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工业对大众的影响研究论文

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论文

一、理论视野开阔

《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的主题无疑是讨论大众文化，其所采用的方式是研究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者为什么选择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为研究的主题呢？在作者自己看来原因有二：其一，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对于分析当代中国文化现象有借鉴或应用价值；其二，费斯克又是当代文化研究转向途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研究他的文化理论必定会从纵横两方面牵涉到国外文化研究思潮中的其他人物的文化理论[1（]p392）。在这里作者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置于西方诸多文化思潮的大的背景下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大众文化就显得视野更加开阔。法兰克福学派、新葛兰西主义、文化民粹主义、以及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不时在文中被引述并作出评判解析，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这些文化研究学派的思想，而且使读者更加明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与其他文化研究学派之间的关系。正如作者所说：“本书通过与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的纵向关系的比较，以展现费斯克理论的传承关系和变化特征；通过比较与同时代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之间的横向关系，以展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状况；通过与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理论或群众文化理论的比较，以凸显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与它们的差异；通过与巴赫金、巴尔特、福科、德赛都、布尔迪厄等英国文化研究以外思想家的比较，以发现费斯克与它们的理论源流关系”[2](p47-48)。正是在这种尽量与诸多理论的相互比较的宏大理论背景下，作者解析大众文化的方式并不是简单的定义式，也不是依从一个大众文化的研究学派的理路展开分析，而是在比较中，以理性反思的方式充分解析不同大众文化理论的利弊得失，从而使大众文化的多维层面被揭示出来。如此立论，使《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就不仅仅作为解读费克斯大众文化理论的著作，而是一部反思整个西方文化理论的著作。正如俞吾金教授在此书序中说评价的那样，这部著作“围绕着英国学者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这一轴心，全方位地向我们展示出当代西方大众文化理论研究的绚丽画卷。这幅画卷内涵丰富、主题突出、色彩缤纷、运思巧妙，是近年来很少见到的大众文化理论研究方面的力作”[3](p1)。

二、文本解读深入

仅仅有宏阔的理论视野对于一篇好的作品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问题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背景中，必须要深入所面对的论题。陈立旭教授《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所面对的论题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因此，全书的重点就在于深入解析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作者所采取的解读方式虽然仍然延续着国内通行的文本解读的方式，对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的研究文本展开深入解读，但这种解读又超越了单向度的仅仅停留在文本上的理解，而将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置于整个西方文化研究转向的背景中，并时刻对比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伯明翰学派其他人物对相同问题的看法，同时加以比照、分析、评述。因此，这样的文本解读就不仅仅就文本来谈文本，而是就问题来谈文本，跳出文本谈文本。这样开放的文本解读，使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而且在诸多相关理论的比照下，可以深化对费斯克理论文本的理解。作者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相关文本的深入分析不仅始终是开放式的，而且力趋在整体性上、总体性上把握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观点新颖、创见颇多，而且在文化研究领域对其观点持同情、赞扬、唱和、肯定者有之，对其观点持质疑、批判、非议、否定者亦有之。因此，要想客观公允地解读这样一位争议颇多的思想人物绝非易事。作者面对这样的困难，毅然将诸多争论化解在对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总体性、整体性认识中，以问题为主导线索梳理和剖析费斯克的基本观点和思路。顺着这样的文本解读理路，作者从理解和界定大众和大众文化、财富的流通与意义和快感的流通、大众文本的特征、大众的辨别力和生产力、大众文化的政治潜能等五个方面重新从总体性上勾勒了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基本要点，从而使读者通过这部著作可以拨开诸多迷雾、全面深入地洞悉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精髓。总之，陈立旭教授的《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在西方理论文本的解读方面可以说别开生面，既克服了单向度的就文本谈文本，又克服了不同争论对解读文本的干扰；正是作者坚持的开放式文本解读和总体性、整体性的思想把握使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更加全面鲜活立体地呈现于读者面前。

