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儒与文风研究论文

如果把社会生活比作文学的血肉，那么，文学的灵魂就应该是贯穿着并统率着它的思想，尤其是哲学思想。儒学、道家道教和佛教三者，就是唐代思想的几大渊薮，也是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说明的是，我们称儒、道、佛三家为“三教”，是沿用了唐人的说法。其实，笼统地称它们为“三教”并不太确切——佛教确是一种教主、教义、教典、教规齐全的宗教，但儒学就根本不是一种宗教，只因它在唐代占据着思想的统治地位，是意识形态的主流，其对知识阶层的作用和知识阶层对它的服膺程度，犹如宗教之于教民，所以儒学也被含混地称作儒教。道教固然是宗教，但与它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道家学说，却并非宗教。对于儒道佛三家，我们重视的是其哲学思想的层面，主要着眼于它们如何从思想上制约和影响了文学，如何成了主宰文学灵魂的关键要素这样的问题。 儒、道、佛三家代表了三个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唐代，它们处于既斗争、又和平共存的状态。 斗争是经常的。例如早在唐初，就有人猛烈地反佛。傅奕于武德七年(624)上《请除释教疏》，先后“又上疏十一首，词甚切直”。并曾以儒学宗旨在朝廷与信佛的萧瑀争论：“礼本于事亲，终于奉上，此则忠孝之理著，臣子之行成。而佛喻城出家，逃背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以继体而悖所亲。萧瑀非出于空桑，乃遵无父之教。臣闻非孝者无亲，其瑀之谓矣!”有力的辩驳，使萧瑀无言可对。此后，开元贤相姚崇也是反佛的。中唐韩愈的辟佛更是不遗余力，一封《谏佛骨表》，虽使他“夕贬潮阳”，但影响巨大。道佛之争同样也很激烈。唐王室为巩固其统治，奉道教始祖老子李耳为自己的祖先，对道教倍加尊崇。从武德三年为老君立庙，到天宝十三载为之加号至“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道教俨然成为李唐的国教。但佛教在唐代也很发达，全国各地寺庙林立，宗派纷繁，僧尼众多，译经事业极盛，且有特别尊佛的皇帝，如武则天。所以，道佛二教为生存与地位，遂展开持续而互有胜负的斗争。 作为教派，佛道之争有时相当激烈；在思想的层面上，则儒佛之争也几至水火不容。但这毕竟是景观的一侧，景观的另一侧则是三教的共存。不但允许共存，而且提倡辩难切磋，并曾由朝廷组织此类论辩，那就是著名的“三教论衡”。《新唐书·徐岱传》载：“帝(唐德宗)以诞日，岁岁诏佛老者大论麟德殿，并召岱、赵需、许孟容、韦渠牟讲说。”唐文宗大和元年，又以皇帝诞辰，在宫中举行三教论衡。《旧唐书·白居易传》：“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在白氏文集中，还保存了这一次讲论的记录(参与者的名字与史载不同，白居易《三教论衡》文中记载，除他外，有安国寺赐紫引驾沙门义休和太清宫赐紫道士杨弘元二人)。从史料看，这种官办的辩论会，当然不会触及真正的斗争焦点，而且最后必是结束于三家的和解，“同归于善”而已，以至于后来把这种本该是学术性的论辩视同排演出来娱悦君主的戏剧。如唐末优伶李可及就曾以三教论衡为题演为“滑稽谐戏”，将孔子、老子、释迦牟尼都取笑了一番。当然，尽管三教论衡并不能真的在理论上解决什么问题，但对制造三教和谐共处的气氛，还是有积极作用的。而哲学基础不同的思想体系能够共存共荣，这对活跃文化空气，特别是对培养人格健全而内心丰富的文学家，从而推动和繁荣文学创作，具有格外重要的、几乎是决定性的意义。 下面分别谈一下儒、道、佛三家思想对文学创作的具体作用和影响。 儒学对唐代文学家最根本的影响，体现于他们人格的塑造上。我们在前几章中论及的许多作家，不管是初、盛、中、晚哪个阶段的，大都具有一种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渴望能为国家的强盛繁荣作出贡献，对民族和百姓有着深切的关怀。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为国效力，建功立业，以此实现自身价值。李白的“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显清一”和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就是这种人生观的典型表述。而这种人生观的前提，则是绝对地承认和拥戴封建君主的统治。他们把忠诚于君主和献身于国家、民族看作同一回事，而这正是儒家学说的核心。这种人生观是如此地正大而坦荡，甚至于崇高，所以他们无不理直气壮地宣扬、贯彻和坚持。从初唐四杰、陈子昂、员半千，到李白、杜甫直到元稹、白居易、韩愈、柳宗元，乃至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罗隐，他们诗文作品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尽管因时势的变化而有种种不同，但贯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却是基本一致的。 他们当中有的人儒家思想的色彩更浓也更纯净些，如杜甫，于是便被后世称为“醇儒”；有些人比较复杂，如李白的思想就打着浓重的道家、甚至纵横家的烙印，但真正左右其行为的，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就连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也并不是真要出世无为，而是以“功成”为必要前提的。