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论文题目

文化人类学给人的概念太复杂，让人类文化基础认知完全让西方学者牵着走，论文写作强调的是创新、是深入浅出的思想理论，不是你抄我和我抄你的文字拼接。我有三点基本的认知:一是人类学本身就是研究文化的，人之所以是一种高级动物就是因为有文化，文化是人类的一种高级认知行为，是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一种创新，而动物不可能有超越自然的行为文化，因此，讲人类学就是讲区别于动物的文化学；二是人类文化创新的本源是“耕种”，这种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的行为充分展现了人类对自然高级认知的行为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人类创新结果；三是文化创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界面，不要再用石器时代的工具区分人类，因为纯天然的石头什么样的都有，但基于文化创新的飞机坦克除了人类谁也造不出来。因此，人类文化学就应该是组织文化管理学，它是人类自我超越的创新行为。写这些创新题材的论文才有意义。

简析文学理论中的互文与互文性论文摘要：汉语修辞格“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简单地认作“互文”。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一种字面上的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分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更不是一个概念。 论文关键词：修辞；互文；文学批评；互文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汉语修辞格的“互文”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但已经不太为我们所重视，在现代生活中更缺乏有意识的普遍运用，所以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而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概念“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我国却几乎是被约定俗成地翻译成“互文”。笔者认为，虽然两者在语言科学、思维认知、表达方式等方面可能存在某些联系或暗合之处，但“互文”、“互文性”两个概念应该只是字面上的一种巧合，没有本质的内在联系，：二者属于不同的理论范畴，涵义与运用也大不一样。对莳者，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对后者，我们则要敢于“拿来”，更要善于“拿来”。 一、互文 互文即所谓“互文见义”，是基于文体限制或表达的特别需要，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有关联或存在对应关系，能互相补充、互相渗透或互相限制、互相说明的语言结构单位按一定顺序罗列在一起，以起到言简意深、委婉错杂等特定艺术效果的修辞手法。互文是古诗文中习见的表达方式，在中国文化中，这种表达方式在汉唐以前甚至在语言大发展的春秋时期就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臻于成熟。所以说，互文的传统或传统的互文，都该是有所本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百年前新文化运动兴起、白话文产生发展之后，互文这一表达方式运用渐少，似乎被我们束之高阁，日渐与我们隔膜、生疏，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家包括各类大中小学校语文教师们淡到互文，每每也就是“古代诗词作家在进行诗歌创作时用到的一种修辞手法”，最多也只不过是把互文当作一种已经“死去的艺术”来欣赏，这一现实应引起我们高度警觉。这种认识既割裂了传统，又可能扼杀了互文生存、发展的生机。 实际上，在我们身边，日常生活、影视作品、书面表达诸方面，互文运用是屡见不鲜的，却每每被我们轻易地放过；或被同时体现出来的排比等常见修辞手法所掩盖，不被我们读者、听众所关注，甚至是被作者自己所轻忽。 如我们熟知的“前不巴村，后不着店”、“有功必赏，无过不罚”、“翻来覆去”、“左一道沟，右一道坎”、“风里来，雨里去”、“东一榔头西一棒”、“生儿育女”等等，哪一句不是互文表达，哪一句不是现代汉语? 二、互文性、互文本 “互文性”是西方20世纪后期兴起的一种强调文本间关系的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通常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文本之间发生的“交互”关系。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所谓“互文性”作为后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中(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它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是所谓“互文性革命”——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尝试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其代表人物包括巴赫金、哈罗德·布鲁姆、罗兰-巴特与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等。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着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一)文本，以及巴赫金的对话概念、狂欢理论 我们知道，在布鲁姆“影响的焦虑”理论中，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而巴赫金则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批评乃至文学创作中并不鲜见。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的模仿；艾略特也认为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尤其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问确立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又通过诸多的作者自我指涉，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还因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不能表现出一种否定的互文关系——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特定的此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这个特定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 巴赫金从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研究、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存在的现象考察出发，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巴赫金把这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概念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他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之中，借以由此造就一个杂乱拥挤的互话语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是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某种不确定性。 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或强调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是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以在他的着作中推导出来。 (二)巴特、克里斯蒂娃与“互文性革命” 1973年，巴特几乎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了着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一个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巴特进而又说，文本是意指，是一种意指实践，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过程——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 作为着名的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在其1966年的《语言·对话·小说》一文中开创性地提出了“intertextuality”(互文性)概念。克里斯蒂娃在进行文学批评研究时，注意到进入先后文本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片断、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她认为分析者应该明白，她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她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将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所以结论是互文性自身具有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而对任何文本也都有一个再创造过程。 (三)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甚至欺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它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这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目的思考等等。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等)对其进行定义、描述和使用——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人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理论所强调的对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其惊人之处在于：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性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三、正确认识互文、互文性 首先，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二者之间只是一种偶然的字面雷同，相互间没有内在联系。互文是一种结构技巧，是表达特定意指的特殊手法，其取舍或扬弃的过程甚至结果都是偶然的；而互文性则是文本确立时所受到的可能影响和文本解读过程中必然要受其它文本干扰的规律，在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互文仅仅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一种纯技巧，是中性的；而互文性则是一种批评方法，在上升为理论后又推及到历史认知，抽象为认识论，所以本身就是争议的对象。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后现代主义表现形式之一的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它从对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转移到对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认识以及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已经与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实解释的有效性等客观规律相违背，同时又忽略了具体的时间、空间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实存在、发展的制衡和影响，因而是违反历史科学的，是把客观历史与历史认知、把个体认识与社会认知相割裂、相对立的。 第三，可以肯定，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是不可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关系的——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必然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那种把文学与历史确证为互文性关系的认识，掩盖和遮蔽了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是存在相当程度上的想象性、虚构性的，因而也具有一定的欺性——是以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把历史变成历史故事、变成文学文本、变成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为前提的。换言之，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认识之间的关系。 四、互文的创新与互文性的运用 毛泽东抒发胸怀的《卜算子·咏梅》词，从解构主义考察，应该是翻新陆游同题词作；而即或从结构主义出发去探察，大概作者也可能的确是要借陆游《卜算子·咏梅》这个隐性文本来强化自己这个显性文本的意义、深化其意指的。所以可以说这两个文本间有一定的互文性，也可以说毛泽东《卜算子·咏梅》是翻新陆游旧作进行互文性运用的一个典范。 《文汇报》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厂长你大胆地往前走》，它是典型的“仿拟”，看到这个新闻标题就会让我们联想到耳熟能详的电影《红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这个新闻标题体现出作者对阅读主体的孕育了时代新意的共鸣已经进行了科学的预设、预期，同时它应该是的确能激起读者对往昔文本回顾，堪称“互文性”创作的成功尝试。 所以，互文性结构规律乃至解构手段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对我们进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对我们繁荣文学艺术、进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有借鉴、指导作用，完全可以“拿来”，当然应当“拿来”!而互文运用除节约笔墨之外，还可以更好地表达作者特定的深意隐情，能表现出特定的艺术效果，我们当然也要敢于尝试，要善于运用，要重视对这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

