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量刑失衡问题研究论文

对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的思考 2004-03-09 14:42:19--------------------------------------------------------------------------------播放器打开注：观看视频需要 Media Player ，如果您的浏览器不能正常播放，请点击下载文/查建国 职务犯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的便利进行的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犯罪活动，是一种严重的腐败现象。对于税务部门而言，其是国家税收征收的法定机关，税务干部手中都拥有法律赋予的一定职权，经常与权、钱打交道，容易发生职务犯罪。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已成为需要高度重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税务部门职务犯罪的特征、表现形式及产生的根源 从近几年税务部门查处的违法违纪案件来看，税务人员职务犯罪的本质是以权力为资本、以人情为媒介、以金钱为诱饵、以谋取私利为目的，是典型的以权谋私，呈现以下特征：容易导致职务犯罪的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往往发生在“权”、“利”的结合部上，出现在权力相对集中，且与纳税人关系较为密切的工作关口上。职务犯罪数额越来越大，案犯的职务也越来越高，如金华、南宫、沿海地区的出口退税案等大要案，一批中高级官员严重犯罪，甚至出现了河北省国税原局长李真、广西柳州市国税局原局长杨立峰等重量级的人物“落马”。部分作案主体呈群体化，均为集体研究决定或一人主谋、指使、授意，多人参与，上下串通甚至内外勾结，合伙作案。呈现出一案带多案的窝案、串案，一罪带多罪的重案。 税务部门职务犯罪主要表现形式有：一是超越权限，擅自减免税。这种情况直接发生在税款征收过程中。或擅自降低税率，改变税目，或给纳税人开具发票而不征税款。二是积压、截留国家税款。发现较多的是一些基层税务所（分局）负责人伙同会计人员违反国家关于税款征解入库规定，收税不解税，将本年（月）度实际已征收的税款积压转下年，冲抵下年度税收任务而“卯吃寅粮”，造成国家对税款暂时失控。三是贪污税（公）款。违法违纪者有的分联填开完税证，大头小尾贪污差额；有的对已收税填开而纳税人没有取走的税票进行涂改，一票重用再次收税，贪污税款；有的白条收税，对纳税人假称完税证填开完或没带在身上先打白条收了税，之后见纳税人不再来催要，便不再开税票，将所收税款占为已有；有的利用纳税人不懂税收有关规定，收税不开票；还有的收费不上缴、罚款不入库，胡支乱花、挪用贪污。四是以各种名义、借口，向所管辖的纳税户借钱借物，借占交通工具和通讯工具；暗示或公开要求纳税人提供吃喝玩乐；收受或索要纳税人礼品、礼金和证券；五是挪用税（公）款及公物。从挪用的具体对象来看，主要是挪用税款、纳税保证金及办公经费；从挪用的手段来看，主要有涂改完税证存根联、报查联的开票日期；跳号开票，不按税收票款“限期限额”的双限规定结报入库，结报一部分票款，挪用一部分税款等。六是收关系税、人情税。任意降低税率，缩小征收范围或擅自不加收滞纳金，特别是对个体和临商的征税过程中，将有证户按无证户对待，以集体代替个体，从而在税收上照顾熟人亲友或为行贿人在税收上谋取非法利益。七是利用职务或职权的影响，为配偶、子女和亲属经商办企业提供便利条件，谋取非法利益。八是私设“小金库”，奢侈浪费，私分公共财产。九是与不法分子相勾结，虚开发票，买卖发票，取国家税款。 税务部门出现的种种违法违纪案件，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根源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不到位”上。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受社会上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有些税务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问题始终没有足够的认识，极少数干部轻视政治理论的学习，放松对自己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诱惑和享乐主义的侵蚀，滋生了以税谋私、以权谋私思想，致使某些部位和环节权力失控，个别税务干部蜕变为腐败分子、违法犯罪分子。 二是制度不全，落实不到位。从上到下，从系统内到系统外，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不可谓不多，但这些制度中总有一定的回旋余地。最为关键的就是这些制度没有得到严格的贯彻、很好的落实，往往是写在纸上的多、说在嘴上的多，监督检查的少、认真落实的少。致使少数税务干部误入歧途。 三是管理体制不到位。应该说，随着“金税工程”的全面启动，为税收工作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成效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搞活，企业经营方式的多元化发展，税收管理方式、办法总是表现出它的滞后性，不能用先进的、超前的税收管理方式来引导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有效抑制税务人员违法活动的滋生。 四是监督管理不到位。失去监督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监督的形式有很多，但问题是，有些单位在对干部的监督管理中，至今存在着失之以宽、失之以软的问题。特别是没能对“一把手”进行有效监督，没有把干部的“八小时之外”纳入有效的监督管理之下，从而给个别私欲膨胀的干部留下了空档和可乘之机，导致了权钱交易。 二、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和政策依据 （一）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依据 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基础在于职务犯罪的可预防性。职务犯罪产生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职务犯罪的可预防性，人们可以通过积极努力来实现预防的目标。职务犯罪的可预防性是通过职务犯罪的因果性原理、预测性原理、可控性原理、效益性原理展现出来的。因而，这四项原理也就构成了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的理论依据。 1、因果性原理。