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商人研究论文

明清粤商的崛起粤商崛起于明清时期，并形成中国一大商帮，绝不是偶然的，它与广东的人文地理环境，发达的商品性农业，手工业，人多田少的矛盾，复杂的国际环境以及朝廷的海禁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商人的活跃与否取决于整个社会的商业环境、商品意识、市场背景，也取决于政府的政策、社会生产的状况、当地的自然条件等等因素。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亦离不开这些因素的制约。明朝中后期，上述因素就形成了一个明显有利于商人发展与活跃的趋向，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因此，明清粤商的崛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三山六水一分田广东境内地形复杂，有山地、丘陵、平原、台地等，而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平原地区很少，总体情况就是人多地少。明清时期，由于人多与田少的矛盾成为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的严重社会问题。广东就有不少人想法设法另觅生计。他们或者在有限的土地上种植有较好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或者实施新的耕作方式，采用“基塘”养蚕养鱼；还有一些人则转而从事手工业生产，专门进行商品经营；还有一些人则弃农经商。因此，人多田少的矛盾便成为广东商人崛起于明清时期的一个重要因素。交通便利广东三面环海，境内河网密布，无论是通向海外、还是内地，交通都非常便利。广东南临南海，地当太平洋、印度洋、亚洲和澳洲之间海上航路的要冲，是世界上海洋航运繁忙的地区之一，也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纽带。交通的便利为广东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条件。商品性农业的普遍发展明清时期，广东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发展，商品性农业异军突起。桑基鱼塘，种桑养鱼，一地二用，是广东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的一种特殊方式。甘蔗、水果、茶叶、花类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明清广东部分地区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还促进了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广州对外贸易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广东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广东商人的崛起。广货远运明清时期，伴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快速发展，广东的手工业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成为全国手工业发达地区之一。其门类众多、花色品种齐全、技术精巧，都是空前的。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兴盛和手工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广东产品迅速崛起，数量多，质量好，走上国内国际贸易舞台，并随之形成“广货”的概念。广东手工业的高度发展自然要求广大的销售市场，促使的广东的商业繁荣，商人活跃，商业资本发达。西人东来明清时期，特别是16世纪以来，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纷纷东来进行掠夺性贸易，并进行殖民扩张。1573年，葡萄牙人强租澳门，垄断了澳门的对外贸易，控制了澳门的东西方国际贸易。随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接踵而至。清政府采取了“海禁”政策，这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广东商人寻求海外贸易有很大影响。由此形成大量的海商，这就是明清史籍的所谓“海盗”。随着海商联合，广东商人在明朝嘉靖以后才真正崛起，而首先形成的是海商商帮集团。到粤海一口通商之后，广东海商的力量更是随着广州的独口贸易的高度发展而日益壮大。专业市场的兴起由于广东地区商品性农业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一些专卖农作物产品的市场随着专门化的商品性农作物的种植而出现，并随之扩大而增加。不分季节，四时都有货源的，如牛、猪、布等专业交易场所，称之为圩；有定期收获的农产品，如水果、花生等专业交易场所，称之为市。专业圩市的出现是为了适应农业的商业化，也满足了由此而兴起的手工加工业发展的需要。专业圩市不仅适应了珠江三角洲商品性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而且也适应促进了广东商人在明清时期的崛起。商业传统广州是一个具有悠久的商业传统的城市。《史记·货殖列传》中广州（时称番禺）即九大都会之一还特别指出番禺是“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广州这种悠久的商业历史和商业传统，无疑对广州城乡居民有很大的耳濡目染的作用，在这种氛围下，广州以及广东居民的商品意识自然较强。这对明清时期广东商人的崛起有很大的影响。外贸垄断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实行闭关政策，对外贸易被严格管制口贸易；第二类是本港行，专门暹罗贡舶贸易及南洋贸易；第三类是福潮行，专办福建、潮州的国内贸易。清代始终把广州视为对外联系的中心和纽带，也正由于广州所处的重要地位，使它迅速发展和繁荣起来，也促使广东商人空前的繁盛。。明代，实行朝贡贸易与贡船贸易，清代则大体上实行一口通商的对外贸易政策。广州一口通商后，商船日渐增多，税课日旺，买卖频繁。由此引起广州的商行分出三类专业商行：第一类是洋货行（即十三行），专门办理对外进出。

1.《〈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评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2.《评介林仁川著<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3.《明初考官制度述论》，《东南文化》1989年第3期.4.《清至民国建瓯土地契约中的经济关系探微》，《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5.《明清福建商人与社会环境》，《福建论坛》1990年第3期.6.《明清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1990年第8期.7.《明清福建义田与乡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8.《义田及其在封建社会中后期的社会功能浅析》，《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先秦秦汉史》199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3年第5期.9.《清代义田的发展与成熟》，《清史研究》1992年第2期.10.《明清四都社区文化略论》，《东南文化》1992年第3---4期.11.《福建家族文化系统研究的新创获》，《福建论坛》1992年第3期.12.《宋以来义田发展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4期.13.《吴本崇拜与社会效应》，《吴真人研究》第125--133页,鹭江出版社1992年5月版.14.