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植被研究的论文

西双版纳民族植物学的初步研究 西双版纳是我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里地处热带北缘，森林茂密，气候温暖，植物资源异常丰富。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傣、哈尼、布朗、拉祜、瑶、基诺等兄弟民族，历史悠久，文化多样，利用植物传统方法和经验十分丰富。 解放前，在反动统治下由于交通极为闭塞，瘟疫流行，毒虫猛兽猖獗，以及民族隔阂等多种原因，植物学者无法进入这一地区工作，仅有个别学者如，吴中伦、王启无等，冒着生命危险进行过短期零星的采集工作，因此，在植物学上基本上是一个空白地区。解放后，由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建设，五十至六十年代初期曾组织过较大规模的热带生物资源综合考察(1954—1960)；1959年中国科学院在西双版纳建立了专门的植物学研究机构。随着边疆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大进步，为植物学工作者提供了深入研究当地少数民族植物学知识的有利条件。 民族植物学，或人文植物学(Ethnobotany)一词源出人文贝类学Ethno-Cunchology(研究早期货币的科学)，由美国植物学家哈斯伯格()1896年创立。哈斯伯格当时对民族植物学所作的定义是“研究早期人类对植物的利用和土著植物学”。经过一个世纪的研究与探索，民族植物学已发展成为“研究人类与植物直接交互作用的科学”()。其主要研究内容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群对植物的意识与利用，及其对植物环境所产生的后果。尤其侧重于无文献记载的人文地理社会和特定的民族文化地区的研究。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人类对植物原料的需求不断增加和植物在人类精神文化上的重要性被大大提高，进一步刺激了西方学者对民族植物学的极大兴趣。由于植物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涉及到一定地区、一定民族的人群与植物的全面关系。包括人们在吃、穿、用、住、草药、文学、艺术、宗教、乃至民俗，民间传说中起重要作用的一切植物；关系到一个社会多方面的行为、结构、及其相伴的整个植物世界。西方学者认为，民族植物学是开发新世界的一个产物，有人把它归属于人文科学下的一个分支；也有人把它归属为经济植物学下的分支；但确切地说，它是位于植物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位置上。植物学家和人文学家从各自的领域在实践民族植物学的研究，在共同编织民族植物学的理论、方法、观点和材料。植物学家进行科学地鉴别环境植物材料的用途、问题，焦点是利用，材料按林奈分类系统排列；人文学家的焦点则是所研究地区人群的见解、地位、及其对周围世界所作的安排()。 笔者五十年代末进入西双版纳从事植物调查研究工作，由于长期定居于当地，有较多机会深入少数民族村寨，采集、调查、学习访问当地民族有关认识与利用植物的独特知识，其中不少是前人没有发现记载过的。本文试图按照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加以整理，作为在我国开展这一工作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研究地区 西双版纳位于我国云南省南部，北纬21°10′—22°40′，东经99°55′—101°50′，土地面积19，220平方公里，属热带季风气候、滇南湿热河谷类型；热带森林分布于全区各地，现有森林被覆率高达，是我国现存大片热带原始森林的唯一地区。西双版纳在行政上现划分为三个县十九个公社，即景洪、勐腊、勐海三县，西北部与云南省思茅地区相连，东南部与老挝接界，南部与缅甸毗邻，整个地势北高南低，河流纵横，山间盆地众多。主要山脉为横断山南延部分，哀牢山系由西北向东南纵列，最高山峰为景播大山，海拔2400米，最低处为南腊河下游官累海拔420米，大部分地区海拔高度在500—1000米之间，相对高度一般300—500米左右，澜沧江及其干支流，流沙河、罗梭江、南腊河横贯全境，中小河流及山泉不计其数，水源相当丰富。 本区气候终年温暖，年平均温度20—22℃，大部分地区终年无霜雪，雨量充沛，年降雨量1200—1800毫米，年平均空气相对湿度在70—80%左右，全年划分为干季(3—5月)，雨季(6—9月)，雾季(10—2月)三个季节。本区由于地处云贵高原南端，垂直高度差异甚大，具有多种类型的植被分布，海拔1000米以下低山河谷地带森林植被呈明显的热带东南亚性质，大多属于热带季雨林，局地分布有以龙脑香料(Diptc-rocar paccac)望天树(Parashorea chincnsis Wang Hsie)为优势的热带雨林群落，山地则以热带山地雨林为主，呈明显的南亚热带常绿林过度性质，以樟科(Lauraceae)、山茶科(Thcaccac)、大戟科(Euphorbiaceae)等科乔灌木为主要成分。近年来，由于大面积垦殖森林，植被类型已急剧演变，大部分森林植被已沦为次生林、灌丛、竹丛和稀树草地所取代。 二、民族及其文化特征 西双版纳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在总人口万中，傣族占万，哈尼族(当地称爱尼)万，布朗、拉祜、瑶、基诺等其它少数民族各在3万人口以下〔3〕。傣族聚居于河谷盆地，其它少数民族分散居住于山地。西双版纳各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自古以来就是祖国各民族大家庭的成员之一，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古老的文明，同时又有各自的独特文化传统，特别是在利用植物方面，呈现出强烈的地方色彩和丰富的传统经验，形成利用植物的独特文化。 傣族是西双版纳的主要土著民族，遍布本区各地，主要居住于低山河谷盆地，当地称为“坝子”。傣族有自己的文字、语言、风俗习惯和农业文化传统。傣族自称为“Daizu”，有悠久的历史，远在公元前一世纪，汉文史籍已有关于傣族的记载；据民族学研究，傣族与我国南方的壮、布依、水、侗、黎等民族同出一源，古代通称为“百越”。远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的后代，傣族的先民就已经居住在今云南西南部广大地区，西双版纳是聚居中心之一，开发西双版纳有着悠久的历史。傣族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壮傣语族傣语支、西双版纳的傣族操傣泐语、使用傣泐文。西双版纳在傣族语中释意为十二“千田”，“千田”为封建领地的计算单位，每一千田便是一个“版纳”，其面积大小并不等同，相当于行政管理上的一个区。西双版纳自元、明、清各封建皇朝设置土司制度以来，沿袭至解放，直到一九五六年民主改革才彻底结束了封建领主制。漫长的封建领主制度、极为闭塞的交通和富饶的自然资源，使傣族人民长期以来生活在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社会之中。不仅植物资源的保存比较完好，而且民族文化也保存比较完好，是研究民族植物学的理想地区。傣族信奉小乘佛教，某些植物的利用传播直接与宗教文化有关，如贝叶棕、菩提树、铁刀木、鸡蛋花、羯波罗香、孟加拉苹果等。傣族人民有保护森林的良好传统习惯，每一村寨都有自己的“龙山”，划定为禁伐禁猎区，又有人工种植的薪炭林，这样，长期处于自然经济的傣族人民，对于自然界的植物便有较大的依赖性，因而对于当地植物的认识与利用，便成为生产、生活中极为重要的环节。 西双版纳傣族认识与利用植物的文化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度的水平，他们早已有了定耕的农业，种植水稻为主，陆稻次之，同时，也种植少量其它旱地粮、油、棉、果树等农作物；与此同时牛、猪、鸡、鸭等家养动物也以适应于当地自然条件的野牧方式发展了起来。