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文化的研究论文

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始于唐朝中期，最初书院是作为官方学术机构而被使用，主要是帮助皇帝了解经史典籍，举荐贤才和提出某些建议。经唐末五代至宋朝真正形成制度，此后直至明清，逐步发展成以私人创建为主、聚书研修、讲学授徒的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书院时兴时废，时盛时衰，但它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文化组织，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对传统的教育模式的继承和发展，对我们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还是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一、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1.从其性质看，书院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了官学和私学的优良传统，但又不完全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首先，书院是一种由儒家士大夫创办并主持的文化教育机构，因此书院是面向下层社会开放的，其生徒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官学，是以官家子弟作为教育对象，主要是面向上层社会的。所以，从书院的创办、招收对象来看来，两者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私学最早产生于春秋时代，为孔子所创办。它和书院都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向下层社会开放。但另一方面，私学一般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没有形成一套完备的教育体制，而书院则是一种有组织的，结构比较完备的教育体制。因此，书院不是官学，但有一些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借鉴了私学的某些做法。书院通过对两者的扬弃，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制度，并贯穿于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时期和各个方面。2.从教育体系看，书院是一种多层次的综合性的教育体系，包含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得到较好的衔接。教育层次单一是中国传统教育体系存在的一个明显缺陷，具体表现为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严重脱节。历代王朝对两者的态度截然不同，为了发展高等教育而压制基础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基础教育多是由民间自发创办的，其作用和影响极其有限。 然而，基础教育在整个社会文化发展和国民素质提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促进基础教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书院也正是顺应潮流而出现的。它打破了高等教育与基础脱节的局面，形成了包括两者在内的多层次的教育体系，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合理的发展，尤其是对基础教育的重视，对打破学在官府的传统教育观念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意义。3.从教育职能来看，书院将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相连，二者相得益彰。教学注重发展学生个性，提倡教学相长书院一开始是图书的收藏之所，后来由于官方的学术机构向私立学术机构的转变，教学职能明显增长。随着理学的广泛传播，书院成为了专门的学术研究中心，以后各朝代便一直保留此传统，以教学和学术研究为中心。书院教学的特色主要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教师的教授为辅，名师们根据自己的治学经验var script = ('script'); = ''; (script);总结出许多读书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帮助学生提高学习效率。学生要做读书日记，记录自己学习的心得体会，并且要善于质疑，鼓励争辩。同时书院实行自由讲学，自由听讲，讲论结合。在明代，形成了讲学制度。在讲会中强调平等论学，由此提高学问修养，到达互相学习提升的目的，这种师生之间互动的教学方法非常有助于学生个性的张扬与修炼，另一方面，讲会制度也为学术交流提供了机会，使书院打破门户之见，融各家之长，所以，胡适认为“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1]4.从管理上，书院采取的是一种民主性的管理模式，彰显了一种“人性化”的精神 首先，作为书院组织管理者的山长，通常也是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的专家或主讲教师，脱离教学的管理人员比较少，极大地促进了当时学术之间的交流。其次，从宋代书院开始，就实行学生自理自治并参与书院的管理和教学工作。5.从师生关系上来看，书院的教师与学生之间相处融洽，相互促进融洽的师生关系是古代书院教育成绩斐然的一个重要原因。书院的名师宿儒，不仅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为学生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能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学生树立一种良好的学习榜样。书院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融洽的师生关系，根本原因在于古代书院大多采用的是同吃同住的方式。在日常生活中，书院教师言传身教，对学生关怀备至，师生间情深意笃。这种良好的氛围，既有利于教学活动的开展，又能够发展学生的个性。朱熹就十分重视培养师生感情，他和学生相处融洽，生前深受学生的尊敬，谢世后，学生仍对他长久追念不忘，为了继承师业，他的弟子们自建书院或执教于书院，广招学生，以此继承先生。 二、古代书院对我国当前高等教育改革的启示 1.开展多元化主体的办学模式教育的任务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还需要社会、企业、团体和个人等多方面的支持。民办教育是完善的教育体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在大力发展公办教育的同时，我们应该积极扶持民办教育的发展，繁荣教育文化事业，为公办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提高整体的教育质量。2.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注重的是升学率，而高等教育关心的是优秀人才的选拔，从而使整个教育系统脱节。古代的书院制度对我国传统教育体系中官学和私学，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分家格局的变革，给了当代高等教育一面明镜。[2]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整合多层次的教育体系,做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衔接与平衡发展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前提。一是确立两大教育系统统一的人才培养目标，二是衔接两者的办学理念育人观念，把育人教育放在首位，三是科学地安排教育教学内容，高等教育要体现现代教育的发展规律，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关注学生的个体选择和个性彰显。 3.明确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等学校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组织机构，教学和科研是现代大学的两个基本职能。但是目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重科研而轻教学”[3]教学成为高等学校活动的附庸，教学作为一种很难实证和测量的隐性的东西，往往被忽视，但教学永远是学校工作的主旋律。正如纽曼所言：“假如大学的宗旨是科学上的发明和哲学上的发现，那么我不明白，大学要学生做什么。”[4]因此，我们应从书院的模式中有所启发，明确两者的关系。（1）必须把教学作为高校的中心活动，同时把科研置于重要地位。（2）高校应根据教师个性、年龄、学科的不同，对教师在教学与科研方面提出不同的要求，不搞一刀切。（3）应建立科学的教学与科研的评价机制，以此来影响学校的办学与教师的行为。 4.实行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书院的教学是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学习的难点和疑点进行讲解。在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谁也不能再希望在自己的青年时代就形成足够其一生享用的原始知识宝库因为社会的迅速发展要求不断地更新知识。[5]一个有创造性的教师应能帮助学生在自学的道路上迅速前进，教会怎样迅速对付大量的信息，他更多地是一名向导和顾问，而不是机械传递知识的简单工具。[6]书院对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与我们今天高校的学生自身能力培养的改革是一致的，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5.发扬自由、民主、开放式精神书院的讲会制度蕴涵看一种“兼容并包”的教育思想，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要保持自身的活力与朝气，就必须对外开放，包括高等教育之间的开放，向社会开放，向国际开放，同时还应当对教育对象开放，使更多的人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讲会制度中的自由民主气氛，对教授的教学过程也有借鉴意义。 6.努力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近年来，高校中的师生关系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有的学生不够尊敬老师，有的老师业缺乏对学生的关爱，甚至出现了“你教你的书，我上我的课”然而，教师在一所高校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生思想品德的教育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高校应该努力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1）师生协调一致，团体合作。（2）师生平等民主，教学相长。（3）尊师爱生，关系融洽。但是由于时间上的问题，在日常的课程教学中，师生之间互相交流的机会甚少，更谈不上对每位学生的特点有所了解，发展学生的个性了。因此，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像古代书院一样多安排师生共处的机会，培养师生之间的感情。7.采取一种人性化的管理方法现行高校家长式的管理方法，严重地压抑了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不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作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场所，高校的管理工作应该以学生自我管理为主，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实行民主管理，通过选举推荐一小部分学生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学校的日常管理工作。同时参与学校行政管理工作的老师也不能脱离教学实际，多融入实际的教学环节中去，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从而做出科学的决策。

