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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社会学学年论文 范文 一：社会学专业学年论文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 文化 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 传统文化 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 方法 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 教育 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 渠道 。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 春节 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

众所周知，澳大利亚是个年轻的国家，只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她的 文化 是英国文化的移植和再创造。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澳大利亚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澳大利亚文化认同转型

摘 要：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和多元文化阶段。其每一阶段向另一阶段的转化都有历史和现实等多方面的原因，但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文化认同转型中走向成熟的，其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利用外界发展自身的典范。

关键词：澳大利亚;文化认同;转型

对于澳大利亚文化性格的建立，黄源深老师在其著作中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澳大利亚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土著文化阶段、民族文化阶段以及多元文化阶段。土著文化即在澳洲延续四万年的原住民文化，虽然几近被随英国殖民的西方文明所入侵与扼杀，但仍对后来澳洲文化的发展存有潜移默化的影响。至于民族文化阶段则是从1788年英国进入澳洲的殖民文化开始，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演化，才逐渐发展成可称为“澳大利亚文化”的相对独立性格。就在其移民社会丰富内涵以及开放发展的趋势下，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多元性渐成为其文化社会的重要成份。自70年代起，这种对多元宽容态度的提倡，便成为澳大利亚政府主要的文化政策方向。黄源深认为，澳大利亚的当代文化表现在社会层面上是粗犷豁达、平等实际、物质文明、浪漫无羁。这种民族文化融合了宽容多元的精神，在多元异种文化刺激下而能绽放出丰富的生命力。

18世纪经历圈地运动及工业革命的英国，大量的农村人口为了谋生而集中到城市。然而过度拥挤的人口以及高消费使得谋生并不容易，城市里出现了大批穷苦的劳工及贫民。面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与尖锐摩擦造成的各种社会问题，城市里犯罪率不断上升，英国政府的对应 方法 则是不断加重及扩大刑罚严惩以期吓阻。为了解决监狱人满为患及城市人口过度拥挤的问题，英国政府开始将囚犯流放至美澳等地，且往往将底层民众所犯的轻罪加重判刑以符合流放标准。如此做法一方面可以舒缓城市人口压力及社会问题，二来又可以拓展海外殖民地。

由于在北美爆发脱离英国的独立战争，澳洲成为英国政府继北美之后替代流放罪犯的地方。1788年，英国派出由菲利浦总督(Arthur Phillip)率领的第一舰队载来首批移民抵达澳洲，罪犯及军人构成了澳洲这批最早移民的主要成员，其后在澳洲发现金矿后及移民奖励政策下，自由移民才逐渐成为多数，直到1868年全澳废除流犯政策为止，英国已经在澳洲流放多达168,000名罪犯。在今天，一般便以1788年作为现今澳大利亚联邦创建所能追溯到最早的一年。

这种罪犯流放史的 经验 ，对澳大利亚民族的集体心理可能构成了深层的影响。1788年1月26日，菲利浦总督在悉尼湾(Sydney Cove)举办了简单隆重的典礼，宣告英国新南威尔士殖民地的正式成立，后来更成为澳大利亚联邦的 国庆节 。然而对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民而言， 1788年并不是一个纯然荣耀的一年。1788年是英国正式将势力伸入澳洲建立殖民地，同时也是首批发配澳洲之流犯抵达的一年;它象征的是英国的荣耀，而不是澳大利亚的荣耀。和怀抱梦想前往美国的清教徒相比，这些澳大利亚早期的移民特质也不一样。这些早年来到澳洲的人们并非为寻找新天地而来，而是一群被英国政府及社会所放逐到遥远荒陆的有罪之人和社会底层民众，他们是被迫待在澳洲的一群无奈的英国人。在这个背景下早期移民澳大利亚的群体自然较难积极发展出独立的自我价值及荣耀，他们的荣耀理当来自于大不列颠帝国殖民的延伸，然而却是原本在国内的社会地位、文化、生活水平都较为低落的一群。澳大利亚在过去对母国的心态可以说是景仰却隐含有相形自卑的潜在意识，这使得他们早年似乎不断的在寻求英国的认同，并强调以身为不列颠人的身份为荣。这种自信的失落让他们可能特别意识到并强化在面对非西方文明时的优越感。

此外，在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建立其以白种移民为主社群组织后，便一直想象着一个脆弱的自我。这种想象的来源因素很多，除了前所提及的政经历史发展因素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其孤立偏远的地理位置所致。澳洲的偏远位置、晚起步的发展、相对稀少的人口，都让早年的澳洲白种移民感到不安，担心自己被西方遗弃。这种脆弱性的想象带来不安，使澳洲希望尽可能的以各种方式确认自己居于西方国家，并以身为大英帝国的一员为其归宿。而在外在物质的联系上，早期的澳洲移民时常必须依赖母国的接济，在经济开始发展后，与英国以及日后与美国的贸易，构成了经济上最大的支柱，而其国防在二战前更是依赖英国的保护。在这种脆弱不安感和前所提及的自信相对失落的背景下，澳人便倾向于追求心理上的归属感及外部实质上的依赖，导出澳人比 其它 国家更在意确保自己身为优越西方的一份子，且与强大英美均维持好友。

