活体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心理的、思维的、人格的特点是无法适应现代城市生活。农民工进入城市，不仅体现为地域空间的迁移、社会角色的转变，更体现为一种精神空间的迁移。这种城乡之间的“文化震荡”让农民工不知所措，而又无法抗拒，[11]农民工在城市中无法获得相应的归属感，依然是城市中的边缘人[12]。 以上研究均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侧面对农民工就业现状进行描述和分析，具有非常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但是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以及文化演变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信息不对称也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常态。政府对农民工就业的各项措施，是否存在政府失灵，即是否存在矫枉过正或者无法达到预期良好目标，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与前面的研究不同，本文认为，与其它市场一样，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也是由市场交易双方、市场中介、市场交易规则、市场交易过程几个方面构成的。本文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各个主体和各个环节进行经济学分析，以期对农民工就业研究能够有所裨益。 2农民工就业市场的经济学分析
太过于限制人口流动性。对于城市打工和流动人口有歧视和不公平政策。象西方国家就只有社保号。没有户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户籍制度也面临着改革的需要，象北京和上海地区已经开始酝酿着户籍制度取消的提案，但是关于户籍的最终取消不可能顺利的，肯定也需要过程来检验，以下是有关我国户籍制度的有关材料和历史，希望对你有用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起飞，我国工业化迅速推进，有力地带动了城市化发展。然而，由于户籍管理方面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改革滞后性，滋生了工业化超前于城市化的农村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广大农民的市场贡献力，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就业不充分，拖了国民经济现代化步伐的后腿。为此，本文拟对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国际同等制度安排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户籍制度的深层次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储备。以上是一篇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国际比较的论文你还可以参考下
文献综述一、赵建国、苗莉在《城市就业问题研究》中提到非典型雇佣也称灵活就业、非正规就业，它是与劳动力市场数量上、实践上、功能上、薪金上出现的弹性化相应而生的。我国学者认为，非典型雇佣是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保险福利、劳动关系等几方面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工厂制度基础上的、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二、任远等学者在《转型期就业:城市社区就业状况与社会政策分析》（2007）中将非典型雇佣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劳动者就业岗位由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从事指令性工作，在合同期内劳动者为用人单位的员工，属工薪劳动者，用人单位遵照有关法律和就业合同内容履行雇主义务。包括非全日制就业、短期就业、派遣就业、季节就业、简直就业、远程就业六种就业方式，劳动者的就业岗位都是用人单位提供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相应的就业合同。二是非典型雇佣人员的就业岗位虽然也是由用人单位提供，劳动者也从事指令性工作，但是一般双方不签订老偶的那个雇佣合同，如待命就业。三是非典型雇佣人员的工作是自己争取创造的。劳动者不予任何单位发生劳动关系，只是提供产品或技术、劳务服务，属非工薪劳动者。包括承包就业、独立就业、自营就业、家庭就业等。因此，非典型雇佣的“灵活”这一特点导致了非典型雇佣人员难以被纳入到常规的缴费型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如果社会保障制度要发挥其“安全网”的作用，将非典型雇佣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就需要建立一个与常规缴费型社会保障体系不同的新的社会保障体系。所以说，当前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难题在于：不论就业形式如何，既能够向劳动者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又要保持劳动者现有的生活水平。而目前存在的社会保障形式很难达到这样一种要求。三、曾煜在《对完善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制度的思考》（2008）中认为非典型雇佣人员的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险关系的非正规性，使这些劳动者往往难以纳入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因此，需要在理念上、制度上和管理上，对非典型雇佣人员的社会保险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使其更具操作性和实效性。非典型雇佣人员社会保险新制度的特色应体现广覆盖、低费率、易转移。此外，工会应探讨对非典型雇佣人员社会保险权益的维护。四、肖云，刘慧在《低层灵活就业群体社会保障需求与对策研究——基于重庆市 363 名“棒棒”的调查分析》（2008）一文中将研究视角定位在低层非典型雇佣群体。她们将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低、缺乏劳动技能等原因而无法进入正规单位就业，并且工资水平低、生活条件差、文化程度大多是小学及其以下、就业竞争力弱，处于非典型雇佣群体的下层或者底层群体称为低层非典型雇佣群体。认为低层非典型雇佣群体的出现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同时也给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社会保障强大的“安全网”功能不但有利于低层非典型雇佣群体保障基本生活，也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低层非典型雇佣群体对养老、医疗、以及工伤、失业等保险有着强烈的参保意识，但是由于目前各种保险项目的设计以正规劳动关系为前提、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兼容、户籍制度的制约以及宣传力度的不够等都使得参保情况不容乐观，甚至有一部分人不了解社会保障制度，这就要求政府有关部门不但要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实施力度、增强社会保障的公信力，并逐步打破城乡壁垒、健全劳动用工制度，建立具有兼容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五、关于非典型雇佣人员医疗保险方面的研究周静锋，王庆川，胡正路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现状和政策》(2008) 认为在非典型雇佣人员有很强认同感和强烈的参保意愿的前提下，其低参保率的原因有：（1）有关部门对非典型雇佣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2）现有制度存在缺陷。各地在参保办法等方面各不相同，跨地就有可能被排挤在制度之外。缴费水平单一。（3）社会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存在问题。宣传不够，服务水平不高。为此，他们提出要将非典型雇佣人员作为特殊群体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各地制定方案应实现全国统一，以防跨地就业而断保；实现缴费水平、周期、方式等多样化；适当放宽参保条件（有将养老与医疗捆绑的，人为设置障碍），增加保险险种的可选择性；设置直接面对个人的“医疗保险服务窗口”，简化参保程序，并提供一条龙的服务；改进技术手段、提高信息管理能力；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毛瑛《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医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安、宝鸡两市为例》（2006）根据 2005 年对陕西省西安、宝鸡两市非典型雇佣人员的调查，利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了非典型雇佣人员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非典型雇佣人员的文化程度、户籍类型、灵活就业前原工作单位性质、商业健康保险购买情况成为影响其参保的主要因素。合理的医疗保险制度安排可以提高非典型雇佣人员的医疗保险需求。六、关于非典型雇佣人员养老保险方面的研究周精灵、黄爱芳《关于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问题的思考》（2007）分析了非典型雇佣人员的基本特征以及我国非典型雇佣人员的养老保险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非典型雇佣人员养老保险的政策及建议。她们认为我国非典型雇佣人员基本养老保险面临的问题包括覆盖范围小；参保率低且参保不积极；管理服务不到位。对此，她们提出：（1）要改变单纯以正规就业人群为主要参保对象的观念作；（2）实行弹性的养老保险政策；（3）完善政府优惠扶持政策；（4）运用技术手段，提高管理服务能力；（5）加大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陶似玉(2007)认为如此庞大的非典型雇佣群体的养老保险问题已成为目前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关节点。但由于对“非典型雇佣”缺乏明晰的界定及管理等方面的原因，成为了将这类群体纳入养老保险体系中的难点。他通过介绍现阶段理论界对“非典型雇佣”的界定，并根据这类群体特点，从两个角度对非典型雇佣群体进行了分类。在分析了现阶段将非典型雇佣群体纳入养老保险体系的难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对非典型雇佣人员养老保险问题的思考：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瓶颈在于：（1）对“非典型雇佣”的内涵与外延的明晰界定是开展“扩面”工作的根本。（2）按灵活、低标准的原则将非典型雇佣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中。以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内容方面，对非典型雇佣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各个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非典型雇佣人员的社会保障存在者许多问题。总体看来，当前非典型雇佣人员社会保障存在问题一是缺乏统一性；二是参保人数少，保障能力弱；三是保障体系不完善。对此，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相似的建议：（1）出台全国性的法规政策；（2）采取更加灵活的办法；（3）实行非典型雇佣人员的社会保障代理机制；（4）实行广泛的社会激励机制；（5）先行做实非典型雇佣人员的个人账户；（6）加大宣传力度等。此外，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和内容，也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西周时期西周时创建了原始的人口登记办法。据《周礼·秋官·司民》记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辩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可见，当时已设立了掌握户籍的官职"司民"，对生齿（男孩满8个月，女孩满7个月为生齿）以上的人，按不同性别登记于册，即"书于版"，并分城（都）乡（鄙）进行人口统计（这是目前已知我国最早的城乡人口划分）。另外，每年要对人口的出生和死亡进行登记，以掌握自然变动情况，每隔三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核实（即"大比"），孟冬（阴历十月）时上报。所以说，周朝已有了户籍登记制度的雏形。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为扩大兵源，增加赋役，稳定社会秩序，纷纷建立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度，即"书社制度"和"上计制度"。"书社制度"的内容是：百姓25家为1社，"社之户口，书于版图。""