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店铺经营方式研究论文

中国古代金融业banking in ancient China1840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金融事业。商周（约公元前16世纪～前771） 中国是产生货币较早的国家，在商代和西周时期就有了金属铸币。从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的资料看，商、西周时期人们在交换过程中主要使用实物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当时的实物货币有贝壳、龟甲、粮食、布匹等，金属称量货币主要是铜。春秋战国（前770～前476）货币流通的范围更加广泛，人们逐渐普遍地使用青铜铸币。由于当时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和文化的差异,以及政治上的分裂割据,各诸侯国使用不同的货币。例如秦国的铜钱铸成方孔圆形，币文为“半两”，铸币权由国家掌握。此外，黄金和布也是法定的货币。战国末年，秦国制定的《金布律》是中国最早有关货币的法令。秦汉（前221～公元220）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并把秦的货币制度推行到全国各地。秦亡后,汉承秦制。为使货币重量更适于交换，西汉政府将铜钱的重量由“半两”（十二铢）改为“五铢”。从此五铢钱制度一直延用至隋代(581～618)。南北朝(420～589) 这一时期，信用事业有所发展。中国古代的信用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最初的借款对象是实物。以后随着货币的产生和发展，货币借贷行为越来越多。在封建社会初期，放款者主要是官府、贵族以及大地主等，而借款者往往有着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关系，逃债非常困难。因此这一时期的借贷主要是信用放款，而且利息通常较高。战国时期，放款取息已是非常普通的事情。秦汉时还出现了专门靠放债取利的人，称“子钱家”。有些子钱家资本相当雄厚，甚至政府有时为筹措军费也要向他们借款。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兼办信用业务的机构——寺院。当时佛教盛行，寺院遍布各地。僧尼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不少特权。寺院不仅从事宗教活动,而且经营大量土地,兼营放款业务。除了传统的信用放款外，还出现了典当业，即抵押放款。唐(618～907) 法定货币有铜钱和绢帛两种。绢帛以“匹”为单位,多用于大额的交易。唐代废五铢钱,铜钱不再以重量为名，而改称“通宝”、“元宝”，发展为比量名钱体系更高一级的铸币形式。唐代货币经济有较大发展。但在流通领域中，铸币短缺一直是突出问题。因各地禁铜钱出境且铜钱较重,商人携带极不方便。唐宪宗时产生了“飞钱”，即商人在京师卖出货物后，把货款交付给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并从其处取得票券,回到地方后凭票取款。这种飞钱又称“便换”，是中国最早的汇兑方式。随着商业的繁荣，对外贸易的发达，在唐京城长安的西市形成了中国最早的金融市场。西市是长安最繁华的市场，面积约1平方公里,遍布各种店铺和作坊，其中有许多商铺经营信用业务,如柜坊、寄附铺收受存款,保管财物；金银店兼营兑换以及生金银的买卖；质库经营抵押放款。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以及汇兑事业的产生是唐代金融业发展的主要标志。宋(960～1279) 货币经济的发展在货币形态上表现为白银的货币性加强和纸币的出现。汉代以前贵金属金、银都曾为货币,秦汉时期黄金是法定货币。汉代以后,由于货币经济一度衰退，贵金属失去法定货币的地位。唐末出现贵金属复入流通的趋势。宋代贵金属白银逐渐被人们广泛使用，绢帛一类的实物货币则逐渐失去其货币资格。纸币最早出现于10世纪末的四川，当时称作“交子”，开始时是由民间的富商发行，1023年后政府垄断了交子的发行权。宋代钱币的铸行量大大超过唐代，但在货币流通领域中却出现混乱和地区割据的局面。宋代铸币的种类很多，面值有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数种；币材可分为铜钱、铁钱、夹锡钱。北宋(960～1127)时期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辽也铸造自己的货币。中原地区的宋王朝则有些地方使用铜钱，有些地方流通铁钱，还有些地方兼行铜铁钱。南宋(1127～1279)时占据中原北部的金国也铸造发行自己的货币。