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欧洲历史比较研究论文

罗马帝国对外扩张的时间段其实并不长，主要发生在恺撒身上还有恺撒前后，主要是恺撒后的100年间，大体围绕恺撒就可以，

另外关于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包括地理、政治、文化、世界格局！

地理主要表现在不列颠，法兰西（高卢）和莱茵河地区，和利比亚、埃及。也就是西欧、中欧、北非。使这些地方的人类走到了一起‘使西方人对地球的探索增大了许多·！

政治方面主要表现在罗马帝国的大体政治制度为后世立下一个例子，例如后世的查理曼帝国、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帝国）等等都充分吸收了罗马帝国的政治性质的产物，

文化方面我可以借用某个书中说的“地中海地区的许多文明是；如埃及文明、希腊文明、迦太基文明、等等都象分布在地中海地区的一个个闪亮美丽的珍珠，而罗马帝国将它们一个个穿缠起来成为一串项链”，说简单点就是这些文明合并、进化、升华、成为古代西方世界的巅峰

世界格局大体就是奠定了今天欧洲政治格局，今天欧洲的主要国家在罗马帝国的衰败后就基本形成了，参考罗马帝国的分裂、查理曼帝国的建立。

17世纪中期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英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盟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度，从而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确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国家.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加速推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业革命各种前提条件的迅速形成.资产阶级通过大规模地对外掠夺以及在国内实行的国债制度和消费税政策，积累了巨额财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所必须的货币资金；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和广阔的国内市场.工场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培养了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熟练工人，为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创造了条件；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成就，特别是牛顿的力学和数学，为机器的产生奠定了科学理论基础.蓬勃发展的工场手工业，积累了丰富的生产技术知识，增加了产量，但仍然无法满足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于是，一场生产手段的革命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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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生态环境，是指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即历史地理环境。

地理环境包括两个主要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一般说来，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有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觉察。

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造成巨大的影响。人文地理环境，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当然，这两方面的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 1、疆域、政区 自秦至清的疆域范围，以鸦片战争前的清疆域为极盛。

秦汉实行郡县制，唐朝逐渐演变为道-州-县三级制，宋朝主要为路-州-县三级制，元朝实行行省制，明清沿袭，基本形式为省-府-县。 2、民族、人口 中国历来是多民族国家，各族共同缔造中国，中国领土也由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

公元初已有6000多万人口，几经起落，至19世纪中叶达亿。人口分布极不均衡，迁移频繁，移民众多。

3、地形、地貌 一些湖泊消失，或发生巨大变化；水道、水系的变迁，如黄河改道，海河水系形成；海陆变迁，一些沿海地区陆续成陆，另一些地区又沦入大海；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貌破碎；沙漠扩大或范围变动等。 4、气候 温度变迁，有过多次反复，由寒转暖，又由暖转寒；湿润状况的变迁，由湿润而逐渐干燥，旱情增加。

中世纪后期，欧亚世界有了一个不寻常的重大发展。

一方面， *** 教帝国和儒家帝国闭关自守，愈来愈僵化；另一方面，欧亚大陆西端正经历着一场空前的、彻底的变革。西欧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都在发生深远的变化。

向海外的大规模扩张就是西欧所具有的新动力的一个表现。 这一扩张给整个世界后来的历史以极其重要的影响。

它使西欧人控制了外洋航线，能够抵达、征服南北美洲和澳大利西亚的人迹稀少的广阔地区，并移居那里；从而，改变了世界各种族传统的地区分布。最后，通过扩张，西欧财富迅速增加、力量大大加强的19世纪时，已能渗入并控制位于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老的欧亚文明中心。

所有这一切确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世界的一个地区成功地控制其余地区，以前从未有过；因之，其影响必然深远。

世界达到了新的、独特的统一。到世界历史上的欧亚阶段结束、全球性阶段开始以前，地区间的联系——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联系——已经形成；这种形成最初虽颇缓慢，然是平稳的、不可阻挡的。