每个国家或民族都有其独特的 文化 魅力，英国也不例外，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辉煌的历史造就了英国特有的岛国文化。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英国文化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英国贵族文化在英国近代小说中的体现

英国贵族文化能够与时俱进地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变化不断创新是其经久不衰、焕发生命活力的真谛。作为英国文化的一部分，英国贵族文化有其自身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特征。在英国受这种贵族文化的影响，社会精英分子，通过努力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和人文修养，跻身更高的社会阶层，有效地激发了英国人民的进步要求，这让整个英国社会充满了进步、活力和正能量;同时，随着近代文化活动的丰富和文化水平的提高英国贵族阶级参与文化的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对整个英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影响。

一、英国贵族概念

英国贵族起源于盎格鲁·萨克逊时代，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从概念上讲英国贵族具有广义贵族和狭义贵族之分。广义贵族讲的是杰出的、优秀的人，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社会精英分子，而狭义贵族讲的是愿意服兵役的人，用现在的话说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或者引申为道德素质、个人品质高尚的人。这只是字面的理解，而事实上，英国贵族文化存在着严格的阶级等级制度，贵族往往指的是军队、政治、经济等领域取得成就的人，依然是以成败论英雄;另外，贵族一部分来自于世袭，另一部分则来自于统治阶级的赏赐，或者在战争中立过功的武士。当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英国贵族的结构也与时俱进地发生了比较深刻的变化。15、16世纪，随着英国资本家的崛起，掌握社会资本的非贵族或者说社会底层人士，逐步上升到贵族阶级，这引起了贵族结构的深刻变革。在国内研究英国贵族的文献资料中，陈晓律先生和钱承旦先生做了比较准确科学的定义，其书《英国文化模式溯源》认为，英国贵族就是一个群体集团，最初使用的词汇是“Nobility”，以后逐渐被“Aristocracy”替代。总的来讲英国贵族是指一个统治阶级，一个社会等级，一批统治者或领导者。

二、英国贵族文化和文学作品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K.科拉克洪在1952年发表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中，分析考察了多种文化定义，然后他们对文化下了一个综合定义：“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式样，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而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记忆功能很好地反应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文化发展模式和特征。而英国贵族文化是一个阶级社会的反映，也是一个促使人民追求向上进步的文化，那么，通过分析英国贵族文化与文学作品的关系，从文学作品中提炼英国贵族文化的内涵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英国贵族文化在近代文学作品中以崭新的形象和角色出现，英国贵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其发展进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

首先，文艺复兴在英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文艺复兴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宗教文化在英国文化历史中的地位，宗教对文化不再有绝对的控制权，起不到文化导向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情况下文学作品对文化发展和传承的影响有了质的飞跃。

其次， 教育 的发展改变了英国贵族的集团属性。知识分子的崛起有效地冲击了英国贵族集团的构成，打破了以宗教为核心的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和管理精英。这一新生知识分子群里与贵族的内在联系，对英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革命性的影响。

再次，英国贵族阶层是整个英国政治、经济、权力的中心，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文学作品形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决定了文化发展方向和文学作品形式。文学作品的创作者从经济、政治、权力各个方面受制于英国贵族，没有独立的发展创作空间。英国贵族涉足文化产业和文学作品的目的与所有的统治者一样，是寄希望服务于政治的。这就导致文学作品往往会反映出对英国贵族的推崇和赞赏，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其社会威望。文学作品是具有传承意义的文化传播媒介，其所涉及的贵族文化和形象能为广大读者所熟知。

最后，文学作品要取得长足发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必须要受到贵族的庇护，以免收到宗教的迫害;另外在经济上同样要得到一定的支持，如果没有贵族的庇护，那么文学作品就很难出版发行，再好的作品也到不了读者的手里。

总之，近代以小说为主的英国文学作品，摆脱了宗教文化的束缚，开始在贵族阶层找到了发展的土壤，也对英国贵族文化的发展和宣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英国近代小说反映出的英国贵族文化特点

(一)英国贵族阶层注重财产积累，着力土地收购

经济基础是保持英国贵族地位的前提，而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土地资产的价值和意义在整个社会资产中占有相当重的分量，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自身价值，更主要的是土地是贵族实现财富积累，榨取更多财富的工具。当时，英国工业发展水平还没有形成规模，不能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贵族只能依靠土地来奠定其经济基础，因此，不断地扩大土地占有规模是贵族阶层的一项基本财富积累手段，这也是贵族家族世袭的原因，当时土地的继承性和贵族的世袭制一脉相承。这可以在英国著名的文学作品《傲慢与偏见》和《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得到很好的验证，找到其贵族文化的影子。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中，彬格莱先生选择了在乡下安家，虽然他是个继承了十万英镑的“富N代”，但是他并没有继续留在原来的家奢侈地生活，而是按照父亲生前的遗愿，在乡下购置土地，这就反映了在当时英国的社会背景下，现金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有了土地才能更好地可持续发展，贵族基业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发扬。而亨利·菲尔丁在他的作品《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中，讲述了魏斯顿先生为了实现土地规模的扩大，最终答应了女儿苏菲亚与一个私生子的婚事。这足以体现出土地资产的重要性。以上两例充分反映了当时英国贵族阶层注重财产积累，并着力收购土地资产的状况。

