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的论文

对研究某一段历史或者某几段历史中最重要的途径的官方文献是：典章制度。

典章制度，是指一个国家的政府在一定时期内行为规范的基本准则。从很早开始，中国历代统治者就十分重视典章制度的建设。

《史记》中的“书”和后来各朝正史中的“志”、“录”就留下了丰富的有关典制的记载。此外，还有不少典制方面的专书，如《文献通考》、《通典》、《通志》，以及各种“法令”、“律则”、“典章”、“会要”、“会典”等等。可见，历代先人们是十分重视政权制度建设的，并留下了内容丰富、行之有效的政府行为规范和操作方式。

典章制度的相关说明

典章制度最早称之为“旧事”、“故事”，《直斋书录解题》中称之为“典故”。常言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即使作为大权在握的各级政府，做事也应该中规中矩，有章可循。大到经国之大业，小到生活之琐事，无不与典章制度息息相关。了解了古代典章制度，也就等于掌握了一个展望古代历史，尤其是统治手段沿革的窗口。

对于想了解、研究古代历史的人来说，不掌握古代典章制度，许多问题就永远也搞不清楚；而对于想再现古代社会历史的小说家、电视剧的编剧们来说，不了解典章制度也就无法真实地再现历史的风云，甚至会闹出似是而非、张冠李戴的笑话。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典章制度

《文献通考》材料较《通典》翔实，体例较《通志》严谨，于宋代制度尤为详备，因而是政书中昀有价值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曰：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瞻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马端临曾于《文献通考序》中说：引古今谓之文，参以唐宋以来诸臣之奏疏、诸儒之议论谓之献，故名《文献通考》。清末著作家阮元认为，读《资治通鉴》，已通晓历代政事；读《文献通考》，已通晓历代政典，号称“二通”。《文献通考》作为一部记叙我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文献通考》体例别致、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评论精辟，在我国史籍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后来的日子里，脱脱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他大胆改革，重振纲纪，朝廷内外一片肃然。这时，皇上又任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掌管全部军国大事。

就任丞相后，脱脱大胆变更伯颜时期的旧制度，恢复科举取士，重新启用太庙四季祭祀的制度。调整政策，减除盐税。恢复先前经筵讲学的制度，遴选儒生学士治经讲学，并且自己亲自掌领经筵讲学的具体事宜。

脱脱还为郯王微徽秃昭雪平反，同时召还宣让、威顺二王，让他们居住在原来的藩地。正亲王阿鲁图在伯颜当政时期，因事得罪伯颜，被贬为平民，脱脱也将阿鲁图接回京城，恢复原职。

脱脱颁行的一系列恢复社会经济的政策和大刀阔斧的改革，赢得了朝廷上下及普通百姓的好评和称赞，人人都称他为“贤相”。

后来，元政府开始着手编写宋、金、辽史，但因为当时学者为宋、金、辽三朝谁为正统的问题争论不休，所以也就一直未能撰成。

直到脱脱以都总裁右丞相的身份领衔主修三史，他断然裁定：“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以此为三史之义例。”

脱脱于1344年农历五月因病辞职，由阿尔拉•阿鲁图继任中书右丞相。阿尔拉•阿鲁图继脱脱之后，主持了纂修辽、金、宋三史，颁《至正条格》等工作，特别是史中的《宋史》部分，是由阿尔拉•阿鲁图主持的。

虽然在参与修纂《宋史》的人之中，阿尔拉•阿鲁图名为都总裁，但他素不识汉字，因而并没有参与实际编修，但他在财政、管理、史料提供上给予了莫大支持，因此在1345年农历十月，三史皆修成。中书右丞相阿鲁图奏进。

