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德治思想研究论文

无逸《尚书》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51〕。’此厥不听，人乃训〔52〕之，乃变乱先王之正〔53〕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54〕，否则厥口诅祝〔55〕。”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56〕。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57〕。’则皇〔58〕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59〕，不啻〔60〕不敢含怒。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61〕，不宽绰〔62〕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63〕，是丛〔64〕于厥身。”

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65〕！”

〔注释〕 周公：周武王弟，成王叔父。名姬旦。君子：指统治者。所：在位。稼穑(sè)：指农民在田地里辛苦的劳作。依：疾苦。此句意为身居安逸环境也就知道农民的疾苦了。相小人：看看那些小民。厥：其。谚：通“喭”，粗俗。诞：诳。否(pǐ)则：乃至于。昔之人无闻知：从前的人不懂什么。中宗：即殷王祖乙。寅：内心恭敬。度(duó)：揣测。祗(zhī)惧：恭敬小心。荒宁：荒废政事，贪图安逸。肆：同“故”。高宗：即殷王武丁。时：是，此，指高宗；旧：久。爰：于是。作：开始。亮阴：亦写成“谅阴”，天子守孝之礼。雍：和谐，喜悦。嘉靖：安定。小大：指 *** 中的大小官员。祖甲：武丁之子，祖庚之弟。不义惟王：武丁欲废兄立弟，祖甲认为父亲立己为王是不合理的。旧为小人：久为平民。生则逸：生于安乐之中。罔：没有。太王、王季：周公的曾祖父和祖父。抑畏：谨慎小心。卑服：卑贱之事。即康功田功：即，成就；功，事；意谓成就安定民众和开垦土地的事业。徽柔懿恭：徽，善；柔，仁；懿，美。怀：安。惠鲜：爱护。昃(zè)：太阳偏西。不遑暇食：没工夫吃饭。用咸和：用，以；咸和，普遍和谐。盘于游田：盘，乐；田，打猎。供：同“恭”。句谓文王恭于邦国间之政事。中身：中年。淫：无节制。观：古借用为“欢”字。皇：一解为且。今日耽乐：今天尽情享乐一下(再说)。攸：所。训：训导。若：顺。时：同“是”。丕则：那就。愆：过失。受：即纣，殷代暴君。德：此处指凶德。胥：相互。〔51〕诪(zhōu)张：诳。幻：欺诈惑。〔52〕训：同“顺”，模仿。〔53〕正：同“政”。〔54〕违怨：不满意。〔55〕诅祝：诅咒。〔56〕迪哲：明智。〔57〕詈(lì)：骂。〔58〕皇：《汉熹平石经》作兄，即“况”，意谓更加。〔59〕允若时：诚如是。下文“则若时”义同。〔60〕不啻：不但。〔61〕不永念厥辟：永，时常；辟，为君之道。〔62〕宽绰：宽广。〔63〕同：共同。〔64〕丛：集中。〔65〕嗣王：指周成王。监：同“鉴”，鉴戒。

(王俊)

〔鉴赏〕 夏灭商立，商亡周兴，周初统治者常慨叹“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因此一个问题时时萦绕于他们脑际：如何才能使周的统治永远维持下去？周公通过详尽地分析历史，认为朝代的建立和灭亡都和“天命”有关，而“德”是天表示自己意图的惟一根据，即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天命的存在或转移，取决于德的有无。所以，统治者应该实行包括“修德配命”、“敬德保民”的德治，以使天命长久不坠。本文就是周公在归政之际，根据上述思想，着重从无逸、民本方面对成王进行的谆谆告诫。