上计制度"是：郡、县长官每年于年底前将下一年度的农户和税收的数目作出预算，书之于木券上，呈送国君。如商鞅变法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秦朝时期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成熟，户籍登记制度也日趋完善，周知民数已成为立国之本。秦始皇十六年（前231年）规定男子不论成丁与否，一律登记年龄。汉代，户籍至少三年一造（有的学者认为是年年更造），县、道官吏负责对户口的验查和登记，时称"案户比民"，简称"案比"。案比的时间在当年仲秋之月（8月）。届时，老百姓必须扶老携幼，前往县府，聚集廷中，待接受主吏的验阅。户籍的载入者主要是20-60岁的男子。为了防止人们为逃避苛役而瞒报、虚报，政府还特意制订了临时性的查察措施。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沿袭了秦汉时期的户籍登记制度，实行黄籍、白籍制，黄籍记载服役年龄的人口，白籍记载流亡江南的北方人口。东晋南朝时期，由于战争频繁，户口流徙严重，为了整理户籍，实行了多次"土断"，将北方侨居人口和浮浪人口，统一登入当地户籍，加强对他们的控制，以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隋唐时期隋唐时期实行"输籍定样"制，规定：民始生为黄，4至15岁为小，男子16至20岁为中，21至59岁为丁，60岁为老。唐玄宗时改18至22岁为中，23岁为丁。国家每年一造计帐，3年一造户籍。户籍簿一式三份，一份留县，一份送州，一份送户部。编制户籍时，"县司责手实计帐，赴州依式勘造，乡别为卷，总写三通。其缝皆注某州某县某年籍，州名用州印，县名用县印。"唐代仍实行"案比"制度。唐代人李贤为《后汉书》作注，称汉代的"案比"，在唐代叫"貌阅"。敦煌文书唐代籍帐残卷中，关于被登记人的面貌特征和疫疾的情况的记载很多。如某人"右足跛"、"耳下小瘤"等。案比之后，正式造籍，其原则是自生齿以上，人皆著籍。根据北朝西魏大统13年（547年）敦煌地区的计帐文卡看，从黄（1-3岁）、小（4-9岁）到老（60岁以上）、侯（残疾、废疾、笃疾），从家庭成员到奴婢、养子都登记在册。这种户籍格式，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宋元时期宋元时期户口的编造时间间隔也是三年。"三年一大比，造户籍、上计帐。每造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府，一申省部。"宋代是编造五等丁户簿，重点是评估和确定户等。元代在村社还置有一种鼠尾簿，随时登记户口的变动。明朝时期明朝，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诏，户部籍天下户口，并置户贴。登记的主要内容是籍贯、丁口、姓名、年龄等。为防止假冒、伪造，政府将户贴"以字号编为勘合，用半印钤记，籍藏于部，贴给于民"。上报方式是地方基层组织将当地户口"取勘明白"，汇集后到县，"县报于州，州类总报之于府，府类总报之于布政司，布政司总类呈报本部立案，以凭稽考"。清朝基本继承了明代的户口登记制度。最初是三年一编审，后来改为五年一编审。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民国时期民国时期先后出台了《户籍法》（1931年）和《户口普查法》（1947年），推行国民身份证制度（1946年），建立了各级户政机构。以上可知，历史上各王朝对户籍登记是十分重视的，特别是在新旧王朝更替之际，新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保证赋税收入，总是率先对国家的户籍进行整顿和制定。如东魏自丧乱之后，"户口失实，徭役不均。"孝静帝下令括户，"得无籍之户六十余万。"明洪武元年初，下令整顿户籍，规定"凡各处漏口、脱口之人，许赴所在官司出首，与免无罪，收籍当差。"户籍的登记上报是政府官员的一项重要工作。编辑本段户籍制度的历史发展户籍管理亦即人口合法居住地的管理，所谓“合法”即政府将其编入户口册簿，视为一地正式居民。他们既承担国家赋役，又可享受让子女参加科考等权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采用“编户”、“定籍”的办法管理户籍。如建立居民组织：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为一军（齐国）；建立“春曰书比，夏曰月程，秋曰大稽，与民数得之”的户籍核查统计制度等。秦统一全国后，形成了严密的户籍管理办法。在理论上，国家是户籍的管理者，然而在实际执行中仅靠为数不多的地方官员对人口实施具体管理，往往难以达到有效控制的目的。因此，秦朝政府利用社区组织加强控制，进行什伍编制，“定什伍口数，别男女大小”，“什伍皆有长”，实行“连坐制度”；“使民无得擅徙”，人口迁居，应请求地方官吏“更籍”。[7]户籍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了。汉承秦制，户籍管理又有发展。刘邦委任萧何作丞相，萧何编制《九章律》，其中的“户律”规定了详细的户籍管理办法，实行编户齐民，历史上首次将户籍管理上升到法律规范。为了确保户籍管理的实施，秦汉魏晋时期实行乡里制。西汉时，“乡间居民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啬夫和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贼盗。”[8]东汉时，“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恶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以相检察，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9]北魏时实行三长制，“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10]为了防止脱籍，政府严禁自由迁徙，规定未经乡亭批准、结清赋税，不得迁徙更籍，违者受罚。这样基层组织无形中就有了控制农民迁徙自由的权力。唐朝实行乡保制，五家为一保，四家为一邻，百户为一里，五百户为一乡。每里置正一人。里长的职责是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伪，催驱赋役。”[11]《唐律疏议·讼律》载：“同伍保内在家有犯，知而不纠者，死罪，徒一年；流罪，杖一百；徒罪，杖七十”。户籍控制更趋严密。宋朝实行都保制，“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力者一人为保户；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长”。保内设置有挂牌，以书其保内户数姓名。同保中如发生“强盗、杀人、放火、强奸、略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同保诸家“知而不告，依律五保法”。[12]元朝实行的是村社制，五十家立为一社。明朝是里甲制或称保甲制，“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摊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13]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清朝称为保甲制，光绪《大清会典事例·户部》规定：“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户给印牌一张，备书姓名丁数，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来路不明者，就要“捉”去治罪。“户有迁移，随时报明，换给门牌”。摊丁入亩实施后，户籍编审停止，保甲制度越来越得到重视。民国时期，《户籍法》已经推行。1931年和1935年，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和修订《户籍法》及实施细则。1937年，颁布《保甲条例》，在全国统一建立保甲组织，实行“联保连坐”制。编制什伍的目的是要被编制者善恶以告。脱漏户口，自占年龄不实，逃离本土不承担田租赋役，属于恶，同伍者事前未加阻止，事后未行告发之责，要连坐，包赔逃户的田租徭役。如汉朝规定：“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包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西晋政府规定，举家流亡，一旦被捉，家长斩首；北周时颁布《刑书要制》，规定“正、长隐五户以上，隐地三顷以上者，至死”；隋朝时，《隋书·刑法志》规定，“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坐家质作”；宋唐时期对脱户者同样严惩不贷，主管户籍的官吏也受到牵连；明朝法律规定：“凡民户逃往邻境州县，躲避差役者，杖一百，发还原籍当差。其亲管里长，提调官吏鼓纵及邻境人户隐蔽在己者与罪。”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又颁布榜文：“今后里甲邻人、老人所管人户，务要见丁著业，互相觉察。有出外，要知本人下落，作何生理，干何事务。若是不知下落及日久不回，老人、邻人不行赴官首者，一体迁发充军”。[14]政府通过户籍的整顿和严密的“什伍相保”、“什伍连坐”制度强制百姓，力图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这种政策的确能收到一时之效。但它的成效是以百姓具备相对稳定的生产和生活环境为前提的。一旦政府和官吏横征暴敛，或遇天灾人祸，在贫困的煎熬和饥寒的交迫下，任何禁令，都将成为一纸具文。
举个例子玩玩吧，比如说美国总统小布希，他就是个农民（大农场主）。如果他要是按照中国套路来的话，他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要到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人口管理部门去办理一个暂住证，然后再入主白宫，而且在一定的期限后，还要去年检。
变化一： 城乡户口统一 再无城里人和农村人区别《意见》指出：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体现户籍制度的人口登记管理功能。《意见》中的最大亮点，莫过于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这意味着将不再区分农村娃与城市娃，标志着城里人和农村人身份上的统一，打破了几十年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壁垒，是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表示，户口登记制度统一后，将不再以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为依据区分农村人与城里人，改为根据居住地的不同来区分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根据从事的职业区分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认为，取消户口城乡分割，实行统一的户口登记，这对于我们消除城乡歧视、城乡二元分割起到一个制度上的釜底抽薪的奠定性作用。它从根上会影响人们对生活的长远安排和预期，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包括消费行为。此外，段成荣指出，今后把这种城乡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内部能够整个盘活起来，实际上空间、社会中都需要有这样一种流动来带动整个社会的活力，通过这种活力的增加，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机会，给大家提升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变化二：实行居住证制度 分层级享受不同公共服务《意见》指出：以居住证为载体，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对于居住证制度设计的目的，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建立居住证制度，是一个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为了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解决那些已经在城镇就业居住但未落户的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实际困难。“这是个‘分层级享受不同公共服务’的设计，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的生活提供上升的空间。农村转移劳动力在不同的年龄段有对公共服务不同的需求，随着他们持有居住证时间的加长，居住证能享受的公共服务也在增加。”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叶裕民说。居住证与公共服务相挂钩，而居住证相对于户口则更容易取得，只需要在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居住半年以上即可申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太元表示，居住证是外地居民、农村居民合法平稳转变为本地人、城镇人的制度阶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未全面实现前，推行居住证制度，至少是能对部分资源和服务给予法律保障。变化三：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 保障福利落到实处《意见》指出：将建设和完善覆盖全国人口、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唯一标识、以人口基础信息为基准的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段成荣指出，这一整套制度建立起来，至少有两个突出的好处：一是作为政府，掌握管理对象和服务对象的信息，可以使他在时间、空间、对象、数量、结构、质量都能够更有效、更有针对性地实施管理和服务。