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河子大学学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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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白小说作品的语言、形式和思想，以及普遍的象征价值，都达到了中国当代文学引领者的境界。墨白以其恢弘的气魄和深刻的思想为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哲理的深度、介入的力度和世界的广度。墨白为中国当代小说带来的一系列的堪称典范的文本是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具备了世界水准的有力佐证，墨白作品所拥有的普遍的人类文化学的价值和意义将让墨白的名字恭列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序列当中而毫不损色，只是这需要更多的文化交流，通过对于墨白的经典小说文本大力的向外译介和推广来促使其最终完成。——张延文（河南大学中国语言学博士后）：摘自《墨白小说，当代中国文学的“国家声音”》（《山花》2010年第5期）。墨白颇具特色的写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方面从没有脱离给了他丰富写作资源的现实土壤，另一方面也从没有放弃过在这个土壤之外获得重新进入它的视角。他难以想象的丰富而不乏残酷、凶险和苦难的个人经历，构成了他写作的最深层的底色。但是，他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底色的还原和传达，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的写作是对他经历的生活的“逃离”。他每每借助于回忆、梦境和心理的剖析，刺入质感很强的乡镇生活，重新构造他如此熟稔而又神秘的生存空间，揭示出人的存在的诸多方面。他将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充分口语化的语言嫁接到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技巧的运用之中，将非常丰富、感性、印象鲜明的生活积累纳入到现代观念的阐释框架中，这当然改变了我们看待生活的方式。——林舟（苏州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摘自《以梦境颠覆现实》（《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墨白创造的颍河镇不再是某个人物的，而是用现代的文学观念再现了本土社会生活的丰富图景：现实与历史、日常与幻想、瞬间与记忆、真实与梦境、美好与邪恶、世俗与宗教，等等这些都在墨白颍河镇小说的系列里再现出来，并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载体。墨白笔下的颍河镇是一个令人惊奇的世界，颍河镇既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反映着一切，又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一切。福克纳将现实的世界、破碎不堪的世界拾捡到约克纳帕塔法，而墨白在构造颍河镇的时候同时选择了福克纳与卡夫卡：既有福克纳的大气，又有卡夫卡的虚幻和精神渴求。当然，这是墨白自己的世界，颍河镇构成了他的创作“母体”和“精神家园”。——高俊林（西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摘自《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墨白的小说创作探索和表现的是现代人在种种内在和外在力量的驱动与制约之下，那种无奈的处境与命运。小说里的主人翁不停的“行走”与“寻找”、在欲望驱动下形成的种种“神秘”、以个人的言说进入历史和现实等等，形成了墨白小说创作的主题。对人类精神的探索和对艺术形式的试验构成了墨白小说创作的姿态。墨白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上达到了一个不可忽略的高度。