(二)英国贵族阶层有很强的血统和门第观念

英国贵族非常重视自身血统的高贵，当时社会血统的纯真和门第的高贵，在整个贵族阶层受到很高的重视，甚至说血统和门第高于一切，这种现象至今仍然有所保留。因为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自身的优越感，更有别人的尊重和与众不同的待遇。同样的一个家族仅仅是因为一时财富的大量积累，但由于血统和门第的问题是不受贵族尊重和重视的。英国的贵族往往以家族自称，每个家族又以其姓氏作为标志，因此，追求和寻找与贵族家族的血缘关系在英国当时的社会非常普遍。哈代在他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写到，约翰·德伯得知他是古老的贵族世家德伯氏的后裔时乐得手舞足蹈。他甚至让十七岁的女儿苔丝，去追根溯源到当地一个有钱人家认本家，从而换来经济上的资助以摆脱经济困境。可实际上，这所谓的有钱人只是一个靠放高利贷发家的暴发户，和这古老的英国贵族没有一点关系，正像书中所发的感慨那样：“诺曼的血统，没有维多利亚王朝的财富作辅助，又算得了什么!”这反映出英国当时的平民很希望通过血统来实现身份地位的攀升。穷人如此，贵族更需要血统为他们赢得社会的尊重与虚荣。

(三)英国贵族注重贵族气质的传承和教育

英国贵族的成功并不只是外表表现出来的高贵，他们对自身素质的培养和传承也非常重视。他们深知这对整个家族传承和发展的意义，因此在 对子 女的教育方面会投入很大的力度。他们往往追求贵族的修养和品味，在他们心目中，文学、艺术、哲学、诗歌等是一个贵族必备的素质。这也是贵族在一起讨论的主要话题。在著名作品《傲慢与偏见》中年轻一代的达西则是一个十足的“绅士”;小说《爱玛》中的女主人公爱玛也真实地反映了英国贵族对子女的培养和贵族特征的传承;小说《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之所以收人爱戴和尊重也是因为其自身的贵族特征。

贵族文化是英国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无论是从文化发展的起源、传承还是与时俱进的创新，都在整个英国古老的文化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近代作为英国贵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贵族群体的构成发生比较深刻的变化，贵族文化的传播也借助文学作品得到了很好的宣传和发展，我们再通过这些文学作品，尤其是英国近代小说，能够挖掘到英国贵族阶层注重财产积累，着力土地收购;有很强的血统和门第观念以及注重贵族气质的传承和教育的特征。

浅谈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特征

摘要：当代英国文学是英国历史中具有耀眼光芒的文化明珠，随着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民主运动的兴起，在英国文坛也逐渐形成了多种文学创作风格，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成为了当代英国文学领域的主流创作风格，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本文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特点与表现形式出发，对当代的英国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关键词：当代英国文学 文学创作风格 现实主义文学 发展特点 表现形式

引言

在人类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文学成为了人们记录文化的语言工具，并且随着人类的发展历史进程，逐渐由稚嫩转变为成熟。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记录了不同的时代，代表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当代英国文学也符合这一客观规律，通过文字来记录英国当时社会变迁与欧洲其他国家文化的交流与沟通。由于当代英国政治经济矛盾加深，因此影响了当代文学的走向，许多作品贴近现实，反映出当时的社会背景。随着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民主运动的兴起，在英国文坛也逐渐形成了多种文学创作风格，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成为当代英国文学领域的主流创作风格，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对当时的社会变迁有着真实生动地描写，并且建立起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本文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特点与表现形式出发，对当代的英国文学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

一 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概述

在欧洲文学体系中，英国文学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而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最开始的时候，英国文学只是口头上的叙述，而不是呈现到书面上的。在随着 故事 曲目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发展与完善，最后作家才开始进行创作。英国文学有自己固有的发展规律，并且用坚定不移的信念进入到新的时期。

第一，英国文学最为重要的发展就是来自戏剧的创作，随着当时爱尔兰民族的革命运动，打破了英国文学传统的僵持局面，让英国的戏剧文学得以发展。当时的创作者结合欧洲古典戏剧的因素来进行创作，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例如，萧伯纳的《华伦夫人的职业》，在英国早期的戏剧文学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英国，戏剧发展的高潮是50年代后期，代表作品有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这些文学作品能够用有限的人物对话与情境来体现出当代英国社会的真实生活状况，而搭配英国优秀的演员演出更加能够突出英国戏剧创作的内涵。

第二，英国小说主要展现为战争小说，这是由于英国参与到两次世界大战，并且给人民的创伤是巨大的，因此产生了层出不穷的创伤文学。随着新时期的发展，英国以现实主义文学模式为主，这种现实主义文学具有强有力的语言，可以说是英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里程碑。

第三，英国的诗歌出现也在英国文学中占有不可小觑的地位，尤其在当代的英国诗歌中，以多元化的韵律而著称，并且融合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这一时期的英国诗歌对社会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例如，著名史诗剧《列王》、《荒原》等，都是富有时代特色的文学作品。不只是融入了作者主观的情绪，并且对历史与人生也有深刻的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英国诗人们创造的诗歌也开始变得质朴起来，用简洁的语言表现出人们内心的情感，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可以说，诗歌也是英国文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且继续在当代英国文学中闪光。

二 当代英国文学主要派别分析

1 英国当代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在19世纪产生的英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对整个文坛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而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派别就是宪章派文学，对于英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学派别是为了与宪章运动配合，进而配合英国无产阶级的工人运动，所以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宣传性的精神，一般在工人阶级的集会中创办刊物与创作诗歌 散文 等。一般英国的宪章派的文学作品是为了服务于宪章运动的，所以这时候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并没有较深的内涵，但是这一时期的无产阶级文学依然代表了英国文学中的无产阶级类别走向了当代英国文学创作的高峰。