二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其实这一整套的制度，去登记也好，在信息库里面把信息录入进去，这是非常好的。他强调：“人口信息管理这一整套，就把我们说的怎么样保障大家进城享受到的那些东西能够落到实处，否则就是一个空的。”变化四：2020年，一亿左右农业人口实现“市民梦”《意见》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有效支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依法保障公民权利，以人为本、科学高效、规范有序的新型户籍制度，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1亿左右人口落户城镇是此次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目的在于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实现“市民梦”，融入城市社会，提升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公安部副部长黄明说。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认为，这项改革的根本好处是劳动力可以较少受户籍限制，更加自由流动。如流动人口可以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其结果将是推动他们更加大量地创造社会财富。预计新政落实后，对经济平稳增长极为有利，至少能再帮助我国经济的增长延续20年以上。针对农民落户城镇后福利变化的问题，《意见》专门指出，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胡定寰指出，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是建立一个平台，让农村居民自己有一个很好的选择。也不是说户籍开放一定是农民觉得城市好，现在反过来了，好多城市里的人还觉得农村好。变化五：积分落户制 特大城市户口不一定更好拿《意见》指出：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根据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北上广等特大城市一直是“一户难求”，如何才能落户是公众关注焦点。此次《意见》明确提出特大城市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表示，虽然北京已经明确要推行积分落户制度，但并不代表落户北京将会变得容易。意见中在谈到积分落户制度时，还有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一限定，而目前包括北京在内的特大城市可承载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严格控制人口规模将会是积分落户政策的重要导向。王太元也同样认为，建立落户积分制的城市，落户的条件、过程透明了，公众办理的难度降低了，但实际落户可能性也许反而降低了。因为真正完全透明的制度建立之后，管理者难于暗箱操作，托人讲情甚至行贿等办法就不好用了。虽然落户北上广不一定更容易，但是段成荣指出：“通过放开，给大家提供一种机会和条件，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和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就可以进城落户，这样就使得我们在进城发展机会上增加了更多的通道、更多的机会。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把中国社会流动人口不畅通的管道拓宽，从单行道把它拓成双向两车道、双向四车道，甚至有没有可能双向八车道，慢慢地扩大。”变化六：公共服务均等化 城里生活更有尊严《意见》指出：坚持统筹配套、提供基本保障。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扩大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面。“此次户籍改革不仅是户籍制度本身的改革，还是有关教育、医药、养老等多方面配套的改革。”黄明认为这是此次改革的一个鲜明特点。段成荣说：这次文件里特别强调了农业、农民转型以后，进城后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就业、子女教育、社会保障、养老、住房保障等等，这使得农民和农业转型在进城之后，在城里有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甚至按照大家说的能够有尊严、逐渐比较体面地在城市里面生存下去，能够发展起来，这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对于公众极为关注的教育问题，《意见》明确要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教育部门将做四方面工作：一是指导各地把常住人口，包括随迁子女纳入到区域教育的发展规划之中；二是要求各地要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三是要求各省市因地制宜，合理确定随迁子女入学政策，保障他们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四是要不断完善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
1 造成职业歧视2 造成城乡二元经济，发展不平衡3 城市掠夺乡村，造成农村贫苦4 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奴隶5 妨碍城市化进程，影响产业结构自组织……
太过于限制人口流动性。对于城市打工和流动人口有歧视和不公平政策。象西方国家就只有社保号。没有户口。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户籍制度也面临着改革的需要，象北京和上海地区已经开始酝酿着户籍制度取消的提案，但是关于户籍的最终取消不可能顺利的，肯定也需要过程来检验，以下是有关我国户籍制度的有关材料和历史，希望对你有用经济转型时期，伴随着国民经济的起飞，我国工业化迅速推进，有力地带动了城市化发展。然而，由于户籍管理方面一系列制度安排的改革滞后性，滋生了工业化超前于城市化的农村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广大农民的市场贡献力，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就业不充分，拖了国民经济现代化步伐的后腿。为此，本文拟对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历史渊源和国际同等制度安排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户籍制度的深层次改革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储备。以上是一篇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历史渊源及国际比较的论文你还可以参考下
明代是 历史 上汉族政权的一个鼎盛时期。
明朝廷统治期间，疆土辽阔，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繁荣，大量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出现了商业集镇和资本主义萌芽。
如此繁盛的明朝，在户籍制度上却与大众印象中的大有不同。
明朝的户籍制度十分特殊！
这种户籍制度中包括三种主要类型，即军籍、匠籍、民籍。
明代的匠户分为住坐工匠和轮班工匠。
① 住坐工匠 在固定的地点应役，但是仍需轮流承担繁重的解运任务； 轮班工匠 则需定期前往指定地点服役，归工部主管。
如果按其是否隶属军籍来看，还可以将住坐工匠分为 住坐民匠 和 住坐军匠 。
住坐民匠 的主管机关主要是内府的内官监，但匠籍的经营和工匠的征调仍归工部。
住坐民匠按其应役地点分类，可以分为在京住坐民匠和在省住坐民匠。在京住坐民匠，附籍于京师或京师附近的大兴、宛平；在省住坐民匠可能归各省布政司主管，但不能肯定。
住坐军匠 则隶属于军籍，归属都司卫所管辖。
② 轮班工匠 需定期前往指定地点服役，归工部主管。
明代匠籍制度是中国明代政府将手工业者编入其中的一种特殊户籍， 社会 地位低下。 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
匠籍制度听名字与印度的贱籍制度（种姓制度）十分相似，都是固定职业，永生永世不能改变，而这些职业往往是卑贱的 社会 底层。
统治者利用这种制度使得阶级固化，由此奴役民众，稳定自己的统治。
但是匠籍制度和贱籍制度又有本质上的一些不同，那就是属于庶民阶层的匠籍可以通过参加科举等方式求取功名变成贵族，而贱籍制度却不允许。 （此处仅为个人观点，如有不实之处敬请告知。）
一个人如果是贱籍，那么他是无法摆脱的，他的后代也无法摆脱；
但是匠籍更多的是赋予一个人一份匠人的工作。类似于政府设置一个匠户，为了避免匠户无人上岗，便会在一开始强行选定某户人家，但是匠户作为一项职责性的职位，可以由几户人家同时承担，类似于征收徭役。
几户人家合在一起轮流充当匠户是当时的一个常见场面，而且人员并不固定，完全由民间自发组织。
匠籍制度既然在明朝的户籍之列，那么它一定有自己的管理制度。
在管理上，匠籍制度显示出一种多样性。
首先，明代的管理制度在乡推行里甲制，在城推行坊厢制。坊厢制，厢分十甲，甲有长，择丁力优者统之，甲长统十户，每厢选一长。
当时在京的住坐工匠应该是按照坊厢制实行管理，但是在省的住坐工匠却不一定。
根据学者刘永华的推测，当时在省的住坐工匠很可能是采用总甲制来管理。总甲制即一总甲辖二小甲，一小甲辖二十五名服役人员。
明朝时期有一个十分特殊的军籍制度，从明朝开始到明朝灭亡，前后流弊三百年，扰民之至！
这项制度就是清勾制度。 清勾制度分为勾军与清军。
勾军即在役军人死后，勾取其直系或旁系亲属充军。
这项制度产生的由来是明军卫所逃亡人数过多，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军籍世袭制度，几近于种姓制度！
勾军条例规定，在役的正军老疾或逃亡后，即到原籍勾取继丁补役，若正军一家全部亡绝，则到原籍勾取其族人顶充，以保证卫所军伍不致缺额。
由以上的条例可以看出，除了种姓的弊端外，它还有违背个人意志南北互换等极不合理的弊端。
清勾制度的另一项是清军。
清军， 即根据军黄册籍清核军伍，以防范军伍空虚和军籍混乱。负责清理军伍并执行勾军事务的官员称之为“清军官”，所以清军与勾军经常并提，简称为“清勾”。
在明朝 历史 发展的大趋势下，清勾制度也渐渐发生着演变。
① 朱元璋洪武时期 ，边境局势相对稳定。这一时期吏治清明，明廷以军隶卫，以屯养军，但是军士逃亡现象时有发生。
《明史》记载，“大都督府言，起吴元年十月，至洪武三年十一月，军士逃亡者四万七千九百余。”
朱元璋一开始将军士逃亡的责任都记在各级军官头上，通过惩罚军官，来让军官约束军士，避免军士逃亡。
可是这种方式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于是在此之后，面临士兵大量逃亡的情况，他便以“速逮缺伍士卒”的方式替代仅仅惩罚军官的方式。
由此，开启了明朝清勾行动的开端。
此后于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又命人制定了“军籍图册”和“军籍勘合”。“军籍图册”和“军籍勘合”既标志着军籍黄册制度的建立，也象征着清勾制度走向成熟。
这一时期清勾制度虽然已经成熟，但还未正式确立，至宣德时期清勾制度才基本确立。
② 宣德时期 ，一系列的清勾条例被制定。同时，明廷还设置了专职的清勾官员，并明确了各自的职责。
③ 到了正统至弘治年间 ，清勾制度又进一步走向完善。
此时明朝已经发展至明中叶阶段，贪腐滋生、朝堂腐败，清勾官员多有以清勾之名公开盘剥勒索的。
军士备受剥削，缺粮缺饷，逃亡不绝。
正统时期清勾制度还增添了不少新内容，首先就是军伍起解。军士受征召时，必要令妻子随行，以尽量防止其绝后，以至于无兵可用。
这项制度是基于军籍世袭制度发展出来的陋制，反映出封建王朝统治者完全不将人民当人看的本质。
其次就是清军官专务清勾，受到 社会 发展的影响，征兵渐渐困难，明廷为了使卫所的清勾制度更有效率，便令清军官免除此前的繁杂事务，专务清勾。
④ 及至天顺到弘治年间 ，清勾制度的侧重点放在加强对清勾官军的考查和文册的查造上。
此时因为明廷的腐败，加强清勾制度的执行已经变成了明廷唯一的提高征兵效率的方法。
⑤ 到了正德年间 ，明朝已经过渡至了明后期。此时明朝国运开始衰落，卫所军的作用渐渐被募兵所代替。
清勾制度伴随着卫所军制的破坏，也逐步地消亡。
清勾制度逐渐崩溃，其原因在于一个恶性循环，即法益严，民益扰；民益扰，则军士奔逃。
这一时期除对卫所前期的清勾条例进一步补充外，侧重点也在于对军士册单类管理的严密化和制度化。
清勾制度的发展历经三百年，几乎可以说是明朝最不得民心的制度。
民籍即民户，是属于庶民阶层的一类。 其他同属庶民的还有军户、匠户、站户、陵户等等数十种，但最主要还是军户、匠户、民户三种类型。
民户是明朝 社会 中人口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个户类，包括了庶民地主、自耕农或半自耕农，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佃户，也归于民户，他们正是明朝 社会 赋税徭役的主要承担者。
赋役黄册将这些人户划分为上户、中户、下户之类不同的户，使其分别担负不同的差役。 针对于上、中、下户的划分，不同地域是有所差别的。
明朝 社会 里，一里之中上户、中户均占少数，且多为里长户，而占绝大多数的是下户，且多属甲首户。
黄册里甲的编制，每10户里长加上100户甲首编为一里，称之为“正管”，都属于应役人户。
此外每里之中还会有一些鳏寡孤独，被划分为下下户，属于不任役者。
总之，明代的户籍制度和现代多有不同。
随着时代的进步， 社会 的福利肯定是一点点往上涨的。这对于当局人来说可能不容易察觉，但是当与 历史 相对比时，当前 社会 的优越性立马就显现了出来。
[1] 刘永华. 明代匠籍制度下匠户的户籍与应役实态——兼论王朝制度与民众生活的关系[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 社会 科学版, 2014(02):55-62.