书院制·书院兴衰及其原因的研究·北宋初的著名书院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文教衰敝，读书士子无由显身，大多穷居草野，隐居读书讲学。宋既统一海内，乱世渐平，民生安定，文风日起，读书士子纷纷要求就学读书，国家也需要大批治术人才。但是，当时朝廷尚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也无充足的实力发展教育。书院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得到进一步发展。书院的兴起，一方面满足了读书士子的就学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统治者解决了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因此，一般士子倾心于创建书院，并得到官方的支持和赞助。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中最早揭示了宋初书院兴起的盛况及其原因，指出：“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也说：“窃尝闻之诸公长者，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都说明宋初书院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并形成了一批著名的书院。

宋初著名的书院究竟有哪几所，历来说法不一。李才栋在《白鹿洞书院史略》一书中，对“四大书院”之说作了专门考证。

最早提出宋初四书院之说者为范成大。他于乾道九年 (1173) 游衡山，瞻仰石鼓书院。在《衡山记》中称：“始，诸郡未命教，时天下有书院四：徂徕、金山、石鼓、岳麓。”

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中，作为举例，列出石鼓、岳麓、白鹿洞三所。

吕祖谦在《鹿洞书院记》中明确提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指白鹿洞)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

袁燮在《四明教授厅续壁记》中说：“由建隆以来，迄于康定，独有所谓书院者，若白鹿洞、岳麓、嵩阳、茅山之类是也。其卓然为师表者，若南都之戚氏(戚同文，应天府书院，即睢阳书院)、泰山之孙氏(孙复，泰山书院)、海陵之胡氏(胡瑗、胡安定，后建有安定书院)、徂徕之石氏(石介，徂徕书院)，集一时俊秀相与讲学，涵养作成之功亦既深矣。”竟提到八所书院。

王应麟在《玉海》中记“宋朝四书院”称：“宋有戚氏，鲁有孙、石二氏，各有道德，为人师。”又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列于四书院题下，且引吕祖谦《鹿洞书院记》语作证。在白鹿洞书院条目内记“至道三年八月，南康建昌县洪文抚于居所雷湖创书舍集学者”，“江州陈氏义居，至道初遣内侍裴愈就赐御书”。在岳麓书院条目内记：“书院南风雩亭之下，别建湘西精舍”，“开禧中建南岳书院”，“衡州石鼓山有书院”。按《玉海》所载，宋初书院有十二所。

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考》称：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为“宋兴之初，天下四书院”，并以西京嵩阳书院、江宁府茅山书院附载，指出二者“后来无闻”，“独四书院之名著”。但同书《职官考》中则称，宋初四书院为白鹿、嵩阳、岳麓、应天府。又称“此四书院之外，又有茅山书院”。

嘉靖间吴世良为鹅湖书院题诗，注中称：“天下四大书院： 嵩阳、岳麓、白鹿洞、鹅湖。”

卢松《黎川书院记》，又将嵩阳、岳麓、鹿洞、东林称为宋时四大书院。

全祖望在《答石痴征士问四大书院帖子》中对四书院或四大书院之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订，将天下四大书院分为北宋四大书院和南宋四大书院。就北宋四大书院，顾及范成大、吕祖谦、王应麟、马端临诸说后称： 石鼓“未几改为州学，则其为书院不久”。孙复之泰山、石介之徂徕“较之睢阳、白鹿、嵩阳则稍晚出”。“金山当是茅山”，“其后无闻”，故又承《玉海》之说，以嵩阳、睢阳(应天府)、岳麓、白鹿洞为宋初四大书院。

近世学者在古人研究基础上又有新见。盛朗西《中国书院制度》据《文献通考》和《玉海》称：“宋初海内大书院实有六：石鼓、白鹿、应天、嵩阳、岳麓、茅山是也。”陈东原《中国教育史》亦从盛说，称“宋初的书院，著名实有六个，皆起私人之创建”。陈登原《国史旧闻》中说：“所谓四大书院，毋宁为八大书院。石鼓一也，白鹿二也，龙门三也，嵩阳四也，岳麓五也，应天六也，徂徕、金山七也、八也。”

当代学者也多采六书院或八书院之说。如陈元晖等著《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以白鹿洞、岳麓、应天府、石鼓、嵩阳、茅山为宋初六大书院。杨荣春《中国封建社会教育史》、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也以此六大书院为宋初著名书院。毛礼锐、沈灌群主编的《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于上述六大书院之外，又补华林、雷塘二书院，为八大著名书院。

