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哨杂志评中朝关系

胳膊出现活动障碍的情况，一般来说比较常见的原因是由于颈椎病等情况，引起的神经压迫，淋巴结活检一般来说并不会导致患者出现这个情况的，目前你这个情况不排除是神经的原因或者是颈椎病等情况，具体可以先去检查一个肌电图看一看，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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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的经济完全取决于中国的态度！

中朝两国尽管还保持着有名无实的盟友称号，它们的相互关系早已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面和心不和了。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由于中苏开始分裂，平壤采取骑墙态度，中朝关系就冷淡下来。70年代初尼逊访华实现中美和解，使北京平壤在对美政策上发生根本分歧。从80年代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又意味着两国国内发展路线的分道扬镳。北京在90年代初从“一个朝鲜”向“两个朝鲜”政策转变而与韩国建交，拒绝朝方投票否决的无理要求而支持韩国加入联合国，更被平壤视为对它的背叛行为。在中朝两国的相互关系中，朝鲜一贯采取极端狭隘的民族利己主义立场，以站在东方反帝最前哨为中国做出牺牲的兄弟国家自居，把中国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摇钱树，无止境地向北京索求无偿的经济、财政与军事援助。中国每年向朝鲜提供大量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和制品，交通运输工具以及武器装备。连运送援朝物资的大量车皮也被朝方扣押下来常年使用。中朝贸易每年总是朝方欠账，转入下一年度计划而不了了之。不仅如此，朝方屡屡以美国与韩国要进攻朝鲜为借口制造紧张气氛，要求北京提供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实际上是要把它获得的一部分武器装备在国际军火市场上出售获取暴利。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金日成在80年代中派吴振宇大将到北京要求军援，开列的单子包括海陆空三军的军舰、战机、火炮以及各类军用物资，其总额几乎等于当年中国军费的小一半。结果被邓小平以“一个子儿也不给”断然拒绝，使呆在京西宾馆不走的不速之客碰壁而归。彼此又有互需之处既然如此，为什么中朝双方还要维系那种貌合神离的表面关系呢？因为这是出于双方的需要，或者说为客观情势所迫。从陷于极端国际孤立的平壤方面来看，尽管对中国有所不满，但中国仍然是它所需要依靠的最重要的对象，可以从中国取得数量最多的粮食、能源与其他物资的供应。如果跟北京完全闹翻了，朝鲜将陷入“无米之炊”勒紧裤带和完全孤立无援的境地。从中国方面来看，避免朝鲜半岛重启战火与朝鲜国内因不堪饥荒而发生动乱，是对朝政策的两大根本。由于在50年代初签订的中朝友好条约未能修改或废除，又自动延长20年，中国在法律层面上仍是朝鲜的盟国。一旦朝鲜半岛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就有被迫卷入的可能。朝鲜当局不顾民生而将有限资源用来加紧制造核武器的政策，则使朝鲜孕育着几百万饥民暴动的潜在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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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2月7日，上海黄浦江边一片萧瑟阴森的气氛。 因“东方旅社事件”而被捕的一批共产党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惨遭枪杀， 其中即有被称为“左联五烈士”的李伟森、柔石、胡也频、殷夫 、冯铿。 这是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艺运动围剿以来最血腥的一天。 为了应对白色恐怖，时任中共“文委”书记的潘汉年奉调中央特科工作， 原左联党团书记冯乃超调任“文委”书记，而接替冯乃超出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则是冯雪峰。 左联全称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发起人有鲁迅、潘汉年、冯雪峰、夏衍、阳翰笙、冯乃超、钱杏? 等。