任何职务犯罪的产生都是具有一定原因的，因此这种因果性为预防犯罪提供了客观基础。人们可以通过消除、抑制或避免促使犯罪产生的各种原因因素来防止犯罪的发生；人们也可以通过改变、改善或履行促使犯罪发生的各种原因因素的组合方式和作用方向，来减少犯罪的发生率和破坏性；人们还可以通过消除、改变或控制促使犯罪发生的各种因素发生的条件，来控制犯罪的规模，防止其蔓延。 2、预测性原理。一定社会的犯罪数量、犯罪类型、犯罪形态及其变化趋势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预先推知，这是基于人们能够对导致犯罪的各种原因和条件的认识而得来的。根据对未来职务犯罪趋势的预测，我们就可以制定具有针对性、前瞻性的预防犯罪对策，实现预防和减少职务犯罪的目标。 3、可控性原理。犯罪产生的原因是可控制的，因而犯罪的规模和趋势，也是可以通过预防活动予以控制的。它包括犯罪原因的可控性、犯罪趋势的可控性以及犯罪预测的可控性。人们除了可通过增加抑制犯罪冲动的力量来控制犯罪增长的趋势。 4、效益性原理。人们控制职务犯罪的具体手段，包括惩治与预防两种。相比较而言，预防具有较高的社会效益。首先，对职务犯罪的预防是在犯罪发生之前，使用教育、行政等非刑事处理的方法，具有超前性、主动性，易于为社会接受。其次，预防职务犯罪的人力和经济耗费，同惩治手段相比较低得多，职务犯罪对国家政治形象和社会经济的损害，追究犯罪行为的人力和财力投入，以及犯罪对社会公德和价值观念的侵害构成预防职务犯罪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越大，惩治手段的效益就越不明显，而预防职务手段的效益就越突出。 （二）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法律依据 《宪法》和有关法律规定了通过思想教育、法律教育等方式开展预防活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通过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开展预防职务犯罪的宪法保障。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特别将“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规定作为刑事诉讼法的任务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议》，是就所有犯罪的综合治理而规定的，包括对贪污、渎职等职务犯罪的综合治理，规定国家机关和各单位、部门在综合治理中的职责。 新《税收征管法》明确了上级税务机关对下级税务机关的的监督职能。其第十条规定“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制度。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依法进行监督。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对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和廉洁自律准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明确规定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主体是全省区域内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这部全国首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地方立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主体，还明确规定了预防职务犯罪实行单位各负其责，检察机关指导、监督，社会各界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规定了各单位、部门的预防职责。 （三）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的政策依据 党中央关于反腐败工作的方针政策，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提供了现实依据。党的十六大报告从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顺利实现的战略高度，对反腐败斗争作出了全面部署，并强调指出：“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方针，逐步加大治本力度。加强教育，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胡锦涛同志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进一步加大惩处力度，依法严厉打击腐败分子。在领导干部尤其是高中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危害极大，必须继续作为查办案件工作的重点”。这些，为税务部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指明了方向。 三、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税务部门预防职务犯罪，必须以制约权力为主线，以改造世界观、提高政治思想素质为核心，以加强组织领导为保障，以创新机制、体制、制度为突破口，着力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的力度。 （一）加强领导，提供组织保障 要充分认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重要性，把预防职务犯罪建设摆在应有的位置，与税收工作同部署、同研究、同落实、同考核。要建立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导责任制，强调 “一岗两责”，实行“一票否决制”。要结合实际情况，将预防职务犯罪作为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建立党组统一领导、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在分管范围内负责、纪检监察组织协调、群众积极参与的预防职务犯罪建设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二）强化学习教育，筑牢思想堤防。