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唱词论文研究有何贡献

西厢记的语言运用堪称古代的范本。它的语言在性格化方面成就突出。张生的语言开阔，清丽，洒脱不俗；红娘的语言俏皮，泼辣，俗语成语总是能脱口而出；莺莺的语言旖旎，蕴藉，凝重，符合相国小姐端庄，含蓄的特点。它的语言素材丰富广泛。该剧以民间口语为主体，有时化用唐诗宋词的语句，推陈出新，自然贴切，有时还极为机智地使用经史书籍中的语句，常常反其意用之，形成一种特殊的语言效果。

《西厢记》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典戏剧名著，它叙述了书生张君瑞和相国小姐崔莺莺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经红娘的帮助，为争取婚姻自主，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而私下结合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不满和反抗，以及对美好爱情理想的憧憬和追求。几百年来，它曾深深地激励过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即使在今天，作品中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形象，仍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封建礼教罪恶本质的认识。 说起《西厢记》，人们一般会想到元代王实甫的《西厢记》，殊不知，在王实甫之前，金代的董解元也有一部《西厢记》，这两部“西厢”一般被人们称为“王西厢”和“董西厢”。要说到王西厢的成就，就不能不提到董西厢。 崔张故事，源远流长，最早见于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所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莺莺传》写的是元稹自己婚前的恋爱生活，结果是张生遗弃了莺莺，是个悲剧的结局。这篇小说不过数千字，却情节曲折，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是唐代传奇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它写出了封建时代少女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也反映了爱情理想被社会无情摧残的人生悲剧，宣传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糟粕。此后，故事广泛流传，产生了不少歌咏其事的诗词。到了宋代，一些文人直接以《莺莺传》为题材进行再创作，现在能看到的有秦观、毛滂的《调笑转踏》和赵令畦的《商调蝶恋花》鼓子词。这些诗词，对莺莺的命运给予了同情，对张生始乱终弃的薄情行为进行了批评，但故事情节并没有新的发展。 当《莺莺传》故事流传了400年左右的时候，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问世了，这就是所谓的“董西厢”。董解元，金代诸宫调作家，名不详，“解元”是金元时代对读书人的敬称。他性格狂放不羁，蔑视礼教，具备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并对当时的民间文学形式如诸宫调非常熟悉，喜欢写诗作曲。其长篇巨制《西厢记诸官调》，是今存诸宫调中惟一的完整作品。 “董西厢”是在《莺莺传》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一种以第三人称叙事的说唱文学。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远远超过前人。它对《莺莺传》中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作了根本性的改造，矛盾冲突的性质衍变成了争取恋爱自由婚姻的青年男女同封建家长之间的斗争；张生成了多情才子，莺莺富有反抗性；故事以莺莺偕张生私奔作结，使旧故事开了新生面。