英国当代的宪章派的代表人物是当时带领英国无产阶级进行宪章派运动的灵魂人物――爱内斯特，他经常去参加一些无产阶级的工人集会，并且大量地发表演讲，他不断表达出无产阶级的工人在资本家压迫下的艰苦生活，去要求政府给无产阶级的工人更多的福利。通过不断融合了在宪章运动中的感悟与 经验 ，爱内斯特把深入群众挖掘出来的文学素材用来创 作文 学作品，并且有了不俗的成绩。例如，著名的诗歌集《未来之歌》，“在未来的日子里，降临了的希望，将不义在公理面前折腰。我们要鼓起来一点勇气，兄弟们!把那个明天变成了今朝!”这部诗歌集也成了当代无产阶级文学体系中重要的作品之一。

2 英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

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最辉煌的成就是当代的现实主义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在当代英国文学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当代欧洲文学中也具有显赫的地位。

(1)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背景

在当代，英国不管是经济发展方面，亦或是政治制度方面，以及人们的文化思维意识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变化。而这种整体上的变化是当代社会思想的核心，也是现代社会价值观念产生的源头，它让英国成为了称霸全世界的工业领袖。

由于当时的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艺术文化领域产生了启蒙思想，并且在英国全国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与传播效果，而这种启蒙思想是来自当时的资本主义的群众运动，是反对当时英国封建制度的主要思想联盟。在19世纪之后，随着当时英国自有资本主义派别的建立，也标志了当时英国启蒙革命运动进入到高潮阶段。而在英国启蒙运动中，英国学者也在启蒙运动中占有着重要的位置，他们宣传的思想对于当代英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有着巨大的作用。当代英国文学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汲取丰厚的养料，并且在变革的背景中去探寻文学创作的灵感，实现了在启蒙主义的巨大影响下的文学跨越。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英国当代社会变革，也就没有当代的英国文学如此难以逾越的地位，并且也不会出现轰动世人的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是当时社会矛盾出现后产生的。这种文学创作派别呼吁要用文学来关注设计现实与群众，并且密切关注人们精神的变化与保护他们。

(2)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分析

从整体上来说，19世纪的英国文学，除了少部分的无产阶级的小说之外，主要的创作潮流就是现实主义小说，并且占有主要的地位，掌控着英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方式。这一时期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风格主要是以描写社会生活为主，并且关注到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现状，从小人物的生活困境来直接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腐朽，这成为了英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

从具体上来说，当代的英国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主要创作潮流分成了三方面的特点：第一，作品细节的真实性，由于这一时期的作品内涵讲求的是真实性，因此需要对细节进行真实地描写与还原，要用具体的文字与思想内涵来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并且用真实的形象与细节的描绘来感染读者，让许多读者在观看之后感觉身临其境。例如，萨克雷创作的《名利场》，是当时著名的讽刺性批判现实主义小说，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将当时社会中群众追求名利、权势、利禄的真实景象还原，批判了这些浮夸的事物是相连相通的。第二，刻画小说形象的典型性，当代英国现实主义小说通常会用典型的描绘方式，对于现实中积累的资料进行整理与概括，揭露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其中，这些本质上有对于英国现实社会的不满，也有对高尚的精神品质的宣扬。可以说，这种典型性的特征是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核心，并且会与自然主义区分开来，使得现实主义的英国文学中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性格，不会显得单一做作，而是真实地记录了生活。第三，对于描写 方法 的客观性，现实主义文学的情节中会自然地表现出文学创作者的真实情感，而不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表现出来，这种客观性能够加深创作者的思维表现力，让故事情节更加深入与富有表现力，可以体会到文学作品之外的内涵。《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著称于世的“威塞克斯系列”中的一部力作，通过第三视角塑造了一个纯洁的女人的生活，表现出了作者对于当时女性处于底层社会现实的态度。

三 当代英国文学的整体特征与表达形式

1 复杂多变的形式

纵观当代英国文学可以发现它具有其他文学不同的特征，有着复杂多变的特点。英国文学在创作形式上与传统的英国文学创作有着巨大的差异。19世纪之后的英国当代文学，在多数作品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区性差距。而同一时期，苏格兰等地区的诗歌文学开始争奇斗艳，让英国文学出现了靓丽的风景线，而这一时期的诗歌文学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并且展现出诗歌的魅力。另外，这一时期的戏剧文学也开始有了很好的发展，语言更加简练精湛。之所以能够受到众多观众的青睐，是由于英国戏剧文学符合当代文学发展的潮流，是当代英国文学不断发展与改革的里程碑意义的标志。并且，当代英国的小说也开始迅速发展，给整个世界文坛带来的撼动远远超过了诗歌与戏剧，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震撼。饱满真实的内容与生动的情节，在文坛中占有重要地位，当代英国小说不但能够符合这一时期的客观要求，还具有多变的内容让读者深爱不已。

2 与当时社会现状相融合

当代的英国文学以现实主义文学为代表，创作风格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并且女性形象与文化在当代英国文学中很好地体现出来，也成为当代英国文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女性文学创作者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以自身的视角来观察到现代社会女性要承担的责任，并且增强了女性的自我觉醒意识，以平等的态度来面对生活与情感。例如，多丽丝?莱辛创作的《金色笔记》《第三、四、五区域间的联姻》等作品都展现出当代英国女性特征，并且借助文学作品来争取到女性的现代社会的主体地位。

