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论文

资本主义的先进性不在它的私有化而在它是民主制度下的法制社会，私有化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回避的缺陷，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与保障资本的公平竞争，资本主义主张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中国的改革恰恰索取的是资本主义的缺陷而避掉了民主与自由及舆论监督。没有民主的私有化社会是封建社会。现今荒谬的改革不亚于曾经荒谬的文革，他们都是一场政治运动，唯有形式的不同，而人民还是那样的可怜，因此没有民主的改革是欺。

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经济发展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

[摘 要]在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但是，强调经济发展绝不能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社会本身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在这里，人是根本、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属于人，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 文化 、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为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坚持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

[关键词]发展理念;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全面发展;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D6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 编号]1672-2426(2013)09-0004-05

实现中国人及其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当代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未来理想和根本目标，本身蕴含着并首先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矛盾。它始终是当代中国发展所面临和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同时包含着如何处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人与物、理论与实践、生活与观念、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和问题，以及经济、政治、科技、 教育 、文化、国防等方面的相互关系。不言而喻，所有这些矛盾、问题和关系都需要也都应该得到正确处理与合理解决。问题在于：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这些矛盾关系的内在规律与客观要求是什么?在全球化背景下，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和怎样的解决办法才是正确的与合理的?在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发展基础上，在中国经济总量已处于世界第二位情况下，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发展目标、发展要求、发展原则和发展理念?本文拟立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及其未来发展要求，主要就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做一理论探讨。

一、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仍然是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在“二战”结束以后的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曾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所追求的首选目标。然而，将“经济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所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及其严重后果，使其本身受到了新的发展实践的严峻挑战和新的发展理论的严厉批判。以至于今天人们谈到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往往还心存疑虑或心有余悸。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和看待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深入 反思 的理论课题。

正如人的生存是人的发展的前提一样，经济发展也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发展，而且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就失去了基本的前提和必要的基础，因而也就根本谈不到社会其他方面发展。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穿住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1]

正因为如此，当发展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时代课题时，许多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的主题是经济发展。而在“二战”之后新独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约而同地将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增长)作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和观念在后来的发展实践中显露出其本身的某些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但是，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实际简单地将其仅仅视为发展实践的失误，实际上它本身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它也不能仅仅被指责为发展理念上的简单化和片面化，其实它有其自身理论上的某种合理性;它更不能被视为缺乏根据的主观决策和长官意志，事实上它是面对各自现实需要所做出的一种现实抉择和理性选择。以我国发展为例，中国曾经是一个经济非常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面对旧中国遗留下“一穷二白”的旧家底，新中国领导人一开始就将经济恢复、生产力发展和国家的工业化作为自己的关注重点。但遗憾的是这一正确的决策由于后来指导思想上出现失误而未能坚持下去，以至于改革开放之前我们连起码的温饱问题甚至是生存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才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发展为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由此，我们才在经济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不仅在世纪之交顺利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提前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2010年使“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六位跃升到世界第二位，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成就，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而这本身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成果。

如果说经济发展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及其不同发展阶段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它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来说，仍然具有不可忽视的基础地位和前提意义。其根据和理由，主要在于我国社会发展在新世纪新阶段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复杂矛盾：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发展，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升，但同时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特别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同时影响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但同时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改革开放使我国农村建设、农业发展和农民生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生活水平不高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缩小城乡发展差别、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仍然艰巨;30多年的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科技、教育、文化、国防、卫生、社会福利等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相对落后，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上占优势的压力长期存在，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也日益增多;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日益深化，中国开始走向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但与此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矛盾也日益凸显，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心存疑虑，甚至仍然采用冷战思维而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围堵与遏制，这不仅使我们面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而且使我国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困难。不可否认，这些问题并不都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我国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但是，应当看到，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那就是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当前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很难真正解决，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会缺乏基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也就难以如期实现。 不仅如此，把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的更深刻理由和根据还在于，我国社会的深层次矛盾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毫无疑问，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3]以此分析和判断为基础，显而易见，“当前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具体表现”。[4]正因为如此，“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5]而对于新世纪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而言，不言而喻，经济发展仍然处于首要地位并具有决定意义。只要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还未建成，只要我国发展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还未完全达到，只要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还未真正实现，我们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必须把经济发展放在首要地位，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作为重点任务来对待。这也许正是当年邓小平反复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6]的重大而深远意义，同时也是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务是发展”[7]的真实意义和实质内涵。