董西厢随着情节的增加，人物的感情更为复杂、细腻，性格也更为丰满。在文字的运用上，作者既善于写景，也善于写情，并善于以口语入曲，使作品更为生动和富于生活气息，艺术性较前有较大提高，为王西厢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董西厢”在艺术上尚嫌粗糙，对爱情的描写也尚欠纯至，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到了元代，随着都市经济的繁荣，戏剧更加发达起来，这时，大戏剧家王实甫在“董西厢”的基础上把崔张故事改为了杂剧，这就是我们今天普遍看到的《西厢记》。 “王西厢”直接继承了“董西厢”，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男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上，王实甫不仅写出了张生的痴情与风魔，更写出了张生的才华，以及张生的软弱，使他成为封建社会中多情软弱的才子的代表。剧中聪明、伶俐、热心、正直的丫鬟红娘，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且在后来的剧作中一再出现，取得了远较莺莺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西厢记》在中国戏剧史上首度成功刻画了爱情心理，是戏剧史上一部直接描写爱情心理的作品。其对矛盾冲突的设计也足以示范后人。全剧以莺莺、张生、红娘与老夫人的矛盾为基本矛盾，表现崔张与家长的冲突；以莺莺、张生、红娘间的矛盾为次要矛盾，由性格冲突推进剧情，刻画人物。这样一种对冲突的组织，对古代戏曲中是很值得称道的。 “王西厢”与“董西厢”的故事情节大略相同，但题材更集中，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更鲜明，又改写了曲文，增加了宾白，剔除了一些不合理的情节，艺术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作为我国古典戏剧中的一部典范性作品，其规模之宏伟、结构之严密、情节之曲折、点缀之富有情趣、刻画人物之生动细腻等，不仅前无古人，而且超过了元代的其他剧作家，正因为如此，元代贾仲明在《凌波仙》称：“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流变 源远流长，根深叶茂。《西厢记》的巨大成就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最早的出典，是唐代元稹�779831写的传奇文�短篇小说《莺莺传》。亦名《会真记》。它的大致内容是写年轻的张生，寄居于山西蒲州的普救寺，有崔氏孀妇携女儿莺莺回长安，途经蒲州，亦寓于该寺，遇兵乱，崔氏富有，惶恐无托，幸张生与蒲将杜确有交谊，得其保护，崔氏遂免于难。为酬谢张生，设宴时让女儿莺莺出见，张生为之动情。得丫环红娘之助，两人幽会。后张生去长安，数月返蒲，又居数月，再去长安应试，不中，遂弃莺莺，后男婚女嫁。某次，张生再经崔氏住所，要求以表兄礼节相见，被莺莺拒绝 ，并赋诗二章寄意。 这部传奇文，虽说结尾很坏，但对崔张的爱情和莺莺性格的某些描写，却是楚楚有致、细腻动人，引起当时许多人的注意，并给后世作者以深远影响。正如鲁迅所说：“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中国小说史略》对《莺莺传》的肯定和批评都十分确当。 传奇文《西厢》故事，流传甚广。如鲁迅所说：“其事之振撼文林，为力甚大。”�《唐宋传奇集》揆其原因，我想最主要的是，作者第一次塑造出一个性格独特的妇女形象莺莺。她给人的印象历久不磨，她的悲剧遭遇唤起人们莫大同情。这个形象的塑造，既为后世作者勾画出一个基本的性格轮廓，又为形象的再创造留下了广阔的余地。请看作者的描绘： 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怨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 这是贵族少女所特有的性格，她多情而又内涵极深，热爱张生，但感情并不奔放；内心有深沉痛楚，却十分隐秘。