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修辞论文范文资料

每个学科都有不同的特点学不同的学科会塑造不同性格的人例如句子中的学数学的人一般会显得严谨，谨慎，周密学习历史的人，一般会有宏观感，整体感，明智学习逻辑修辞的人，一般会拥有好的逻辑推理头脑，例如说辩论那些就是，这样人就会显得善辩学习不同的内容，会让这个人具备不同的性格素养 《培根随笔》中曾言，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钱钟书被誉为中国的文化长城，博古通今，深思慎取。仅《管锥篇》中就涉及几千种书，他阅读书籍所写的札记，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钱钟书的博学，归功于他的博览 。那么，阅读是有受益性的。 阅读随心，动情。简单，让你与读书近一点，阅读可无时不为，无处不为。清晨、黄昏、课间，灯下、街头、室内，一本书足矣！最向往睡前时分，随手轻握床边的散文诗集，慢慢地吟，细细地品，渐入佳境，浑不知夜有多深，更有多长，只觉月阑星稀。原来，阅读是有可行性的。 据世界教科文组织调查显示，对于世界读书日是四月二十三日这一常识，大约有七成人并不知晓，中国在1999年到2005年之间国民阅读率由下降至，也就是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国民阅读率却呈下降趋势。这一情况足以让自古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中华民族认真反思。 鉴于快餐文化的碎片式语言、拼盘式内容，社会人竟有了让知道代替知识的观点；对于书籍内容的参差不齐，现代人竟无书可读，阅读前景堪忧。然而对于阅读的信心大可不必丧失，自2011年社会公益部门采取措施掀起阅读浪潮，国民阅读率上升为,较去年上升了个百分点。 用珠宝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充实自己。热爱读书吧！让它成为一种习惯，一种必需，一种生活。

常见修辞手法使用说明常见的修辞方法有：比喻、拟人、夸张、排比、借代、对偶、反复、设问、反问。除此之外还有：对比、借代、引用、双关、反语、顶针、 呼告、通感、互文、等。学习修辞，不要死抠名词术语，要结合具体的语境，体会修辞的表达效果，并能学会运用修辞手法造句。学习修辞常识的目的是为语言实践服务。首先能在语言中辨识各修辞方法，继而理解其适用效果；同时要会用这些修辞方法，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修辞方法又称修辞格。据专家研究，汉语修辞格可达70种之多，常见的有10多种。（1）比喻它是用某一具体的、浅显、熟悉的事物或情境来说明另一种抽象的、深奥、生疏的事物或情境的一种修辞方法。比喻分明喻、暗喻、借喻三种形式。明喻的形式可简缩为：甲（本体）如（喻词：像、似、若、犹、好像、仿佛）乙（喻体）。暗喻的形式可简缩为：甲是（喻词：成、变成、成为、当作、化作）乙。明喻在形式上是相似关系，暗喻则是相合关系。借喻：只出现喻体，本体与比喻词都不出现。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2）借代不直接说出要说的人或事物，而是借用与这一人或事物有密切关系的名称来替代，如以部分代全体；用具体代抽象；用特征代本体；用专名代通称等。如：①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针一线代群众的一切财产）②不要大锅饭。（“大锅饭”代抽象的“平均主义”）③花白胡子坐在墙角里吸旱烟。（花白胡子是以特征代本体）④千万个雷锋活跃在祖国大地上。（“雷锋”以具体的形象代抽象的共产主义思想）（3）比拟把人当物写或把物当人来写的一种修辞方法，前者称之为拟物，后者称之为拟人。如：①做人既不可翘尾巴，也不可夹着尾巴。（拟物）②蜡炬成灰泪始干。（拟人）（4）夸张对事物的形象、特征、作用、程度等作扩大或缩小描绘的一种修辞方法。如：�①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三千丈”为扩大夸张）②芝麻粒儿大的事，不必放在心上。（“芝麻粒儿”是缩小夸张）③太阳刚一出来，地上已经像下了火。（把前一事物“出来”与后一事物“下火”夸张到几乎是同时出现，有人称此种夸张方式为超前夸张）（5）对比是把两种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并举加以比较的方法。如：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6）对偶用结构相同或相近，字数相等的一对短语或句子对称排列起来表达相对或相近的意思。如：①满招损，谦受益。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③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流水对）④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扇面对）（7）排比把内容相关、结构相同或相似、语气一致的几个（一般要三个或三个以上）短语或句子连用的方法。