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宋应星的论文题目

属于，你写吧

明朝科学家宋应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天工开物》这本著作里。 《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它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了系统地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收录了农业、手工业、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尤其是机械，更是有详细的记述。在国外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天工开物》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 宋应星（1587-1661），字长庚，江西奉新人。

明朝的，天工开物是他的主要著作。

当然属于科技史，宋应星是中国古代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宋应星才大学博，勤于著述 宋应星（公元1587—约1666年），字长庚，南昌奉新北乡（今宋埠乡）人。宋姓在当地是大姓，曾祖宋景字以贤，号南塘，曾任南京吏、工、兵三部尚书，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为官清正，对宋氏后代有很大影响。祖父是宋景的第三子宋承庆，早逝。父亲宋国霖字汝润，号巨川，少孤，赖母顾氏及叔父宋和庆养育，少补诸生，在庠四十年未出仕。宋国霖有四子，宋应星为第三子。与兄应鼎俱为同母魏氏所生。宋应星出生时，宋氏家族日益没落，而母亲又是农民的女儿，所以自幼易于接近农业生产和群众。 奉新地处南昌府境内，明代时这里文风很盛，出了不少著名人物。宋应星幼时与长兄宋应升在叔祖宋和庆创办的家塾内就读。七岁时投师于族叔宋国祚，不久就学于新建举人邓良知。年方十六考入本县县学，入庠九载。他自幼聪颖好学，学业成绩之佳为师长所惊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说：“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掺制艺，矫拔惊长老。”宋应星青年时代已经熟读经史及百家书，对程朱理学有较深钻研，又能独立思考。他尤其推重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他对自然科学及技术很有兴趣，熟读过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等书，还喜欢音乐、美术，对时事政治特别关心，怀有济国济民的理想，常与同学好友纵谈天下大事。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宋应星与其兄宋应升赴省城南昌参加乙卯科乡试，考取第三名举人，其兄名列第六，县中诸生只有他们兄弟中举，人称“奉新二宋”。当年秋赶往京师应次年丙辰科会试，未中。为作好再应试准备，他们前往九江府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进修，投师于洞主舒曰敬。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又一次进京会试，仍然名落孙山。此后又在天启及崇祯初年再次参加会试，结果均未中举，从此遂绝科举之念。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宋应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回乡服侍母亲。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在老母被兄宋应升接到浙江后，宋应星出任袁州府分宜教谕，主要是教授县学生员。任职四年，取得优良教育成绩，使当地“士风丕振”。更重要的是有足够业余时间从事写作，他的主要作品大都作于此时。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宋应星考评位列优等，不久就被升为福建汀州府（今长汀）推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未待任满，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辞官归里。崇祯十六年再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此时已是明王朝灭亡前夕。他到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没有，官员大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粗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了书院。次年甲申（公元1644年）初，亳州周围已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包围，宋应星弃官返回了奉新。宋应升原已升至广州知府，甲申后也无意恋官，最终挂冠归故里。他们兄弟和其他的江西志士都寄希望于南明福王政权，但此政权却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不久便灭亡于满清铁蹄之下。清兵南下攻取江西时，宋应升于1646年服毒殉国，宋应星埋葬胞兄后，在清代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在贫困和悲愤中度过晚年，大约卒于康熙五年（1666），享年八十岁。遗有二子，长子宋士慧字静生，次子宋士意字诚生，皆有文才，人称“双玉”。宋应星生前教导子孙，一不要科举，二不要做官，子孙皆能奉此遗训，在家安心耕读。 宋应星的生活时代适值明末，他亲眼目睹了官场弊端丛生的黑暗现象，最终与科举仕途决裂，转向实学，尤其是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作了多年考察和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撰写《天工开物》等作了准备。他虽历尽艰辛跋涉万里未得一进士功名，却获得极珍贵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思想更为激进，成为对旧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大学博，又勤于著述，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作品可分为四大类：一是属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有《天工开物》（1637）、《观象》（1637）、《乐律》（1637）、《论气》（1637）、《谈天》（1637）等；二是属于人文科学的有《野议》（1636）、《画音归正》（1636）、《杂色文》、《春秋戎狄解》（1644）等；三是介于前两者之间的《原耗》（1637）、《卮言十种》（1637）等；四是属于文学创作的有《思怜诗》（1636）、《美利笺》（1645）等。大多成于明末或明清之际，因有强烈的反清思想，故为清统治者所不容。大部分作品已散佚，至今留下的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天工开物 科学大家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最主要的代表作。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由友人涂绍煃（字伯聚）资助，初版刊刻于南昌府。全书三卷十八篇，所叙内容涉及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三十个生产部门的技术和经验，几乎包括了社会全部生产领域。编次先后顺序是按照“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安排的，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首，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体现了作者重农、重工和注重实学的思想。 上卷六篇多与农业有关。《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术详加介绍。《乃服》包括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及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技术，并绘出大型提花机结构图。