在定居的村寨内，每户农民都拥有面积一到数亩不等的小块家宅园圃，种植多种热带果树(香蕉、芒果、罗望子、柑桔、菠萝蜜)，香料(薄荷、罗勒、香蓼、香茅、香露兜、姜花、生姜等)、草药(巴豆、苏仿木、白花丹、血苋、薏苡、儿茶、槟榔、芦子等)、纤维(攀枝花、牛角瓜、九层皮、白榔皮等)、染料(靛叶、密蒙花、红木等)以及竹类、观赏植物等，并且拥有独特的人工种植的薪炭林——铁刀木(Cassia siamea Lam.)作为农村能源的主要供应者。在每一个村寨附近的山谷、陡坡上都保留着大面积的热带原始森林，丰富的森林动植物资源是傣族人民采摘野菜、野果、草药、饲料，和狩猎补充动物蛋白的重要来源。森林又是建造竹木结构的傣家竹楼、独木舟、牛车、家具、农具等的天然材料“仓库”，森林被视为自给自足的经济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被保存了下来。森林自身的保水保土，涵养农田灌溉用水、调节气候的作用，保持生物种间以及种群个体数量之间平衡的微妙作用，推动着傣族地区水稻——家宅园圃——天然森林农业生态系统缓慢而稳定地发展着。这是西双版纳地区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得以长期保持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应特别提到的是，勤劳而智慧的傣族人民，在与疾病作斗争中早已形成了本民族的医药学——傣医药，在我国《逸周书、王会解》的记载中傣族医药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他们不仅有本民族的医疗方法，而且拥有超过五百个以上药物方剂，以植物药为主，来自三百种以上的药用植物，大多是我国其它地区所没有的，并拥有用傣文编写的专门医药学书籍收载有关的医药学知识，至今尚未加以系统研究整理。 哈尼、布朗、瑶、拉祜、基诺等民族是西双版纳山地的土著民族，他们同样有悠久的历史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民族起源方面来说，他们与我国南方许多兄弟民族有着共同的起源和血肉的联系。他们都有本民族语言和多种方言，但多数没有文字。他们从前依靠草药、巫医治病，尚未形成本民族的医药学。他们信奉自然崇拜或多神论，十分崇拜山神、树神、兽神等，但没有定耕的农业生态系统，几千年来一直依赖传统的游耕农业——刀耕火种谋生。笔者近年来考察发现，世界热带地区，除了水稻种植区和近代发展橡胶、可可、油棕、咖啡等树艺作物种植业以外，基本上都是这种刀耕火种的游耕农业占主导地位，在我国热带也不例外。西双版纳地处热带、拥有大面积的森林植被，在热带的气候生物土壤环境良好条件下，森林植被经过烧垦种植粮食2—3年以后，丢荒任其自然恢复植被，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恢复地力的，即在一定范围内轮垦森林，七年为一个周期，反复循环，这种粮作——森林休闲轮作制，能够连续数千年地保持了下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山区人口的增长缓慢，开垦森林轮作的面积不大，且长期维持在一定比例水平之上，即人口与“植口”(Plant population)的增殖是基本相适应的。同时，山区各族人民以勤劳与智慧相结合，利用热带山地天然植被发展了放养紫胶的技术，经营了大片的茶园、竹林，采集种类繁多的森林产品如省藤、木耳、竹笋、药材、木材以及狩猎等，并以这些林产品向坝区傣族换取多余的粮食，用以补充游耕农业之不足；此外，山地森林还提供了多种野生食用植物，如薯芋属(Dioscorea spp.)、榕树属(Ficus spp.)、蕨类植物等，也补充了一部分食物和荒年救灾之需要。因此，热带山地少数民族与当地森林植物，同样有着相互依存的密切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森林植物有更大的依赖性。 三、研究方法 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边疆少数民族对植物学工作者的访问、调查、采集工作全力的支持与合作，是开展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重要前提和鲜明的特点。傣族是一个有较高文化的民族，乐于同外界进行文化交流，尽管在民间医药知识方面也不是随遇而得，总的来说开放程度比汉族地区要高。山区各兄弟民族同样易于交流，较少保守，但由于交通十分不便，居住分散和语言上的困难，从他们当中获得有关植物学的知识，相对来说不如傣族地区的多。调查工作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1959—1963年为第一阶段，其中59—60年野生资源植物调查历时7个月；1970—1975年为第二阶段，以调查民间药用植物为主要目标，其中1972年一次调查历时2个月，其它短期调查一般10—15天，共10次以上；第三阶段为1976年以来，进行的多次专项药用植物调查，用材树种调查和一些补充调查，以充实更多的材料。十分有幸的是，在进行民间药用植物调查时，有当地医务工作者(包括当地少数民族医生)一道参加工作。大部分调查资料来自民间第一手材料，笔者亲自参加访问、采集、鉴定整理资料等工作；大多数食用和药用植物经过亲自实践，以作出某些直观判断。调查的地区包括西双版纳三县十九个公社中的十四个公社：勐腊、易武、象明、勐捧、麻木树、勐满、基诺、勐养、景洪、小街、橄榄坝、勐海、勐混等、涉足的村寨百处以上，一般食宿都在调查区的村寨内，与相当多的民间医生、猎人、老农、乡村教师、商业购销人员、基层干部、护林员等进行广泛的接触，其间还参加过两次规模较大的民间医生交流会、草药展览会、和若干次林业、土产专题座谈会，从中得益不浅。 历年调查，采集植物标本共2000余号，以及一些种子、苗木、样品等。标本收藏于中国科学院云南热带植物研究所标本室内，部分民间药物标本保存于云南省思茅地区中草药研究所；种子及活植物均种植于热带植物所植物园内。 四、重要有用植物 历年调查采集的植物，经本所植物分类研究室整理鉴定，某些植物经过化学成分分析和品质鉴定，已被推荐和利用于生产，如绿壳砂仁、灯台树、千年健、锡生藤、车里朴、团花、云南石梓、毛麻楝、依兰香、龙血树、美登木等，更多的种类有待深入的研究。历次调查采集的植物经过研究整理，按照当地民族利用的广度和多度，将其中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植物共218种，(按用途计食用86种，药用71种，纤维木材29种，香料、染料、饮料22种，其它10种。)汇集为《西双版纳民族有用植物集要》。植物的排列顺序，有花植物按照哈钦松分类系统，蕨类植物按照秦仁昌系统，以植物学名字母先后为序，每种植物有拉丁名、中名、当地名(按当地民族语注汉语拼音)，用途及利用方法简述等。 ——这里提供参考

我国的华北地区由于悠久的农业开发，森林植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20世纪初的时候，山西汾河、滹沱河流域土壤侵蚀之严重，水涝灾害之频繁已经引起了国内外的严重关注。但这并未引起后来国人、尤其是决策者应有的觉悟，导致我国保留较好的东北林区在短时间内遭到迅速的破坏。本文试图就“护林”这种众所周知的“善举”难以成就的原因进行剖析，以期对今天的环境保护事业提供某种借鉴。近二十年来，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对资源和环境越来越重视，把环境保护当作一个基本“国策”。目前，正在大张旗鼓地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越来越多的青山和湿地被纳入自然保护区网，这当然是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无疑是件值得欣慰的事情。20世纪中，我国森林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历程表明，决策者和生产者如果缺乏长远的眼光，不能遵循森林更替的科学规律，并很好地理解“永续利用”的意义，只凭主观意志，就不能有效地保护资源。因此，提高国人的科学素养，按照科学规律安排生产和建设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资源和环境问题毕竟是一个需要从长远和全方位角度考虑的问题。