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山歌墟论文范文

四周（四洲）都是客家人。只是 没发现到而已。我住在白云区，在我附近就有两个村子全是客家人。

花都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灰塑 灰塑，俗称“灰批”，是岭南建筑的传统装饰，是中国民间工艺的瑰宝。根据《宋高僧传》卷十八的有关记载，灰塑在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就已经存在。以后，灰塑在明清两代最为盛行，尤以祠堂、庙宇、寺观和豪门大宅用之最多。花山镇铁山村邵成村年富力强，自小随父习艺，灰塑技艺娴熟，成为了灰塑工艺的代表性传承人。2007年1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灰塑入选广州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7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公布灰塑入选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08年6月，国务院公布灰塑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3月18日，花都区政府公布灰塑入选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盘古王诞 盘古王诞是花都区传统的民间活动。每年农历八月十二日为诞日，诞期活动从农历八月十二日到八月十五日，盘古神坛为固定的活动场所。清朝嘉庆初年（公元1796年），读书人邱毛松在狮岭炉山（现盘古王山）半山腰发现一块石碑，上刻书“初开天地盘古大王圣帝神位”。传说这块石碑原立于梯面盘古庙内，梯面瑶人逃亡时遗落在此。邱毛松将拾到石碑的农历八月十二日定为盘古王诞日，并修建了盘古神坛，引人前来庆贺。此后，盘古王诞逐渐发展成为影响珠江三角洲和粤北一带、内容丰富、场面热闹的传统民间活动。附近各乡都组织舞狮队到盘古神坛前汇演，还有唱大戏、闹花灯、抢花炮等民俗活动。盘古王诞不仅反映了古老的瑶族盘瓠崇拜和社祭文化，同时还承载着许多重大的历史文化信息和原始记忆，具有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民俗学的重要价值。2007年1月，广州市人民政府公布盘古王诞入选广州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3月18日，花都区政府公布灰塑入选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客家山歌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的口头创作文学，富有浓郁的地方语言特色，属于民歌体裁的一种。它继承了《诗经》中《十五国风》的风格，常用“赋、比、兴”的传统手法，又以双关、重叠等手法见长。除情歌以外，客家山歌还有劳动歌、劝世歌、行业歌、耍歌、逞歌、虚玄歌和猜调、小调、竹板歌等。演唱形式有独唱、对唱、联唱、戏曲小品等。客家山歌旋律优美，意境含蓄，被寓为《诗经》遗风的天籁之音。其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押韵上口，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点，深受人们的喜爱和流传。自唐代开始，客家山歌在民间常盛不衰，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花都的客家山歌流行于花山、花东、北兴、梯面、芙蓉、狮岭等客家人聚居的乡镇，群众历来有劳动中哼唱山歌、休闲时对唱山歌的习惯。目前我区群众自发组织的客家山歌队约有十三支，其中较知名的有百花山歌队和枫叶山歌队。他们经常在花城墟、狮岭墟、北兴墟、旗岭墟、新华花果山公园、新世纪广场等地进行演唱，深受市民的欢迎和喜爱。花山镇百花山歌队组织者、山歌手刘小文曾荣获“广州市农村优秀民间文艺家”称号，自编自费出版客家山歌集《山歌十八韵》（共三集），免费派发给山歌爱好者。新华镇枫叶山歌队在花果山公园组织成立了数百人的客家山歌学习班，免费教群众学唱山歌，积极宣传和推广客家山歌传统文化。2009年3月18日，花都区政府公布客家山歌入选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中彩珐琅制作技艺 珐琅，又称“佛郎”、“法蓝”，1979年至1981年间，花县珐琅厂进行技术革新，组织杨志锋、赖明、杨志金、黄鉴恒、黄翠芳等7人多次前往北京珐琅厂学习“景泰蓝”的掐丝技艺。