结语

可以说，当代英国文学领域有着丰富的作品，并且在当时复杂的背景下形成了众多类型，让当代文学形成了艺术形式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景象。在另一方面，文学与哲学同时结合，让两者得到了相互的促进与进步，进而产生出哲学与文学相融合的创作方式，体现出这一时期的巨大价值。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英国文学的发展我们是可以看到的，尤其是诗歌、小说等文学作品都展现出自身的优势与作用，体现出巨大的文化与社会价值。而在未来的文学发展中，创作者更要展现出文学作品的时代特征与责任，将正确的价值观与社会现实相结合，才能够体现出文学作品的真正涵义，让当代英国文学站立在世界文坛的巅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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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类学用于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 摘; 要：本文以考古材料为基础，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用于史前，无论在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会存在明显的，同时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即是：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材料，对原始人类和原始文化的认识，均是来自或建立于现当代地球上仍然残存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生活和生存之状况，它们与古代、埃及、西亚、印度、印第安人文明、米诺斯文明这些人类文明的“主流”各是一回事，二者不能人为等同；文章还着重分析了中国“图腾”问题，认为图腾在中国古代文化或史前文化中难以证实，值得怀疑，同时指出文化人类学中没有“文化”这一项目或是其先天性重要缺失，故不能据此去判定和推测人类古代文明、文化之“主流”。;关键词：文化人类学;; 史前研究;; 问题和原因;; 科学文化;一方面由于记载有限或残损不全，更由于相当于史前而言，现存古代文献一般都显得非常晚近，而神话传说非史实记录，其中事象多被人们视为古人想象、幻想、虚构之情景（这由中国“古史辩”派的认识及各种相关的工具书与研究对于“神话”的定义可以看出[1]），另一方面现今的学者多相信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考察现当代地球上仍然存在的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所得关于原始文化的结论，相信中国上古及史前时代文化、程度与现在地球上仍然存在的那些原始民族、土著居民是处于同样的发展阶段、状况，所以学者在考察中国古代和史前时代文化时常用、多用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结论、认识和方法去比对、观照。本来，这是一个正常的、有益的现象和方法，但是在当代中国、在学术界，似乎有一种滥用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资料的现象和倾向，文化人类学及有些观念、认识被抬高到了一个不恰当的地位，乃至可能存在被人用于装潢门面或用于摆脱话语困境、研究困境的情形。我们在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宗教、文学、制度、神话等研究领域尤其是有关上古和史前时代考古研究及有关著述中，常常可以看到作者或帮助宣传者介绍说“运用了文化人类学”、“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等等用语，而这些研究和著述中又的确充斥着图腾、神灵、巫术、崇拜、祭祀、母系、父系、公有、私有等等诸如此类的语汇和相关论述。其中既有系统的著述、建构，也有零星的或简单的相互比对、参照，甚至也不乏直接将图腾、巫术、祭祀、种种“崇拜”等用于史前遗存及文化现象，所得结论、认识正确与否多半经不起检验、质问或不容易判断、无法判断。作为研究人类文化起源及进化[2]的文化人类学本身的先天性缺失及局限，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尤其是史前考古、史前研究存在的问题，似乎少有人谈及，所以本文主要谈一谈文化人类学用于中国史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先例举现象和事实，后谈为什么会“存在问题”，不妥之处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 一、“问题”列举和分析;无论史前时代或历史时期，我们都可以把整个人类文化划做三大块，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含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关于社会制度，涉及家庭、氏族（胞族）、部落、由母系发展到父系、由公有发展到私有等一系列概念、术语和理论，这些东西在面临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时的不适应笔者在《“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10—11）》中已有一些例举和涉及，这里不再重复。这里谈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这两方面（当然事实上物质、精神、制度三者是相互关联的）。;1、关于物质文化;摩尔根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三个阶段，其中野蛮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段。关于低级野蛮时代（约当新石器时代初期）之社会，摩尔根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他认为该时期或社会在东半球是指“那些流行制陶术而尚不知饲养动物的部落”，而在西半球是指从懂得制陶术到“用灌溉法种植玉蜀黍等作物以及用土坯和石头来建筑房屋”之前的阶段[3]。摩尔根的论断主要来自对美洲印第安人的考察，所以关于西半球的认识大体上是不错的，但关于东半球，摩尔根的认识却与后来的考古发掘结果不相吻合：人类文明最早的起源地西亚地区中石器时代的凯巴拉文化（约前万年—前1万年），其“居民过着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有矛、镞等细石器，并以刮刀剥制兽皮蔽体。