人的正常的喜怒哀乐，在莺莺的形象中都以表里之间的矛盾、端庄的矜持的姿态展现的。自然的感情流露和贵族的骄矜性格，构成莺莺形象特有的矛盾色彩。她既无杜丽娘的浪漫气质，也没有林黛玉的单寒之色。她的性格造型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作者的重大创造，她的形象真实可信。但是她的遭遇却给人们留下心灵上的遗恨，张生的“补过”，玷污了她的形象。甚至他们两人都自认为他们的爱情是错误的，张生是“补过”，莺莺也有“自献之羞”，这里美变成了丑，对此，凡正直的人们都不能接受。他们要为这场爱情公案辨明是非。我想这大概就是后世作者们不惜花费大量心血改写《西厢》故事的一个重要原因。《莺莺传》是一个沾有泥淖的珍珠。因为它是珍珠，所以人们都想把它的泥淖拂拭干净；若是土块，早就没人理了。 《西厢》故事在南北两宋已广为流传。文人如秦观、毛滂都写有《调笑转踏》歌舞词。民间艺人有讲说《西厢》，“至于倡优女子，皆能调说大略”�《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记载当时已有《莺莺传》的话本�佚。宋杂剧有《莺莺六幺�佚，见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南戏有《西厢记》一目�佚�见《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值得注意的是，北宋赵德麟�令畤用说唱形式写有《商调蝶恋花·鼓子词》。他主要用《莺莺传》的文字作为说白，中间插进他写的十二首《蝶恋花》唱词，曲白相间，说唱《西厢》故事。最值得称道的是，他隐含地批判了张生的薄情，对莺莺的被遗弃寄予同情，这在毛滂的《调笑令》里已微露其意：“薄情年少如飞絮。”鼓子词开头说得更显露些：“最是多才情太浅，等闲不念离人怨。”张生把莺莺的离怨等闲视之，含有指责张生之意。结尾处又说：“弃掷前欢俱未忍，岂料盟言陡顿无凭准，地久天长终有尽，绵绵不似无穷恨。”明确指出张生是“弃掷”莺莺，使她遗恨无穷。原来被元稹视为错误的爱情，在鼓子词中开始被纠正并获得美的价值。什么“尤物”啊，“补过”呀之类的调调没有了。张生的丑恶行为开始受道德的检验。遗憾的是，作者还没有洞悉这一悲剧发生的更为深刻的社会原因。他仍然袭用了张生背盟的结尾。这样就不能充分赞颂他们的具有反封建性的爱情行为。至少，莺莺是认错了人。错误的爱情被“矫正”为令人遗憾的爱情，这是美中不足的。 金代，一位有真知灼见和高度才华的作者出现了，他就是写《西厢记》诸宫调的董解元。“诸宫调”是北宋形成的一种大型说唱艺术形式。一个宫调统辖若干曲牌，构成一“套”，把许多“套”联接起来，插入说白，讲唱长篇故事。这种民间艺术从宋代流行至金元。董解元就用这种形式第一次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写出宏篇巨制的艺术精品。董解元其名不详，“解元”在当时是对文人的尊称。这位无名作者多才多艺，最可贵的是他冲破封建阶级对待爱情的传统观念，大胆地赞美了男女自愿结合的爱情。他的眼光很尖锐，他看出要全面歌颂莺莺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张生的性格不可，如此方能把他所讴歌的爱情升华到真善美的境地。这是要有足够胆识的，因为它越美越和封建道德尖锐对立。这是对《莺莺传》主要思想的批判。还因为这种批判是通过艺术实践产生的真正形象进行的，所以有巨大的说服力。张生在作者的笔下，是一个风流倜傥、朴质钟情、乐观又带几分幽默气质的正面青年。他的光彩衬照出《莺莺传》中张生的卑鄙灵魂。原来的轻薄文人变成了“情种”，一个新的张生形象由此诞生。 改变张生性格是关涉到变更原作主题思想的带有实质性的变动，它引起情节的连锁变化：既然张生 是忠于爱情的，那么拆散他们婚姻的又是谁呢�这，再次闪耀出作者的犀利目光。他看出制造悲剧的一个隐秘因素，即《莺莺传》中不曾揭破的一个幕后人物，那就是老夫人，是她，拆散了崔张的美满姻缘。她是罪魁祸首。作者决然地把她推到前台，指给观众们说：看哪�她是个背信弃义、破坏良缘的“封建顽固派”�应该鸣鼓攻之。这么一改，就使全部《西厢》故事具有了鲜明的反封建性，它的思想和社会意义大为提高。 由此又引起了一个重要的连锁变化：它使原作《莺莺传》的矛盾关系发生了质的改变。原作崔张的矛盾一变而为崔张为争取婚姻自主和老夫人之间的矛盾。