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历史论坛论文

“贞观之治”历史论文（可选任意两段）贞观之治，关键在于“作为之治”，即是有所作为，而且是积极作为。而更重要的是，这种作为的方向不是奉己，也不是一方阶级之利，而是天下百姓受益。这一点尤为值得中国的今天汲取，同时也必须让全球化的中国人好好总结和学习（以便中国能够积极参加到全球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建设大业中去）。贞观之初，国家犹在战乱之余，到处千疮百孔，人民流离失所，然而经过太宗与群臣和各地官员的精心治理后，不到几年，就出现了社会景况的迅速好转：流散者回归家乡，土地再度获得耕耘，农业连年丰收，当时的米粟每斗不过三四钱，出现了“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的盛世景象。社会治安、人民温饱、政府吏治、商贸发展等等，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就连行旅在外的商贾和奔考科学的学生们，往来各地间都可以不带粮食，可以取给于途，这样的景象，就是在今天的中国，也是鲜见的。盛世繁荣，人民幸福，在1380年前，中国就是啊。对于自我检省和体察，太宗也有着惊人的客观角度，以致使许多良臣敢于直谏。他通过谏言而进行自我对照，时时修正检点，这种襟怀犹为可贵。如前所说的那个大夫魏征，有时直谏到当众冒犯篾君的程度，令太宗甚为恼怒，甚至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想杀了魏征（这一点可见封建制度的不宽容），然而终于还是被国家大义所止怒，魏征去世时，太宗不禁大哭。在对魏征的评价上，太宗结合自己与国家经略，这样说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可见太宗对待良臣的态度和客观体己的真诚。对于历史尊重可以表现出一个国家的积极态度和深度思考力。这一点，以世界各国在各自对待历史的不同态度上而明确表明了出来。这种历史尊重并不是一味追忆和迷信，也不是对过去历史的全然忘却，而是从历史的汲取出其文明的精萃，予以继承和发扬光大。所以，尊重历史首先将得益于学习历史，而学习历史则将得益于方法，方法的取舍则得益于我们对于历史的态度。因为尊重，所以学习，这是一个好态度。唐太宗对于历史，就有一个很好的态度，他的“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是很好的范例。我们今天的许多人，忙于经济也忙于企业，而其本质并非是真正找到了正确的方法，更多情况下是失去了判断。失去历史的判断，其结果就是皮毛的货色了。一个社会如果只是仅存皮毛，其利必不长久。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中国近代是一个世界多种政治体制的实验田，现在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正在进行经济改革，政治改革还没开始呢。文化上已经90%的西化了，看看我们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西方的，数理化，都是西方的。现在试图振兴国学，但我认为没必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排名：士 农 工 商 商业在那时的地位很低，在最后一名，之后到汉朝、三国、魏、晋一直到宋、元、明、清 商业一直在攀升。现在，商业几乎已经攀升到了最高点 人们对商业和经济的认可已经很高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在公元前二百多年，秦国与其他国打仗，不分上下，最后打了个平手。按古代的规矩，这种情况发生就会交换两国皇帝的儿子做人质。一来二去呢，秦国就选上了后来的秦庄襄王。那个国有个叫吕不韦的人，他是个商人，想帮助那位不速之客，便去给他钱让他回国。但是秦王的儿子却看不起他，不愿接受帮助还一看见他就生气就“破口大骂”。 现在就不是这样了，这不就是商业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吗？

现代教育在强调人对社会的适应、强调人面向社会的发展时，却忽视了人的生存本身，忽视了“照料人的心魄”这一教育的永恒使命。常言“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但对灵魂的深入关照恰恰是现代教育所欠缺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使学生具有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在新颁布的中学课程计划中，理科类学科的课时比例在相对减少，文科类、音体美等学科的课时比例得到保证或有所增加，研究性课程、活动课程得以凸现。这表明：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突出特征是要大力加强人文教育。《历史课程标准》明确规定，历史课程属人文素质课程。而目前历史课程的教学现状都是功利性色彩浓，缺乏人文性。历史学科是专门研究人类社会的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学科。历史学科包含了许多鲜活的、富有个性的人物，包含了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也包含了许多音乐、服饰、绘画、建筑等精彩内容。