二、中国社会发展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发展

毫无疑问，任何发展都不能忽视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但是，强调经济发展并不排除社会其他方面发展。事实上，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本身就意味着，社会发展还要有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自身也表明，发展本身是一个具有多种目标和多重任务的复杂系统。我们必须从社会发展的总体性及其各方面的协调性来看待经济发展问题。否则，如果仅仅强调基本前提和根本基础而忽视其他领域和其他内容，只看到首选目标和首要任务而看不到其他目标和其他任务，那么，发展本身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由此，将可能导致社会畸形发展，甚至会重蹈“二战”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忽视社会其他方面发展的覆辙，从而使自身陷入各种社会矛盾的困境而难以自拔。

这里，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不仅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也不等于经济增长。通常把经济增长理解为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而经济发展速度的增长又被视为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毋庸置疑，GDP的增长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发展绝不单纯等同于经济增长。由于社会发展的理论、观念和政策的不同，经济增长本身完全可能产生两种根本不同的结果。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及其观念，不仅注重经济发展，而且能自觉地将经济发展成果用于解决贫困、失业、生态、体制、教育、文化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而不合理的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仅仅把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为增长而发展，把经济增长视为发展的最终目的，其结果往往导致社会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贫困加剧、生态恶化、社会腐败等问题，导致社会的片面畸形发展。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与社会安定同时并举，受到世人普遍肯定;而同期巴西、阿根廷、伊朗、巴基斯坦等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令人羡慕，但其产生的农民贫困、两极分化、社会动荡等严重社会问题[8]却也令人失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将社会发展简单地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不仅会使各种社会矛盾长期累积和集中爆发，而且会导致人们陷入世界银行经济学家英德米特·吉尔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而使社会发展甚至经济增长本身陷入长期停滞乃至出现倒退现象。

正因为如此，许多发展学家都反复强调：发展是一个全面范畴，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必须促进社会全面发展。例如，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主任杜德利·西尔斯就指出：“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么样?……一个没有包含减少贫困、失业和不平等现象诸目标的‘计划’，难以被认为是‘发展计划’”。[9]美国波士顿大学世界发展研究所所长保罗·P·斯特里登教授也指出：“发展必须重新下定义，应叫做向当今世界主要‘敌人’：营养不良、疾病、文盲、贫民窟、失业和不平等开战。”[10]西尔斯和斯特里登还明确区分了发展和增长的不同，并强调指出：“发展不纯粹是一个经济现象。从最终意义上说，发展不仅仅包括人民生活的物质和经济方面，还包括其他更广的方面。因此，应当把发展看为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发展是集科技、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即社会生活一切方面的因素于一体的完整现象”。[11]此外，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也强调指出：发展应当包括“增长”、“公平”、“民主”、“稳定”、“自主”五大目标。因为，“落后社会是贫穷的、不公平的、压制性的、粗暴的、依附于人的。发展就是从后者转变为前者的过程。”[12]所有这些都表明：发展不等于经济发展，更不同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在社会发展中处于首要的、前提的和基础的地位，但社会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制度、法律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只有这样，发展才可能是合理的与健康的。