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便可能在这种心态下成为澳大利亚联邦成立时的基本国策，对于中国和日本等亚太劳工移民的进入，澳大利亚以白人为主的社群在早期显得相当忧虑，澳人因为特别在意自己的西方身分而刻意对亚洲移民加以区隔歧视。如前所述，由于在西方世界内的自信相对不足，澳人在面对非西方文化时因而特别易于产生优越感，藉由歧视他们来获取自信失落的慰藉。虽然身处亚太，但澳大利亚过去在论述上认为亚洲是“另一个世界”，然而由于他们实际在地理位置上又和“另一个世界”较为接近，加以前述脆弱性的想象，使得他们对于“亚洲黄种人”可能带来的威胁特别敏感。让澳大利亚早期在亚洲特别感到威胁的国家有二，一为甫成为新兴强国的黄种日本，二为拥有庞大人口且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最能代表“东方”的中国。一直到二次大战后，在澳洲开始转向多元开放的五零年代以前，澳人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是从纯粹西方国家的角度来想象自己，并透过英美来认识世界。

澳大利亚对母国英国从崇拜并安于其传统关系，到产生不满与 反思 ，在历史上有一次重大事件可作为转折点。澳大利亚早年在外交上仅关注于与母国的联系，对外并未有太多独立发展的外交政策，在外交制度上甚至由英国来代表澳大利亚。二次大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本南侵瓦解大英帝国在东南亚的防线已经兵临澳洲本土之际，英国首相丘吉尔否决了澳洲朝野的求援请求，还准备将澳洲在中东战场的精锐第七师军团调往缅甸支持。在危急时刻澳洲国会通过召回澳洲第七师的决议，出身工党的科廷(John Curtin)并在激辩中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宣告澳大利亚认为太平洋战争对澳洲而言是一场主要的战争，澳大利亚应该要有自立的能力，并且在外交上将转而关注与美国的合作。太平洋战争确实引起了澳洲对自我身份的反思，澳大利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位于亚太的国家，而日本兵临城下与英国轻视帝国边陲战场的态度，强烈刺激了澳大利亚要保卫“自己”的这种想法，促成澳大利亚有别于大英帝国的自我独立意识。

二战后澳大利亚转向追随美国，然而这种追随已经和过去从属英国的关系不一样，澳大利亚和美国在历史记忆中的政治位阶同属独立后的英国殖民地，美国像是澳大利亚的一个优秀的兄长。在这个时期，澳大利亚在政治上的主体性已渐崭露。二次大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国际社会，和欧美各国有了实质性的政治交流和平等地位。在冷战格局下，澳大利亚追随着美国以两大阵营对峙的观点来认识世界。1972年，工党领袖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成为澳洲，取代了战后长期执政有着亲英美传统的自由党，采取了反战等非亲美策略，开启了新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上崭新的一页，同时白澳政策也在此时正式被废除。

不久之后，发生全澳震撼的政治事件，1975年工党的经济政策失误导致政治陷入僵局，惠特拉姆向时任总督一职的克尔(John Kerr)请求参议院改选，而寇尔竟宣布以总督职权解除民选惠特拉姆的职务。这个事件确实激起澳洲民众再次对自我走出英国关系的省思。且在此之前英国加入欧盟的这件事，其实已经对澳大利亚传统亲英的人士造成相当大的打击。70年代，先是美国反传统的浪潮影响到澳大利亚新兴社会风气，且各国移民的大量加入，使得多元民族的现实打破了文化一元的情况，澳大利亚政府在80年代宣布采取“多元文化”作为正式的政策方向。

澳大利亚所呈现的文化多元性似乎与美国不同，其既想要改变过去依附推崇英国文化作为唯一主流的立场，然而在自我价值相对薄弱下并没有很强的主体文化基础。由于他们不似美国拥有“美国精神”般的也有某种澳大利亚精神，或说澳大利亚精神是在后来才逐渐形成并以开放、多元和自然为期待，因此他们的文化主体性质可能更易接受各种外来的刺激影响。美国文化的多元性是将各种文化吸纳进美国这个主体，然而澳大利亚的文化主体则由于没有强烈的基本元素，而使得各种外来文化更容易生存且可能直接形塑文化构成，宽松开放的文化主体使澳大利亚能去追求展现出一种“世界性”特质的理想。

这种澳大利亚对自己拥有“世界性”期待的理想，除了表现在尊重国内的多元文化共生外，还展现在澳洲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澳洲自二战后便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对事务的意见上，努力表现超然中立，从一种以世界为考虑的高度上去思考。在这种世界性的展现中，澳人可以找到了心理上属于自己的价值与荣耀。且由于站在这种高度去思考，而使澳大利亚能对以往极依赖的“西方”世界有所批判，例如在环保、军事等议题上皆曾与传统西方国家对立，而人权议题更在白澳政策废除后成为外交主题之一。澳大利亚对追求世界性的开展和对澳洲自我定位的省思是相关联的，澳大利亚在走出英国、反省一昧追随美国以及放弃极力确保自己为西方欧洲国家的进程中，开始逐步整理自己的身份定位。这时，澳大利亚的地理偏远位置反而能有利于在国际发声时显得超然中立，而国内多元民族文化的提倡以及原民传统则留下的自然思维等，皆有利于其对世界性追求的开展。