原来崔张的矛盾带有更多的伦理道德性质——张生品德太坏。现在的矛盾则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它实际反映了古代青年在婚姻问题上的反封建斗争，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心理愿望。它所触及问题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莺莺传》。赋予作品以高度的艺术生命力。 诸宫调中莺莺的性格特色，仍是含蓄深沉却富有叛逆性了，对爱情的追求更为真挚炽烈了。作者还出色地塑造出一个聪明天真、泼辣大胆的红娘形象，作者用灵巧俏皮的笔墨写她穿针引线，成人之美，令人可喜。同时还创造了见义勇为的法聪和尚。这一系列正面形象的成功创造，使故事中的反封建势力大为增强。 作者的胆识还表现在情节的安排上。他把崔张作为正义的一方，用同情的笔触写他们和庞大的封建势力展开尖锐的冲突，为了这个，作者设计安排了一连串的新的情节，如赖婚、闹简、赖简、拷红、长亭等，这些情节都写得那么曲折而富有吸引力，把一个“冷淡清虚”的爱情故事写得热闹诱人。后来杂剧《西厢记》的情节规模、结构布局，就是在董《西厢》的基础上奠定的。这是董解元的莫大功绩。没有董《西厢》就没有后来的王《西厢》。 这位作者的艺术造诣相当精深，在他重新改写《西厢》故事的时候，没有为了加强反封建的主题而把人物关系简单化，他没有离开具体的生活现实，凭主观臆想去摆布人物。他的目的不在写情节而在塑造真实可信的活人。所以他的情节安排是以真实的性格冲突为基础的，我们不单看到好人一边、坏人一边，我们看到的几乎是可以用手触摸的立体形象。这就使董《西厢》足以流传千载了。 诸宫调的语言技巧是精湛的。性格化的语言把所有人物都写得惟妙惟肖，顾盼多姿。本来这类才子佳人的题材，很容易写成陈词滥套，它没有那些动人心弦的激烈场面，没有争奇斗胜的巧妙情节，它主要是写人物的细腻感情，作者如果没有精湛的语言技巧，那就会使听众昏昏欲睡。可是，你认真读来，就像美酒醇醪那样深厚有味，如写张生思念莺莺：“待不寻思，怎奈心肠软，告天，天不应，奈何天。”只一个“天”字就有三层转折，形象地写出相思的九曲回肠。再如：“没一个日头儿心放闲，没一个时辰儿不挂念，没一个夜儿不梦见。”先说一整天，再说天中之时，继说时中之夜。在自然的语言中寄寓着作者的辛苦匠心。还有些语言新奇巧丽，诗意盎然。如“碧天涯几缕儿残霞，渐听得珰珰地昏钟儿打，钟声渐罢，又戍楼寒角奏‘梅花’”。景色如画。又如：“过雨樱桃血满枝，弄色的奇花红间紫，垂柳已成丝。对许多好景，触目是断肠诗。”艳丽脱俗。董《西厢》又是一首充满警句美词的长篇抒情诗，写景绘情，两穷其妙。 从《莺莺传》到董《西厢》，构成杂剧《西厢记》的深厚艺术传统。《西厢记》的杰出成就，不是王实甫一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它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植根于深厚的艺术传统之中，经过长期的滋育蜕变出来的。尤其是董《西厢》，它直接给杂剧《西厢记》以深刻的影响。

《西厢记》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明初的贾仲明环顾剧坛，提出了“《西厢记》天下夺魁”。这是《西厢记》的整体效果，在这样优秀的作品中必然会有许多闪光之处。《西厢记》的唱词华丽典雅,宾白则是鲜活的口语,既充满诗情画意,又充满生活气息。正因为如此,《西厢记》往往被人当成“文采派”的代表《西厢记》是元曲的巅峰之作，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戏曲讲了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张君瑞一见到莺莺，就被她的美貌所打动，就想方设法追求她，对她爱得死去活来，在几经磨难后，终于得以娶她为妻。莺莺是一个大家闺秀，但寂寞的闺房关不住她怀春的少女之心。倜傥的张生引起了她的思恋，她不顾封建礼法和男女大防，勇敢地接受张生的爱。莺莺的母亲老夫人是一个封建礼教卫道者，由于她的阻隔，使张崔两人的爱情得到压抑、曲折。丫鬟红娘是个热心人，为张崔两人的爱情穿针引线，玉成其事，因此红娘是好媒人的象征。