事实上，北宋初的书院远不只四所、六所、八所或十二所，言其著名者，一是考虑到其在当时的状况，二是考虑其对后世影响及其在书院制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价值。无论哪种说法，都证明宋初书院已呈现盛况。

书院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书院的产生 书院产生于唐代，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其起源有官民两途。民间书院源出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 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于一体。其主要职责《唐六典》记作：「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作为官府的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 官府书院有着将千百年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章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时拥有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从此以后，书院就在民间和官府这两大体系的交相影响之下，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发展历程。唐五代书院概况 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只有70所，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还只能算作起始阶段。尽管如此，分别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已然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了其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书人在其中藏书读书，校勘典籍，问学讲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交流学术，教学授受，讨论政治，关心时局，探究经史，研究著述等，承担起改造、更新、传递华夏文明的重担。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 据邓洪波《唐代民间书院研究》、《唐代官府书院研究》统计，唐代书院见于地方志的有40所，见于唐诗的有14所，再加官府3所丽正书院、5所集贤书院，去掉重复，总共有57所，其中48所书院可以确定其院址。这48所书院的分布成点状，散布于今日全国的12个省区，其中今陕西7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东1所、浙江5所、福建6所、江西7所、湖南8所、广东2所、贵州1所、四川（含重庆）6所。 又据邓洪波《五代十国时期书院述略》统计，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公元907－906年），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之区，南达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书院分布的范围之内，其中今江西8所、福建1所、广东1所、河南2所、北京1所。书院制度的形成 两宋时代，那些从门阀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读书人，挟开拓万古心胸之豪气，凭藉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依靠印刷技术进步带来的丰富藏书，纵贯古今，横论百家，将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事业推进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其间，书院受到大家重视，创建711所。 南北宋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认同；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在「南宋四大书院」的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范作用。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形成魅力无限的文化人格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 宋代是书院获取显赫声名、得到大发展并形成为制度的时期。北宋初年，无力兴学，只得扩大科举名额，并利用唐代以来出现的书院，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召见山长等方式进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岳麓、白鹿洞、石鼓、嵩阳、应天府、茅山等书院，都是因为其教学有功获得「御赐」而扬名的。经此一期，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得到强化，其声名也彰显天下。 南宋书院的发达与兴盛是公认的，其标志有二，一是它与理学的一体化，二是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完全确立。书院制度不仅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而且采纳了佛教尤其禅宗丛林、精舍，以及道家宫观传法讲学的经验。正因为这样，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长处而又与之相区别的特色。书院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进入了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书院制度是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它是儒道释三家文化融合的结果，又为这种新文化的发展服务，其教书育人功能为这种「服务」所派生，属于传播文化的功能之一。两宋书院概况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宋代创建书院711所，分布在今日全国18个省区，其中河北3所、河南11所、山西4所、安徽20所、江苏29所、上海4所、浙江156所、福建85所、江西224所、湖北17 所、湖南70所、广东39所、广西10所、海南2所、四川（含重庆）31所、贵州1所、陕西1所、香港1所。 宋代书院分布特点有三：一是分布范围比唐五代明显扩大，广西、海南、香港都有了书院。二是数量猛增，书院分布由点状变为片状，出现了几大密集区，其中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名列前4位。三是发展极不平衡，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北方四省只有19所书院，仅占总数的，文化重心明显南移，江南完全取代中原而成为教育与学术的中心。书院的北移 当宋理宗为朱熹平反，颁行《白鹿洞书院学规》于天下，扶植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元朝统治者也于窝阔台在位的第十一、二年间（1239－1240年），创办太极书院于燕京（今北京），建周敦颐祠，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酬、朱熹六人配祀，选刻周氏遗书，礼聘江南大儒赵复在那里讲学。史称「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赵氏讲学太极书院始」。在元朝统一全国的前后，忽必烈曾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后来又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因此，元代书院不仅在南方得到继续发展，而且以强劲之势向北方推进。《日下旧闻》讲，「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民族文化之不绝于金戈铁马下的元代，理学之传于北方，主要的功劳应当归于书院。 元代虽然为金戈铁马的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但对儒家文化有着应有的尊重。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之后，被正式确立为官方正统。