元(1271～1368) 结束了宋代货币流通分散混乱的局面，货币又趋统一。元代的货币以纸币为主，最初的纸币是可用白银兑现的信用兑换券，后逐渐发展为不兑现纸币。元代纸币不再以宋代“缗”、“文”等铜钱的单位为价值尺度，而以白银为价值尺度。元代的纸币制度已相当完善。1287年，元政府颁行的《至元宝钞通行条划》是中国最早、最完备的币制条例。宋元时期的信用事业较之以前并没有过多的发展，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传统的高利贷信用。民间的信用机构主要是当铺。当铺在宋时称“解库”、“ 质库”,寺庙经营的称“长生库”, 元代时称“解典库”或“解库”。元代当铺除抵押放款外，有时还经营信用放款。除了私入开当铺外，官方也开始建立经营典当业的机构。如金政府曾设质典库,又称“流泉”,元政府设立公典，称“广惠库”。宋代以后,货币种类增多,因而兑换业发展。当时经营兑换业的有“金银铺”、“银铺”。宋代的“交引铺”除经营各种兑换外，还买卖各种钞引。汇兑业务随着纸币的流行而逐渐衰落。明清(1368～1911) 明代货币有纸币、铜钱和白银。明前期主要用纸币，明中叶以后白银成为主要货币。清代(1616～1911)银、钱兼行。铜钱仿照明朝的制钱制度，由国家统一铸造发行，银锭则许民间自由铸造，因此各地的铸银在重量、成色上有不少差异，种类繁多。明清时期，金融业有显著发展，尤其是典当业日趋发达，当铺遍布各地。据统计，1644年全国有当铺两万多家，1744年时北京有当铺六七百家。有的当铺资本额高达数万两或十几万两。经营典当业的主要是商人，此外还有地主、官僚，甚至政府也投资设当铺，称为“官当”。当铺的业务除放款外，还接受存款，兼营兑换等。明清时期还出现钱庄、银号、票号等新的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明中叶,最初规模较小,主要从事兑换业。明末，钱庄逐渐发展成为从事经营接近近代金融业务的机构,除兑换铜钱、金银外,还兼营放款、存款等业务。银号最早出现于清初，经营业务与钱庄类似。钱庄、银号还发行钱票和银票，可以用来兑换铜钱和白银。随着钱庄、银号在全国普遍设立，清乾隆年间以后，银钱票的流通非常广泛。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因经营者主要是山西人，又称“山西票庄”，起初只为商人办理汇款，后又兼办政府和官吏的公款汇兑和存、放款业务。除了民间自办的各种机构外，清政府也设立了官方的金融机构“官银钱号”，从事各项金融业务。

南宋定都杭州之后，正如南宋著名史学家李焘所说：“四方之民，云集两浙，百信常时。”再加汴京的大批工商业主进入杭州，带来了雄厚的资金与灵活经营的方法，大大地促进了杭州商贸的发展与繁荣，使杭州商业成为全国之最，不仅店铺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资金之厚、精贵品之聚集，都占全国首位。正如当时杭州文人吴自牧《梦粱录》中所说：“杭州行都二百余年（“二”为“一”之误”），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信于昔，往来幅辏，非他郡之比。” 正由于商贸的特别繁荣，也出现商贸经营中的十分钟新风尚、新特色，成为南宋杭州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特点。总结南宋历史经验，目的是吸取今日有用的经验。一、坊与市合一的新貌唐宋之际，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店铺的四处开设，使城镇的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原来坊市严格分离分离的制度，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尤其是南宋都城，出现了坊（居住区）市（商业区）合一的市容面貌与新制度，店铺临街开设与形成商业市场，是这种坊市合一制度的基本特点。唐代以前，都城或州县城镇基本上是实行严格的坊市分离制度。坊，是居民居住区。市，是居民交易区。一个州城或县城，一般只设有一个或二个“市”，如唐代都城长安，城内108个坊，仅东市与西市两个，每个市的规模，大约是两个坊的范围。相比之下交易区位置仅占居住区的4％左右。唐宋之际，由于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扩大商业区，尤其在北宋东京，许多商店开始临街而设；再加上唐末五代战争的频繁，许多坊墙遭到了破坏了而被废；一些坊巷也与街路逐渐出现了各种店铺。这样，封闭式的“市”变成了敞开的“市”；市坊内，大街小巷店铺铺设，都成了商品交换的地方。汴京的饮食业远远超过了唐代长安，出现了饮食店铺与居民住宅混杂，饮食店铺与达官府第混杂，打破了传统的贵族不近商贾的界限；而且皇宫周围、军营附近、官府前后、御姐两旁等也都出现了热闹的饮食市场与酒楼饭店。