[2] 冯志华. 明代卫所军制下的清勾制度[D]. 厦门大学, 2007.
[3] 李艳芝. 明朝户籍制度研究[D]. 山东大学.
法律分析：明朝户籍制度将全国户口按照职业分工，划为民户、军户、匠户等籍，民户务农，并向国家纳农业税、服徭役；军户的义务是服兵，匠户则必须为宫廷、官府及官营手工业服劳役。
各色户籍世袭职业，不容更改，农民的子弟世代务农，工匠的子孙世代做工，军户的子孙世代从军。这一职业户制度，继承自元朝的“诸色户计”。明代法律规定“农业者不出一里之间，朝出暮入，作息之道相互知”。任何人离乡百里，都必须持“路引”，“路引”实际上就是离乡的证明。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 第三条 户口登记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主管。
城市和设有公安派出所的镇，以公安派出所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和不设公安派出所的镇，以乡、镇管辖区为户口管辖区。乡、镇人民委员会和公安派出所为户口登记机关。
居住在机关、团体、学校、企业、事业等单位内部和公共宿舍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分散居住的户口，由户口登记机关直接办理户口登记。
居住在军事机关和军人宿舍的非现役军人的户口，由各单位指定专人，协助户口登记机关办理户口登记。
朱元璋建立明朝时，连年的战乱导致土地荒芜，人口锐减，社会生产力严重不足。为了恢复农业生产、补充兵源，朱元璋先后推行“户贴制度”和“黄册制度”，建立了明朝独特的户籍制度，对明朝乃至以后，有重大而深远的社会意义。
户贴制度从洪武三年全面推行，到洪武十四年，“洪武之治”已经显现，百姓安居，此时朱元璋开始推行 “黄册制度”。“黄册”制度相比于户帖制度，有了近一步的完善。
所谓“黄册”制度，需要配合“里甲制度”来推行，即朱元璋你把明朝百姓分为军、民、匠三类，并且每110户为一个“里”，每个“里”设有10个甲，把每个“里”的住户按照籍贯、姓名、人口、田宅、地亩等逐一登记，送给户部，每十年更新一次。因为送到户部时要用黄色的纸包裹，因此被称为黄册。
在黄册制度的规定下，每个“里”中的人口，所承担的赋税是均等的，极大的避免了赋税集中问题。同事，若某一户家庭出现问题，同“里”的其他家庭需要共同承担这一户的赋税任务，这样就保证了朝廷的赋税收入。
黄册制度也就是明朝执行最长的户籍制度，也是朝廷赋税役的依据，也被称为明朝经济方面的基本制度。
由“户贴”到“黄册”制度，是明朝在社会探索中明显的进步，但也有其局限性。
1.明朝户籍制度的地域性限制
2.不管是“户贴”还是“黄册”，都体现出户籍制度的等级差异。在明朝，同为大明臣民，但户籍身份有明显的等级之分，可分为四个等级。第一是宗室等级，第二是官绅等级，第三是庶民等级，第四是贱民等级。
3.明朝户籍制度的世袭原则
推行的影响：
第一，明朝户籍制度对稳定明朝初年的社会环境有积极意义。
第二，明朝的户籍制度，对全国人口的合理分布，有一定积极意义。
第三，明朝的详细户籍制度，是全国的赋税役的基本依据。
第四，明朝户籍制度所衍生的“里甲制度”，对后世影响深远。
黄册制度明太祖朱元璋建立的户籍制度。洪武十四年（1381年）建立。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令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人口。洪武十四年推行里甲制度。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人口按所从事职业，主要分为民、军、匠三类，进行造册登记。以户为单位，每户详列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逐一登记在册。因送给户部的一册，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按规定，黄册10年一造，每册一式4份，分别上报中央户部及省、府、县有关机构。
高考户籍制度是指国家规定高考考生必须在其户口所在地进行高考并且报考高校的一种制度。高考户籍制度是中国国情的产物，是一种尽可能公平地让人们享受平等教育权利的制度。中国恢复高考以后，虽然实行的是全国统一考试，但实际上依然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录取单位。教育资源的分配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在一个省、市、自治区以内，它是相对平等的竞争，但是在省、市、自治区之间它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大学招生名额是划分到省、市、自治区的。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录取分数线就形成差异。从1977年恢复高考后这个问题就一直存在，根本上是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和公民要在中国范围内选择教育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这种由于制度设计落后导致的教育问题却有扩大化的趋势。对于孩子高考权的问题，由于和户籍制度挂钩，常常连同户籍制度一同诟病，被当作是北上广等大城市“歧视外地人”“排外”的标志。在这些大城市工作的外地人觉得委屈，本地居民也觉得不平，原本并不存在的本地与外地之别，就在长期的资源分配矛盾中生成了。由于城市和农村、大城市和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贫富差距也就成为现实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家宏观调控应该是在教育等方面向弱势地区和领域倾斜，从而实现相对的公平。而现实却是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赢者通吃。这就是经济学上经常提及的“马太效应”，这一效应在教育领域更为明显。城市子弟，自小得到的国家教育经费就多，国家将有限的教育经费基本投资在城市里，高考得到特殊照顾的还是他们，相反，农村的孩子，尤其贫困地区的孩子，不仅在培养经费上严重受到歧视，在升学、就职等更遭不公平待遇。当然无论是资源分配，还是人口流动，归根结蒂都要谈到户籍制度。虽然除了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大城市，外地人入户的门槛已经渐渐放低，但是，以户口作为资源分配依据的户籍制度逻辑其实并没有改变，无论是买房、买车、婚育医疗还是孩子上学都与之挂钩。户籍制度不改变，不管是全国统一高考还是给予特别的政策支持，都无法最终解决随迁子女的高考问题。这也是无论外地家长如何呼吁，时评作者和学者如何鞭挞，高考户籍仍有市场的根源所在。尽管张千帆要求审查高考户籍限制是否违背教育法有关教育平等权的规定，但高考户籍的合法性来源是户籍制度。即便是教育法中的教育平等权和户籍制度相左，在我国没有违宪审查制度的前提下，孰能胜出其实早有定论。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有2亿2千多万人离开户籍地迁居异地工作或生活。而以北京市为例，根据有关学者的统计和推算，北京在现有120万中小学生，而父母在北京工作的适龄留守儿童就有90万，而且这90万儿童的父母并不仅仅是我们一直所说的弱势群体打工人群，还包括相当一大部分在城市定居、有稳定工作和收入，为城市贡献大量税收的都市白领。而且少有所养本为人性，再加上留守儿童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优秀的生源不断流失国外的现象，高考户籍、高考移民等问题已经成为了新一型的“城市之困”，高考户籍要改实则是大势所趋。在改革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免不了有一些向下的力量拖着后腿。在教育公平问题上，比如旨在推动公平的加分制度为权钱收买，变了味道；比如旨在改善城市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的民间方案被误读成挤占教育资源。
简单讲就是必须回到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为了防止有人利用高考地区差来非法获的录取资格的
这个网站的论文比较全，我帮你找到一些材料，你自己再找找吧。希望对你有帮助。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太湖南岸。东邻上海150公里、南距杭州90公里，是苏浙皖的交汇之地，因濒临太湖而得名。总面积5817平方公里。截至到2003年全市总人口为2567805人，其中非农人口占29%，城市化速度很快[1]。2001年3月14日湖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的通知》，它标志着湖州市“零门槛”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正式出台。这意味着湖州率先在地市一级放开户口迁移限制。这一被媒体称为“户籍变法”的举措自推出以来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笔者于2004年底赴湖州就户籍制度改革三年来所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采用了社会学蹲点式的研究方法，以访谈和随机调查等方式获得了大量鲜活的感官体会和经验事实。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即为什么要改革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文章将分三个部分展开。一、宏观背景：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1、户籍制度的历史及其作用2、现状及其问题3、户籍制度改革的阶段和模式。二、微观透析：湖州户改的始末。1、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办法2、主要特点3、积极作用4、改革动因5、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余论：多余的担忧？“小户口”能搬动城市化的“大石头”吗？一、宏观背景：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户籍制度作为一项行政管理制度在古今中外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中国最古老的户籍制度形式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习民数”制度。《周礼》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户籍制度，“版图”一词的“版”字在《周礼》中就是户籍的意思[2]。近代以来，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时期都制定了《户籍法》。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在1958年才开始正式确立的。1、历史及其作用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其宗旨里鲜明地写着“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字样。从1953年开始，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日益严重，政务院相继发出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等一批红头文件，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口登记与迁移制度固定下来。这一条例和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国目前独特的户籍制度体系。户籍制度原本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包括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登记等）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但是，我国1958年以来所建立的户籍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治安管理与人口统计的职能，户口与粮油供应、劳动就业、福利保障、义务教育等具体社会制度的结合使得户籍制度成为固化公民先天身份，控制人口自由迁移的手段，这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可见，“现行的户籍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户籍行政管理制度，而是以户籍身份制度和人口迁移禁锢制度为核心的，与户籍制度、户籍管理有关的一系列具体社会制度的总称”。[3]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的确立，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的。建国初期，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的就业、住房、教育等基础设施又十分紧张。在解决城市有限的就业机会与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矛盾时，政府选择了牺牲农村和农民。另外，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发展战略也意味着农业和农民要不断地为城市和工业“输血”，只有将二元格局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保证“血源”的畅通。因此，如果我们带着“历史同情心”去思考，就不难发现这种户籍制度产生的必要性。首先，它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户籍制度。没有它，人口和劳动力就无法按计划调配，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就可能失控，粮油、副食品、燃料就不可能按计划配给，医疗、福利、住房分配也可能处于无序状态。客观地说，户籍制度对计划经济体制所作出的贡献就是对整个国家发展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是以一定的社会代价为前提的。其次，它曾经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口统计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人口的严格控制。理解户籍制度的历史和作用，是我们讨论户籍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而不是彻底废除。2、现状及其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户籍制度的弊端开始逐渐报露。如果将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就业、教育、婚姻等问题上所切身体验到的麻烦与不便从理论上加以梳理和分析的话，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1）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户籍制度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高成本、低效率。首先，市场经济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那样，“大工业的原则是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4]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自由迁徙和自由择业的社会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人只有在自由活动的状态下，才能够真正发挥人之为人的创造性。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欠发达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路径。他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早期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经济部门，一个是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另一个是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传统经济部门为现代产业部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使得节约资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迅速的扩张。