——郝雨（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墨白的艺术迷宫与“神秘房间”——墨白小说论》（《山花》2001年第11期）。思想者墨白以叛逆的姿态在二十世纪末期的文学营盘站成了一处独异的风景，而墨白的前行会依然孤独，灵魂的挣扎与思想的独立依然将是他文本的“顽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墨白是一只倔强的让人敬佩的文学之狼！——黄轶（郑州大学教授、博士后）：摘自《“形”的执著与“思”的独立——由《红房间》谈墨白的小说》（《文学界》2008年第8期）。无论以古、以今的标准来衡量，墨白都具有一个文人所特有的气质和精神。墨白不跟风、不媚俗，坚持自己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故值得我们表示由衷的敬意。——於可训（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小说家档案·墨白专辑》（《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墨白创造了很多疾病意象，如《霍乱》、《白色病室》、《局部麻醉》、《尖叫的碎片》、《梦游症患者》等，成为他思考社会、人生、历史与自身关系的一个角度，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阐释的意义缝隙。这种疾病书写主要源于他的个体生存经验和对历史意识的独立思考，使得疾病成为他小说承载社会历史文化记忆的主要隐喻。纵观他的小说，那种死亡腥气的笼罩、暗红色的悲剧宿命、自杀的隐喻以及人性生存困境的主题一直贯穿在创作之中，其小说总给人一种历史苦难造就的尖锐的刺痛感和人性的荒芜感。——龚奎林（井岗山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摘自《疾病的隐喻与生存的困境——墨白小说论》（《莽原》2009年第4期）。墨白的叙事含有一种春雨激荡的力量，暗合了母亲信仰的连绵和坚韧，透出一种对人世的悲悯。《母亲的信仰》承接了《父亲的黄昏》中那份亲情之美，虽然题材迥异，小说的落脚点和基本色调也不尽相同，但父亲母亲留给墨白的深厚感情显然已成为他创作的有效资源，一旦遇到适宜的突破口，便有真挚蓬勃的文字源源而出。——赵晖（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博士）：摘自《北大年选2005·小说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墨白的小说大多以一座中原颍河岸边的“颍河镇”为背景，运用现代和后现代的创作手段，精雕细描，纵横捭闽，准确而深刻地画出了一方水土的精神内蕴，从而揭示出了当代人精神心理的本质，为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优秀的艺术范本。——李少咏（洛阳师院教授、文学博士）摘自《构建一座精神的小镇》（《当代文坛》2003年第6期）。墨白的小说一开始似乎就是以某种边缘化的形态生长着，边缘，就是墨白小说的精神气质。在我看来，1990年代弥漫在文坛上空的那些“退却”、“撤退”或“突围”、“坚守”的悲壮烟云，还有目前仍在进行时的、从“宏大叙事”向“个人叙事”艰难转型过程中所诱发的精神休克，在墨白小说的叙事中几乎是免疫的。究其原因，不是作家的迟钝或冷漠，而是他的创作始终关注于时光微澜之下那些更根本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解“个人”与“边缘”的存在意义，是进入墨白小说审美世界的一个精神通道，而在通道的那一头连接的不光光是由回忆、想像、神思和梦游堆叠而成的隐喻之海，我们还能从中感受到在隐藏在墨白锐利的目光背后深沉的文化关怀与人道主义同情。——聂伟（上海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摘自《影像“原乡”与民间叙事——墨白小说漫谈》（《莽原》2004年第3期）。墨白小说以其空灵前卫著称小说界，他在已经发表的数百万字的小说中多视角地反映了人的内心世界，给人以启迪和思考。——张宁（广东外贸外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摘自《简论墨白小说世界》（《河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梦游症患者》改变了我对墨白，也是对先锋写作的看法，这部作品为先锋写作开了一个好头。