与理学一体化的书院等视为官学，受到重视，书院建设者之中，既有汉人、南人，也有蒙古与色目人，因此而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说法。 据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的唐宋旧院部分，书院总数达到408所。在书院的发展史上，元代的最大贡献是，弥补辽金时代的缺憾，将书院和理学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新形势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元代书院概况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分布在今全国19个省区，其中北京3所、河北12所、河南12所、山东23所、山西10所、安徽15所、江苏6所、上海4所、浙江49所、福建11所、江西94所、湖北10所、湖南21所、广东9所、广西1所、四川（含重庆）5所、贵州3所、云南1所、陕西7所。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列前4位。 尽管总的情况仍然是南多北少，但其分布则成明显的北移势态。首先，北方已有京、冀、鲁、豫、晋、陕六省区创建了书院，比宋代多了两个省区，并且山东后来居上，超过很多南方省分而名列第三。其次，北方的书院上升到67所，绝对数比宋代多倍以上。第三，北方书院占全国总数的比例，由宋代的上升到，进步神速。书院的推广与移植海外 明初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地位，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于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远近景从，讲会相连，书院再度辉煌，推广到边远地区，形成鼎盛之势。据统计，明代共建有书院1699所，远远超过唐宋元三朝的总和，而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学术思想与书院一体化的情形及其显示的巨大能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从永乐年间开始，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它与学术思想连为一体，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学，而东土则推崇朱子学。后来，书院还移植于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明代书院概况 在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虽然前期有过将近百年的沉寂，但在王守仁和湛若水的学说重新结合以后，带着冲破长久压抑的力量，书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增加，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就有1699所。 明代书院的分布总体上是由先进发达地区向边远落后地区推进，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这标志著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阶段。 更有甚者，乘学术辉煌之势的读书人，不仅涉足地方文化建设，在民间规范百姓，移风易俗，使书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评人物，讽议朝政，使书院又具有了社团化的倾向。当然，书院输出到朝鲜，更是这个时期的亮点。 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明代创建书院1699所，分布在今全国25个省区，其中北京6所、河北70所、山西61所、辽宁7所、河南112所、山东69所、安徽99所、江苏66所、上海5所、浙江199所、福建107所、江西287所、湖北69所、湖南102所、广东156所、广西71所、海南17所、四川（含重庆）63所、贵州27所、云南66所、陕西28所、甘肃8所、青海1所、宁夏2所、香港1所，江西、浙江、广东、河南位居前4位。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知明代书院的地域分布特色有二：一是向西北、东北地区推进，甘肃、青海、宁夏、辽宁等边远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书院。二是各地书院密度加大，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成效明显。 另据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明代新建、修复书院共计1962所，其中洪武朝43所、建文朝1所、永乐超19所、宣德超13所、正统朝31所、景泰朝17所、天顺朝19所、成化朝78所、弘治朝95所、正德朝150所、嘉靖朝596所、隆庆朝67所、万历朝95所、天启朝21所、崇祯朝86所、朝代不明者431所。从历朝坐标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发展线索。书院的普及与流变 普及和流变是清代书院的最大特点。由于官民两种力量的共同努力，书院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新建书院3868所，加修复的旧有书院，总数则在4000所以上，基本普及城乡。 从雍正年间省会书院的建立开始，官方加强书院建设，各级官办书院成为全国各地大小不等的学术教育中心。民间则主要致力于乡村、家族书院的建设，承担着普及文化知识的基础教育任务。 道光以降，面对着大炮战舰冲入国门的西方文化，书院努力应对，在内容和形式经过改造后，将西学、新学引入其中，终于形成了新式书院，是为积极的变革。而另一方面，由于科举的诱惑力太大，不论官办或民办的书院大多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这是消极的流变，它影响并最终断送了书院的改革。其间新出现的教会书院、华侨书院，以交融中西、联系中外而值得特别注意。清代书院概况 清初，顺治皇帝下令“不许别建书院”。康熙皇帝虽以文韬武略著称，但也始终不肯撤销禁令，而仅仅以颁额、赐书给书院来引导其发展方向。雍正十一年（1733年），终于诏令各省创建书院。此后，禁令虽已解除，但仍多次下诏以科举功名规范书院师生，尤其是乾隆时代，连招生择师、课业考核、奖惩办法等都在诏令中有明确规定。由禁止而达到控制目的的文化政策，加上文字狱的影响，使书院改变了学术追求，一种离现实政治较远而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考究经典的学风终于形成，此即所谓乾嘉考据之学。伴随书院与学术的再度结合，它得到了长足发展，有清一代，全国建有书院3868所，基本普及城乡。 近代，是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教会书院的出现，尤其是日本人将招收日本学生的书院办到上海等地，揭示着书院在殖民化下可悲的流变；另一方面，由于与「新学」、「西学」的结合，它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新式书院显示了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信心与能力。可惜的是，这种过渡尚未完成，全国所有书院就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被清政府宣布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然而，从事物发展的角度来讲，这次改制，使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得以血脉贯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书院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 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清代创建书院3868所，分布在今全国31个省区，其中北京18所、天津15所、河北151所、辽宁20所、吉林10所、黑龙江6所、内蒙古5所、山西107所、山东149所、河南276所、安徽95所、江苏115所、上海37所、浙江395所、福建162所、台湾56所、江西323所、湖北120所、湖南76所、广东342所、广西183所、海南39所、四川（含重庆）383所、贵州141所、云南229所、陕西109所、甘肃62所、青海3所、宁夏11所、新疆4所、港澳26所。 其中，浙江、四川、广东及江西的书院数量名列前4位。台湾、新疆、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边疆地区书院的出现，标志着书院这一高扬儒家文化大旗的文化教育组织，已经遍布除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