《论明清时期的商业发展与文化发展》，《厦门大学学报》1993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经济史》1993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1993年第5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3年第3期.15.《试论明清文化的世俗化》《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1期.16.《区域性家族文化研究的拓荒之作》，《史学集刊》1993年第3期.17.《家族组织宏观模式的新建构》，《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18.《明清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3期.19《<儒林外史>与民族文化的历史审视》，《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20.《吴本崇拜的地域界限与文化内涵》，《吴真人与道教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出版.21《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述评》，《文史哲》1994年第3期.22.《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2)1994年第11期.23.《明清会馆与社会整合》，《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4期.24.《论明清会馆神灵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94年第4期.25.《吴甡:一个练达的地主阶级政治家》，《史学集刊》1994年第3期.26.《明清徽州会社经济举隅》，《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2期.27.《明清苏北水灾原因初探》，《农业考古》1995年第3期.28.《闽南沿海商工文明的形成及其意义》，《石狮商工文化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29.《论明清福建会馆的多种形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30.《明清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的又一力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31.《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西北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出版.32.《明清会馆的建筑设置、区位分布与文化内涵》，《原学》第4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33.《明清福建与江南义田的比较》，《学术月刊》1996年第1期.34.《宋以来义田生成机制论》，《厦门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1996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6年第3期.35.《清代地权转移中的非经济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36.《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辑.37.《明清时期的民间械斗与封建官府》，《福建史志》1996年第5期.38.《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39.《社学即官办初等教育说质疑》，《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40.《清前期福建地域间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福建学刊》1997年第5期.41.《明清庶民地主家族延续发展的内在机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42.《读<近600年来自然灾害与福州社会>》，《光明日报》1997年8月19日第5版史林.43.《<简谈明清时期的会馆》《光明日报》1997年12月23日第5版史林.44.《〈中国原始艺术〉评介》《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21日第3版.45.《浅论近代工商性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46.《<汀龙会馆:客家文化凝聚精神的实证》，《汀江与客家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12月版.47.《<明清民间办学勃兴的社会经济背景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48.《菲华社会文化脉动浅识》，《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49.《出土文物的艺术品鉴》，《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5期。50.《明清时期“行”的衰微与会馆的勃兴》武汉大学《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卷，2002年10月武汉大学出版社版。51.《中国历史文选教学改革的点滴体会》《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第3辑，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12月版。52.《“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族组织的建设》《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53.《海洋思维：认识中国历史的新视角》《历史研究》1999年第6 期。54.《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争鸣》《人民日报》1999年 7 月24日。55.《探隐索颐求本真 辨难问疑臻堂奥》《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年第12期。56.《十六——十八世纪福建沿海经济开发中的商业化倾向》《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57.《菲律宾华社对民间教育的投入》，《教育评论》2000年第1期。58.《明清海洋管理政策刍论》，《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59.《明清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60.《走向民间的历史学》，《福建日报》2000年5月19日。61.《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沿海港市兴衰嬗变片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62.《论康熙的恤商思想与实践》，《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63.《地域性历史研究刍识》，《光明日报》2000年4月28日。64.《海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光明日报》2000年7月21日。65.《长江下游农业历史地理断代研究的厚实之作》，《中国农史》2000年第2期。66.《菲华商联总会的发展轨迹探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0年第5期。67、《清代商人经营方式转换的若干趋向》，《浙江学刊》2001年第1期。68、《论“书院改为学堂”——析从传统大学向近代高等教育转变的若干机枢》，《高等教育》2001年第3期。