全文首句“君子所其无逸”，可谓开宗明义。此句郑玄注为“君子处位为政，其无自逸豫也”。爱好安乐本是人的天性，但在周公看来，君主必须对此有所克制。因为无逸是德的重要内容，君主应该以此来“修德”，才能保持天命。为了使成王信服，周公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列举了大量史实，并把殷周的有关君主分成两类：一为于政事小心谨慎、“不敢盘于游田”的无逸之诸明君；一为“惟耽乐之从”的追求享乐之众昏王。明君皆享国长远，如殷中宗“七十有五年”，周文王“五十年”；昏王均在位短暂，甚至只有三、四年的。至于商纣王，更是众叛亲离，身亡国灭。文章通过正反两方面的阐述和对比，有力地论证了首句论点对君主的重要性，深化了其警示意义。周公意在使成王领悟：无逸与否乃关乎国运泰否、君主寿夭之大事，今后必须努力克己以把握天命，方能在位长久，福祉绵绵。

那么，如何才能更好地做到无逸？周公从“舍”、“取”两方面进行了引导。舍，指摒弃某些行为，如“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之类。取，指要有所作为，如勤政。周公用崇敬的口吻赞叹周文王每日忙于国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对勤政的前朝贤君，也一再称赞“治民祗惧”、“不敢荒宁”。周公自己在这方面也身体力行，堪称典范，“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史记·鲁周公世家》)，其勤政的辛劳之态，足见一斑。勤政导致出现了“嘉靖殷邦”、“咸和万民”的太平景象。周公的舍取之道，是为了使君主通过无逸，达到“修己”和“安人”的德治境地。

根据“敬德保民”的观点，敬德是手段，保民则是目的，所以周初统治者十分强调民本观念。王国维曾指出，《无逸》等篇“言治之意者，则惟言庶民”(《殷周制度论》)。针对殷末轻民虐民导致国灭的实际教训，周公在文中较集中地阐述了一系列的民本思想：君主要体恤民情，应“知稼穑之艰难”；要惠民利民，“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使民众安居乐业；要倾听民声，即使出现“怨汝詈汝”的谤言，也应反躬自责，勇于承认，这是明君应有的政治气度。周公重视民本，亦把它作为德的内容，是因为充分认识到民心的向背直接关系到国的兴亡存废，天命虽难测，但通过掌握民心就可以把握天意。至此，文章通过对无逸和民本两方面的阐述发挥，严密地论证了如何才能维持周朝的长久统治，字里行间充溢着周公关怀成王、希冀其德治成功的殷殷之情。

成王没有辜负周公的期望。其治国“天下安宁”(《史记·周本纪》)，成了开创“成康之治”局面的一代明君，享国达三十七年。本文(以及《尚书》有关各篇)中开启先河的德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儒家德治思想的核心“仁政”、“民本”的理论来源；是诸如北宋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五代史伶官传序》)等历代贤明君臣治国安邦警世通则的思想源头。直至今天，在对其进行合乎时代需要的改造之后，仍不失为重要借鉴。

本文记言完整而有条理，每段之间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可以连缀成意义贯通之文，所以超越了前代单纯的语录。记事如实而生动，出现了周文王那样较鲜明的形象。文章以“无逸”为标题，通篇阐发其广泛含义，这种“据题抒论”的写法，对后世有关的议论文也有着重要影响。

儒家德治思想是一门在古代社会治国安邦起到重要作用的思想，下面我为大家整理了一篇关于儒家德治思想内涵的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摘要： 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当代中国治国实践仍有一定借鉴意义。儒家德治思想内涵可以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方面来论述。

关键词： 儒家 以德治国

中华文明孕育了儒家德治思想，儒家德治思想又推动中华文明向前发展。儒家德治思想产生于奴隶社会，几经曲折，最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统治中国两千多年。儒家德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治国安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具有当代性。儒家德治思想内涵丰富，本文从德制、德政、德教和社会理想四个主要方面予以论述。

一、德制

儒家推行以德治国方略，建立了一套制度，保障其德治思想顺利实施。这套制度，姑且称之为德制。德制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礼”。《礼记》是儒家 “五经”之一。礼，甲骨文形状是一个器具里装着两串玉。古人常以盛玉之器以奉神人，作为献给神的礼物。礼产生于祭祀活动，其本义是宗教的祭祀。殷商时代，祭神是神权政治的一部分，因而祭神礼仪不仅被宗教化，而且被政治化。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在祭神活动中有不同的祭礼资格，并由此而逐渐演化出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等级秩序及其相应的行为规范。这样，礼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的生活礼仪、礼节，而成为一种维护神权统治的政治谋略和手段。作为我国奴隶制时代政治文化核心本体的殷周之礼便由之而形成，由之而完备，由之而扩散。从古老的祭祀活动中延伸出来的具有政治意义的礼，随着社会发展，逐渐演绎为一整套用以规范人们行为的政治法则和伦理规范。