《彰施》介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偏重靛蓝种植和蓝靛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过程，还涉及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粹精》叙述稻、麦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偏重加工稻谷的风车、水碓、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作咸》论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甘嗜》叙述甘蔗种植、榨糖和制糖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每篇叙述均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 中卷有七篇，多为手工业技术。《陶埏》叙述房屋建筑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制造及工具，着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窑烧结，都予说明。《冶铸》是论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记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及铜钱铸造技术及设备，包括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三种基本方法。《舟车》专述有关交通工具。首先用数据标明各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还说明各种船、车驾驶方法，详于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锤锻》系统论述铁器和铜器锻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范围之内，而各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理等金属加工工艺亦曾论及。《燔石》涉及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和砒石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安全作业均有论述。《膏液》介绍十六种油料作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蜡烛的技术。《杀青》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论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和设备，所提供的生产操作图特别珍贵。 下卷有五篇，也属工业。《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开采、洗选、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各种铜合金的冶炼，所附生产过程图十分难得。其中记载不少中国发明创造，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用于文房。《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和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新产品。《珠玉》则记述南海采珠、新疆和田地区采玉，还谈到井下采宝石的方法和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 全书除文字叙述之外，还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配以说明，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生动而真实。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实地调查的资料。 宋应星在叙述各生产过程的同时，还发展了“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他对各种迷信神怪、荒诞旧说都有所批判，如对炼丹术的批判更为激烈，从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注入一种新的科学精神。这是《天工开物》一书的最大特色，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 《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阐述，注重引入理论概念，而非单纯技术描述。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还指出“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因而论述了作物与环境的关系、外界环境变迁对作物物种变异的影响，提到通过人工选择可培育出抗旱的旱稻，并介绍以砒霜为农药拌种、以石灰中和酸性土壤等先进的技术成就。《甘嗜》介绍将水稻育秧法移植到甘蔗种植中，实行甘蔗移栽，是一种新技术。《粹精》所述江西水碓，以水力为能源，驱动水轮转动，通过立式主轴带动各机件，同时实现灌田、谷物脱粒及磨面粉三种机械功能，是十七世纪世界上先进的农用机械。《乃服》介绍蚕的变异现象，与十九世纪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所述几乎相同。除此之外，还提出将一化性蚕与二化性蚕、黄茧蚕与白茧蚕人工杂交，可培育出具有双亲各自优点的杂种蚕；通过蚕浴、排除病蚕实现人工淘汰，可使健蚕顺利发育成长，这都符合科学原理。在工业方面，《五金》所述将炼铁炉与炒铁炉串连使用，可完成从生铁直接炼成熟铁的连续生产过程，所改进的生、熟铁合炼成钢的设备原理成为近代马丁炉的始祖。在比较金、银、铜单位体积内重量时，已有了比重概念。对金属锌（“倭铅”）冶炼工艺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明确而详细的文献记载。对铜、锌以不同配比炼出具有不同性能的合金黄铜的论述，具有世界性的指导意义。《燔石》论及竖井采煤，在井下安装巨竹筒以排除瓦斯和加设巷道支护的技术，以及烧砒石时的安全作业措施，都是值得称道的。 宋应星以“天工开物”命名他的书，实际上也以此展示他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思想，即天工开物思想或开物思想。这种思想强调天工（自然力）与人工互补、自然界的行为与人类活动相协调，通过技术从自然资源中开发物产，以满足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需要，从而使人在自然界面前显示并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膏液》指出，“草木之实，其中蕴藏膏液（油脂）而不能自流，假媒水火、凭借木〔榨〕石〔磨〕，而后倾注而出焉”。这正体现了“天工开物”思想的内涵。简言之，此思想核心是以天工补人工开万物，或通过自然力与人力的协调从自然界开发物产。日本学者三枝博音（1892—1963）博士解释天工开物思想时写道：“天工是与人类行为对应的自然界的行为，开物是根据人类生存利益将自然界中包含的种种物由人工加工出来。在欧洲人的技术书中，恐怕没有这类书名的著作。技术确实是自然界与人类协调的产物，它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赖以沟通的桥梁。只有很好地理解了技术，才能懂得利用天工的同时再用人工去开物。”这种中国特有的科学思想成为全书的指导思想。所谓技术，在宋应星看来是法、巧、器三者之有机结合，即工艺操作方法、生产劳动者的操作技能与工具设备的结合。人只有借技术作用于自然界，才能实现开物过程。 《天工开物》一书是对中国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的系统而全面的总结，在体例上首开先例，其所述范围之广，足可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De re Metallica，公元1556年）这部技术经典相媲美。初刻本刊行后，很快便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1604—1681）于清初发行第二版，后被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公元1725年）及《授时通考》（公元1737年）广泛摘引。十七世纪末，此书传入日本，被广为传抄，公元1771年大阪出现了和刻本，从此成为江户时代（公元1608—1868年）日本各界广为重视和征引的读物。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刺激了“开物之学”在日本的兴起。二十世纪时此书又被译成现代日本语，至今仍畅销。 此书在十八世纪流传到朝鲜，成为李朝后期实学派学者参引的著作。