三、反思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

对于一个西方文化理论的研究者而言，能够透彻全面地解读思想文本似乎已经足够了。但是，对于一个长期面向中国现实的文化问题展开研究工作的学者来说，这还是远远不够的。陈立旭教授长期从事于中国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研究，其时时萦怀的学术兴趣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关系上”[4](p391)，因此，仅仅解读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决不是作者的最终旨趣。正如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所坦言的那样，其展开费斯克研究的用心在于：把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之文化工业/群众文化理论与费斯克为代表的文化研究之大众文化理论接合起来，将之导入中国特殊语境中以观察大众文化现象[5](p393)。简要言之，以资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成果，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正是作者的良苦用心。明了这一点，我们再去阅读这部作品，不由得对作者产生更多的敬意。书中作者不停地解析和评述西方不同的文化研究流派，不断地探究不同思想流派的利弊得失，其最终努力反思的则是这些理论如何才能为面向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提供值得借鉴的理论视角。那么，如何才能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文化研究”呢？在作者看来，需要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其一为单一性引介西方文化研究某一流派，并以此片面的理论资源为圭皋解读中国文化现象；其二为无视中国语境，不经转换而生吞活剥地搬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文化现象，以致牺牲中国地方性事实、造成批判语境的错位。第一种错误倾向在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界主要表现在对法兰克福学派过度依从，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已经相当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面貌。然而这种单一的引介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解析中国文化现象，不仅一定程度上脱离中国现实语境，而且也不能为我们分析中国文化问题提供更全面的理论视角。

在西方的文化研究界，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具有强烈的互补关系，所以，中国的大众文化研究领域在引入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文化工业批判理论的同时，显然还需要进一步引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尤其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只有这样，才可能对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现象有比较全面的分析和理解。陈立旭教授正是从弥补这一理论缺陷出发，积极引入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以期矫正法兰克福学派对中国理论界的单一影响，从而使中国的文化研究界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并对原来的研究思路和叙事思路做出深刻的反思和必要的修正。至于第二种错误倾向即批判语境错位的问题，作者在整部书中不停地展开反思和追问。近代以来，整个中国的理论界就面临着引介西方理论的困境，这种困境集中表现在：这些引自西方的理论或思想如何与中国语境、中国实情、中国的地方性实证经验相结合并贴切入微地分析中国现实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与否关系着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是否真正能在中国落地、生根、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对于这一问题，《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的作者陈立旭教授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反思意识。他一方面认为，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中国本土化的大众文化理论不可能在自外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文明的基础上有所建树，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脱离中国语境、照搬照抄、生吞活剥式地、不经转化地运用西方的某一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也必然是错误的。那么，如何真正切实有效地展开中国大众文化研究呢？作者的理论探索告诉我们，出路只能是：对诸多引介的西方理论展开全面深刻的反思，并立足中国现实进行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总之，《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一书不仅为我们反思如何研究中国文化现象提供了一个契机，也为我们展开面向中国语境的大众文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论文

论文关键词: 大众文化 快感 文化工业

论文摘要: 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以凸显大众的主动性、创造性、抵抗性而著称，强调大众从文化消费中获得的“快感、意义”，并挖掘和研究了大众文化的权力运作机制与文化抵杭过程。但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

一、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思想渊源

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直接利用了两种当代思想文化资源。其一是法国文化理论家德塞都的学说。德塞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强调，被支配的社会集团可以通过采用某些策略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体系中夺取某些局部的利益。他指出，尽管大众文化的消费者不能控制它的生产，但却能控制它的消费。在这种意义上，文化商品不仅是消费者接受的对象，也是接受者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材料。接受者可以在使用过程中颠倒其使用价值和功能，使之部分符合自身的利益。任何大众文化形式在它企图施加控制的同时，都会导致颠覆或抵抗。费斯克利用的又一思想资源是八十年代出现的“快感”理论，它直接受惠于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这种快感理论把快感看作是一种对等级秩序和权威控制进行抵抗的重要资源。但对费斯克快感理论更重要的支持则来自于法国思想家罗兰巴特对身体快感的论述。巴特认为，身体是脱离意识形态的，因为它是自然而非文化的产物，这样它就成了抵抗文化控制的最后一个据点，身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抵御意识形态的有限的空间，属于身体的快感也就成了意识形态的对立物，具有了积极意义。

二、约翰·费斯克大众文化理论的主要内容

费斯克正是在吸收了德塞都、巴赫金和巴特等人的上述思想的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与法兰克福学派针锋相对的大众文化理论。在此之前，关于大众文化最集中、同时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论述来自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阿多诺、霍克海默等人对大众文化采取了一种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大众文化的这种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和控制性，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创造力和想象力，助长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业已式微的“个体意识”和批判精神。