一．近代华北森林破坏的状况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农业开发历史的大国，在长期的农业实践中，我们的祖先积累了丰富的建设家园保护环境的经验。但由于长期强调人口的增长和发展农业种植业，使林地面积不断减少，更由于近数百年来人口压力的缘故，对耕地和薪柴的需求，使森林资源越来越少，我国的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生物多样性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种情况尤以清中期以来最为明显。 众所周知，清代经过所谓的“康乾盛世”之后，我国人口激增，加上从美洲引入了一些适合于山区和高寒地区种植的高产作物如甘薯、玉米和马铃薯等，大量的贫民因此涌进深山老林，毁林开荒，结果使原先并不适于开垦的荒山陡坡也都种上了粮食，使自然环境遭到很大的破坏。当然水患灾害也因此频繁起来。 由于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苟延残喘的政府不可能考虑从根本上解决防灾减灾的问题，使得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不断严重起来。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很清楚地从近代一些在华考察生物的西方人的著作中看出来。 从19世纪中晚期开始，一些在我国华北等地长期进行考察和博物学收集的西方人如古伯察（E. Huc）、谭微道（A. David）都曾在有关文章中提到他们在内蒙等地所见的森林植被破坏与环境恶化的情形[1]。另外，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还有一些西方学者指出河北北部承德、东陵等地的森林遭到迅速破坏，随之而来的自然灾害也在不断地加重[2]、[3]。 不惟如此，1930年，我国著名植物学家、林学家刘慎谔先生也曾就东陵森林破坏之情形指出：东陵自前清入关以来，附近诸山辟为禁地二百余年，草木得其自然生长，遍地成林，老树参天，山明水秀，风景不亚于西欧。民国元年以来，东陵开禁，政府设专局（林垦局）从事割伐至今才十余年间，而森林已摧残殆尽。……东陵森林割伐后第一步手续则在焚烧林下草木，次年施种，有灰为肥，收成甚佳。为山林无林木之保护，雨水逐年将昔日林下酿成之沃土渐为冲去，终至岩石露出，山瘦地薄，耕之不利，必至放弃。此时东陵诸山即完全变为今日之西山时期。此所谓“荒山”，“土山”。荒山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夏季大雨时期水不停留，直向山巅下流，沙土岩石悉被冲下，河流加涨，桥梁断截，河道更易，民房种田不择。即以民国十八年西山一带损失论之当以万计，穷民流离，怨声载道，不知者或指为天灾，岂知森林割伐之后，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东陵在短期内先后得封禁、开禁关系，显出山林之变化，诚足贵也。然当局者之任意割伐，亦足惜也。[4]当然，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我国文明发端很早的山西一些经长期开发的农业区的环境恶化状况。20世纪初，黄河流域旱涝灾害频繁。当时有个叫梅耶（F. Meyer）的美国人在山西五台山收集植物标本和作物种子。他发现那一带由于森林破坏很严重，滹沱河、汾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因为这个缘故，水涝灾害频繁发生。他拍了不少反映这种实际情况的照片，同时将这种情况报告给他的雇主——美国农业部外国作物引种处。1908年美国总统罗斯福（T. Roosevelt）在国会上作的一个关于自然保护重要性的报告中，利用他和另外一些人拍的同类照片和相关的文字说明[5]，提醒美国人注意在中国发生的不注重自然保护的灾难后果。要求大家保护森林，保护环境，以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其后，在山西南部和中部作过植物调查的瑞典人史密斯，在《中国期刊》中发表过“山西南部和中部植物学调查初步报告”[6]指出：山西的土地被超强度利用，森林遭受严重的过度开发。当地的居民用火和斧子毁坏一切森林。他认为这与时局混乱和政治不良密切相关。其结果是侵蚀加剧，土地砂石化。要重新造林非常困难。在南京金陵大学森林系任教授和森林系研究部主任的美国学者罗德民（W. C. Lowdermilk），曾利用1924和1925两年暑假在山西、河南、陕西等地作过森林考察和水土流失方面的调查，写过《山西森林滥伐和斜坡侵蚀》、《山西土地利用的变迁》等论文。文章列举了大量的事实，指出山西汾河流域的宁武等地区，由于植被被随意破坏，以垦荒种地，导致当地环境恶化。气候干燥时，旱灾严重；一旦下雨，由于缺少涵养水源林，经常洪涝成灾。因为地表径流造成土壤严重侵蚀，河流淤塞，导致平原地区土地、房屋被淹。在陡坡毁林开荒的结果使自然灾害不断加重。他不但写下了大量的文字资料，而且也摄取了大量的图片。生动地记录了我国各地自然植被遭到破坏，土壤受到侵蚀，河流和农田水利设施为泥沙淤积所破坏，自然灾害不断加剧的客观现实。并被作为一种惨痛的教训在国外用于警醒世人。他还提出应该设法恢复森林植被，进行水土保持以减轻自然灾害[7]。可能受罗德民等学者工作的影响，后来于1930年，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了“堤防造林及限制倾斜地垦殖办法”。 从上面这个事例中可以看出，当时西方人的这些文章在我国的学者中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的，尤其是梅耶的资料经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会上宣讲后，当时也曾由我国林学家向国人作了介绍。环境恶化到被当作反面教材的地步，按理说本国的政府和人民应该警醒，可惜在战乱期间，尽管我国的林学家进行各种宣传、教育以唤醒世人对自然环境破坏导致各种恶果的醒悟。在他们的影响下，当时的政府也制订了一些保护森林植被和植造防护林的措施，有的还进行了初步的工作。但终究缺乏合适的社会大环境，这种关系建设的声音和民众的呻吟都被随时产生的炮火声给淹没了。二．东北地区森林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实森林的覆盖率已经很低。总体而言，东北是唯一农业开发程度较轻、保存较多原始林区的地方。根据林业部门的资料，东北大兴安岭林区有林地面积150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约62%，森林总蓄积量为14亿立方米，是我国最大的林区[8]；小兴安岭林区有林地面积为600多万公顷，森林总蓄积为亿立方米；东北东部山地林区有林地面积约1000多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为，森林总蓄积量为亿立方米。这3 处林区的林地和蓄积量分别占全国林地总面积11528万公顷和森林总蓄积量亿立方米的27%和30%。按理说应该充分利用有利的社会条件，吸取华北等地森林破坏的严重教训，做好这片“绿宝盆”的维护工作。 解放初期，东北森林的采伐方式普遍采用“强渡择伐”，当地的森林工业干部不同意皆伐的作业方式。根据经验，他们知道，用皆伐方式砍掉红松之后，再长出来的就不是红松[9]。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很多学有所长的植物学家和林学家如刘慎鄂等都曾经指出，应该保护森林植被，在林区进行采伐作业时，应该根据森林植被的演替规律，采取合适的采伐方式，以达到合理利用资源、持续利用的目的。 刘慎谔在1954年的一个报告中就森林的采伐应该采取择伐抑或皆伐方式时认为：“……择伐作业的方式，虽然不利于拖拉机的运输。但是采伐方式的目的，首先是为更新服务，保证森林的迅速恢复，不能脱离更新的利益或忽视树种生长的特殊习性，单纯为拖拉机化追求有利条件”。同时还指出：“两者相较，则以来自择伐迹地的补苗更新，优于来自皆伐迹地的植树造林。此则后者不仅在目前受有人力物力的限制，而且将受有采伐循环的影响”[10]。