69、《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70、《傅衣凌对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科的贡献及启示》，《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71、《商业史研究的重新审视与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2期。72、《明清科举制度对民营教育的促进》，《厦门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73、《试论明清东南海洋经济模式的演迁》，《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6期。74、《明清东南家族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75、《施琅统一台湾与清初官方海防力量的加强》，《施琅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263—276页。2002年6月版。76、《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官民相得”》，《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第25—29页。77、《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社会救济的成功之作——张文著〈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评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78、论明清乡约属性与职能的变迁，《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2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3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第4期。79、明代东南海防中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2期。80、施琅海洋经略思想初探，《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81、平台过程中施琅与清政府对海洋认识的深化，《施琅与台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191页。82、简论林则徐对灾异的探源与对策，《林则徐与江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93-199页。83、徽州会馆与徽州戏的播扬，《戏曲·民俗·徽文化论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4-101页。84、官民的联结与互动：中国传统社会运行的基本机制，《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黄山书社2003年版85、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多元双向传播，《潮声：厦门大学人文讲演录》，黄山书社2003年版。86、晚清至民国时期会馆演进的多维趋向，《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4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第11期。87、乾隆朝黄梅案中民意的体现及其意义（与缪心毫合作），《吉首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2期。88、明代海防建设与倭寇、海贼的炽盛，《中国海洋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4期。《高校文科学报文摘》2004年第5期。89、明清市镇经济研究的新高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90、清史修撰宜立足《清史稿》，着意体现时代感，《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91、清代宝庆府社会救济机构建设中的官民合作――以育婴堂和养济院为中心《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与雷妮合作）92、试论沈葆桢的海洋经略思想与实践。《沈葆桢生平与思想研究》中央党史出版社2004年6月版。93、清代晋江店铺买卖契约文书的分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与卢增夫合作）94、清代科举冒籍与土客冲突（与张学立合作），《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1期。95、习礼成俗：明清东南海洋区域社会控制的一种路径，《江海学刊》2005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2005年第2期。《光明日报》2005年4月12日论点摘编。人民网2005年4月12日转摘。96、明清时期的商业风险及其防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97、从《问俗录》看明末清前期福建社会风习（与张宗魁合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98、从“行”到商会：宋以后商人社会管理中的官民互动，《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99、从碑铭看明清福建的民间规约和社会管理，《中西法律传统》第4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厦大史学》第1辑。100“科举学”研究的阶段性升华——评刘海峰等著《中国科举史》，《中国书院》第六辑，湖南岳麓书院2004年版。101、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文史哲》2006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6年第19期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6年第5期摘要，《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10期复印。102、从几起京控案看林则徐的为政风格，《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6年第10期。103、从《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篇》看明代福建社会，《厦大史学》2006年第2辑。104、从《鹿洲公案》看清初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王亚民合作）《华中师大学报》2006年第4期。105、试论清代宁化的民间经济纠纷及其解决（与陈瑶合作），《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6年第5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9月版。106、从盐仓看明清福建盐业变迁（与吕小琴合作），《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12期。107、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新趋向，日本《中国史学》第十五卷，2005年9月朋友书店版。108、从明清小说看科举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109、明清福建民间规约与社会管理的经验与借鉴，《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构建》，鹭江出版社2006年版。110、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安徽史学》2007年第1期。111、谈坚持高考的权威性与冷静地对待高考的统一，《湖北招生考试》2007年第1期。

