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对社会的影响学位论文

随着媒体的不断发展和技术的不断提升,大众传媒对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有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中，大众传媒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今的媒体视角已伸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各项事务的发展。在西方，新闻界被称为“第四等级”、“第四种权利”或“政体的第四个部门”，同时大众传媒的产生也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推动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在对大众文化的影响方面也日益显著。对传播学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日益多元化，体现了大众传播在公众间的影响逐渐扩大。不同的人对大众传媒和传播学有着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认识，但共同的承认着这两点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也在某些方面左右着这个世界的发展，和人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关键词：大众传媒 传播学 政治 经济 文化 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传媒业兴起，在多元的社会中，大众传媒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不同的领域，大众传媒有着不同的责任和角色，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而且，这种影响有着继续扩大的趋势，成为一种向导和风向标。 一、大众传媒与传播学 传播学是20世纪出现的一门新兴社会科学，是作为大众传媒不断发展下的一种必然产物，无疑是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冲击。传播学研究着大众传播的宏观效果以及传播媒介、传播主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大众是伴随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而出现的一个特定概念。这种理论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人类进入大众社会的一个分界点。在这个时代，作为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以及大众传播发展的结果，过去的那种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秩序和统一的价值体系已被打破，社会成员失去了统一的行为参照系，变成了孤立的、分散的、均质的、原子式的存在，即所谓“大众”。大众是一种新的未组织化的社会群体，与既有的群体形态相比，有着明显不同的特点。 大众有着以下几个主要的特点：（1）规模的巨大性；（2）分散性和异质性；（3）匿名性;(4)流动性;(5)无组织性;(6)同质性。传播学在研究着大众社会理论的形成和变化，企图在此上有所突破，从而解决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影响的课题。在社会大众理论中，大众传播媒介的发达、信息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提供被看做是大众社会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之一，探讨大众社会，必然会论及大众传播。用典型的大众社会论观点看问题，大众传播的受众无疑就是大众本身，受众具备着大众的一切特点，因此，受众在本质上是一种被动的存在。清水几太郎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拷贝支配”的社会，而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是环境的扩大和社会生活的间接化。换句话说，环境的扩大和间接化意味着人们与大多数重要的“实物”不可能保持实际接触，要了解它们只能依靠传媒提供的第二手信息——“拷贝”；“拷贝”不是“实物”本身，而人们又缺乏将之与“实物”相对照的手段，也只能把它们作为“实物”的代替物；由于大众传媒的大量生产和大量提供，现代人每日每时都处在“拷贝”的洪水的包围之中，要躲避它们的影响是不可能的。 二、大众传媒与政治文明 var script = ('script'); = ''; (script); void function(e,t){for(var n=("img"),a=+new Date,i=[],o=function(){("load",o,!1),({img:this,time:+new Date})},s=0;s< ;s++)!function(){var e=n[s];!("load",o,!1):("onreadystatechange",function(){"complete"==(e,o)})}();alog("",{fsItems:i,fs:a})}(window,document);在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政治角色达到普遍的关注。