道明了在林区实行择伐的益处。 1957年，这位正直而富有才华的学者在“关于大小兴安岭的森林更新问题”一文中进一步就东北地区森林资源的合理利用提出了自己卓越的见解。文中严肃地指出：“森林更新的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植物生态学和地植物学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看成是一种单纯的林业技术问题。我们强调这一点，因为现在东北林区有大量的采伐迹地不能更新或不易更新，造成严重的破坏现象。有些外宾在参观我们的林区之后，提出忠告说，我们应该对我们的后代子孙负责。但在森林经营部门常常只认为是技术问题，要求提高技术，改进技术……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不从生态地植物学的观点找出森林更替演变的全面规律性，只凭主观愿望在技术方面要求改进，则技术就会缺乏理论依据，解决不了森林的更新问题。”文中还就具体的造林问题提出要考虑造林树种的生物特性和林地的立地条件。认为：“正是由于我们在造林方面往往不顾树种的生物特性和林地的立地条件，而选定一种优良树种，逢地皆栽，结果成活率不高，说是技术问题；苗木发育不良，也说是技术问题。……但是否是技术问题，就是疑问。”文中还就当时片面强调机械化皆伐提出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只听到说，苏联或其他国家采用的什么采伐方式或什么样的机械化，而不问人家的树种如何？树性如何？生长地点又如何？因而就想机械地搬运过来。在森林工业部门有好多人是这样想法，在森林经营部门有好多人也是这样想法”，但这种想法无疑是片面的，“因为每一树种有每一树种的生物特性，有其每一树种的更新规律性，而不能强求一律，强求就会造成在采伐以后无可弥补的严重损失。” 1963年，刘慎谔在“动态地植物学”一文中，具体就人工植被的建立和自然植被的改造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见解。文中反对采用皆伐的作业方式，倡导采取措施，保护森林的天然更新。面对大跃进时期一些盲目主张“皆伐”进行森林人工更新的主张，这位学者指出：“必须重新对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的树木生长量进行比较统计，不能象以前那样单凭主观想象和主观愿望”。 因此刘慎谔主张采取择伐，最好是弱度择伐。这样既有利于红松等林内更新的树种更新，也有利于保留林中的幼壮树木，从而缩短森林的采伐周期，使其迅速循环，以保证国家对木材的源源供应。另外，采用择伐还可以保全较好的森林植被，而不象皆伐那样，使林地迅速变成荒山秃岭，造成严重的水旱灾害。他还指出：“近几年来，东北的水灾不是愈来愈轻而是愈来愈重，本年夏季松花江的水位高涨，已经打破过去以前从来没有的记录……近来经过大面积的皆伐作业之后，不能不对东北的水灾直接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值得引起林业当局高度警惕的。”[11] 可悲的是，无论是林区干部的经验，还是这些“首先觉悟者”们的主张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特别是刘慎鄂这样对东北林区有充分调查，同时知道如何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学者的建议并未被当地林业部门的决策者采纳[12]，还是规定：“以人工更新为主”。因为：“在领导方面，为了要进行机械化，就强调皆伐作业，认为不同意机械化，好象就是旧脑筋不能接受新事物。……规定的采伐方式，称为‘伐区式皆伐’，现在又改称为‘窄带皆伐’……询之森林经营部门干部的意见，他们说，他们是按照制度办事，上面怎么交代，下面就怎么办，……可是更新的问题是否解决了？好象谁也没有把握。”[13] 事实证明刘慎谔等专家的意见是有道理的。因为当时即使在所谓强度择伐迹地上的红松小苗也常因为遮荫不足而枯死。在皆伐的迹地上上的情况就更为不妙。在皆伐林区，尽管留了一些针叶母树，同时进行了红松的直播造林，但是并没有红松长出，代之出现的是以糠椴、山杨等阔叶树为主的针阔混交林。原因在于红松、云杉、冷杉都是在林内更新，而全光不适于这类树木小苗的生长，因此无法直接恢复。另外，在有些皆伐的迹地中长出的是杂草。结果是“只见砍伐森林，不见恢复森林”。[14]而且情况日趋严重。 当时存在的问题在于不注意以往经验的总结。不根据客观情况，片面强调学习苏联经验，盲目主张皆伐。全然不顾苏联森林面积很广，远非中国可比这样一种实际情况；也不考虑捷克、法国和东德仍然采用择伐的国家的经验。此外，一方面强调采伐工业的速度，提高木材产量。另一方面效率低下和浪费木材的现象却十分严重。有专家指出，我国当时森林资源的利用只有27%，原木的利用率只有50%。而发达国家的原木利用都已利用到80—90%以上。东德的一个教授在看到东北林区内木材的惊人浪费现象时感慨地说：“如果你们说你们的木材不够用的话，你们只要少糟蹋一些，还可以少砍一些，也就等于多生长一些。”其实只要少浪费一些，我们的森林破坏速度也会减缓一些。当时甚至流行放手采伐，然后进行全面人工造林的主张；而全然不顾森林的演替规律，以及当地森林生长缓慢和木材供应的持续性之特点；有人则从一种急攻近利的观点出发，主张放弃生长比较迟缓的针叶树种，通过重新造林以发展速生树种森林来解决木材需求和发展林业，完全不顾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不同需要。 由于决策者缺乏科学的育林用林思想，诚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全部伐区的任务，都集中在怎样完成和超额完成采伐任务的观点上”[15]只是抱着迅速进入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良好愿望。充满激情的劳动者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在缺乏远见的领导指挥下，盲目地模仿苏联做法，使我国仅存的比较完好的东北的原始森林，被一片片地“皆伐”。一个个林业局，一个个林场，把颇有哲理的“斧斤以时进山林”、和“木不中伐，不鬻于市”的古训当作旧观念加以抛弃。无形中充当了可怕的“绿色杀手”。他们在剃头式地砍树过程中，虽然也有大炼钢铁和毁林开荒等盲目的破坏；但另一方面，应当承认，在短期内，林业部门确实为当时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的木材和资金，也使自己成为富有的“林大头”。然而这种杀鸡取蛋式的掠夺自然方式，不但使天然林遭到史无前例的迅速破坏，而且也使自己赖以生存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危机。 有资料表明，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东北林区经历着严重的过度采伐。以东北原先森林覆盖率最突出的黑龙江为例，“三江平原从1962年至1976年的14年间，该地区天然林面积减少了25%，……又如，爱辉县的北师河、西峰山、得都县的小兴安等公社，垦荒点建在小兴安岭南部的岭脊，由于毁林开荒使小兴安岭南部的兴安岭主脉，已接近被垦通，成为大小兴安岭天然防护林体系的突破口”。 “由于森林资源的日渐败落和近20余年的集中过量采伐，可采资源已日趋减少，全省48个林业（企业）局，已有35个局已感到难以维持现有生产水平，乌敏河、八面通等12个林业局，可采资源已枯竭，不得不被迫停产而转为经营局。有半数的局不能实现永续利用，积重难返。”[16]在吉林发生的情况也差不多，“1958年至1966年，长白山林区蒙受过量采伐和乱砍滥伐的威胁。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森林过量采伐尤为严重。仅以松江何林业局为例，1971年—1975年的采伐面积较前5年的多1倍，比1958—1962年多5倍。1958—1978年总采伐面积4万多公顷，其中皆伐面积有2万多公顷。虽然采伐基地大多数已更新造林，但已由高大成片的原始林变成低矮的幼丛林。特别是长白山林区的采伐量在60年代达到了高峰，与1930年开采前相比较，在降水量等方面已发生巨大变化。”