费斯克首先批驳了阿多诺等人关于“大众”的观念。阿多诺等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长期推行的非个性化和齐一化，大众己经变成了一个单质的整体。费斯克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多元的组合。他指出“关于大众化的任何讨论，都必须考虑内部的各种对立力量”，“尽管资本主义的主导意识具有同质化的力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从属群体仍然保有相当多样的社会身份，而这要求生产与这些身份想适应的不同的声音。”如果大众是复杂和多元的，大众文化要在广大的人群中流行，就必须适应复杂和多元的需要，因此它自身也就必然是复杂和多元的。然而，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忽略了大众文化的这种复杂性。 费斯克进一步指出了大众文化这种复杂性是如何生产出来了的，提出了著名的“两种经济”说。他承认大众文化具有商品属性，同时他又指出，这种文化不同于一般商品，他不仅在财经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与之相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之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从财经经济体制的角度来看，大众文化的接受者完全是被动，因为在财经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接受者自身也变成了商品。费斯克指出，大众在这种意义和快感的生产当中创造出一种“大众文化资本”。这种“大众文化资本”包括从属阶级可利用的意义和快感，以表达和促进他们的利益，其表达方式有多种，不过都是处于与主导力量相对抗的位置。在费斯克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德塞都和快感理论的影响。

三、质疑约翰·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理论

首先，菲斯克的“快感”理论宣称快感和意义的生产是从大众文化所提供的资源中进行的。文化工业所批量炮制的流行文化在费斯克看来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利武器。在他看来，商业流行文化从本质上讲即使不是激进的，也是进步的。因为他在人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活力和创造力，因而也从中找到了社会变革的机会和动力。两个薪水不高的女秘书在高级成衣专卖店，将店里的衣服随心所欲的试来试去，在镜子里和对方的眼睛里享受了自己“窃来”的动人形象，随后换了衣服从容而去。依照费斯克的观点的阐释，她们如此这般的共同颠覆了店主和厂家赚钱的本意，打破了商店通过内部摆设诱惑消费者购买的企图。这也是说，没有经济实力去购买实实在在的商品，那么就请消费它的形象和影子。