如：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当局者竟会这样地凶残，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的女性临难竟能如是之从容。（8）反复根据表达需要，使同一个词语或句子一再出现的方法。反复可以是连续的，也可间隔出现。如：①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它在哪里灭亡。（9）反语即通常所说的“说反话”——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和字面意思是相反的。如：“友邦人士”从此可以不必“惊诧莫名”，只请放心来瓜分就是了。（10）反问 ：只问不答。（反过来问提问的人）是用疑问的形式来表达确定的意思，因此，不需要回答。如：难道中学老师和小姐骑自行车还成体统吗？（《装在套子里的人》）（11）设问 ：自问自答为了突出所说的内容，把它用问话的形式表示出来。如：这七人端的是谁？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设问是自问自答的。此外，教材中出现较多的修辞方法还有：引用、双关、顶针（或称“联珠”）、呼告、叠字、警策、通感、婉曲、讳饰等双关指的是利用词语同音或多义等条件，有意使一个语句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同时兼有种意思，表面上说的是甲义，实际上说的是乙义；类似我们平时所说的一石三鸟、一箭双雕，即言在此而意在彼。双关包括谐音双关和语义双关两种。1、谐音双关 即利用词语的同音或近音条件构成的双关，例如： （1）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竹枝词》） （2）外边树梢头的蝉儿却在枝头唱高调：“要死哟！要死哟！”（茅盾《雷雨前》） 例（1）利用“晴”“情”同音构成双关，例（2）利用音近表面摹拟蝉儿的叫声，实际是用雷雨前闷热得要死来诅咒反动黑暗的统治已到了末日。 此外，汉语中的许多歇后语就是利用谐音双关构成的。例如： （3）老虎拉车——谁赶（敢）？ （4）孔夫子搬家——净是书（输）。 （5）窗户眼吹喇叭——鸣（名）声在外。2、语义双关 即利用词语或句子的多义性构成的双关，例如： （1）他（指陈毅）却笑着说：“没关系！吃点墨水好哇，我肚子里的‘墨水’还太少呢！”（小学语文《吃墨水》） （2）可是匪徒们走上几十里的大山背，他们没想到包马脚的麻袋片全烂掉在马路上，露出了他们的马脚。（曲波《林海雪原》）对偶（一）概念： 对偶是用字数相等，结构形式相同，意义对称的一对短语或句子来表达两个相对或相近意思的修辞方式。（二）对偶的种类： 1、正对。上下句意思上相似、相近、相补、相衬的对偶形式。例如： a.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类皮厚腹中空。 2、反对。上下句意思上相反或相对的对偶形式。例如： b.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3、串对（流水对）。上下句意思上具有承接、递进、因果、假设、条件等关系的对偶形式。例如： c.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顶针也叫顶真,它是用上文结尾的词语作下文的开头,使语句递接紧凑而生动畅达的一种修辞方法。就好像我们经常玩儿的一种游戏“成语接龙“一样,下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是第一个词的最后一个字!...呼告是在行文中直呼文中的人或物的一种修辞方式。也就是对本来不在面前的人或物直接呼唤，并且跟他说话，一般可把它分为呼人、呼物两种形式雷锋啊，你虽然生活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但人们从你身上，也从千千万万革命战士的身上，看见了未来的人类，共产主义的人类。（呼人）啊，电！你这宇宙中最犀利的剑呀！我的长剑被人拔去了，但是你，你能拔去我有形的长剑，你不能拔去我无形的长剑呀！（呼物）讳饰说话时遇到有犯忌的事物，不直说这种事物，而用别的话来回避掩盖或装饰美化，这种手法叫做讳饰，又叫避讳。运用讳饰的修辞手法，可以帮助说明具体情景，增强表达各种思想情感的作用。例如：①凤姐儿低了半日头，说道："这个就没有法儿了。你也该将一应的后事给他料理料理；冲一冲也好。"尤氏道："我也暗暗地叫人预备了。就是〈那件东西〉，不得好木头，且慢慢地办着罢。"（曹雪芹《红楼梦》）②"他，他在哪？"石牯结结巴巴地问。"在后头房里嘛。怎么，你们以为他〈去了货〉呀！"小老头笑着说："他是有名的'打不死'呀！