[17]严酷的现实是，当遍布各地的林业局在不顾一切的向青山杀去的时候，就注定这种杀鸡取蛋式的掠夺行为不能持久。终于在这些林场、林业局一个个刀光闪闪地会师时，这些勤劳的劳动者们终于悲哀地发现，他们的面前已经无树可砍。 森林破坏导致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以上述的黑龙江省为例，它“致使气候恶化……平均大风日数每年增加22天。……蒸发量是降水量的四、五倍，十年九旱，……泰来、杜蒙、肇源、大庆、齐市（齐齐哈尔），有沙地面积1200万亩，现在洼地盐碱化、岗地沙化、草原退化。杜蒙现有土地，70%是沙地，风剥现象连年发生，1980年5月27日的一场大风，70%的耕地受灾，24万亩毁种”。 “全省的耕地土壤肥力下降，有机质含量以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的速度递减，耕地黑土层厚度以每年一厘米的速度递减……近年来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已达7500万亩，超过全省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每年流失土量亿立米。黑龙江的森林资源严重破坏还造成松嫩平原、三江平原严重水灾”[18]。 随着他们不得不放下“屠刀”的同时，不但往日的经济繁荣已经不再可见，而且原先的老虎、梅花鹿、山参等珍贵的生物资源也成为昨日黄花[19]、[20]。镜泊湖等名胜，原先应有的瀑布，已经难以再现，湖边的参天大树的无情清除，使这棵东北明珠失去往昔固有深邃、含蓄的富有韵味之美，粼粼的波光没有了树海的掩映、松涛声的协拍，低矮的次生林掩饰不了长湖的悲凉和神伤。从东北这棵明珠经历的沧桑，也使人深深地体会到“风光”—“风景”—“风水”的丢失。更令人难堪的是，大自然开始了狠狠的报复，使东北地区水涝灾害加剧，1998年的洪灾使当地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而原先令人自豪的黑土地，也随着日益加剧的侵蚀而面临危机。原来在华北少林地区频繁出现的水涝灾害和严重的土壤侵蚀，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后又在东北初露端倪。林业部降格为林业局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砍树“林大头”的终结，而环保局成为环保总局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原先从资源的过度耗费已经使人们不得不把保护放到了更高的议事日程。三．有关的思考 当然东北林区森林破坏只是我国这方面的一个缩影，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下半叶，我国森林的采育和更新由于缺乏科学的管理和规划，一直在遭受着严重的摧残。1949年，国家计划内的木材产量为567万立方米，到1984年前后，增加到5000万立方米左右[21]。以这种速度砍树，环境恶化恐怕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有人这样写道：“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森林资源方面的政策失误，管理不善，致使全国主要采伐林区超量采伐，消耗量大于生长量。到80年代末，出现了森林资源危机和经济危机的严重局面。”[22]充分说明了后果的严重性。 东北林区的破坏，很好地证明，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如果不能很好地合理利用资源，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没有长远的打算，那么很快就会酿成灾难。当然首先是自然灾害，处理不当，就会使之发展为社会灾难。因为自然和社会是通过经济加以联系的。应该说东北地区的人们和其他地区的人们一样是勤劳勇敢的。他们也都不缺乏智慧和聪明。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很显然，是我们的政策缺乏长远的考虑。也没有使人民真的有“主人翁”的责任感，就是说有保护森林的自觉性。或者说他们过于相信上级，并未考虑到森林的破坏与他们和社会的切身关系，他们只是服从国家的命令，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一旦上级的指示出了问题，他们是不会考虑，或者考虑也不起作用的。 另外，不尊重合理的科学建议，是这块“宝地”遭到迅速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很显然，假如在开发东被森林资源的时候，稍微考虑一下刘慎谔等林学家的合理建议，采取弱度的“择伐”，那么毫无疑问就能较好地保持森林的天然更新，使其良性循环，完整地维持这个巨大的“绿色金库”，使之更好地发挥应有的长远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按理说，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者的优良传统，但遇到一些具体的决策问题时，一些政府领导却往往忽略了这种应有的基本精神。 大家知道，在东北那种气温低、降水量少的林区，树木的生长和更新是非常缓慢的。只有分期分批把适合开采的林木逐步采伐，同时抚育那些还属于未成熟或幼龄的森林，才能使这种可更新资源达到持续利用的目的。这样做还有另一方面的好处，即保持良好的植物生态群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内的造林方式存在着很突出的问题。且不论当时的形式主义，年年造林，年年不见新林出现，常搞些虚幻的数字，自欺欺人；致命的弱点体现在不讲究科学。正如刘慎谔所指出的那样，红松林的更新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的，仅凭主观意志结果只是适得其反。 这种情况在全国是普遍存在的。在南方的红壤土丘陵中，马尾松通常能生长在向阳和山梁上，而杉木通常生长在比较潮湿和遮荫的山坳和山坡中。而当地的一些地方干部一般只知道凭着良好的愿望，经常令百姓一座山一座山地把原来的植被砍伐甚至烧掉，然后再种上经济价值较高或生长较快的单一数种。殊不知，违反了植物分布的基本规律，结果常常是事倍功半得不偿失。其实维护原来的植被，合理地进行适当的人工更新，比这种“整齐划一”的造林方式要经济和可行得多。在不适合地方种植不合适的树不能达到理想的结果；至于在不合适的地方造林，胡乱地号召、发动群众做违反树木本身生长规律的事，盲目鼓吹“人定胜天”只能是劳民伤财。 对于森林的爱护，古人已经多有很好的论述，护林碑在我国各地都有。但是为何大家都知道护林的重要，甚至立碑强调它的重要性，为何还是不管用呢？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法律的保障方面存在着缺陷，因而生产建设中存在的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浮躁、短视行为就很容易给包括森林在内的各种资源带来致命的危害。因为开发资源非常容易显露成绩，迅速带来本部门的荣耀和种种经济乃至政治上的好处，而维护资源则是一个需要耐心、进行持久而细致甚至艰苦工作的过程，成绩的显现也要缓慢得多。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初期和八十年代初期两次的所有制变革也给集体森林带来了严重的破坏。头次是因为公有制使不少农民试图将要成为公有的林木尽量采伐，到手的就是自己的或是小集体的财产。改革开放以后，不少地区的山林又划归私人经营，许多农民生怕以后政策又发生变化，马上把树尽量砍伐，造成了森林的第二次严重破坏。如果我们的森林法从一开始就考虑得全面一点，对业绩的评价体系有更客观的指标，法律能被始终如一地执行，那么那种不计后果的开发方式可能就不会蔓延。 也许我们应该从我国东北林区的破坏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即涉及资源、环境这样一些重大决策的问题，应该避免主观浮躁、急功近利和片面强调部门利益。