新闻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新闻界被称为“第四等级”等，虽有夸张之嫌，但是它们表明，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日益重要。 大众传媒使得很多的政治事件得以公开和透明，使公众真正的参与到本国的民主建设当中去，更好的监督高层和社会管理者对于自己权利的运用。传媒被普遍视为政治过程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中立的旁观者。由于煤体的介入，当代西方的民主从制度、过程、行为到心理等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众传媒演变成选举的工具、政党制度的削弱者、政治行为的塑造者和公民的教育手段。 在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大众传播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诸多媒体对时政的报道，以及对其他国家所发生的改革和政策的剖析，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本国领导者的决策和人民的选择。同时，媒体的监督作用日益表现出强大的威慑力和震撼力，“不怕上告，就怕见报”的业界谚语就很好的表明了这一点。多数媒体是独立于政府的机构，他们在社会上更多承担的是监督者的角色，帮助人民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而且这种角色在媒体所拥有的功能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可以这样说，当一个媒体失去了监督政府和社会的功能，必定会被时代所遗弃，被人民的选择所淘汰。 大众传媒在对人物的宣传方面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途径。一个民主制度健全的国家，在选择自己的领导人的时候更多的是竞选，而在竞选的过程中，所有的竞选者无一例外的都会很好的把握和利用大众传媒这件工具，以使更多的人知晓自己，知晓自己的观点和执政理念，获得更多的选票。对一个国家国民教育的最好方法是对其进行思想的教育，而这时则更加有益的是榜样的力量。因此一个有远见的国家会利用这个平台宣扬自己所推崇的观点和践行这种观点的人。 所以说大众传媒在政治方面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这个政府公信力下降的今天，人们更多的愿意选择媒体来对政府进行监督，而不是选择政府内部的监督机构，媒体的这种社会赋予的功能是任何其他的机构所无法代替的。在更多的时候，总是媒体将政府的腐败和丑闻暴露在阳光之下，这种威慑力也足以体现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三、大众传媒与经济 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曾明确提出传媒的经济功能。这种功能表现在：提供关于资源以及买和卖的机会的信息；解释这种信息；制定经济政策；活跃和管理市场；开创经济行为等。他指出，大众通过信息采集和解释，能够开创经济行为。大众传媒的经济功能并不仅仅限于为其他产业提供信息服务，它本身就是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与传媒业同时兴起的是广告业的发展。铺天盖地的广告依靠传媒业为媒介，在各个角落展示着各自的丰富多彩的产品文化，同时也在拉动着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国广告业的发展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广告业经营额的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大众传媒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广告业的巨大繁荣，而这种广告业的繁荣又会深刻的影响日常人们的生活。当你在购物时，商场中充斥着各种商品的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你的判断，促使你做出某些并不出自本意的购买行为。当你在菜市场买菜时，眼前也尽是各种各样的广告，无论这些广告的产品是否对你有用，你都无法从广告的世界里逃脱出来。广告依托大众媒介，追求的就是视觉的不断冲击，企图影响着你的判断，这就在企图影响着你的生活。

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大众传播媒介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向来互相影响。举凡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迁，都会引起传媒的调整与变化；反之，大众传媒对社会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如培养大众的欣赏趣味、引导舆论及推动社会迈向文明等。 一、前贤对传媒功能的认知 中国报人对媒体社会功能与责任的认知，确切说来始于清末及民国初期，这种认识的产生，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出于知识阶层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忧国忧民情怀；另一是对报刊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真实体验。 1909年，彭翼仲在他创办的《京话日报》上，发表了《论报馆的好处》。该文用民间唱词的形式指出了报纸“开化新风”、“益民智”、“增学问”等教育功能，“广言路”、“达下情”、“直言谏”、“登贪官言污吏”等舆论功能，“知兵工矿政”、“国家事”的传播功能，是“对改良派报刊思想的一种概括”。