《丹青》、《五金》、《乃服》、《彰施》及《杀青》等篇由法兰西学院教授儒莲（Stanislas Julien，1799—1873）摘译成法文，接着再转译成英文、德文。《乃服》内论养蚕部分还被转译成意大利文和俄文等。达尔文读过这部分内容，并作过引证，称之为“权威著作”。1869年，有关工业各篇的法文摘译稿又集中被收入《中华帝国 工业之今昔》（Industries anciennes et modernes del’Empire Chinois）一书中，刊行于巴黎。及至1964年，有关农业的前四篇又转译为德文，1966年全书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这部书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评议政论 自选诗集 宋应星另一代表作是政论集《野议》，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刊行。 全书万言，不分卷，计有世运、进身、民财、士气、屯田、催科、军饷、练兵、学政、盐政、风俗及乱萌等十二议。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及经济思想。写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及经济危机，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期望国家由乱而治、转危为安，从而体现这位科学家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这部作品可看成是宋应星作为在野者上书崇祯帝要求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从各议内容观之，所述内容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一是指出各级政权机构人事任用及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性，为加强政权建设，揭露并批判了当时制度的弊端及官吏的腐败，提出革新吏政及学政的方案。二是鉴于当时民穷财尽的经济局面，揭露了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的失误，提出革新方案及生财之道。三是谈用兵、练兵及筹措军饷的方法，揭露了军政上的弊病。四是要求在社会上移风易俗，振作人的精神面貌，提高官兵的士气。五是分析明末农民起义的经过和动因，提出安民政策。总之，宋应星主张减免对人民的横征暴敛，呼吁罢除军界和政界中的贪官污吏，代之以廉洁奉公、一心为国的清官。其理想是在清官统治下，使工农获得温饱、商人有利可图、贫士有科举入仕机会，士农工商各安其业，然后全面发展农工商业，养兵练武，则国运或可有救。书中有很多精辟思想，例如《民财议》指出：“夫财者，天生地宜而人工运旋而出者也。”又说：“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货币）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池塘）之鱼耳。”①就是说社会财富是劳动创造的，增加社会财富意味着要大力发展农业、工业，提供丰富产品，而货币本身并不是财富。宋应星的财富观是对经济学原理的天才贡献，此后一个多世纪西方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才于 1776年提出同样思想。 《思怜诗》刊于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是宋应星自选诗集，内有《思美诗》十首及《怜愚诗》四十二首，共五十二首，均为七言诗②。诗集反映了诗人的人生观或人生哲学，以文学形式表达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等问题的看法。为此，诗中塑造了两类典型人物，分别予以褒美及讥讽。宋应星继承了唐代诗人白居易倡导的新乐府运动的诗论传统，主张写诗应揭露时政弊端，反映社会现实，而且给人以启迪和教化。《思美诗》塑造出应当效法的一些贤人形象：(1)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励，不同流合污；(2)精忠报国，以造福百姓为做人根本；(3)德才兼备而识时务，以其思想、著作及实际行动唤起世人觉醒；(4)不图名利，一心为国尽忠、为民尽孝，必要时可牺牲一切。这样的人虽难得，但必千古流芳，而且人人尽可为尧舜。《怜愚诗》塑造出应当讽刺或鞭挞的一些愚人形象：(1)争权夺位，结党营私，祸国殃民；(2)贪婪无厌，聚敛财宝，剥削人民；(3)沽名钓誉，妄想世代富贵，死后还求美名；(4)迷信神佛及巫术，不相信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诗集以对比方式展示人生追求的目标应当是什么和怎样做人的道理。诗在艺术性上不及唐诗，但颇具哲理性和思想性。自然哲学 唯物史观 《论气》专论自然哲学，刊于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分为形气、气声、水火、水尘、水风归藏及寒热等篇章。宋应星继承宋代哲人张载（公元1020—1077年）的元气论并予以发展，形成其唯物主义一元论自然观哲学体系。他认为宇宙万物最原始物质本原是气，由气而化形，形复返于气。介于形、气之间的物质层次是水、火二气。他将元气论与新五行说结合起来，用“二气五行之说”来解释万物构成的机制。由元气形成水火二气，再由水火形成土，水火通过土形成有形之物金及木，然后再由水火土金木逐步演变成万物。他的这一理论比汉代王充（公元27—107年）、宋代张载的元气论更为深化与绵密，也比当时西方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说（土火水气）解释万物生成更加具体，因为宋应星在气与万物之间引入了一些过渡的物质层次，而不是由气直接构成万物。他还进而讨论土石、五金的生化之理，从中引出了物质在变化前后未 尝增与未尝减的物质守恒思想。他还指出动物体内所含物质成分与植物所含的是同类，而植物则摄取土中无机养料与水而生长，从而论证了有机界与无机界之间在物质构成上的统一性。他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建立在他所掌握的丰富科学技术知识的基础上的。 《论气·气声篇》专门讨论自然科学中的声学问题，包括影响声调的条件，声速及声音的传播以及决定声强的因素等问题。谈到声的发生原理时，指出因两气相轧及以形破气引起气动而成声，以不同形式破气，便有各种声音。声之发生在于破气、轧气时引起的气的“微芒之间一动”，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空气的振动。破气、逼气动作缓急（速度）与劲懦（力量）可决定声音大小。该篇还指出传播声音的介质是空气，又以炮声为例，指出单位时间内炮声所达到的距离为炮弹所及距离的十倍。关于声的传播方式，宋应星认为就像以石击水所形成的水波那样扩散，就是说声以波的形式在空气中传播，可见他已有了关于声波的理论概念。他的这些思想为此后声学的发展指出了正确方向。当时欧洲对声的传播媒介是空气，还是以太微粒或物质微粒，仍在争论不休。直到德国学者盖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以抽气机做传声实验后，才证明声的传播介质是空气，而声波概念是在这以后很久才建立起来的。 宋应星对天文学素有兴趣，其《观象》书稿本拟与《天工开物》同时问世，但临梓删去。现存其所著《谈天》，刊于崇祯十年（1637），主要为说日。当他登泰山观日时涌现一种思想：“以今日之日为昨日之日，刻舟求剑之义”。他认为太阳不但沿其轨道周行不已，且其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之中，从而提出“今日之日非昨日之日”②的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命题，修正了张载提出的“日月之形，万古不变”之说，批判了汉儒董仲舒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宋应星有关日日新思想，后来由王夫之（公元1619—1692年）所发挥。日食、月食是自然现象，与人类社会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但天人感应说认为日月食及其他异常自然现象是国政失纲、人君昏暗的象征，故上天以此为警告。宋代朱熹（公元1130—1200年）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时写道：“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贤去奸，能使阳盛，足以胜阴。……则日月之行虽或当食，而月常避日，……所以当食而不食也。”宋应星针对朱熹观点批评说：“朱（熹）注以王者政修，月常避日，日当食而不食，其视月也太儇（随便）。”接下以古代日食观测资料与古史所载事件作了对比，证明朱注说法毫无根据，而且是自相矛盾的。宋应星还写下历史作品《春秋戎狄解》（公元1644年），借古喻今，伸张民族大义，在南方制造抗清舆论。他的《美利笺》是文学创作，也有政治含义。这些都说明他是一位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内涉猎极广的学者。