片面地迎合所谓的“建设需求”。应该充分总结以往的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严肃的科学理论分析和实验依据，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实践。使实践符合自然规律。急功近利往往欲速则不达，有时甚至走向劳民伤财的一面。因为这种涉及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问题，需要严谨、科学，忌讳哗众取宠、欺世盗名。一旦处理不好，将带来严重的灾难性后果。不但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严重的经济财产损失，而且可能使我们的生存环境恶化，失去持续发展的先机，为以后的发展背上承重的包袱，在后人身上造孽。这种教训有过不少，这种失误不是哪个部门和团体对此负责就能了事的，追究个人责任既无可能也无意义。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植物景观设计方向的论文选题,供大家参考:1.郑州紫荆山公园植物群落美景度评价2.多肉植物在景观园林绿化中的应用3.南宁市彩叶植物研究概况4.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植物配置研究5.浅析园林植物病虫害现状及综合防治6.佳木斯市园林木本植物多样性与应用调查研究7.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宁夏职业技术学院校园植物景观美学评价8.塔里木盆地园林工程提高植物成活率的途径9.地锦育苗及园林绿化栽培技术10.陕西关中主要城市观花树种花的观赏性状分析11.城市园林植物病虫害的特点及生态控制策略12.广西地区15种典型园林观赏植物的耐阴性及光合特性13.上海常绿树种固碳释氧和降温增湿效益研究14.南京市不同园林植物根际土壤养分和重金属富集特征15.园林道路绿化种植的配置方法探索

专科相对好写。。。不知你是做设计还是要只写论文可以写你们地区某个公园的植物景观设计分析、某小区的植物景观设计、老城区或商业区的植物设计 也可以写一些特殊区域的，比如 工厂、矿区或者医院，这些地方在做植物设计的时候都有额外的要求。

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与景观设计研究~~~~各种语言论文代写、发表、翻译、现存论文提供~~~~一、立项的背景和意义湿地(Wetland)，是地球上独特的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与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性生态系统，是一种特有的土地资源和生境，是重要的物种基因宝库。国际《拉姆萨尔湿地公约》(Ramsar Converntion，伊朗1971)给地球表层湿地下的定义是：湿地(Wetland)系指不论其为天然或人工、长久或暂时之沼泽地、湿原地、泥炭地或水域地带，带有或静止、或流动、或为淡水、半咸水或咸水水体者，包括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水域，并以水成土和土壤水分饱和为其主要特征。1992年1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拉姆萨尔湿地保护公约》(LWWPC)。同时在同年6月制订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将湿地保护和合理利用列入议程并为优先项目。2000年3月,国家林业局编制并公布了《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湿地保护与利用的概念,已经从“湿地作为水禽及其栖息地”上升到新的高度,即“保护湿地,更是为了保护其独特的生态、社会和经济功能,特别是保护湿地在提供淡水资源、蓄洪防旱、控制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功能和效益。”湿地由于其特殊的水文条件，支持了独特的适应此条件的生物系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和很高的自然生产力。植被(Vegetation)是湿地的显著标志，沼泽(Marshland)是湿地的主要类型。湿地与森林、海洋并称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是自然界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由湿生、沼生和水生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与上述生命形成有关的非生命的水、光、热、无机盐等组成，这些要素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它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均化洪水、促淤造陆、降解污染物的功能，被称为地球之“肾”；同时由于湿地生态系统特殊的水、光、热等条件，其初级生产力高，能量积累快，成为许多重要野生水生动植物的生长栖息之地，尤其是鱼类和珍稀水禽的栖息与繁衍区域，它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为人类提供生产、生活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城市与水、城市与湿地有着不解之缘，大凡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城市都有湿地（水系），如北京的海（北海、中海和南海），上海的江（黄浦江），济南的湖（大明湖），而杭州兼具江（钱塘江）、湖（西湖）、河（运河）和溪（西溪），世界上的著名城市如纽约、东京、日内瓦、巴黎和堪培拉也是如此。但是,正由于湿地具有多种生态功能和社会经济价值以及诱人的吸引力，湿地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影响。随着我国人口的增长、城市化加速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追求短期效益,许多地区的湿地，特别是城市湿地（Urban Wetland）正受到严重地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城市湿地盲目地开垦和侵占、工业和生活污水随意排放、湿地面积急剧减少、湿地动植物逃离和死亡、湿地生态系统严重干扰、湿地景观的破坏。城市（Urban）和城市边缘(Suburban)湿地,受城市化、工业化影响最深,破坏程度最大。如何在搞好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保护、恢复和改善城市湿地的生态系统，还湿地之本来面貌，已成为城市湿地生态恢复的当务之急，也是城市规划中的当务之急，而在城市湿地生态恢复中，植被的恢复和湿地植物群落构建是最基础的，也是最被关注的，从一定意义来讲，植物群落能否得到科学地营造，直接关系到城市湿地建设和城市湿地景观构建的原动力。