1、《明清两代宦官专权与封建专制的关系》，《汕头大学学报》198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 1986年2期全文转载，《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5年2期登载。获汕头大学1986年科研二等奖，汕头市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社会1986 年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从临清的兴盛看明代漕运的经济影响》，《松辽学刊》1986年增刊。3、《历代宦官名称及其演变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2期。4、《历代宦官来源考述》，《汕头大学学报》1986年4期。5、《试论宦官的生理与心理特点》，(中国社科院)《未定稿》1986年11期。6、《从临清的衰落看清代漕运经济影响的终结》，《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2期。7、《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汕头大学学报》1987年4期。8、《试论北魏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1、2合期。9、《略论北宋宦官》，《汕头大学学报》1988年4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辽元明清》分册1989年3期全文转载。10、《宦官生理及心理特点再探》，《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5期，《全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文摘》1989年2期登载。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心理学》分册1988年12期全文转载。11、《司马迁是不是宦官》，(吉林)《史学集刊》1989年1期。12、《建国以来宦官制度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89年9期。13、《张居正与宦官关系述评》，《汕头大学学报》1990年2期，获汕头大学1992年科研二等奖。14、《近四十年来港台地区宦官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0年12期，本人为第二作者。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史（一）（先秦至隋唐）1991年2期。15、《三杨与宦官制度》，《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明清史》分册1992年9期全文转载。获汕头大学1994年科研论文奖三等奖。16、《略论明朝初期军事制度之转变》，《汕头大学学报》1992年4期。17、《也谈崇祯朝宦官》，(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3期。18、《翁万达与安南莫登庸之“招抚”》，载于1992年《翁万达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潮汕文化研究论集二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19、《无法超越的困惑━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论宦官制度》，载于第五届《中国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6月出版。20、《明代宦官监军制度述略》，《汕头大学学报》1994年3期。21、《明代思想家与宦官关系》，(上海)《学术月刊》1994年10期。22、《明代政治家与宦官关系论略》，《广东社会科学》1995年2期。23、《叶向高与宦官关系论略》，《汕头大学学报》1995年2期。北京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宋元明清史》分册1995年10期全文转载。24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当代思潮》，汕头大学学报1996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研究》分册1996年9期全文转载。25、《东南亚潮人的文化特点》，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3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研究》分册1998年3期全文转载。26、《明清以来韩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几点意见》，《潮学》创刊号，1993年12月。27、《浅论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研究》，《潮学》2期。28、《榕江流域社会经济史资料及研究目录索引》，潮汕历史文化中心揭阳市研究会1994年出版。29、《十六世纪历史变化中的潮汕海上“盗商”》，1994年《海上丝绸之路与潮汕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7月出版。30、《东南亚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及其反映》，第一届马来西亚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英文)，1997年6月出版。31、 《叶向高与东林党》，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1期。32、《东南亚海外潮人移民形态的演变轨迹》，《广东史志》1998年3期。33、《严嵩与宦官关系论略》，《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3期34、《明嘉靖朝的安南之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年3期35、《中国古代农业对西方的贡献》，《农业考古》1998年3期。36、《海外潮人与暹罗曼谷王朝初期的制糖业》，《汕头》1998年1期。37、《泰国曼谷王朝海外潮人制糖业的兴衰》，《汕头大学学报》1998年5期38、《李时岳与汕头大学的历史学科建设》，《纪念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出版。39、论文《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主要特征》，《理论与现代化》1998年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分册1999年2期全文转载。40、论文《社会思潮变化中的汕头文化建设》，《社科大观》1998年3、4期41、论文《中国制糖业在日本的传播》，《学术研究》1998年12期。42、《海外潮人与马来西亚麻坡的德教会》，《汕头》1999年1期。43、《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人文杂志》1999年3期44、《18世纪清朝与缅甸及暹罗吞武里王朝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3期。45、《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传播》，《东南亚纵横》1999年1期46、《叶向高‘东林党魁’考辨》，台湾《明史研究专刊》第12期。47、 《东南亚海外潮人与德教的关系》，《当代宗教研究》1999年2期48、《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东北亚研究》1999年2期。