红山 文化 是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北方地区，其中辽河流域是其发祥地。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红山文化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

摘要：红山文化玉器是西辽河流域史前玉文化发展到鼎盛阶段的代表，在这一时期玉器的制作工艺也日渐成熟完善。红山的先民们在制作玉器方面已能成熟掌握切割、琢磨、圆雕、 浮雕 、透雕等基本 方法 ，同时还能成熟运用双面雕、钻孔、掏膛、镂空、线刻、抛光及装饰技巧。根据玉器结构及其表面所保留的加工痕迹考察。红山文化玉器在切割和雕琢中运用了旋转性工具――砣具。这一通过砣片旋转研磨进行加工制作的工艺，即使在今天仍被普遍运用，是制作玉器的一个重要工具。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砣机

一

红山文化玉器古玉属于东北玉系统，质地为阳起石或透闪石，硬度较大，在当时没有如现在一样的高硬度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加工如此坚硬的石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代加工玉器的主要手段是碾玉，即将金刚石放在旋转的砣上，利用摩擦力使其成型，然后琢磨，尔后才可成玉器，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在玉器的制作过程中，碾磨和琢磨是不可缺少的制作过程。所谓碾磨又叫“光亮”、“抛光”，是用紫胶、木、葫芦、牛皮及铜制的链子，磨玉器的粗糙部位，使其平整。并通过应用氧化烙等一些化学粉剂原料作介质，使玉器显露出光洁、温润和晶莹的质地。琢磨也是加工玉器的重要手段。因为玉石特别坚硬，必须用铁制圆盘――砣为工具，以水和金刚砂为介质，经过铡、冲、压、勾等工艺一点一点地琢磨而成。制玉工艺品最早是源自石工艺之中的，并且承袭了磨制石器工艺，是随着玉、石的分化逐步演化而来的，但是应晚于玉石的分化，如果玉石分化是从旧石器时期人们选择石料开始的话，那么制玉工艺与炻器工艺分化就应该从新石器时代磨制炻器开始。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工艺主要有直接打击法、砸击法、间接打击法三种，与制玉工艺联系较少。“磨制工艺，是把炻器表面磨光、磨出刃锋，并把石材磨制成型，这在炻器的制作上无疑是一项重大的进步。”①磨制石器工艺过程：

(1)切割。将石材打制或切割成一定形状的粗坯，在扁平的石材上加沙蘸水，用木片压擦，从两面切成沟状，然后切断。

(2)研磨。放在大的砥石上加水磨，磨光滑。

(3)钻孔。用石钻、骨锥、木杆或竹管加沙蘸水在石器的上部磨透打钻。可见，磨制石器工艺是通过切割、打磨、钻孔三种工已艺完成的。这三种工艺完全被早期制玉工艺沿袭下来，在这一时期玉石分化也已经完成。制玉与制石工艺虽已开始分化，但并未完全脱离，这很可能是由于石玉匠还同在一个作坊内工作的缘故。红山文化有大量玉器出土，这些玉器体现了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玉器制作工艺。