然而，当代社会发展，不仅应当是全面的，而且必须是协调的。这是因为，所谓社会，并非机械装置，也不是人口堆积，而是人的生活和实践及其各种要素的有机统一整体。它绝不是其本身各种构成要素的简单集合或机械拼凑，而是其人和物、存在和意识、实践和观念、经济和政治、科技和教育、生存和发展、生活与安全等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有机统一所构成的系统整体。而按照系统论的观点，系统中的各要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系统中处于一定地位并发挥某种特定功能且与其他要素发生相互作用的系统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整体性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联，是系统本身的根本特征。因而，对于系统中的任何一种要素都要从它与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理解，并要从它在系统整体中所处地位和所发挥功能来考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系统整体的正常运行和健康发展。社会系统也同样如此并且更为复杂。在这里，人是根本，物则是属于人的。因此，必须以人为根本来看待和处理社会生活及其实践中的各种矛盾。这意味着：人是主体、中心、出发点和目的，物则是为人的生存和发展而服务的;人为自身目的而从事着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各种对象、关系、规范、制度则是人的活动赖以进行的条件、方式和形式;人们的生活和实践决定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思想和观念则是人们生活和实践本身的内在构成要素;经济活动是人和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政治、文化、科教、国防等方面则为人所创造并经济所决定，它反过来作用和制约着人和经济发展;人创造社会生活并推动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和历史条件也制约着人的生存和发展。由此来看，没有各方面要素的彼此协调，也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的正常而健康的发展。 坚持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一贯主张。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曾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经济与教育、科学、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各方面需要综合平衡”。[13]党的十四大指出：“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14]党的十五大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5]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强调：“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16]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7]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 面相 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18]所有这些论述，既是对世界各国发展 经验 教训的科学 总结 ，同时也是对我国社会发展提出的新的要求。

然而，理论的自觉与观念的合理，并不能保证社会发展实践本身就没有矛盾和不出现问题，关键在于以自觉的理论与合理的观念为指导正确处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事实上，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迈上了一个大台阶之后，我国社会发展本身虽然解决了某些旧矛盾和旧问题，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新矛盾和新问题。对此，党的 报告 指出：“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农业基础依然薄弱，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较多，深化改革开放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 安全生产 、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一些干部领导科学发展能力不强，一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少数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奢侈浪费现象严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19]显而易见，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实质，主要是社会各领域和各方面及其发展过程各环节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协调问题。如果这些矛盾和问题得不到正确处理和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就可能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它本身则意味着，在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社会发展的关注点和着力点将需要努力解决好社会的协调发展问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熏1995：78-79.

[2][3][5][19]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15，15，5.

[4][7][1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4，14，15.

[6]邓小平文选(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0-371.

[8]高清海等著：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3-184.

[9][12](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51，333.

[10](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50.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著：发展的新战略[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0：4.

[13]邓小平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49-250，367.

[14]江泽民文选(1)[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4.

[15]江泽民文选(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8.

[16]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

[17]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N].人民日报，2003-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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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点拨：可以从经济的变化来写，包括城市、农村，例文如下：

在过去30年间，那些政府能力弱而政策不佳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那些具有良好的机构能力和良好政策的国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达到约3%。这说明政府能力对一个国家的进步发展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否拥有一个有效的、卓越的政府对于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完成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当前我国是否拥有一个有效且卓越的政府呢？或者说当前我国政府能力水平究竟如何？

政府能力就是指现代国家政府，在既定的国家宪政体制内，通过制定和执行品质优良、积极而有效的公共政策，最大可能地动员、利用、组合、发掘、培植资源，为社会和公众提供广泛而良好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

理性地确立社会普遍遵从的正式规则并积极引导更为广泛的非正式的社会规则，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形成有效调节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制度及其机制，进而在比较的意义上促进国家快速、均衡、持续、健康发展的能力。有效性是政府能力的核心概念。

政府能力从职能性质的角度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能力：经济管理能力、政治和社会管理能力、行政组织管理能力。本文主要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实力的变化来评价当代中国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能力。