1983年，杨志锋等人在“广州珐琅”工艺的基础上将“景泰蓝”工艺有机地结合于一体，创新发明了一种新的工艺，命名为“中彩珐琅”。该工艺了不仅继承“景泰蓝”金碧辉煌的花纹图案，又能衬托出“广州珐琅”的淡雅、古朴、细致、生动的大幅彩画和书法，使产品的观赏价值大为提高。“中彩珐琅”制品有花瓶、点心盒、盘、罐、碟、碗、座钟、电话机、座灯、钮扣等，曾先后参加国家轻工部及省市有关部门举办的展览，并多次获得荣誉及奖项。2009年3月18日，花都区政府公布中彩珐琅制作技艺入选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花都元宵灯会 元宵节游灯，是流传于岭南地区的民间传统习俗，也是人们新年祈福的一种形式。游灯的起源最远可推至汉代。随着历史的发展，游灯活动不断延续和丰富，到清代其形式和规模最大。旧时，花县的元宵节游灯活动十分盛行，正月十五晚上大多数乡村都举行游灯活动，场面非常热闹。游行结束后，人们开始进行投灯，祈求光宗耀祖，虔诚孝顺，新年顺利，五谷丰登等新年愿望。新中国成立后，游灯习俗停止。20世纪90年代初，花都部分乡村（如炭步镇水口、石湖、塱头、华岭等村）逐复游灯习俗。1996年，炭步镇水口村重修康公庙后，由旅港乡人任广荣发起成立“花灯会”，恢复游灯和投灯活动，至今已经举办了十二届。每年农历正月十四晚上，水口村元宵节游灯和投灯活动在康公庙前进行，共有三个程序：一、上届灯主交纳投灯款后，与亲戚朋友、村中长者（称“千岁宴”，即一桌12人岁数相加超千岁）在庙前聚餐。二、饭后进行投灯活动。先由“赞灯先生”赞唱灯笼，随后群众根据自己的愿望需求报价竞投，价高者得，灯价从几千到几万不等。三、凌晨12点前投灯活动结束，随即进行游灯活动。村中醒狮队和群众宾客聚集康公庙前，从庙内抬出康宝裔元帅、文昌帝、北帝、关帝、大王爷等5尊菩萨依次排列。游灯时大锣开道，菩萨随后，醒狮队与今届投灯获得者、手提火把和灯笼的群众组成连绵不断的游灯队伍，在村内、村外固定的范围内游行。水口村元宵节游灯是花都地区规模较大，较有影响力的民俗活动，具有历史、文化、民俗等研究价值。2009年3月18日，花都区政府公布花都元宵灯会入选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南狮 南狮，亦称“醒狮”，流行于广东、广西以港澳、东南亚侨乡，是地道的广东民间狮舞。南狮是花都传统的民间艺术，是人们喜爱的体育活动。它不仅融合了武术、舞蹈、音乐等多方面的文化元素。由于舞狮的跳、蹲、马步、箭步、弓步等均为武术动作，因此舞狮必须同时练习武术，掌握一定的武术步法。民国时期，花都很多乡村都设有武馆，聘请武师教授子弟习武和舞狮。新中国成立后，武术和南狮表演更加普及，逢年过节和开张庆典，各村狮队便上街采青、巡演。近年，花都区政府致力开展醒狮竞技运动，每三年举办一次“花都区醒狮大赛”。第八届醒狮大赛中新华街大唐边新华村1队和狮岭镇杨屋村醒狮队夺得一等奖，狮岭镇联合村均合1队、义山村醒狮队，花东镇珠湖村醒狮队、新华街大唐边新华2队获得二等奖。花山镇新和弘桥A队等获得三等奖。2009年3月18日，花都区政府公布南狮入选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粤剧 粤剧是融会明清以来流入广东的海盐、弋阳、昆山、梆子等诸腔并吸收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如木鱼、龙舟、南音、粤讴、广东音乐、小调、小曲等所形成的以梆子、二黄为主的我国南方一大剧种，又称广东大戏、广府戏等，是一种揉合唱做念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的表演艺术。粤剧最初演出的语言是中原音韵，又称为戏棚官话，到了清朝末期，才把演唱语言改为广州方言。花县（今花都）人喜爱粤剧。20世纪20年代开始，粤剧在花县盛行，每逢举行迎神赛会或学校筹款，多演出粤剧助庆。在县内各乡、村、圩都习惯搭戏棚请粤剧名班演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粤剧名演员白玉堂、黄种美、黄君武，三四十年代的苏州女、白云龙、袁准，50年代的刘美卿、粤乐演奏家骆津等都是花县人。1956年，佛山专区分配“群众粤剧团”来花县，花县始有专业粤剧团，1959年正式成立“花县粤剧团”。文革开始后，剧团瘫痪。1967年宣布花县粤剧团解散，1973年，由花县文艺工作团改编成花县粤剧团，县粤剧团重新成立，上演的剧目《洪秀全》曾被省电视台录像播出。1981年11月至1986年，县粤剧团多次解散和重建。1987年采取承包形式，粤剧团重新挂牌，直至现在，花都粤剧团主要活跃在五邑地区，有时回花都演出。1950年，大东乡首先成立业余粤剧团，编写《解放区的天》，巡回演出，轰动乡邻。