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论文从名士服饰看魏晋风流

魏晋风度与盛唐魅力——论陶渊明、李白诗文中自由精神的张扬 鸟在中国传统诗歌意象中历来作为自由与理想的象征。鸟作为一种客观物象，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在天空中飞翔，矫健的身姿划过天空，留下优美的痕迹，给人以自由的幻想和向往，与人类的心灵产生某种契合，有了表达的欲望，于是借助飞鸟，将自己的主观情意表达出来。恩格斯在论及浮士德及“永恒的犹太人”的形象时指出：“他们是使用不尽：每个时代都可以不改变他的实质而把他们据为己有”。把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移用到飞鸟形象上来，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飞鸟形象自从<诗经>以来，历经改造和丰富，成了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象，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富有生命力的艺术形象之一。历代众多诗人，他们从中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同时，又把富有时代意义的思想感情倾注其中，寄托时代的希望和理想。而在描写鸟类意象众多的诗人与浩繁的诗文中，陶渊明与李白描写的鸟意象较为系统、较为齐全。 陶渊明具有“大济苍生”的理想和抱负，但黑暗的政治和污浊的社会现实却不能使他的政治理想得以实现，他便只能以诗为武器，以鸟为武器。与现实抗争，借鸟言志，排泄心中强烈的愤懑。陶渊明在其鸟意象中展示了丰富的思想内涵。“鸟日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表现了一种愉快的心情；。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写诗人少时欢乐无忧，突出了以鸟之高翔比抱负之远大的宽阔胸襟。“羁鸟念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表达对官场黑暗的愤怒；“望云渐高鸟，临水愧游鱼”(<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反映了对自由的向往等等。作者笔下处处有鸟，时时有鸟，鸟成为作者内心世界的反映，成为作者一生的象征，鸟的自由就是作者的自由，鸟的追求就是作者的追求。 李白则将他的一生幻化为大鹏，将对自由的热爱与追求，展翅于中华民族灵魂的天空，写就了伟岸的自由精神，激励着后人的精神和指引后人的追求。他一再把自己比作大鹏，希望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间。他不屑如栖于蓬莱之黄鹄、苍梧之玄凤，不屑做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因为那些鸟都丧失了自由，惟独大鹏可以无拘无束地翱翔于天地之间，“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直到临死前，还不能忘怀于大鹏，他沉痛地唱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临路歌》)在对大鹏的哀挽中，李白总结了自己的一生。他幻化成了一只大鹏，翱翔于中华文化的上空。 在李白诗作中，以。大鹏”自况，表现了昂扬向上无所依侍的理想。大鹏与“斥鹦”相比。活动的环境“寥廓”与“藩篱”相比，凤凰与群鸡相比，分别象征了诗人情志才力之超隽，反映了他与俗辈凡行的坚不共容，表现了他尖锐对立中的孤独无奈。表现了他“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寂寞。这与陶渊明由离群失伴的孤独与痛苦相比，一个是曾经有过，渐趋平淡；一个是自始至终，愈来愈浓；一个是因暂时不能归群而孤独，一个是因攻诋他类而孤独。因此，以鸟自况的陶渊明、李白在趋求远举高飞、寻求理想境地这一点上是同一的，而在具体的趋求方式和形态上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热爱自由，追求理想的境界是陶渊明、李白诗的重要底蕴。而天空中无拘无柬的飞鸟的天性与人类在感情上对自然的原始依归相吻合。陶渊明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来源于庄子，庄子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充分强调作为个体的人的自由，他对自由的理解和追求，影响了后世包括陶渊明和李白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中国文人，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文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由此可见陶渊明对庄子的崇拜。李白则将老庄的无为自然的思想理想化、具体化、实践化，他的大鹏形象取自<庄子>。但却创造出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生气的艺术形象。