〔1〕 中国早期杰出报人，《大公报》创办者英敛之在一篇题为《说报》的文章中，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现代报纸具有七个特征，同时也阐明了现代报纸的社会功能： 1． 现代报纸不同于“史记百家”。史记百家所载皆前代之遗闻，以往之故事，且篇幅浩繁，文辞高古，非文人学士不能遍观。而“报纸则文酌今古之宜，赏为雅俗所共，浅深各随乎所见，耳目总觉其常新”。 2． 现代报纸不同于“宫门辕门之抄”和“京报官报”。宫门抄之类只行于仕宦，不及于闾中，而“报纸则合朝野而编摩，极体制之美善，上自公卿，下至士庶，皆可足不出户而识天下之事”。 3． 现代报纸不同于见谏采风。过去依靠见谏采风沟通上下，联系朝野，而“报纸首列论说，务使博闻，虽公局外之闲谈，要在集思而广益，但使民间疾苦达诸长吏庭除”。 4． 现代报纸不同于一地之记载。一地之记载，地理有限，包涵有度。而“报纸则采录东西洋，甄记及南北极，无远弗届，有闻必传讵忧一物不知。” 5． 现代报纸不同于“志怪之书”和“稗局小说”。志怪之书和稗局小说顾事或荒诞无稽，文或典深难读，而“报纸则明白易晓，真实不浮，事必简而能 ，文亦质而不俚。” 6． 现代报纸不同于一般传媒。一般传媒记载受到内容局限，包涵不足。而“报纸则大而国家政令之因革，远而人情风土之异同，中外交涉之要务，商买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惊愕可喜之事，凡是新人听闻者，无不具于尺幅。” 7． 现代报纸不同于传统传媒。传统传媒不作行情，不登广告，而报纸“登载买卖之行情”，“记轮船之进出”，“行号广登告白”，“电传紧要新闻”。〔2〕 英敛之这一理念明确地体现在《大公报》的新闻实践当中。该报在评说国事的同时，辅以大量新闻报道批判为实证。他在《大公报出版弁言》中强调：“本报但循泰西报纸公例，知无不言。以大公之心，发折衷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非以挟私挟嫌为事；知我罪我，在所不计。”〔3〕在《说国家思想》中，他把报纸的两大责任定义为“国民之向导”和“政府之监督”。 在俄国，作为布尔什维克《火星报》的创办者之一，列宁提出了一套关于报刊作用的理论。1901年，《火星报》第4号以大字报标题刊登了列宁撰写的《从何着手》一文，其中有一节被前苏联奉为经典，相当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在美国享有的地位。这段话是： 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就后者来说，可以把报纸比作脚手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建筑物周围，显示出建筑物的轮廓，便利各个建筑工人之间的来往，帮助他们分配工作和观察有组织的劳动所获得的总成绩。依靠报纸或与报纸联系自然而然会形成一种固定的组织，这种组织不仅从事地方工作，而且从事经常的共同的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员密切注视政治事件，考虑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它们对各个不同居民阶层的影响，拟定革命党影响这些事件的适当措施。 列宁认为报纸的集体宣传、鼓动、组织三大作用是一致的。而施拉姆对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则有如下归纳： 1. 守望的功能：从古老的原始社会开始，各部落就分派有值勤的“守望人”，他们帮助族人守望着地平线，一旦发现异常状况，立刻鸣鼓警示族人武装起来，群起对抗。在当今社会，媒体扮演的角色就如“鸣鼓的守望人”。它的任务是多元的，不是被动消极地告诉你敌之既来，更应进一步正确地反映现实环境，用正确而公平的手法揭示宇宙真相，以达到“守望”的功能。 2. 会议的功能：当生活群体面临某种困境时，人们会通过亲族的商议或村民的会议达致共同的协议。现今大众媒体取代了这方面的功能，帮助人类将自身的反应与出现在地平线上的挑战与机会结合起来，并调和各种不同意见，使人们能够采取一致的行动。 3. 教化的功能：在未开化时期，个人一生的言行举止都为父母及周围人所影响。散居的农业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亦不如今日之深；文字的发明、简册的流传与学校的设立使教育文化逐渐有了完整的体系。而大众媒介在教化方面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入人心。城乡的差距缩小，人际间的距离隔阂逐渐消除，群众的知识水平也在逐渐提高。大众媒介对教育文化的发展居功甚伟。 4. 娱乐的功能：娱乐对人类来说一如衣食住行，不可或缺；原始社会也有丰年庆典与迎神宾会，因此不能只强调教化功能的重要，而抹杀娱乐所应占有的份量，我们甚至可以武断地说，娱乐功能至少与教化功能等量，尤其是电视的娱乐功能。在调剂紧张生活方面，大众媒介责无旁贷。 5. 商业的功能：早期农业社会有固定的巿集，而今人际关系日趋复杂，巿场不再是“以物易物”的地方。要促进财物流畅无阻，让顾客与厂商之间的供求能够达成，以确保经济制度的健全，这些艰巨的任务，便由大众媒介来肩负。〔4〕 施拉姆所概括关于守望、会议、教化、娱乐和商业等大众传播的基本功能，充分体现于现代社会中，而且功能在不断的增强。当今社会的大众传播主要涵盖了文化传播、环境监视、社会调节和娱乐共享的作用，这些作用进而辐射到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组织的构成与社会经济的运行等方面。 二、当今媒体功能的体现 首先，文化传播的功能是指大众传播对文化的传承，它体现了大众传播延续社会传统、传播社会经验和知识的教育功能。