玉器制作步骤主要包括：

(1)切割成材。红山文化的先民们制作玉器的过程中普遍使用切割成材技术，使器物大致具备要加工的形状，经过切割后形成玉材，形状已基本规则整齐。

(2)打磨加工。红山文化先民们在制作玉器的过程中一般不直接利用切割成材的玉料，而是将玉料进行近一步加工，使边缘棱角变得圆润光滑，把平面加工出弧度。

(3)钻孔。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已熟练掌握了管钻孔技术，并且在钻孔后还要对孔边缘锋利的楞进行打磨和处理，使钻的孔既规整又达到圆润光滑的效果。

(4)施加文饰。红山文化出土的玉器大部分都有文饰，对玉器施加文饰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刻线和研磨。刻线一般用来表现动物的头部和鸟的羽翼。

红山文化玉器上的另一种装饰是在玉器表面磨出一种很浅的瓦沟状文饰。这种纹饰主要用于对较薄片状的玉器如勾云形玉佩、玉璧饰等进行装饰。由于瓦沟状纹具有深线起伏随形体而变化及瓦沟的深线、宽度匀称的特点，并且它能随着光线照射度的变化和器物的摆动时隐时现，所以更宜表现玉器的层次感和立体感。

虽然制玉工艺与制石工艺在制作上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但两者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既抛光工艺。如前所述，磨制玉器大多都会运用抛光工艺，使玉器表面比炻器细腻整洁。制玉工艺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是由于制玉工具砣机的出现，这一新式工具的诞生给制玉工艺带来了一场空前的革命。

二

红山玉器的制作工具主要是砣机。砣机即磨玉机，明代人称之为“琢玉机”，清朝时被称作是“水凳”。在玉器制作的整个过程中，琢玉的工具砣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是制玉工具中最重要的得力工具，这一工具将制玉工艺推向琢磨玉器的崭新阶段，它标志着制玉工艺彻底从制石工艺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工艺。

红山文化玉器中以砣成形的有勾云形器、扉楞、孔、刃状边、勾形饰。如玉龙，高26厘米，断面直径至厘米，板材30×28×2，其底面积840平方厘米，厚2厘米。②“首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梭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这些只有用陀机才能做到。砣机是在什么时候被发明的，这是我国玉器史上长期争论并且很难统一的一个问题。

如国内赵汝珍认为砣矶发明于原始社会：“至唐虞之时用玉尤为繁多，制玉亦见精良，改用陀磨而不全用手工艺矣。”③夏商周时期出现青铜砣机，是一种跪式结构，高约30至50厘米，一手拉动弓弦转动，另一手拖玉琢磨，所谓玉人就是坐在砣机前托玉蘸调水沙磨玉的人。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制造出铁制砣机，并出现了专司砣机转动的辅助工人。由几人共同操作完成磨玉工作。铁制砣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隋唐时期出现了一人操作的足踏高腿桌式砣机，唐代已出现了我们如今所说的“碾子”。唐宋时期人们以“碾”训“砣”，借用碾子旋转来象征砣机琢玉，这既形象生动又通俗易懂，碾玉也就是用砣机制玉之意。明末宋应星《天工开物》载：“凡玉初剖时制铁为圆盘，以盆水盛沙，足踏圆盘使转，添沙剖玉，逐忽划断。”④这是对明代玉机的记载。

到清代，砣机被称为“水凳”。李澄渊1891年(光绪17年)应英国医师卜君要求而作《玉作图说》是较完善的关于砣机的图像资料。⑤他“历观玉琢琢磨各式绘以成图”(《玉作图》序)，经现场调查作了写生，每图都辅以文字说明，不仅描绘了玉匠劳动操作的场面，还将重要工具一一注明。从中可见清代玉工如何操作水凳。这种碾机是经历代玉匠改进而得的，是一流的古代碾玉设备，被称为一人操作足踏高腿桌式砣机(高凳或水凳)。现代的砣机有两种：一种为电动砣机，砣子是用钻石粉制成，所以又称为沙砣，转速10～5000转每分钟;⑥另一种是蛇皮钻，类似牙医的修牙机，转速达3000至20000转每分钟。⑦现代砣机不用蘸水砂，只用细流水即可，效率更高。故此，砣机在制玉工艺中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使玉器更生动精美，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三

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制作工艺。

(1)玉龙。龙被称作是中国人的图腾，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龙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制作工艺堪称精湛。距今5000多年的红山玉龙最早发现于1971年春内蒙古赤峰市蒙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这块玉龙是用一整块碧绿色铀岩玉圆雕而成，兼有乳白色玫瑰纹，细部采用圆雕、线圆雕手法表现，锻断面成扁圆形。其吻部前伸，略向上翘，嘴紧闭，鼻端平齐，上沿起锐利的棱线，一对圆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前眼角圆而起楞，眼尾细长上挑，额及颚底皆刻有细密的棱形网状纹，颈脊起长鬃，长约20厘米，占龙体的三分之一，呈扁平薄片状弯曲上卷披向后背，两侧磨出不明显的线凹槽，龙尾向内弯曲，末端圆尖，背部一对圆孔。