这些重大发展有一个似乎有悻常理的特点，即它们是由欧亚大陆上一向最不发达、最默默无闻的地区引起并完成的。中世纪末以前，西欧大部分领域都很落后。

在文化上，它从外界得到的多于它所能给予的；在经济上，某些方面也很落后，它极想求得南亚的香料和中国的丝绸，自己却没有什么可用以交换；在军事上，可以肯定地说，东方对西方的入侵远远多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 那么，如何解释这一出乎意料的惊人转变呢？为什么西欧会突然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种原动力呢？仅从任何单独的因素或事件——如哥伦布登上美洲大陆——中，是不可能得到解释的。

11世纪时，维金人偶然发现北美洲；他们花了约一百年时间，试图保持在那里的拓居地，但失败了。与此相反，哥伦布发现美洲后，欧洲各国的人步其后尘，大批地、势不可挡地侵入南北美洲。

两次事件的结局全然不同；这表明：在11世纪至15世纪的500年中，欧洲有了某些使它要求并能够向海外扩张的发展。这些发展的性质及其进行的方式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题目。

一、好战的基督教世界 欧洲的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可用欧洲基督教的扩张主义来解释。与欧洲其他大宗教完全不同，基督教浸透了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

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

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

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马可福音》16:15）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 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

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 *** 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 *** *** 人。

欧洲人的反应是发动接二连三的十字军东侵；其中，矛头指向"圣地"的几次十字军东侵最雄心勃勃、最举世闻名，但是，也最不成功。13世纪时，基督教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立足点相继沦于 *** 手中，不过，其他几次十字军东侵取得了较持久的成果。

约1100年前后，诺曼底人将 *** 人逐出西西里岛。伊比利亚的基督教徒进行了长达二个世纪的反 *** 的"再征服"运动；到1250年，已收复了除局促于半岛南部一隅的格拉纳达王国以外的整个半岛。

条顿骑士团在12和13世纪时，用利剑将基督教传播到普鲁士和波罗的海诸国家。 因此，欧洲有历时很久的远征传统，海外扩张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传统的继续。

早期的探险者及其支持者之所以要东征，部分地是出于宗教上的考虑。他们想到达印度和中国；自13世纪马可·波罗东游以来，欧洲人已知道那里有一些大国。

欧洲人还知道，这些国家不属于 *** ，所以希望它们能同基督教徒联合起来。此外，中世纪时有关约翰牧师的传说也在人们中间长期流传；人们传说，在遥远的东方，有一块地方的人民信仰基督教，约翰牧师是他们的强有力的统治者。

因此，好几个世纪里，基督教首领一直向往能同约翰牧师建立联系，从东、西两方大举夹攻 *** 世界。欧洲人没有找到约翰牧师，但是，他们确在非洲和南北美洲仍然碰见了一些奇怪的新民族——这些民族还未开化、不信教，因此，是适于征服、拯救、使他们归依的合格臣民。

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动机很多，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可能是其中最强烈的动机。达·伽马抵达卡利库达时，曾向当地惊讶不己的印度人解释说，他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

同样，征服者伯纳尔·迪亚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和他的同伴去美洲大陆，"是为了象所有男子汉都欲做到的那样，为上帝和陛下服务、将光明带给那些尚处于黑暗中的人们和发财致富。"北欧的新。

沉睡在黑暗时代的欧洲被新的教会危机所震动。

1054年一场不可调解的宗教分裂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尚存的基督教派别之间产生。 在11、12和13世纪的中世纪鼎盛时期，欧洲人口大量增长，带来了与前一时期相比巨大的社会着政治变革。

至1250年强健的人口增长极大地 *** 了经济，使其达到了19世纪之前再未重现的高度。 从约1000年开始，西欧经历了最后的野蛮人入侵，政治上更为稳定。

维京人在英伦三岛、法国和其他地区定居，北欧基督教王国在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故乡也发展了起来。马扎尔人在10世纪停止了扩张，至1000年，信仰基督教的中欧匈牙利王国被承认。

除了短时期的蒙古人入侵之外，主要的野蛮人入侵都停止了。 在11世纪，阿尔卑斯山北部的人口开始移居至新的土地，某些在罗马帝国末期回归到野蛮状态。

在被称为“大清除”的时期中，欧洲大量森林和沼泽被开辟为耕地。在同一时期移民也越过了传统的法兰克帝国边界，到达了新的东欧前沿，越过易北河，在此过程中将德意志疆域扩大了三倍。