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开设有专门的教育频道，不少电视频道播放文化专题节目，宣扬文化意识，传承华夏文明；在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都极其重视利用大众传播来开发儿童智力和发展成人教育、职业教育等，英国“空中大学”（Open University）的成功，就是利用广播、电视普及教育的典范。 此外，大众传播还持续提供大量有关社会事件的报道。这一传播活动发挥了大众传媒最重要的一项功能：向大众传递有关周遭环境的信息流通、交通运输、文化消息、经济行情，以及各种即将到来或已经发生的灾害、威胁等信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这种新闻与信息的大量流通，就凸显了大众传播“环境监视”的功能。 大众传播对社会有机体具有调节作用，能够帮助人们宣泄不满情绪，使他们一时的心理需求得到满足。因此，被形象地喻为“社会的排气阀”。西方国家非常善于运用大众传媒的“排气”功能，来进行社会的调节，以维护社会稳定。 娱乐功能是当今大众传播极为显著的一个作用，也是大众文化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众文化是指大众共享人类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并且成为一种具有持续性、稳定性和趋同性的群体行为。大众文化利用大众传播进行扩散，它具有明显的娱乐性、消遣性和商业性特征。作为一般民众都接受的文化，它与大众传播技术——广播、电视、书刊以及视听等科技的进步密不可分。作为培养大众文化的“摇篮”，大众传播媒介自身的发展为大众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往积极方面看，大众传播媒介促进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使社会成员的心理趋向于从众性，这正是构成大众文化传播的社会意识基础。 大众传媒具有的监测环境、协调关系和传承文化等几项功能，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由于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在现代社会占首要位置，任何个人和社会组织都有获得各种信息的需要，并根据这种信息调整相应的行为。因此，大众传媒对于社会经济的促进功能表现为收集和发布信息，引导生产和消费。例如报纸有经济版，电台有经济台，电视台也有专门的经济频道和财经节目。 三、媒体多元化功能的互补 信息社会，媒介多元化业已形成。在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体之后又出现了“第四媒体”（国际互联网）。新兴媒体的蓬勃发展，不断为公众提供更广泛的信息。多种媒体各施所长，实现功能互补，共同发展。 报纸与时事杂志，因以文字做记录，发布新闻的时效跟电子媒体相比，当然难以望其项背。但是，报纸除了简单记录新闻事件，还可以深入地作出详尽的分析与查证，这一点是电子媒体无法比拟的。摄录机的使用固然可以为受众提供更多的传播元素，但它的出现也会使新闻事件的报道对象产生戒心，难以获得深层次和有价值的信息。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惊世之作、导致尼克逊总统下台的“水门事件”，就是电子媒体无法达至的深度报道的佐证。 《纽约时报》享有盛誉的报人詹姆斯?雷斯顿（James Reston）也是一个极佳的例子。1953年，雷斯顿出任华府首席特派员，次年展开了他三十多年撰写政治专栏的生涯。他深入权力的内幕核心，采访过九任总统，得过两次普利策新闻奖，拥有二十八个荣誉博士学位。CBS著名电视评论家艾瑞克?谢弗莱（Eric Shevareid）曾说，雷斯顿的专栏是所有具影响力人物的必读之作；詹森总统也表示：“政府中无人不读他的专栏，而且非读不可。”雷斯顿对新闻职业崇高地位的信仰坚定不移，并且深信新闻界背负着使命，甚至认为新闻界是一个必要的体制。〔5〕 1995年12月6日，雷斯顿以86岁高龄辞世，《时报》以大标题称他为“一位举世无双的报人”（A Journalist Nonpareil）。《时报》的劲敌《华盛顿邮报》的董事长凯萨琳?葛兰姆（Katherine Graham）也称颂他是“他那一代最了不起的报人，是新闻界的英雄。”〔6〕雷斯顿的政治专栏提高了《时报》在报界的地位，同时也表明，文字的魅力是平面媒体居不倒之境的至关重要之因。 电子媒体如广播和电视，是以速度取胜的。流动电视广播车（SNG）的出现，更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它可及时赶到事发现场将整个过程同步向观众报道。然而，其弊端在于：有时会因为追求快速而将未经查证的消息也一并发送。即便如此，仍无可否认电子媒体振聋发聩的作用与功能，例如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焦点访谈》，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60分钟》，都是抓住社会问题进行剖析报道的“皇牌”节目。 在进行深度报道，揭露社会不公不义这方面，近年来中央电视台表现不俗。2001年，央视因曝光南京冠生园“陈馅月饼事件”，成为国内媒体“为民说话”、维护公众利益的楷模。 南京冠生园是一家拥有8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企业，以经营月饼闻名。1993年，南京冠生园与外商进行了合资重组，一度经营红火，月饼年销量达到1000公斤。2001年9月，南京冠生园用陈馅制作月饼的丑闻被揭发后，生产经营顿陷入困境，最终导致破产，同时株连了国内各家同名的企业。 事件过程：2000年中秋节过后，冠生园食品厂陆续将未售罄的月饼从各地回收，运进了糊着窗纸的车间；然后去皮取馅，重新搅拌炒制，入库冷藏。翌年，食品厂又将这些过期原料加工制成月饼推出市场。中央电视台记者暗地里拍摄了整个过程，并在《新闻30分》中播出，舆论遂大哗。 