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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斯·哈尔斯(1581年～1666年)是17世纪荷兰杰出的肖像画家和风俗画家。荷兰现实主义画派的奠基人。他生于一个服装工人家庭。早年从师卡·凡·曼德尔学画。1601《吉卜赛女郎》哈尔斯荷兰年至1611年他加入哈勒姆圣路加公会。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荷兰的港口城市哈勒姆度过的。当他作为画家开始独立创作时，正是荷兰人民革命斗争获得胜利之初，荷兰共和国正处于蓬勃向上繁荣发展的时期。哈尔斯一生主要从事于肖像画创作，在他的早期和盛期的作品中充分表现了荷兰市民健康、愉快、充满生命力的形象，从20年代到30年代，他广泛地描绘了荷兰各阶层的人物，如军官、市民、音乐师、酒徒、少女、孩子等各色人物，优秀代表作品有《微笑的骑士》《弹曼陀林的小丑》《吉卜赛女郎》《扬克·兰普和他的情人》等。哈尔斯刻画人物时，特别注意面部表情，善于表现人物性格特征和心理状态，使画面生动活泼，决不矫揉造作。虽然多为单人半身肖像，却常常使人联想到画面之外还有其他人物，构成一个情节，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哈尔斯除了画单人肖像外，还创作了一些团体肖像画，除了同样体现他荷兰人健康快乐的一面外，还表现出他善于打破团体肖像画的拘谨、呆板的局限，创造出一种生动活泼的场面，如《哈勒姆圣乔治市民卫队军官们的宴会》。哈尔斯晚年几乎被人们所遗忘，十分孤寂。甚至连逐渐成长起来的年轻艺术家也对他是陌生的。1666年9月1曰，这位伟大的艺术家在贫困和寂寞中离开了人间，被埋葬在哈列姆的巴波大教堂里。
吉普赛人是浪迹在欧洲各地的一个流荡民族。原住在印度的西北部。由于无长期固定居点生活的原因，使他们学会了各种技艺。性格也分外开朗、活泼而且奔放，年轻女子尤其擅长歌舞。世界名著《叶塞尼亚》中的叶塞尼亚、《巴黎圣母院》中的艾斯米拉达都是能歌善舞的吉普赛女郎。 在这幅画上，描写的是一个披散着黑发、穿着也比较随便的穷苦的吉普赛姑娘。在这个形象中，画家以半身特写，描绘了一位吉普赛姑娘，吉普塞女郎那种无拘无束和自由自在的风度得到了成功的体现。她那高傲地转向一边的头，调皮而又含情脉脉的微笑，表现了这个吉普塞女郎纯洁而又热情的性格。她敞着领口，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好象她什么都不在乎，无拘无束。这是一个从中世纪禁锢中走出来的青春少女，自由开放气息和时代精神在这位少女形象上得到反映。 画家采用了明快的大笔触，描绘了少女的面孔和胸部，而以流动的小笔触描绘富有动感的秀发，又用饱含激情奔放的大笔触表现衣裙，形成笔触语言的对比与和谐。以加强形象的表现力。画面色彩以暖色排列形成热情豪放美感。红色的裙子和发辫上的红色发带上下呼应，使整个画面充溢着永恒的生命气息和乐观自尊自信的精神气质。 在这里，哈尔斯有意给这个女朗的脸上增加了一点红晕。看来她是刚喝了几口酒，呈现出一种兴奋的情绪，正在朝一个画外的人物调笑。这正是这幅具有风俗性的肖像画的特点。此外，形象尽管被描绘得很俏皮，但仍能显出她的豪爽性格。她是一个自由的，富有热情的吉普赛少女的典型。她没有思想的束缚，也不带有宫廷妇女的矫揉造作，相反，姑娘那种民间气质被画家以圆熟的技巧，热烈的色调准确地刻画出来了。评论家认为，哈尔斯的许多肖像作品，与其说是肖像画，不如说是风俗画更恰当些。它简直是市民日常生活的一幅“快照”或一截片断。 此外，弗朗斯·哈尔斯的肖像作品一般幅面都较小。这是为了满足市民家庭生活的需要。而且常常采用半近景构图，以突出人物的面部和身姿，着意刻画人物的内心表情。《吉普赛女郎》正是上述许多特点的集大成者
弗朗斯·哈尔斯（约1581—1666）是荷兰现实主义画派的奠基人，也是17世纪荷兰杰出的肖像画家。1581年至1585年之间诞生于安特卫普一个毛纺工人家庭，大约1585年之后，随父母迁居荷兰，定居于哈勒姆终其一生。他年少时便拜在名画师门下，曾参加过反对西班牙帝国统治的荷兰独立战争，战争造就了他倔强孤傲且好酒恃才的性格，据说古怪的脾气使他在人前口碑很不好，曾经因为虐待第一任妻子被告上法庭，妻子也因为郁郁寡欢而早逝。哈尔斯终生都生活在社会下层，八十多岁时还因为生活所迫而接受美术家协会的补助，他和第二任妻子寄居在养老院中。但画家的毅力又是惊人的，一生在艺术的道路上勤勉不辍，创作了作品二百五十余幅。曾经的10荷兰盾钞票上的头像就是他。
在英国就读本科阶段，前面的课程都已经顺利的通过，现在却被卡在最后的论文阶段导致不能顺利毕业确实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但是也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下面是我的一些建议，仅供题主参考：1、解决办法一：向院校申诉，或者转学。异国他乡，“环境”绝对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只有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学习的环境，真正融入当下的生活，才有可能开发出自身未知的可能性，发挥自身潜能去吸收新的东西。所以转学，绝对是把自己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的办法之一。2、解决办法二：申请硕士院校。时间对于很多人来说无论从金钱还是时间还是精神上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甚至可以说是“折磨”， 同时如果还要继续回到之前的学院“故地重游”，我想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愿接受的/涌。互铭/而排除“本科未毕业”的这个难题，去直接申请硕士的院校，无论是从时间金钱还是精神压力上来说似乎都是一个值得的选择。3、解决办法三：回国人员证明留学国外的生活并不是像在朋友圈里面看起来那么多姿多彩的，那个国家里发生的故事或许已经对生活蒙上了一层纱。如果不愿意再去面对，其实找渠道做回国人员证明也是一条行得通的路，至少证明自己有留学经历，也不会让自己这些年付出的所有心血白费。