十字军在累范特建立了欧洲殖民地，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被摩尔人征服，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殖民，这些都是主要的人口增长和移居模式。 中世纪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学术、宗教和艺术杰作。

这个时期经历了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兴盛。仍然有强大实力的罗马天主教会号召全欧洲的军队参加一系列的对占领圣地的塞尔柱突厥人沉睡在黑暗时代的欧洲被新的教会危机所震动。

1054年一场不可调解的宗教分裂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尚存的基督教派别之间产生。 在11、12和13世纪的中世纪鼎盛时期，欧洲人口大量增长，带来了与前一时期相比巨大的社会着政治变革。

至1250年强健的人口增长极大地 *** 了经济，使其达到了19世纪之前再未重现的高度。 从约1000年开始，西欧经历了最后的野蛮人入侵，政治上更为稳定。

维京人在英伦三岛、法国和其他地区定居，北欧基督教王国在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故乡也发展了起来。马扎尔人在10世纪停止了扩张，至1000年，信仰基督教的中欧匈牙利王国被承认。

除了短时期的蒙古人入侵之外，主要的野蛮人入侵都停止了。 在11世纪，阿尔卑斯山北部的人口开始移居至新的土地，某些在罗马帝国末期回归到野蛮状态。

在被称为“大清除”的时期中，欧洲大量森林和沼泽被开辟为耕地。在同一时期移民也越过了传统的法兰克帝国边界，到达了新的东欧前沿，越过易北河，在此过程中将德意志疆域扩大了三倍。

十字军在累范特建立了欧洲殖民地，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被摩尔人征服，诺曼人在意大利南部殖民，这些都是主要的人口增长和移居模式。 中世纪鼎盛时期产生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学术、宗教和艺术杰作。

这个时期经历了西欧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兴盛。仍然有强大实力的罗马天主教会号召全欧洲的军队参加一系列的对占领圣地的塞尔柱突厥人（土耳其人先祖）进行的十字军东征------开创了西方殖民史上的先河。

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重新发现启发了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思想家发展起经院哲学。在建筑学上，很多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在这一时期建造或完成建造。

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重新发现启发了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思想家发展起经院哲学。在建筑学上，很多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在这一时期建造或完成建造。

教会分裂 1054年教皇利奥九世坚持在五人团中拥有安条克、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三个席位，东西基督教会大分裂由此迸发。从八世纪中期起，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在 *** 世界的入侵面前不断缩小。

安条克于1045年被拜占庭夺回，但是罗马帝国的西方继承者们宣称拥有对亚洲和非洲失落的席位拥的权力和责任。教皇利奥维护西方一直习以为常的尼西亚信经中的和子说，引起了更大的争议。

今天的东正教认为在第四次大公会议上通过的第28条教规明文规定了罗马主教和君士坦丁堡主教互相平等。东正教还认为罗马主教的权威只限于他自己的主教辖区，在主教辖区之外不具有任何权威。

教会分裂还有其他较为次要的因素，包括圣餐礼的方式不同。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分裂之后拉丁语和希腊语世界失和，达几个世纪之久。

进一步的变革在欧洲的权力重新分配之中开始进行。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入侵英格兰。

诺曼人入侵由于若干原因在英格兰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通过引入一批诺曼贵族，将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更紧密地连接起来，因此减弱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影响。

它建立了欧洲最强大的王朝，创造了一个高度发达的 *** 系统。另外，基于岛国，英格兰发展出了一支强大的海军，贸易关系遍布全球。

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与许多关键的海上战略据点如百慕大、苏伊士、香港以及，特别是直布罗陀。这些战略优势不断增长，直到二战之后都被证明具有决定性作用。

宗教战争 在东西教会分裂后，新成立的中欧王国波兰、匈牙利和波西米亚等纷纷皈依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会发展成为强权之一，导致教皇与罗马皇帝之间产生冲突。