天没亮他就闯进店来了；当然罗，一身都挂得稀烂……"（叶蔚林《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③有人劝这位老倌不立继，开导他说："你有七亩好田，饱子饱药，〈百年之后〉还怕没的人〈送你还山〉？（周立波《山乡巨变》）④他还不是为你们。他已经〈半截入土〉了，还不是为你们打算？（李准《不能走那条路》）⑤成岗愉快地看着这个聪明伶俐的孩子：这孩子，太可爱了。"你在这里……〈呆〉了好久了？"成岗不愿对孩子说出那个可怕"关"字，改口说成"呆了好久"。"我从小就在这里……"（罗广斌、杨益言《红岩》）⑥今天早晨，杨德又拉王占彪去喝酒，杨德装着悲观的样子说："老弟，这是咱兄弟们说知心话哩，眼看日本人不行了，将来有个〈山高水低〉，咱们可该怎呀？"王占彪也早有心思把他拉上，一块反正。于是接上说："是呀！咱们都是中国人，作这些丧良心事，弟兄们也都不愿意，趁早反正抗日立功吧！"（马峰、西戎《吕梁英雄传》）⑦老妇人见阿弟瞪着细眼凝想，同时又搔头皮，知道有下文，愕然问："他谈些什么？他看见他们〈那个〉的吗？（叶绍钧《夜》）⑧春栓妈道："唉，我还告诉你哪，这两天街上风言风语，说小白鞋'〈双身〉'啦……"（姜树茂《渔岛怒潮》）上面例①"那件东西"是指"棺材"；例②中"去了货"是指"死去了"；例③"百年之后"是说"死后"，"送你还山"是指"给你送葬"；例④"半截入土"就是"快要死了"；例⑤"呆"是说"关"；例⑥"山高水长"是指"不幸或意外的事情"；例⑦"那个"是指"枪毙"；例⑧"双身"是指"怀孕"。运用讳饰应该注意的是：该回避的就避开本意不直说，该回避的就照直说；同样一个本意，必须回避掩盖时，用什么话来代替，要力求恰当。是否恰当，与上下文有关。要与上下文所换代的实地情况相符，与上下文所流露的感情一致，才算用得恰当通感最典型的例子：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朱自清《荷塘月色》)清香乃是嗅觉，歌声乃是听觉，作者将两种感觉互通，即为通感。叠字，又名迭字、迭词、重言等，是指将两个音节相同的词或词素重叠起来使用，以表达不同的语气程度和感情色彩。迭字之间，不可以断句。用叠字法作楹联，可以生动地表现楹联的意境，语音上和谐悦耳，节奏明朗，韵律协调，具有个情达意的形象性，因而可以增强楹联的艺术魅力，获得特定的表达效果。在楹联创作中，叠字法的运用是非常广泛的，几乎随处可见。叠字联将同一个字接连叠用，其势似穿珠成串，在节奏上可产生明显的音律效果。请看俞樾做的这副杭州九洞十八溪联：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高高下下树，叮叮咚咚泉。作者将四个形容词“重叠、曲环、高下、叮咚”进行了特殊处理，效果便发生了很大变化，感觉清澈，情景宜人。叠字联主要分为全部叠字和部分叠字两类。全部由叠字组成的，多用于风景区。比如：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暮暮朝朝；这是苏州网师园的一副叠字楹联，上联化用李清照词《声声慢》，使联语独具特色。全联从纵和横的角度描写了该园山重水复、鸟语花香的美景和游客流连忘返、恋人们卿卿我我的境况。该联读来声韵铿锵，语句含义丰富深长，为游人增添了无限情趣。再如：再如大家十分熟悉的西湖天下景亭联：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联句立意新颖，用字娇嫩，将此联用于西湖这一特定景观之中，非常自然、贴切。西湖美景如在眼帘，使游人留连忘返，陶醉于山光水色之中。同时，这副联还可以倒读：秀秀明明，处处水水山山；奇奇好好，时时雨雨晴晴。还可以变成部分叠字联：山山水水处，明明秀秀处；晴晴雨雨时，好好奇奇时。大约有近十种“变化”，堪称对联佳多中的“奇”联。全部叠字中已知最多的是一副讽刺旧社会内战不止、民不聊生的联，共叠了14个字：南南北北，文文武武，争争斗斗，时时杀杀砍砍，搜搜刮刮，看看干干净净；户户家家，女女男男，孤孤寡寡，处处惊惊慌慌，哭哭啼啼，真真凄凄惨惨。这副楹联在解放前流传一时，它形象地嘲讽了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的凄惨景象，把当时的社会现实暴露无遗。全叠对联，固然文字技艺较高，但表现内容上因为要“强求一致”，未必那么顺畅，倒是部分叠字的对联更加自由，不拘形式，易学常用。部分叠字，可以叠一处，如：郁郁佳气；泱泱大风。 （桂林风洞山景风阁）佛脚清泉，飘飘飘飘，飘下两条玉带；源头活水，冒冒冒冒，冒出一串珍珠。 （济南趵突泉）也可以叠两处或多处。如：出出进进，说演弹唱；真真假假，生死离合。 （戏台联）声声爆竹声声喜；阵阵春风阵阵歌。 （春联）花深深，柳阴阴，听别院笙歌，且凉凉去；月浅浅，风翦翦，数高城更鼓，好缓缓归。 （贵阳九华宫戏台）