英国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 哈德斯菲尔德大学学历认证挂科论文没过未毕业没拿到学位怎么办？挂科diploma学历认证如何办理？如果是没有毕业没拿到学位的话，一般是不能够申请学历认证的，如果申请认证的国外大学在认证范围或者认证的学习方式在认证范围，以及连续性，衔接性;最后还有学习时间(这个可以在护照问题上进行体现)上都没问题，那么就可以放心准备材料吧。只有通过了国外学历认证之后，申请人在国外留学经历才能够在国内得到认可。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来判断是否还有办法认证！1.确认认证合法范围：也就是说一是要颁发机构的合法性，二是颁发的文凭形式是否被认可。假如只是什么技能培训或者短期语言培训，以及交流生这种。那就不属于认证的范围。2.连续性和衔接性：这一点也十分重要，教育部的承认的教育模式是结合中国国情来弄的，普通的模式就是高中-(专科)-本科-研究生-博士。如果中间缺了一环都不行，比如读完专科就去读研究生，肯定就不行了，不过这个也分具体情况，不同的国别和学校有不同的标准。3.学习方式：这个就要求是全日制的学习方式，一定要呆在国外进行学习，有护照有出入境记录，有签证，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申请人是远程教育，则基本不受认可，如果是联合办学，则是部分认可的。4.学习时间：在规定的时间是否在国外进行就读，如果在学习时间，申请人护照却显示在就学国外，那肯定就不好认证了。好了，说了这么多，你看看你是不是满足这些条件嘛，如果只是单纯没毕业没拿到学位，好像也是有机会的吧！
感觉好不好拿其实不是什么。关键是你是出国去玩还是以后想干嘛，你要是想在国内工作，大四了大家都去实习了你在英国学英语，我觉得没什么大用，比较一年的课程专业知识有提升我是不信的，而且影响你的GPA以后想申请留学研究生也是个问题，不过3+1倒是加分一点，如果想回国工作你这浪费的工作经验就和别人差很多，真的。但是要是就业无所谓的话我觉得花钱去体验一把还是不错的
母亲被流放殖民地后，摩尔随即变成了孤儿，无依无靠，直至三岁被科尔拆斯特小城的一位仁慈的老妇人收养，才结束了她遭人遗弃，颠沛流离的命运。收养她的老妇人“从前家境不错，但当时确实很穷，靠收养(她)这样的孩子勉强维持生活”，她“还开了一个小小的学校，教孩子们读书识字，也教他们一技之长。” 随后，老妇人病逝，摩尔被一贵妇人收养做女佣，对于这段生活经历，她承认：“我受到了所有良好的教育。那位贵妇人请了几位教师到家里来教他的女儿们跳舞，说法语，写文章；还请了别的教师教她们音乐。我一直陪伴着她们，因此和她们学的一样快。”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出，当时英国平民的孩子可以在民办学校受到早期教育，而中上层阶级家庭的子女仍以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为主。其实，资料显示，17世纪早期，英国出现了非国教徒自办的小规模、收费低的私立性（或称实科性）中学；到了18世纪，实科性学校的扩张改变了英国的教育模式，这些学校赢得了社会的公认，而兴办招收女生的学校是英国教育的极大创新和改革，它取代了女孩在家里受教育的传统模式。此外，由出身背景来看，摩尔被定位为犯人之女，出生低微，但幸运的是，她被善人收养，受到了启蒙教育，能够读书识字，甚至在日后还学习了上层阶级贵妇人所必须接受的一切良好教育，这不得不说是笛福为表达“女人的天资恐怕比男人更高，她们的脑子也比男人快; 妇女在受教育以后能够干出什么事业，从一些女才子的事例上看得很清楚; 这种事例谴责了我们的偏见”这一观点而埋下的伏笔。虽然善良的老妇人供给摩尔的是粗茶淡饭，朴素布衣，简屋漏室，但让她受到的教育却丝毫不比富家子女差，让她具备了基本知识，懂得做人的道理，加上在贵妇人家里受到的环境熏陶，摩尔确实被培养成温文尔雅，知书达理的人。正是以曾经受过的教育和培养为依托，摩尔才具有一定的性格深度和内涵，在日后化身为聪明果敢的妇人，在婚姻与金钱的交易中不断伪装，知道如何把握自己的命运一步步累积财富；在沦为惯偷之后，知道运用自己的才智去行窃，比如伪造信函，在码头货栈冒领货物，利用法律为自己脱罪等；入狱流放殖民地前，知道打点一切，为日后的新生活做好准备，甚至比她的丈夫杰姆更为理性和有远见。尽管摩尔是生活在下层阶级的小人物，她个人意义上的成功就是摆脱了悲惨命运，最终过上了富足而平静的生活。上述种种，印证了笛福认为妇女只要受了教育，完成自我提升，同样有机会获得个人的成功，甚至比男人更出色的真知灼见。 妇女被认为应该被动、顺从、温和、优雅，主要负责家庭内部事务，这是从古就倡导的传统家庭生活中妇女的角色地位。对女性来说，婚姻自古以来使她们必须置于其中的重要社会制度，但在17-18世纪，英国的婚姻制度对待女性尤不公平，婚姻使一个女人的财产无条件的成为她丈夫的。他去世时，他可以将所有的财产留给别人，一点也不留给她；如果丈夫去世时没有留下遗嘱，妻子才能获得丈夫个人财产的1/3.金钱毫无疑问是婚姻的必要前提，因此，对于身无分文的摩尔来说，贵妇人家的花心大少是不会娶她的，为了避免再次遭人抛弃流落街头的命运，她不得已嫁给了二少爷，她对爱情的期待就此幻灭，她的第一次婚姻也就成了父权制社会中婚姻制度观念的牺牲品。