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并不是说她的亲英美传统消失了，事实上无论是亲英美策略或者以国家战略利益考虑的态度一直都存在。而在社会上的各种文化元素中，根源英美的文化生活方式仍然是最强势的主流。英语能说得好，可说是在当地生活获得尊重的必要条件。白澳政策虽然已经废除，但部分澳洲白人仍有这种排斥亚裔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想法，白人作为主流优越的印象也仍存在一些澳洲民众的心中。1998年由激进种族主义者汉森(Pauline Hanson)所创立的一族党(One Nation Party)，主张排斥非白人移民，尤其针对影响日益增加的亚裔文化，该党竟在当年的选举获得89席中的11席国会席次。虽然一族党后来遭到不分族群许多民众的多次抗议并衰微解散，但可知种族主义思维仍然存在于澳洲，并可获得一些支持。

年轻的澳大利亚是在多次的文化认同转型中走向成熟的，原因就在于澳大利亚是一个善于利用、借鉴他国的国家。这种拥有多元性、开放性、世界性的自我期待，使澳大利亚社会逐渐走向开放和多元化，正在面向世界、融入世界。

(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

参考文献：

[1] Dalrymple Rawdon. Continental Draft: Australia’s Search for a Reagional Identity. Burlington, Vt. : Ashgate. 2003.

[2] Lachlan Strahan. Australia's China : Changing Perceptions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90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

[3] 黄源深. 澳大利亚文学史〔M〕. 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 出版社，1997.

[4] 黄源深：从孤独中走向世界―澳大利亚文化简论[M]，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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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

摘要：澳大利亚一直以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而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确保了多民族文化的平等和谐发展，不仅丰富了国家的教育资源，而且使得社会得以全面的发展。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教育独具特色，这不仅反映在国家政策提供的有利保障，而且在具体的实施方法、策略、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关键词：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教育

一、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形成与发展

澳大利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移民的情况决定了社会的性质。其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浪潮：澳大利亚第一次移民潮是土著人，他们大约在6万年前到达澳洲。他们代表着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遗产，对现代澳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第二次移民浪潮从1788第一船队登陆植物湾起到1945年，主要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移民。1847年，90%的澳洲人口是英国人，其它来自欧洲.只有不到l%来自亚洲。第三次移民潮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接收了来自许多非欧洲国家与地区的新移民。这些新移民以他们不同的方式影响和改变着澳大利亚的社会状况，尤其是近些来自印度支那的难民潮也更深地影响着澳大利亚社会特性。移民，澳大利亚这一主要的社会元素，给澳大利亚社会打上了多元文化的印记。

与此同时，移民结构的改变也决定了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发展演变。同时，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也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同化阶段(190l一20世纪60年代中期)，1901年制定的这个移民限制法将移民的范畴仅仅局限在英国和爱尔兰，所有在澳洲定居下来的移民都应接受澳洲主流文化的同化，以便尽快融入澳大利亚社会。第二个阶段为融合阶段，即20世纪60年代至1972年，出于改善国际形象的迫切要求和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同化政策开始改变。1966年政府开始改革移民法，并对非欧洲移民的限制进行了修改，允许“杰出”非欧洲移民澳大利亚，也对“白澳”政策进行了抑制。随着1972年惠特拉姆政府正式终止这个限制性的政策，并提出了尊重移民地位的主张。他指出解决移民政策就是多元文化主义。第三阶段是自1972起多元文化的实行。1973年，“多元文化”被政府正式提出，各个少数民族积极回应，纷纷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以便在主体文化中能够提倡或体现他们的传统与语言。

自1979年起，澳大利亚成立了多元文化事务学院.旨在进一步提高人们对多元文化的认识，加强澳洲社会的凝聚力，促进民族之间的理解与宽容。之后到1989年，多元文化事务顾问委员会在广泛咨询和接受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队国家议程》，并且确定了多元文化的三个方面，即文化认同、社会公正以及经济效益。随着这一议程的提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逐渐趋于完善，最终被确立为澳大利亚处理民族文化多样性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对移民政策进行了新的调整，并且明确要坚持多元化的原则。1996年，霍华德向众议院提出了新的移民法案，重申文化多样性原则和无歧视的民族政策，议会一致通过。1999年，澳大利亚国民多远文化咨询委员会在名为《新世纪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趋向包容性》的 报告 中阐明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方针原则和今后的发展方向。2000年，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了多元化澳大利亚文员会，对多元文化进行监督和管理。2003年，澳政府再次颁布《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多元一体》，重申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举措。