陶渊明、李白都崇拜庄子，都受到庄子影响，但二人笔下的追求自由的鸟意象，却呈现出巨大的差别。陶渊明笔下的鸟意象，飞鸟、归鸟、羁鸟都是娇小的、极普通的，似乎受到某种约束，不能伸展开来，不能摩飞九天；而李白笔下的鸾鹏鸿鹰意象系列，是禽鸟中的灵族异类，它们上可摩飞九天云霄，下可俯视山川人间，振翅鼓翼能至千里之遥，敛翮息神必择奇枝异卉。无拘无柬、伟岸、强大。并且一往无前，百折不挠。同样受<庄子)对自由的追求的影响，为何二者会呈现出如此大的差别呢?我们从艺术创作中发现了这一差异后，还应在人生实践中寻找造成差异的原因。有作品认识人生，有用人生来说明作品。 陶渊明、李白诗歌中飞鸟意象的形态差异，其实是他们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差异；是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理想的差异；是他们的个性与社会群体关系的差异。陶渊明选取“飞鸟”这一宽泛的存在体，表现出认同当下生存环境的宽容心态。李白以风鹏鸳鸾与斥鹦蝤蛙的强烈对比，显示了他孤傲不桀的个性和强烈的“舍我其谁”的生命意识。从现实生活来分析形成差异的原因，我们首先应该肯定时代背景的不同对二人创作的影响。历史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陶、李二人之所以一个展示了魏晋风流，一个代表的盛唐魅力，时代的因素是影响其不同的原因之一。魏晋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时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整个意识形态，都处于激烈变革状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利益重组。伴随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是新旧势力的争夺、改朝换代的频繁。从魏晋到南北朝，皇帝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名士们一批又一批被送上刑场。留下的总是一些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翩翩飞鸟，息我庭柯。敛翮闲止，好声相和。岂无他人，念子实多。愿言不获，抱恨如何”<停云)显示了诗人对时局的担忧和。有志不获骋”的苦闷。越是洒脱不凡，超然物外，内心就更忧惧，惊恐，文章越是深沉美丽，生命受到的迫害就越痛楚和哀伤。陶渊明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湎酒中一样，追求乱世中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追求人的主体精神的张扬，追求理想的飞翔。他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的特点是自觉地退了出来。“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感士不遇赋》)，这是陶渊明回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他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神的安慰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同处于社会政治无序状态中，但他没有那个时代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寞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社会仍有很高的兴致，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形影神)就是一个人生的追求和生命价值的探索。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追求和不委屈心灵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在那个时代，他无法真正摆脱社会政治的牵制，不可能逃脱世俗的罗网，他只是相对很好地解决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在他的诗境里)，他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敏锐地发现了人在这两难的境地中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把自‘古诗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他不是因为在政治斗争的失败而消极地退守田园，不是欲得权贵赏识而不得，转而攻击权贵，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安危而放弃自己的政治追求，所以他的归园田居不是放弃自己的社会理想，而是在追求着另一种理想。他努力用他的追求，使个人的存在价值，从这种抽象的荣辱观念中解放出来，回到真实的人生。