他屡屡说要效法鲁仲连、陶朱公(范蠡)、张子房，似乎强调着隐居与出世，其实兴趣所在仍然是这些人退隐前所建立的赫赫功业。他心目中的大英雄，是力挽狂澜的诸葛亮和谢安石。儒家始祖孔子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和亚圣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才是其思想的真正来源。他之所以这样想，也与天宝年间已趋腐朽的政治局面有关，比他更早些的陈子昂、员半千，面对的是盛唐前期仿佛更为乐观的形势，他们就只是一味向前而极少想到退路。唐代也有一些文士有“疑儒”的倾向，如元结、李商隐，但所疑只在局部，或出于一时义愤，归根到底，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跳出儒家的规范之圈。到了皮、陆和罗隐生活的时代，唐朝的统治已是百孔千疮、摇摇欲坠，他们对现实展开了多方面的无情批判，然而，他们所操的武器，不是别的，而仍然是儒家的政治和伦理思想。为什么会是这样?是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和继承的传统，使他们的人格彻底儒家化了，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和传自圣贤的权威话语，浸透了他们的骨髓血肉，成了他们一切言行和创作的内在核心。 至于那些凭借儒术和文才跻身于官场或想借此进入仕途的人，当他们吟诗作文，特别是奉命代草王言或进谏上疏的时候，就不但不能违背居于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儒家思想，而且对处于权威地位的儒家话语，也必须能纯熟而准确地加以运用。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儒家思想和话语的霸权就表现得更突出了。这里以文臣贾至代草的《诏天下搜贤俊制》为例略作说明。 这篇制文作于“安史之乱”爆发的次年、唐肃宗灵武即位之初(至德二载，757)，内容是检讨玄宗末年进贤之路的壅塞，号召天下大力搜求荐举贤俊，以充实官僚队伍。文章不长，一开头就引用儒家经典《尚书·说命》中的话“惟理乱在庶官”，确立起全文的总前提。接着便据以对前此“奸臣执权”，“使忠臣不得尽其谋，才士不得展其用”的现象进行批评。然后表明下诏书的宗旨和指导思想：“缅惟尧、舜求贤之意，周公吐握之义，思欲广进髦，辅宁邦家，实赖公卿大夫，弘为视听。”在说明公卿大夫们应如何行动时，又引用了儒家经典，所谓“《易》曰：方以类聚，《语》曰：举尔所知”，一出《易经·系辞》，一出孔子《论语》。文章之末又举出《春秋》书中两个例子，再次说明举贤的重要和不举贤将会蒙受的恶名：“昔荀桓子立翟之功，士伯受瓜衍之邑；柳下惠贤而不举，臧文仲被窃位之名。《春秋》书之，千载不朽，凡百在位，可不勉欤!”短短的一篇制文，用到如此之多的儒家经典，儒家思想显然起了灵魂和主宰的作用，作者对此不熟读且能灵活运用，当然是无法办到的。 除了这种直接的运用外，儒家思想还作为文学观念和审美批评的标准而制约着唐代文学。儒家最基本的文学观是将文学当作政治教化的辅助工具。《毛诗序》所谓“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原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是最经典而扼要的概括。用唐人的话来说，就叫做“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后世一切儒家诗文论，不过是在此说法上加以引申发挥而已。它自然也深刻地体现于唐代文学之中，尤其是像陈子昂、李白这样的诗文革新者、杜甫这样“奉儒守官，未赘素业”的政治诗人、新乐府和古文运动作家那样自觉用诗歌文章辅佐政教的人们。陈、李尖锐地抨击齐梁文风，他们的理论武器就是这种儒家文学观。陈说：“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李更是疾呼：“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他们向往的“风雅”和“大雅”，就是符合儒家规范的文学，就是在文学中要对政教状况有所美刺，有所谲谏，也就是具有“风雅比兴”。杜甫诗歌的题材虽然广泛，但其核心内容正如宋人所说，是“少陵有句皆忧国”，是“流落饥寒，终生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总之，是纯正而浓厚的儒家思想。新乐府诗的提倡者元稹、白居易对此更是强调。元稹在为杜甫所作的墓志中，充分肯定杜甫，对李白尚有不满。白居易则明白宣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表示自己创作乐府的目的就是在“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他对张籍的褒赞更鲜明地鼓吹了儒家的文学观：“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儒家的审美观是推崇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这就是所谓的“诗教”。孔子欣赏的是“《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毛诗序》要求的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唐人对诗文创作即以此为基本的批评标准——当然各种文体和不同的内容，在分寸的把握上有所松紧，但原则如此，则是众所认同的。