历史学科曾是一门人气比较旺的学科，招徕许多人士的关注和学习，普通老百姓也乐意了解一二。由于历史学科人文精神的失落，出现了教材不关注“人”，教师不激发“人”，高考更不把人当“人”和教师讲得起劲、学生背得卖力、考后忘个干净的现象，以至于许多学生逐渐厌恶历史、远离了历史，使历史教学出现了人气渐失的尴尬局面。过去我们简单地看待历史知识的过去性，把历史知识等同与教科书，因此也把历史教育中的传承功能看死了，以致于民族认同、文化归属感、爱国心等深层次的课程功能，也都建立在“背”“考”历史知识的基础上。从目前整个中小学历史教育课程体制看，一个人在义务教育阶段可以学习三年历史课程，内容为简单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如果他能上高中，在高一年级能深入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如果他选择理科，则不再学习历史课程。在通常情况下，大约5／6的高中生选择理科，这样看来，绝大部分人一生中只能接受3——4年的历史教育，其中中国古代史与世界史只能有一次基础性的学习机会（高中历史新课程设置情况是：开设3门必修、6门选修课课程。这样，学生学习历史的机会要多些）。又如在观念上，关于战争史的内容很多同学都感兴趣，但是一见到或一听到战争的残暴性有的学生往往会发出阵阵无谓地甚至认为有趣地笑声，有学生还为希特勒辩护：希特勒是爱国的，他的种族理论符合物种发展的客观规律，即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正义是一种主观的东西，战争是人类社会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要有战争，就一定有伤亡，希特勒不对二战中死亡的生命负责；战争不由希特勒发动，也将由x特勒发动。这说明：一、人文主义教育不足，致使学生缺乏对人类生命敬畏和对人类文明应有的尊重；二、世界意识教育不足，所谓世界意识，就是指站在世界的高度了解世界历史和当今国际社会，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分析本国的作用和地位，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这也反映了学生人格的扭曲。 据2001年一份来自我国某地重点中学的问卷调查材料显示，有％的学生反映，他们上历史课“习惯于照抄教师板书的内容”，而不是主动探寻问题的答案；有％的学生认为，“历史就是一门死记硬背的功课”；另有许多学生则坦率地承认，“上历史课不是做其他的作业就是打瞌睡” ，等等。尽管这份调查主要是在高二年级中进行的，有一定的客观影响因素，但是，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过去传统的历史课堂，大多数充其量只不过是机械灌输僵死的历史知识和对学生反复施以机械式的所谓“强化训练”的场所，而非生命活力不息涌动的生活场所。直言之，这样的历史课堂与学生的生活世界显然是完全割裂开来的！我们的历史课堂教学究竟缺失什么？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我国中学历史课堂却恰恰严重缺失了人文气息这一重要特性。一、历史课堂教学缺失了“人”这里所说的“人”，既指学生，也指教师。我们的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所拥有的主体地位基本上被剥夺殆尽，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基本上被完全扼杀。于是，我们就会常常看到这样一种景象：在历史课堂里，所谓“知识”完全变成了主宰一切的绝对力量，教师因附属于大大小小的知识点而自然而然地成了课堂教学的惟一强势权威者，学生则相应地沦落为可怜的被控制体和单一的弱势被动接受体。在这样的历史课堂教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只不过仅仅是知识的简单传递工具与机械接受容器而已。从这个角度来讲。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同样都是非常可怜的。即，他们是工具，是“物”，但惟独不是真正有生命意义的“人”。 一位中学历史教师曾讲过这样一段真实的经历——当年，他有一名在高考中历史学科取得了优异成绩的得意门生，在升入大学后的第一个元旦节给他寄来了一张精美的贺年卡。贺卡上写这样几句顽皮的话：“亲爱的老师，真抱歉，当我给您寄这张贺卡时，我才突然发现，您花费了那么大的心血教给我的那些历史知识，我已经将它遗忘在早晨长跑的跑道上了，湮没在拥挤嘈杂的餐厅里了，丢失在周末联欢的舞会上了……。真不好意思，现在，您辛辛苦苦教给我的历史，我已经又把它们全部奉还给您啦!……” 这个案例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从这位刚刚离开中学校门的学生那略带调侃意味的无奈话语中，我们从中能感悟到什么呢?显然，在传统的中学历史课堂教学中，对知识的传授是备受推崇的，它一向被作为历史课堂教学的中心任务来看待。然而，上述案例却表明，事实上，在较长的一个时期里，即便是我们想当然地认为做得最扎实、最有效的历史基本知识的传授，其教学效果也远不是像我们主观上估计的那样高，那样好。为什么学生离开我们中学的历史课堂才仅仅四个月就基本上将那些看上去已经烂熟于心的历史基本知识很快遗忘了呢?为什么在学生的心目中，认为除了知识点的接受之外，从历史课上就再也没有感受到还有其他方面的收获呢?