《通典》书名,唐杜佑撰,二百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体例完备的政书,「十通」之一. 书成于贞元十七年（801）.通记历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于传说中唐天宝末,间及肃宗、代宗、德宗三朝.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典,各冠总论,下系子目,凡有一千五百八十四条,正文约一百七十万字,注文约二十万字.取材博综古今,广采群经、诸史、地志,汉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国史、实录、档案、诏诰文书、政令法规、大事记、《大唐开元礼》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时间顺序分类纂次.各典于历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并引前人议论,参以己见,见其得失,其中以食货、职官、边防各典较为精到.为中国典制文化专史的首创之作,对后世史书编纂影响甚巨.内容略古详今,唐代部分约居全书的四分之一,多属原始数据,其价值不在《唐六典》、《唐会要》等书之下.惟记事偶有遗漏,兵典叙兵法而不载兵制,礼典一门竟全书之半,于体例殊未允当.亦已窜入宪宗朝数事.书约初刊于北宋. 中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书.作者杜佑曾任唐朝节度使和宰相等职,对中央及地方制度极为熟悉,他采录历代典籍,溯寻制度的因革变迁,希望为在唐帝国写下一幅臻于理想的政治蓝图.《通典》就是一部古代与现代的对话,理想与实际的结合. 《通典》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它的作者杜佑,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病逝于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杜佑出身于具有悠久历史和显赫地位的名门大族.他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时任宰相,78岁因病退休,不久去世.杜佑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以史学家的眼光处理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又以政治家的见识撰写历史著作,这使他在两方面都取得了成功. 《通典》开始写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左右,德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完成于淮南节度使任上,全书的修撰用了整整35年的时间.杜佑对文学的社会功用,有很深刻的认识,他写作《通典》是为了“征诸人事,将施有政”.（《通典·自序》）他要通过对历史上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考察,来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活动提供直接有益的指导.这个著述旨趣,决定了《通典》基本价值. 《通典》全书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它的结构具有严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在每一门目之中,杜佑又细分子目,每事以类相从.他叙述各种制度及史事,大体按照年代顺序,原原本本详细介绍.在有关事目之下还引录前人的有关评论,或写下自己对此的看法.评述结合的写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学术与经世致用价值.从总体看,全书编排得整齐有序,条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于读者阅读、查考. 《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于纪传体史书中的书志部分.在史实容量和撰述体例上都有诸多的限制,无力承担完整记述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变化历史的任务,落后于社会的客观需要.《通典》把这一体裁独立出来,为这一体裁的成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天地.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也促进了史学服务于社会这一优良传统的发展. 《通典》所记上起远古时期,下至唐代天宝末年,唐肃宗、代宗以后的史实多以夹注的形式补入.它基本包罗了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对历代土地形态的变迁,租税的轻重,户口的盛衰,货币的变革,盐铁的管理,杂税的兴起等等情况都作了详尽的考察.《职官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把从中央到地方,从文官到武官,从员额到官阶的情况,也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叙述兵略、兵法和历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战争的胜负经验,兵法上的原理原则,统一归纳起来,各标以适当的题目,成了一部有系统的军事理论著作.《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交待了丰富的民族地区历史发展变化情况,为民族史和国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礼典》有100卷,占了全书卷数的一半.它详记了古代礼制情况, 材料是相当丰富的.在封建政权建设中,礼是关键环节之一,杜佑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与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对封建制度的理解,有着直接的关系.《通典》为人们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统的知识和材料,为封建政权建设提供了一部翔实可靠的参考书. 杜佑在书中除提供了详尽、系统的典章制度史料外,还表述了自己对封建政治、经济的一系列看法,阐发了他进步的历史思想. 他认为社会经济是治乱安危的先决条件与关键因素,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进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丰衣足食,不能满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会的一切环节都形同虚设.他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对于古代思想观念的发展进步有一定影响.他在书中把食货放在各类问题的首位,在史书中也是没有先例的.杜佑在长期理论实践中体会到粮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国家的关键.有了粮食就使国家用度充足,尽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户清楚就使赋役均匀.这三样事情做好了自然会使民富国强.在经济政策上,他提出要处理好国足与家足的关系,他指出家足是国足的基础,家足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富强.