浙江省是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的省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在全国都处于前列，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要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实施“蓝天、碧水、绿地、清净”工程，建设“绿色浙江”，全面进行生态省建设，建立全面小康社会，这给园林绿化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省建设首先是绿化建设，城市湿地的绿化建设是生态省建设的客观要求和重要组成部分，本课题立足浙江，面向全国，通过对我省重要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的研究，提出城市湿地植物景观营造的方法和途经，保护、恢复和改善城市湿地的生态系统，改善城市湿地的景观，为中国城市边缘湿地的可持续利用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为生态省建设和“绿色浙江”建设服务，为城市化推进服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湿地是目前国际众多学者关注的前沿研究领域，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科学体系，但近年来发展得非常迅速，国内外对湿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湿地水文、湿地植物资源调查、湿地水污染、湿地分类、湿地鱼类、湿地鸟类等方面的研究。在湿地水文学研究方面：1869年，湖泊学创始人福艾专著《湖泊学专长概论》，奠定了湿地研究的开始；1923年，瑞士全国水文局领导人、日内瓦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地质学教授高莱写就的权威性《湖泊学》专著，主要对湿地水文学进行研究，专著中记载了距今100年前后的湿地水文研究深度。在湿地土壤研究方面：1979年，Cowardin等专家开始将“水成土”（hydric soil）术语引入到湿地土壤研究，20多年间，专家们对水成土的理化性质特别是其生物地球化学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著名的有Mausbach and Richardson(1994)；Richardson et al.(1994)；Vepraskas(19994)；Hurt et al.(1998)；and Vepraskas and Sprecher(1997)；杨青、吕先国（1998）研究了湿地基底呼吸活动；白军红、余国营等（2001）利用统计学定量研究湿地土壤养分的空间异质性等。在湿地植物研究方面：1999年，朗惠卿主编《中国湿地植被》，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我国湿地植被的专著，首次全面、系统地记述了我国湿地植被的植物区系、植物生态、植物群落，并对植被分类、分布、区划以及形成、结构、演替过程、生产力与营养物循环深入探讨；2001年美国学者朱莉K.克朗克和M.修伯翰芬尼斯(Julie 和 Fennessy)合作出版了《湿地植物――生物学和生态学》(Wetland plants: biology and ecology)，对湿地植物群落生态学、湿地生物化学和植物作为湿地生态完整性的进行研究；陈吉泉研究了河岸植被特征及其在生态系统和景观中的作用（1996）；汤庚国、李湘萍、谢继步等对江苏湿地植物的区系特征及其保护与利用进行研究（1997）；李湘萍、汤庚国、王定胜等研究了江苏湿地植物群落学特征及其分布和演替规律91998）；顾长明等对安徽湿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展研究（2003）。在城市湿地研究方面：还刚刚开始，1999，陈运生对浙东湿地的古地理环境研究作了研究；杨学军、唐东芹提出了城市地区湿地生境类型的生态绿化与对策（2001）；2002，陈久和以杭州西溪湿地为例对城市边缘湿地的可持续利用进行研究。人类对城市湿地研究较迟，作为现代城市湿地生态设计的研究却是上个世纪才开始，1925年荷兰生物学家蒂济（Jaques P. Thijsse）和园艺师西普克斯（）在布罗门代尔（Bloemendaal）2公倾土地上创造了一座乡土植物的的园林，种植了一些湿地植物。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加剧，环境的迅速恶化，迫使人们在考虑对于自然湿地索取同时，开始重视如何保护湿地，增加城市生物多样性，于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上海率先开展了生态园林的研究，其中有一部分专门研究城市湿地。上个世纪90年代末，北京市园林科研所的陈自新和北京林业大学苏雪痕等园林专家开始进行北京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效益的研究，课题科学地分析了植物景观的生态效益，测定了近百种植物的环保效应和环境适应性，并提出了不同环境下的多种植物种植结构方式，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为园林环境生态设计的科学化作出了新的贡献。在理论研究突破同时，实践上也进行了大胆地尝试，广东中山岐江公园、北京土城遗址公园、杭州西湖西进等城市湿地公园建设正如火如荼地开展。但从国内外城市湿地研究来看，对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和定量化设计还未见报道，而这却是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特别是城市水生植物和城市水生动物最直接也是最基础的，我们希望通过对城市湿植物群落构建进行研究，进一步丰富城市生物多样性，改善城市湿地景观，让“地球之肾”发挥健康机能，为人类服务。参考文献1、中国花经，陈俊愉，程绪珂主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82、中国高等植物，傅立国等主编，青岛出版社， 2000╱103、陈久和：《试论城市边缘湿地的可持续利用———以杭州西溪湿地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第181－183页。4、余国营:《论湿地研究的若干基本科学问题》,《地理学报》2002年第2期,第25～26页。5、陈运生:《浙东湿地的古地理环境研究》,《地理科学》1999年第3期,第35～36页。6、陈桥驿．浙江地理[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16．7、顾长明等，安徽湿地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3，30(3)：323－3288、汤庚国，李湘萍，谢继步，等,江苏湿地植物的区系特征及其保护与利用，南京林业大学学报，(4):47-529、江苏植物研究所．江苏植物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7710、刘昉勋，等．江苏海岸沙生植被的研究．植物生态学与地植物学学报、1986。10（2）：115-12311、刘昉勋，等．江苏海滩植被演替的研究．植物资源与环境，1992，1(1)：13-1712、林文棣．中国海岸带林业．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13、陈宜瑜．中国湿地研究．长春：吉林科学出版社，199514、刘厚田．湿地生态环境．生态学杂志，1996，15(1)：75—7815、殷康前,倪晋仁.湿地研究综述.生态学报,1998,18(5):439～、国家林业局等编制.中国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陈吉泉.河岸植被特征及其在生态系统和景观中的作用.应用生态学报,1996,7(4).18、许木启,黄玉瑶.受损水域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研究.生态学报,1998,18(5).19、李湘萍,汤庚国,王定胜等.江苏湿地植物群落学特征及其分布和演替规律.南京林业大学学报,1998,22(1).20、杨学军，唐东芹，城市地区湿地生境类型的生态绿化与对策，林业科技通讯，2001•721、Kenneth , Douglas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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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bhan Fennessy. plants:biology and ecology24、Gopal, Brij. \iodiversity in wetlands:assessment,function and conservation.