二、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的形成和发展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政策市随着多元文化政策的产生而产生，但是它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以前，澳大利亚一直奉行“白澳政策”，拒绝非欧洲地区的移民。当时澳大利亚的教育模式主要是借鉴英国的，实行同化教育，而且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也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非欧洲移民接受到的教育是非常有限的。政府对移民学生采取“被动的通话教育”政策，政府认为移民学生自己必须主动去适应学习环境、语言和学习习惯，学校没有义务和责任做出任何改变，政府只允许学校使用英语进行授课，限制其他语言在课堂中的使用。

然而，变革不是在一瞬间完成的，它并没有得到现实的尊重。到了8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所有的州几乎都接受了多元文化政策。可以说，在澳大利亚，没有哪个学校没有受到多元文化政策的影响。教学资源的编制也反映了教育部门的政策。虽然各州的政策努力使教师融入到多元文化的政策中来，但是，真实的落实，尤其是没有较多移民学生的学校里，这些政策的落实都只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澳大利亚整个课程体系的实施都是各行其道，没有一个系统的标准，这就导致了1984年国家多元文化教育咨询文员会的建立。1973年.政府组建了多个移民教育调查委员会，并在各州学校成立组织委员会，并细致地调查了移民 儿童 的教育问题。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掀起了一股多元文化教育浪潮。到80年代，澳大利亚各州已完全接受了多元文化教育政策。从80年代初期开始，联邦政府以及各州开始制定各种形式和层次的多元文化教育实施方法。1987年中期，联邦政府又制定出了国家语言政策，提出“非英语教学语言”。这就肯定了英语之外的其他语言的价值，并提供资金在中小学、成人教育机构中进行英语为第二语言和非英语语言的教学研究。1989年出台的《关于多元文化的澳大利亚议程》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实施纲领。该议程的实施，使得来自不同家庭、语言和文化背景的学生的经历和传统得到充分的尊重，致力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并且承认所有学生对学校、社区及社会所作的贡献。另外，联邦政府还制定了发展和提高土著居民教育的政策，以增加土著居民的教育、就业的机会。从此，澳大利亚由多民族、多种族人口形成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事业开始得到全面发展。

三、 多元文化教育政策的具体体现

(一)政府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资金支持

澳大利亚政府非常重视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并成立组织了相关部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以及多元文化课程。国家设立多元文化教育委员会，各个州成立多元文化教育的政府顾问委员会或相应的管理机构，为多元文化教育提供足够的资金保障。不仅如此，澳大利益对土著居民的教育问题也日益重视，各州政府不但拨资金以提高土著学生入学率和教育质量，还在进行教育拨款时向土著学生较多的地区和州倾斜。

(二)构成了一套多元化的课程体系

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采取多元文化政策，为多元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联邦政府和各州都高度重视并支持多元文化课程的开发，并且成立相关的部门负责多元文化教育和多元文化课程。澳大利亚多元文化课程反映在课程文化背景、课程目的、课程设置以及课程管理实施中。课程的设立可根据不同学生的特点和已有的知识水平，充分做到以学生为中心，以满足学生的兴趣和要求。澳大利亚强调国家执行多元文化主义，而国家统一推动多元文化课程是其多远文化教育的一个新特点。澳大利亚在全国范围内把普通教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所有人都必须重点学习的共同基础课程，其内容包括社会认为一切成员都应具备的知识观念、本领和价值观，具有规定性。另一部分是选修课程，是一套可以根据学生愿望、兴趣、才能以及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需要来确定的内容，由各州、各校自行选择。在课程管理方面，澳大利亚中小学实行分权、民主化的管理模式。联邦政府不直接管理全国中小学的课程.只对各州中小学课程发展给予指导和资助。学校也为教师提供课程发展的空间，允许教师自主开发多元文化课程。

(三)保护和发展本国语言的多元化特点

澳大利亚政府为了保护本国语言的多元化特色，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1997年澳大利亚颁布了《语言问题国家政策》，这是澳大利亚第一部明确的官方语言政策。该政策规定了英语为澳大利亚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并一直坚持以下四条澳大利亚语言规划的基本原则：(1)确保英语的支配地位;(2)保护其他语言的稳定发展;(3)提供英语外其他语言的服务工作;(4)提供学习第一语言的机会。同时注重土著语言的保护和研究。

(四)注重多元文化师资的培养

学生背景的多元化给教师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这就使得教师必须学习如何满足多民族学生的需要，必须设计、安排出可行的课堂管理制度，必须设计有文化交融的课程进行教学。政府还在高等教育院校设置教师培训专业项目，主要为从事多元文化教学的各级各类学校培养教师，要求教师必须具有使用多元文化教学的知识和技能，使用批判性的教育方法和成熟的语言教学。此外，政府还招聘和培训土著教职员工，以最大限度的满足土著学生的需要，同时要求所有任课教师掌握土著居民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政府为加强土著教师队伍建设，还制定了一系列的 措施 对土著居民教育的教师给予种种优惠等。

四、 澳大利亚多远文化教育对我国民族教育的启示

我国作为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经济发展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的冲突与和谐，面临着处理教育一体化与多元化之间协调的问题。我国一直在不断努力探索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途径与模式，经过建国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已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如何切实提高教育的质量还是我们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澳大利亚宽容、开放、民主的多元化教育模式为我国民族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借鉴价值。