(2)兽面纹玉佩和勾云形玉佩。兽面纹玉佩用较薄的长方形片状玉制作，有镂空出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及鼻、口等，下部有3-7个獠牙，尖锐犀利，兽眼狰狞，制作过程中采用了砣具。勾云玉佩用对磨镂空的方法，塑造出弯卷的沟角，镂空部位两侧形成宽缓斜坡，镂空以外的部位沿着轮廓的走向打磨出宽缓的线凹槽，这些斜坡和凹槽能折射不同角度的光，并呈层次感、立体感，造型优美流畅。

(3)马蹄形玉箍。其形似马蹄，因器内中空呈箍状而得名。这类玉器表面上看起来简单，但其雕琢十分费工夫，原始先民在雕琢这种器物是采用了线锯搜空(即以钻杆在器物边缘钻一小孔，穿入绳线，加入适当的水和研磨料往复穿梭进行切割的方法)、掏膛取芯的方法使之出现弧线形琢磨痕迹。在古代尚未出现金属丝线时，即能依靠竹木纤维或兽皮藤条制成一件玉雕，着实需要费一番心血。

(4)玉璧。绝大多数为长圆形，玉璧边缘处呈刃状，截面近似于菱形，上侧中央常钻有两个小孔作穿系用。红山玉璧还有双联璧和三联璧，做法是在一个上小下大的长圆状玉片上分别琢磨出两个或三个由小到大的圆孔，然后才在外缘上依中孔的位置两侧各切磨出一个人字形，打磨成刃状。

(5)玉鸟。多为扁体，常做成双翅挺展的�形，最长不超过4厘米，头上仰，方尾，有爪的作攀附形状，腹部靠头处有一小孔，腹部中间厚两侧薄，背平，用纹勾勒出鸟的羽毛。

(6)玉龟。先切割出形状，周边进行圆雕，用阳线简略几笔刻画出龟的头部、龟爪和龟尾，然后打磨光滑，有的在尾部穿孔。玉龟略呈方形，一般5厘米左右，匍匐状，背部稍微向上凸起。

四

从红山文化玉器制作工艺与良渚文化玉器制作工艺比较来看。良渚文化聚落在东海之滨的太湖平原，属于海洋性文化。1936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在浙江杭县的良渚镇附近的六个地点进行了小规模开发，出土了一批泥制黑衣陶器，还搜集到一批石器，并调查了1930年发现的随葬玉制棕璧的墓葬。他对这些资料作了及时地整理，写了《良渚》一书，保存了这些考古资料。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根据考古学的命名原则，将该遗址命名为良渚文化。良渚文化是我国南方发现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良渚文化发现前后，杭嘉湖地区多次出土良渚古玉。1903年天宁寺湾出土大型玉璧;1930年，在苏嘉公路桥北端出土一批玉器;1937年双桥发现90多件玉器。⑧考古界一般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时代为周汉之间。自1973年发掘吴县草鞋山首次确定良渚文化琮璧的时代后，⑨相继发掘了江苏吴县张陵山(1977年)⑩等大型良渚文化墓地，出土了上千件琮璧玉器和装饰玉器。红山、良渚文化大件玉器均出自墓葬，玉器数量的多少取决于墓葬的规模，与器件数与规模成正比，但红山与良渚玉器在制作工艺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红山文化的琢玉技术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已具有了比较丰富的制玉 经验 。红山文化琢玉的最大特点在于玉匠对玉材的熟炼运用，能较好地把握器物的造型特点，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红山文化玉器制作的最大特色就是“神似”。红山文化玉器多通体光素无纹，龟、鸟等只在主要部位加以刻画，线条都为线凹槽纹，或隐或现，富于变化。玉龙躯体光洁无纹，头部精雕细琢。红山古玉的穿孔、抛光、琢刻都十分简练得体。

与红山玉器相比，良渚古玉则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它缺少红山玉器那种精细灵气，它以线刻技术闻名。最能体现良渚文化玉器制作水平的是兽面纹的刻画。方柱形玉琮四面中间立槽，槽两边基本等距离，每一节上下间距几乎相等，误差极小。琮的兽面图基本相同，兽面不在侧面中间，而是在旋角上，两个半面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使兽面的鼻、口更具形象。兽面的纹饰刻划最细的仅丝米，内眼圈直径只有2毫米，只可在放大镜下才能清晰辨别，琢玉水平十分精湛。

另外，对于制作工艺中的镂空的方法也不一样。红山文化以砣具镂空为主，称为“砣具镂空”，如勾云形玉佩就是用砣具双面对磨而成。镂空末端呈尖线状，镂空处上宽下窄，边缘似薄刃是红山文化典型玉器的独自砣具镂空特征。良渚文化则以呈钻配合软性线具楼空为特色，称“线具镂空”。

从玉的制作工艺可以辨别玉器的真伪。红山文化玉器已有上百件被科学地发掘出来，它对填补和丰富我国上古玉文化的内容起了推动作用，也导致中国史上“玉兵时代”的再提出和文明起源的再讨论。11 文物界对玉的性质及玉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的考古研究，进一步提高了红山文化玉器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注 释：

①徐惟诚.中国 百科 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②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③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④宋应星.天工开物[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 308.