《梦游症患者》探讨的是集体的回溯，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研究，其中有对阿Q式的在革命中要取一个份额的心态以及偶像心态的层层剖析，有对民族遗忘苦难的警觉。——何向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摘自《精神探索和叙事试验者墨白》（《莽原》2001年第4期）。我注意到，墨白一直在探索让意识活动自我显影的可能，但与一般的心理小说尤其是“意识流”不同，他比较重视“生活事件”的质感及其在结构上的功能作用，也不排斥具体的场面、细节和动作描写。这就是说，对他来说，意识显影的可能并不全在意识自身，也在于“物”，在于可感的“世界”。这一倒置关系，在《街道》中显然更加明确了，由于“人”、“事件”均已沦为道具、布景和意识赖以呈现的媒介，“生活”在叙事领域的本体地位就一下子倾覆了。荒凉中不乏温情，自在里饱含着酸涩的墨白，不再属于某一类地域性作家。——王鸿生（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无神的庙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初读墨白的中篇小说《光荣院》，感到在他那看似直白的叙事背后隐含着对生命意义的相当严峻而深刻的思索。不能保证普通读者透过时空倒错、几近魔幻的文字表面能够颖悟到的这种思索，但是经过细心的阅读，我们并不难看出，小说推出的人物群像面对生死的各种反应，的确隐含有对现实人生的强烈的反讽，叙述沿袭着并不张扬的冷幽默路子，但是给人的感觉是文义指向每一个自我。这样的小说必然给蒙昧的心灵带来震荡。——夏敏（集美大学中文系教授）：摘自《光荣的隐退与生命的责问——墨白小说的个案分析》（《山花》2005年第5期）。墨白以他多姿多彩的创作在形式的层面象征地再现了一幅主体自我沉沦与超越的生动图景。——李丹梦（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摘自《形式的伦理意义——墨白论》（《文学评论丛刊》第9卷·第2期）。墨白与那些先锋作家有一个最关键的区别，这就是墨白是有精神家园的。三十多年的乡村生活浸透在了墨白的血液、性格和命运里，他的小说里的精神家园——颍河镇，就像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马尔克斯的马孔多镇一样，颍河镇已经成为他生命和小说的渊源。——刘海燕（中州大学教授）：摘自《你的命运就是你的写作》（见《理智之年的叙事》作家出版社，2007年5月版）。对现实的逃离和穿越不仅赋予墨白的许多中篇文本在主题上的形而上色彩和哲学品格，而且在艺术探索上也具有无可替代的话语价值。墨白是一个具有高度文体自觉性的作家，在40部左右的中篇创作中，他对文体丰富性的追求一以贯之，构成墨白文本艺术特质的诸要素，有的已凝定为非常个性化的东西，这是他为当代小说创作所提供的新经验。——曹怀明（上海对外贸易学院教授、文学博士）：摘自《逃离与穿越——墨白中篇小说论》（《中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墨白几年前便是一位呼之欲出的青年小说家了。不知为什么，几年过去了，墨白好像也没“出”。当然这种“出”是有特指的，所谓“出来”并不是指发表作品或是发表很多数量的作品，这种“出”好像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认可，说得白一点，就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走红”。其实，“走红”并不意味着小说的成功，不少走红的作家和作品都是三流、四流的。墨白的小说至今未能在更大范围内激起反响，可能与他甘于寂寞、淡于经营、潜心写作的方式有关，也可能与他所处的古老的周口地域有关，也可能与他小说的某种特点有关。其实，这并不影响墨白的小说的自身质量。——王干（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文学选刊》主编）：摘自《新向度·主持人的话》（《山花》1995年2期）。墨白最初是以“先锋派”的面貌出现的，但他并不属于当时（19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派”主流。他的形式感与现实感的一致性，与先锋小说注重叙事方式的写作主流有所不同。墨白写作的高峰期起自1990年，但他写作的探索性又与九十年代的小说趋势形成了明显的反差。这种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写作，却使文学的精神在更大程度上得以保存。