随着这种扩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的利用，并迅速转换为资本，缓解欠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的资本严重短缺问题，使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恰恰相反，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却堵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正式渠道，使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其次，由于户籍政策将农村劳动力阻挡在城市的大门之外，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破坏性就业”。一般而言，合理合法的就业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创造正价值；完全的失业对经济增长无贡献，社会价值为零；而破坏性就业对经济增长只有破坏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破坏性就业主要表现在土地的过度开垦，滥砍滥伐林木、肆意捕杀野生动物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短视行为上。最后，户籍政策制造的身份差别，使得外来打工者群体缺乏基本的归属感和确定性。这种“打工仔”的心态无论对于个人的事业发展还是社会的经济进步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负面影响。一部分人的投机心理相当强烈，大量农民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以后回家盖房子。（2）政治文明从政治文明的层面来看，正如市场经济是现代国家所普遍实行的经济制度一样，民主政治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全球趋势。民主政治制度是由自由、平等、尊严等全人类共同遵循的政治价值来支撑的。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自由作为一个人生命活动的本质体现，是全面多样的，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活动自由等自由权利。而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和居住自由则是最为基础性的权利。如果连这些权利都无从保障，又何谈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呢？平等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政治价值之一。所谓平等首先是指机会均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出身、性别、肤色、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国家保障每个公民享有起点公平的权利是其基本的职能。尊严是指公民的人格独立和不受侵犯，人们可以在法律的规范下自由行动，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过上体面的生活[5]。反观我们的户籍制度，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政治价值在其中没有丝毫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户籍制度的存在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设置了不小的障碍。（3）社会整合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6]虽然，人们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还存在着争论，但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一个和谐社会的标志至少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同等尊重。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社会肯定不能说是和谐社会。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间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失衡”，整个社会面临“断裂” 的危险。他认为断裂社会与多元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表面上看来断裂社会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7]。社会断裂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城乡之间的断裂，而现在的户籍制度则加剧了这种断裂。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种种规定，明确规定许多工种是不许他们从事的。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一员。这无疑会滋生社会仇恨。3、改革的方案和模式虽然，直至今天户籍制度的上述弊端应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度没有丝毫的变化。实际上，自1980年代，户籍制度就已经开始步入了渐进改革的轨道。这些不同层面上的改革试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农民自理口粮”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不含县城关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户口。这种被称为“集镇自理口粮户口”的出现，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农民基本上取得了依自己的意愿进入除县城关镇以外的建制镇和非建制镇的权利。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而已，一些地方的实践很快就证明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模式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相当局限，生命力也很快就衰退了。（2）“城镇户口商品化”1980年代中后期，安徽长天，河北泊头等地相继推出地方性政策，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的城市建设费后，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这点燃了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1990年代初，“星星之火”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户口买卖的“燎原之势”。虽然公安部于1992年5月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公开买卖非农业户口的错误做法的紧急通知》，但效果甚微。户口买卖非但没有遭到制止，相反却日益合法化了。此前基本上只局限在镇、县或县级市的地方政府行为，1994年以后已经改由省级政府统一布局和安排，名义也由以前的“集资开发”上升到“户籍制度改革新举措”的高度上了。显然，“城镇户口商品化”的户籍改革模式的本质是金钱与身份之间的一种交易，是一种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的改革模式。（3）确立总体方案1992年，国务院成立了由办公厅牵头、公安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调查、研究、起草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其成果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认为，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按农业和非农业划分户口性质不科学；对户口迁移管得过死；户口不应与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相挂钩；户籍法规与政策的健全完善工作滞后。总之，方案认为现行户籍制度必须加以改革。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转批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正式启动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程序。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作为一项地方性改革，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发生在上面这些宏观背景之下的。二、微观透析：湖州户改的始末1、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办法虽然从2001年3月开始，湖州市实行了“零门槛”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但从1995年开始，湖州市就已经开始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了。其间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5年到1998年，开展了以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5年6月湖州市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确定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经过前期调查、制定方案、组织发动等准备工作，织里镇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从1996年4月正式启动，到1998年底，全镇共办理小城镇居民户5569人。在此基础上，从1997年起，湖州市先后又有15个镇进行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至2001年6月底，全市有16个镇进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这一阶段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变多元户口管理为按居住地和职业登记户口，有利于行政管理；二是解决了一批长期以来受户口政策限制的突出户口问题；三是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对居委会的设置作了统一规划；四是促进了城镇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第二阶段是1999年开始的，贯彻国务院国发[1998]24号文件，以解决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随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也下发了《转发省公安厅关于解决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为贯彻上述两个文件，湖州市政府办公室于1999年3月下发了《转发市公安局关于解决市本级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有关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主要内容是：1、子女落户随父随母自愿。1998年7月22日及以后出生的新生婴儿(包括非婚生育，超计划生育和合法收养的婴儿)，户口登记机关凭《出生医学证明》或合法收养手续等有关证明和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予以落户。其他未成年人随父落户问题分二年全部解决。2、夫妻投靠。考虑到承受能力，分二年解决，当年先解决结婚满十年并共同居住三年的，第二年起再解决结婚并共同居住满三年的。3、父母投靠子女。除符合规定的人员允许投靠，不受身边有无子女限制外，对职工退休、其农村子女符合优补招工条件的，退休职工户口可以根据自愿原则不再迁往农村。4、购房入户。1999年1月1日以后购买商品住宅和购买营业房的，可解决落户。5、取消历年来办理的“蓝印户口”。将“蓝印户口”就地并入非农业户口中。实行户口迁移新政策后的1999年至2000年，湖州全市共解决户口迁移33437人，其中亲属投靠9430人，购房入户13443人。第三阶段是2001年3月至今,以推进城市化进程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前两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虽然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群众反响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是仍然是局部的、有条件的、带有探索性的，政策配套不完善，与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需求仍有较大的距离。为此，湖州市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决定推出无条件的“零门槛”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2001年3月14日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的通知》(湖政办发[2001126号]，这标志着湖州“户籍新政”的正式实施。这个文件本着放开政策、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方便群众的原则，为建立起有利于城镇发展的集聚机制，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的政策环境，对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作出了更加具体、宽松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8]：(一)亲属投靠户口的办理。1、出生申报户口，按照随父随母自愿申报原则，凭《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或母亲户口簿，当即办理落户登记。2、收养子女的，凭《收养证》(对事实收养的，凭收养人所在地派出所证明)、收养人户口簿， 当即办理准迁或者落户手续。3、子女投靠父母的，凭子女户口所在地户籍证明、父亲或母亲户口簿及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4、夫妻投靠的，凭投靠人户籍证明、结婚证、申请人户口簿，当即办理准迁手续。5、父母投靠子女的，凭父母户口所在地户籍证明、子女户口簿及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6、其他亲属投靠的，凭投靠人户籍证明，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申请人户口簿， 当即办理准迁手续。(二)购房兴业户口的办理。购买房屋、投资兴业，本人、配偶及随同居住的亲属要求在房屋所在地或者投资地落户，凭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营业执照及落户人户籍证明， 当即办理准迁手续。(三)毕业生和干部、科技人员调动(录用)户口的办理。1、干部、职工调动落户，凭调入单位的证明、本人身份证件，当即办理准迁手续；家属要求随迁的，可以同时办理。2、大中专毕业生，可以凭就业单位证明或亲属及其他关系人的申请，当即办理落户手续。各类职业学校(含职业高中)毕业的毕业生，可以比照前款规定办理。3、对全市范围内引进的科技人才，要求在市区入户的，准许入户。(四)在市区务工、经商人员户口的办理。务工人员已与务工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已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并交纳一年以上养老金的，经商人员已依法申领营业执照一年以上的，可以在单位集体户、店铺开设地或者住所地落户，凭劳动合同、养老金缴费凭证或营业执照、本人户籍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五)对新建住宅小区，尚未建立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只要人员已实际入住，户口登记机关应准予办理户口迁移，可采取靠入就近居委会的办法解决，不得以未建居委会为由不予办理户口迁移。(六)对符合上述落户条件的户口迁移(申报)事项，区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不再逐级审核审批，申请人可直接在户籍窗口办理准迁或迁移手续。