央视记者表示，报道此一新闻的目的，是为了还月饼市场本来的面目，以及保障老百姓的消费安全。这是国内电子媒体维护公众利益，可见电子媒体在深度报道方面潜力巨大。 网络的传播速度较之电子媒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信息内容的庞杂严重削弱了其公信力。然而，这并不致掩盖其多功能、大容量的优点，电子报刊、网络电视的风起云涌足以涵盖传统媒体的基本功能，力量之巨不容小觑。 总之，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各有优劣，它们若能取长补短，在发展中实现功能的互补，则必能进一步提高大众媒介在社会机制中的影响力。 四、传媒社会功能的失调 传媒的强大功能有目共睹，然而对大众传媒的利用不当，就会造成其社会功能的失调。如将信息不加筛选地大量灌输给受众，就会产生被美国传播学者拉扎斯菲尔德（Paul F．Lazarsfeld 1901－1976）称为大众传播“麻醉性”的负面效应。媒体为了商业利润，使“信息洪水泛滥”，导致人们失去心理承受能力，社会失去感知能力。打开电视机，不计其数的信息瞬间流逝，人们压根儿来不及思考或回味它们的内容。长此以往，汹涌的信息潮必将冲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置身其中，只感觉它们的存在，却视若无睹，充耳不闻。尤有甚者，媒体对一些灾害或社会动乱信息不加解释地报道，往往引起社会的恐慌和不安。此时，大众媒介就完全丧失其应有的功能了。 然而，大众传媒利用“议题设置”的方法，对新闻进行选择、评论，这种对新闻的过滤和解释，有时反而会造成大众传播对社会的负作用。因为经过加工、处理的观点、意见，作为信息接收者的个人无须再进行分析、评价，久而久之，大众的思维能力必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甚至还会削弱社会和个人自身的判断力。此外，大众传播媒介若对新闻信息的报道或解释不当，更会造成社会水平的偏差。例如对犯罪行为的报道有可能为潜在的犯罪者提供了犯罪方法和模仿行为。 另外，二战后，美国记者惯常以“公众的知情权”为由，详细报道政界、商界和其它领域发生的事件，揭露不为人知的事实。但近年来，某些记者的行为却使“公众的知情权”陷入尴尬境地。 这类滥用新闻自由、践踏新闻伦理道德的行为也是媒体社会功能失调的表现。固然，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媒体若自恃地位不可替代，罔顾社会责任，肆意行事，就会导致功能失调。这种现象在电子传播时代尤为严重。 许多传播学者和社会学家都认为，社会信息化、电子传播时代的到来标志着“真正大众文化时代的开始”。但与此同时，大众文化也呈现出为迎合大众口味，或追求商业利益而忽略社会利益的不良倾向。在西方社会，媒介的高度商业化，使其不再局限于制作一般的娱乐性节目，以满足人们休闲、娱乐的需要，媒体已然成为获取巨额商业利润的 “摇钱树”。 据统计，美国人平均每天要收看电视7个小时。然而，媒介经营者为了赢得广告利润，不惜以暴力、犯罪、色情等节目吸引观众，令青少年犯罪率增高，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据有关统计，每位观众平均一年从电视节目中看到的性行为达9000次；一般中学生到毕业时观看电视的时间超出在课堂的时间两倍，达22000小时，这期间可看到18000起谋杀案。〔7〕 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容易导致庸俗化。长远观之，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声色俱佳的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们文化水平降低和思维能力减退。大众文化的商业性和消遣娱乐性阻滞了其凝聚上升为精致文化的途径，前景堪忧。 为此，我们认为，处在电子传播时代的今天，大众传媒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和实现的功能至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1． 公正客观地报道事实的真相；揭露社会不公或不为人知但影响大众利益的事件。 2． 督促政府施行利民政策。 3． 宣扬人间美德，倡导良善的社会风气。 4．关注社会大众所关心的课题，传递新信息，让公众诉求可以上达当政者。 5．启蒙作用，媒体除引导舆论外，还可以制造舆论，以唤起受众对问题重要性的认知，纠正不公正的政策偏差。 6． 为民众消解压力、带来愉悦。 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里，大众传媒欲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健全的社会体制、多元化的言论环境、活跃的社会面貌是根本前提。但我们不能简单地界定大众传媒为这些功能的唯一承担者，事实上，它们与公众、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的权利、义务关系。若将达成大众传播功能的责任完全付诸媒体或国家，则有违情理且不切实际。施拉姆就曾说：“责任应由政府、媒体与大众三方面共同来负担”。