三、研究开发内容和技术关键1、研究内容①、城市湿地类型和湿地植物调研现状进行分析，对国内（以长江三角地区为主）主要城市湿进行较为系统的调查研究，通过目前城市湿地的景观现状、生态特色和植物应用，分析城市湿地类型的多样性和可应用湿地植物的丰富性。②、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研究构建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模型，研究湿地群落的安全性、稳定性、景观丰富性和美感可变性。总结出不同类型城市湿地的植物群落特色。③、城市湿地生态效益评价选择不同类型的城市湿地，测定湿地植物的生长量、光饱和点、光补偿点，建立光响应曲线，建立绿量回归方程，对城市湿地进行生态效益进行评估。④、城市湿地植物景观设计选育适合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特色湿地植物30－50种，根据测定的生长指数、光响应曲线和绿量回归方程，初步定量地开展湿地植物景观设计，克服城市湿地植物应用的随意性和设计的模糊性。⑤、城市湿地植物快繁技术研究结合长江三角洲地区，选育城市湿地特色植物8－10种，利用现代先进植物繁育技术和设施，进行快繁技术研究和产业化开发。2、技术关键①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自然界的植被群落是植物经过长期自然选择和演替的结果，而人工湿地植物群落不仅受湿地植物“装配式”地模仿自然构建，还受到水位、城市负载的影响，使得群落构建可变性和复杂性。②城市湿地植物景观设计。通过生长、生态因子测定，利用生态位的原理进行城市湿地植物定量设计，因受环境影响，测定数据会有偏差，导致设计的非唯一性和不确定性，富有挑战性。目前，我们已经制定了初步研究计划和方案，吸取森林植被群落和城市陆地植物定量设计的经验，从我省城市湿地的实际出发，吸收国内外各种先进经验，通过认真测定、科学分析，结合不同类型湿地实际，解决好我们的城市湿地群落的不稳定性和景观丰富性，攻克技术难关。四、预期目标（主要技术经济指标、应用或产业化前景）1、主要技术经济指标①发表湿地相关学术论文3-5篇，城市湿地专著1本②选育城市湿地特色植物30－50种，并进行扩繁；③测定20－25种湿地植物光响应曲线和绿量回归方程；④城市湿地植物设计样板工程（示范湿地）1－2处。2、应用或产业化前景① 可以整体改善城市湿地景观的单调性和生态脆弱性；② 提高城市湿地生物多样性和功能可持续性；③ 增加城市湿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④ 改善城市环境，减缓城市矛盾，提高城市的品位。本研究的产业化主要是利用湿地植物素材、造景技术、设计品牌、模型指标等进行城市湿地的植物景观设计，推广湿地植物素材、群落模型、数据指标，引导城市湿地开发和生态建设。五、研究方案、技术路线、组织方式与课题分解1、研究方案本课题根据群落理论和生态原理开展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其研究方案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①、城市湿地植物调查和指标测定②、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和景观设计③、城市湿地植物快繁技术研究生态效益评价2、技术路线3、组织形式(1)、项目研究体系结构和组成本项目的主要研究人员由浙江林学院园林、植物、生态等专业科研人员组成，为了使学科完整性和利于工作开展，适当邀请校外协作单位人员参加研究和样板湿地建设，共同团结、高效、严谨的课题研究组，其构成简单示意如下：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研究项目组织方式示意图(2)、项目实施的组织、管理、方法及步骤成立课题组，由浙江林学院蔡建国博士主持，北京林业大学博士生导师苏雪痕教授担任顾问。课题组在项目下达以后，首先召开课题组会议，明确分工、落实任务、各司其职、分头执行。在项目执行中，做到月月互通情况，半年一次汇报，一年一次汇总检查。项目研究中期全面检查，找出问题，及时寻求解决办法，保证项目研究顺利进行。项目结题，通过技术验收鉴定，达到预定的技术目标。4、课题分解子课题一：城市湿地类型和湿地植物子课题二：城市湿地植物生态效益评价子课题三：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和设计子课题四：城市湿地植物快繁技术研究计六、计划进度安排在项目实施年限为2005年1月－2008年12月，共3年。分步实施：1、2005年1－10月：城市湿地调研分析；湿地植物选育和引种栽培。2、2005年11月-2006年10月，城市湿地植物选择和指标测定；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模型研究。3、2006年11月-2008年5月，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和试点；城市湿地植物景观设计；城市植物快繁技术研究。4、2008年6月－12月，材料总结和论文撰写；课题结题和验收。七、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课题组具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基础条件。◆浙江林学院具有较强的科研力量，课题组成人员从事科研工作多年，曾主持和参与研究的项目有省科委重点课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省教委、省林业厅种苗站等研究项目10多项，并有多项成果获奖。浙江林学院现已有试验湿地和苗木基地，并有组织培养设备和设施齐备的温室。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学科是重点学科，设备先进，基础好。◆主持人蔡建国博士：师从我国园林植物开发和园林植物造景权威苏雪痕教授，从事园林植物研究10余年，曾先后主持和参与省科委、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省教委、省林业厅种苗站项目多项，并如期完成研究任务，主持和参加研究的成果多次获奖，先后发表论文多篇，并主持和参与安排及参与了多个良种基地、花木基地的建设工作，并使这些场均能成功建成并取得良好效果。近几年开展城市植物配置、植物优化、城镇绿化技术集成与示范等方面的科研项目，并主持完成多项城市绿化规划设计任务。◆课题组主要成员都是从事湿地植物、园林植物育种、景观生态、园林效益评估、园林设计和试验分析等教学、科研多年，对城市湿地和湿地植物较为了解。◆已完成的相关课题和成果已发表相关论文多篇，已完成和在研相关课题5个（“浙江省城市林业结构调整及优化技术研究”、“杭州市道路行道树及公共绿地树种规划”、“城市绿化观赏花木新优品种引繁与开发研究”、“滨海特色园林植物引繁与开发研究”和“农村小城镇绿化工程集成技术应用与示范研究”），完成有关规划设计项目多项。◆仪器设备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研究项目仪器一览表仪器名称 型 号 数 量 价格（元） 备 注照度计 ST-85 2 1860 租用负氧离子测定仪 1 16000 租用叶面积测定系统 AM-100 1 52705 租用温、湿、光照记录仪 HOBO H8系列 3 6000 租用数码相机 CANON 1 7000 已有笔记本电脑 NEC 1 15000 已有手持GPS定位仪 2 4000 已有八、经费预算预计所需的研究经费为15万元，具体见下表。城市湿地植物群落构建研究项目经费预算经费开支预 算（万元） 设备费 能源材料费 试验外协费 资料印刷费 会议及调研费2．4 1 租赁费 鉴定验收费 人员经费 管理费 其他费用1 1 0 1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