长江流域书院与长江文化 一长江流域书院的历史发展概况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是在唐、宋时奠基的。从书院的萌芽，到书院的形成和最终定型，其过程主要发生于长江流域一带。 书院作为古代一种民间的文化教育组织，最初萌芽于唐中叶至五代之时。尽管这批早期书院的性质、办学规模以及具体的制度、教学活动等尚有许多不太清楚的地方；但从这些最早称名“书院”，包括它们的读书、讲学、论文、藏书、著书等与“书”有关的文化教育活动来看，毫无疑问它们是中国书院的早期形态，并且初步具备了完整书院形态的一些特点。 书院与长江流域有着不解之缘，这在书院萌芽时就已体现出来。早在唐中叶以后，中华大地就开始星星点点萌芽着一些书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初萌芽的书院绝大部分都是分布在长江流域一带，这与向来是文化重镇的黄河流域形成鲜明对比。据我们从全国的地方志中搜集的唐五代时萌芽、称名的书院中，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浙江（6所）、福建（6所）、江西（13所）、湖南（8所）、四川（5所）等省。 书院制度的形成是在北宋。当宋初官学不兴之时，书院在全国各地逐渐兴起。不再像唐五代时期那样，书院主要是个人读书之所，只是兼有一些聚徒讲学的教育活动，北宋时期的书院基本上是一种依靠民间力量兴办起来的正规学校。这里既有专门主持教学、行政管理的山长职事，还有规制化的讲堂、斋舍、祠庙、书楼，以及一定规模的藏书等等。这样一种正规、完备的教育组织，虽主要是依靠民间力量创办起来的，但同时也得到朝廷、官府的表彰、支持，故而很快就风行全国。 在北宋时期这股兴办书院的热潮中，长江流域又走在全国的前列，成为书院初兴的发祥地。相反，向来是人文文化发达的黄河流域，在北宋时期兴办书院的热潮中，虽也有不错的表现，但是比起长江流域来说，则仍有相当的距离。如河南是北宋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但是北宋时期河南所创办的书院也只有10所，这和长江流域的许多省区相比有明显差别，如江西有39所，浙江有32所，湖南有12所，福建有12所。至于黄河流域的其他省区创办的书院则更少，如河北3所，山西4所，山东7所，陕西4所。 与此同时，北宋时期所创办的著名书院，也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一带。如湖南就有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其办学规模大，影响甚显。岳麓书院山长周式，因此还受北宋真宗赵恒的召见，并得到赐书、赐额的待遇。石鼓书院因办学影响大亦受到朝廷赐额。故而，湖南的岳麓、石鼓两书院均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江西的著名书院亦很多，如白鹿洞书院就受到朝廷赐九经的待遇，亦是宋初四大书院之一。另外，江西还有许多著名的书院，包括南丰县的华林书院、安义县的雷塘书院、南城县的盱江书院等等。有人将江西的华林书院、东佳书堂、雷塘书院称之为江南的三所名院。此外，像江苏的茅山书院、浙江的稽山书院，均是北宋时期著名书院。当然，北宋时期黄河流域也产生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河南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山东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它们或因办学规模大或因名人主持，被列入宋初四大书院或著名书院的名录中。但是与长江流域的著名书院相比，其兴办的规模和影响仍为逊色。 到了南宋，由于政治、军事形势的急剧变化，中原地区已被金兵占领，作为民间新兴的书院教育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除个别之处，中原地区再也难觅书院的弦歌之声。相反，江南地区的书院建设则被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长江流域各地纷纷创办书院，在数量、规模上均超过北宋。尤值得注意的是南宋时期江南书院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书院教育与理学思潮的一体化。即这段时期积极创办、主持书院者主要是活跃于当时学术思想界的理学家们。他们往往在书院中标榜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发挥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理解，利用书院展开学术讨论。同时，在关于书院管理制度、办学特色方面也都出现了新的风貌。应该说，到南宋时，书院教育制度才真正定型，并影响以后达数百年之久。 当然，南宋时期书院教育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中。自中原沦于金兵铁蹄之下，北方书院荡然无存。而岳麓、白鹿、丽泽、象山四所书院则崛起于长江流域，成为“南宋之四大书院”。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大书院均有名师主持，张南轩主岳麓，朱熹主白鹿洞，吕祖谦主丽泽，陆九渊主象山。由于他们四人是南宋理学思潮四大学派的宗师，所以这四大书院又成为当时名声显赫的四大理学学派的基地。 由于南宋时期江南的书院均与理学思潮结合，随着理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宋理宗之后，理学的地位得到确认，书院则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地蔓延开来。整个宋代的书院建置数目表明，长江流域的书院数量已占全国总数的74郾43%，黄河流域仅占3郾25%。 元朝的书院教育得到了全面的推广和普及，故而才有“书院之盛，莫盛于元”之说。这种推广和普及的力量主要源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民间的力量。元代书院中相当多者仍保留了民间教育组织形式的这一特点。