这就决定了唐代文学，特别是那些庙堂文学和那些为科举应试而作的文学的基本面貌；而又让那些能够较充分地表露性灵因而不同程度突破了这一美学规范的创作者获得了风格独特的声名。 儒家思想体系就这样制约、影响着唐代文学，既使它因关注政教和现实人生而具有高度的人文关怀，又使它因过强的功利目的和以严格节制为特征的艺术趋向而显得压抑拘谨。如果整个唐代文学没有儒家以外的思想体系发生作用，那么它将会是相当质木板滞、道貌岸然而缺乏情趣的。晚唐诗人杜牧本身是个善于抒写性灵的诗人，其诗风流俊逸，秀丽明艳，可是当他操起纯正的儒家文学观去表扬或批评别人时，却会发出非常陈腐教条的议论。他在《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肯定墓主李戡的创作，说他：“所为文数百篇，外于仁义，一不关笔。”如果真是这样，李戡的文章究竟有多大价值呢?杜牧又借李戡之口斥骂元稹、白居易：“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无位，不得用法以治之。”这简直是在进行道德审判了，而所依据的便是儒家的文学理论。文学观竟会变成压抑乃至扼杀文学和人性的律令，这只有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和权威话语地位的儒家学说才有可能。 幸好，在唐代还活跃着道家道教和佛教这两个思想体系，它们各自以别具特色的理路和形象体系，滋润着唐人的文学创作，纠正着、削减着儒家思想的某些缺陷，而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艺术色彩和神韵。 从唐人的言行看，他们领会最深的道家思想精髓，是超越现实世界，超越眼前事态，而将自己的精神、心灵腾跃到人世以外的广大宇宙，使自己的身心与浩瀚无垠的天地宇宙合而为一。庄子《齐物论》、《逍遥游》所阐扬的哲思、所展开的想象和所营造的意境，大大地开阔了他们的心胸和视野，也赋予他们的诗文创作以宏伟豪迈的气魄和瑰丽奇特的色彩。在这方面，李白是个突出的典型。他的许多诗文作品，直接从老庄那里汲取灵感、形象乃至词藻。他屡屡以“鲲鹏”自比，作《大鹏遇希有鸟赋》(后修改为《大鹏赋》)述其与道士司马承祯的相会；作《上李邕》诗，高唱“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直到临终，盘旋在他脑海中的仍是和儒学宗师孔子叠印在一起的那个振翼高飞的巨鸟形象：“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临路歌》)这首诗将儒道二家在李白心中并列纠缠、难分难解的情景最生动地体现了出来。至于在许多仕途坎坷、失意不幸者的诗文之中，更到处可以看到老庄哲学的痕迹，看到老庄消极无为的思想，如何地抚慰着他们受伤的灵魂。 道教与唐代作家的关系更为密切。道教向人们许诺：耐心修炼、服药炼丹可获长生久视、羽化登仙之效；还向人们描绘了一个远比人间和平宁静、没有竞争和苦难的神仙世界，那里遍地鲜花异卉，生活无忧无虑，那里还有众多的仙女，她们美丽而多情。唐代有不少文人曾经怀着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仙界的憧憬入山学道，甚至皈依道教。最早赏识李白的诗人贺知章，老年时做了道士。李白曾结交过不止一个道友，著名的像司马承祯、吴筠、元丹丘。他也曾亲自炼丹、受箓，俨然成了道教徒。诗人李涉、李渤兄弟，未出仕前曾在山中学道。被尊为“茶圣”的陆羽，是个道士，他和好友诗僧皎然，同是书法家兼文学家颜真卿的座上客，与当时文坛的关系都很深。中晚唐时的诗人施肩吾考中了进士，没等授官，就返回家乡，不久就做了道士。而曹唐则本是道士，后来还俗去应进士试，不过到底没有及第。诗人李商隐年轻时曾入玉阳山学道，因此结识了同在一山修道的女道士，度过了一段浪漫的日子。唐代女子出家为道士者不少，上至公主嫔妃，下至普通民女，都把入道当作生活中的一种退路。我们在唐人诗集中看到许多“送宫人入道”的诗，女诗人李冶和鱼玄机，也隐身于道观之中。唐代的女冠生活比较自由，有较多机会与男性交往，交往中不免有感情的撞击，也就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和契机。这种情况虽然跟文人与妓女的关系不同，但二者都对唐代文学某一方面的繁荣起了促进作用。 唐代一度非常发达的道教，在文学中留下了浓厚的印痕。这里有直接为道教信仰和道教活动所创作的诗文，如青词、叹道文、斋文、为道士所作的传记碑铭等；有描述神仙道人、特别是女子成仙以及方士故事的小说，如《太平广记》卷一至卷八十，就有很多篇属于此类，其中著名的故事，后来就成为诗文中常用的典故。唐人小说集，从早期的《冥报记》、《定命录》到后期的《宣室志》、《独异志》，从牛肃《纪闻》、牛僧孺《玄怪录》到裴铏《传奇》，无论性属志怪，还是性属传奇，无一例外地包含着神仙故事，渗透着浓淡不一的道教思想。 在诗歌中，与道教结缘的则有像曹唐游仙诗那样的系列性作品。曹唐有《小游仙诗》98首，涉及各式各样的神仙和与神仙有关的人物，从西王母、玉皇大帝、上元夫人、嫦娥、麻姑、董双成、安期生、卫叔卿到萧史、汉武帝、东方朔、刘晨、阮肇、茅君、费长房等等，几乎应有尽有。诗人还为天上世界想象出别的许多人或物，于是诗中就出现了西归使者、碧海灵童、行厨侍女乃至碧花红尾的小仙犬。这一系列诗所构筑的，是诗人理想中的神仙世界，是印上了道教色彩的人间帝王生活的翻版。拿它们和那些标为《宫词》的诗对读，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共同之处，但《小游仙诗》毕竟是道教气的。曹唐还有一些取神仙故事为题材，又加想象编织，使之小说化的诗作，例如《汉武帝将候西王母下降》、《汉武帝于宫中宴西王母》、《刘晨阮肇游天台》、《仙子送刘阮出洞》、《仙子洞中有怀刘阮》、《织女怀牵牛》、《萼绿华将归九嶷留别许真人》、《玉女杜兰香下嫁于张硕》之类。