这项户口迁移管理规定自2001年3月16日实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全市已经办理城镇户口准迁手续86600多人，其中农村迁往城镇(农转非)63900多人。市区办理准迁手续66500多人，其中农村迁往城镇(农转非)53000多人，以工作调动、招聘等各种方式在湖州落户的各类人才有3600多人，其中研究生90人。“户籍新政”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前往办证中心公安户籍窗口办理或咨询户口迁移登记的群众络绎不绝，甚至连续半个月出现凌晨就有群众在办证中心门口排起长队，队伍一直排到马路上的踊跃场面。不少群众称赞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 。[9]2、主要特点湖州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中央和省级的多家新闻媒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称之为“开了户籍变法的先河”。省内外10多个地市（县）的政府、公安机关前来参观考察、学习经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领导还专题听取了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汇报。湖州市公安局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之所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中胜出，主要原因是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六个评选标准相符合。这些特点是：首先，创新性和彻底性。湖州放开户口迁移限制的改革，开创了同类市中有实际意义的户籍自由迁移的先河，在全国地级市中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央政府宣布从2001年起“县级以下放开户口限制”。但是，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超前性的步伐，没有机械地局限于县级区域，而是敢于创新，敢冒风险，改得彻底，一放到底。只要在湖州城里有固定住所、工作单位或生活来源和亲属投靠，不管是农民还是外来打工者，不论以前户口在哪里，只要愿意，基本上都可迁入湖州市区，并享受城市居民同样待遇。从根本上消除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差别，这也恰好符合“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第一个评选标准——“创新程度”：即“该项活动必须具有独创性，而不是模仿他人或死板地照搬上级机关的指示。创新程度愈高，就愈应受到表彰。”[10] 其次，重要性与效益性。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是对行政部门自身工作方式和办事效率的改革。湖州市公安局将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打造服务性公安”的一个切入点，是在挑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他们把户口迁移审批改为登记，纳入电子政务，实行一窗式管理。如办理迁往市区手续，简单快捷，只要携带身份证、户口薄，到市办证中心公安窗口走一趟，仅花几分钟就能办成。体现了权力机关难得的为民服务精神，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最后，持续性和推广性。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性主要体现在改革措施的配套和完善上。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决不是公安机关一拍脑袋就可完成的。湖州的改革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公安、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城建、卫生、交通等多个部门密切配合的结果。对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该项活动具有相当的持续性和推广意义。3、积极效用湖州户籍改革的受益人不只是那些刚刚落户湖州的“新湖州人”，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因此受益。既为逐步全面打破户籍限制，实现公民自由迁徙权利提供了可行的实践经验，也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此外，改革给其它类似湖州的中等城市带来的示范效应也不可小视。我们可以将这些积极作用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局部作用。4、改革动因5、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我帮你写个大概的提纲，希望对你有所帮助一.我国户籍制度是什么。 二，可以比较我国户籍制度和户籍存款制度。 1，不同点。 2，相同点。 三，我国户籍制度的产生的背景。 四，建立我国户籍制度的好处。 五，建立我国户籍制度对社会所起的积极作用。 六，最后你可以就我国户籍制度建立说说你的感悟，想法，观点。 比较方法是论文写作一个重要方法，你可以做别的方面的比较
这个网站的论文比较全，我帮你找到一些材料，你自己再找找吧。希望对你有帮助。湖州地处浙江省北部、太湖南岸。东邻上海150公里、南距杭州90公里，是苏浙皖的交汇之地，因濒临太湖而得名。总面积5817平方公里。截至到2003年全市总人口为2567805人，其中非农人口占29%，城市化速度很快[1]。2001年3月14日湖州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的通知》，它标志着湖州市“零门槛”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的正式出台。这意味着湖州率先在地市一级放开户口迁移限制。这一被媒体称为“户籍变法”的举措自推出以来就受到了各方的关注。笔者于2004年底赴湖州就户籍制度改革三年来所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采用了社会学蹲点式的研究方法，以访谈和随机调查等方式获得了大量鲜活的感官体会和经验事实。本文将以此为基础，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即为什么要改革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文章将分三个部分展开。一、宏观背景：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1、户籍制度的历史及其作用2、现状及其问题3、户籍制度改革的阶段和模式。二、微观透析：湖州户改的始末。1、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办法2、主要特点3、积极作用4、改革动因5、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三、余论：多余的担忧？“小户口”能搬动城市化的“大石头”吗？一、宏观背景：户籍制度的历史与现状户籍制度作为一项行政管理制度在古今中外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中国最古老的户籍制度形式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的“习民数”制度。《周礼》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户籍制度，“版图”一词的“版”字在《周礼》中就是户籍的意思[2]。近代以来，清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其统治时期都制定了《户籍法》。新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在1958年才开始正式确立的。1、历史及其作用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其宗旨里鲜明地写着“保障人民居住、迁徙自由”的字样。从1953年开始，农民涌入城市的情况日益严重，政务院相继发出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等一批红头文件，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1958年1月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将新中国成立以来逐渐形成的城乡有别的户口登记与迁移制度固定下来。这一条例和与其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共同构成了中国目前独特的户籍制度体系。户籍制度原本是政府职能部门对所辖民户的基本状况进行登记（包括常住人口登记、暂住人口登记、出生登记、死亡登记、迁移登记、变更登记等）并进行相关管理的一项国家行政管理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治安和提供人口统计资料。但是，我国1958年以来所建立的户籍制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治安管理与人口统计的职能，户口与粮油供应、劳动就业、福利保障、义务教育等具体社会制度的结合使得户籍制度成为固化公民先天身份，控制人口自由迁移的手段，这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由此可见，“现行的户籍制度并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户籍行政管理制度，而是以户籍身份制度和人口迁移禁锢制度为核心的，与户籍制度、户籍管理有关的一系列具体社会制度的总称”。[3]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户籍制度的确立，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历史作用的。建国初期，大量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而城市的就业、住房、教育等基础设施又十分紧张。在解决城市有限的就业机会与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之间的矛盾时，政府选择了牺牲农村和农民。另外，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发展战略也意味着农业和农民要不断地为城市和工业“输血”，只有将二元格局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才能保证“血源”的畅通。因此，如果我们带着“历史同情心”去思考，就不难发现这种户籍制度产生的必要性。首先，它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户籍制度。没有它，人口和劳动力就无法按计划调配，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就可能失控，粮油、副食品、燃料就不可能按计划配给，医疗、福利、住房分配也可能处于无序状态。客观地说，户籍制度对计划经济体制所作出的贡献就是对整个国家发展的贡献，尽管这种贡献是以一定的社会代价为前提的。其次，它曾经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口统计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社会长期的稳定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人口的严格控制。理解户籍制度的历史和作用，是我们讨论户籍制度的现状及其问题的基础和前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而不是彻底废除。2、现状及其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户籍制度的弊端开始逐渐报露。如果将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就业、教育、婚姻等问题上所切身体验到的麻烦与不便从理论上加以梳理和分析的话，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1）经济发展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户籍制度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高成本、低效率。首先，市场经济的前提性条件之一就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正如马克思告诉我们的那样，“大工业的原则是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入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4]日本明治维新开始后，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自由迁徙和自由择业的社会制度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因为人只有在自由活动的状态下，才能够真正发挥人之为人的创造性。1954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为欠发达国家的赶超型现代化提供了很好的路径。他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早期存在着两个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的经济部门，一个是城市现代产业部门，另一个是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传统经济部门。传统经济部门为现代产业部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剩余劳动力，使得节约资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迅速的扩张。随着这种扩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得到有效的利用，并迅速转换为资本，缓解欠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的资本严重短缺问题，使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恰恰相反，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户籍制度，却堵塞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正式渠道，使得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失去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其次，由于户籍政策将农村劳动力阻挡在城市的大门之外，导致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破坏性就业”。一般而言，合理合法的就业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创造正价值；完全的失业对经济增长无贡献，社会价值为零；而破坏性就业对经济增长只有破坏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破坏性就业主要表现在土地的过度开垦，滥砍滥伐林木、肆意捕杀野生动物等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短视行为上。最后，户籍政策制造的身份差别，使得外来打工者群体缺乏基本的归属感和确定性。这种“打工仔”的心态无论对于个人的事业发展还是社会的经济进步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负面影响。一部分人的投机心理相当强烈，大量农民进城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以后回家盖房子。（2）政治文明从政治文明的层面来看，正如市场经济是现代国家所普遍实行的经济制度一样，民主政治也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全球趋势。民主政治制度是由自由、平等、尊严等全人类共同遵循的政治价值来支撑的。自由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个人全面发展的首要条件。自由作为一个人生命活动的本质体现，是全面多样的，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活动自由等自由权利。而迁徙自由、择业自由和居住自由则是最为基础性的权利。如果连这些权利都无从保障，又何谈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呢？平等也是现代社会的根本政治价值之一。