很明显，一个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已经将历史课完全窄化为只是历史知识的单一授受与识记了，而且，这种对历史知识的教与学又基本上变成了机械灌输与死记硬背。于是，学生就不再是鲜活的生命个体，他们已经相应地变成完全丧失了“自我”的被动的知识“储蓄罐”了。这样，我们所传授的历史知识也就完全失去了它所固有的精神、文化、智慧与情感等丰富的生命意蕴，而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僵死的知识点、知识线或者知识面了。由此而言，我们不能不承认，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我们自己把原本“活生生”的历史抽去了灵魂而教“死”了。二、历史课堂教学缺失了“情”所谓“情”，即情感。它是笔者所称的“有生命的历史”的内核，如果失去了情感也就失去了历史教育的生命性。但是，在传统的历史课堂里，教师却往往是以一种固定的模式来传授着原本丰富多彩的历史知识，以一种整齐划一的设定目标来约束着原本个性鲜明的学生。比如，教师严格按照教材、教参规定的内容授课，过分强调历史知识的传授与掌握，对学生现实而新颖的问题或想法要么置之不理，要么更是“压制打击”，使学生想说的话不能或不敢表达出来；在教学的过程中注重课堂纪律、秩序的良好，强调学生对知识的被动接受性、封闭性，教师经常的教学语言是：“注意了，转过身来”；“安静下来，注意听讲”；“我们继续讲；你们不听是吗？不听就算了。”这种过程其实教师反而是被动的，当然，也压抑了学生历史学习的好奇心与自主性，封闭不交流造成学生心胸狭窄，不愿与同伴共同克服困难。也就是说，教师的劳动没有把学生当成有思想、感情、个性和主动性、独立性、发展性的人，教师自己也成了一台没有情感的机器了。在这样的课堂里，既不可能有生命的互动与智慧的碰撞，也不可能有生命激情与灵性的飞扬，更不可能有沁人心脾的诗意的生成。这样，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其固有的生命价值就得不到确认，情感缺少交融，人性的光芒被遮蔽，最终，“情感”也就被异化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和可怜的认知工具了。三、历史课堂教学缺失了“魂”这里所说的“魂”，即思想。人们常说，“读史使人明智”。可是，如果我们“读史”时并不懂得带着思辨的眼睛和思想的大脑去审视、去思索，并且从中感悟和生成一种具有历史深度的思想和眼光，以此来关注和审视现实，那么，我们也就永远不太可能达到“明智”的境界。所以，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应当是教学生从历史之中“学会思想”，生成智慧，生成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也就决定了“思想”应当是贯穿于历史课堂的灵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思想的历史课堂，就必然是“死”的课堂和“无用”的课堂。然而，如上问卷调查所列，在我们某些地方的中学历史课堂里，居然有高达％的学生认为“历史就是一门死记硬背的功课”，这就难怪为什么在另外一些地方的调查问卷中，竟会有多达％以上的中学生明确地认为中学历史课是“可有可无”的了。 据报道，2001年2月初，北京零点市场调查与分析公司曾在我国文化教育水平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武汉和深圳等四个城市对14～28岁之间的1065名青少年，进行过一次《青少年中国历史知识现状》的专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青少年对祖国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是极不令人乐观的。在这份范围并没有超出初中历史课本内容，满分为100分，而且绝没有偏题怪题的问卷调查下，全体受访者的平均得分仅为分；如果以60分为及格，则全体受访者的及格率只有％。据披露，在回答是什么人“1860年侵略中国烧毁圆明园”这一历史常识性的简单题目时，正确选择了“英法联军”的只占受访者的％。关于他们了解中国历史知识的途径方面，占％的受访者回答是通过学校教育(课堂)获得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高学历者对历史的了解程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大专以上学历受访者的得分只比整体的平均得分仅仅高出分；同时还发现，25～28岁的青年对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要明显低于17～24岁的青少年，尽管他们受教育的年限要高于该年龄段的青少年。 在这份调查材料中，有一个矛盾现象应当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即“高学历者对历史的了解程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深”，并且“25～28岁的青年对历史知识的了解程度要明显低于17～24岁的青少年”。那么，这种与知识积累规律似乎是相矛盾的状况说明了什么呢?显然，这些受访者在学校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基本上是“灌输式”的或“强制性”的，而这种教育方式所造就的只不过是学生的机械“短时记忆”而已，并非“有意义”的学习，而且，这种教学方式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厌倦与反感。