此后，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摩尔走上了依靠婚姻换取财富和地位之路，因为她“根据自己的经验，很快懂得了这个道理：世道变了，连婚姻也不例外。不论在伦敦，还是在乡下，结婚是为了相互的利益，不是处于某种政治阴谋，就是为了做生意，”她还发现，“男人无所顾及的奔走，寻找富家之女；他们把此称之为‘猎妇’—即通过婚姻发一笔横财…”笛福借摩尔不断依附男人，直至人老珠黄而不得不行窃以为生的这段经历论述了经济与婚姻紧密挂钩的社会弊端，这也是当时妇女在经济和婚姻问题上处于被动、受约束和从属地位的体现。当然，笛福并非只指出人们在面对金钱和婚姻的消极面，他同时借摩尔之口提醒女士们：“(你们)对男人的侮辱，只得逆来顺受，导致以后无穷的痛苦。我认为，我们女人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男人的附庸品，……婚姻大事，关系到自己一身的幸福，万万不能操之过急。即使(你们)出嫁迟一点，但换来的一生安定的生活，因而完全补偿了晚婚的遗憾，嫁了个坏丈夫的女人，结婚往往太早太仓促；而嫁了个好丈夫的女人，则结婚再晚也不算晚。总之，除了身体残疾或名声扫地的女人，世上的女人迟早都能嫁个好丈夫，只要(你)能谨慎从事，处置得当。”[8] 可见，尽管当时大时代的前提是妇女们普遍受到不公正待遇，但笛福仍表现出他尊重妇女，理解妇女，同情妇女的态度，相信她们可以获得婚姻幸福并抨击了传统的妇女观，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从“当时毛纺业是科尔切斯特式的支柱产业”可以看出，纺织业仍是当时普通妇女从事的主要行业。摩尔做过许多活，纺纱、缝衣服、修补花边、洗女人花边帽、在贵妇人家做佣人，但都是熟练工，收入微薄。摩尔八岁时, 便天真地幻想着能靠“纺一天纱，可以挣三便士；要是缝普通衣服，一天有四便士”的收入成为一名“能自食其力，养活自己，不必去做佣人”的“贵妇人”，而当时真正的的贵妇人却是“生活奢华，地位高尚，享受着种种[她]所不知道的东西。” 可见，这种由于经济收入的差别反映出的社会贫富的分化及阶级差别十分明显。17世纪中期，妇女的社会地位以及对妇女的评价比以前略有改观。中上层阶层的妇女既掌管家族事务，又协助丈夫经营产业，摩尔在流放美洲后经营种植园就是很好的例证。同样，下层社会的妇女，虽然地位低下，但处境也比以前有所好转。到了17世纪晚期、18世纪初的经济转型时期，工业革命带来的商品使许多妇女摆脱了旧日繁琐的家务，如纺纱织布、制作面包、蜡烛、肥皂和酿酒等，使妇女得到了比以前更多的闲暇.加上当时世风追求悠闲舒适, 有条件的家庭都雇佣店员、管家和仆人，妻子成了有闲阶级，地位下降，男性对女性能力与才华的评价比以前大大降低，妇女的社会边缘化地位再次加剧。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笛福笔下的摩尔并不满足于“缝衣服、补花边、做帽子”诸如此类的父权制社会中所规定的女性职业，而是要做“贵妇人”，这充分表现了笛福突破传统礼教束缚，反抗传统妇女角色的安排的精神。《摩尔·弗兰德斯》全书另一个出彩的地方便是摩尔十多年行窃生涯的精彩描述，王佐良先生就曾感叹：“除了笛福，谁还能写出摩尔在靠行窃谋生的时候所用的各种方法使书的一部分可以称为《行窃大全》呢？”从这些描述的一个侧面我们可以对当时的法律制度一窥大概。出生在新们监狱的摩尔在故事一开篇就控诉了当时法律制度对待妇女不公，她说：“我听说，我们的一个邻国，不知是法国还是别的什么国家，皇帝曾颁昭规定，犯人若被判处死刑或罚做劳役，或发配远方，其子女由政府照管，如果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实行这一制度的话，我小时候就不至于那么孤苦伶仃了。但我们的国家有我们的国法。我母亲只是犯了一点小偷小摸的勾当，却被判了大罪。” 文中还提到，如果犯了诸如制造****的罪，必会判处死刑，梆在火柱上被活活烧死。可见，当时的资产阶级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刑罚体制，而且惩罚严厉。但被贫穷逼于无奈，摩尔依旧铤而走险，走上了行窃之路。当然，面对严苛的律例，妇女一旦入狱，也可以通过声称自己怀孕而获得缓刑，这可能是妇女面对法律所能享受到的为数不多的特权之一吧。摩尔和母亲均被流放美洲，这已经不幸中的大幸。她的母亲就是因为怀孕而要求减刑最后被流放，而摩尔则是想尽一切办法最终免除死刑得以流放，可见当时的刑法制度在对待女囚犯的问题上仍有它开明的一面。
）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小册子作者。其作品主要为个人通过努力，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战胜困难。情节曲折，采用自述方式，可读性强。并表现了当时追求冒险，倡导个人奋斗的社会风气。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闻名于世，鲁滨逊也成为与困难抗争的典型，因此他被视作英国小说的开创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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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摩尔·弗兰德斯
作者：[英国] 丹尼尔·笛福
译者：刘荣跃
豆瓣评分：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5-6
页数：296
内容简介：