随后，李溪、罗洞、毕村、朗头等五十多条村相继成立业余粤剧团。人民公社成立后，业余粤剧团解散。上世纪80年代末，“私伙局”开始在花都流行，花都区文化部门近年每年举办一届粤剧、粤曲大赛，为爱好者提供演出、交流平台，每年举办一届文艺创作比赛。2009年3月18日，花都区政府公布粤剧入选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瑞玲盆景 瑞岭盆景主要源于赤坭镇瑞岭村，该镇丰群、田心、竹洞、上连珠、下连珠等村，以及炭步、狮岭等地均有人栽培盆景。赤坭镇瑞岭村地处花都区西部地区，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交通方便，种植盆景花卉等特色农业拥有100多年的悠久历史。瑞岭村位于三坑水库和矮岭山塘的下方，灌溉方便，土壤、气候十分适宜盆景种植。赤坭镇瑞岭村以生产经营树桩盆景和盆栽盆景为主，是岭南盆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岭村栽培的树木种类繁多，其中以九里香、罗汉松的造型方面更具造诣。九里香盆景是瑞岭盆景的代表作，制作技法精湛，造型方面具极高的造诣，独树一格。2009年3月18日，花都区政府公布瑞岭盆景入选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 1994年4月19日，花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成立，负责落实各项文物政策及市内文物调查、征集、管理和保护。4月20日，花都市人民政府公布花都市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包括洪秀全故居（含洪氏宗祠、书房阁）、冯云山故居遗址、王氏大宗祠、资政大夫祠清代建筑群（含水仙古庙）和盘古王庙（各处简介可参阅《花县志》文化艺术篇）。翌年4月28日，花都市人民政府发出《关于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布告》，规范文物管理和保护。重修洪秀全故居（含书房阁）洪秀全故居于1961年复原。1998年，故居建筑基础下陷，墙体变形成危房。是年11月，由国家文物局和广州市政府各拨款10万元、花都市政府拨款20万元进行重修，并于翌年2月修复重新开放。修葺资政大夫祠古建筑群三华村资政大夫祠建筑群（含水仙石庙），建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总建筑面积3500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后该建筑群长期挪作他用，日久失修，原建筑工艺损坏严重。1993年，花都市委、市政府决定修复该建筑群。三华村委会和花都市政府分别筹资500万元和900万元，由广东省岭南古建园林工程公司施工，对建筑群主体建筑的工艺进行全面修复，并对周边园林绿化环境进行整治，使建筑群恢复原貌，于2000年12月29日正式对外开放，成为花都的一个旅游景点。 广州最美乡村 “红山村”旅游区红山村位于广州市花都区梯面镇，在具有广州“九寨沟”之称的王子山森林公园的脚下，被誉为“广州市最美的山村”。梯面镇投入1000多万元，在红山村发展旅游业，并在去年建设了东部深谷景区，明年还将打造西部浅谷景区。

1、《白族叙事诗〈黄氏女〉的比较研究》（第二作者），《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3期2、《伍家沟与耿村：故事传承之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研究生专集》1993年号3、《灰姑娘故事的世界性及其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4、《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民族文学研究》1995年第3期5、《英雄与考验故事的人类学阐释》，《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6、《灰姑娘故事的中国原型及其世界性意义》，《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春之卷。7、《一个地域神的传说与民众生活世界》，《民间文学论坛》1998年第3期。