中国古代对于诗歌表现方法的归纳。它是根据《诗经》的创作经验总结出来的。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春官》：“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毛诗序》又将“六诗”称之为“六义”：“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今人普遍认为“风、雅、颂”是关于《诗经》内容的分类；“赋、比、兴”则是指它的表现方法。“赋、比、兴”之说提出后，从汉代开始两千多年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论述，但在具体的认识和解说上，一直存在着各种分歧意见，众说不一。汉代对赋、比、兴的解释 汉代解释“赋、比、兴”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的是郑众和郑玄两家。郑众说:“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他把“比兴”的手法和外在世界的物象联系起来，认为“比”是修辞学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起也”，即托诸“草木鸟兽以见意”的一种手法。论述虽较简单，但总的说，是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的。郑玄的解释则不同，他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这里,除了讲“赋”的特点是表现手法上的铺陈其事,比较符合实际外，其他的解释则都跟政治、教化、美刺联系起来，这就把一定的表现手法看成了某一特定文体的特征,不免牵强附会。《毛传》、《郑笺》中对于《诗经》的解释,常常在径情直遂的诗歌中,离开艺术形象去寻求有关君臣父子的“微言大义”，例如把爱情诗《关雎》说成表现“后妃说乐君子之德”等，和这种对于“赋、比、兴”的穿凿曲解，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后来孔颖达就不同意郑玄把“比兴”分属“美刺”的说法，指出：“其实美刺俱有比兴者也。”（《毛诗正义》不过，郑玄把“比兴”提到美刺讽谕的高度来看待，对唐代陈子昂、白居易等所标举的“美刺比兴”说，是有启迪作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述“赋、比、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认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艺文类聚》卷五十六）他并且对汉赋的不“以情义为主”而“以事形为本”、极尽闳奢巨丽之能事,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赋”的表现手法在汉赋的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发展,以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体,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相当一部分汉赋专门去铺采□文地描摹宫室之美、田猎之盛等,以致缺乏深刻的、有意义的思想内容。挚虞对汉赋的批评是切中其弊的。由于汉赋中大量运用了比喻性的辞藻，容易使人误认为“赋”与“比”有较密切的联系,和“兴”似乎无关,所以刘勰在谈到汉赋时,称其“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结果是“比体云构”，“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比”是“赋”中之“比”。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中国古代抒情诗远比叙事诗发达,所以人们有时略“赋”而标举“比兴”，以“比兴”概括诗的“三义”。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他说：“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因此，他要求兼采三者之长：“闳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即认为真正的好诗，既不能单用“比兴”以致“意深”、晦涩，又不能单用“赋”法以致“意浅”、芜累，只有兼采三者之长，酌情运用，才能感动人，“使味之者无极”。钟嵘的这一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写诗要把事情写清楚，为读者所了解，就少不了要用“赋”的手法。同时，诗歌要抒发情思，驰骋想象，感染读者，耐人寻味，就又少不了要用“比兴”的手法。钟嵘的“闳斯三义，酌而用之”以及“文已尽而意有余”的观点，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规律的，对后代诗论有很大的影响。唐宋时期的论述 唐代评论家对“比兴”的论述，又有新的发展，即不仅仅把它看作表现手法，而是赋予了美刺讽谕的内容要求。这跟郑玄的说法，是有继承关系的。