作者假仙人之事，抒写了他对人间爱情的感受，有的篇章相当优美。如他想象刘晨、阮肇离去后，仙女的思念和惆怅，便设身处地写了《仙子洞中有怀刘阮》：“不将清瑟理霓裳，尘梦那知鹤梦长。洞里有天春寂寂，人间无路月茫茫。玉沙瑶草连溪碧，流水桃花满涧香。晓露风灯零落尽，此生无处访刘郎。”这完全是一首深情委婉的爱情诗。 有些诗作不像曹唐游仙成为一个系列，但道教色彩同样浓厚，李白、李商隐就有很多这样的诗。像李白的《古风其十九》，虽然最后四句写到了“安史之乱”的情景，但前面的主要篇幅则是“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显系道教境界。这首诗的价值就在于揭示出残酷的现实如何击碎了缥缈无稽的道教幻想。又如李商隐的《燕台诗》、《河内诗》、《碧城三首》、《银河吹笙》和他与女冠交往的作品，道教气均极浓。就连在他梦境之中活跃的也是各路神仙：“初梦龙宫宝焰燃，瑞霞明丽满晴天。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亦逢毛女无憀极，龙伯擎将华岳莲……”(《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可见道教入其心脾之深。当然，也有诗人对道教不以为然，故意要作些翻案文章。以构思奇僻著称的天才诗人李贺就是如此。他在《苦昼短》中诘问：“神君何在?太一安有?”在《浩歌》中又问：“王母桃花千遍红，彭祖巫咸几回死?”而在《官街鼓》中就干脆以人事的无穷质询仙界的永恒：“几回天上葬神仙，漏声相将无断绝。”看来对于道教宣传，他确有怀疑。然而，他的思绪却是受其触发而产生的，他的这些诗却又与道教宣传有割不断的联系。无论正反，道教的影响不可抹煞。 最后讲到佛教与唐代文学的关系。唐代佛教极为繁荣，各宗各派的僧人活动领域宽广，介入文坛很深，这些方面比之道教，均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到佛教对文学的影响，概言之，可指出以下三点。首先，最明显的，是唐代出现了许多译经，佛经中的传说故事本身具有高度文学性，遂直接成为唐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它又以一种外来文化的营养，日渐融会于唐人的文学创作之中，产生了不少用于佛事或与佛教有关的特殊文学作品，如为佛像佛画所作的颂赞、为寺庙中碑碣经幢宝塔所作的记文，为僧人作的传记墓碑等等。其次，却是影响更深远的，是佛教的宣传活动造就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那就是韵散结合的说唱文学——变文。变文的世俗化又为此后叙事文学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再次，是佛教教义的理路，特别是禅宗之思深深地浸入唐诗，给唐诗带来了特殊的韵味，诗禅的融渗使唐诗的美学境界变得更加飘逸悠长，更加富于神韵乃至韵外之韵。这种影响不止于创作，还深入到批评和理论建设之中。前两点比较明确，有的前文已有所涉及，下文还将讲到，故不细论，仅对最后一点，稍作具体说明。 唐代诗僧所做的诗和一般诗人引佛典文字而成的诗，其与佛教的关系比较直接而呈表面化，可以一目了然。如白居易的《读禅经》诗云：“须知诸相皆非相，若住无余却有余。言下忘言一时了，梦中说梦两重虚。空花岂得兼求果，阳焰如何更觅鱼?摄动是禅禅是动，不禅不动即如如。”全诗就是佛语的韵化，这是一种浅层次的禅诗。较深的是在诗中营造禅境，却不直用禅语。古文家而非诗人的李翱有一首题为《赠药山高僧惟俨》的诗：“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霄水在瓶。”就稍具此种况味。但他毕竟还提到了“两函经”“问道”，而“云在青霄水在瓶”一句就有着更明显的禅家机锋，近似于佛徒爱作的偈颂了。 因此，真正达到最深的学禅而化的悟境者，还要数王维《辋川集》中那些不见禅语惟见禅境的小诗。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这些诗充满了空寂宁静意趣，实寓佛学义理，却又并不点破，正是司空图所激赏的“味外之旨”和“韵外之致”。唐诗中艺术性能够达到这个层次的，还有同为司空图所赞赏的韦应物和柳宗元。柳的《江雪》一诗，也是不语禅而禅意十足：“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也就是宋代诗论家严羽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和以禅论诗者常说的“舍筏登舟”和“诗禅一致”。清代诗人和诗论家王士祯还说过：“严沧浪以禅喻诗，余深契其说，而五言尤为近之。如王、裴辋川绝句，字字入禅。他如‘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以及太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常建‘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浩然‘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刘眘虚‘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他这里也只是举例而言，但已举出不少，由此可见具有禅意的唐诗之多。要说佛教对唐代文学影响之深，恐怕无过于唐诗与禅思的结缘了。 唐诗和禅思的结缘是全面的，即不仅表现在创作上，也表现于理论批评中。