墨白自己说过，“他是一个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写作者”。正是因为这种写作上的游离性，使得墨白的作品显示出不同一般的品质。——张闳（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墨白的艺术感觉很特别，他擅长营造孤绝、荒谬的情境，其中篇《局部麻醉》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小说之一。——李丹梦（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摘自《乡土理念的嬗变与持守：话语·价值·权力》（《上海文学》，2005年第2期）。墨白小说是一种迥异于目前商业化叙事的先锋文本。他以探索中国那场荒诞而真实的“文革”岁月和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精神的匮乏和压抑而见长，其魅力主要来自主题意蕴上对历史荒诞与人性沉落的尖锐刺痛感的把握，以及文本形式上以神秘与独白呓语为特征的梦幻式结构和诗性叙述。——孙桂荣（山东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摘自《沉浮在荒诞与隐秘之痛中的真实》（《石河子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用现代、后现代的叙事手法来反映中国当下生活是墨白小说所一直追求和探索的，也是目前中国的先锋小说家运用同样手法来反映当下社会的一个最为成功的范例。但与其他一些在现代、后现代叙事方式上渐行渐远以致最终脱离现实中国情境的作家不同的是，墨白一直在进行着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本土化的叙事实践，并且这种自觉的试验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高俊林（西北大学教授、文学博士），摘自《墨白小说创作浅论》（《小说评论》2010年第3期）。精致、娴熟、无可挑剔的技巧是墨白的成功之处，同时也是他的不幸。这位孜孜不倦而又不合时宜的叙事艺术探索者，如果是出现在80年代中期，毫无疑问地会赢得最狂热的喝彩，而在好大喜功而又事事粗陋的今天，看来，他只有默默无闻地苦心经营自己的艺术了。我倒更愿意向这样的写作者致敬。——张闳（同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摘自《纷繁的呈现》（《花城》1998年第3期）。墨白的小说用诗歌一样鲜活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结构，实现了小说叙事风格上的突破，用这样语言来表现阴郁和神秘的现代主义是一种大胆的探索和创新。对于这样一个在乎故事情节的时代来说，这样的作品弥足珍贵，却也具有相当大的挑战。墨白将电影的结构风格引入了小说这种只有文字作为载体的艺术，这样的尝试对于小说的发展和改革具有探索性的意义。墨白小说特殊的叙事风格决定了即使墨白小说的题材选择的是现实主义，也不可避免的带上了现代主义的特点，这种现代主义的弥散使得墨白的小说完全不同于余华、苏童等现实主义作品风格，而自成一派，完美的将两种不同的风格结合在一起。——康宁（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文学博士）：摘自：《现代主义精神的弥散——试论墨白小说的叙事风格》（《绿洲》2009年第7期）。正如《映在镜子里的时光》这个书名所示，小说中每个故事都会让人深信不疑，但每个故事都是接下来的另一个真实故事的反对者和否定者。随着小说的展开，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开始感到了周围事物的变幻莫测，那些有可能给人物自身提供生存确定性的事物变得扑朔迷离，人们渐渐进入神情恍惚的境地，最后导致每个人都感到自身的存在变得无法确定。这种不确定性的力量如此巨大，以至于读者有可能也会像失去了线团的提修斯，在这座语言的克诺索斯迷宫中迷失了自己。在读完了连环套一样迷离的种种故事后，我们有可能会得到一个悖论式的结论：语言在某些时候会摧毁一个人的现实感，但是，它同样也可以重建一个现实。通过这部小说，墨白发明了一种冒险式的叙事方式，并使《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成为一部可以为叙事学提供研究的作品。