公元1129年罗马天主教会建立宗教裁判所，用强制手段保证西欧人信奉罗马天主。

政治上的东西欧是按冷战时，受美国控制的是西欧，受苏联控制的是东欧。

南欧是按多瑙河和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脉划分。北欧是按波罗的海分的。

现在地理上的划分是这样的： 北欧国家：冰岛、挪威、丹麦、瑞典、芬兰。 西欧国家：英国、法国、爱尔兰、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中欧国家：瑞士、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列支敦士登。 南欧国家：西班牙、葡萄牙、安道尔、意大利、梵蒂冈、圣马利诺、马耳他、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门特内哥罗Montenegro）、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是南欧国家。

其中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斯洛文尼亚、马其顿、塞尔维亚、黑山（门特内哥罗Montenegro）、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这些巴尔干国家往往又被称作东南欧国家。 剩下的是东欧国家，其实也就是所有由前苏联独立的欧洲国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摩尔多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后三者在地理位置上应该在亚洲，但和在经济、文化、政治上亚洲关系不密切，所以往往还算在欧洲）。

中西古代“大一统”理念之比较 文章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文章作者：李增洪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 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协”，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 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强、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 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 “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 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 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 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 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动乱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 [15]()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 “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离它而去。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试图铲除西罗马帝国版图上日耳曼人所建各国，实现真正的一统。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争取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罗马教皇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从理论上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354-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由于魔鬼撒旦之故，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永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才能得救，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 I 约540－604），虽然本人对基督教神学缺少创见，但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尤其是他坚持教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大胆行使皇帝的职责和世俗君主的权力，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到9世纪时，教皇更是不惜盗用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的名义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这样一份文件，声称：远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就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了罗马主教。此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了“伊西多尔教令集”，从这本伪教令集中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教的最初纪元开始，帝王就隶属于教皇，而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的同时，展开与东罗马帝国的抗衡。751年在法兰克王国握有实权的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加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率军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了教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第二年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复位。为报答查理并取得进一步的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趁罗马人聚集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之子路易一世加冕之机，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古”和“罗马人的皇帝”。皇帝与教皇联手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由此也纳入到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教皇是将自己难以获得的权力或者是自己难以维持的权力授予了查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西欧范围内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的权力扩张留有了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越来越被解释为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的神权把帝国从拜占廷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的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此后，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第一卷)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了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都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伊凡三世总是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皇冠，坐在玉石宝座上。而且，伊凡三世还将先是古罗马、继而是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到伊凡四世时，更以“凯撒”自称，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新的“欧洲观”逐渐取代了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反倒是，谁获得了这一称号，便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耗废了一生的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他死后，帝国的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趋衰落。三 通过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两者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健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在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和长得多。这种政治实践上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在应用范围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之间，是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 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 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