从兽骨较集中的情况看，可能已有畜牧的萌芽，如佩特拉附近的马达马格遗址，山羊骨占全部兽骨的82%；卡尔迈勒山附近的法拉赫遗址，羚羊骨已占74%。一般认为，这种现象表明可能已出现放牧，这些山羊或羚羊可能即是最早的家畜”。此时凯巴拉文化居民尚未发明陶器，即使由凯巴拉文化发展而来的呐吐夫文化，仍然是一种“无陶新石器文化”[4]。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期，许多地方都已有成熟的家畜饲养：如黎凡特南部的耶利哥已种植小麦、豌豆、燕麦，出现了“确实的家畜山羊”，土耳其恰约尼遗址发现有小麦、大麦、豌豆、扁豆的种植，有绵羊、山羊、猪等家畜，安纳托利亚地区也已产生最初的农耕和畜牧，家畜有猪、绵羊、山羊，伊拉克东北部的耶莫遗址也已种植小麦、大麦，驯养家畜，它们的年代都在前6000年前，此未出现陶器[5]。东半球的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畜牧的发生也不迟于制陶业，而是大体上同时：在距今约一万年前，陶器开始出现，同时可能已有鸡、猪、狗的饲养，如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出土的鸡骨、猪骨、狗骨，被认为可能是家畜；尤其是同一时期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有67个个体，猪的年龄数值比较集中，以1—2岁间的成年猪最多，罕见长大粗壮的犬齿，门齿一般都较细弱，未见有磨蚀深重的第三臼齿，这些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饲养的时间又较偏长”。而到距今8000年左右，制陶业初步发展起来时，鸡、猪、狗等家畜的饲养也亦很普遍和成熟，牛、养的饲养可能也已开始，如裴李岗、磁山、贾湖、大地湾、跨湖桥等遗址的相关发现[6]。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人类生活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类日用品，也被考古学家视为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之一。关于陶器的起源，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常常被学者引用：“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7]。恩格斯这个论断受到摩尔根《古代社会》的，而摩尔根《古代社会》中的说法又来自人类学家泰勒《人类远古史研究》，泰勒又是借鉴了别人的观点：戈盖“于上一个世纪最先提醒大家注意陶器发明的过程，他说，人们先将粘土涂在这样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粘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8]。民族学资料中的确有这种情况，比如林惠祥先生就列举了南美洲的土人、亚里桑那的哈瓦苏派人都将纺织物敷泥，然后用于盛物在火上烧烤，用以说明有些陶器可能是这样制成的[9]，但是说陶器起源于在编织物上敷泥，经烧烤而成，迄今在考古学上并无确凿而充分的证据。;;;; 学者一般都认为陶器的发明是伴随着定居和种植农业的发生而出现的，是应谷物贮藏、炊煮以及盛水盛汤之需而产生[10]。这种认识实际上意味着陶器的起源和发明是因为人类进化历程、生活方式中某些内在的及动力因素在起作用，而不是因为敷泥于编织物烧烤或因偶然失火而导致。这种认识大体上已为考古发掘所证实，而且可以认为它就是来自于现代考古发掘和研究。现知人类各种不同的古代文明中，早期陶器出现的时间有早有晚，也不都与种植农业相伴生，但是没有发现陶器起源于编织物敷泥烧烤的证据。以人类历史上农业起源最早的西亚为例：西亚地区在陶器起源之前曾经历大约1000年的前陶新石器时期（约8000前—前7000年），而此期已有比较成熟的种植农业和家畜饲养，甚至在年代更早的中石器时代如纳吐夫文化中已有农业起源的迹象并已开始家畜饲养[11]。在已有种植农业的无陶新石器时期，应该存在能够代替陶容器的器物（能够盛装汤水，能在火上烧烤、蒸煮）。考古发掘表明，这类器物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是木、石类容器（木器可盛汤水）尤其是石器：贝达遗址文化堆积为前陶期及中石器时代遗存，其石制品有臼、杵、碗、盆等，哈吉拉尔遗址前陶器遗存有大理石碗碎片，基罗基蒂亚遗址前陶期遗存有类型各异、大小不一的石制容器，其器型有带流的盆、碗，也有盘、长柄勺等，耶莫遗址前陶期也发现石臼、石杵、马鞍形手磨、户枢、石球、石斧等[12]。西亚最早的陶器发现于黎凡特北部的穆赖拜特遗址，“这些陶器过于粗糙，烧得不透，气孔犹存，不能盛水，还不能代替木石制作的空器”[13]；在土耳其恰塔尔休于遗址出土的早期陶器“胎中掺有草和砂砾，颜色为奶黄色或浅灰色，表面光亮，器型常见平底的深碗、浅盆，火候较低”，考古学家认为当时“陶器数量不多，可能是由于当时的居民使用木、石制容器及篮子之故”[14]。由于人工用火的出现远远早于种植农业的发明，火能使泥土坚硬乃至不透水这种认识和知识的形成也当早于种植农业的出现，同时编织物的产生也当早于种植农业（因为采集所需），所以如果陶器因敷泥于编织物再经烧烤而发明，那么在西亚的前陶新石器时代应该已普遍使用陶器而不会是制作更为困难、更费工时的石质容器，而最早陶器的出现有可能上溯到西亚的中石器时代，因为其时种植农业已开始萌芽。显然在西亚，陶器的出现更多的是模仿和替代木、石容器尤其是石器（前陶时期制作和使用木、石容器应该是所谓“木器时代”、石器时代传统的一种延续，这导致西亚陶器的出现滞后于种植农业的发生）而非编织物，当然并不排除陶器在造型上会模仿编织物。在亚洲另一个农业起源中心中国，已有证据表明制陶业的出现正是与原始农业存在着共生关系[15]，早期的制陶方法主要是捏制、片状贴塑（泥条盘筑法应更晚一点），但是发现最早陶器有捏制而成的证据而无敷泥于筐篮烧制的证据[16]。陶器如因在编织物（或木制容器）上敷泥烧烤而起源，那么在早期陶器、陶片上必会留下证据（或者陶器、陶片里面有编织物痕迹，或者陶胎的中间层有编织物痕迹），但是迄今为止并未见有这种证据或相关报道。 ;;;; 日本的农业起源时间很晚，但它却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的地区：日本爱媛县上黑岩阴遗址曾出土距今约1·2万年前的陶器，后来在除北海道和冲绳以外的地区都发现了早期陶器。“最近在长野县下茂内和鹿儿岛县简仙山，都出土了经测定约为距今1·5万年前的陶片，其中鹿儿岛的陶片烧成温度只有400度——500度，质地疏松，还没有完全陶化，可谓名符其实的土器。1999年，日本青森县大平山元一号遗址出土了无纹饰陶器，其陶片附着碳化物的碳测校正年代为1·6520万年——1·4920万年，在国际考古界引起了轰动”[17]，但是没有发现这些陶器的制作和生产与编织物有关。据研究，我国和日本、俄罗斯西伯利亚南部等世界上最早出现陶器地区的早期陶器大多是圆形球体，平底器很少，其原因除了模仿陶器出现之前人类广泛使用的植物果壳形状、制作相对容易、容积又较大以外，“最初的陶器首先考虑的是满足炊事需要，然后才是盛储需要，或者说先有煮饭的锅，后有盛饭的碗。