⑤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⑥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 雕刻 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⑦赵永魁，张加勉.中国玉石雕刻工艺技术[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⑧卫聚贤.吴越考古汇志[J].说文月刊，1939，(3).

⑨殷志强.红山、良渚文化玉器的比较研究[J].北方文物，1988，(1)：8-12.

⑩杨伯达.关于琢玉工具的再探讨[J].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2)：72-76.

试谈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摘 要：红山文化玉器种类繁多，造型多样，类型划分方法也有多种，按照玉器形制及使用功能，红山文化玉器可分为装饰类、工具类、 动物类 和宗教典礼类4种类型，这些造型多样、寓意深刻的玉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体现了先民们的独特理解和创新精神，反应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关键词：红山文化;玉器;类型

红山文化是我国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这一古老而内涵丰富的文化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辽宁西部、河北北部等北方地区，其中辽河流域是其发祥地。1971年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图的大玉龙被鉴定为红山文化遗物，红山文化玉器讨论和研究开始兴盛，自70年代至今阜新胡头沟、朝阳牛河梁等多地的玉器被源源不断的发掘，古老的红山文化玉器震惊了海内外人士，学界对其研究也深入到了各个层面，本文将对其类型作主要探讨。

一、装饰类

和原始先民制造的青铜器、石器一样，红山文化玉器也存在着大量的装饰类玉器，可以佩戴在人们的手、耳、颈等部位。

玉环――玉环是壁的一种，有大小之分，大的可以用来佩戴在手腕和手臂上，充当手镯、臂镯，小的可以佩戴在手上、耳朵上或者作为串饰佩戴在衣服上。在牛河梁发现的玉器均佩戴在手腕上;

玉珠――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玉珠类型已经非常丰富，在形状上有圆珠、半球、扇圆形以及扁圆薄片形，可以串起来充当衣服上的饰物或佩戴在颈部。巴林右旗那斯台发掘的玉珠有60余件，其他如城子山、胡头沟遗址也有大量玉珠发现;

玉�――形状多为扁平圆形或环形，上面有一个缺口。从已经出土的情况来看，玉�多放在墓主的耳边，因而推测是重要的耳饰。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出土有两件玉�，形状为圆环形，有一缺口，在墓主耳部。

二、工具类

在已经发现的考古遗址中，工具类的玉器和某些石制或陶制的生产工具非常类似，因而工具类玉器应是仿照实际的工具进行雕琢而成的。

玉斧――玉斧和普通的石斧类型相似，都为梯形弧刃，做工非常精致但没有刃口，因而应为非实用玉器。在巴林右旗那斯台出土的玉斧为长方形，和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石斧外形非常接近;

玉棒――这种玉器在红山文化玉器中非常常见，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短柱状，一端呈圆弧凸起，且有两匝凸棱，另外一端为漫圆尖，还有一类是长柱形，一端是椭圆形的斜面，另一端则为圆尖状。胡头沟遗址发掘了4件玉棒属于第二种类型，牛河梁遗址发掘的一件玉棒则属于第一种。根据这类玉棒的形状，可以推测是模仿石椎、石磨棒而制造的，著名的考古学家古方则提出是萨满巫师使用的鼓槌;

玉勾形器――这类玉器出土的不多，那斯台遗址曾经出土过一件，颜色为青色，呈扁平体，两面均磨刃，锋部为弯钩，末端有孔，其中内援间还有一个凹形槽，应作为复合器使用。

三、动物类

这类玉器在已经发掘的遗址中所占比例也较多，在动物造型上有猪、鸟、鱼、龟等多种。

玉猪龙――这是红山文化中非常典范的代表，在多处遗址中都曾发掘。各地的玉猪龙形态差别不大，均为身体蜷曲，头部和猪类似，竖耳圆眼，口微张，口眼间有横向沟纹皱褶，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玉器富予了和人类生活相关的猪的体态特征，因而“猪龙变化说”拥有很大一部分支持者。这种玉器可分为两种：一种蜷曲如环，首尾相接或相近，头部比较大，双耳竖起，双目圆睁，头部有一圆形小孔。牛河梁、敖汉下洼、那斯台、巴林左旗尖山子等地都有这种玉器。还有一种，首尾明显分开，双目为梭状，没有双耳，在颈后有弯勾状长鬣。这种玉龙比较少，当前仅在三星他拉发掘出一件，精雕细琢，通体抛光，体态造型都非常完美，是我国迄今保存最好的龙形象;

双猪首环形器――这种玉器当前也仅在知城子山发掘1件，整体为长条形，顶侧为三联弧状，器身中部有3个并排圆孔，两端均有一个猪首，且两个猪首的神态相近，耳朵较大，额头隆起，眼睛呈菱形，底面平直中部有4个漏斗状小孔;