(一) 必须确立民族教育的多元化教育理念

我国的民族教育与澳洲多元文化教育在发生的背景、实施的内容和方法、目标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虽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有各个级别的民族学校，甚至有民族学院和民族高等院校，但到目前并没有形成完整而科学的民族教育体系。长期以来，民族教育作为普通教育的一个补充部分，民族性没有得到体现;也没有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教学论;双语教育也是停留在摸索阶段.并没有一套体系遵循;课程设置上忽视民族 传统文化 建设，民族学校与内地同科目，开展“应试”与“升学”教育。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要坚持开放、民主、宽容的态度，认识到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确立多元文化理念。充分体现我国社会的多元文化性，这样才能使教育的发展既有国家的一体性又彰显民族文化的多元化。

(二)教育政策要向民族教育倾斜

澳大利亚制定为多元化教育的实施和执行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法令、法规等，从而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和顺利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保证和政策上的依据。此外，这些法规法律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每项法律法规的制定都有相应的人员、财务和组织机构做保障。我国在制定公共教育政策时，要按照民族地区教育优先发展的思路。在政策制定、实施、资金保障层面要确保我国民族教育多元化发展，建立民族地区教育补偿机制，加快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均衡发展。我们要将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理论、具体措施与我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促进其本土化转化。

(三)为培养多元文化师资力量提供必要条件

师资力量的提高和完善是多元文化教育得以顺利开展的必备条件。我国师资培养课程体系基本上全国趋同，很少有涉及对教师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的训练。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要改善现有的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师培养的课程设置.更新多元文化教师的教育观念，将培养具有多元文化教育知能纳人多元文化背景中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其次，少数民族可以聘请民间的一些艺人、长者、学者担任民族学校的客座教师，不定期和教师进行座谈交流，帮助教师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历史、风俗习惯等的理解，进一步提高民族地区教师的业务水平。与此同时，学校和教育部门要定期定向拨款资助教师培训，同时注重对教师多元文化知识和跨文化教学能力的专业训练，能够使教师顺利应对跨文化的教育教学情境，辨别学生不同文化的行为模式，使用学生熟悉的教学法，更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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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既是人类 社会实践 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洲文化方面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欧洲文化方面论文篇1 浅谈欧洲城市文化特色与城市旅游发展 在欧洲城市的闹市区漫步，犹如进入中世纪城市之中。古老的闹市区保存着大量联片的年代久远的古建筑物，城市昔日的繁荣历历在目。古老的闹市中心是人们购物和消遣的场所，每天从城市边缘及外围，有大量人口涌入闹市中心区购物和消费。随着旅游旺季的到来，特色鲜明的城市总是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源源不断地涌入参观，为城市带来滚滚财源。在今日我国城市发展中，欧洲城市古建筑群及特色保护的 经验 很值得借鉴。 1 欧洲城市古建筑群与旅游业发展 在欧洲城市，给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城市现代化的高层建筑，而是城市中心地区年代久远的古建筑群，这些古建筑群形成欧洲城市特有的景观。欧洲城市的历史一般起源于工业革命前后，许多历史名城则可上溯到中古时期，乃至古罗马帝国晚期。在这些城市，中古时期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物及古典文化被大量完整地保存下来，在闹市区形成大面积的古典建筑群，给人完整的中古世纪城市的感观，形成了各城市固有的特色。 进入21世纪后，欧洲城市闹市区依然完整地保留着数百年前的城市风貌。在城市中心的广场附近，中世纪的圆顶罗马式教堂或尖顶哥特式教堂象征着古老的庄严;教堂内部以 雕刻 、绘画装饰得富丽堂皇;教堂四周则是装饰华丽的喷泉及古老雕塑等。通往商业中心狭长的步行街道上仍保留着中古时期原状，路面不规则的石块经历了数百年沧桑，留下深深印痕;街道两旁则是古老建筑物的长廊，与周边地区的古建筑物一起形成闹市区的古建筑群。在这里，古老的商店、酒吧、旅馆、餐馆、戏院、影剧院等鳞次栉比，窗明几净，形成各城市鲜明的特色与古老的文化。 欧洲国家在整个旅游策划上，让具有大量古建筑群的城市旅游扮演了主要角色。旅游旺季时，来自世界各地旅客涌入城市，尤其是在古建筑群保存完好的城市，更是挤得水泄不通。这些城市大量的人口受雇于旅游业，城市从旅游业发展中获得了大量的收入，旅游服务业成为城市乃至国家重要的收入。 瑞士的城市旅游可视为欧洲国家的典型。瑞士是欧洲最为富裕的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排列世界的前列。银行业、钟表业和旅游业是瑞士经济的三大经济支柱。