8、《一个家族神庙的创造与庙会制度化》，《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刊》1998年第3期9、《民间仪式的政治隐喻》，《民间文化》（原《民间文学论坛》）1999年第2期10、《区域信仰中心的变迁——一个赣南客家乡镇的考察》（3万字），《华岗文科学报》第23期（1999年12月）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1、《区域信仰-仪式中心的变迁》，载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3万字），北京：社会科学与文献出版社，2000年10月版12、《客家乡村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客家研究辑刊》1999年第4期13、《当欲望浮出水面》，《民族艺术》2000第2期14、《大众文化与资本运作》，《民族艺术》2000年第4期15、《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学术月刊》（上海）2001年第2期16、《民族-国家与民间记忆》，《文艺争鸣》（长春）2001年第1期17、《民俗文化旅游：消费时代的文化想像》，《粤海风》2001年第3期18、《族谱 历史 权力》，《读书》，2001年第7期19、《民间文化视野中的文化批评》，《文化研究》第2 期，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1年4月20、《现代性的民间表述——当下民间造神运动的一种阐释》（3万字），《思想》第7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21、《历史与文化的互动——一个赣南客家家族制度的个案研究》（4万字），《新国学》第3期，巴蜀书社2001年12月出版22、《民俗旅游的文化政治》，《民俗研究》2001第4期23、《关于革命与家族的记忆》，《民族艺术》2002年第1期24、《个人历史、底层政治与性别的叙事》，《民族文学研究》2002年第2期25、《河流 墟市 庙宇》，《民族艺术》2002年第2期26、《空间与记忆》，《民族艺术》2002年第3期27、《风水村里说风水》，《民族艺术》2002年第4期28、《当下民谣的意识形态》，《新东方》2002年第3期29、《非狂欢的庙会》，《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30、《增强民间文学的学科对话力量》，《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31、《民俗学的当下关怀》（访谈），《民族艺术》2004年第3期32、《民俗学问题与客家文化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33、《一个土家族故事家的记忆与想象》，《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3期34、《民俗与社会性别认同》，《思想战线》2005年第2期35、《在异域与本土之间——人类学视野中的文化批评》，《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36、《维柯的“诗性智慧”——民俗学史的视野》，《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37、《历史/结构——萨林斯关于南太平洋岛殖民遭遇的论述》（2万字），《民俗研究》2006年第1期38、《民族志写作的革命》，《民族艺术》2006年第1期39、《三僚村的风水文化考察》，《寻根》2006年第2期40、《山歌，渐行渐远》，《读书》2006年第4期41、《殖民主义时代的时间观》，《哲学研究》2006年第5期42、《从维柯、卢梭到赫尔德——民俗学浪漫主义的根源》（万字），《民俗研究》2007年第3期43、《客家山歌的传承方式》，《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44、《谁的原生态？为何本真性？》，《学术研究》2008年2月45、《客家山歌传承的文化生态》，《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46、《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与公共性》，《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47、《物品与节令时空》（第一作者），《民俗研究》2008年第3期48、《从“民俗”到“语境中的民俗”——中国民俗学研究的范式转换》（万字），《民俗研究》2009年第2期49、《个人本真性的建构》，《民族艺术》2011年第4期50、《资料、阐释与实践——从学术史看当前中国民俗学的危机》，《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