一方面，要积极开展主题教育，当前主要是要求每个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大会议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讲政治的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到依法行政的意义，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履行好党和国家赋予的职权。另一方面，要结合税务系统工作特点，要持续、深入、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党员干部学习有关党风 （下转21页）（上接19页）廉政建设的理论、规定和《刑法》中关于职务犯罪的有关规定，增强依法行政意识。 （三）完善制度体系，实施规范管理 在行政管理方面，对干部任免、人员交流、基建招标、重大工作部署、大额经费开支、以及税收的减、免、抵、退、返等重大事项的决策，落实重大事项集体审议制度，确保各项重大决策建立在民主规范的基础之上。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坚持开展内部审计和干部离任审计工作，实行“赤字赔偿”制度。建立基建、大宗物品采购等管理制度，加强对各种资金（产）的管理。在税务执法方面，完善税收征管制度，充分制约税务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完善《税务行政执法责任制》、《税务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重大案件审理实施办法》，明确每个执法人员的执法岗位、执法环节和其相应的执法程序、执法标准和执法责任，认真开展执法评议考核，严格实施过错责任追究。要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建立各级纪检组负责人同下级机关主要负责人谈话、领导干部任前廉政谈话、诫勉等有关制度。 （四）加快税收信息化建设，堵塞管理上的漏洞 征管手段的改进，既是提高征管质量的有效途径，又是防止以权谋私的重要措施。包括行政管理、税收业务、决策支持、外部信息应用等所有职能的功能齐全、信息共享、监控严密的税务管理信息系统，把税务管理的各个环节都纳入到统一的征管软件中，达到“机器管人”的目的。 （五）公开办税，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公开办税是遏制以税谋私的有效手段。公开办税落实不好，不但腐败现象难以根治，而且依法治税也难以进行。对此，一要实行“阳光办税”，就是要把税收政策、税额核定、案件查处、一般纳税人认定、出口退税审批等一些带有实质性、敏感性的问题向系统内外全部公开，把执法各环节公开，不给以权谋私者可乘之机。二要广开监督渠道。公开举报电话，明确受理群众举报的部门，制定奖励、保密等措施，鼓励群众积极举报。主动邀请人大、政协等部门监督税务人员和税收工作。三要引入现代信息技术，拓宽对税务干部的监督渠道，加强对税务干部工作圈、生活圈、社交圈的监督。 （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强化对一把手的约束 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源头。要加快用人制度的改革，减少任命制，扩大选任制，大力推行竞争上岗、轮换交流和实行推荐考核任用干部责任制等。 一把手要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改造世界观，要认真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自觉置于集体领导之下，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上，多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与班子成员商量，力争做到公开、透明，不能搞个人说了算。上级机关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管理。建立完善巡视、诫勉、审计和述职制度，认真搞好一把手任职后的跟踪考察。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的范文篇2 浅析“村官”犯罪的特点及预防对策 论文摘要“村官”是掌管一方权力的基层组织人员，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针对“村官”职务犯罪现状，笔者总结了当前农村干部可能触及的罪名有：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职务犯罪特点有：呈上升趋势、犯罪数额小危害大、作案手段简单直接却肆无忌惮以及利益关系之间上下连动，相互榨取，钻空子各取所需。而发案原因有： 文化 素质低，思想教育跟不上， 法律知识 严重匮乏;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村、社务不够公开，权力不透明;宗族派性争斗，引发矛盾冲突，导致农村干部职务犯罪。此外，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预防对策和措施。 论文关键词检察理论“村官”犯罪工作探讨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虽然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即我们平时所说的“村官”)不享有国家工作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但他们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家事务管理时，如果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公款、索取他人钱财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构成犯罪的，属于刑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其他依照法律规定从事公务的人员”范围，由检察机关立案管辖。那么，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有可能触犯什么罪名?它的特点怎样?有什么预防的对策吗?在此，笔者试图在本文中予以探讨。 一、“村官”有可能触犯的几个刑法罪名 1.贪污罪。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立案查处的职务犯罪案件立案标准规定，贪污数额达到5000元时，应立案侦查，或个人贪污数额虽不满5千元，但具有贪污救灾、抢险、防汛、防疫、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及募捐款物、赃款赃物、罚没款物、暂扣款物，以及贪污手段恶劣、毁灭证据、转移赃物等情节的，应立案侦查。