左联成立五个月后，即有出版《前哨》的动议， 并将之定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总的领导机关杂志”， 同时组成了有鲁迅、茅盾、冯雪峰、夏衍、阳翰笙、丁玲等人参与的编委会。 当时在《文化斗争》1卷2期上还刊出了《左翼作家联盟为建立机关杂志〈前哨〉向广大革命群众的通告》。 后因形势变化，《前哨》终未出版。 接任左联党团书记后，冯雪峰自己称：“第一件事就是同鲁迅商量出版《前哨》。 ”其实这是左联执委会的决定，以此揭露反动当局的罪行。 同时将创刊号议为“纪念战死者专号”。 当时鲁迅已离开他在北四川路的寓所，经日本友人内山完造的安排而暂住附近一家日本人的公寓。 据雪峰回忆，那天见鲁迅是一个黄昏，“许广平先生出来引我进去，鲁迅先生就让我在外房一个半日本式的炕上坐下，他的脸色相当阴暗，也沉默地坐在炕上，有好一会儿不说话，后来从炕桌的抽屈里拿出一首诗来给我看，也只低沉地说一句话：‘凑了这几句’。 ” 鲁迅“凑了这几句”，便是那首以后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中公开的著名诗句。 雪峰有幸得以先睹：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冷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鲁迅自从得知柔石等人牺牲后，一连两三天沉默不语。 陪伴在身边的许广平也没有去劝他。 因为她知道过多的愤怒和过度的悲伤都会使他长时间闷声不响， 正是在这种沉默中，柔石、殷夫、胡也频甚至见面不多的冯铿清晰地在他记忆中再现。 昨日的朋友竟成“新鬼”，鲁迅感到心情无比的沉重和难抑的悲愤。 这天深夜，实在无法入眠的鲁迅有一种喷吐心中积郁的强烈欲望。 于是他铺纸挥笔，写下了上面的这首诗。 雪峰随后便与鲁迅谈起了《前哨》，并且对“纪念战死者专号”的内容进行了初步设计。 决定要为“五烈士”写传略，刊登他们的遗著和照片， 同时左联发表宣言和悼文。 之后，鲁迅写了《柔石小传》，又专门写了悼文。 悼文署名L·S，没有题目。 冯雪峰看后加了一个题目，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者的血》。 《被难同志传略》已分头陆续完成，《被难同志遗著》也已选好， 冯雪峰也写了有关文章。 《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终于1931年4月20日全部编辑完成， 其中还包括《左联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家宣言》以及短评《我们同志的死和走狗们的卑劣》等文。 完成《前哨》的编辑工作，鲁迅、冯雪峰总算有了一点慰藉， 毕竟他们用了自己的方式来纪念和哀悼死难者。 由于当时鲁迅心情较好，故在当日下午鲁迅和冯雪峰两家人一起在一家老字号的春阳照相馆合影留念。 但冯雪峰很快便遇到了困难，那是《前哨》的出版无法落实。 联系了几家书店印刷厂都不敢承印。 仅《前哨》这个刊名，出版商即惟恐躲之不及， 何况还有那些直面淋漓鲜血的内容。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3个月始有转机。 终于有一家私营小印刷厂勉强同意承印，但条件异常苛刻： 排印费加倍，不准印上刊头和照片，一个晚上印成后必须立即取走， 左联要始终有人在场，一旦出事，只说工人自愿， 而不能牵连老板。 为了印出《前哨》，冯雪峰对这些条件均予接受， 并派左联盟员楼适夷和从“美联”调来负责《前哨》秘密发行工作的江丰在印刷现场负责校对和搬运。 这样，楼适夷和江丰便一直坚持在现场，并随时准备顶罪坐牢。 关于秘密印刷《前哨》的经过，了解当时情况的周楞伽曾有过介绍： “请几个进步的印刷工友秘密协助排版，排好后不打纸型，不浇版，就用铅版在脚踏印刷机上印刷。因为一切都是在地下活动，暗中进行，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错字也无法校对，缺字也无法补植。”当事人楼适夷亦有如此回忆： “我们也就整夜地坐在阴森森的机器房里，陪着工人说笑话，买香烟点心来请客。天微微有点亮，印好了的刊物，老板连一小时都不许我们放在印所里，两个人便坐着黄包车把油墨未干的印张拖到自己的亭子间里。”这个亭子间在老靶子路公道书店楼上。 当时他们还有事情要做，即将刻有刊名《前哨》两字的木板， 蘸着红色、蓝色印油，揿印到封面上。 “前哨”两字为鲁迅所写，笔力苍劲，非常醒目。 另外将用道林纸印的左联五烈士和宗晖的遗像一幅幅贴到《被难同志传略》旁边空着的方框上。 这种方式可能是出版史上独一无二的。 《前哨》装订好后，被秘密分发给左联盟员和“社联”等左翼文化团体成员。 鲁迅还特地给远在苏联列宁格勒的曹靖华寄去两本。 因《前哨》刊名太直露,为适应当时的斗争环境,左联决定从第二期始将《前哨》更名为《文学导报》。 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前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