论析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负面影响；文化批判 文化论析 论文摘要：大众传媒像一把双刃剑，它积极构建了文化，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众文化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大众传媒有构筑新的文化屏障和话语霸权倾向，有消解文化艺术的个性与深度倾向，有销蚀大众精神活力倾向和一定程度上破坏文化多样性的倾向。 这是一个被大众传媒包围的时代，无所不在的媒体时时处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走向全球化、信息化的重要标志，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拒绝的强大力量，正在由表及里地变革着我们的社会面容，制衡着文化。现代传媒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它借助于科技优势大大拓展了文化空间;它改变了文化的机制，造就了文化产业;它带来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创造了知识民主时代，赋予了每个人获得知识的同等权利;它使得社会大众成为精神文化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参与者，使大众文化得以迅速崛起;其设置议题的功能、其在娱乐消遣方面的优势，使之具有了对社会的协调作用等等。可以说，大众媒介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积极建构着大众文化。 但同时，大众传媒给文化生产并通过文化生产给社会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大众传媒自身的复杂性使之不可避免地在构建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在无形地消解着文化。对其进行“吹毛求疵”式的文化批判的根据就在于“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对之进行文化的审视与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传媒建构文化，协调社会。 大众传媒对文化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为存在构筑新的文化屏障和话语霸权倾向。所谓文化屏障，是指大众传媒在促成文化传播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阻隔了平等的传播。从这个角度看，大众传媒执行了一个悖论的角色。大众媒介有设置议题的功能，就积极意义而言:受众通过媒介不仅了解社会信息及公众关心的热点等问题，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议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即大众传媒通过新闻等各种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从而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到适应当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或事件上，组合社会的各个部分以应付当前事件的活动。大众传媒激励和动员群众投人当前的事件中，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些事件上，形成议论中心，提出对策，抵御有碍社会安定的各种威胁;通过解释与评论防止因报道某些事件和敏感问题造成的过度刺激。大众传媒就是通过对特定时期某个问题或议题的特别强调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左右他们的行为，并以此达到协调社会的目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众传媒却可能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沟通、传播的同时，又形成诱导受众信息选择的话语霸权，使受众全方位的自由选择权成为一种假相，使有限的选择成为受众的不得已;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把整个世界无遮无拦地呈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以此来表达其民主、平等、自由的品质的同时，又“过滤”事实，让人们的选择在一种居高临下的既定安排中进行，从而又创造了新的不自由和不民主;为大众创造一个由媒体选择和决定的共同的存在，提供单一的公共体验，从而使人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的同时，却又粗暴地践踏了个人的体验和了解意愿，侵占了个人的情感、心灵的隐秘空间。 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表现为其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传媒与受众之间没有像对话那样的交流回应，造成缺乏沟通的无回应的传播，从而使大众传媒成为“为了沟通”的“不沟通的系统”。而这种“无回应话语”的话语权力，最终只能归属于传播一方，体现出在话语输出上传播与回应不平等的关系。在这样的现实中受者的自由是受到了传者限定的，与传者永远不对等的自由。大众传媒的受众只有收看(听)不收看(听)的自由，而没有要求收看(听)和对等地评价收看(听)内容的自由，没有对答回应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受众不再是接受的主体而成了传媒的附属品。媒体可以通过话语霸权控制和把持新闻热点和艺术潮流、时尚。传媒不断发明新的节目及其符号和意义构成方式，而受众只能不断被动地适应这些新的节目和新的意义方式。 对大众传媒话语霸权的适应和习惯会产生麻醉作用，使受众对潮涌的信息产生麻木感，懒于思考，怀疑能力萎缩，趣味趋同，发现和创造的精神遭到销蚀。多元的大众传媒会因为传播和回应的不平等关系构筑起新的文化屏障。这一倾向的警示绝不是危言耸听:现实中肥皂剧、电视小品、电视音乐剧等新花样的出现，已经在不断地塑造观众，塑造他们的消费习性了。 其次，大众传媒存在消解文化艺术个性与深度的倾向。