《摩尔弗兰德斯》是《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笛福的另一部独特的杰作，被英国作家沃尔芙誉为“英国不多的伟大小说之一”。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手法书写，极具震撼力。书中的主人公一直以罪人的身份出现——她从十八岁到六十岁，除杀人、叛国外真可谓无恶不作。女主人公弗兰德斯生于监狱，在孤儿院长大，给贵族家庭当仆人。她被主人家的大公子诱后被迫嫁给她所不爱的二公子。婚后五年，丈夫病死，弗兰德斯成了寡妇。过了一段淫荡的生活后，她再嫁给一个在殖民地拥有田产的人。不久，她发现丈夫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作者简介：
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年-1731年4月24日）英国小说家，新闻记者，小册子作者。其作品主要为个人通过努力，靠自己的智慧和勇敢战胜困难。情节曲折，采用自述方式，可读性强。并表现了当时追求冒险，倡导个人奋斗的社会风气。其代表作《鲁滨逊漂流记》闻名于世，鲁滨逊也成为与困难抗争的典型，因此他被视作英国小说的开创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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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所谓“感”，可以是从书中领悟出来的道理或精湛的思想，可以是受书中的内容启发而引起的思考与联想，可以是因读书而引起的决心和理想，也可以是因读书而引起的对社会上某些丑恶现象的抨击、讽刺。读后感的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基本属于议论范畴，但写法不同于一般议论文，因为它必须是在读后的基础上发感想。
“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的基础。如果是走马观花地读，囫囵吞枣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了解，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
如果要读的是议论文，要弄清它的论点(见解和主张)，或者批判了什么错误观点，想一想你受到哪些启发，还要弄清论据和结论是什么。如果是记叙文，就要弄清它的主要情节，有几个人物，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故事发生在哪年哪月。
作品涉及的社会背景，还要弄清楚作品通过记人叙事，揭示了人物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什么思想感情，作品的哪些章节使人受感动，为什么这样感动等等。
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呢
米莉个性孤独倔强，落落寡合，但她始终生热爱自然，苦恋故乡约克郡的荒原。她的小说和诗歌作品都充满了对大自然细致入神的描写。尤其在《呼啸山庄》中，旷野、神秘的的自然环境与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这对旷世情侣的性格释放和人生故事水乳交融，相得益彰：极度的爱与极度的恨在在这个封闭的小宇宙中，戏剧化地获得一种神秘而又崇高的艺术气质。如此孤傲、叛逆又热情如火的灵魂，除了在这魔幻般的荒原上，还能在哪里生存呢？1神秘的原野评论家阿诺 凯特尔（Arnold Kettle）认为这部小说“对自然，荒野与暴风雨，星辰与季节的有力召唤是启示生活本身真正的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 。故事背景具有哥特式神秘、超自然的气氛，而几乎所有的人物都被置于各种悖论关系所产生的危境中，弥漫着悬念，不断累积和爆发着能量。在这个前工业时期的约克郡荒原上，没有文明城市的状貌描画，没有繁华时尚的情趣点缀。只有阴郁荒凉的原野，四季不断的风、孤独的山庄，倾斜的树木、嶙峋的岩石，纷繁五彩的世界被过滤成为一个单纯的的黑白底色的梦境。 这梦魇般的夸张氛围中才能生发出非理性的人生价值和超越现实的精神追求。雨雪、风暴、黑夜是这荒凉原野的主要基调，野性的自然与激荡的精神一样，深不可测，令人生畏。这神秘漠然的荒野就是凯瑟琳和希斯克厉夫永远的精神之源，孕育滋养着他们孤傲不羁的灵魂、痴顽的爱情迷恋和对抗现实的疯狂。这荒原，是艾米莉终生不能离弃的故乡，是她艺术创作的素材宝库，也是她强烈个性发展的土壤。勃朗特一家的牧师住宅位于哈沃斯的城镇与荒野之间。西边的旷野是勃朗特姐妹经常散步的地方，艾米莉的气质深受旷野气氛的感染。夏洛蒂在1850年给《呼啸山庄》作序时说：“《呼啸山庄》从头到尾是乡土气息的。它带着荒原色彩，野性，像根一样虬结多枝。它也合乎自然的，不会是另一个样子，因为作者本人就是荒原上土生土长的人，荒原哺育长大的孩子。”艾米莉对原野的热爱是她人生经历的客观结果，也是她率真单纯个性的主观选择。在《呼啸山庄》中，荒野的浓重意象又是她表达混沌而强大的无意识的绝佳载体，是她展现本我精神层面故事的完美背景。荒野赋予了艾米莉独特的诗情，而她绝没有像夏洛特所惋惜感叹的那样是在一本困难的书上浪费了自己的才能，她以惊鸿一瞥的天赋给了这粗莽的旷野以永恒的生命。
最好补充一下你的论文方向 建议你去图书馆里面的电子阅览室去下载，网上搜索到的许多论文都是需要钱才可以看的。安娜·卡列尼娜：道德秩序的叛逆者