所谓平等首先是指机会均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因出身、性别、肤色、民族的不同而不同。国家保障每个公民享有起点公平的权利是其基本的职能。尊严是指公民的人格独立和不受侵犯，人们可以在法律的规范下自由行动，在社会生活中获得他人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过上体面的生活[5]。反观我们的户籍制度，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全人类所共同遵循的政治价值在其中没有丝毫的体现。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一直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户籍制度的存在为这一目标的实现设置了不小的障碍。（3）社会整合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文明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6]虽然，人们对于什么是和谐社会还存在着争论，但有一点是相当明确的，一个和谐社会的标志至少是对全体社会成员的同等尊重。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的社会肯定不能说是和谐社会。孙立平教授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不同群体间存在着严重的“权力失衡”，整个社会面临“断裂” 的危险。他认为断裂社会与多元社会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从表面上看来断裂社会好像也是一种多元的社会。但其实，这两种社会有着根本的不同。概括地说，在多元社会中，尽管社会结构分化深刻、各种社会力量并存、不同的价值甚至互相对立，但这些不同的部分基本是处于同一个时代，社会的各个部分能够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但在断裂的社会中，情况却截然不同。在断裂的社会中，其不同的部分几乎是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他们之间也无法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也就是说，整个社会是分裂的（不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而是在社会的意义上）”[7]。社会断裂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城乡之间的断裂，而现在的户籍制度则加剧了这种断裂。在大量农民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动到城市之后，并没有从事投资经营的资本，他们有的只有劳动力。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由政府制定了种种规定，明确规定许多工种是不许他们从事的。因此，他们事实上是被排斥在城市的主流劳动力市场之外的。更重要的是，一张农村户口使得他们在社会身份上无法成为他们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那个城市的一员。这无疑会滋生社会仇恨。3、改革的方案和模式虽然，直至今天户籍制度的上述弊端应在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但这并不意味着户籍制度没有丝毫的变化。实际上，自1980年代，户籍制度就已经开始步入了渐进改革的轨道。这些不同层面上的改革试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农民自理口粮”1984年10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申请到集镇（不含县城关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统计为非农业户口。这种被称为“集镇自理口粮户口”的出现，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正式开始，这意味着农民基本上取得了依自己的意愿进入除县城关镇以外的建制镇和非建制镇的权利。然而这只是万里长征的一小步而已，一些地方的实践很快就证明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模式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都相当局限，生命力也很快就衰退了。（2）“城镇户口商品化”1980年代中后期，安徽长天，河北泊头等地相继推出地方性政策，规定农民交纳一定数额的城市建设费后，就可成为当地有效市民。这点燃了城镇非农业户口商品化的“星星之火”。1990年代初，“星星之火”变成了全国范围内的户口买卖的“燎原之势”。虽然公安部于1992年5月发出了《关于坚决制止公开买卖非农业户口的错误做法的紧急通知》，但效果甚微。户口买卖非但没有遭到制止，相反却日益合法化了。此前基本上只局限在镇、县或县级市的地方政府行为，1994年以后已经改由省级政府统一布局和安排，名义也由以前的“集资开发”上升到“户籍制度改革新举措”的高度上了。显然，“城镇户口商品化”的户籍改革模式的本质是金钱与身份之间的一种交易，是一种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的马太效应的改革模式。（3）确立总体方案1992年，国务院成立了由办公厅牵头、公安部参加的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调查、研究、起草国务院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方案。其成果就是后来的《国务院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认为，现行户籍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按农业和非农业划分户口性质不科学；对户口迁移管得过死；户口不应与多种社会福利待遇相挂钩；户籍法规与政策的健全完善工作滞后。总之，方案认为现行户籍制度必须加以改革。1997年6月10日，国务院转批了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正式启动了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程序。2001年3月30日，国务院又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全面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作为一项地方性改革，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发生在上面这些宏观背景之下的。二、微观透析：湖州户改的始末1、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办法虽然从2001年3月开始，湖州市实行了“零门槛”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但从1995年开始，湖州市就已经开始探索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了。其间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5年到1998年，开展了以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5年6月湖州市织里镇被国家体改委确定为首批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经过前期调查、制定方案、组织发动等准备工作，织里镇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工作，从1996年4月正式启动，到1998年底，全镇共办理小城镇居民户5569人。在此基础上，从1997年起，湖州市先后又有15个镇进行了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至2001年6月底，全市有16个镇进行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在这一阶段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变多元户口管理为按居住地和职业登记户口，有利于行政管理；二是解决了一批长期以来受户口政策限制的突出户口问题；三是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对居委会的设置作了统一规划；四是促进了城镇建设和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第二阶段是1999年开始的，贯彻国务院国发[1998]24号文件，以解决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1998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随后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也下发了《转发省公安厅关于解决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为贯彻上述两个文件，湖州市政府办公室于1999年3月下发了《转发市公安局关于解决市本级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有关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主要内容是：1、子女落户随父随母自愿。1998年7月22日及以后出生的新生婴儿(包括非婚生育，超计划生育和合法收养的婴儿)，户口登记机关凭《出生医学证明》或合法收养手续等有关证明和监护人的居民户口簿予以落户。其他未成年人随父落户问题分二年全部解决。2、夫妻投靠。考虑到承受能力，分二年解决，当年先解决结婚满十年并共同居住三年的，第二年起再解决结婚并共同居住满三年的。3、父母投靠子女。除符合规定的人员允许投靠，不受身边有无子女限制外，对职工退休、其农村子女符合优补招工条件的，退休职工户口可以根据自愿原则不再迁往农村。4、购房入户。1999年1月1日以后购买商品住宅和购买营业房的，可解决落户。5、取消历年来办理的“蓝印户口”。将“蓝印户口”就地并入非农业户口中。实行户口迁移新政策后的1999年至2000年，湖州全市共解决户口迁移33437人，其中亲属投靠9430人，购房入户13443人。第三阶段是2001年3月至今,以推进城市化进程为主要内容的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前两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虽然解决了一大批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群众反响强烈的突出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和经验，但是仍然是局部的、有条件的、带有探索性的，政策配套不完善，与经济的发展和群众的需求仍有较大的距离。为此，湖州市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决定推出无条件的“零门槛”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2001年3月14日市政府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的通知》(湖政办发[2001126号]，这标志着湖州“户籍新政”的正式实施。这个文件本着放开政策、简化手续、提高效率、方便群众的原则，为建立起有利于城镇发展的集聚机制，提高城镇人口、产业集聚功能的政策环境，对湖州市区户口迁移管理作出了更加具体、宽松的规定。其主要内容是[8]：(一)亲属投靠户口的办理。1、出生申报户口，按照随父随母自愿申报原则，凭《出生医学证明》、父亲或母亲户口簿，当即办理落户登记。2、收养子女的，凭《收养证》(对事实收养的，凭收养人所在地派出所证明)、收养人户口簿， 当即办理准迁或者落户手续。3、子女投靠父母的，凭子女户口所在地户籍证明、父亲或母亲户口簿及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4、夫妻投靠的，凭投靠人户籍证明、结婚证、申请人户口簿，当即办理准迁手续。5、父母投靠子女的，凭父母户口所在地户籍证明、子女户口簿及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家庭关系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6、其他亲属投靠的，凭投靠人户籍证明，单位或街道居委会出具的亲属关系证明，申请人户口簿， 当即办理准迁手续。(二)购房兴业户口的办理。购买房屋、投资兴业，本人、配偶及随同居住的亲属要求在房屋所在地或者投资地落户，凭房屋所有权证或者营业执照及落户人户籍证明， 当即办理准迁手续。(三)毕业生和干部、科技人员调动(录用)户口的办理。1、干部、职工调动落户，凭调入单位的证明、本人身份证件，当即办理准迁手续；家属要求随迁的，可以同时办理。2、大中专毕业生，可以凭就业单位证明或亲属及其他关系人的申请，当即办理落户手续。各类职业学校(含职业高中)毕业的毕业生，可以比照前款规定办理。3、对全市范围内引进的科技人才，要求在市区入户的，准许入户。(四)在市区务工、经商人员户口的办理。务工人员已与务工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已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并交纳一年以上养老金的，经商人员已依法申领营业执照一年以上的，可以在单位集体户、店铺开设地或者住所地落户，凭劳动合同、养老金缴费凭证或营业执照、本人户籍证明，当即办理准迁手续。(五)对新建住宅小区，尚未建立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只要人员已实际入住，户口登记机关应准予办理户口迁移，可采取靠入就近居委会的办法解决，不得以未建居委会为由不予办理户口迁移。(六)对符合上述落户条件的户口迁移(申报)事项，区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不再逐级审核审批，申请人可直接在户籍窗口办理准迁或迁移手续。这项户口迁移管理规定自2001年3月16日实施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4年全市已经办理城镇户口准迁手续86600多人，其中农村迁往城镇(农转非)63900多人。市区办理准迁手续66500多人，其中农村迁往城镇(农转非)53000多人，以工作调动、招聘等各种方式在湖州落户的各类人才有3600多人，其中研究生90人。“户籍新政”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前往办证中心公安户籍窗口办理或咨询户口迁移登记的群众络绎不绝，甚至连续半个月出现凌晨就有群众在办证中心门口排起长队，队伍一直排到马路上的踊跃场面。不少群众称赞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公安机关为老百姓办了一件大好事” 。[9]2、主要特点湖州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中央和省级的多家新闻媒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称之为“开了户籍变法的先河”。省内外10多个地市（县）的政府、公安机关前来参观考察、学习经验。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的领导还专题听取了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的汇报。湖州市公安局也因此获得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之所以能够在竞争激烈的“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评选中胜出，主要原因是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六个评选标准相符合。这些特点是：首先，创新性和彻底性。湖州放开户口迁移限制的改革，开创了同类市中有实际意义的户籍自由迁移的先河，在全国地级市中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2001年3月国务院批转了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中央政府宣布从2001年起“县级以下放开户口限制”。但是，湖州的户籍制度改革迈出了超前性的步伐，没有机械地局限于县级区域，而是敢于创新，敢冒风险，改得彻底，一放到底。只要在湖州城里有固定住所、工作单位或生活来源和亲属投靠，不管是农民还是外来打工者，不论以前户口在哪里，只要愿意，基本上都可迁入湖州市区，并享受城市居民同样待遇。从根本上消除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差别，这也恰好符合“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第一个评选标准——“创新程度”：即“该项活动必须具有独创性，而不是模仿他人或死板地照搬上级机关的指示。