故事虽离不开“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的老套，但表现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主题非常可贵，作品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倾向。作品的艺术成就相当高，在结构、语言、叙述等方面都很好。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雅”。这主要体现在唱词上。唱词情景并茂，意味深长，耐人咀嚼。《西厢记》是以部既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又有精湛的艺术特色的伟大作品。它在结构的严谨性、情节的生动性、精确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优美抒情的诗剧语言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古典戏剧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1．情节的生动性以部结构宏伟，而故事单纯的剧作，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容易使剧情显得单调、呆板、松散，观众兴味索然。但《西厢记》不然，它的故事虽然单纯，主要人物只有三四个，地点几乎没有离开普救寺（佛殿、花园、书房、闺房），但它的每以折戏都深深地吸引着观众，波澜起伏，情节跌宕，使人目不暇接。第一折（“佛殿奇遇”到“张生闹道场”）是一支轻快的爱情序曲，如春风拂面，温暖惬意，洋溢着爱情的喜悦。可是第二本（“白马解围”到“赖婚”却突然由喜转入悲，呈现出全剧第一个打波澜。“白马解围”之后，大有喜事在望的趋势，不仅张生、莺莺沉浸在喜悦之中，就连红娘也被迷惑了。第二本第二折（“请宴”）营造出一种气氛，让张生在欢乐的迷雾中歌唱：当他听说老夫人请他赴宴时，“皂角也使过两个也，水也换了两桶也，乌纱帽擦得光铮铮的”。造成这样的欢乐气氛，正好与第三折老夫人的赖婚形成强烈的对比。谁也没有猜透老夫人的哑谜，席上一句别有用心的“小姐近前拜了哥哥者”，便把欢乐的迷雾给吹散了，张生和莺莺的情绪由沸点降到冰点。第三本到第四本（“传简”—“赖简”—“幽会”—“送别”）悲喜交加，由喜到悲，形成全剧第二个大波澜。年轻人向封建礼教发起了挑战，老夫人以攻为守，逼张生离开莺莺，以考取状元为迎娶莺莺的条件。到了这般地步，戏很难再做下去了，因为这一对贵族去年面临着悲剧的结局。但王实甫在“长亭送别”之后，又别出心裁第安排了“草桥店惊梦”，让张生在客店里梦见莺莺私奔而来，唱出“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愿望，给张生惆怅的心灵几许慰藉。然而这毕竟是梦，现实生活中的莺莺不可能逃脱家长的控制，去寻找她想像中的境界。所以戏到此还不能结束，莺莺的命运如何，她和张生的爱情结局究竟怎样？这个问题深为观众所关切。于是王实甫又写了第五本，用两折的篇幅专门抒写张生和莺莺的互相思念，在第三折突然穿插郑恒造谣抢亲的情节，使平静下来的戏再起风波，为最后的大团圆结局造成危机感，吸引折观众不得不把戏看完，否则绝不罢休。王实甫就是这样运用了亦喜亦悲、悲喜交加、亦张亦弛、张弛结合的艺术手法，营造了生动活泼的戏剧情节和宏伟严谨的戏剧结构，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与情节的结构紧密相关，在音乐的处理上，王实甫根据塑造人物的需要，打破了元杂剧一本由正旦或正末一唱到底的框子，既有张生、莺莺、红娘的主唱，又有张生、莺莺的对唱，显得自然活泼，切合剧情的要求。这是对元杂剧的重大发展。2．优美抒情的诗剧语言和细腻精确的心理刻画《西厢记》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那优美抒情的诗剧语言，以及运用这种诗剧语言去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正因为其语言华美，辞藻艳丽，故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之曰“花间美人”。