花都区雅瑶镇有一位村委书记邓_，伙同该镇经济发展办主任、村委副主任以及一名社会人员，经密谋后，趁新街河防洪整治工程征收该村土地之机，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假丈量，谎报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数目等手段，得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然后分赃，这位村书记分得90000元人民币，这就是贪污，最后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2.受贿罪。在现实执法中，普通受贿罪必须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至于索贿，不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但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正当，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是否有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认定。权钱交易是普通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如花都区新华街岐山村村委主任黄某某，于2004年9月至2006年 春节 前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办理广州立信染整有限公司与岐山村220亩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过程中，先后三次收受徐某贿送现金8万元。 3.挪用公款罪。按规定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1万元以上，超过3个月未还的和挪用公款数额在1万元以上，归个人进行营利活动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在5千元以上，进行非法活动的，检察机关应予立案。 4.职务侵占罪。所谓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行为。 5.挪用资金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我区新华街新街村出纳员梁某，女，利用负责新街村属下的四个经济社的财务工作之职务便利，采取收入不入账以及支票取现金等手段，多次挪用资金共计人民币元，大部分用于赌博活动及家庭支出。最后，梁某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零六个月。 二、“村官”职务犯罪的特点 (一)农村干部犯罪现象呈上升趋势 主要表现为：一是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通过调查，农村干部犯罪案件由前三年占同期之案总数上升到现在占同期立案总数的。二是涉案数额呈上升趋势。三是在犯罪性质上贪污、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所占比重较大，占近几年的有罪判决案件的70%。 (二)犯罪数额小危害大 村干部是我们党和政府在农村第一线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农村干部犯罪涉案尽管金额不大，但涉及面广，危害大。它破坏了国家的法令和政策在农村的实施，影响了党和政府在农民心目中的形象，影响了一方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危害性。 (三)作案手段简单直接，却肆无忌惮 从整体来看，农村干部经济犯罪的手段不像其他领域那样狡猾，反侦查意识相对来讲比较弱，犯罪中智力因素参与较少。作案的手段往往采取收入不记账，重复支出，打白条支出，伪造单据，虚报冒领等直接对公款公物予以侵吞。许多村干部借招待来客，“跑项目”向有关单位和个人送礼，购买抢险物资等事项为由，虚列、虚增开支，冒领公款占为己有。 三、“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 导致“村官”职务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方面的原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素质低，思想教育跟不上，法律知识严重匮乏 在违法犯罪的村干部中，多数仅为中小学文化。受文化教育程度的局限，作为村干部，尽管对贪污受贿要受到党纪、国法制裁的道理都知晓，但在日常交往中，尤其是在收受好处费时，何谓收受贿赂，何谓正常人情往来，往往又划不清界限，有的“村官”竟以“我为你办事，你给我好处”两厢情愿为由，肆意实施受贿犯罪。如在2008年8月，我们在查办赤坭镇剑岭村第12经济社原社长蓝某贪污“水库移民危房改造补助款”28000元一案中发现，蓝某就是以“我为你办事，你们必须每人支付200元给我，否则我不为你办”，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却没有想到这是犯罪行为。 (二)特权思想严重，作风不民主 有的“村官”大权独揽，毫无民主作风可言，自以为不贪公家一分钱、不拿村社一分钱、一心一意为村民谋利益，就不会犯罪。如：原狮岭镇振兴村十四经济社社长毕某，以为经济社牟利为目的，多次主持召开村民会议，未经批准，决定将该经济社部分土地以公开拍卖方式，永久转让土地使用权，为该经济社非法获利600多万元。后毕某被法院以犯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罪判三缓刑，并处罚金二万元。 (三)村、社务不够公开，权力不透明，缺乏监督制约机制是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根本原因 当然，近年来经过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村、社一级基本上实行了“社账村管、村账镇管”的严管措施，使得暗箱操作、滥施权力、缺乏监督等现象大大减小，有效地杜绝了这类案件的发生。 (四)宗族派性争斗，引发矛盾冲突，导致农村干部职务犯罪 许多农村，村干部之间为争夺村主任大权，不同姓氏派别之间相互告状明争暗斗，选举时拉帮结派破坏选举，掌权后厚此薄彼。有的村会计、出纳员与村支书或村委会主任存在特殊裙带关系，他们相互串通，对违法违纪现象守口如瓶。有些村干部凭借家庭势力当上村干部后大耍特权，只要群众稍有不同意见，就打击报复。致使群众即使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害，也敢怒不敢言，为部分村干部长期违法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 四、预防农村干部职务犯罪的对策 (一)加大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使群众懂法守法 当今农村，普遍存在着村民学历层次低、学习主动性差、小农意识重的现象。