日前，欧盟在布鲁塞尔总部发表二十五国海关联合声明，指出在今年5月份进行的针对中国伪造商品的大规模检查中，总共有500吨来自中国的伪造商品遭到拦截。据欧盟公布的消息称：目前在欧盟内部流通的假冒商品中有70%来自中国。另据西班牙内政部日前透露，近日共有82名中国制作盗版音像人员被捕。西班牙警方认为，其中的三名负责人很有可能就是西班牙市场上大批盗版音像的主谋。（11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欧盟70%的假冒商品来自中国；外国市场上搞假冒行经的主谋又是中国人——作为同胞，您看到这样的新闻时，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呢？您也许会感到愤怒，并因愤怒而感到可耻；您也许会质疑数据的准确性，但却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可是，如果是一个外国人看到这样的新闻呢？专擅假冒伪劣会不会成为他们眼里的一大"中国特色"？ ——这其实并不是臆想，已经有外商说了：In China ，Everything can copy（在中国，什么东西都能复制）。不得不承认，当今的中国处在一个诚信普遍缺失的忧患年代。日常生活中，"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是基本的生存法则，就是对熟人也得时刻多个心眼："防人之心不可无"。在市场上买东西，比讨价还价更重要的本事，是按照专家的水准全身器官并用地辨识其中的假冒伪劣。拿着白白的银耳，你要考虑有没有被硫磺熏过；看着肥嫩的黄鳝，你要思考是不是吃避孕药长大的；你要从保鲜膜里看见癌细胞；你要从快餐盒里识别毒分子......而且，正规、昂贵并不意味着质量的保证：五星级饭店用的照样是致癌洗涤液；名气超大的牛奶照样是"回收奶"、"早产奶"；历史悠久的老字号一样你没商量；就连一些红头文件中的漂亮政绩，除了浮夸的水就是人民的泪......显然，这样的失信"特质"正在一部分国人身上滋长，并在商人群体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金钱面前，他们什么都可以不顾；对他们来说，"吃不死人"是最高的质量标准——慢性的死人他们不管，只要吃了不立即死就成。现在，一些不满足于只"宰"自己人的野心更大的无良商人，已经把假冒伪劣的看家本领在国际市场上耍了起来：大量输出假冒商品，或者直接拿着造假技术到国外去"淘金"。在国内造假，损失的是同胞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在国外造假，损失的是"中国制造"的整体形象，乃至于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的世界印象。诚信，是一个和谐社会中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拯救诚信，是政府和人民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法律的大棒应该高高举起来，经济的措施应该早早硬起来，行政的手段应该快快完善起来，别再让假冒伪劣在这片古老的文明土地上泛滥猖狂了。我们不能忍受战战兢兢地生活于被假冒伪劣包围的世界；我们更不愿意被人看作是假冒伪劣无处不在的失信民族。