圜底器物支架在几块石头上，便能生火加热，也较为稳固，而且采热功能好” [18]。显然，早期陶器制作成圜底形，不会是模仿编织物而成，因为后者一般不会是圜底，既不实用也没有必要。可见恩格斯关于陶器起源的论断是不正确的，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资料和认识是不能直接与人类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现象划等号的。 ;;; 严文明先生在分析半坡、姜寨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聚落、房屋及当时的家庭、婚姻形态时，认为那些有灶有炊具和饮食器、有米宽土床而粮食储备很少的小房子应该是供过对偶婚姻生活的夫妻和他们的婴幼儿居住的地方，而老人和较大的孩子可能要住中等房子或其他小房子。与此同时，他发表了一番议论：有人说“原始社会生产技术水平那么低下，盖一座房子很不容易，哪能象我们现在住得那么宽敞？从前彝族的穷苦人披个麻袋在屋檐下一蹲就能睡一夜觉，仰韶一二十平方米的房子不是足以蹲一二十人吗？这从表面看起来也好象有些道理。如果全部都是空房子，就没有法子驳倒这些似是而非的说法”[19]。这是说不能用民族学材料去衡量和比对史前考古所发现的材料。如果放开眼界，我们会发现，严先生这里所论及的现象和情形并不是孤立的：;在西亚，距今约9000—8000年的有陶器新石器时代，具备一定规模的聚落遗址已普遍出现技术高超的原始建筑及房屋、居所：哈吉拉尔遗址的前陶新石器时期已有用泥砖建造的方形房屋，其大墙有石基，壁面及地面涂有灰泥，重要房间的地面铺小石子或卵石，门道可能设于屋顶；进入有陶新石器后期，该遗址见有9座房屋，均长米、宽6米左右，方砖墙厚达1米，以石为基，每座房屋开有两门[20]。基罗基蒂亚遗址位于一座陡峭的小山上，其房屋墙壁的下半部一般用石灰石砌筑，上部和圆形屋顶用粘土、土坯等材料建造，有些房子建有双层墙；大型房屋内则有两根石柱，用来支撑半圆形的阁楼，阁楼有小梯上下，可能是睡觉之处，屋内石铺地面上设有灶等生活设施，屋外有用墙围起来的院落；有些房屋中还建有走廊、仓库、碾谷房、厨房、石桌等[21]。恰塔尔休于遗址发现的房屋“由土坯砌成，每一房屋由一面积5米×4米的起居室和一个至几个附属房间组成。房屋平顶，在两根大梁和许多小梁上铺苇草和干砖。屋顶有长方形入口以供进出，起居室与附属房间有低矮的门洞相通，门洞高仅77厘米。屋内南部有木梯和炉灶以及放燃料的柜子，另有平台和长凳以供坐卧……”[22]。索万遗址内“有砖坯结构的T形建筑3座，均由许多大小房间组成，布局规整。房屋的地面和墙壁涂抹泥灰，以外扶壁墙承托支撑屋顶的木板。其中的一座建筑似具有宗教的职能，在一房间的壁龛内发现一“母神像”[23]。1999—2000年，德国考古学家汉斯·格奥尔格·格贝尔领导的一个国际考古小组在约旦的巴亚村发现一座新石器时代早期墓室及许多壁画，同时该遗址还表明：约在9000年前人们建有一些两层的房子，显示出当时居民极高的建筑水平。考古学家说，考虑到巴亚村是建在约1000米高的岩石陡坡上，跟外界很难沟通，这一成就更显得了不起[24]。在中国，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技术和取得的成就也非常可观：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仰韶文化大型房基F901被称为“原始宫殿遗址”，其总面积达420平方米，由主殿、左右侧室、后室及前沿附属建筑构成；其主殿按后世构架原理当是十柱九间，其顶梁大柱直径达57厘米；在主室中辅助顶梁大柱的两个较大的木柱之外侧，又各增立了三个直径为10厘米左右的小木柱或木板作附衬，然后用草泥包裹为一体，组成一个外径为80厘米的大柱，再抹上白灰面；其墙体用红烧土筑成，壁面抹石灰压实，居住面用碳性料礓石铺垫，打磨得光亮照人，坚硬尤如今日的水磨石地面，而据甘肃省博物馆化验室技术鉴定，这种料礓石经火烧粉碎后的物理性能，相当于现代所使用的100号矾土水泥[25]。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15号房址以及陕西扶风案板遗址的大型房址，其建筑规模、技术与大地湾F901不相上下，前者的墙壁以密集的木料栽立而成，木柱之间的间隔仅有1—10厘米，“所有的木材都经精选和细加工，形状方正，棱角分明，十分规整”[26]，后者“在主室内近四角处，对称地分布着4个直径达—米的大柱洞”[27]。河姆渡遗址发现距今7000年前的干栏式长屋，现存桩木和长圆木220余根，较规则地排成四列，计宽约7米，最长一列桩木为23米，所以其室内面积应在160平方米以上[28]。1999年至2001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在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发现距今5500年前仰韶文化的特大型房址，其整体面积达到516平方米，四周有回廊，其柱洞直径大都在米—米之间，室内居住面自上而下分五层处理，各层均十分致密而坚硬，其中第三、四层近似当代混凝土，最上层为灰白色细泥。考古学家认为：依下部结构推测，该房屋可能为四面坡式建筑，由于面积大、跨度广、布局复杂，也可能为重檐结构，“仅从保存较好的下部房址便不难想象，此房屋曾经是一座多么宏伟的建筑”[29]。无论是西亚新石器文化或是中国新石器文化仰韶时代房屋建筑所取得的成就、达到的高度，都是现、当代地球上那些原始部落、土著居民所不及的，更不用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方尖塔、神庙，古代印度哈拉巴文明、巴比伦和苏美尔、玛雅文明以及米诺斯文明的城市、宫殿、神庙建筑。故知文化人类学所考察的现、当代仍存之原始部落、落后民族材料与中国、西亚、埃及、印度的古代文明及其新石器时代可比性甚微。 ;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大量“灰坑”历来被视为“垃圾坑”、“祭祀坑”，近年来有学者研究，“灰坑”中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粮食窖”，另有一部分则可能是“小水田”或“水坑”、“水塘”、“水井”、“水渠”、“鱼塘”等农田水利设施。刘志一先生认为“祭祀坑”一说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远古时代原始祭祀中，即使祭地神也没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只有到了商、周时期或早一点的夏代才有挖坑祭祀的习俗出现的可能”[30]。最近四川的考古学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120余座灰坑，其形制规格各异。他们对这些灰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推测，认为“一些灰坑底部及四周采用卵石（有的内含大型砾石）垒砌而成，推测应是进行石器加工的场所或有其他用途。个别灰坑内还发现涂有鲜红色颜料的石块，可能具有某种宗教含义。有的坑内还发现数量较为丰富的陶器堆积，应是以理葬陶器为主、具有特殊含义的器物坑。少量口小底大的圆形袋状灰坑底部平整且较深，可能为贮存粮食等实物的窖穴[31]。