所以，一旦他们出于一种应试的功利性目的而不得不学这些课本上的历史知识，在通过或考过之后，要不了多久必然会很快遗忘了。可见，如果我们的历史课堂教学中只有知识而没有“思想”的话，那么，我们不可能指望实现历史学科的人文教育价值。当历史的鲜活形象被分割成死气沉沉的概念的时候，历史本身即被窒息了，学生受得教育越多，他们的思想就越包裹在一层坚实的知识硬壳之中，在这之中，没有个性、没有创造，更没有理想与热情，他们既对生活缺乏正确的判断，在未来的生活中就将是一个盲人。中学历史教育必须改弦更辙，走出所谓“学科教学”的死胡同，还历史课堂以生气，还学生教师以生气，养成人文素质，为学生未来的生活作尽可能全面的准备。学校的作用应该培养灵魂，锻炼精神，优化情感，使学生成为热爱世界的主人，就目前看，我们的中学历史教育并不能完全称得上上述意义的教育。

1.明治维新与我国改革开放1868年，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开始。明治维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日本为了摆脱危机，为了实现富国强兵，明治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向西方学习。 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里，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与辉煌。同三十年前相比，确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但是，我们要清醒地看到，改革开还远远没有完成，改革开放任重道远。日本的明治维新给我们一些启示。1革新 2 继续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3重人才4要与时俱进才能赶上潮流。5 政府集权。6.改革时不要把老祖宗的东西都扔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不断地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精髓，善于吸收和消化他国的科技成果，才能促进国家的进步和繁荣，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2. 第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凡尔盛顿体系”。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帝国主义国力量对比。帝国主义战胜因为重新瓜分世界先后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调整了它们在欧洲和平洋地区的关系，形成了“凡尔赛一华盛顿体系。第二次变动是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二战后，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被以美苏为新的世界格局所取代。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发变化；欧洲在战争中受到严重削弱；美国的经济力量空前膨胀，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苏联事力量壮大，成为世界上惟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美苏在实力均势的基础上，按照雅尔塔等国际立的基本原则，重新划分世界版图和势力范围。第三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两极格局瓦解,世界格局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原因是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两极格局随之结束;而世界经济结构的多极化必然导致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

自己写了一个，应够150字了，凑合用吧，隋唐应该是初一的历史吧——————————————————————————————————————————隋炀之殇历史上沦为暴虐之名的，上有始皇帝嬴政，下有隋炀帝杨广。而纵观历史，掩卷长思，这两位无一不是天纵英才，在历史上立下赫赫战功。秦统一中国，历二世而亡。炀帝广在位14年，征战不休，终于让大隋分崩离析。但正因如此，继秦之后，而有汉之盛。继隋之后，亦有唐之盛。可以说，汉唐，都是在秦隋的基础上扶摇直上。今人独以为汉唐之盛名，而不名秦隋之功，是为过也。 修通运河，至今遗泽后人。而开创科举，虽为后人诟病，但一定程度是最先进招贤揽才之手段。而开发西域更是开疆拓土，促进民族融合。这些，无一不是炀帝杨广的赫赫功劳。但杨广的征伐无度，造成民不聊生。而终于造成隋朝大厦的倾颓。唐太宗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其所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