他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因此被称颂为具有“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的“天才艺术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新婚之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他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从1863年起他以6年时间写成巨著《战争与和平》。这段时间的较重要的事件是1866年他出席军事法庭为士兵希布宁辩护。希布宁因不堪军官的虐待打了军官的耳光，虽经托尔斯泰为之奔走，终被枪决。这一事件使他开始形成反对法庭和死刑的看法。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1879～1880) 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瓦·弗·阿尔谢尼耶娃，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1862年9月，他同御医、八品文官安·叶·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在他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为他操持家务，治理产业，而且为他誊写手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但她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托尔斯泰的心灵的宁静与和谐没有保持多久。1869年9月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这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谈到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1868年秋至1869年夏，他对叔本华哲学发生兴趣，一度受到影响。从70年代初起，“乡村俄国一切‘旧基础’……的破坏”的加剧，“到民间去”等社会运动的兴起，使他开始新的思想危机和新的探索时期。他惶惶不安，怀疑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因自己所处的贵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恼，不知“该怎么办”。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这些思想情绪在当时创作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得到鲜明的反映。此后，他访晤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隐修士，并结识农民、独立教徒康·修塔耶夫。他终于完全否定了官办教会，接受了宗法制农民的信仰，最后在70至80年代之交新的革命形势和全国性大饥荒的强烈影响下，弃绝本阶级，完成了60年代开始酝酿的世界观的转变，转到宗法制农民的立场上。在《忏悔录》（卢梭的书）(1879～1880) 和《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等论文里，他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的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的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这是因为他不仅反映了农民对统治阶级的仇恨和愤怒，也接受了他们因政治上不成熟而产生的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列宁剖析这种惊人的矛盾说：“作为一个发明救世新术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作为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快到来的时候的思想和情绪的表现者，托尔斯泰是伟大的。托尔斯泰富于独创性，因为他的全部观点，总的说来，恰恰表现了我国革命是农民资产阶级革命的特点。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当然，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是这么说的。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当时写的剧本、中短篇小说以及民间故事，同样为了这一目的。他还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1881年因子女求学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贫民窟，参加1882年莫斯科人口调查，深入了解城市下层生活；1881年他上书亚历山大三世，请求赦免行刺亚历山大二世的革命者；1884年由其信徒和友人弗·契尔特科夫等创办“媒介”出版社，以印行接近托尔斯泰学说的书籍；1891年给《俄国新闻》和《新时代》编辑部写信，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写的作品的版权；1891至1893年和1898年，先后组织赈济梁赞省和图拉省受灾农民的活动；他还努力维护受官方教会迫害的莫洛康教徒和杜霍包尔教徒，并在1898年决定将《复活》的全部稿费资助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这在《哈泽—穆拉特》等作品中有所反映。