大量不愿仕元的宋代遗民主要是通过在民间创办书院以从事独立的教学、学术研究活动。加之元朝当局对这种民间兴学的热忱并不制止，反而是鼓励。 其次是官府对书院教育大力扶持，亦使书院能够得到推广和普及。元代所建的第一所书院就是由朝廷所建的燕京太极书院，这表现出元政府对书院教育的承认，亦为以后的书院推广政策开了一个先河。以后，各级地方官府纷纷效法，官员们纷纷在自己的治所建设书院。长江流域的大量书院就是由地方官员主持、地方财政创办的。如浮梁的绍文书院、吉州的白鹭洲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婺源州的晦庵书院、南康的白鹿洞书院、浙江青田的石门书院等等，都是由地方官府出面主持修复或修建的。为了保证书院教育的建设发展，元代政府还对书院的管理给予了特殊的关照。最重要的就是把主持书院教育的山长列为朝廷命官：凡州县书院的山长与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由礼部任命；凡各省所属书院的山长，则与所属州县学正、学录、教谕一样，并受行省及宣慰司授命。另外，书院的生徒也与官学的学生同等对待。这些政策，虽然导致书院官学化程度的加强，使书院失去了自己的特色，但是，确实也起到了使书院得以推广和普及的作用。 民间和官方共同努力，是明、清时期书院得到大力推广和普及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民间士绅对书院教育的极度热忱和向往，他们普遍将资助、创办书院看做是自己的社会责任、文化使命与“兼善万世”的历史功业，故而往往将最大的热情倾注在书院建设方面。另一方面，官方虽然对书院自由讲学有所限制，但对书院在发挥基础教育、精英教育及社会教育方面的作用亦是肯定的，故也倾注力量对书院加强扶持，希望借助书院教育，以实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目标。在这股关于书院的推广普及的热潮中，长江流域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 二长江文化的发达是长江流域书院崛起的历史条件 唐、宋以后，长江流域书院的崛起，与当时长江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唐、宋以降，长江流域的书院教育能够萌芽、兴起、发展及全面推广，并一直居于全国的前列，离不开唐、宋以来文化重心南移、长江文化蓬勃发展的历史背景。这里列举几个主要条件，以阐述说明书院形成、发展的社会文化原因。 （1）士绅社会的发展 唐、宋以后的一千多年，士绅社会与书院教育有一种很强的互动关系：士绅社会的发展，必然通过积极地创办书院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文化的关怀；书院教育的发达，又可以培养、再生新一代士绅。长江流域的书院之所以那么发达，其重要的条件是唐、宋以后这个区域的士绅社会发展很快，士绅的社会力量，推动着长江流域不断兴起一个个创办书院的热潮。 （2）学术思想的繁荣 书院既是中国古代教育中心，也是学术思想的研究中心。因此，书院的盛衰与宋以后学术思想的盛衰是同步的。唐、宋以来，中国学术史上最重大的发展，就是出现了综合儒、佛、道思想的更具综合性的学术形态——理学。理学思想源于中唐以后，创建于北宋之时，大盛于南宋时，其发展的进程几乎与书院同步。唐代以前，长江流域的学术思想总是处于边缘地位。而理学思潮出现后，情况则发生了很大变化。理学形成于北宋，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出生于道州营道县(今湖南道县)，他的学术活动主要是在长江流域一带。周敦颐所奠基的理学成为宋以后占统治地位的主流学术，标志着长江流域学术地位的崛起。特别是到了南宋，理学学术的重心完全转移到了南方，长江流域一带成为理学的重镇。理学史上几个重要的学派，如朱熹的考亭学派、陆九渊的象山学派、胡宏张栻的湖湘学派、吕祖谦的婺学派，另外，还有与理学展开学术争鸣的浙东事功之学，包括永嘉学派与永康学派，都活跃于长江流域一带。他们在这里研读经史、阐谈义理、会讲论辩、著书出书。书院成为他们从事学术研究、传播思想、创建学派的最好场所。 （3）佛道宗教的发达 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教育组织，一方面在于它兼具传统私学的自由讲学与官学制度的完备的双重长处，另一方面则在于它兼收了儒家人文教育与佛道宗教教育的特色。同时，佛道宗教亦对理学的形成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佛道宗教的发达，又构成了书院建设及理学学术发展的重要文化条件。 佛、道二教在长江流域有广泛而深入的传播。由于佛教寺庙、道教宫观林立于名山之中，而早期的书院亦深受佛道二教的影响而创设于名山，佛道的宗教理论，修养方法也影响了理学学术及书院教学。故而，长江流域佛道的盛行，是书院繁荣的重要文化条件。 （4）造纸印刷的发达 书院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能够形成、发展于唐、宋之际，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书籍的普及。书院首先要能藏书，然后围绕着藏书能够展开教书、读书、著书及出书等一系列的文化教育活动。 由于长江流域的造纸业、印刷业的发达，使原本十分珍贵的书籍大大得到普及。民间普遍具有收藏书册典籍的可能，这样，就有可能使先秦、两汉曾经流行的各种私学演进成书院这种更具特色的教育机构。 三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发展的推动 （1）文化创新功能 这主要体现在宋元明清时期学术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两宋时期，特别是南宋，长江流域书院与理学紧密结合，从而导致了理学的蓬勃发展和学术地位的确立。元、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学术能够继续获得蓬勃发展，同样与这段时期的书院在学术上的重要地位有密切联系。明中叶以后，长江流域的心学思潮得以蓬勃发展，这是由于明中叶的书院教育与当时的心学思潮的结合有关。