尽管有村民会议、学习会等，但这些会议只用于议事，不用于学习。因此，法律、法规、政策未能得到有效的学习和宣传。由于对政策和法律的不正确理解，往往容易引起上访。如新华街某村村民，拿着国家新出台的有关征地方面的政策，到检察院上访，质询十多年前该村与征地单位签订的征地合同的合法性，并以此为由，怀疑当时的村干部贪污受贿，继而举报。因此，我们必须加大对农民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力度，消除他们的误解，把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 (二)对有关政策的实施一定要到位 有些通过试点、实践，证实行之有效的管理方面的政策，一定要抓好落实。比如现行的财务代理制度(即村帐镇管、社帐村管)是比较成功的。但是社一级的会计由于历史的原因，普遍存在着社长会计一人担、无会计基础知识、账目管理水平低的现象，再加上没有一个班子，无人监管，以致账目混乱、无法清算。因此“社帐村管”的政策一定要到位，做到票据专管，社的票据要有村的会计填写;社的开支实行“用款申报”制，涉及一定数额的开支，须经村的审批;社的“清算小组”在村委会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好监督作用。在此，建议有关主管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用款申报”制加以细化，并做好监督，务必解决账目混乱问题。 (三)认真抓好村社一级干部的纪律、法规教育 新时期关于加强农村干部、尤其是新当选的农村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教育、法律法规知识教育以及反腐倡廉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有关部门应多点组织农村干部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学习，加强法律法规、政令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村(社)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拒腐防变能力，使之成为人民信赖、政府放心的好干部。 (四)严惩腐败分子，维护法律尊严 近年来，随着我区经济的腾飞，某些村干部抵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而腐败，引起农村群众严重不满。然而，“手莫伸，伸手必被捉!”新华街原团结村村委主任邓某挪用公款案、原岐山村书记黄某受贿案、花东镇鸿鹤村原村委主任张某贪污案、原村治保主任曾某挪用公款案等案的纷纷告破，震慑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得到了农民群众的交口称赞。猜你喜欢： 1.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参考 2. 关于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3. 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4. 有关于电大法学毕业论文范文 5. 电大毕业论文法学范文

我国学者一直在积极探求职务犯罪氾滥的原因。那么，职务犯罪的原因是什么??下面就由我为大家探析职务犯罪的原因吧! 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对职务犯罪的原因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 职务犯罪并非今日中国特有的现象。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这一顽疾，只不过表现形式、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即便是号称“民主法治典范”的某些西方国家，也难以摆脱这一“全球性灰色瘟疫”的侵袭。可以说，职务犯罪是与公共权力相生相伴的一种现象。虽然各个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腐败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作为公共权力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必然有其共同性、根本性的原因。我们认为，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正是职务犯罪的本源所在。 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公共权力，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但迄今为止，公共权力实际上只能由社会成员中的少数人来掌握和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络，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络，这两种联络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尽管人性善恶的命题几千年来争论不清，但“人无完人”的道理不容否认。公共权力内在的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当权力的扩张逾越一定的界限，即背离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职务犯罪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尽管人类设立了各种制度来防止权力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要社会存在公共权力并且这种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权力腐败与职务犯罪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职务犯罪的巨集观原因 权力及人性的本性决定了职务犯罪的普遍存在性。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末的中国会出现空前的腐败 *** ，而建国后的前30年腐败行为相对较少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还要严重?