戏剧的唱词既是抒发人物情感、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也是创造环境的重要工具。张生、莺莺的唱词，把唐诗、宋词的佳句日常生活口语熔为一炉，点化成优美靓丽的诗剧语言，既有诗词含蓄深远的意境，又有生活口语的明快流畅。特别是“长亭送别”（第四本第三折），诗情画意，楚楚有致，是《西厢记》的精粹，也是传诵已久的名篇。下面试就这出戏分析其艺术成就。这出戏的内容是写老夫人逼张生赴试，崔、张长亭离别。时当暮秋，地在郊外，长亭、野山、落叶、西风，一副凄凉景象。莺莺一上场，几句自白，就徐徐道出一片秋心冷绪：“今日送张生上朝取应去。早是离人伤感，况值那暮秋天气，好烦恼人也呵！”继之两句慨叹人生聚散无常的诗句：“悲欢聚散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金圣叹批评本作“离合悲欢一杯酒，南北东西四马蹄”），唤起充满诗意的离情别绪，令人黯然神伤。紧接着是一段凄楚感人的名曲：[正宫端正好]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色彩绚丽，景物凄迷。深秋的天空高远，空阔的大地黄花烂漫，秋风呜咽，雁声嘹唳，整个世界都是寒秋的凄凉，莺莺带着无可排遣的离愁别恨来为张生送行，她的所有怨尤都是通过对暮秋景色的感受表现出来的。她在路上看到的是满目红叶，引起了她无尽的遐思：是谁把枫林染红的呢？不是霜，那该是离人的血泪。但字面上并不点明一个“红”字，却用一个“醉”字把“红”字藏了起来；泪红得象血，但字面上不把“血”字点明，却用一个“泪”字把“血”字藏了起来。这种文词的含蓄，正是莺莺含蓄性格的写照。深秋的凄凉加上暮色苍茫才倍显惨切，接下来一首曲子：[滚绣球]恨相见得迟，怨归去得疾。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得倩疏林挂住斜晖。马儿迍迍行，车儿快快随，却告了相思回避，破题儿又早别离。听得道一生“去也”，松了金钏；遥望见十里长亭，减了玉肌。此恨谁知！这是赴长亭途中、坐在车里的莺莺的细腻心理活动，刻画得何等惟妙惟肖！王实甫设身处地去把握这位贵族小姐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通过她对周围景物的视觉和听觉来揭示她内心的感受：只有分别的一刹那，眼看太阳就快要落山，才感到寸阴可贵。相识得太晚了，分别得太快了！这一切对此时此刻的莺莺来说最有切肤之痛。她舍不得张生离去，但又不便明说，这是她贵族小姐的性格，诗化的感情只能用诗化的形象来表达。既然柳丝再长也拴不住张生匆匆的去马，那就请树梢挂住斜阳，让时光永驻吧，谁不希望幸福是永恒的呢？过分贵重的爱情对痛苦是敏感的，莺莺就快走道长亭了，“天下伤心处，劳劳送客亭”（李白诗），她简直不敢听一生送别的话，看一眼分离之地，以至于“松了金钏”，“减了玉肌”。猝然的分离使莺莺顿时憔悴，从形来说这是夸张，从情来说这是真实，感情的真实借助于艺术的夸张显得更加真实。莺莺终于来道了长亭，离别的筵席不会是红红火火的，王实甫用他那传神之笔，给离筵泼上了一层惨然的淡墨：[脱布衫]下西风黄叶纷飞，染寒烟衰草萋迷。酒席上斜签着坐地，蹙愁眉死临侵地。这是莺莺坐在长亭里酒席上的感受：她放眼窗外，天宇之下，秋意袭人，西风飒飒，黄叶纷飞，苦草凄迷。正是这恼人的深秋景色，衬托着张生愁苦的面容，他斜坐在那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更加深了莺莺的愁思。前两句是诗词的格调，后两句是生动的口语，这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既巧妙地抒发了莺莺的情绪，又创造了离筵的气氛。如果说莺莺、张生的唱词带有典雅的风格，那么红娘的语言则更多地保存了民间口语的特色，辛辣而又活泼。如第二本第三折，她讥笑张生顾影自怜的可笑样子：[满庭芳]来回顾影，文魔秀士，风欠酸丁。下工夫将额颅十分挣，迟和疾擦倒苍蝇。光油油耀花人眼睛，酸溜溜螫得人牙疼。这里的嘲笑是善意的，但又是极辛辣的，从红娘的口中唱出，非常切合她的身份。《西厢记》的语言艺术只是体现在唱词的创造上，还表现在宾白的提炼上。