也可选择以下内容：

成功加入WTO。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这意味着我国经济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我国将在一个更为稳定和谐的国际环境下，以平等的条件参与国际竞争，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由于中国人均资源少，人力资源丰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提高对外依存度，无论从战略利益还是当前利益出发，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非常有利。而且，WTO的共同规则还将对稳定我国多边外贸关系、减少我国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深化，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达到白炽化的程度。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尽管我国的经济国际化程度还比较低，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挥洒这把双刃剑，做到趋利避害，利用国际市场的各种资源条件，同时避免世界经济对我国经济的不良影响，成功地实现我国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30年论文 试论经济全球化下改革开放三十年 摘要：20世纪中叶以来的全球化趋势和社会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程度不同的挫折，客观上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深刻的教训。它要求我们重新认识世界，重新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对内改革、对外打开国门，大胆吸收和利用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就是在这样一种世界大势和时代要求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积极投身于世界经济的大潮中， 以改革实现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3O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盛世” 之说为时尚早。许多挑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些还是相当严重的， 因此忧患意识必不可少。忧患意识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进一步促进改革开放的必要条件。 关键词：全球化；改革开放；科学发展观 一、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改革实现开放，以开放促进改革，改革与开放形成了发展中的“双轮驱动”，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这一发展路径的成功在于体现了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本质要求，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人们在重重迷雾困厄之中顿见一片社会主义“好山色”，即终于见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图景。这是中国发展的经验，同时也启示了未来发展的道路。何谓“经济全球化”?就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分析，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市场经济一统天下，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经济全球化的最本质、最一般的含义，是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建立，整个世界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导致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 自20世纪中叶以来，生产和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普遍建立，极大地加强了世界的联系和交往，特别是9o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中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不仅冲破了国界，而且缩小了各国和各地的距离，使世界经济越来越融为整体。 邓小平坚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一向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他认为，过去相当长一个时期内，我们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认识不科学，对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创造的文明成果采取一种排斥和拒绝的态度，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的发展。邓小平指出：“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在开放的世界潮流中，中国只有打开国门，主动参与全球化过程，积极扩大同世界的交往，才能得到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加速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从历史趋势的角度看，如果说开放的过程是全球化，那么改革的过程就是多元化。邓小平同志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出发指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而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就必须破除各种束缚生产力的障碍，首先就是要通过改革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要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不同于以往那种以推翻某种社会制度或某个政权为目的的革命。但改革是要通过打破旧体制、建立新体制，以实现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其深刻程度和深远影响，又相当于一次革命。 事实证明：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功参与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崛起的关键。这一成功，可以归结为以努力推动国内体制的改革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以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拉动国内改革。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意义上看，开放为要素的流入打通了道路，而改革既释放了国内长期闲置的低级和低流动性生产要素，又为高级和高流动性要素的流入形成了发挥作用的机制和条件，进而增强了开放对要素流入的吸引力。因此，改革与开放平行推进这种“双轮驱动”构成了中国在全球化中崛起。 二、在中国日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改革开放的内涵要深化 以改革而论，应立足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重新思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立符合市场规律的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中国在这30年取得巨大的成就，一个基本原因是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解开了命令经济中行政命令的束缚，扩大了居民择业和创业的自由权利，使得原来被压抑的潜能得以发挥出来。不过，这种变通性的体制和政策往往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政府主导，或者说重商主义的特点。在市场制度发展起来以后，就必须对这类过渡性的制度作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否则就会带来种种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在中国，许多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重商主义那样的以国家强力干预，追求国家财富积累的经济，或者像战后日本那样实行“新重商主义”的出口导向政策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采用苏联式体制的东方国家，人们往往对国家行政权力怀有敬畏崇拜的感情，而掌握这种权力的人则把它当成可以用以利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寻租取利的“通灵宝玉”，不肯轻易放弃。于是，当改革进到中途，特别是进入2000年以后，改革中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继续朝现代市场经济的方向前进，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来阻止进一步市场化。这种阻力使一些重要的改革遇到了障碍，有些改革放慢了步伐。在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倒退。比如国企改革， “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对于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股份化改制做出决定以后，国有经济的改革有了很大进展，但是到了最大的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似乎就停顿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等等为借口，搞“国进民退”的“二次国有化”或者“再国有化”。这种行政垄断的做法是跟十五大、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及十六大指出的方向正相反对的。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三、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和深化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30年，中国取得了利用全球化发展自己的显著成果。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世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全球化的矛盾和困境也会在中国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有些方面甚至还更为突出。一是继续保持经济长期较快增长的目标与经济规模已很庞大，人口、环境、资源以及技术瓶颈等制约趋紧之间的矛盾；二是经济发展整体水平的提高同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 以及区域、阶层之间分化加大之间的矛盾；三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与人民群众政治表达意识不断增强、政治参与要求不断提高之间的矛盾；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与社会思想意识日趋多样化，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滋长之间的矛盾；五是在西强东弱长期存在，必须与资本主义共处并存、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自己与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之间的矛盾；六是中国实力的稳步增强和其他大国力图维护有利于它们的世界格局之间的矛盾；七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的逐步富裕和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过程中产生的信仰危机、道德失范之间的矛盾，等等。进一步改革开放的任务还很重，要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建立起来，但还不完善，影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无论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还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都要求深化改革开放。目前，改革处在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