诗僧皎然早在《诗式》中就提倡诗歌“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的艺术要求。上文提到的司空图，是唐代以禅喻诗的代表人物。他用以批评诗人诗作的艺术标准是以“澄淡精致”、“趣味澄敻，若清沇之贯达”为特色的“韵味”，而且进一步还要有“味外之旨”、“韵外之致”。他曾形象地论道：“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可谈哉!”这种说法本身就具有“不落言诠”的禅语特色。历来认为是他所作的《二十四诗品》也到处表现出同样的倾向。从他开始，经南宋严羽，到清代王渔洋(士祯)的神韵派诗论，其核心和秘诀就是以禅论诗。 概括言之，儒、道、佛三家都和唐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有可能像化学那样作出定量分析，我们当会在许多唐人作品中，辨别出这三家思想的成分，甚至称量出它们各自所占的比重。如果只是笼统而形象地说，那么，三家跟唐代文学的关系从性质到分量还是有所不同。唐代文学就像一个人，是积极入世，关怀社会人生的儒学为他铸造了精神与灵魂，道家道教则给他的衣着涂上了富丽鲜艳的色彩，而佛教又赋予他超凡脱俗的神采风韵。这个比喻容或不准确，但它所表示的儒学的主导地位，佛道二家的辅佐功用，以及它们之间重要性的差别，还是清楚的。既然我们是在讲文学，不妨就让这种文学性的比喻存在一次。 ——摘自 李斌城 《唐代文化》

。。那我简单的讲讲吧唐代的古文运动，主要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有什么得呢？它的好处在哪？显而易见，骈文多铺散冗繁多歌功颂德没有实际意义，华而不实流于形式，这是一个很大的诟病。古文运动反对骈文在文学史上可以说起了积极的作用，它明确了文章的用处，即文章合为事而做。另外韩柳等人积极倡导文人的道德情操，道德修养，要求写作必须要有端正的态度，反对厚古非今，这是它的得。另一方面，辩证的说，有得必有失。那么失在哪呢？那就是矫枉过正。过于弘扬先秦文字，将骈文完全置于文学的对立面，没有看到骈文在格律、形式等上面的贡献，这对文化的博采众长是不利的。

唐代古文运动是韩愈、柳宗元领导的一次散文革新运动。它针对南北朝以来骈文创作的浮艳空洞的流弊，以恢复孔孟儒学为号召，以学习先秦两汉散文为目标，在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诸方面进行变革。“文以明道”是古文运动的基本主张。提倡古朴的文风，反对奢靡的文风，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师古的同时又强调创新，主张“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唯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反因袭，贵独创；强调作家的思想修养，主张文章要反映现实，干预现实，“不平则鸣”。这是一次名为复古、实为革新的文学运动。骈体文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的贡献，但它是带着偏颇和弊病发展起来的；古文运动也是如此。古文运动是文学史上一个复杂的现象。就其解放文体、推倒骈文的绝对统治、恢复散文自由抒写的功能这一点来说，无论对实用文章还是对艺术散文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但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古文运动的的弊病也是相当严重的。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人们通过长期的努力，终于对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取得了虽非精确却已是颇为清楚的认识，而其中关键，就在于对实用性的和艺术性的文章加以分判。这为文学在其独立地位上获得自由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而古文运动由于强调道对文的支配性，从而也就取消了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这在文学观念上是重大的倒退。由于古文运动的核心思想是倡导以文学为维护封建政治秩序服务，这必然导致作家个性的收敛，从而对文学的发展加上沉重的束缚。封建专制愈是强化，这一种束缚就愈是严重，同时“古文”也愈是表现出浓厚的封建说教色彩。实际上，像韩愈对“情炎于中，利欲斗进”式的激情的赞许，到了宋代就已经很难见到，更不用说更为拘谨的明、清正统古文家了。这也是古文运动先天的隐患所致。

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 明初朱后最初将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唐朝： 韩愈——以尊儒反佛为题材的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马说》等，以嘲讽社会现状为题材的杂文《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永州八记》。