当然，他的理想并不同于我们的理想，他的理想也是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的，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绝对合理的理想，并且也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的理想能够真正得以实现。这里的关键在于：他在那个时代代表了知识分子自己个性价值的实现，他不是传统的的奴隶，不是否定任何理想追求的消极主义者，不是一个没有自己独立思想追求的庸人。他追求着个人价值的实现，追求着一种自由精神的张扬，追求着他的理想人生，诗化人生。 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和自信，狂傲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充分体现了盛唐士人的时代精神风貌。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那个伟大的时代，成就了李白。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史上最灿烂夺目的篇章，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和内战。大唐帝国在政治，经济，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一个繁荣富强的帝国屹立于中国的大地上。这是一个朝气蓬勃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融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短，推陈出新；另一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的不只是“胡商”云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甚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乐”�6�8�6�8是盛极一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融合。无所畏惧、无所顾及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了框框，突破了传统。经济的高涨必然带来文化的兴盛，充满朝气和希望的时代又必然带来更多的精神追求。敏感的诗人更是其骄子。开元前期，我们看到：高唱。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王翰，私自排定海内文士的座次，高自标置，以文坛盟主张说、北海太守李邕与自己并列第一，其余一概摈落；王泠然上书宰相，直斥其“温服甲第，饱食庙堂”；以<黄鹤楼>诗驰名的崔颢对豪门贵族表现出一种“彼可取而代之也”的愤慨；连山人孟浩然，也宁失去被贯官举荐的机会，而决不放弃陶然一醉�6�8�6�8开朗宏盛的盛唐时代为将庄盂的荚逸之气从魏晋的虚无迷惘的氛围中释放出来，并回到真实的人生。这就是孕育天才诗人李白的时代背景与精神±壤。那位同样既英且逸的风流天子唐明皇就慧眼独具，以“英特(卓立)越逸之气”一语，为这一时代精神作了最好的提挈，而新时代的大人先生李白，正是这一精神的代表。。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国舅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事，都深刻地反映着那个时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求和向往：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的约束和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驯，恣意反抗。 与陶渊明不同的是，李白对政治、理想的追求贯穿了他的一生。早在初出山后，李白就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为自己的理想作了如下的规定：“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弼辅，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州，不足为难矣”(<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对这种理想他是如此地执迷，不断形诸歌咏，贯穿于一生的诗文中。甚至在经历人生的挫折和苦闷，在他的名篇<行路难>)中，仍乐观地吟道：“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意谓总有一天如宗悫乘长风破万浪，届时自当挂帆泛海而去。因此，如果说要为李白归纳出追求的目标和个性，我认为就是一点，而这一点与其说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思想，无宁说是驳杂的思想积淀而成的一种性格，一种精神．