改革开放的论文标准2000字

1978年我国开始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 ，国家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而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会计工作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革，笔者在这里浅显地谈一谈改革开放后我国会计制度的一系列改革。

1978年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后，我国开始大量涌现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而当时国内企业实行的是按所有制、分行业的会计制度，使得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外方人员在会计核算和利用会计信息方面存在很大困难。为此，我国于1985年适时制定并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适用于我国境内设立的各个行业所有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淡化了行业色彩，突出了会计核算的实质内容，以满足外国投资者和债权人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可以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是我国第一部参照国际惯例设计的会计制度，它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会计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开端。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层出不穷，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已不再是独有的组织形式，统一规范上述三类外商投资企业的会计核算显然十分必要和迫切。同时，由于财政部在1985年颁布《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时，我国涉外经济法规尚不健全，导致该制度对部分应当加以规范的会计实务未能予以规范。1992年财政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以取代《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并于1992年7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在会计确认与计量的具体规定中更为广泛地借鉴了国际惯例。例如：企业可以根据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的年末余额提取3%的坏账准备;用应付税款法核算时间性差异;允许对占被投资企业资本总额25%以上且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有影响力的长期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等。这一改革过程是我国企业会计制度建设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形成了我国独具特色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会计制度体系，同时对于市场经济下的`企业会计制度也进行了一定的积极探索，为下一步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会计制度的全面改革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进入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加蓬勃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完善。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创立，中国的资本市场开始起步。为了适应会计信息使用者多元化的需求，向社会公众提供可理解的通用会计信息，满足资本市场对信息有用性的渴望，我国发布实施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并于1992年1月1日起在股份制试点企业施行，从而开创了我国内资企业实行适应商品经济需要的会计制度的先河。1993年财政部又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13个分行业会计制度。这一改革较之《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和《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涉及的范围更广泛，影响也更深刻。它对会计核算的基本前提、一般原则、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与报告提出了原则要求，把全国各行业的企业会计工作统一到一个标准上，实现了会计指标的工程统一。该制度还大胆借鉴了国际通用的会计处理方法和会计报表体系，使我国会计制度逐步实现了与国际会计惯例的接轨，被国际会计界所认可和接受，对于促进我国进一步对外开放、促进我国经济国际化发挥了积极作用。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市场监管者和投资者迫切要求上市公司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和会计信息的有用性。为规范会计信息的披露、满足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求，1997年我国发布了第一个具体会计准则，即《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1998年发布并实施了《企业会计准则——收入》等7项具体会计准则。2001年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合作。2000年12月我国发布了《企业会计制度》，要求股份有限公司于2001年1月1日起实施。《企业会计制度》引入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和资产减值的概念。2000年和2001年又陆续发布了无形资产、或有事项、借款费用、租赁、固定资产、存货和中期报告准则。2001年修订了债务重组、非货币性交易等会计准则，发布了《金融企业会计制度》，2003年发布了《证券公司会计制度——会计科目和会计报表》，2004年发布了《小企业会计制度》。这些标准都体现了高度稳健的会计政策， 其目的就是增强我国企业的长期发展后劲，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我国市场经济又迈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2月，财政部发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准则包括一项基本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并于2007年1月1日起首先在上市公司施行，其他企业鼓励施行。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一方面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会计准则全球化趋同趋势的必然选择。这套会计准则体系既与中国国情相适应又充分实现了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涵盖了各类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这套准则体系的实施进一步提高了企业会计信息的质量和透明度，使企业会计信息在国际范围内的交流、使用、判断和评价的基础和平台得以建立并不断完善。可以说，这套新准则的出台既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需要，是加强政府对市场监管的需要，也是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推进我国会计国际化的需要，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