沙皇政府早就因他的《论饥荒》一文而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至此又因《复活》的发表，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以俄国东正教至圣宗教院的名义革除他的教籍。这个决定引起举世的抗议，托尔斯泰却处之泰然。同年他因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而写《致沙皇及其助手们》一文；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写出《我不能沉默》一文。托尔斯泰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这种意图在他80至90年代的创作中颇多反映。在他生前的最后几年，他意识到农民的觉醒，因自己同他们的思想情绪有距离而不免悲观失望；对自己的地主庄园生活方式不符合信念又很感不安。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最后，他于1910年11月10日从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秘密出走。在途中患肺炎，20日在阿斯塔波沃车站逝世。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树立墓碑和十字架。托尔斯泰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长篇小说《复活》(1889～1899)是托尔斯泰晚年的代表作，情节的基础是真实的案件。贵族青年聂赫留道夫诱□姑母家中养女、农家姑娘卡秋莎·玛斯洛娃，导致她沦为妓女；而当她被诬为谋财害命时，他却以陪审员身份出席法庭审判她。这看似巧合的事件，在当时社会却有典型意义。小说一方面表现作者晚年代表性主题——精神觉醒和离家出走；主要方面则是借聂赫留道夫的经历和见闻，展示从城市到农村的社会阴暗面，对政府、法庭、监狱、教会、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作了深刻的批判。不过，作品的后面部分，渐渐突出了不以暴力抗恶和自我修身的说教。托尔斯泰的力量和弱点，在这里得到最集中最鲜明的表现。托尔斯泰的文章和论著保存至今的共290篇，已完成的164篇，构成他的文学遗产的重要部分。政论性的论文占大多数，其写作始于青年时代。60至70年代写过关于教育问题和关于萨马拉饥荒的论文。最有意义的是世界观激变以后的文章。《教条神学研究》(1879～1880)、《我的信仰是什么？》(1882～1884)、《教会和政府》(1885～1886)等，揭露官方教会是“有产者政权”的婢女，并宣传新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1882～1886)、《天国在您心中》(1890～1893)和《当代的奴隶制》(1899～1900)等文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实即奴隶制，而工厂奴隶制是土地奴隶制的直接后果；国家是保卫有产者并压迫人民的工具；私有制则是“战争、死刑、法庭、奢侈、淫荡、凶杀和使人毁灭”的万恶之源。在90年代初俄国许多省份受灾时，他写了《论饥荒》(1891)、《可怕的问题》(1891)和《饥荒抑或不是饥荒》(1898)，指出当时饥荒的严重性，并断言“人民之所以饥饿，是由于我们吃得太饱”，应该“从人民的脖子上爬下来”，把土地等归还他们。在1905年革命的时期，他宣称自愿充当“从事农业的一亿人民的辩护士”，写了《论俄国的社会运动》、《深重的罪孽》、《致农民的论土地的信》(均1905)等文，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而在《关于莫斯科的调查》(1882)、《唯一的手段》(1901)、《论俄国革命的意义》(1906)和《究竟该怎么办？》(1906)等文中还陈述城市下层的贫困境况和工人的沉重劳动。此外还有一些反对侵略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文章。这些论文同样有其消极面，如否定一切国家、一切暴力，幻想人们的团结，鼓吹爱的作用和自我修身等。托尔斯泰早期写过文学论文，如《人们为什么写作》(1851)肯定文学的崇高使命；《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协会上的讲话》(1859)反对暴露文学，但仍主张文学应当适应社会的要求。在60至70年代的论文中，主要强调应为人民而写作。最值得注意的是晚年的论著。《莫泊桑文集序》(1894)要求忠于现实主义艺术的原则；要求作家对所描写的事物抱道德的态度，明确“善和恶之间的区别”。《什么是艺术？》(1897～1898)批判“现实主义”的美学观点，指出当时一些美学理论为统治阶级的口味进行辩解的实质，揭示颓废派艺术反人民的本性及其哲学思想基础；同时提出艺术是人们交流感情的工具的论点。《论莎士比亚及其戏剧》(1906)指责莎士比亚的剧作反民主和不道德，但也能道出他的剧作的某些艺术特点。这些论著都阐明作者后期关于艺术实质和作用、形式和内容的关系、艺术的道德意义等问题的见解，后两部还同时要求文艺传达宗教意识。托尔斯泰的艺术是博大精深的。首先，他以特有的概括的广度，创造了史诗体小说。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著，再现了整整一个时代，气势磅礴，场面广阔，人物众多(500以上)。历史的事实融合着艺术的虚构，奔放的笔触揉和着细腻的描写；在巨幅的群像中显现出个人的面貌，于史诗的庄严肃穆中穿插有抒情的独白，变化万千，蔚为奇观。