需要指出的是，快感的获得是以政治经济基础为前提的。费斯克将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权力混为一谈，资本的支配权与普通人在市场上对商品行使的选择权当成一回事，无视商品的选择需要购买力支撑这个基本事实。“买不起”与“选择不买”，二者所获得的快感是根本不可相提并论的。“买不起的人”在费斯克的理论中成了“选择不买的人”，而且这些人仍然能够享受到选择的快乐。当然，没有人能够否认消费给人带来的快感，社会学分析也正是在追究谁还有更大的政治经济基础去从消费中获得更大更多的快感。以费斯克为代表的这类文化研究在刻意强调平民的文化抵抗的积极意义时，忽视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依然普遍存在的政治经济上极端不平等的事实。以轻松惬意和机敏诙谐的符号学分析替代严肃的社会分析，结果肯定是对社会现象的严重误读。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商业文化，必然遵守商业原则，这直接导致了文化创作者的物化。强势的大众传媒主动与文化艺术创作者合谋，甚至是大众传媒引导或左右文化艺术的创作及流向，危及了文化艺术内在的价值规律。文艺创作者在进行文化的生产时，不得不将文化当作普通的商品，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创作。于是，生产代替了创造，摹仿与复制代替了想象与灵感。艺术不再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渴望与困惑，宣泄审美的情趣与冲动，展现自身的生命与活力，而是出于赚钱的需要。文化界的“策划”一词，正是艺术家被异化的表现。策划就是摸清市场需要、消费者心理以及其它市场因素，然后进行文化生产。文化的创作不再考虑创作者的内心渴望和灵感闪现，创作者失去了自由。而且大众文化也很少是个人原创性的东西，往往是集体根据营利的目的摹仿或复制的结果。艺术家的自由创作在大众文化中被彻底否定和摒弃。对艺术的异化：大众文化依托市场规律和商业原则，导致文化艺术沦为赚钱的手段和工具，不再服从于自由的创造本性和审美的精神需求，迎合大众口味，走向平庸和媚俗。于是文化艺术的原有本性、旨趣、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由张扬个性、呼唤自由、批判现实和理想导向转向了千篇一律、呼唤利益和消遣娱乐，从而导致了文化和艺术的异化。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艺术受制于他者，不再是独立存在的纯粹个人的精神领域，不再履行着批判与否定的职责，而是屈从于现实法则以证实自己的社会效用的时候，艺术也就将自己终结了。由于现代生产技术特别是大众传媒技术的日新月异，大众文化产品的批量生产和规模复制不仅具有了必要性，还具有了可能性。而标准化生产则带来了艺术本质的丧失。“像工业产品的零件一样，大众文化的‘原材料’走向文化生产流水线，标准化、模式化的文化生产线先设计出许多固定的标准情节、人物和结构，就像安装机器首先准备一定的标准零件一样，然后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批量生产了。”标准化生产阻断了个体的表现力和想象力，扼杀了创作的自由，艺术丧失个性，将艺术创作堕落为产品制作。法兰克福学派激烈地批判大众文化，认为它是对艺术本质的违逆。艺术是表征主体性的领域，它的本质在于异在性，真正的艺术对现实应具有颠覆的能力。而大众文化则完全消解了艺术的本质，使其由推动人类进步的力量而转为导致人类异化的反动力量。还有，大众文化的娱乐文化身份，在推动文化艺术深入大众生活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文化艺术引向歧途。真正的艺术应该具有深刻的内涵和独特的韵味，追求自由、永恒和意义。然而大众文化的娱乐性质，使大众文化本身充满了刺激、粗糙、感性的因素，丧失了崇高的追求；到处是宣泄个人情绪、沉醉感性生活、放纵阴暗心理，消解了深层次的思考与判断，瞬间取代了永恒，庸俗取代崇高，刺激取代韵味。阿多诺认为，大众文化追求物质享受和精神放纵，是人类思维能力的退化和反抗意识的消解，大众文化无法承担起救赎的使命，它除了制造大量可望不可及的虚幻外，并不给民众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所以说，大众文化消解了传统文化引导人类向上的使命，而转变成异化人性的力量。三、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异化在大众文化的影响下，当代文学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变化。文学生产的明星化、类型化、符号化和时尚化成为当下文学的基本特点。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强势话语，它越来越深入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改变的当代文学的格局，导致其异化。大众文化对当代文学的异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的明星化，造星运动蓬勃发展。大众文化的兴盛依托于文化产业的发展，而文化产业则是建立在明星机制的基础之上，它通过大众文化的平台，为我们源源不断地制造明星。最近出现的“书商”就是主要通过塑造明星的方式来“包装”、发行，从而赚取利润。余秋雨就是一例。他自92年携《文化苦旅》横空出世以来，一路高歌猛进，98年出版《山居笔记》，99年出版《霜冷长河》，余秋雨在五光十色的媒体中频频亮相，虽然因为作品的粗制滥造而招来很多嘘声（评论界普遍认为：余秋雨的散文集一集不如一集，整体水平呈极为明显的滑跌趋势），但这并不妨碍他名声和作品销量的一路攀升。继余秋雨之后，贾平凹、、池莉、虹影陆续成为书商包装的对象。90年代后期随着大众文化的日益完备和它对文学日益深入的渗透，文学生产的明星化也更加成体系：书商选定有潜力的目标，从培育到包装一直到推向市场，形成完备的市场运作模式。韩寒、郭敬明等偶像派作家就是这种造星模式的结果。大众文化的明星化，在迅速给书商带来最大利润的同时，也反映出文学精神的日渐稀薄，从而导致人们对作家形象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文学本身意义的关注。人们纠缠着郭敬明眼睛的颜色和他在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断炒作余秋雨的版权官司和暧昧情史。大众传媒与文化产业合谋打造文化明星的过程，实际上是抽空文学本质和内涵，将文学异化的过程；文学貌似在享受着高度的礼遇，实则被游戏地对待，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其次，创作的类型化，消弭了文学的个性。在大众文化的强势影响下，类型化全方位渗透到文学创作当中。文学创作集中在侦探小说、言情小说和武侠小说等体裁，这些小说类型在结构模式上高度类型化，只要把现成的材料填充在相应的位置就可造出一篇作品。文学创作的各个要素，包括人物、情节、语言以及构思等，各方面都出现了类型化的现象。