杭州成为南宋行都之后，商业极为繁盛。北宋以前，杭州的商业区称为“市”，仅有一处，设在城之当中，即今洋坝头至官巷口一带。南宋定都后，坊市分离制瓦解了，在市之周围，店铺四处开设，商品丰富，方便了市民。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贯穿杭城的御街两旁也成为商店集中的地方，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南北中三个市场中心：北宋杭州之“市”，设在今中山中路中段。南宋时，诸行百市样样齐全，大小店铺，处处密布。举凡城市居民各阶段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商品，在商店中都能购到，是一个“大而全”的商品市场。以御街为轴线，形成南、中、北三大商贸区块，相互沟通，相互补充。构成了杭城的新的大商业区，对满足京都市民小费，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大街小巷，也到处是“大小铺席，连门俱是”。二、灵活的经营方式经营方式，讲究灵活，这为都城商人所重视，主要表现在两方面：1、营业品种随季节而变，尤以饮食行业与杂货店为最典型。如都城的茶肆冬夏交换，最为明显：夏天兼售饮料、暑药等；冬天兼营盐豉汤之类。夏天冷饮已有甘豆汤、紫苏饮、椰子酒、豆儿水、鹿梨浆、卤梅水、木瓜汁、沈香水等十七种之多。（周密《武林旧事》卷6《凉水》）南宋初年，生意清淡时，店主还用鼓乐伴唱梅花酒曲，招徕顾客。杂货店的营业商品也有春冬与夏秋的区别，《梦粱录》卷13《夜市》记述，春冬之间扑卖玉栅小球灯、奇巧玉栅屏风、捧灯球等；夏秋又多扑黄草帐子、青纱、异巧香袋儿、背心儿等。2、重视店面装潢和广告招牌。两宋都城的高级酒店，店面装修，极为华丽。“凡京师（北宋汴京）酒店，门首皆缚彩楼欢门”。而南宋杭州酒楼也仿效东京，“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栀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梦粱录》卷16《酒肆》）。宋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上有孙家正店酒楼的画面，就是当时的写实场面。商店之名，一般以所姓取名为多，为×家店铺，比较朴实；但在店门口外，往往挂在店牌、店招等，以起广告作用。 三、早市与夜市的热闹早市与夜市的兴盛，营业时间的延长，也是都城商业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唐宋之前，商贸的营业时间，仅限于白天，“日中为市，日落散市”。北宋的汴京早市与夜市兴盛，店延长了营业时间，方便了顾客。早市，如汴京，“每日交五更……诸门桥市井已开，如瓠羹店门首坐一小儿，叫饶骨头，间有灌肺及炒肺。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分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着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其卖麦面，每秤作一布袋，谓之‘一碗’；或三五秤作‘一碗’，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人城贷卖，至天明不绝”。(《东京梦华录》卷3《天晓诸人人市》)汴京潘楼东街巷，“茶坊，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服、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南宋杭州的早市也很热闹，“御街铺店，闻钟(四更钟声)而起，卖早市点心，如煎白肠、羊鹅事件、糕、粥、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有卖烧饼、蒸饼、糍糕、雪糕等点心者，以赶早市，直至饭前方罢”。“自内(大内，即皇宫)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早市)在在有之， 不论晴雨霜雪皆然也”。(《梦粱录》卷13《天晓诸人出市》) 夜市，比早市更盛。汴京夜市以州桥附近与马行街为最盛。《东京梦华录》卷2《州桥夜市》记载：州桥夜市以饮食业最盛，一年四季不衰。 马行街夜市，除饭食店摊热闹之外，还有中瓦、北瓦、里瓦这样大型的娱乐场所、小百货等，构成更热闹的场面，“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足，都人谓之里头”。(《东京梦华录》卷3《马行街北诸医铺》)宋代文人蔡僚《铁围山丛谈》卷4还说马行街成为汴京夜无蚊虫的街区。 “天下苦蚊蚋，都城独马行街无蚊蚋。马行街者，都城之夜市、酒楼极繁盛处也。