进入21世纪之后，瑞士旅游业收入超过银行业、钟表业，成为瑞士最重要的经济发展门类。尽管瑞士拥有美丽的湖光山色，而到过瑞士的人则发现，瑞士最为重要的旅游资源仍是城市古建筑群，城市旅游的吸引力甚至超过对自然景观的旅游。 与欧洲 其它 国家相比，瑞士城市的中古时期建筑物保存得更好，在城市旅游中起到重要作用。这是因为20世纪，欧洲国家经历了两次大的战争，城市大量的古建筑被摧毁，从战争废墟中重建的闹市区建筑缺少古典建筑的原滋原味，而现代化风格则十分突出。瑞士的中立国政策使20世纪瑞士避免了多次战争，各城市的古建筑群得以大量保存下来。城市古典建筑群与美丽的湖光山色相协调，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大量游客，包括欧陆的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居民也为瑞士的中世纪的城市美景所吸引，每年有大量的旅客涌入瑞士参观和度假。 2 城市古建筑：重要的文化与经济遗产 城市中年代久远的古建筑群，既是城市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也是十分重要的经济遗产。古老的建筑群是城市文明的“根”，它代表着城市古老的文化沉淀和各城市特色，象征一个城市昔日历史的辉煌。城市古老的建筑群展示城市文化特色，代表着各城市古典文明，以“邮箱经济”形式带来了滚滚的财源，极大地推动了城市乃至国家的发展。 进入20世纪之后，世界各地大量的传统建筑消失，古典建筑物也随之大量消失，割断城市的文化文脉，城市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特色。20世纪上半叶，两次大战期间欧陆地区大量古建筑毁于炮火，许多重要的古建筑群被夷为平地。二战后，针对传统建筑物集中地区的衰败及其蔓延，欧洲城市当局进行了一定规模的城市重建与更新。战争及战后的重建工作使大量年代久远的传统建筑物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现代化的高层建筑，这一现象在战争重创的德国尤为突出。战后欧洲城市文化的“根”随之大量消失，保留下来的古典建筑就显得十分珍贵。 古典建筑展示出厚重的文化沉淀，告诉城市过去的历史，使人浮想联翩。素有中世纪城市之称的伯尔尼，可视作欧洲城市古典建筑群的一个缩影。伯尔尼老城区位于火车站附近，保存着大量的中古世纪的建筑。这些建筑物向东边扩散，狭长街道两旁长长的商店走廊依然保留中古时期的原貌，构成了伯尔尼的主要商业闹市区。闹市区的外围则是一些几个世纪前遗留下的古色古香的私人住宅群。在伯尔尼街道上漫步，仿佛进入中世纪的城市中，感受到古老的城市文明。即使是在大学校园参观，年代久远的建筑也仿佛一件件古老的艺术馆陈列品。 古老 建筑群不仅是重要的 文化遗产，而且是极其重要的 经济遗产。欧洲城市普遍把这些古老建筑群当作极其重要的经济遗产，进行旅游经济的策划。各城市以各种形式大力宣传其古典建筑群，特别对那些代表该城市过去的辉煌及重大事件的建筑进行重点宣传。各地都建立了自己的旅游网，极尽全力地向世界各地介绍各城市古典建筑及其历史事件。这些 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每年都有大量的游客来自世界各地，他们 进入欧洲各城市参观与消费。城市古老的建筑群带来了巨大的收入，反过来又长期推动着城市 社会经济的 发展。 3 城市传统建筑的保护与文化再塑 欧洲国家都对古建筑进行精心的保护，确保 传统文化 的再塑。地方政府都制定了城市古建筑保护的相关法律，并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维护与维修 措施 。在城市长期发展进程中，政府合理地规划城市新发展地区，历任官员认真执行城市规划，使城市建设与古建筑群的保护达到有机的统一，城市闹市区古建筑群由此而得以长期保存。此外，较高社会文明程度确保有关保护法规得到市民自觉遵守，古建筑与传统文化保护蔚然成风。 欧洲国家古典建筑长期保存下来，与严格保护措施密切相关。各国都有古典建筑保护的严格法规，地方当局也制定相应的措施。不经地方有关部门同意，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对古建筑物进行拆迁。不仅如此，城市现代建筑物拆除的手续也同样是十分麻烦，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审批同意，任何人都不能拆除，即使是私人住宅，也得严格遵守这一规定。在北美城市的更新过程中，地方政府借口城市衰败而将传统建筑大量夷为平地，从而使殖民地时代建筑大量消失，欧洲的规定避免了开发商借拆除破旧的现代建筑之名而撤除传统建筑和古典建筑物的可能，对古建筑群起到强有力的保护作用。 欧洲各城市对古建筑设施的维修也有严格的规定。维修总的原则是修旧如旧，这一原则使城市闹市区数百年以前的街道保存完好如初;但在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一原则又极大地增加维修的困难与费用。闹市区供电、供水、排污设施的铺设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些设施的铺设过程却不能破坏道路原有的景观。闹市区街道的路面多为数百年前打造的石块铺成，在管道设施铺设过程中，工人小心翼翼地将石块取出，然后将管道埋入路面之下，再回填土，最后将石块按原样铺在路面上。因此，在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古世纪的街道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 政府对房屋的维修 管理也十分严格。在维修过程中，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任何人无权改变房屋的外观，私人住房也不能例外。在维修过程中，大到房屋的外观结构，小到房屋的门、窗、瓦的颜色等，都必然保持原样。正因为如此，欧洲国家城市闹市区数以百年前的古建筑群的原始风貌得以世代相传，从而避免了全球文化趋同对城市传统文化的冲击。 不仅如此，政府还在财力上给予实质性的支持。政府拨出大量的专款用于闹市区古建筑物的保护。政府资助对象不仅包括教堂、博物馆等公共建筑，而且还包括年代久远的私人住宅。许多私人住宅已有上百年甚至数百年的历史，不少建筑物已经破败，维修成本极其高昂，要让房屋所有者长年累月地对维修单独付费，实在是得不偿失，他们宁愿放弃破旧建筑而购买新的住宅。无疑，这些私人住宅是城市古建筑的一部分，也是古色古香的闹市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放弃，城市中心区古典建筑也会随之而大面积消失，结果闹市区的传统文化特色与旅游资源就会大量消失，这种现象在古老的亚洲城市普遍存在。 所以，欧洲国家在城市古典建筑的保护中，政府十分重视资助私人对旧住宅的保护。