“小资写作”总是围绕成功人士、优雅别墅、酒吧、咖啡馆、做爱等等。曾经风靡一时的王朔，就认为写作不需要想象力，而要靠套路推动故事的发展，“套路有多少呢？没多少，顶多200个，估计观众忘了，就从头重复。”当前的现实问题小说也有固定的写作模式，主要集中在改革与保守、腐败与反腐、政治与情感的矛盾。张平的《十面埋伏》明显符合侦探小说的叙述方式，《国家干部》在人物设置、情节安排和故事主题等方面，也未能摆脱类型化的弊病。海岩也是如此，他笔下的故事总是充斥以下元素：富有魅力的警官，柔情似水的女性，斗智斗勇的较量，刻骨铭心的爱恋。海岩娴熟地将这些元素调出不同口味，在类型化的文学创作中，轻轻松松地获取大众文化带来的巨大利润。同时，类型化的发达必然导致符号象征意义的蔓延，人们的消费不是为了生存需求，而是为了符号所象征的意义。韩少功就批评“生活符号化”说，别墅、轿车、时装、珠宝所带来的痛苦感或幸福感并不真实，“就其生理而言，一个人哪里需要三套空空的别墅呢？但别墅成为符号，轿车、时装、珠宝等等成为符号，不意味着非洲饥民的粮食也是符号。我们不能说那些骨瘦如柴的黑人没有真实的痛苦，不能说他们只是因为缺少符号就晕过去了，就死掉了。” 大众文化造成的文学符号化，使得文学作品本身的内在意义和人文精神被抽空，文学的所指成为一具空壳，而毫无价值的符号的象征意义却得到极度膨胀。它消弭了文学的个性，使得文学的批判精神日益式微。再次，趣味的鄙俗化，缺乏终极关怀。当代文学中充斥着低俗的作品，发掘本能和刺激，似乎只有冲动和乐趣才是真正的生活。这些作品通过再生产人的欲望和提供替代性的满足，来实现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卫慧便是代表。她宣扬“身体写作”，从“身体”出发扩展至性和欲望，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讲述关于人的本能的故事，人的身体被重新发现，这本是好事，可悲的是它被大众文化收买，成为大众文化赚取利润的工具。卫慧的积极响应，又将这种鄙俗化和市场卖点发展到极致，细致描绘浴室、酒吧、同性恋、酗酒等情节，从而走向歧途。文学内容在鄙俗化的同时，它的本质也逐渐被异化。这里的深层原因是人文精神的缺失。当今中国，在消费主义极为火爆的同时，我们却找不到自己的精神家园。正如林白所说：“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丧失了家园，肉体就是我们的家园。”文学的鄙俗化、明星化和类型化，其中包含的经济利益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创作必然地要朝这方面倾斜。总之，中国片面地强调经济领域的变革，而缺乏文化思想领域的配合，使得消费主义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畸形膨胀。以致物质的富裕掩盖了精神的贫乏，感官的享乐取代了思想的追求，低俗的时尚排挤了高雅的趣味。人们不再追求生命的意义，沦落为消费动物。这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而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则是治愈大众文化弊病的最佳药方。精英文化抵制大众文化的鄙俗性和麻醉性，贵族精神也是大众文化批判的武器。消费性的大众文化与超越性的小众文化（精英文化）相互制约和补充，才能实现人类精神的平衡。而人文知识分子则是建设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的主体，他们应该担负起大众文化批判的社会职责。但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仅没有这么做，反而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盲目为大众文化辩护。这里显示出更深层次的问题，乃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素质的低下。他们缺乏基本的自我意识和批判精神，与其说是知识分子，不如说是知识农民（老知识分子）或者知识市民（新知识分子）。他们目光短浅、麻木不仁，追逐世俗的功名利禄，而缺乏人文素养和更高的精神追求，这是当今中国大众文化畸形发展的重要原因。只有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充分成长、成熟起来，成为自由独立的思想者和批判者的时候，他们才会热情地建设精英文化和批判大众文化。这样的结果便是，大众文化充分发挥其合理的一面，丰富人们的休闲生活，满足人们的合理欲望，而精英文化和贵族精神净化人们的灵魂，提高人们的精神素养，充分发挥导向作用，将整个人类社会引向更高更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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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讨论。南帆认为，“回到文学研究”，这里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文 学研究是什么?人道主义回答是对人的研究，新批评认为是对语言的研究，这些构造本 身即是一种话语，具有意识形态的背景。王晓明说，我们今天所以要来讨论文化/文学 生产机制，恰恰是因为我们觉得在80年代获得的那一套文学观念，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 今天的文学现实；但他同时指出，郜元宝的批评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值得与会者仔 细思考。李陀对80年代他曾认为文学的根本就在于形式的看法进行反思，他说现在看来 ，在当时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看法有许多问题，为什么用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就是为 了打破那种以为“文学是创作主体靠主观建构的”陈旧观念。蔡翔进一步说，作家写作 、作品成为经典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件成品。我们过去只承认主体性，其实也并 不符合当时的情况，比如《重逢》的背后是各种政策和形势参与的过程，80年代的各种 观念支持着作家的写作，像《冈底斯的诱惑》和《棋王》都离不开当时的语境。90年代 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趋于雷同，文学基础发生危机，恐怕也不应该仅从作家的主体性来考 虑问题。上海大学王鸿生的发言则使郜元宝提出的问题更为明晰，他认为，采取文化研 究的机制把思想吸附进去，使个体、心灵，以及审美和乌托邦走下坡路，我们变成自己 的对立面，似乎个人感性、经验走到头了；另一套术语：民族国家、资本、权力等成为 大辞条。他希望有一部“词典”能在两者之间找到一种解释，而不是简单地抛弃或词语 之间的断裂。否则，这样的研究将导致危机，因为我们把文化研究出发点上的东西丢掉了