——蓝蓝（当代诗人）：摘自《不确定的存在——简评墨白〈映在镜子里的时光〉》（《文化时报》2004年12月9日）。墨白是个真正来自于民间，而密切地关注着民间的作家，具有着一种宝贵的悲天悯人的民间精神。很显然，他和他的创作与主流文学无关，也从来不作姿态，也就是不作出那种反主流的姿态努力，而骨子里却渴望以此种方式或渠道进入主流的那种作家，而是清醒地与主流话语，与主流文学，保持着一种必要的距离。他所关怀的是更广阔的民间，他所叙述的是那些具有民间意味的故事，而且是那种民间的痛苦和苦难的故事。或者说，他痛苦地观察着那些民间的苦难风景，痛叙述着那些民间苦难的故事。墨白作品中的这种痛苦或苦难，既是深重的，又是深刻的，它往往是深入骨髓的，又大多是令人颤僳的；有时候它们体现在物质表象上，更多的时候是深纳于精神内涵里；你可以把它们理解为生存意味上的事情，更可以把它们领会为存在意义上的事实；从墨白小说的这种对苦难的叙述与反抗里，你能够隐约地感受到遥远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身影，以及令我们不得不敬畏的俄罗斯精神。——汪淏（当代小说家、评论家）：摘自《对苦难的反抗，或者对家园的建立——关于墨白小说的一种方向》（《文化时报》 2005年12月27日）正因为墨白多年坚守着特立独行的读书写作姿态，所以他发表的500多万字的作品，才能够把精英写作、大众写作、甚至通俗写作的不同质地进行兼容并蓄，把西方哲理思辩的、东方物化感性的不同特色巧妙合理地糅合在一起，在思想内涵、故事结构、人物塑造、叙事视角、语言表达等方面每有新意。他尤其看重那种令人诧异的思维方式，顺向或逆向，立体或多维，讲究谋篇布局，体现语言张力，追逐精致，无论长短，几乎每一篇作品都自觉携带一些阅读诱因乃至宗教般的神秘色彩。墨白对小说结构迷恋且陶醉，能把一部作品设计的像迷宫或者魔方一样让令人着迷，通过形式和内容的相眏成趣，潜移默化地直抵阅读者心灵。因为只有那种在艺术创造上的“百变高手”，才能充满朝气、活力和勇气，令人不断产生意外惊喜。——杨晓敏（小说家、《百花园》杂志社总编辑）：摘自《小说家墨白》（《小小说选刊》2012年第4期）。我们可以说整个《梦游症患者》就是一个比喻丛生的文本。墨白的长句已经成为他文本的惯例，这种长句的特点：一是，连珠式的，一个从句接一个从句。二是，分句之间互相缠绕着，纠结为撕缠不清地滚动。三是，长句一定在一种底色中运动，或红或黑，或白或蓝，大抵显示为忧郁之色。四是，用多种比喻重叠，浑涂，浸染，刻意地展示为一种复合式意象。这种长句的优势，发挥着能指的符号特征，或并置，或交错，或变形，这样的系列性长句就造成了整个文本的某种巴洛克风格，有繁复，错综，细密，浑厚的文体特征。——刘恪（小说家、文学理论家、河南大学教授）：摘自《优雅，色彩及比喻丛丛——墨白印象》（《时代文学》2012年3月上半月刊）。墨白一直进行着对现代叙事的探索，他和很多新生代作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用现代叙事深刻反映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体现在对文革的反思、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给人带来的生存困境和精神裂变的剖析。墨白的小说可称为中国当代文学“良知的声音”，为当代小说的叙事学和社会学分析提供了研究的母本。——胡平（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摘自《在坚守中突破——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中原作家群》（2010年11月23日 新浪文化·读书网）

我也发过，算是省级，评中级职称可以算数。但不是核心期刊。

比玄奘走得更远，新罗僧人远赴天竺取经，最终留在了盛唐澎湃新闻客户端2020-01-07 12:11澎湃新闻旗下帐号关注原创： 地图书 地图书两汉之际，佛教由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此后逐步兴盛，引起了汉地僧侣西行求法的热潮。自三国朱士行以降，历代远赴西域、天竺等国“取经”者不乏其人，而这其中又以法显、玄奘、义净等高僧最为著名。只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我国历史上，其实还有一位来自于朝鲜半岛的求法沙门，其西行路途之遥远、阅历之复杂，已经大大超过了上述诸中原名僧；而他因旅途见闻写成的《往五天竺国传》，又在20世纪初的敦煌上演了一幕千年佚书失而复得的传奇。