政府认为这些私人住宅是一个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保护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有关部门定期对这些代表着地方过去文明的私人住宅进行检查，敦促房主进行维修，并通过维修费用评估而给予一定比例的维修补贴。在瑞士的伯尔尼，在闹市区私人古建筑进行维修时，政府给予总维修费用的20%左右的补助。政府的补贴客观上有利于闹市区私人古老住宅的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城市整个古建筑群的保护。 欧洲城市还对城市的现代建筑布局进行严格的规划，防止其对闹市区古建筑群构成文化视角的冲击。在世界不少地方，闹市区传统建筑与现代建筑混杂在一起，传统建筑集中地长期遭到蚕食，城市特色也因此逐渐消失。欧洲城市普遍将现代化高层建筑规划在城市外围地区，尤其是郊区的新城镇。在欧洲各城市的外围和郊区，现代高层建筑群随处可见，而在古建筑集中的闹市区却难以寻觅。在瑞士的苏黎士、伯尔尼等闹市中心，很难见到现代高层建筑物，而其郊区城镇却出现一个个的高层建筑群。严格的规划使城市古建筑群的保护与现代建筑的兴建得以有机的统一，城市不至于因现代化的建设而失去古老的文化与经济遗产。 古 建筑的居住者的 经济地位对其保护也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房主的经济实力决定房屋保护的好坏，并对其长期的保存与保护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在世界不少地区，富裕的人口大多有选择居住在新建筑物的偏好，而年 代久远的建筑多通过向下淘汰给城市穷人，结果会加速旧建筑的衰败，并导致整个街区衰败，最终也会使整个古典建筑群面临灭顶之灾。二战后这种现象在北美十分普遍，也是亚洲等地古建筑较少保存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欧洲人崇尚古雅，许多富人不愿居住在现代化的公寓楼里，他们更乐意选择那些古色古香的住宅。尽管这些古老的住宅维修费用高昂，他们还是愿意接受。居住于古老建筑内已成了市民的一种身份特征。 因此，市民在保护古典建筑物上表现出很高的自律性。欧洲城市居民具有较高的素质，尤其是古建筑物的业主素质更高，他们谨守规矩，自觉地保护私人建筑的古典风貌。市民在维修自己私家住宅过程中，总是小心翼翼地按原貌施工，维修后的房屋依然保存着原来的风貌。正是这些高素质的市民自觉地恪守其早已形成的规矩，使闹市区古建筑群数百年世代相传，始终保持着原来风貌。 总之，在欧洲各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闹市区古典建筑群作为极其重要的 文化与经济遗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这些古老的建筑群与城市旅游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吸引世界各地大量的游人来此参观、出席会议，光顾博览会或参加训练项目等，为城市带来源源不尽的财源。更为可贵的是，对闹市区古建筑群的保护与传统文化的再塑，欧洲城市政府制定了严格规划措施并给予财力支持。同时，高素质的市民恪守其规矩，自觉地保护传统文化与建筑，从而使得古老城市得到可持续 发展，并保持着永久的魅力。 欧洲文化方面论文篇2 浅析欧洲高校校园文化 【摘要】在不同的国度里，校园文化依据一定的地域性，形成了不同的风格。这种地域性不仅受民族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更受国家性质的制约。 文章 通过分析欧洲高校校园文化的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历程， 总结 出欧洲高校校园文化的特点。为我国为我国的校园文化建设提供批判性吸收借鉴西方校园文化的合理成分，提供有价值的思路。 【关键词】亚文化;校园文化;自由民主 一、校园文化 (一)文化 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既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也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基本途径之一。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特有的现象，并且形成一些相应的概念，亚文化就是之一，亚文化是指文化的核心即价值观念和主流文化相一致，为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的文化，亦称小群体文化。亚文化是整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也有自己的特点。 (二)高校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来源于社会文化，现代大学起源于12世纪的欧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脱离出来，新兴的手工业者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现代意义的城市，城市的建立促进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进而形成了对新的专门知识的需求，于是，一些从事专门知识研究的机构就应运而生。在城市的发展中，兴起了各种手工业行会、商会，在大学在诞生之初只是学生和老师的行业工会，后来慢慢发展成为提供教学和研究条件的高等 教育 机构，从其他行业工会中分化出来，而校园文化也以一种全新的文化特点区别于社会文化。校园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一样，是社会亚文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作为社会文化特殊形态的校园文化，可被划分为校园物质文化、校园行为文化、校园制度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四个层面。不论是何种层面的校园文化，其目的都是对人施加影响，从而实现对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塑造，达到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 二、欧洲校园文化 (一)欧洲校园文化的产生 一方面，第二次社会大分工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区分开来，一些从事专门知识研究的机构应运而生，城市市民按照自己的需求建立了一批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的雏形。