论析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负面影响；文化批判 文化论析 论文摘要：大众传媒像一把双刃剑，它积极构建了文化，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对大众文化产生一些负面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大众传媒有构筑新的文化屏障和话语霸权倾向，有消解文化艺术的个性与深度倾向，有销蚀大众精神活力倾向和一定程度上破坏文化多样性的倾向。 这是一个被大众传媒包围的时代，无所不在的媒体时时处处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作为走向全球化、信息化的重要标志，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拒绝的强大力量，正在由表及里地变革着我们的社会面容，制衡着文化。现代传媒为当代社会文化的传播作出了不容置疑的贡献:它借助于科技优势大大拓展了文化空间;它改变了文化的机制，造就了文化产业;它带来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创造了知识民主时代，赋予了每个人获得知识的同等权利;它使得社会大众成为精神文化价值观建构的积极参与者，使大众文化得以迅速崛起;其设置议题的功能、其在娱乐消遣方面的优势，使之具有了对社会的协调作用等等。可以说，大众媒介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积极建构着大众文化。 但同时，大众传媒给文化生产并通过文化生产给社会也带来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大众传媒自身的复杂性使之不可避免地在构建大众文化的同时，也在无形地消解着文化。对其进行“吹毛求疵”式的文化批判的根据就在于“哲学的真正社会功能在于它对流行的东西进行批判。……这种批判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它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对之进行文化的审视与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传媒建构文化，协调社会。 大众传媒对文化的负面影响首先表现为存在构筑新的文化屏障和话语霸权倾向。所谓文化屏障，是指大众传媒在促成文化传播的同时，有意无意地阻隔了平等的传播。从这个角度看，大众传媒执行了一个悖论的角色。大众媒介有设置议题的功能，就积极意义而言:受众通过媒介不仅了解社会信息及公众关心的热点等问题，而且根据大众媒介对一个问题或议题的强调，学会应该对它予以怎样的重视。即大众传媒通过新闻等各种信息的选择、解释与评论，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与策略，从而把人们的视线集中到适应当前环境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或事件上，组合社会的各个部分以应付当前事件的活动。大众传媒激励和动员群众投人当前的事件中，将公众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些事件上，形成议论中心，提出对策，抵御有碍社会安定的各种威胁;通过解释与评论防止因报道某些事件和敏感问题造成的过度刺激。大众传媒就是通过对特定时期某个问题或议题的特别强调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左右他们的行为，并以此达到协调社会的目的。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大众传媒却可能在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沟通、传播的同时，又形成诱导受众信息选择的话语霸权，使受众全方位的自由选择权成为一种假相，使有限的选择成为受众的不得已;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把整个世界无遮无拦地呈现在每一个人的面前，以此来表达其民主、平等、自由的品质的同时，又“过滤”事实，让人们的选择在一种居高临下的既定安排中进行，从而又创造了新的不自由和不民主;为大众创造一个由媒体选择和决定的共同的存在，提供单一的公共体验，从而使人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的同时，却又粗暴地践踏了个人的体验和了解意愿，侵占了个人的情感、心灵的隐秘空间。 大众传媒的话语霸权表现为其单向度的传播模式，传媒与受众之间没有像对话那样的交流回应，造成缺乏沟通的无回应的传播，从而使大众传媒成为“为了沟通”的“不沟通的系统”。而这种“无回应话语”的话语权力，最终只能归属于传播一方，体现出在话语输出上传播与回应不平等的关系。在这样的现实中受者的自由是受到了传者限定的，与传者永远不对等的自由。大众传媒的受众只有收看(听)不收看(听)的自由，而没有要求收看(听)和对等地评价收看(听)内容的自由，没有对答回应平等交流对话的自由。受众不再是接受的主体而成了传媒的附属品。媒体可以通过话语霸权控制和把持新闻热点和艺术潮流、时尚。传媒不断发明新的节目及其符号和意义构成方式，而受众只能不断被动地适应这些新的节目和新的意义方式。 对大众传媒话语霸权的适应和习惯会产生麻醉作用，使受众对潮涌的信息产生麻木感，懒于思考，怀疑能力萎缩，趣味趋同，发现和创造的精神遭到销蚀。