49、《发挥历史学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发展研究》（原《上海高教研究》）1999年6期50、《明清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第七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出版51、《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朝鲜的传播》，《海交史研究》1999年1期52、《中国古代炼丹术在西域的传播和演变》，《化学教学》1999年10期53、《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在欧洲的传播》，《历史教学》1999年11期54、《蓝鼎元视野下的清初潮汕社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4期55、《潮汕地区的制糖业》，《中国农史》1999年4期，页74-80。56、《郑信与暹罗吞武里王朝的灭亡》，《潮学研究》7期57、《双性同体的历史衍变及文化含蕴》，《文艺争鸣》1999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文化分册》1999年12期全文转载。58、《妇女在中国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地位及其影响》，《妇女研究论丛》1999年2期59、《潮州学与客家学刍议》，《广东史志》1999年1期60、《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2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地理》分册2000年8期全文转载。61、《90年代中国宦官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0年3期62、《妇女解放运动与“双性同体”观念的衍变》，《妇女研究论丛》2000年2期63、《海外潮人在汕头的投资》，1998年晋江《中国侨乡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文卷，页306-316，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64、《潮汕地区的海外移民与地方社会研究述评》，《海交史研究》2000年2期65、《潮汕海外移民研究管窥》，《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1期。66、《戚继光平定海盗吴平论析》，《戚继光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华文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67、《理想完美人格的追求--教育学、心理学中的“双性同体”》，《广州大学学报》2001年5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教育学》分册2001年12期全文转载。68、《国家、区域社会的外延变异—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1999年湖南石门《第八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出版。69、《“双性同体”在文学中应用综述》，《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1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分册2002年1期全文转载。70、《历史教学信息化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2期。71、《历史信息化研究》，《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6期。第二作者72、《明代潮州海盗论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2期。73、《开设全校选修课的几点体会》，《广州大学学报》2002年9期74、《“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5期，页149-151。第二作者。75、《“明清以来中西文化交流与岭南社会变迁”学术研讨会综述》，《清史研究》2003年1期，第二作者。76、《明清潮州海商研究》，《地位、权力、角色：明清时代中国商人与社会的分区域研究》论文集，东北师范大学明清史研究所2001年2月出版。《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1期。77、《戚继光视野下的明代潮州社会》，《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3期。12000字。78、《论明代潮州海盗》，《李询先生纪念文集》页351-364，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出版。79、《增设历史与社会新专业的实践与探索》，广州大学学报2004年增刊。80、《中国火药和火器在亚洲的传播和演进》，《历史教学》2005年9期。核心期刊81、《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师德观》，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增刊)2005年12月出版。82、《郑和下西洋与岭南关系论略》，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1期。

你可以从百度中找到的…它的创始人、时间、地点以及刚开始的发展，在结合它什么时候达到高峰！有哪些有名的人物…以及衰败…在有你自己进行对它评价…当然你也可以百度到！

经济学用作解释现象及行为，一点不受地域及时空之限制，无论古往今来曾经出现过的一切现象及行为，经济学都能够解释；纵使发生在中、外的也不例外。用经济学说历史，首推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D. C. North）莫属，他引述西方历史发展来解释制度变迁对经济成长的关系而获奖，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New Institutional School）继高斯（R. H. Coase）之后获奖的第二人。 制度不但如诺斯所言对经济成长有深远影响，而且对统治集团的兴衰亦有不可磨灭的关系。就拿中国历史看，历史学者罗香林从「力之均衡」注1分析中国历史各朝代治、乱的因果：认为治与乱之关键是社会有无「秩序」，有「秩序」为治、反之为乱；而「秩序」则赖以社会之「权力」是否「均衡」（执中）所致，若长期偏离「均衡」，势将加速朝代灭亡。我们若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中国，会发现朝代之更替，其实是制度变迁的结果。例如；周灭商，是天子分封诸侯的「封建制度」代替部族拥戴「共主」制度；秦始皇统一天下，是「中央集权郡县制」代替「封建制度」；汉高祖得天下，是「郡县与虚位封建混合制」代替「中央集权制」。当然两晋、南北朝、隋、唐，以至宋、元、明、清之更替，也是一种制度代替的结果。这里我们暂且表过，以后将详加讨论。 回头需要说明罗香林所指「力之均衡」与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变迁分析之间的关系。依笔者理解，罗香林所讲的「力」，泛指「权力」，包括统治者及挑战统治者集团的权力。当天下大治时，统治者与挑战集团的权力都势均力敌，但中国自古以来人们认为统治者是天帝之子，地位神圣不可侵犯，他代天帝治理人间，所以应受万民拥戴，假如有人挑战统治者就是对天不敬，因此反对势力就找不著藉口向统治者挑战。所谓「力之均衡」，其实是社会大众对保持现状的要求，大於改变现状。 然而当遇上统治者昏庸无能、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时候，反对集团的支持程度必然在瞬息间超越统治者，这时权力偏离「均衡」，形成乱的局面，那怕统治者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护身符，如果社会大众对改变现状有强烈要求时，统治者的江山就难以持久，朝代转变更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