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至1937年之间，又有《激流》、《春雷》、《今日诗歌》、《新命》、《晨光》、《时代风景》、《时代笔语》、《文艺漫话》、《南风》等刊物在香港问世。值得一提的是，《激流》并不像《伴侣》那样“以内容严整取胜，而是以态度之勇敢博得人的注意”，它的“香港文坛小话”一栏，“毅然地向所谓香港文坛算旧帐，向‘旧文坛’的盘踞者作正面的攻击”，这样的精神，“为前此的刊物所未见”，“也是那时候不得不有的精神”。1933年，由于受到国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香港文坛出现了以发展和巩固“普罗”文学为旗帜的《春雷》和《小齿轮》杂志，《小齿轮》由鲁衡主编，他把刊物列为工农革命文学的一部分。《小齿轮》刊登的主要是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内容也是严肃的，但也只办了一期便停刊了。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期刊，维持的时间最久，且跨越了30年代中期，作者群亦跨越了30年代香港文坛主力“岛上社”成员的，就是1933年12月创刊的《红豆》月刊，它一直到1936年8月出版第4卷第6期后才停刊。该刊由梁国英药局主办，以纯文学为主，封面特地印上“诗与散文月刊之始”字样，是香港文学期刊中最具文学色彩和学术气氛的一份刊物。它的作者群包括侣伦、李育中、芦荻、路易士、林英强、陈江帆、侯汝华等人。1935年来到香港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的作家许地山教授，翌年在《红豆》发表了《老鸦嘴》，为新文学助阵。可是，这也是该刊的最后一期，因为不合香港政府的出版条例而枯萎了。《红豆》在当时很受读者的喜爱，停刊之后，对香港新文学的发展，以及对许多的读者和作者而言，都是个不小的损失。
从创作的实绩来看，从1927年香港新文学最初的这十年间，香港的文学青年从新文学的拓荒、萌芽到兴起，从脱出新旧文学并行交替的格局到走出浑沌，迈向新文学的第一步，其创作的水平显然是在不断地提高。特别是30年代以后出现的作品，与20年代中后期相比较，题材日渐广阔，其中一些作品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香港社会生活的某些侧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认识价值。在艺术手法上，对于形象的塑造和白描手法也逐渐趋向自然和熟练。虽然，在吸取外国文学营养的过程中，还比较明显地出现模仿的痕迹，甚至于十足地欧化，但也有一些运用得比较自然的作品。
尽管，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受着中国新文学的启迪，学习并且摹仿了郁达夫以及创造社、太阳社等作家的风格，学习并且摹仿了沈从文的小说手法和新月派诗歌艺术，但他们大部分是借他山之石，表达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自己的切身感受。
这一时期香港的文学青年出版了一些作品集，基本上以诗歌为主。其中有陈江帆的《南国风》，路易士的《行过的生命》和《上海飘流曲》，林英强的《蝙蝠星》、侯汝华的《海上谣》、伦冠的《夜航》等。可见，新诗在当时的文学青年中，还是比较喜欢接受和学习的。
方可可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