王实甫为了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很重视宾白的写作，往往一两句话就能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有丰富的潜台词。如第一本第三折，红娘偷偷告诉莺莺，说前日在佛殿上遇见的那位酸秀才如何如何可笑，被她抢白了一顿。[旦笑云]红娘，休对夫人说。天色晚也安排香案，咱花园内烧香去来。“休对夫人说”五字极有概括力，把莺莺内心世界里那无法掩饰的对爱情的憧憬深刻地揭示了出来。又如第三本楔子莺莺与红娘之间的一段对话，十分活泼，把两个不同身份的少女的情态区别得十分清晰：[红上云]姐姐唤我，不知有甚事，须索走一遭。[旦云]这般身子不快呵，你怎么不来看我？[红云]你想张……[旦云]张甚么？[红云]我张着姐姐哩。[旦云]我有一件事央及你咱。[红云]甚么事？[旦云]你与我望张生走一遭，看他说甚么，你来回我话者。[红云]我不去，夫人知道不是耍。[旦云]好姐姐，我拜你两拜，你便与我走一遭！创造属于剧中人自己的对白，不是作者强加于其身，而是从其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出发，非这样说不可，这是戏剧成功的标志之一。《西厢记》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与它善于创造耐人寻味的个性化语言密不可分。称王实甫为一位语言大师好不为过。

辞藻华丽，文采斐然，善于发挥中国古典诗词创造意境艺术之长，描景状物，渲染舞台气氛，表现人物内心活动。张生的语言开阔，清丽，洒脱不俗；红娘的语言俏皮，泼辣，俗语成语总是能脱口而出；莺莺的语言旖旎，蕴藉，凝重，符合相国小姐端庄，含蓄的特点。《西厢记》是以部既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又有精湛的艺术特色的伟大作品。它在结构的严谨性、情节的生动性、精确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优美抒情的诗剧语言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在古典戏剧中几乎是无与伦比的。1．情节的生动性以部结构宏伟，而故事单纯的剧作，如果处理不好，就很容易使剧情显得单调、呆板、松散，观众兴味索然。但《西厢记》不然，它的故事虽然单纯，主要人物只有三四个，地点几乎没有离开普救寺（佛殿、花园、书房、闺房），但它的每以折戏都深深地吸引着观众，波澜起伏，情节跌宕，使人目不暇接。王实甫就是这样运用了亦喜亦悲、悲喜交加、亦张亦弛、张弛结合的艺术手法，营造了生动活泼的戏剧情节和宏伟严谨的戏剧结构，达到了完美的艺术境界。与情节的结构紧密相关，在音乐的处理上，王实甫根据塑造人物的需要，打破了元杂剧一本由正旦或正末一唱到底的框子，既有张生、莺莺、红娘的主唱，又有张生、莺莺的对唱，显得自然活泼，切合剧情的要求。这是对元杂剧的重大发展。2．优美抒情的诗剧语言和细腻精确的心理刻画《西厢记》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那优美抒情的诗剧语言，以及运用这种诗剧语言去刻画人物心理活动的细腻描写。正因为其语言华美，辞藻艳丽，故朱权《太和正音谱》誉之曰“花间美人”。戏剧的唱词既是抒发人物情感、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也是创造环境的重要工具。张生、莺莺的唱词，把唐诗、宋词的佳句日常生活口语熔为一炉，点化成优美靓丽的诗剧语言，既有诗词含蓄深远的意境，又有生活口语的明快流畅。特别是“长亭送别”（第四本第三折），诗情画意，楚楚有致，是《西厢记》的精粹，也是传诵已久的名篇。下面试就这出戏分析其艺术成就。创造属于剧中人自己的对白，不是作者强加于其身，而是从其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出发，非这样说不可，这是戏剧成功的标志之一。《西厢记》之所以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与它善于创造耐人寻味的个性化语言密不可分。称王实甫为一位语言大师好不为过。

《西厢记》的艺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