这个人，就是唐代密宗“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和尚的弟子——新罗旅唐僧人慧超。唐代中外交通图慧超其人其书有唐一代，汉传佛教成为整个东亚世界的宗教主流，新罗僧侣多以入唐求法为时尚。慧超虽因远赴天竺巡礼而知名，但文献中有关其生平的记载却相当稀少，只能依靠零星的史料，大致推断出他的履历：敦煌藏经洞出土“宝胜如来图”图中戴斗笠、背经箧的行者，即是古丝路上取经僧的经典形象最晚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慧超（一作“惠超”）由新罗入唐，不久即经海路前往印度，先后朝拜东、中、南、西、北五天竺（在今印度、巴基斯坦一带）的佛教圣迹，又向西到达波斯（萨珊王朝旧地）、大食（阿拉伯帝国），后转回东方，取道中亚返唐，于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上旬抵达安西都护府的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回到长安后，慧超在金刚智、不空等印度密宗大师的门下受业，长年从事译经工作，最终于五台山圆寂。敦煌壁画中艰难跋涉的求法僧人慧超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就是记录他由唐至印度往返旅程的《往五天竺国传》。求法僧的行记著作，历来是研究中西交通的宝贵史料，但该书流传不广，大概在五代以后就已亡佚。直至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重见天日，法国人伯希和在几万件古代经卷中发现了一份首尾俱残、未著题名的楮纸写本。今天的西安荐福寺及小雁塔，慧超曾在这里师从金刚智学习他根据唐代僧人慧琳所编《一切经音义》收录的85个词条引注，对照残卷所记的印度及西域各国的疆域、宗教、物产、民风等内容，确认这正是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散佚千年的典籍失而复现，新罗僧人眼中的西方世界，终于清晰地进入了现代人的视野。今藏法国的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部分）西天佛树古代印度几乎没有文字资料可稽，常被称为只有神话传说的“秘密国度”。慧超这次赴竺求法，因此对当时印度社会以及各地佛教的发展情况，都有着详细的记录。这些可信度较高的文字，正好与玄奘、义净、悟空等人的行记著作前后接续，为考证印度古史提供了第一手素材。慧超由海道登陆，在五天竺一路探访摩诃菩提寺、四大灵塔等佛教圣迹，情绪激动，皆表现在行记中的几首五言汉诗当中。但我们从他的文字中也不难看出，许多昔日繁盛的寺、塔，如今皆已废弃无僧，可见佛教在印度已经呈现出衰落的趋势。此外，慧超在北天竺国那揭罗驮娜寺巡礼之时，还曾听说一位求法汉僧在归国前夕病亡的事迹，因而创作了一首“悼”诗以表哀痛。联想到高僧义净有关西行求法“去者数盈半百，留者仅有几人”的数字，可知当时长途旅居之艰险。始建于公元前三世纪摩诃菩提寺，如今是印度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慧超在五天竺国停留的时间最长，因此对古印度社会情况的记载也远较其他地方详尽。书中特意写到，中天竺及北天竺的人口极众，而贫富差距异常悬殊。寺庙以及达官贵人的居所，皆是砖木结构的“三重作楼”，第一层是仓库，上两层住人，而多数的穷苦百姓却只有一间矮小的茅屋，以蔽风日——高楼大厦与大片密集的贫民窟形成鲜明对比，可知“十亿牲口一亿人”的印度古今皆然。今天印度孟买的高楼大厦和贫民窟同样对比强烈在古代的南亚和东南亚，大象是各国军队的战力中坚，象的数量即代表国家实力。而据慧超记载，当时的中天竺国“王有九百头象，余大首领各有二三百头”，军力最为强劲，因而经常在列国间的战争中获胜，诸战败国“自知象少兵少”，只得求和赔款，避免交战。只是对比《大唐西域记》可知，这一时期的印度诸侯混战，已然各自削弱，中天竺国虽然力冠群雄，但与近百年前戒日王统一时的“象军六万，马军十万”相比，仍是差得太多。印度埃罗拉石窟表现象战的浮雕以及壁画中的大象《往五天竺国传》虽然保存了大量史料，但作者毕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无论是基于宗教感情，还是囿于时代认知，慧超笔下的西天佛国，似乎总是自带一层神圣的美颜滤镜，掺杂了许多言过其实的理想化描述。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天竺各国的政令简易，刑律宽松，民间不蓄奴、不贩卖人口，社会各阶层皆不事游猎，甚至连拦路抢劫的盗贼都是只取财物而不伤人性命，显得极有良心。