创新程度愈高，就愈应受到表彰。”[10] 其次，重要性与效益性。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不仅是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而且是对行政部门自身工作方式和办事效率的改革。湖州市公安局将户籍制度改革作为“打造服务性公安”的一个切入点，是在挑战自身的权力和利益。他们把户口迁移审批改为登记，纳入电子政务，实行一窗式管理。如办理迁往市区手续，简单快捷，只要携带身份证、户口薄，到市办证中心公安窗口走一趟，仅花几分钟就能办成。体现了权力机关难得的为民服务精神，具有明显的社会效益。最后，持续性和推广性。湖州户籍制度改革的持续性主要体现在改革措施的配套和完善上。户籍制度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决不是公安机关一拍脑袋就可完成的。湖州的改革是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公安、教育、劳动和社会保障、城建、卫生、交通等多个部门密切配合的结果。对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种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事前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工作。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该项活动具有相当的持续性和推广意义。3、积极效用湖州户籍改革的受益人不只是那些刚刚落户湖州的“新湖州人”，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也因此受益。既为逐步全面打破户籍限制，实现公民自由迁徙权利提供了可行的实践经验，也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此外，改革给其它类似湖州的中等城市带来的示范效应也不可小视。我们可以将这些积极作用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局部作用。4、改革动因5、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公共管理专业毕业论文参考题目：一、绩效考核与管理（丰俊功）1、政府绩效管理平衡记分卡在地方政府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平衡记分卡在XX市政府XX部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平衡记分卡在党政部门绩效管理中的应用研究平衡记分卡在XX市政府XX部门党政管理部门中的应用研究2、公务员绩效考核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XX市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XX市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XX部门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XX部门基于胜任力模型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XX市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XX部门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XX部门基于平衡记分卡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研究XX市XX部门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XX市XX部门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研究XX市公务员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XX市公务员量化绩效考核研究XX市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研究XX市XX部门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研究XX市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XX市XX部门公务员分类分等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研究XX市政府公务员绩效考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中国综合管理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中国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中国专业技术类公务员绩效考核研究3、市政学XX市户籍制度改革研究（选取有户籍制度改革有特色的城市）XX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模式研究4、电子政务XX市政府网站绩效考核研究电子政务在XX市XX部门中的应用研究政府采购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研究二、行政与政策（于海艳）1、危机管理突发公共事件的政府预警机制研究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2、户籍制度改革3、行政垄断4、行政机构改革地方政府与市场化改革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第三部门发展与政府改革我国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变革地方政府制度创新行为研究5、行政职能转变 中国入世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服务型政府乡镇政府经济职能探讨全球化背景下的政府职能研究6、公共政策执行研究7、当代中国公民参政研究互联网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8、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与公共政策选择三、政治、制度、社区、非政府（韩丽雯）1、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问题2、 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问题3、 服务型政府的监督机制问题4、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问题5、 中国政府的危机管理6、 当代中国的党政关系7、 当代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探讨8、 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9、 当代中国“条条”与“块块”的关系问题10、 当代中国政府的大部体制的问题11、 当前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2、 政治民主建设问题13、 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建设问题14、 非政府组织的法规建设探讨15、 非政府组织存在的理论基础探讨16、 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探讨17、 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管理探讨18、 非政府组织对中国政治权力结构的影响19、 城市社区管理的理论基础20、 城市社区管理的模式探讨21、 城市社区管理的法律保障问题22、 非政府组织与社区发展问题23、 建立和完善我国NGO组织监督机制（以汶川地震为例）24、 简析非政府组织（NGO）在突发性公共事件中的作用四、社会学、社保、社会调查、社会工作（王静）1、社会保障类：理论类---公平还是效率：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理性选择与思考中国古代社会福利制度研究农村类---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当代中国的农村养老问题农民工社会保险（养老、工伤、医疗等）问题研究我国农村与城市社区社会保障政策的反差分析农民工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建设（可运用社会排斥理论）农民工就业的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研究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我国农村“五保”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研究农村扶贫问题研究城市类-当代中国城市贫困问题与社会救助政策研究当前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分析完善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建议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衔接问题研究城镇人口结构性失业的突出矛盾及治理体系我国城市“低保”制度建设的实证分析就业失业类-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障促进研究建立大学生失业保障的制度选择非全日制就业（或灵活就业、自谋职业）的社会保险政策建议国外失业保障制度对我国的启示国际社会治理失业的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我国失业预警系统与就业对策研究转型时期结构性失业的救济及职业培训政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对我国就业形势的影响其他-- 银色浪潮的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养老保险的制度转制成本及其化解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架构的思考我国军人的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灾害救助研究（以汶川地震为例）商业保险消费心理研究商业保险需求群体的实证分析2、社会现象类：基于网络社会下的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研究探析和谐社会理念下的社会流动机制建设网络民意与公共治理模式的转型论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3、社区类：社区矫正中的政府角色与社会力量社区矫正在矫正青少年罪犯方面的理论与实践社区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落实及有关对策从建设市民社会的载体看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中社区的角色地位4、应用实务类：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问题；当前大学生网络素养实证研究；民办高校学生多元评价体系的实施；民办高校贫困大学生群体状况调查民办高校贫困生救助体系状况调查广告对当代大学生消费结构观的影响；大学生宿舍文化（或流行文化）现象调查；人力资本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研究大学生就业中的歧视（性别、地区、学校等）及其应对问题当代大学生的就业压力及其相关因素分析养老院老人生活状况调查我国社会志愿者制度的现状分析某社会问题的现状,原因,对策分析某城市社会中介组织的现状与对策研究我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管理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城中村：农村城市化的困境与出路转型期城市社区自治：理念、问题及建议试论和谐社区理念下政府与社区关系的重构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中国社会流动问题研究中国社会控制问题研究5、社会理论研究当代中国城乡二元化结构分析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形成和分化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分析社会舆论与社会风向对当代中国社会政策选择的影响传统孝文化与家庭代际和谐五、 （多俊岗）六、（刘亮、黄春梅、陈国杰、蔡敏）1、行政伦理2、行政文化3、社会信用研究（包括信用理论、信用机制、信用制度、信用评价内容）七、行政法、公务员（胡海春）1、 论我国公务员的考试选拔机制2、 公务员监督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3、 国家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4、 论我国公务员保险制度发展的方向5、 对完善公务员廉政制度建设的思考6、 我国公务员制度的完善7、 公务员聘用制度研究8、 中国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的不足和对策9、 公务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10、 西方文官制度研究11、 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特点研究12、 公务员保障机制研究13、 公务员制度与行政效率14、 论国家公务员收入的规范化15、 建立健全公务员培训机制16、 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的意义17、 论中国公务员考核制度所存在的问题18、 论中国公务员的退出机制19、 论公务员回避制度研究20、 完善我国公务员的选任制度21、 健全国家公务员的监督制度22、 中西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23、 试比较中国古代官僚制度与近代公务员制度之异同.24、 公务员管理研究25、 浅析公务员的高薪养廉问题26、 行政法制27、 依法行政
1刘军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2010年，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硕士论文本文基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暴露出的问题展开论述,通过与国外先进户籍管理经验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建议。全文分四大部份：第一部分介绍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的发展演变过程；第二部分着重论述了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问题和障碍性因素；第三部分通过与国外先进户籍制度进行比较,得出有关启示；第四部分是在前面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推进我国户籍制改革。2、樊纲：《中国户籍与土地制度阻碍城市化进程》，2011年11期城市贫民窟在中国出现的原因不是户口制度,那又会是什么呢?我认为城市严重贫困的最重要因素,是中国农村地区的独特土地制度。用城市居民数量占人口百分比来衡量,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按官方数据显示大约是48%。考虑到30年前城市居民只占总人口的18%,这着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进步虽大,但仍不能让人满意。因为绝大多数国家在与中国处于类似发展阶段的时候,城市化速度都快于工业化。中国的城市化却落后于工业化,用收入主要来自非农业活动的劳动力百分比来衡量。3、郭奕晶：《浅谈户籍制度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法制与社会》，2010年4期随着近几年来各地不断推出户籍改革新举措,户籍制度改革已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作为社会管理制度之一的户籍制度,必须遵循现代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如果违背了这些原则,改革则不会取得成功。这些原则包括:以人为本,体现公平;便民利民,关注民生;有序流动,促进发展;城乡统筹,缩小差别;因地制宜,循序渐进。以上资料来源杭州图书馆希望有助回答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