他还根据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提出“薄敛”和“节用”,以减轻百姓负担,保证国家经济机器正常运转.这些主张都是很切实际的. 杜佑在《通典》中阐述了历史发展变化的观点.他反对是古非今之论,指出“汉、隋、大唐,海内统一,人户滋殖,三代莫传.”（《通典》卷31《职官》13）用社会发展进步的事实批驳历史倒退的观点.他还独具慧眼地从当时少数民族的社会状况中,推论古代先民的社会历史状况,指出“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通典》卷85《礼》45）,存在着人殉、巢居穴处、茹毛饮血,同姓婚娶等陋习.当时的中华与少数民族落后状况的对比,正生动反映了中华文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程.这个论证已有一定的科学因素,在古代可谓石破惊天之论. 社会发展进步的观念必然导致他因时变革的思想.他强调“随时立制,遇弊则变”（《新唐书·杜佑传》）.要使当世的政策措施,适应历史变化情况,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符合现实的需要.对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废封建立都县,以至当时的两税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赞赏的态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对历史事件发展原委和政治、经济制度因革变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们的历史活动和历史时势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虑天命的作用.对于阴阳灾异学说,他基本持否定态度.在叙述历代战例时,他常常选取一些不信吉凶预兆之说而获取胜利的实例,来表明他对此的看法.对于流行已久的星宿分野说,他根据史籍记载,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他在《通典》中删掉了纪传体史书志部分的五行、符瑞等内容,使《通典》表现出更强的理性色彩. 杜佑还在书中阐述了他的人才思想、吏治思想、法制思想、军事思想、民族思想等,其中包含着不少杰出的见解,对于社会建设是很有补益的. 《通典》礼的部分占去了过多篇幅,给人以全局失衡之感,兵刑部分没有记载军事制度的发展变化,这是《通典》的两个不足. 《文献通考》,是宋元时代著名学者马端临的重要著作.马端临,字贵与,江西乐平人,生于南宋理宗宝祐二年（1254年）,卒于元泰定帝泰定元年（1324年）.《宋史》和《元史》都没有给予他立传,《通考·自序》也没有叙述事迹.《南宋书》和《新元史》中虽有传,但记事十分简单.所幸《通考》的《进书表》和《抄白》以及清初修的《乐平县志》中保存了几点有关的材料,大致可知他是南宋后期宰相马廷鸾的仲子,以 荫补承事郎,曾漕试第一.廷鸾为人正直,不肯附和奸相贾似道,咸淳九年（1273年）被迫辞职,居家17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1289年）去世.廷鸾曾任史官,家中极富藏书.马端临随其父家居,读书颇广.父亲去世后,他曾短期间内出任慈湖书院、柯山书院院长、教授及台州路学教授等学职,一生主要时间都在家乡隐居著书.县志本传称他“门弟甚众,有所论辩,吐言如泉涌,闻者必有得而返.”可知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端临在其34岁左右时,即开始其著书工作.而《文献通考》的编写用时20余年.李谨思《通考序》称全书著成于丁未之岁,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1307年）,马氏是年54岁.仁宗延祐五年（1318年）,其书被一位道士访得,次年奏之于朝.至治二年（1322年）官家为之刊行,至泰定元年刊成. 《文献通考》全书分为24门,348卷.自《经籍》至《物异》等5门为《通典》所未有者,此外19门均为《通典》的原目或子目.书的内容起自上古,终于南宋宁宗嘉定年间.就其体例与内容来看,实为《通典》的扩大与续作,这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本书的取材中唐前以《通典》为基础,并进行适当补充.中唐以后则是马端临广收博采的结果,尤其是宋代部分,当时《宋史》尚未成书,而马氏所见到的宋代史料最丰富,所以其所收之材料多有为《宋史》所无者.取材广博,网罗宏富,可以说是本书的第二个特点.此外,《通典》以《食货》为首,说明杜佑对国家经济的重视；郑樵《通志》移之于《选举》、《刑法》之后；而马端临更将之列于全书之首,且增加为8门之多,可知马氏对经济的重视更超过杜氏、郑氏.《通典》之《礼典》100卷,占去全书1/2,而《通考》之《社郊考》则3门才60卷,不及全书1/5.又《兵考》一门,详列古今兵制沿革,使《兵典》只叙用兵方法的偏差得到改正.这些都是《通考》的优点. 马端临是古代进步的史学家之一,他发展了杜佑所创立的新史书体裁,即以事类为中心叙述历史发展的典志体,又推进了郑樵所倡导的会通之义.《通考》与《通典》相比,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扩大和提高；《通考》与《通志》相比,《通志》只做到旧史书的粗略总和,《通考》则予以重新组织,表达了若干新思想、新看法.如商鞅变法和杨炎的两税法,对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均具有重大作用,马氏明确指明其重要历史意义,而不因自己对二人的否定态度而否定其经济政策.又如五代时期,参加过唐末农民起义的张全义,对恢复洛阳一带经济生产起过有利作用,欧阳修作《五代史记》,因他出身于“群盗”,仅略记数语.而马端临不仅详记其事,而且加按语云：“全义本出‘群盗’,乃能劝农力本,生聚教诲,使荒墟为富实.观其规划,虽五季之君号为有志于民者,所不如也.贤哉!”作了有力的颂扬. 马氏著此《通考》,在《自序》中反复说明,一方面为续补杜佑《通典》天宝以后之事迹,一方面要配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略如纪传体史书中的纪和志.总起来说,是使“有志于经邦稽古者,或有考焉”.这就形成了这部书的消极面,虽有同情人民之处,但主要是为统治阶级立言.又因全书规模宏大,某些部门便容易失于疏略,如《职官考》全录《通典》之文,于五代部分则叙述寥寥；又如《经籍考》内容虽丰富,而主要依据不出于晁公武、陈振孙二家,自不能完备；《舆地考》多本于欧阳忞《舆地广纪》一书,无甚订补. 因此,历代学者对二书的看法是：《通典》以精密见称,《通考》以博通见长,各有独到之处,应互相参证而不可偏废.《四库提要》论之云：“大抵门类既多,卷繁帙重,未免取彼失此.然其条分缕析,使稽古者可以案类而考.又其所载宋制最详,多《宋史》各志所未备,案语亦多能贯穿古今,折衷至当.虽稍逊《通典》之简严,而详赡实为过之,非郑樵《通志》所及也.”《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都以贯通古今为主旨,又都以“通”字为书名,故后人合之称为“三通”.“三通”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行的刻本为清乾隆年间在武英殿校刊的三通合刻本,附有考证,其后复刻者多以此为底本,重要者为江西崇仁谢氏及浙江书局等本.通志》，南宋郑樵撰。是自《史记》之后，现存的又一部纪传体通史性著作。自三皇五帝到隋。《通志》全书200卷，有帝纪18卷、世家3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52卷、列传106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500多万字。在典章制度方面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