这是盛唐的精神，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需要一个有远大理想，有坚执的追求，有百折不挠的意志的伟岸强大的形象来承载。于是，庄子的大鹏形象进入李白的视野：“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也；谐之言日：‘鹏之徙于难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逍遥游》)。他从大鹏的形象中似乎发现了自己的灵魂，时代的影子，于是就情不自禁地在这一形象中倾注了豪放不羁的特立独行的个性和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创造出了一个比庄子笔下的大鹏更为具体，更为清晰，也更为完美，更富有生气的艺术形象，这就是‘大鹏赋》中的大鹏。这只大鹏“足萦虹霓，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显得横空出世其大无比。不仅写了它的自由逍遥，无所羁绊，还写出了它那“怒无所搏，雄无所争”的力量。当鲲初化鹏时，。脱鬈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滹之春流，唏希扶桑之朝暾。炬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百川为之崩奔。”这气势已经不平凡了，等他展翅飞翔时更是一番惊天动地的景象：“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日摇而海倾。”“上摩苍苍，下覆漫浸。盘古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这大鹏既不同于蓬莱之黄鹄、仓梧之玄风，也不同于衔木的精卫、报晓的天鸡。那些鸟或“驯扰于池隍”，或。拘挛于守常”，都没有自由。唯独大鹏不受任何束缚，任意地飞翔于天地之间。李白就这样在大鹏的意象中表现了自己的个性。表现了对鹦雀之辈的封建权贵的嘲笑和蔑视；对一切既定秩序和束缚的否定，对自我意识的肯定，对自由精神的赞美。这是李白诗中出现的鸾鹏鸿雁与斥鹦雉鸡两类意象的基本原因。他不像陶渊明政治理想受挫后，转向田园求得心灵的安宁，个性的发展。而是勇往直前，百折不挠，代表了那一盛世的时代精神。参考文献：[1](清)王埒·李太白全集[M]．中华书局，1979版。[2]李长之·李白传[M]．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版。[3]赵昌平·李白诗选评[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4]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M]．中华书局．2003版。[5]表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版。[6]李泽厚·荧学三书[M]．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版。[7]王定璋·盛唐气象与青春追求——略论李杜青年时代的诗歌[J]．社会科学研究(成都)，1993．1．[8]徐回荣·陶诗的两大意象[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1．[9]洪蛛钟·鸟·菊·酒——略论陶渊明诗歌毒象建构爰其人格凸现[J]．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充．1993．11．[10]李活·李白诗文中的鸟类意象)[J]．北京：文学遗产(京)．1994．3．[11]黄邦君·试论李白诗歌中的自我形象[J]．贵阳：贵州丈史丛刊(贵阳)，1984．4．

北方少数民族改穿汉服。还有就是朴素的布衣逐步消失，代替的是枝蔓缠绕，汉制纹样多样的服装，图案主要以花鸟为主。

魏晋服饰与魏晋风度 摘 要：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的一个专有名词。魏晋名士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魏晋风度也体现在魏晋的服饰文化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有独特的风格，它有别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化，只是其区别程度有所不同。服饰作为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服饰没有温度，但有冷暖之分，能够呼吸，能够表达，从而使人们感知它的发展、变化以及与众不同。莎士比亚有句名言“如果我们沉默不语，我们的衣裳与体态也会泄漏我们的经历。”从这个角度讲，服饰是见证者，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自身的变化，无论是贫穷或者富贵，无论是古典或者现代，无论是传统或者另类，在这里服饰已经成了一种无声的物体语言。 服饰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究竟与中国文化是一个什么关系呢？