其中包括《小石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gu）鉧（mu）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宋朝： 欧阳修——《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jiàn）书》《朋党论》《伶官传序》《卖油翁》 苏洵(xún)——《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等 苏轼——《水调歌头》，《浣（huàn）溪沙》，《江城子》《蝶恋花》等；散文有《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等。 苏辙——，《栾（luán）城集》84卷，《栾（luán）城应诏集》12卷。 曾巩(gǒng)——《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 韩愈。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古文运动”，故合称“韩柳”。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故苏轼，苏洵，苏辙三人合称为三苏。而王安石、曾巩都曾拜欧阳修为师，所以说唐宋八大家分为唐二家（韩、柳）和宋六家（三苏、欧阳、曾、王）。编辑本段韩愈768－824简介 韩愈韩愈（768～824）字退之，唐宋八大家为首，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768～824） 字退之，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唐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市）人。唐宋八大家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人物生平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成就及贡献 韩愈（七六八－八二四），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他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他和柳宗元政见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现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在政治上主张天下统一，反对藩镇割据。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掣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 韩愈排在八大家之首,并不是因为唐在宋之前,而在于他为唐宋古文运动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编辑本段柳宗元773-819简介 柳宗元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文学家，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贞元初年进士,官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在南方凡十四年,死于柳州。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 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潭记》最著名。 柳宗元，字子厚，是我国唐朝著名的文学家,世称“柳河东”，与唐代的韩愈、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并称 “唐宋八大家” 。一生留诗文作品达600余篇，其文的成就大于诗。唐代河东解（今山西省运城解州镇）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州。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诗多抒写抑郁悲愤、思乡怀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闲适之作。 柳宗元与唐代另一位文学家韩愈，共同倡导了唐代的古文运动。他与欧阳修，苏轼等人被后世称为“唐宋八大家”。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 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游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临江之麋》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论著 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笔锋犀利，论证精确。《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伊尹五就桀赞》等为短篇政论代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其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进步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但也受佛教影响，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寓言 继承并发展了《庄子》《韩非子》《吕氏春秋》《列子》《战国策》传统，多用来讽刺、抨击当时社会的丑恶现象。