只可惜，现代学者已经利用考古、历史等各方面的资料揭露了这些记载的虚妄不实，而究其原因，无非是慧超这个“精神印度人”美化了自己的“故乡”，塑造出了一个脱离现实的梦中净土。取材于佛经故事《鹿王本生》的龟兹壁画由此可知古印度亦多田猎杀生之事异域风土虔诚的信仰以及旺盛的求知欲，这是历代求法僧共有的精神特质。慧超为寻“真法”而踏上旅程，自然也带上了一双猎奇的眼睛，记录下了许多古代西域特有的奇趣风土。据行记所载，在今塔吉克斯坦帕米尔山区的西部，历史上曾有“九个识匿国”，其地气候极寒，不生五谷，居民散布于雪山之间，时常有组织地劫掠过往商旅。但令人不解的是，该国人即便劫取了丝绢（古丝绸之路正是以丝织品贸易而闻名），也只是堆积在库房当中，任其腐坏，却不会拿来做衣服。地理环境与生产方式的不同，造就了世情民俗的差异，高原山民这种怪异的“消费观”，只会让来自农耕社会的慧超感到荒唐。丝路沿线出土的唐代狩猎纹印花绢阿拉伯帝国（中国史籍称为“大食”）的崛起，是世界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而慧超的《往五天竺国传》，恰是历史上最早记录阿拉伯风俗的汉文文献之一。传文载大食“王及百姓衣服，一种无别”，“喫（吃）食无问贵贱，共同一盆而食”，体现了游牧民族早期的质朴平等之风，只能是“四大哈里发”时期以及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建立之初的社会图景。至于行记中所谓大食“国人爱煞（杀）事天，不识仏（佛）法；国法无有跪拜法也”，则体现了汉文化圈对伊斯兰教法的早期认知。又据《旧唐书·大食传》，阿拉伯人这种只拜天神，不跪人王的作风，还曾在两国之间引起过严重的外交争端。米尔·赛义德·阿里绘《宿营地》慧超虽是六根清净的出家人，但他行记里最为吸引眼球的，反而是对西域各族婚俗的描述。书中提及在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周边的吐火罗、罽宾等国，“兄弟十人、五人、三人、两人，共娶一妻，不许各娶一妇，恐破家计”。这种兄弟共妻的异常婚俗，在我国解放前的藏区，以及如今印度、尼泊尔等地的山地民族中仍多有遗存。除此之外，慧超还特意书写了波斯、粟特等族“纳母及姉妹为妻”的乱伦婚俗。历史上，信仰拜火教（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族群认为内婚制度可以保持血统的纯洁和高贵，因而极力主张近亲结合。我国境内出土的诸多唐代波斯、粟特移民墓志，也都反复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兄控”“妹控”之风古已有之，小说《冰与火之歌》中坦格利安家族的近亲通婚传统，也并不是完全出于虚构。西安出土的汉文与波斯婆罗钵文合书《苏谅妻马氏墓志》中亚剧变公元八世纪上半叶，正是西域局势最为动荡不定的时期。唐王朝、突厥、大食、吐蕃等几大势力在此激烈角逐，直接改写了亚洲腹地的文明版图。慧超于此时亲历其境，不仅感受到了几大强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分野，还见证了沿途各国在民族、宗教、文化等方面发生的剧变。《往五天竺国传》所记印度至西域各地的役属情况简表公元七世纪中期，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迅速向外扩张，仅用不到20年的时间，就吞灭了整个萨珊波斯以及半个拜占庭，为日后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慧超曾经深入大食领地，也在书中追述了这段“开国历史”。他说阿拉伯人本是波斯治下的“放驼户”，尔后反叛自立，杀死了波斯王，进而征服其国。虽只短短几句话，却把新老霸主交替的历史进程写出了恩仇报复的江湖味道，颇具民间叙事的生动异趣。7~9世纪的阿拉伯帝国隋唐史书中的“拂菻”（亦作拂临、拂懔等），就是世界史上常说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其“大拂菻”专指君士坦丁堡一带，而“小拂菻”则是小亚细亚地区。阿拉伯人在兴起之初，就迅速攻占了它在地中海沿岸的大片属地，到了倭马亚王朝时期，更是数次向拜占庭用兵。慧超书中提到大食国王因向小拂临进军，所以并不住在本国，指的很可能就是公元716年苏莱曼组织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城。