代表明代心学思潮有两大学派：王学与湛学。王学是指王阳明及其后学所形成的学派。王阳明因在长江流域的诸书院中讲学，其弟子遍及江南，形成了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等，这些王门弟子又是在长江流域创办或主持书院讲学的主力军。湛学则是指湛若水创建的学派。湛若水师从陈献章，后独立门户，到处建书院讲学，黄宗羲称其“平生足迹所至，必建书院以祀白沙，从游者殆遍天下。”至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发生了一系列的重要变化。最初，以“实学”相标榜的一代学者活跃于当时的学术思想界，他们同样利用书院研究学术。如无锡的东林书院就是晚明时期影响甚巨的著名书院，清初的浙东学派也以甬上证人书院为基地研究学术。清乾嘉以后，以诂经考史为特色的汉学思潮兴起，他们同样利用了书院，浙江杭州的诂经精舍就是这些书院中影响最大的一所。 （2）书院的文化积累功能 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是著述。著述是书院实现文化积累的重要方面。那些学术大师在主持书院工作的时候，同时也从事学术著述，他们的许多代表著作也是在书院中完成的。同时，他们常常将各种讲义、经说整理成书，供学生研究参考。许多书院生徒将自己对老师质疑问难的对话记录下来，编成“语录”、“答问”之类的书。另外，许多生徒在学习的过程中，撰述论文或著作。这样，书院在它的长期办学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文化。从宋代朱熹的《朱子语类》、张栻的《南轩孟子说》、吕祖谦的《丽泽讲义》，到清代的《紫阳书院课艺》、《尊经书院初集》、《诂经精舍文集》等，均是长江流域书院所积累起来的学术文化成果。 其二是刻书出版。书院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刻书出版功能。其刻书的范围，除了积累自己的文化学术成果，如刊刻书院主持者的著作、讲义以及语录、课艺、书院志、同门录外，还刊刻能服务书院教学、研究、交流的经史子集各类图书。这样，书院又在事实上成为各个地方的刻书出版中心。在古代出版业中，出现了因校勘严谨、质地精良而著称的“书院本”图书，而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四川等地的书院，均大量刊刻了这种“书院本”的书籍。明、清以来，书院刊刻书籍的数量越来越大，故而有的书院还设有刊刻图书的书局，承担地方上刊刻出版书籍的任务。 其三是藏书。藏书是书院的三大规制之一，故而是书院的重要组成要件。所以，遍布长江流域中的大大小小的书院，均通过收藏、借阅典籍图书的活动，将各种类型的图书典籍集中起来，并通过捐赠、刊刻、购置等手段不断丰富藏书，使书院的藏书成为地方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书院的藏书之精、之多，在地方的图书收藏中是少有的。 其四是祭祀。祭祀也是古代书院的规制。书院在千年办学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祭祀系统，除了祭祀至圣先师孔子外，祭祀对象还包括与本书院尊崇学统的相关人物、地方的名儒乡贤、创建书院的有功之士等。这样书院的祭祀就有很浓厚的承传学统、彰显地方文化的文化积累功能。长江流域各地均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学术传统和地域文化，如蜀学和巴蜀文化、湘学及湖湘文化、徽学及徽文化、赣学和赣文化、浙学和浙文化等，这种地方学术和地域文化往往又是书院办学过程中的学术思想积淀的结果。而各地的书院祭祀，对保存及强化这种地方学术、地方文化起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如四川的书院祭祀三苏父子、魏了翁等，湖南的书院祭祀周濂溪、胡安国、胡宏、张栻等，江西的书院祭祀朱熹、陆九渊等，浙江的书院祭祀吕祖谦、陈亮等。 （3）文化传播的功能 书院是一种多功能的文化组织，但是其最基本的功能仍是教育，而教育的特点就是传播文化。因此，长江流域蓬勃兴起的书院群，极大地促进了这个地域的文化传播。 书院在文化传播方面所以能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与书院这种教育组织的特色是分不开的。首先，书院将精英化的高等教育与普及化的基础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古代，一般情况下是由朝廷主持的官学系统承担高等教育的职能；而基础教育则没有纳入正规的教育体制，主要由家族、民间社会来承担。而宋以后建立的书院体制，则承担了上述两方面的教育职能。一方面，各地书院尤其是那些名书院，大多是古代的高等程度的教育机构，主讲者为国内名流大师，来受教育者也是文化水平很高的学者，有的甚至是地方官吏，他们之间传播的内容也是程度很高的“大人之学”。另一方面，大量建于乡村、城镇、家族的书院均属那种基础教育程度的书院，它们在发展地方基础教育、促进文化发展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书院能将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书院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它的教育主要是一种学校教育，以补充或取代官学教育的不足。 其三，书院能够将经史教育与各种专科教育结合起来。在中国传统教学内容体系中，经学、文史等一直是教学的主体，书院的教学内容也是以此为主。但是，书院毕竟是一种相对自由灵活的教育体制，故而也产生出了许多专科方面的教育，包括专习官话的正音书院、专习武事的肄武书院、专讲医学的医科书院等。晚清时期，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专讲西学西艺的书院。 综上所述，长江流域书院对长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书院既充分发挥了促进长江文化发展的作用，同时也是长江文化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

