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作文素材议论文

人民艺术家老舍 建国60周年文化名流：老舍

在我心目之中，老舍先生是永生的，我时常深沉地怀念他。因为，老舍先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的著名现代作家。是我文学编辑生涯唯一联系最密切的作家。老舍先生弃世是使我受到震撼最为强烈的伟大作家。 为了深入了解新社会里的骆驼祥子，老舍曾在我和交通局干部陪同下，多次前往北京站等处三轮车站点采访。在简陋的木板房里，老舍和工人坐在一条板凳上，欢声笑语话家常。对老舍的问话，工人们都抢着回答。老舍认真听，并做简要记录。经过一段时间，老舍写出了新戏第一幕，把我和人艺的演员，其中有曾演过祥子的李翔，找到他家去，听他读剧本。说实在的，我没有听出所期望的《茶馆》味道，李翔他们也默不作声。老舍抚摸着稿纸，不禁叹了口气:“往下，可该怎么写呢？”后来，他慨叹地向我表示:“现今流行‘打野鸭子’(当时正在上演配合政治任务的话剧《千万不要忘记》，戏里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打野鸭子)，咱写不来这玩意儿。”从此老舍搁笔，他没有让自己的笔裹进斗争为纲的风雨里去。而他本人，两年之后，却被那场史无前例摧残人性、灭绝人道的“文化革命”腥风血雨裹挟进去，遭毒打，受凌辱。鬼魅横行，群魔乱舞，这世道怎么了？太平湖畔，彻夜思忖。为尊严，为清正，为促使后人觉醒，他成为了二十世纪的屈原。 “文革”逼迫一批正直人士决然自尽，使我最不理解最为痛心的是老舍先生。现代作家之中，他是唯一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大师。新中国建立十多天，他就匆匆海外归来。刚踏上故土，他说:“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他曾经表示:“我注视着社会，时刻想叫我的笔追上眼前的潮流。”他爱祖国，爱人民，关怀劳苦大众，追赶社会潮流。归国后随即写《龙须沟》，歌赞人民政府，首先改善贫民窟生活条件。为配合形势，他写各式各样即兴的剧本，不在乎能不能得流传。他答应写骆驼祥子新编，岂不也是为了歌赞社会。而那时的社会，竟把最忠诚于新社会的他逼上绝路。那时候国际上还不知他弃世，1968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秘密投票，首选老舍。老舍先生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历史的也是未来的。生为中国人，文化人，不可不知老舍，不可不读《骆驼祥子》，不可不看《茶馆》。先生的品格文章，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在民众心目中，老舍是永生的。

文艺绝不是我的浮桥，而是我的生命。 ──老舍 鲁迅先生说：“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纵观老舍一生行事，他何尝不是一个“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呢？在民族危亡关头，老舍用腰间的手榴弹和手中的如椽大笔，猛烈地向“暴敌的头颅”和黑暗的时代开火；在火热的新时代，他又以戏剧为武器，满腔激情地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歌颂人民的新北京。老舍的一生，无时无刻不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老舍以他的作品和精神，无愧于“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老舍属于北京，就像沈从文属于湘西一样。他走着自己的路，而北京，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决定着他的一切。令他迷恋的是家乡的市井声，是斑驳杂乱的人与事。影响他人格形成的是老北京引以自豪或者为人贬斥的种种特性。思想和观念，常常只是一片云，一束阳光，一簇树影。它们点缀着他的人生景象，使其显得婀娜多姿。但奔涌不息蔚成大观的是城墙、胡同、四合院，是京味儿十足的嬉笑怒骂，是爱憎、美丑、善恶交错的庞杂。 这里，可以有豪爽粗犷的潇洒，却又满目可见委委琐琐的卑微；可以爱憎分明，却又少不了美丑不辨；可以舍身求仁，却又免不了委曲求全。 这里，一种形态常常可能包容不同的意味：热情周到，可能是外表的敷衍；随和宽厚，可能隐藏着圆滑；侠义侠气，可能是抽身逃之夭夭的铺垫。 老舍耳濡目染的便是这样一种与众不同的文化，北京人的方方面面都以它们的本来模样，成为他审视的对象。他有一颗热情的心，却又有一双冷静而犀利的眼睛，他属于这里，却又始终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姿态，用他讽刺和批判的笔触，用幽默调侃的语气，向人们讲述着这里发生的故事。他看到了弥漫于古都的那种惰性：“生命只是妥协，敷衍，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北平除了能批评一切，也能接受一切，北平没有成见。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一九三三年他写的这些话，颇能反映老舍对他所熟悉的北京特性的概括。 老舍属于这样一种地域文化。三十年代一位评论家在评论老舍的早期作品时，曾将老舍归纳为这么一种类型的人：自己觉得不敢抱什么太理想、太奢望的梦，而也不做战士，他只有在和平温良的态度下，对所有不顺眼的事，抑不住那哭不得、笑不得的伤感了。 后来的老舍自然又有了许多新的发展，但他仍然常常地保留着“老北京”的印记。于是，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老舍，热诚而周到，正直而善良，同时又时时表现出一种小心翼翼。他不奢望自己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不把思想的批判作为一己的责任。他在尽力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既不过度浪漫热情，又不过分冷漠，正是这样一些性格特点，使得他能够以幽默、温情、感伤的风格渲染出浓郁的“北京味”，真正生动而全面地展现出了老北京的众生相。 在我看来，老舍很典型地体现了老北京文化的特点，是语言的，也是道德的、行为的。因为他和他的作品，因为他的悲剧命运，使得后人对老北京的解说，有了一个他人难以取代的印象。

1944年元旦，老舍开始写以沦陷了的北京为背景的百万字小说《四世同堂》。他说：“必须把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老舍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夏天三面受阳光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老舍说：“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头昏。”头昏和常患疟疾，到年底才写完第一部30万字的《惶惑》。1945年老舍在《八方风雨》中写道：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功夫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