不过，郑玄是用政教美刺去牵强附会地解释“比兴”的本义和《诗经》的篇章；唐人则是运用“比兴”的概念来表述自己的创作主张，强调诗歌应发挥美刺讽谕的作用，这就不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刘勰、钟嵘谈论“比兴”，有时也是涉及内容的，如刘勰所说的“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文心雕龙·比兴》），钟嵘所说的“兴托不奇”、“托谕清远”(《诗品》卷中)等。唐代评论家更进一步把“比兴”称之为“兴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而认为自己的诗“稍存兴寄”（《进诗状》）等，所说“兴寄”，也就是“比兴”。陈子昂又说：“夫诗可以比兴也，不言曷著？”（《喜（嘉）马参军相遇醉歌序》）殷□也批评齐梁诗风说：“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所说“比兴”，也就是“兴寄”。可见，唐人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谕着眼的。柳宗元就明确地指出：“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杨评事文集后序》）白居易甚至还把“美刺兴比”作为一个词组来使用，如说：“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谓之讽谕诗。”（《与元九书》）他们标举“兴寄”或“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要发挥社会作用,这对于促进唐诗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宋代学者对“赋、比、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欧阳修在《诗本义》中、郑樵在《诗辨妄》中，都对汉儒解诗的穿凿附会之风提出了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李仲蒙和朱熹，他们对“赋、比、兴”的解释，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他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来解释“赋、比、兴”。所谓“叙物”，不仅是一个“铺陈其事”的问题,还必须和“言情”结合起来,把作者的情感和客观的物象表现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这就比传统的解释大大前进了一步，更加符合诗歌创作中对于“赋”这一表现手法的要求，从而对后来关于“赋”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为数不多的古代叙事诗中，也存在着这类范例。例如长达1745字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除了发端两句用“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起“兴”外，通篇全用“赋”体，而叙述惟妙惟肖、出神入化，正如沈德潜所说：“淋淋漓漓，反反覆覆，杂述十数人口中语,而各肖其声音面目,岂非化工之笔！”（《古诗源》）其后象北朝的《木兰诗》、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也都具用“赋”法而表现出类似的特点。所谓“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不仅是一个运用比喻进行修辞的问题,还必须在比喻中寄托作者深挚的感情。这样的“比”法，自然就会具有艺术的感染力，而不会象汉赋那样成为各种比喻性的词藻的堆砌排比。所谓“触物”，即接触外物而引起作者主观感情的冲动，也就是梅尧臣所说的“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虫”（《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玉汝见赠述诗》），由外物的激发以兴情，又把情感浸透、寄托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显然，李仲蒙对“赋、比、兴”的阐述，较之他以前的许多解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的这些论点，后来曾被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杨慎的《升庵诗话》等辗转引载，后人的见解也大都是对他的观点的引申和发挥，很少新的突破。朱熹对“赋、比、兴”的解释是：“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这和黄彻所说的“赋者，铺陈其事；比者，引物连类；兴者，因事感发”(见《诗人玉屑》)，基本是相同的。