推陈出新，造意奇特，善用各种动物拟人化的艺术形象寄寓哲理或表达政见。代表作有《三戒》【《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传》《罴说》等篇。嬉笑怒骂，因物肖形，表现了高度的幽默讽刺艺术。传记 继承了《史记》《汉书》传统，又有所创新。代表作有《段太尉逸事状》《梓人传》《河间传》《捕蛇者说》等。有些作品在真人真事基础上有夸张虚构，似寓言又似小说。如《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山水游记 最为脍炙人口，均写于被贬后，以永州之作更胜。典范之作为《永州八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姆潭记》《钴姆潭西小丘记》《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这些作品，既有借美好景物寄寓自己的遭遇和怨愤；也有作者幽静心境的描写，表现在极度苦闷中转而追求精神的寄托。至于直接刻画山水景色，则或峭拔峻洁，或清邃奇丽，以精巧的语言再现自然美。 《永州八记》作于元和四年以后。那时，柳宗元因政治改革失败被贬永州，即今湖南永州。文章写的都是当时永州附近的一些山水风景，文章短小、轻灵，朴实、顺畅，为历代所传颂。其中以《小石潭记》最为著名，作者通过他的笔向人们描述出了一个清幽宁静的小石潭风景。文章引人入胜，隽咏无穷。开头用未见其形，先闻其声的写法展示小石潭。以鱼写潭，则潭水之清澈可以想见；以鱼写人，则人羡鱼乐之情溢于言表。作者状形、传神、布影、设色，笔墨经济，手法高超。结尾以清寂幽邃之境写凄寒悄怆之感，情景交融。骚赋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天对》《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编辑本段欧阳修1007－1072简介 欧阳修欧阳修(1007～1072年)，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六一即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琴一张，棋一局，常置酒一壶，醉翁一人），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自称庐陵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天圣进士。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又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深婉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死后葬于开封新郑（今河南新郑），新郑市辛店镇欧阳寺村现有欧阳修陵园，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另今绵阳南郊亦有其祠堂，名曰六一堂。主要作品 代表作有《朋党论》、《五代史伶官传序》《醉翁亭记》《秋声赋》《祭石曼卿文》《卖油翁》六篇；词《采桑子（群芳过后西湖好）》、《诉衷情（清晨帘幕卷秋霜）》《踏莎行（候馆残梅）《生杳子（去年元月时）》《朝中措（平山栏槛倚晴空）》《蝶恋花（庭院深深几许）》六首；诗《戏答元珍》和《画眉鸟》等。编辑本段苏洵1009—1066 简介 姓名：苏洵字明允 号老泉 生卒年：1009—1066 所属朝代：宋代 所属文学时期：宋代文学 所属流派：唐宋八大家 代表作品：权书衡论 生平介绍 北宋散文家。汉族。字明允，号老泉。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简介 苏轼苏轼（1037~1101）宋朝人，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 简介 苏辙(1039～1112)字子由，北宋散文家。与其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均在“唐宋八大家”之列。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仁宗嘉佑二年(1057)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嘉佑六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熙宁五年(1072)，出任河南推官。元丰二年(1079)，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盐酒税。元丰八年，旧党当政，他被召回，任秘书省校书郎、右司谏，进为起居郎，迁中书舍人、户部侍郎。哲宗元佑四年(1089)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元佑六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执掌朝政。元佑八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绍圣元年(1094)，他上书反对时政，被贬官，出知汝州、袁州，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后又贬循州等地。