他善于驾驭多线索的结构，千头万绪，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突破小说的“封闭”形式，波澜壮阔，像生活那样无始无终。然而托尔斯泰的艺术魅力，不只在于再现宏观世界，而且在于刻画微观世界。他洞察人的内心的奥秘，在世界文学中空前地把握心灵的辩证发展，细致地描写心理在外界影响下的嬗变过程；并且深入人的下意识，把它表现在同意识相互和谐的联系之中。托尔斯泰的艺术力量是真实，它突出表现在性格塑造上。他总是如实地描写人物内心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不只写其突出的一面或占优势的一种精神状态。他不隐讳心爱人物的缺点，也不窒息所揭露的人物心中闪现的微光。他不粉饰，不夸张，不理想化或漫画化，总是借助真实客观的描写，展示其本来面目，从而于平凡中见伟大，或者相反，于平凡的现象中显示其可怕。他还善于描绘性格的发展和变化，自然浑成而不露斤斧痕迹。托尔斯泰的风格主要特点是朴素。他力求最充分最确切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或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虽然在艺术上要求严格，象《战争与和平》就七易其稿，却不单纯以技巧取胜，不追求形式上的精致，也不回避冗长的复合句，而只寻求最大的表现力。晚年，他的艺术有显著的变化。在心理分析上力求简洁，不写感受的整个过程，只写心理过程的各个阶段的主要环节；有时采取戏剧的方法，通过行动和对白来表现。不写性格的顺序发展过程，而写突然事故引起的决定性转变。在结构上，为了表现人物的醒悟，常常采用倒叙的方法；为了集中，长篇小说也不再用多线索，而用单线索逐渐展开的方式。在语言上，则力求质朴洗练和浅显易懂，接近民间故事。列夫·托尔斯泰是现实主义的顶峰之一。他的文学传统不仅通过高尔基而为苏联作家所批判地继承和发展，在世界文学中也有其巨大影响。从19世纪60年代起，他的作品开始在英、德等国翻译出版。70至80年代之交以《战争与和平》的法译本出版获得国际上第一流作家的声誉，成为当时欧美的“俄国热”的主要对象。80至90年代法、英等国最早论述他的评论家，都承认他的现实主义创作对自己国家文学的振兴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成长的进步作家法朗士、罗曼·罗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德莱塞、伯纳·萧、高尔斯华绥以及其他欧美作家和亚洲作家都受到他的熏陶。在中国，1900年就出现评介他的文字，1907年译介过他的“宗教小说”(《主与仆》及民间故事)。1913、1917年先后有《复活》(易名《心狱》)和《安娜·卡列尼娜》(易名《婀娜小史》)的不完全的文言译本。“五四”前后，托尔斯泰的作品大量被译成中文。抗战期间分别出版了郭沫若和周扬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以及其他作品的译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托尔斯泰的重要作品大多已翻译出版，而且根据原文翻译，不少名著都有几种不同的译本。一段时间，他开始与贫穷、朴实、没有学问而有信仰的教徒、香客、修士、分裂派教徒、农民接近，“我爱上了这些人，我越深入思索我常听到和读到的像这样活着、也像这样死去的人的生活，我就越热爱他们，我自己也就生活得更愉快了”。 就在这时，托尔斯泰遇见了老子。有明确记录的时间是1884年。在当年3月6日，他的日记里，出现了这样的字眼：“我在翻译老子，结果不如我意。”3月9日：“读了一点关于中国的东西，骑马在城里转了转。除我以外，人人都在工作……我洗了澡，读老子。翻译过来是可以的，但是缺乏完整性……”由此看来，托尔斯泰接触老子的时间还应当略略靠前一点。因为不可能还没阅读就开始要翻译它。托尔斯泰阅读的老子《道德经》，是1841年巴黎出版的法文译本。后来，他与波波夫一起，将《道德经》翻译成俄文。这项工作甚至激起了托尔斯泰写一本介绍中国哲理，尤其是探讨人性善恶问题的书的愿望。托尔斯泰与孔子在传统文化经典中，首先引起他注意的，是孔子。托尔斯泰不懂中文，何以能够研究孔子呢?原来他是从读英译本的《四书》开始的。英国汉学家詹姆斯.理雅各（一译莱格，1814一 1877）翻译了《四书》《五经》，分成28卷于1861一1886年间陆续出版，在西方广为流传。这些书也流入俄国。英译本总名为《中国经典》。译者理雅各原为伦敦布道会派驻马六甲任英华书院院长(1839)，后于1843一1873年长驻香港，返英国后就在牛津大学执教，开汉文讲座。由于译者的名声，其译本的影响也大。而俄国人一包括托翁一竟然不知道早在此前，1870年的时候，他们国内已拥有自己的俄译本《大学》和《中庸》，那是由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列昂季耶夫译出，在彼得堡出版的，可惜没有传开。托翁读的却是英译本，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接触孔子、孟子的著作。1882年6月他曾致信文学评论家斯特拉霍夫(当时任彼得堡图书馆员，也是帮托翁寻检书籍的一位助手)，感谢后者给他寄去孔子的书，不久他便着手研读了。