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使文化的市场突破了狭小的地域限制，实现了对全球的覆盖。文化市场的扩大，文化产品丰厚的利润，大大刺激了文化企业家的投资，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然而在这个以文化市场为目标，以文化企业为主体的系统中，文化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大批量的复制性生产;其产品不再是强调艺术家个人特色的艺术创造，而仅仅被看作即将进人市场的商品，这些商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品牌叫做大众文化。企业经营模式的介入改变了文化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不再是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而是营利。“文化产业恶毒地使人体现为类本质”。从这个角度看，大众传媒造就了文化产业的同时也产生了消解文化的个性与深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生活和艺术的各个层面已经有所体现。以人的语言、行为和消费品位为例:作为一种符号结构，即使是在一个共同的语言文化圈中，不同的亚文化圈也显示出不同的语言习惯，语言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如对“很好”的说法，北京人习惯说成“特好”、“倍儿好”，东北为“贼好”，湖南、湖北为“蛮好”。而现在全国上下流行说“好好”，时尚习惯消解了区域个性，传媒及其承载物使语言丧失了文化标志的地位。行为是个性的外露，然而，现代传媒通过直接灌输、劝诱、现身说法、引起讨论等等手段，不断以“成功”的名义展开宣传，打造出“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个人行为规范及生活方式的标准模式。从卡内基成才丛书，到减肥录像，直至恋爱指南，在传媒的影响下，公众会逐渐形成大体相近的消费口味和趋向一致的行为方式。在艺术上，大众传媒带来了文化机制的转变，艺术创造也成为标准化的、大批量的生产复制。本雅明告诫我们注意文化工业下复制对艺术固有性质的改变，它破坏了培育崇拜的社会基础，使得艺术的“展览价值”全面抑制了“膜拜价制”，文化已经不仅是那些可以凝神观照的艺术、宗教等，而成为人们全部的生活方式。当媒介文化产品与其它产品一样进人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时，文化生产者就必须在考虑文化产品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同时，兼顾文化产品的商品价值。当商品化原则与利润目标从物质生产领域蔓延到精神生产领域，乃至个人的精神生活时，在市场权力不断增强的现实语境下，商品性对精神性、超越性的吞食就会使得当代文化渐渐失去在非物质域地跋涉的自觉与勇气:影视剧开播前要疯狂炒作，文稿要标着天价拍卖来引起关注，名著要印成漫画本以满足猎奇欲，“行为艺术”靠哗众取宠大行其道……脱落了精神内核的文化产品在看似繁荣的泡沫中，越来越丧失艺术的个性与深度，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本想以商品化来推动文化发展的善意初衷背道而驰。 再次，大众传媒存在助长放纵欲望、逃避现实心理的倾向。在社会生产力提高、物质财富丰富、闲暇时间如何使用成为社会问题时，大众传媒走进了闲暇时间场，以多彩的娱乐形式丰富着人们的生活，成为快乐的使者，为处在高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制造了理想的梦幻世界，为现代人提供了心灵安泊之所。人们将希望和热情、光荣与梦想编织进这个 栩 栩 如生的人造世界之中，而这个人造世界，又以其逼真性使人们面对的仿佛是一个自在的真实。于是大众传媒含蓄地，有时甚至是赤裸裸地渲泻着人们心中所潜伏的各种无意识冲动，从而使他们将幻想当作现实来体验。当我们目睹电影、电视剧、武侠小说、言情故事中那些有情人历经坎坷而终成眷属，那些孤胆英雄几遭磨难最终化险为夷、功成名就，那些好人终得好报，恶人终受惩罚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走进了一个集体的梦幻之中，一个理想化人生经验的幻景之中，人们共享着传媒制造出来的欢乐。所以，大众传媒为人们提供的就不仅是一种声画的视听快感，而且也是一种心理抚慰。它使在现实中饱尝挫折和伤害的人之心灵从中得到了象征性的满足。这种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于人们的心理压力的释放以及社会的有序化都有着明显的作用。这也正是大众传媒的娱乐消遣特性给文化带来的积极效应的重要体现。 大众传媒制造梦幻的优势固然给人们创造了理想的幻境，用一种虚构的“现实”，调和了人们心理内部“超我”和“本我”之间的矛盾，解决了社会现实中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的对立，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实现本能欲望和社会认同的白日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的心理压力，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心理抚慰，过多的这种梦幻享受，也会助长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当这种梦幻充斥传媒世界时，大众就会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梦境之中，逃避对于现实的介人，逃避为必然性束缚的实践和改造。