中国服饰的魅力不仅体现在款式、材料和花纹本身，它体现出一个民族的文化观和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 魏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政治动荡、战争频繁和民族大迁徙的时期，这就促使各民族在生产技术、文化思想以至生活习俗、衣冠服饰等方面相互融合。在魏晋这个兵荒马乱、灾连祸结的时代，人们追求远离政治、自在逍遥，从表象看，十分的颓废、消极，而实际上却蕴含着对人生、命运的强烈追求，是人格的觉醒：“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之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妙。” 魏晋风度是文化史上一个专有名词。魏晋人提出的“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美学原则，长久地影响了中国艺术，“风度”在魏晋时用来品评人物的词语，它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映，同时也集中体现在人生观和世界观上。魏晋时代的人物是很另类的，他们在动乱的世事下创造着一个又一个光辉的业绩，且个性十足，潇洒自然，他们用行动率真地表现着自己的情绪与思想。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等人，都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代表。 魏晋风度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特点是穿宽大的衣服、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保持清秀的体形，望若神仙。男子多穿着衣襟开敞，衣袖宽大的袍衫，袒胸露怀，头上加幅巾或戴小帽，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如名噪一时的“竹林七贤”。 一、从魏晋名士的着装看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来自魏晋名士，没有魏晋名士，也就没有魏晋风度。魏晋的名士们，或放浪形骸，或沉湎药酒，或侃侃而谈，视礼教功名如粪土。进步失矩的士大夫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立足之地，有一种不同于流俗，甚至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的言谈举止。魏晋士人向往的是一种自由生命，“神”、“韵”、“气”、“风”这样的追求，其核心是人对自我的尊重、人的自我觉醒。刘伶相貌丑陋、神情憔悴，行为懒散，放荡飘忽，把身体视作泥土草木一般，不加修饰；瘦子嵩长不足七尺，腰带却有十围长，颓然自放；阮仲容见邻院晾晒绫罗绸缎，阔衣大袖，自己使用竹竿挂起一件牍鼻裨（大裤头）高悬院中以尽嘲讽之意；王羲之袒腹露脐躺在门口东床迎接选婿者，又恰恰被选中；裴楷穿着粗衣，头发蓬乱的风貌被视为“玉人”……这些彼时彼地人物容貌仪态和服饰行为是一种自觉的追求，是一种有文化背景与依托的服饰反叛行为，与豁达飘逸，不食人间烟火的浪漫潇洒形象达到了完美的和谐。“蓬发乱鬓横挟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是魏晋士人服饰风格的最佳写照。这种着装行为也是统一在那个时代的服饰风格之中，它与服饰形象共同构成魏晋文化的审美风格。 1、以衣裳博大为美，即所谓褒衣博带。《晋书·五行志》载：“晋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颜氏家洲》等书中也记录下那时世人均好褒衣博带、大冠高履或小冠高齿屐等服饰形象。 2、以衣冠不修为美。《抱朴子·刺骄篇》称：“世人闻叔鸾与阮嗣宗，傲俗自放……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晋记》载：“谢鲲与王澄之徒，摹竹林诸人，散着披发，裸袒箕踞，谓之八达。”《搜神记》写道：“晋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散发，箕坐，是直接违背儒家礼教的，魏晋士人故意为之，以示不拘礼法，傲俗自放。解衣当风，常被后代文人奉为洒脱之举，特别是未入仕途或失意文人正是借助于魏晋士人的服饰观，表现出对倜傥风流的追求。 二、从诗、画中的魏晋着装看魏晋风度 服饰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探究中国服饰的这种艺术风格，就会看到服饰中所体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中国人的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反过来中国人在每一历史时期的文化心理，又影响了中国服饰的风格。 魏晋妇女则襦衣长裙，大袖翩翩，饰带层层叠叠，当风飘逸，表现出优雅和摇曳的风格，似仙女下凡，如曹植笔下的洛神的形象。洛神之风，是中国人的风采。她不仅使人产生若即若离，可望而不可及的虚幻般的美感，同时使人意识到，她的美是凭借了服饰的魔力，从而互为补充，终趋完善的。