曾经，在湖北天门肖家屋基遗址的发掘过程中，遗址中部发现一个面积颇大的水塘，先被断为具有宗教性质的遗迹。后来注意对水塘细部的清理和观察，通过水塘边缘、塘底及水塘附近的遗迹、遗物留存和堆积的分析、推断发现，认为该水塘应是“一处与盥洗、制作石器也许还包括汲取生活用水等活动有关的场所，而基本否定了原有的宗教性质遗迹等推测[32]。杨鸿勋先生在谈到建筑考古学时说：“将新石器时代古池塘底的木构井干挖出，而解释为‘原始崇拜建筑’的遗迹；将殷商宫殿‘土阶’的残迹误认为完整的‘祭坛’……”等等，这些错误都是缺乏专业知识所造成的[33]。将很多生产、生活性遗迹、遗存断为宗教性遗迹、祭祀场所，除了与工作细致程度不够、专业知识不够有关外，可能还有一种潜在或显在的观念和印象在起作用，即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类（亦即原始人类）很愚昧、生活中凡事皆有神灵，处处要崇拜、祭祀，这种观念和印象的存在显然与文化人类学的一些认识和观点有关。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出土了大量的“骨耜”和稻谷遗存，以前学者依据文献资料、民族学材料对河姆渡“骨耜”的形制、用途以及当时的耕作方式等作了不少研究，其说纷纭。黄渭金先生详尽地分析了各类“骨耜”的加工、使用特征和痕迹，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骨耜”实际上包含了专门用于翻耕农田的“骨耒”、修整水田的“骨耜”和平整农田的“平田器”，“至于双齿刃、斜刃和平刃等刃部特征是由于骨料的再加工、再利用所形成”，而河姆渡遗址的耕作方式应该是“踏耕”和“耜耕”并存，“它们是一种并存关系，并不互相矛盾。‘刀耕火种’不适于河姆渡的平原沼泽型稻作农业”。他最后说：“以前学者对河姆渡骨耜的论述，大多偏重于古代文献史料的考证及民族学材料的引用，忽视了对现成考古实物资料的探索，笔者在此并非贬低和鄙视文献史料及民族学材料在考古研究中的地位，而旨在说明考古学的研究还是要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文献史料和民族学材料可作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补充和旁证，如此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更客观而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34]。著名人类学家林惠祥先生在其著作中说：“猪、羊在原始生活中居较不重要的位置”[35]，这一认识与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然是相违背的，因为无论是作为食物、营养来源、物质财富或者是作为精神信仰、原始宗教方面的象征、借代物，猪在原始人类的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36]。林先生的认识显然不是“以考古发掘资料为主”而得出的。 2、关于精神文化;关于原始社会、史前时代的精神文化，原始人类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崇拜对象，人们最普遍的印象可能就是“图腾”。如果将这个问题交给中学生去回答，十之八九他们都会说：图腾；电视、书刊里面如果出现某个古代文化、器物中的动、植物图像，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有文化的人多半会脱口而出，那就是图腾。“图胖”就是这样普遍地存在于原始人类的生活和现代人的头脑之中，不仅“大多数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上的动物纹样及其象征性纹样是古代氏族部落的图腾标志”[37]，而且“目前只有触及到中国各民族古代社会的文化，不仅有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提到图腾，民族学家、宗教学家、古文字学家、家、美学家、美术史学家、神话学专家、民间文学专家和民俗学专家也几乎都要照讲图腾。然而，许多著述往往是将‘图腾’一同做简单的套用，普遍缺少应有的论证和具体的说明”[38]。研究原始文化的著名学者也不例外，如朱狄先生就有这样直接而简洁的判断：“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龙山文化遗址中，在一件石器上发现的兽面纹饰和饕餮纹十分相似，而半坡彩陶上有鹿纹；江苏邳县大汶口遗址（此处似有误会：大汶口遗址在山东泰安县，而江苏邳县有大汶口文化大墩子遗址——王先胜）中发现有猪头纹；马家窑文化类型和辛店文化的彩陶上有狗纹。这样，地下发掘说明图腾之说不无根据”[39]。丁山先生说：“在氏族社会，以图腾为宗神，每个家族的闾里之口都立有图腾柱（Totompole）以保护他们的氏族。所谓图腾柱，大抵雕刻为鸟兽怪物形”[40]。陆思贤先生继续发挥说：“其为鸟兽怪物形，在中国古史的传说中，龙、凤是其中最有名的，其他虎、豹、熊、罴、龟、鳖、蛇、鱼，包括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中游的，还有住洞穴里钻的，无所不有，又有神柱圣树，奇花异木，都应是图腾形象的实录。它们被装置在图腾柱上，氏族林立，图腾柱也林立，在当时祖国的大地上，有多少图腾柱，大概是不计其数的。或可以说，氏族制时代也就是图腾时代、图腾世界，那么图腾文化、图腾，也就是原始文化的核心或纲领”[41]。也有学者将现今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图腾”作了统计、归纳，不少民族的图腾多达几十种，也有的仅有一、二种[42]。大约哪个民族经常和哪些动植物打交道、对其有所礼敬，在日常生活的器物上有所表现、在礼仪活动中需加以利用，那便成为该民族的图腾。“图腾”真是这样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史前时代和原始民族的生活及精神世界中吗？对此，我们需略加认真地考察一番。 ;权威的《辞海》解释“图腾崇拜”，说它是“原始社会一种最早的宗教信仰，约与氏族公社同时发生”，而氏族公社“产生于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的晚期”[43]。研究图腾文化的学者说：“世界上大多数学者认为图腾文化形成于旧石器中期或晚期，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落和演变期”、“根据国外考古学资料，图腾文化发生于旧石器中期，繁荣于旧石器晚期和中石器时代。欧洲发现的众多的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洞穴壁画和雕塑等，证实当时图腾仪式、图腾歌舞是丰富多彩的”，而“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

有一本现代人类学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