一旦大众传媒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就会使人们将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幻想之中。媒介所营造的那些理想的幻境为公众提供了一种逃避，逃避现实的行动，也逃避对现实的思考。所以，这样的大众传媒产品提供的.虽然是一种快乐，但这种快乐却常常是以人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理性为代价的。同时，大众传媒的这一快乐原则还会因为无限地夸大人的感性欲望，极力放纵人的肉体生命而无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味，它在给人类带来瞬间快乐的同时，却会导致心灵的麻木与空虚，甚至导致生存意义的虚无和生存根基的沉沦。大众传媒文化以其世俗化倾向为人们所喜爱，在灵与肉、精神与物质、道德与欲望的二元对立中，后者显然占主导地位，于是导致了形而上的迷失，人文精神的消解，人文素质的滑坡，道德理想的沦丧，造成了人性新的异化和变质。 此外，大众传媒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破坏文化多样性的倾向。大众传媒的发展一方面为文化的普及和民主提供了可能和贡献，另一方面也对文化的多样性产生了破坏。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从报纸到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的出现，将一种前所未有的画面在人类面前展开，“所有这些传播工具，打上了完全相同的印记的信息，传人千百万人的脑际，正如工厂铸造相同规格的产品，销售给千百万家庭一样……。”现代传媒不仅对工业文明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之向同一性方向发展。处于地球各个角落、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都在追逐着相同的流行时尚、收听相同的流行歌曲、收看相同的影视节目，崇拜同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流行同一种哲学。就像传统的经济生产残酷地摧残着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信息领域的优势文化以同样的威力破坏着文化的多样性。 从文化生态学来看现代传媒的文化批判问题，可以发现:现代传媒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又推动着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由于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西方文化，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较高，客观上造成“现代化等于西方文化”的单质化趋势，其中现代传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现代传媒技术的运用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潮流同步，这种现象反映在比较浅层的物质文化层面上，同时也更加深层地表现在观念、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的广泛影响上，从抽象绘画到行为艺术，从流行歌曲到古典音乐的通俗演绎，从室内装修到建筑设计，我们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外部世界对本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当代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特别地突现出来。而现代传媒，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提出这样的问题，则是对其进行批判后的建设性反思。 当代大众传媒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又带着与生俱来的反艺术的基本品格。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给我们的悖论。对此，塑造自身的文化品格将是各大众传媒未来发展的主要途径，这既是一种市场策略，也能进一步发展大众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促进大众媒介自身的良性循环。目前许多现代传媒吸引从事学理研究的精英分子的参与，无疑加速了自身的建设，例如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对话”、“女性天地”等栏目以访谈、实录等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吸引了精英文化人的加人，以良好的视听形象适应市场的消费需求，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因此，在分析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时，我们特别应保持清醒的是:大众传媒毕竟是物，它最终是由人来操纵的，其作用、性质如何主要取决于左右它的人的目的和需要，取决于社会对这些目的和需要的制约。所以，实现人的精神塑形，是解决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负面影响的根本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