“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绝非一般俗艳女色可比，而且“奇服旷世，骨像应图，披罗衣之璀璨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 曳雾绡之轻裾。”不用回眸已生百媚，这就是中国服饰之妙处所在。中国服饰重垂、飘、飞的风格。妇女大多数服装的材料用丝织品，丝的柔软、丝的轻盈，再加上传统服装重在写意的肥硕宽大，使服装上端在肩或在腰，其垂下的部分则自然形成垂直的褶皱。这种浑然天成的褶皱，无风时像一泓秋水般明净清澈，如山溪陡然直泻，遇风则迅即飘舞舒展开来，其变幻出的曲折交叉或顺向逆转的美妙的线条，构成了无声的乐曲，有声的诗篇。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的传世之作《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及《列女传仁智图卷》等，描绘了无数个人物形象，其衣服的处理颇具飘逸感。绘画界评论他的笔法时，用词很美，什么春蚕吐丝，春云浮空，行云流水，皆出自然云云，在“十八描”中被归为“高古游丝描。”仅从绘画术语看就可以想象到顾恺之描绘的衣服是飘洒的，在他的画作中无论神仙还是宫延女官，其服饰形象都是处在神天飘渺的氛围之中，看顾恺之《列女传仁智图卷》中所描绘的女性杂裾垂髾服，深衣下摆裁成的多层尖角状杂裾和腰带间飘出的宛如旗帜上的垂髾一样的轻盈装饰，实在充满着浪漫气息。这也是魏晋风度的应有之意。 东晋末年弃官隐居的陶渊明，就曾在其代表作《归去来兮辞》中写出那逃出宦海，奔往田园时的轻快心情，“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明代大画家陈洪绶曾作《归去来图》，其中重点刻画了衣纹，画家试图以衣服的飘逸来表现陶渊明的即时心境。 中国画家笔墨为我们留下当年的衣服飘逸之感是难能可贵的，它不仅使我们了解到古人丝衣的奇妙效果，同时也使我们领略到中国画家的伟大。再有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那些将衣褶描绘得极妙的画作与中国丝绸衣出于同一个国家，而且基于同一个时代，也就是说处于同步状态。艺术是互通的，中国丝衣与中国画携手营造了妙不可言的艺术意境。 三、从史实中的魏晋着装看魏晋风度 魏晋一般士人的正式服饰，仍旧沿袭秦汉旧制，这一时期，汉族男子的主要服装是长衫，直到南北朝时，这种衫仍为各阶层男子所爱。衫与袍的区别在于袍有祛，而衫为宽大的敞袖。袍一般有里，如夹袍、棉袍，而衫有单、夹二式，质料有纱绢、布等，颜色多喜用白，喜庆婚礼也可穿白袍，《东宫旧事》记载：“太子纳妃，有白毂、白纱、白绢衫、并紫结缨。”看来，白衫不仅用作常服，也可以权当礼服。由于不受衣祛限制，魏晋的服装日趋宽博。《晋书·五行志》云：“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风流相仿，舆台成俗。”《宋书·周郎传》记述，“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裾之长，可分为二。”一时，上至王公名士，下及黎民百姓，均以宽衣大袖为尚，只是耕于田间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仍为短衣长裤，下缠裹腿，那是劳动需要。褒衣博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风格，其中当然以文人雅士最为喜好并穿出特色。除大袖衫以外，男子也着袍、襦、裤裙等。《周书·长孙俭传》记载：“日晚，俭乃著裙襦纱帽，引客宴于别斋。“当时的裙子也较宽广，下长曳地，可穿衫内，也可穿于衫袍之外，腰间以丝绸宽带系扎。 魏晋时期的男子首服，款式渐多，而且特别注重首服与主服、足服的配套穿着方式。当年，男子首服有各种巾、冠、帽等。如汉代盛行的幅巾，更加普遍地流行士庶之间。而纶巾，原力幅巾中的一种，传说为“诸葛巾”，诸葛亮“羽扇纶巾”指挥三军。小冠，前低后高，中空如桥，因形小而得名，不分等级皆可戴用。高冠是继小冠流行之后兴起，常配宽衣大袖戴用。漆纱笼冠，是集巾，冠之长而形成的一种首服，在魏晋时期最为流行，顾恺之《洛神赋图》中人物有多位头戴漆纱笼冠。 这一时期男子的足服，除采用前代丝履之外，特别盛行木屐。《颜氏家训》讲：“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唐代诗人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诗中有，“脚著谢公屐”句，即源于此意。据《晋书·五行志》载，木屐最初流行时男女有别，男式为方头，女士为圆头，至西晋元康时就一律改为方头，男女一致了。 魏晋时期妇女服饰多承汉制。一般妇女日常所服，主要为衫、袄、襦、裙、深衣等。具体款式除大襟外还有对襟，这显然是受到北方民族服饰的影响。领与袖施彩绣，腰间系一围裳或抱腰，也称腰条，外束丝带。妇女服式风格，有窄瘦与宽博之别，如南梁庾肩吾《南苑还看人》诗云：“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鬓。”是在咏其窄式衣装之美。梁简文帝《小垂手》诗“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则是咏宽衣的潇洒与标致的。男子早已不穿的深衣在妇女中仍流行，且有发展，主要变化在下摆部位。