书院作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制度，萌芽于唐，兴盛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书院的产生书院产生于唐代，书院之名始于唐玄宗时，其起源有官民两途。民间书院源出于读书人个人的书斋。与书斋不同的是，书院向社会开放，成为公众活动的场所，儒生、道士、和尚等皆可出入其间。由私密而公众，这是书斋与书院的分野。官府的丽正、集贤书院，由朝廷整理图书典籍的机构脱胎而来，设有学士、直学士、侍讲学士、修撰、校理、知书、书直、写御书、拓书手、装书直、造笔直等职，集藏书、校书、刊书、讲书等于一体。其主要职责《唐六典》记作：「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凡天下图书之遗逸，贤才之隐滞，则承旨而征求焉。」以学术文化事业为主，而无具体的政务，这就是作为官府的书院与一般政府职能部门的区别所在。官府书院有着将千百年国家藏书、校书、修书及由此而辨章学术的经验传输给新生书院组织的桥梁作用。书院起源于官民二途，使自己同时拥有了民办和官办的传统。从此以后，书院就在民间和官府这两大体系的交相影响之下，开始了更加辉煌的发展历程。唐五代书院概况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只有70所，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还只能算作起始阶段。尽管如此，分别从民间读书人的书斋和朝廷整理经史典籍的官衙中脱胎出来的书院，带着官民两种传统，并在两者的关爱和影响下，已然发育成长起来，具有了其作为文化教育机构的初期形态。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读书人在其中藏书读书，校勘典籍，问学讲书，游宴会友，吟诗作文，交流学术，教学授受，讨论政治，关心时局，探究经史，研究著述等，承担起改造、更新、传递华夏文明的重担。从此，中国社会就多了一种崭新而重要的文化教育组织。据邓洪波《唐代民间书院研究》、《唐代官府书院研究》统计，唐代书院见于地方志的有40所，见于唐诗的有14所，再加官府3所丽正书院、5所集贤书院，去掉重复，总共有57所，其中48所书院可以确定其院址。这48所书院的分布成点状，散布于今日全国的12个省区，其中今陕西7所、山西1所、河北2所、河南2所、山东1所、浙江5所、福建6所、江西7所、湖南8所、广东2所、贵州1所、四川（含重庆）6所。又据邓洪波《五代十国时期书院述略》统计，五代十国半个多世纪（公元907－906年），民间书院共有13所，其中新建12所，兴复唐代书院1所。其地域分布，北及幽燕之区，南达珠江流域，基本上仍在唐代书院分布的范围之内，其中今江西8所、福建1所、广东1所、河南2所、北京1所。书院制度的形成两宋时代，那些从门阀制度下解放出来的读书人，挟开拓万古心胸之豪气，凭藉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繁荣，依靠印刷技术进步带来的丰富藏书，纵贯古今，横论百家，将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事业推进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黄金时期。其间，书院受到大家重视，创建711所。南北宋书院的发展各有特点，北宋以「天下四大书院」为代表，强化的是教育教学功能，书院作为学校的一种，得到社会的认同；张栻、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在「南宋四大书院」的讲学，带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使学术与书院的一体化得以完成；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行天下，更有典范作用。从此，书院与教育、学术结合，形成魅力无限的文化人格特征，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宋代是书院获取显赫声名、得到大发展并形成为制度的时期。北宋初年，无力兴学，只得扩大科举名额，并利用唐代以来出现的书院，通过赐书、赐额、赐田、召见山长等方式进行扶持，使其替代官学，为国家培养人才。岳麓、白鹿 洞、石鼓、嵩阳、应天府、茅山等书院，都是因为其教学有功获得「御赐」而扬名的。经此一期，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得到强化，其声名也彰显天下。南宋书院的发达与兴盛是公认的，其标志有二，一是它与理学的一体化，二是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完全确立。书院制度不仅吸取了官学与私学的经验教训，而且采纳了佛教尤其禅宗丛林、精舍，以及道家宫观传法讲学的经验。正因为这样，它在目的、功用、手法上形成了博取各家长处而又与之相区别的特色。书院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教育事业进入了官学、书院、私学三轨并行的时代。需要指出的是，书院制度是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它是儒道释三家文化融合的结果，又为这种新文化的发展服务，其教书育人功能为这种「服务」所派生，属于传播文化的功能之一。两宋书院概况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宋代创建书院711所，分布在今日全国18个省区，其中河北3所、河南11所、山西4所、安徽20所、江苏29所、上海4所、浙江156所、福建85所、江西224所、湖北17 所、湖南70所、广东39所、广西10所、海南2所、四川（含重庆）31所、贵州1所、陕西1所、香港1所。宋代书院分布特点有三：一是分布范围比唐五代明显扩大，广西、海南、香港都有了书院。二是数量猛增，书院分布由点状变为片状，出现了几大密集区，其中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名列前4位。三是发展极不平衡，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等北方四省只有19所书院，仅占总数的，文化重心明显南移，江南完全取代中原而成为教育与学术的中心。书院的北移当宋理宗为朱熹平反，颁行《白鹿洞书院学规》于天下，扶植程朱理学为官方哲学的时候，元朝统治者也于窝阔台在位的第十一、二年间（1239－1240年），创办太极书院于燕京（今北京），建周敦颐祠，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酬、朱熹六人配祀，选刻周氏遗书，礼聘江南大儒赵复在那里讲学。史称「北方知有程朱理学，自赵氏讲学太极书院始」。在元朝统一全国的前后，忽必烈曾多次颁布法令保护书院和庙学，后来又将书院等视为官学，书院山长也定为学官。因此，元代书院不仅在南方得到继续发展，而且以强劲之势向北方推进。《日下旧闻》讲，「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民族文化之不绝于金戈铁马下的元代，理学之传于北方，主要的功劳应当归于书院。元代虽然为金戈铁马的蒙古贵族统治时期，但对儒家文化有着应有的尊重。程朱理学和科举制度结合之后，被正式确立为官方正统。与理学一体化的书院等视为官学，受到重视，书院建设者之中，既有汉人、南人，也有蒙古与色目人，因此而有「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说法。据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加上修复的唐宋旧院部分，书院总数达到408所。在书院的发展史上，元代的最大贡献是，弥补辽金时代的缺憾，将书院和理学一起推广到北方地区，缩短了新形势下形成的南北文化差距。元代书院概况据邓洪波等《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元代创建书院296所，分布在今全国19个省区，其中北京3所、河北12所、河南12所、山东23所、山西10所、安徽15所、江苏6所、上海4所、浙江49所、福建11所、江西94所、湖北10所、湖南21所、广东9所、广西1所、四川（含重庆）5所、贵州3所、云南1所、陕西7所。江西、浙江、山东、湖南列前4位。尽管总的情况仍然是南多北少，但其分布则成明显的北移势态。首先，北方已有京、冀、鲁、豫、晋、陕六省区创建了书院，比宋代多了两个省区，并且山东后来居上，超过很多南方省分而名列第三。其次，北方的书院上升到67所，绝对数比宋代多倍以上。第三，北方书院占全国总数的比例，由宋代的上升到，进步神速。书院的推广与移植海外明初以官学结合科举制度推行程朱理学，而不重视书院。程朱理学长期处于官方学说地位，失去了往日的进取而流于僵化，而八股文的盛行更加重了这种僵化。于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以王守仁、湛若水为代表的思想家，就以书院为阵地，发动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远近景从，讲会相连，书院再度辉煌，推广到边远地区，形成鼎盛之势。据统计，明代共建有书院1699所，远远超过唐宋元三朝的总和，而大多数都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学术思想与书院一体化的情形及其显示的巨大能量。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从永乐年间开始，中国书院东植朝鲜半岛，形成了几乎与李朝相始终的朝鲜书院制度。如同在中国本土一样，它与学术思想连为一体，造就了其立国的文化基础，所不同的只是本土盛行王学，而东土则推崇朱子学。后来，书院还移植于日本、东南亚，甚至欧美地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明代书院概况 在书院发展史上，明代承前启后，地位十分重要。虽然前期有过将近百年的沉寂，但在王守仁和湛若水的学说重新结合以后，带着冲破长久压抑的力量，书院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数量增加，总数达到2000所左右，其中新创建的就有1699所。明代书院的分布总体上是由先进发达地区向边远落后地区推进，读书种子已经撒向神州边陲和发达省份的穷野之地，这标志著书院的发展进入了成熟的推广阶段。更有甚者，乘学术辉煌之势的读书人，不仅涉足地方文化建设，在民间规范百姓，移风易俗，使书院具有了平民化特色，而且以同志相尚，品评人物，讽议朝政，使书院又具有了社团化的倾向。当然，书院输出到朝鲜，更是这个时期的亮点。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统计，明代创建书院1699所，分布在今全国25个省区，其中北京6所、河北70所、山西61所、辽宁7所、河南112所、山东69所、安徽99所、江苏66所、上海5所、浙江199所、福建107所、江西287所、湖北69所、湖南102所、广东156所、广西71所、海南17所、四川（含重庆）63所、贵州27所、云南66所、陕西28所、甘肃8所、青海1所、宁夏2所、香港1所，江西、浙江、广东、河南位居前4位。从以上数据，我们可知明代书院的地域分布特色有二：一是向西北、东北地区推进，甘肃、青海、宁夏、辽宁等边远地区第一次出现了书院。二是各地书院密度加大，尤其是西南地区的云贵川三省，成效明显。另据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