朱熹虽然比较准确地说明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的基本特征，但他的概括不如李仲蒙的解释更切合文学创作的实际。他的说法之所以在后世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主要是由于他的思想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受到统治者大力倡导的缘故。朱熹虽然也批评过汉儒解说《诗经》的某些迂腐论点，但是，他自己论诗也不乏微言大义的迂腐见解，如他在《诗集传》中注《关雎》一诗说：“兴也。”“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言彼关关然之雎鸠，则相与和鸣于河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雎鸠之情挚而有别也。后凡言兴者，其文意皆放(□)此云”。像这样来分析《关雎》的“兴”义，显然是受了《诗序》、《毛传》、《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而且他也没有象钟嵘那样注意到“三义”在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互相作用，往往把一首诗简单地归之为“赋也”、“比也”或“兴也”，甚至对《楚辞》也这样加以分解，结果不能不生穿硬凿,招致后人的讥议。如陈廷焯在《白雨斋词话》中就说：“风诗三百,……后人强事臆测,系以比、兴、赋之名,而诗义转晦。子朱子于《楚辞》,亦分章而系以比、兴、赋，尤属无谓。”应当指出，这种离开诗歌的具体艺术形象而去探求形象以外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微言大义的做法，在宋及宋以后仍是比较普遍的。黄庭坚就曾对宋代穿凿附会解说杜诗的现象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者，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纪》)在南宋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不仅说诗，还有说词。如清代常州派的词论就存在这方面的问题，周济论词的某些观点也曾因此遭到王国维的批驳。清代的统治者甚至接过这种穿凿比附、深文周纳的方法，不止一次地大兴文字狱，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关于“赋、比、兴”的研究，值得注意的有明代的李梦阳和清代的周济。明代前七子的首领李梦阳曾引王叔武的话说:“诗有六义,比兴要焉。夫文人学子比兴寡而直率多。何也？出于情寡而工于词多也。夫途巷蠢蠢之夫，固无文也。乃其讴也，□也，呻也，吟也，行□而坐歌,食咄而寤嗟,此唱而彼和,无不有比焉、兴焉，无非其情焉,斯足以观义矣。”（《诗集自序》）在当时缺乏真情实感的诗文普遍流行的情况下,李梦阳虽然也提倡拟古主义,但他又指出“比兴”出自真情，真诗乃在民间，主张正统诗文应该向民歌学习，这一意见是正确的。清代的周济则将“比兴”用之于词论，提出了“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著名论点(《介存斋论词杂著》)。“寄托”即“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在创作中的运用。诗词写作，既不能没有寄托,又不能刻意追求寄托,不然的话，就会影响作品的感染力。这意见也是比较精辟的。此外，像王夫之所说的“兴在有意无意之间,比亦不容雕刻”(《□斋诗话》),强调了“比兴”的运用应当自然浑成；陈启源所说的“故必研穷物理方可与言兴”(《毛诗稽古编》)，强调了广博的生活积累对于“比兴”运用的重要性；沈祥龙认为“兴”是“借景以引其情”，“比”是“借物以寓其意”，要求“比兴互陈”（《论词随笔》），则把“比兴”和艺术描写中的情与景结合了起来。但这些论述,大都比较零星,缺乏特别值得重视的见解。在专门的研究著作方面，陈沆的《诗比兴笺》和姚际恒的《诗经通论》，较有可取之处。总之，关于“赋、比、兴”的研究，除了穿凿说诗的消极影响外,它的积极意义是:通过长期地研究和探讨，不仅认识到这些富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表现方法各自的特点，它们在文学创作中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而且认识到广博的生活阅历、真挚的情感、形象化的表现等等对于它们的重要性，以及意余言外的浓郁诗味对于读者产生强烈美感的重要性，这样，就使得关于“赋、比、兴”的艺术思维和表现方法在理论上的认识日趋深刻和完善，在创作中的表现和运用日趋丰富和完美。这些对于创作规律的认识，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