为什么 *** 为严惩腐败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至今仍未能扭转职务犯罪蔓延扩散的势头?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形成腐败高峰期的巨集观原因。我国在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威，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正如有人所言，现在许多腐败分子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洋财”。[8]另一方面， 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加剧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系统朝着“放权、松绑、给好处”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这对于提高经济执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没有跟上，结果造成权力执行中自上而下的约束管制减弱，权力的横向制约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又不到位，从而为腐败的滋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漏洞。此外，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整合力降低，出现了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失范状态”，腐败氾滥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一种表征。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职务犯罪的中观原因 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因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导致权力失控的现象严重。尽管我国设定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执政党内的纪检监督、 *** 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监督以及专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监督机构之多，在世界上都是鲜见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甚至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另一种体现是舆论监督的能量远没有释放出来。舆论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执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国外许多腐败丑闻就是由媒体和公众参与揭露出来的，如日本的“里库路特丑闻”、美国的“伊朗门事件”等等。在我国，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称腐败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一个缺乏舆论监督的社会是很危险的，正如有人指出，“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重大缺陷的社会，是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9] 法网疏漏也是职务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廉政法制不够完善。例如，号称“阳光法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千呼万唤而尚未出台，目前只有一个缺乏权威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性档案，致使财产申报这一重要制度至今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他如《行政程式法》、《政务公开法》、《举报人保护法》等，在我国廉政法制体系中均付阙如。与此同时，已有的法律中，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大量存在，立法质量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著反腐实践。 二是执法不严问题相当严重。职务犯罪的实施者都是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此类案件的查处难度往往比较大。然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权威性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加上部分司法人员素质低下，致使相当一批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另外，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存在的糊涂认识，诸如“腐败有利经济发展论”、“腐败无碍大局论”、“反腐败影响政治稳定论”等，也是导致对职务犯罪惩治不力的重要原因。 四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职务犯罪的微观原因 职务犯罪的产生既有社会外界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也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心态有关。为什么处在大体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有的人能恪守节操，有的人却变节沉沦?这正是微观原因所要揭示的内容。 从思想根源来看，职务犯罪的滋生源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钜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 *** 。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10]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