人们通常将下摆裁制成数个三角形，上宽下尖，层层相叠，因形似旗而名之曰“髾”，走起路来，随风飘起，如燕子轻舞，煞是迷人，因而具有“华带飞髾”的魏晋风度。 妇女的足服分丝、锦、皮、麻等质料，通常是鞋面上绣花，然后再嵌珠描色。 其鞋头样式，有凤头、聚云、五朵、重台、笏头、鸠头等。中国的鞋头非常有特色，它露于衫裙之外，既可免前襟挡脚，又可作为装饰，真可谓聪明之举，当时不分男女都是这样。 北方民族，泛指五胡之地的少数民族。由于以游牧，狩猎为生，因而服式便于骑射，其中最典型的服装为裤褶与裲裆，随胡人入居中原，对汉族服装产生强烈的影响，其式样独特，变化巧妙至今仍可借鉴。裤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亦称“裤褶服”。裤即为“胯也，两股各胯别也，以区别于两腿穿于一处的裙和袍。褶，一日在衽之袍也。”其股式如汉族长袄，对襟或左衽，不同于汉族习惯的右衽，腰间系革带，方便利落，且具粗犷之气。这种服式很快被汉族军队所采用，并广泛流行于民间，男女均穿着，可作日常服用，裲裆：《释名·释衣服》称：“裲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古代遗物中裲裆的形式为无领无袖，为前后两片，腋下与肩上以绊扣之，男女均可穿。裲裆多为夹服，以丝绸为之或纳入棉絮，后运用于军服之中，制裲裆铠，改为铁皮甲叶，套于衬袍之外。 小结 就中国服饰演变史来说，这一阶段最有代表性的是文人阶层兴起了褒衣博带之势，飘忽欲仙之感，而这些正出自于政治混乱之时，文人意欲进贤，可是又怯于宦海沉浮，不得已只得自我超脱，除沉迷于饮酒、奏乐、吞丹、谈玄之外，便在服式上寻求发泄，以傲世荣，故而宽衣大袖，袒胸露臂。 就中国服饰演变和中国民族发展史的两方面来看，魏晋时期，它处于国际交流空前扩大规模的大文化背景下，在消极的政治形势中结出了积极的互进的交会果实，既对中华民族的向前推进和更加一体化作出了贡献，同时又形成了一些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服饰。它宛如一个屡遭摧残的枝茎，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让民族的服饰变得更加有特点，服饰进行了融合，对服饰进行了更好的设计。让服饰的色彩变得更加鲜艳，服饰的设计感更强，对于服饰的推广效果更好。

精神解脱最重要

魏晋的名士们多光身着宽大外衣， 魏晋时期的妇女服装， 衣衫以对襟、交领为多，领、袖都施有缘边。汉文化为主体的服饰特征

魏晋名士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种很独特的文化现象，一千多年后仍散发异彩。最近出版的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宁稼雨的《魏晋名士风流》一书，从不同方面勾勒出魏晋名士们的精神风貌，对魏晋名士风流的状况做了客观而真实的描述，展现了他们独特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宁稼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陆续发表和出版了若干有关魏晋名士的论文和著作，如《魏晋风度》、《世说新语与中古文化》等，但大多涉及一些细致的考证和深奥的学理。此次就此话题再次开笔，则是用深入浅出的笔触，为读者描述出魏晋名士们的社会生活和生活情趣，展现了他们的人格魅力和值得骄傲的贡献；也展现了他们个性的才情之美，玄味的气质之美和超人的仪容之美。在很多人看来，魏晋名士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从何晏、王弼到竹林七贤，从王导、谢安到王羲之、张翰，莫不是清峻通脱而又“风流自赏”，为后人所景仰。而风流名士们蔑视礼法，狂放不羁，富于个性，更成为人们对那个时代最为深刻的记忆。如“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唯酒是务，经常纵酒佯狂，有时还于屋中一丝不挂，人家见了难免要批评他，他却说：“我把天地当做房屋，把房屋当做衣裤，诸位为什么要跑到我的裤裆里来呢？”又如王徽之“雪夜访戴”，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徽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魏晋名士们强调精神自由。他们在饮酒中逃避现实，及时行乐；他们对服药趋之若鹜；他们追求宽衣大袖的魅力，他们迷恋麈尾的风采；他们在围棋、樗蒲等休闲活动中展示竞争意识和个性人格精神；他们谈玄论道，得意忘象；他们仕隐兼修，“食甘旨，服轻暖”，不做天仙做地仙。正所谓“惟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魏晋风度成为当时人们的一种审美理想。有人说，魏晋风度是玄心、洞见，是妙赏、深情，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仕隐兼修。而服药、饮酒、美姿容和谈玄论道、游山玩水则成了这种风度的外在延伸。也有人说，魏晋名士放浪形骸，放达出格，清谈误国。但魏晋风度似乎总在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中国的文化血脉之中，并深深影响着后世的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