1.（实践是创造之源）《战争与和平》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巨著。书中战争场景的描写非常生动形象，读后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托尔斯泰的亲自考察。列夫•托尔斯泰创作《战争与和平》，当他写到俄法双方在鲍罗京诺会战的一段文字时，总感到描写得很抽象、不具体，他决定亲自去战场考察一番。到了鲍罗京诺，他仔细巡视了这个历史战场的一切遗迹，把它的地形面貌牢牢记在心里，还特地画了一幅图，标上一条地平线和树林，标明各个村庄、河道的名称，及当年 会战时太阳移动的方向等。回到家里，又把自己观察到的印象同历史文献上记载的材料联系起来分析研究，直到一切都清楚明白了，他才坐到桌边，重新写这段文字，这个会战场面， 写得不仅生动，且色调明朗、壮观。中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的作者司马迁也非常重视实地考察。在动笔之前，司马迁游历过大江南北，全国各地，寻访先人的遗迹。他曾经访问过夏禹的遗迹，眺望过范蠡泛舟的五湖，访求过韩信的故事，访问过刘邦、萧何的故乡，考察了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也为撰写《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李时珍和曼陀罗（认识要靠实践来检验）李时珍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学家，被后人誉为“医圣”。他是明末清初重实践、重考查、重验证的实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花了将近40年的时间，编写了著名的医学著作《本草纲目》。李时珍在年轻的时候就听人说，有一种神奇的植物叫曼陀罗，人们一见到它就会情不自禁地又唱又跳。李时珍费了一些周折，终于找到了这种植物，一时并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他为了探明究竟，走到哪里手里都拿着曼陀罗。后来他亲自服下了曼陀罗，发现它有麻醉和使人兴奋的作用，少量可以治病，过量时在别人的暗示下，的确可以叫你唱你就唱，叫你跳你就跳。后来曼陀罗被广泛用于制造麻醉剂。李时珍和曼陀罗的故事，告诉我们“理论来源于实践”，他经常身体力行地验证一些传说，改变了很多当时人们的迷信思想和以讹传讹的做法。
列夫 托尔斯泰 (1828～1910) 俄国作家。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4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信任而中止。1849年4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12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中服役两年半。虽然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的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3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年11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在这里他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他的不喜爱荷马和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所谓“优美艺术”，反对所谓“教诲艺术”、实即革命民主派所主张的暴露文学。托尔斯泰倾向于德鲁日宁等人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至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 1856年底以中尉衔退役。次年年初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法国的“社会自由”博得他的赞赏，而巴黎断头台一次行刑的情景则使他深感厌恶。在瑞士看到英国资产阶级绅士的自私和冷酷，也激起他很大的愤慨。但这次出国扩大了他的文学艺术的视野，增强了他对俄国社会落后的清醒认识。 对于50至60年代之交的农奴制改革以及革命形势，托尔斯泰的思想是极其矛盾的。早在1856年他曾起草方案，准备以代役租等方法解放农民，并在自己庄园试行，因农民不接受而未实现。他同情农民，厌恶农奴制，却认为根据“历史的正义”，土地应归地主所有，同时因地主面临的是要性命还是要土地的问题而深深忧虑。他不同意自由主义者、斯拉夫派以至农奴主顽固派的主张，也看到沙皇所实行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虚伪性质，却又反对以革命方法消灭农奴制，幻想寻找自己的道路。由于无法解决思想上的矛盾，曾企图在哲学、艺术中逃避现实，但很快又感到失望；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先后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和附近农村为农民子弟办了20多所学校，并曾研究俄国和西欧的教育制度，1860至1861年还到德、法、意、英和比利时等国考察学校。后又创办《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教育杂志。这些活动引起沙皇政府的注意。加之在农奴制改革中，他作为本县和平调解人，在调停地主和农民的纠纷时，常常同情农民，又招致贵族农奴主的敌视。1862年7月他外出时，家中遭到宪兵连续两天的搜查。不久他关闭了学校。这段时间他思想上所受的震荡以及因同农民的频繁接触而接受的他们对事物的一些看法，成为他的世界观转变的契机和开端。复活 列夫·托尔斯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