在罗马帝国的北方，很早就住着着蛮族部落．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克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克尔特人住在高卢、西班牙、不列颠等地，这些地区很早被罗马征服，故克尔特人逐渐与罗马人融合．日尔曼人大多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逐渐向欧洲中部和东南部移民，大致北起波罗的海，南至多瑙河，西起莱茵河，东到俄罗斯平原．在日耳曼人以东，住着拉夫人．日耳曼人由若干部落组成，其中重要的有法兰克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公元前一世纪时，凯撒远征高卢，公元前 49 年写《高卢战记》，说当时日耳曼人为氏族公社制，主要从事畜牧业，也搞农业，但还未完全定居．过了 150 年，罗马史学家塔西陀公元 98 年写《日耳曼尼亚志》，这时一部分日耳曼人已定居下来．如在莱茵河沿岸的法兰克人，已经成为农业民族，相反，分布在多瑙河下游的西哥特人，仍以畜牧业为主．日耳曼人这时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已有军事贵族及亲兵，遇事先召开贵族会议，再召开部落大会．日耳曼人已使用铁制工具和武器，主要活动是种地、放牧及战争．他们喜欢搞掠夺，认为流血比流汗高尚．图拉真皇帝（ 98 ～ 117 年）以后，帝国已无力向外扩张，沿帝国边界莱茵河和多瑙河修城塞堡垒线，对日耳曼人搞和平政策．二世纪末三世纪初，又允许一些日耳曼人部落定居帝国境内当雇佣兵，以夷制夷．四世纪时日耳曼人已成罗马军队主力．所谓民族大迁徙，是世界性的，实际上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南方农耕世界的冲击．欧亚大陆从兴安岭到喀尔巴阡山，偏南划一弧，形成南北两个世界．历史上有三次民族大迁徙．第一次在公元前二千纪中叶，前 18 世纪喜克索斯人入侵埃及，赫梯入侵两河流域，雅利安人入侵印度，哈拉巴文化衰落；第二次是 4 ～ 6 世纪，中国魏晋时匈奴南侵，“五胡乱华”，厌哒人入侵伊朗、印度，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冲击东西罗马帝国；第三次是突厥人、蒙古人对欧洲和亚洲的冲击，时间从 12 ～ 15 世纪．日耳曼人大迁徙，序幕是匈奴人西迁．东汉时南北匈奴分裂，南匈奴降汉，北匈奴西去中亚，四世纪时出现在顿河草原， 375 年征服东哥特人，迫使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引起一系列反应.西哥特人 376 年进入帝国境内，不久便与欺压他们的罗马人发生冲突． 378 年雅德里亚堡战役，罗马军队全军覆没，皇帝瓦伦斯阵亡． 395 年帝国分裂为二． 406 年西罗马为对付西哥特人从莱茵河防线召回部队，不料又使汪达尔人等其他日耳曼部落进入高卢． 407 年西罗马又放弃不列颠，使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进入． 410 年西哥特人在其精明首领亚拉里克率领下，突然攻占并洗劫罗马，最后在高卢西南和西班牙建立了罗马帝国境内第一个日耳曼王国一一西哥特王国（ 419 ～ 711 年，亡于阿拉伯人）同时，其他日耳曼部落业纷纷自建王国．汪达尔人曾席卷高卢及西班牙，越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北非，以古迦太基为中心建汪达尔王国．随后开始向海上推进，先后占领科西嘉岛和西西里岛，进一步削弱了帝国已衰退的商业． 455 年曾洗劫罗马城．汪达尔王国 ( 439 ～ 534 年 ) ，亡于拜占廷．451 ～ 452 年，匈奴人在其首领阿提拉率领下以匈牙利为基地向西方推进，多亏教皇利奥一世花言巧语，匈奴人没进入罗马城，不久撤出意大利． 453 年阿提拉暴死，匈奴帝国瓦解．457 年勃艮第人占领高卢东南部罗纳河流域，建勃艮第王国（ 457 ～ 534 年，亡于法兰克）407 年以后，在不列颠有盎格鲁·撒克逊王国．476 年罗马军队的日耳曼将领鄂多亚克废除西罗马末代皇帝，自封为王，西罗马灭亡．几年以后，东哥特人摆脱匈奴控制，在狄奥多理克率领下进军意大利，打败鄂多亚克，在意大利建东哥特王国（ 489 ～ 554 年 ) ，亡于拜占廷。东哥特人统治意大利之时，法兰克人在高卢北部兴起．克洛维（ 481 ～ 511 年）建法兰克王国（ 481 ～ 843 年），史称墨洛温王朝（ 481 ～ 751 年）．法兰克王国是日耳曼诸王国中存在最久的政权．克洛维在位时，王国疆域已达高卢南部卢瓦尔河以南，六世纪中期又扩展到莱茵河以东与德意志相连．法兰克人获得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克洛维 496 年皈依了基督教．这一年他率三千亲兵在兰斯教堂受洗．此举意义重大：一可缓和法兰克人与高卢罗马人的矛盾，二可利用罗马基督教帮助来对付其他各支日耳曼人，而东西哥特人、汪达尔人信奉的是基督教的异端阿里乌斯派，三可用一神教取代多神教，提高王权威望．这样，在罗马基督教支持下，正统而未开化的法兰克人获得很大发展．七世纪的西欧，政治上是日耳曼诸王国并立，经济上是自然经济，城镇败落，起重要作用的是日耳曼贵族和罗马贵族的大庄园，以及日耳曼人的农村公社．日耳曼国王对西欧根本不加治理，也不会治理．他们把王国看作私有庄园，凭一时好恶，随意把土地和权力赏赐给贵族，教士。逐渐，日耳曼移民与当地居民融合，罗马贵族与日耳曼贵族联姻，日耳曼的骑士取代了罗马的礼俗。文化上日耳曼人目不识丁，当时唯一有文化的人是教士，唯一的精神生活只是在修道院．日耳曼国王控制着西欧国家的政权，但精神文化生活的领导权却属于基督教会．这是一个黑暗的时期，看不见光明的时期．但正是这样一个时期，却是西欧新文明的形成时期，因为这一新文明的独特之点，已在其间闪现：这就是基督教会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国家政权，独立发展，如此造成西欧独特的、政教分立的二元化结构．与东方传统的一元化结构不同，二元化倾向于变革，倾向于创新，它有助于推动西欧文明的发展．这样，日耳曼蛮族的传统，与教会、修道院所代表的罗马一基督教文化，处于一种又斗争又结合的长期过程中．正是由于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的相互作用，推动了西欧中世纪文明的发展，从而为西欧近代文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时的西欧社会，符合我们所说的广义封建社会的概念，但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还要再过几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