兽面形器――该玉器也仅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1件，在墓主人腹部正中，因而有学者如郭大顺推测为腰带饰。颜色为淡绿色，器体扁平，耳部较大，为圆尖状，竖起，眼睛及鼻孔用圆孔刻出，鼻、嘴均用阴线表示，嘴唇紧闭，嘴角下咧，中部有两个小孔，能够穿系捆绑;

玉鸟――这种玉器发掘出的较多，除正式发掘品外，还有采集品和传世品。体态多样，造型不一，在胡头沟、那斯台、阜新县福兴地均有出土;

玉�――即民间所说的猫头鹰，�形象也较为常见。主要有两类：一类翅膀略微展开，爪攀附，背面有2或3个横穿孔，在斯台遗址中可以看到。还有一类翅膀展开幅度较大，圆弧形，没有爪，背面有一孔，胡头沟遗址中能够看到这类;

玉龟――也是红山文化玉器中多见的类型，说明龟对当时人们来说一种重要的存在。牛河梁遗址发掘出一件，龟壳状，雕琢精湛，尤其是龟的龟纹雕刻非常细致逼真，也是迄今为止时代最早的玉龟;

玉鱼――红山文化遗址附近多有河流经过，而古代人们渔猎是人们生存的重要保证，也是重要的装饰品造型的素材。玉鱼为扁锥形，颈部刻有阴刻线纹，左侧有浅槽，双目对穿呈孔;

玉蚕――蚕也是古代先民重要的崇拜生物，在缺乏自然知识的理解下人们希望自己可以像蚕一样转而再生，同时用来祈求丰衣足食。那斯台遗址共发掘了4件玉蚕，造型相近、制作较为粗略，体态也较为原始，是迄今为止所发掘的最早的蚕形象。

四、宗教典礼类

古代先民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产生了各种巫术崇拜和宗教典礼，这种玉器造型和其他类型相比较为独特。

玉璧、双联璧、三联璧――其中玉璧的形状外缘为圆或方圆，内缘都是圆形，边缘处均磨薄，一侧边缘中部有1―4个圆孔，也有少数无钻孔。这类玉器见于胡头沟、牛河梁遗址;双联玉上小下大，上端有半圆、圆弧、尖圆等3种形状，下端则为圆或方圆，中部有两个钻孔，边缘均磨薄，上下体连接处有凹痕。这种玉器出土较少，在牛河梁遗址发掘了3件;三联玉璧有两种，一种在造型上和双联玉璧相近，只不过体中部的圆孔自上而下逐渐变大，体侧有凹痕，在胡头沟发掘出1件。还有一种为长条状，一侧平直，一侧为三联弧形，中部有3个圆孔。在内蒙古的那斯台遗址发掘出1件; 玉箍形器――也是红山文化玉器的典范代表，数量较多，大都为扁圆筒状，腹壁斜直，部分玉箍形器的平口边缘有两个圆孔。在牛河梁遗址中有出土，置于墓主头骨下面或胸部;

勾云形器――勾云形器形体扁薄，造型上和卷云或变体动物较为相似。勾云形器和其他玉器相比形态较为多样，包括5种，一种为长方形，中部圆形镂空，两侧勾角略直，器体两面非常光平。在牛河梁遗址中发掘的就属此类;第二种也为长方形，中部同样镂空但为勾云状，外围有浅凹槽纹，两侧勾角弯曲较为明显。城子山、那斯台遗址发掘的当属此类;第三种大略为方形，中部和二类相同，上下两端各有一对勾角，上端边缘处尖状小凸，下端中部有尖齿状小凸，器体两侧各有一个较长的勾角，下端向外弯曲，为圆尖形。巴林右旗巴彦他拉苏木发掘的玉器当属此类;第四种为椭圆形，中部有3个三角形排列的圆孔，上侧及两侧均外弧，下侧中部外有尖齿状小凸。在牛河梁遗址发掘的当属此类;最后一种为圆角长方形，上下侧呈长边平直状，左右侧略弧，中部和四类一样有3个三角形排列圆形小孔，左右两侧中部有方形小凸，下侧两端尖角内收，正、反两面均有浅凹槽纹路。这种玉器目前仅在牛河梁遗址出土1件。

事实上，除了上述4种类型外，红山文化玉器中还有 人物类 玉器，但是此类玉器目前所发掘数量较少，学界对于其特征的研究还存在不少疑惑之处需要进一步探讨。这类玉器造型各异、大小不一，主要分为石雕人像和玉人面饰两种，那斯台遗址出土了两件石雕人像，4件人面形石饰。巴林右旗出土了1件玉人面饰。

综上所述，红山文化玉器主要分为动物造型和宗教典礼类两种造型，其他类型地位并不突出。这些造型多样、寓意深刻的玉器，不仅能帮助我们了解先民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更体现了先民们的独特理解和创新精神，反应出文化的传承和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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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国祥.牛河梁玉器初步研究[J].文物，2000，(06).

宋应星（1587年－1666年），字长庚，汉族，江西奉新北乡雅溪牌坊村人，明朝著名科学家。英国汉学家与历史学家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的狄德罗”。代表作有《天工开物》、《野议》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