多元的大众传媒会因为传播和回应的不平等关系构筑起新的文化屏障。这一倾向的警示绝不是危言耸听:现实中肥皂剧、电视小品、电视音乐剧等新花样的出现，已经在不断地塑造观众，塑造他们的消费习性了。 其次，大众传媒存在消解文化艺术个性与深度的倾向。大众传媒技术的发展使文化的市场突破了狭小的地域限制，实现了对全球的覆盖。文化市场的扩大，文化产品丰厚的利润，大大刺激了文化企业家的投资，从而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然而在这个以文化市场为目标，以文化企业为主体的系统中，文化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大批量的复制性生产;其产品不再是强调艺术家个人特色的艺术创造，而仅仅被看作即将进人市场的商品，这些商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品牌叫做大众文化。企业经营模式的介入改变了文化商品生产的最终目的，这个目的不再是满足公众的精神需求，而是营利。“文化产业恶毒地使人体现为类本质”。从这个角度看，大众传媒造就了文化产业的同时也产生了消解文化的个性与深度的倾向。这种倾向在生活和艺术的各个层面已经有所体现。以人的语言、行为和消费品位为例:作为一种符号结构，即使是在一个共同的语言文化圈中，不同的亚文化圈也显示出不同的语言习惯，语言带有明显的文化特征。如对“很好”的说法，北京人习惯说成“特好”、“倍儿好”，东北为“贼好”，湖南、湖北为“蛮好”。而现在全国上下流行说“好好”，时尚习惯消解了区域个性，传媒及其承载物使语言丧失了文化标志的地位。行为是个性的外露，然而，现代传媒通过直接灌输、劝诱、现身说法、引起讨论等等手段，不断以“成功”的名义展开宣传，打造出“理想的”社会行为规范、个人行为规范及生活方式的标准模式。从卡内基成才丛书，到减肥录像，直至恋爱指南，在传媒的影响下，公众会逐渐形成大体相近的消费口味和趋向一致的行为方式。在艺术上，大众传媒带来了文化机制的转变，艺术创造也成为标准化的、大批量的生产复制。本雅明告诫我们注意文化工业下复制对艺术固有性质的改变，它破坏了培育崇拜的社会基础，使得艺术的“展览价值”全面抑制了“膜拜价制”，文化已经不仅是那些可以凝神观照的艺术、宗教等，而成为人们全部的生活方式。当媒介文化产品与其它产品一样进人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时，文化生产者就必须在考虑文化产品应有的社会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同时，兼顾文化产品的商品价值。当商品化原则与利润目标从物质生产领域蔓延到精神生产领域，乃至个人的精神生活时，在市场权力不断增强的现实语境下，商品性对精神性、超越性的吞食就会使得当代文化渐渐失去在非物质域地跋涉的自觉与勇气:影视剧开播前要疯狂炒作，文稿要标着天价拍卖来引起关注，名著要印成漫画本以满足猎奇欲，“行为艺术”靠哗众取宠大行其道……脱落了精神内核的文化产品在看似繁荣的泡沫中，越来越丧失艺术的个性与深度，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这个本想以商品化来推动文化发展的善意初衷背道而驰。 再次，大众传媒存在助长放纵欲望、逃避现实心理的倾向。在社会生产力提高、物质财富丰富、闲暇时间如何使用成为社会问题时，大众传媒走进了闲暇时间场，以多彩的娱乐形式丰富着人们的生活，成为快乐的使者，为处在高节奏、高竞争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制造了理想的梦幻世界，为现代人提供了心灵安泊之所。人们将希望和热情、光荣与梦想编织进这个 栩 栩 如生的人造世界之中，而这个人造世界，又以其逼真性使人们面对的仿佛是一个自在的真实。于是大众传媒含蓄地，有时甚至是赤裸裸地渲泻着人们心中所潜伏的各种无意识冲动，从而使他们将幻想当作现实来体验。当我们目睹电影、电视剧、武侠小说、言情故事中那些有情人历经坎坷而终成眷属，那些孤胆英雄几遭磨难最终化险为夷、功成名就，那些好人终得好报，恶人终受惩罚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走进了一个集体的梦幻之中，一个理想化人生经验的幻景之中，人们共享着传媒制造出来的欢乐。所以，大众传媒为人们提供的就不仅是一种声画的视听快感，而且也是一种心理抚慰。它使在现实中饱尝挫折和伤害的人之心灵从中得到了象征性的满足。这种满足，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紧张和内在焦虑，也强化了个体对社会的认同感和安全感，这对于人们的心理压力的释放以及社会的有序化都有着明显的作用。这也正是大众传媒的娱乐消遣特性给文化带来的积极效应的重要体现。 大众传媒制造梦幻的优势固然给人们创造了理想的幻境，用一种虚构的“现实”，调和了人们心理内部“超我”和“本我”之间的矛盾，解决了社会现实中真善美与假丑恶之间的对立，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实现本能欲望和社会认同的白日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的心理压力，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的心理抚慰，过多的这种梦幻享受，也会助长人们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意识。当这种梦幻充斥传媒世界时，大众就会越来越习惯于将自己封闭在梦境之中，逃避对于现实的介人，逃避为必然性束缚的实践和改造。