崇宁三年(1104)，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意境闲澹，情趣悠远。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主要作品 苏辙著有《栾城集》，包括《后集》《三集》，共84卷，有《四部丛刊》影明活字本。又，《栾城应诏集》12卷，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编辑本段王安石1021－1086简介 王安石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年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北宋临川人（今江西省东乡县上池村)，汉族。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改革家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市）钟山，谥号“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 王安石年谱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 一岁 是年十一月十二日出生于临江军（今江西清江）。 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 十岁 王益以殿中丞知韶州（今广东韶关），王安石随父至韶州。 明道二年癸酉（1033） 十三岁 王益回临川（今江西东乡）母报丧，王安石随行。 景佑三年丙子（1036） 十六岁 王益服满赴京，王安石随行。 景佑四年丁丑（1037） 十七岁 四月，王益通判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王安石随行。 宝元二年己卯（1039） 十九岁 二月，王益卒于江宁任上。 庆历二年壬午（1042） 二十二岁 三月，王安石登杨寘榜进士第四名。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 庆历六年丙戌（1046） 二十六岁 自临川赴京，不求馆职，改大理评事，知鄞县。 皇佑三年辛卯（1051） 三十一岁 以殿中丞通判舒州（今安徽潜山）。 至和元年甲午（1054） 三十四岁 自舒州赴京，特授集贤校理，辞不受，九月除群牧司判官。 嘉佑二年丁酉（1057） 三十七岁 五月改太常博士，知常州。 嘉佑三年戊戌（1058） 三十八岁 二月提点江东刑狱。十月回京，任三司度支判官。 嘉佑六年辛丑（1061） 四十一岁 为工部郎中、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 嘉佑八年癸卯（1063） 四十三岁 三月仁宗，英宗（赵曙）立。八月，母吴氏卒于京师，十月归葬江宁。 治平四年丁未（1067） 四十七岁 正月，英宗卒，神宗（赵顼）立。诏以故官知江宁府。九月，召为翰林学士。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 四十八岁 四月，自江宁入京。神宗诏越次入对。 熙宁二年己酉（1069） 四十九岁 二月，以谏议大夫参知政事。颁行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 熙宁三年庚戌（1070） 五十岁 十二月，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史馆大学士，与韩绛并相。立保甲法。 熙宁五年壬子（1072） 五十二岁 行市易法、保马法。 熙宁六年癸丑（1073） 五十三岁 提举经义局。九月，熙河大捷，神宗解身上玉带赐之。 熙宁七年甲寅（1074） 五十四岁 三月，行方田均税法。四月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新法遭遇首次挫折。十月，行手实法。 熙宁八年乙卯（1075） 五十五岁 二月，复拜同平章事、昭章馆大学士。六月，进加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熙宁九年丙辰（1076） 五十六岁 六月，子雱卒。十月，罢为镇南军节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宁府。 元丰元年戊午（1078） 五十八岁 正月，进尚书左仆射，封舒国公。 元丰三年庚申（1080） 六十岁 九月，加特进尚书左仆射、门下侍郎，改封荆国公。 元丰七年甲子（1084） 六十四岁 乞以宅为寺，赐名“报宁”。 元丰八年乙丑（1085） 六十五岁 三月，神宗卒，哲宗（赵煦）即位。新法先后废罢。 哲宗元佑元年丙寅（1086） 六十六岁 四月初六病逝，赠太傅。编辑本段曾巩1019-1083简介 曾巩(1019—1083)，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佑二年(1057年)，39岁的他才考取了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明、亳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过京师，神宗召见时，他提出节约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三班院供事。元丰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是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