礼，起源于治国。古人对于礼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有的把礼的起源说成是天意的安排，有的说成是人的原有本性。荀子是儒学的集大成者，曾经建立了完备的礼学体系，他对“礼”的论述较为精当，对后世影响很大。荀子这样论述“礼”的起源：“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1]荀子认为人生来都是有欲望的，如果人们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则会引起社会混乱和贫困，因此，统治者就制定了“礼”。荀子又说：“故礼者，养也。”[2]意为“礼”是用来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需要的。荀子认为，礼起源于圣人对人之所欲的调节，礼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即“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3] “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伪，非故生于人之性也。”[4]

礼，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荀子认为，制礼的目的就是为了“明分”，即辨明贫富贵贱等级界限，使人们各有差等。荀子说：“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是谓也。” [5]荀子不赞成人人平等，因为人人平等必然导致谁也制服不了谁，于是争乱泛起，社会动荡。为此，必须用礼来规范各人的本分，保持贫、富、贵、贱的等级界限，这就叫“维齐非齐”。“维齐非齐”出自《尚书·周书·吕刑》，主要辨明同与不同的关系，要做到同就得有不同，要做到齐就得有不齐。荀子的意思是要说明，保持国家的整齐秩序，就得有贫富贵贱的等分，而礼就是用以规范这种等分的行为标准。“分”作为礼的实质，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区分”之分，即通过礼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互不相同的等级;二是“本分”之分，即通过礼来规定人们的本分和职责。把人们区分为各种不同的等级，就意味着各自都有其固守的本分;人们能固守其本分，其实也就意味着人们之间是有分别的，而且这种分别是合理的。荀子关于礼的实质的论述，其实是着眼于宗法制度下对人们的政治权力和财产待遇的一种分配和确定，并以此来表明每一个人在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即人的身份，而这种身份确立的依据则是宗法血缘关系。而礼的现世功能也主要依据这种宗法血缘关系而定，即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如所谓：“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6]。“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另同异、明是非也。”[7]荀子说：“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后使悫禄多少厚薄之称，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8]董仲舒说：“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春秋繁露》)等级制是荀子“礼”的核心内容。荀子明确地指出，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9] “礼”有贵贱的等级，有明确和严格的是非标准。《中庸》里说：“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荀子·非相》中说：“分莫大于礼”。这样的“礼”，也就是这样的等级制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的秩序。“礼”实际上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制度。

礼，是治国之根本。《礼记》上说：“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荀子说：“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10]认为“礼”事关国家的命运，又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11]指出了为人、办事、治国都必须依靠“礼”。“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12]认为国家没有礼仪就不能很好地治理，治国的礼法标准既已确定，那就任何人都不能进行欺。荀子认为，“礼”是养民富民的根本，荀子提出用“礼义”道德节制人欲，从而达到养民富民的最终目的，他说 “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13]宋元时期，治国方略基本是沿续儒家的政治主张，最为典型的代表是朱熹。朱熹一贯主张德治。他仔细探讨政刑德礼的相互关系，认为德礼为治国之本，政刑为治国之具。他说：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为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朱熹所讲的德是指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伦理道德观念，统治者实行德治，就是通过修德以使民众感化，然而单纯的道德感化还不能使民众达到完全至善，这就需要以礼齐之，礼在这里可以看作是为维护道德而制定的外在的行为规范，礼是德的保障，礼治能够协调君臣、父子、夫妻等各种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尚书》所表现的核心思想，是“敬天、明德、慎罚、保民”等，即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为现实提供借鉴。

《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 [1]

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西汉鲁恭王刘余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 。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时代的书，它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是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