一旦大众传媒有效地取消了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的现实处境的实际感受，就会使人们将改造世界的实践热情遗弃在那些幻想之中。媒介所营造的那些理想的幻境为公众提供了一种逃避，逃避现实的行动，也逃避对现实的思考。所以，这样的大众传媒产品提供的.虽然是一种快乐，但这种快乐却常常是以人直面现实、批判现实的勇气和理性为代价的。同时，大众传媒的这一快乐原则还会因为无限地夸大人的感性欲望，极力放纵人的肉体生命而无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味，它在给人类带来瞬间快乐的同时，却会导致心灵的麻木与空虚，甚至导致生存意义的虚无和生存根基的沉沦。大众传媒文化以其世俗化倾向为人们所喜爱，在灵与肉、精神与物质、道德与欲望的二元对立中，后者显然占主导地位，于是导致了形而上的迷失，人文精神的消解，人文素质的滑坡，道德理想的沦丧，造成了人性新的异化和变质。 此外，大众传媒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破坏文化多样性的倾向。大众传媒的发展一方面为文化的普及和民主提供了可能和贡献，另一方面也对文化的多样性产生了破坏。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指出:从报纸到广播、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的出现，将一种前所未有的画面在人类面前展开，“所有这些传播工具，打上了完全相同的印记的信息，传人千百万人的脑际，正如工厂铸造相同规格的产品，销售给千百万家庭一样……。”现代传媒不仅对工业文明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而且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之向同一性方向发展。处于地球各个角落、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都在追逐着相同的流行时尚、收听相同的流行歌曲、收看相同的影视节目，崇拜同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流行同一种哲学。就像传统的经济生产残酷地摧残着地球上生物的多样性一样，信息领域的优势文化以同样的威力破坏着文化的多样性。 从文化生态学来看现代传媒的文化批判问题，可以发现:现代传媒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又推动着全球化的现代化进程。由于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西方文化，且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程度较高，客观上造成“现代化等于西方文化”的单质化趋势，其中现代传媒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现代传媒技术的运用使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潮流同步，这种现象反映在比较浅层的物质文化层面上，同时也更加深层地表现在观念、意识形态和艺术风格的广泛影响上，从抽象绘画到行为艺术，从流行歌曲到古典音乐的通俗演绎，从室内装修到建筑设计，我们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外部世界对本土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伴随着传播媒介的发展，当代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的传播，无论其深度还是广度都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特别地突现出来。而现代传媒，作为文化传播的工具，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提出这样的问题，则是对其进行批判后的建设性反思。 当代大众传媒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又带着与生俱来的反艺术的基本品格。这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交给我们的悖论。对此，塑造自身的文化品格将是各大众传媒未来发展的主要途径，这既是一种市场策略，也能进一步发展大众传媒的社会整合功能，促进大众媒介自身的良性循环。目前许多现代传媒吸引从事学理研究的精英分子的参与，无疑加速了自身的建设，例如中央电视台“文化视点”、“对话”、“女性天地”等栏目以访谈、实录等各种形式不同程度地吸引了精英文化人的加人，以良好的视听形象适应市场的消费需求，取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因此，在分析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的负面影响时，我们特别应保持清醒的是:大众传媒毕竟是物，它最终是由人来操纵的，其作用、性质如何主要取决于左右它的人的目的和需要，取决于社会对这些目的和需要的制约。所以，实现人的精神塑形，是解决大众传媒对大众文化负面影响的根本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