然而，君士坦丁堡坐拥山海之险，城防极坚，阿拉伯人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始终未能突破那道让人绝望的高墙。慧超传载“（大拂临）此王兵马强多，不属余国，大食数回讨击不得”，说的正是这一段历史。西方古代画稿，描绘了拜占庭人依托坚城抵御阿拉伯人进攻的场景慧超西行求法的年代，阿拉伯军队仍在向印度中亚扩张。当在他们面前的最大障碍，就是西域的老牌霸主突厥。突厥于六世纪中叶崛起语阿尔泰山，极盛时几乎将葱岭两侧的所有绿洲城邦都收作了藩属。这些属国不仅要称奴纳贡，还必须接受突厥汗庭委派的吐屯（分遣各部以监其政事的官员）以及军队驻节。由于突厥吐屯多为世袭，所以往往用不了多久，土著国王就会被监控国政的突厥贵族所取代。正如《往五天竺国传》所载，建驮罗国（即犍陀罗，在今印度河上游一带）“旧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煞（杀）彼罽宾王，自为国主”，就是这一套“鸠占鹊巢”把戏的标准操作。中亚撒马尔罕大使厅壁画上的突厥人形象此后百余年里，随着突厥部族日益迁入，各国王统相继变易，突厥人的语言、风俗也开始在中亚大规模的渗透扩散。期间虽然发生了唐灭西突厥这样的大事，但突厥人在当地的影响力并未因此而消失。而当阿拉伯人有事于中亚，他们最先侵夺的，就是这部分原属突厥的势力区域。如慧超传记载，当时的犍陀罗以及帕米尔高原一带的罽宾、谢、览波诸国，仍是“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突厥”，而原先受突厥控制的吐火罗、骨咄国以及河中地区的安、曹、史、石、米、康等六姓粟特，已“并属大食所管”，北方草原上的突厥部落则与大食沿跋贺那国的锡尔河一线夹岸对垒，可见竞争之激烈。西安出土唐永贞元年（805）《米继芬墓志》并盖志主是来自中亚米国的粟特移民，而其父“突骑施”则是一个明显突厥化的名字《往五天竺国传》中也有一些涉及唐王朝与吐蕃、大食斗争的情况。例如书中记载了开元十年（722）前后，小勃律国（今巴控克什米尔北部吉尔吉特河谷）请求唐朝驻军以抗吐蕃的史实。而行记所举葱岭以东的疏勒（今新疆喀什）、龟兹、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等地，皆属唐王朝为控制西域而设的“安西四镇”。慧超说当地“人依汉法，裹头着裙”，可知中原衣冠西渐，安西各族已汉化颇深。只可惜，在慧超归唐二十多年以后，即发生了史上著名的“怛罗斯之战”，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战败，唐军在葱岭以西的优势尽失。其后又数年，中原爆发“安史之乱”，边军奉令内调，安西四镇虽然坚守良久，但终不免陷于吐蕃，唐人自此无力向西。敦煌藏经洞出土祆教二神图像画稿作为一名求法僧，慧超对所经之处的宗教状况最为敏感。根据他的行记，我们大致可以画出西域各国在当时的宗教分布：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正在迅猛东扩，而大食统治下的波斯和粟特人暂时还在礼拜圣火；进入中亚的突厥人改信了当地流行的佛教，而已经完成中国化的汉传佛教则正在反向输出。至于如今全民笃信三宝、庙宇遍布的雪域藏区，在那个年代还是“国王百姓等惣（总）不识佛法，无有寺舍”。苯教典籍散页，苯教是吐蕃在佛教传入之前的原有宗教总体来说，在《往五天竺国传》残页所记的中亚，唐与吐蕃的存在感不如突厥和大食。一方面，经过长时间的融合，中亚原有的东伊朗语族进一步接受了突厥人的语言和风俗，变成了操突厥语的“突厥人”；而另一方面，阿拉伯帝国以及后续诸王朝的统治，又让当地居民逐步皈依了伊斯兰教，从而彻底改变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生活方式。这两方面的趋势汇聚在一起，构成了持续几个世纪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浪潮，直接影响到了亚洲此后千余年的历史走势。11世纪《突厥大语词典》中的《圆形地图》参考文献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兰州教育出版社，1989年；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董志翘：《评介两部研究〈往五天竺国传〉的新著》，见《学术集林卷》卷9，上海：上海远东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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