另一方面，__会一直是古代文化的承担者和传播者。在教会的努力下，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大主教区学校和教区学校，这些学校，是现代大学的前身。欧洲校园文化就伴随着现代大学的产生而产生。 (二)欧洲校园文化的特点 西方文化在大学校园的目标是：不仅为青年一代就业创造条件，而且要使他们有目的地生活，要塑造人格尽可能和谐发展的公民。因此西方高等学校重视学生自治，发挥学生主体作用;重视课外活动、课外教育;重视情境的熏陶，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1.西方校园文化历史长，发展快。 18世纪欧洲进入工业化时代为欧洲各国的教育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促进了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校园成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结构中举足轻重的部分。与此同时，校园文化应运而生，并逐步发展。 2.价值多元。 自治的氛围和自由的学术环境让各种文化价值都有生存的空间。在西方校园文化中，既有积极的进取精神，又有颓废、堕落的厌世情绪。既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又有道德责任，理想追求。 3.个人自由发展和独立精神。 中世纪大学以来形成的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对现代大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创造自由的氛围、竞争和机会均。西方人的竞争压力从孩童时代就开始了，直到其退休为止。这种竞争在行为取向上，就表现为生活的快节奏，工作的高效率和注重实用性;在时间取向上，表现为不满足现状，注重未来，格外珍惜时间。 4.关注个体，讲究实用。 西方校园文化每个时期的主旋律的变动，无一不与当时西方社会的政治气候和社会变迁密切相连，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在法国，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校园文化的最大特点是趋于实用。大学生摒弃昔日的迷惘、盲从、激进与颓废，秉持自己的观点与见解，安于现状，喜欢无拘无束;他们对国家大事淡然置之，漠不关心，缺乏为国家献身的精神，想得更多的是自己的职业、婚姻和友情，追求的是金钱与实惠;他们倾心于自我发展，认为应当满足自己的愿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能满足自己的利益就行。因此，有人把法国大学生称为“务实的一代”。 三、欧洲校园文化对中国校园文化建设的借鉴原则 校园文化作为特定社会的产物，受社会经济因素和学院教育理念的影响，中国和欧洲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面对绵延几千年的民族传统文化和汹涌而至的外来文化，我们应当适时地做出自己的时代选择，在积极地、批判地吸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的国情为基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校园文化 (一)扬弃的原则。 对于欧洲校园文化，我们要采取扬弃的原则，取彼所长，为我所用。要学习西方校园文化开放、创造、重视学生但是也要看到西方校园文化中的糟粕，比如，欧洲大学正规课时安排比较少，学生时间自由，多是采用自主学习和互助学习的 方法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但是有些老师会因为课时少而忽略上课质量，学生完全靠自学，压力大，剑桥大学每年都有学生不堪重负自杀，一方面是由于激烈的竞争压力，另一方面，也与负面情绪得不到老师的及时疏导有关。 (二)立足于实际的原则。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校园文化的发展应该立足于中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考虑到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比如关于校园民主的问题，通过分析欧洲高校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欧洲高校里的民主氛围，是在其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的，每个国家的情况不一样，不可能一个法子四海显灵，那还有因果律吗?意志一定体现利益吗?如果不是，那么，一个符合及时情况的科学管理机制，比一味的模仿更有效果。总之，通过分析、过滤、借鉴和吸收，使中国校园文化在与西方校园文化的碰撞、交融中形成新观念、新思潮，从而得到健康发展。 (三)主体自主性原则。 中西校园文化在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要有注意保持其民族主体自主性。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主性，决无可能采取他族的文明，而只有为他族所征服。所以，只有恢复中国大学生的自主性，才有吸收外族校园文化的主体资格。没有本位意识，是绝不可与外来文化接触的。我们应该了解世界生活和世界文化的相关性，不闭关自守和自求复古;也应该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独立自尊的民族与文化，不可在与西方文化接触之时，便为西方文化所同化。 参考文献： [1]李玉泉，佟玉兰，吴焕荣. 企业文化 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2]张耀灿.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范式的人学转换[J].思想教育研究，2010，(07) [3]彭未名.中西校园文化及其走向[J].教育与现代化，2002，(02) [4]李越红.中西方校园文化差异浅析[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