蚊蚋恶油，而马行街人物嘈杂，烛火照天，每至四鼓罢，故永绝蚊蚋”。 南宋都城临安的夜市，御街闹市最为繁盛。“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梦粱录》卷13《夜市》)，清河坊至官巷口一带夜市，“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四、集市贸易的兴起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达，街巷集市贸易日趋兴旺。据《西湖老人繁胜录·诸行市》记载，南宋杭州多达四百十四行，该文中也罗列了147项名目，许多行业店铺或摊点集中在一起，形成了相当规模的集市贸易，或称行业街市，或称坊，各种市场的分工也日趋明确。如汴京有马市、牛市、鹌子市、瓮子市、药市、竹竿市以及米行、纱行、姜行、水果行等；汴京最突出的是相国寺的庙市，每月五次的定期市集，是“百姓交易”之市场。 南宋都城临安的街市贸易，或称团、或称行、或称市等。据《梦粱录》卷13《团行》记载，有二十多处。 “有名为团者，如城西花团、泥路青果团、后市街柑子团、浑水闸鲞团；又有名为行者，如官巷方梳行、销金行、冠子行、城北鱼行、城东蟹行、姜行、菱行、北猪行、候潮门外南猪行、南土北土门菜行、坝子桥鲜鱼行、横河头布行、鸡鹅行；更有名为市者，如炭桥药市、官巷花市、融和市南坊珠子市、修义坊肉市、城北米市。 他总结说：“大抵杭城是行都之处，万物所聚，诸行百市”。这些行业集市都是批发与零售相结合的市场。 城郊的城镇草市也相当发达，形成了许多市镇，它与城内的商贸相配合，满足了京都各阶层的消费需要。北宋时，杭州的郊外有南场、北关、安溪、西溪、范浦、江涨桥、汤村、临平等8个镇市。(《元丰九域志》卷40《杭州》)南宋定都后，郊区发展与城内一样迅速。“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口径行不尽，备可比外路(省)一小小州郡”。(《都城纪胜‘坊院》)当时著名的镇市有：城南郊有嘉会门外的浙江市、龙山市；北关门外的北郭市、江涨桥市、湖州市、江涨西市、半道红市、西溪市、汤村镇市、临平镇市、安溪镇市、艮山门外的范浦镇市； 城西郊有赤山市； 城东崇新门外南土门市、东青门外的北土门市等。(《咸淳临安志》卷19《市镇》) 这些市集与城镇，正如都城的卫星城镇，促进了都城商贸市场与全国各地的密切配合，形成一个庞大的市场网。 五、塌房、堆垛场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为商品流通服务的许多行业也应运而生，且迅速发展。这也是宋代商业的重要特色；其中如寄存货物的塌房、房廊，包装器具的租赁、码头装卸搬运，生活服务如浴堂等深受市民与商人的欢迎，形成了许多新的商贸习俗。 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商贾的货物存放，所需的塌房、堆垛场十分兴旺。尤其是大都市，更是如此。如北宋汴京在货运繁忙的汴河两岸，堆垛场就应运而发展。起初，官办的堆垛场有汴河堤岸司与京城所办的两个，为寄存汴河人京的百货杂物，商人要交纳一些管理费，时称“垛地官钱”，官府往往垄断了最佳的场地；而民间也有堆垛场，也供商贾寄存百货所用，收取管理费。这种堆垛场以露天为多。南宋杭州也有堆垛场，大多集中于运河、钱塘江的码头附近。 另一种为塌房，比露天堆垛场高档，已有遮雨设施和简易的房舍。高级的塌房，夜间还有巡逻防盗之举，受到豪商大贾的欢迎。南宋杭州的“城中北关水门内”(今武林广场至体育馆一带)，有水数十里，曰自洋湖，其富家于水次起造塌房十数所，每所为屋千余间；小者亦数百间，以寄藏都城店铺及客旅物货，四维皆水，亦可防避风烛，又免盗贼，甚努都城富室之便” (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 。这种建于水中的塌坊，夜问雇人巡警，既防火，又防盗，是南宋杭州寄存货物的最大特色。其他州郡都未见此类高档塌坊，唯杭州独有。这类塌房，不仅外地客旅寄存，而且本地商贾也寄放，据《梦粱录》卷1眯竭必载，按月收取保管费，时人称为“巡廊钱”。 六、店宅租赁的发展 店铺或住宅租赁业的发展，也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北宋的房舍租赁，相当发达，尤其是汴京，房舍租赁已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反映了汴京市民生活的一些习俗。 汴京租赁房舍有官办与民办两种。官办邸店，是属于左右厢店宅务掌管。这个机构曾多次改名，又名邸店宅务或楼店务，由皇宫内侍等负责出租官府房舍。仁宗时，平均每间房子每月租金为14文。据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统计，天禧元年(1017年)有房舍二万三千三百多间；天圣三年(1025年)增为二万六千二百多间；按此计算，每年收入达十三、四万缗左右。这些收入主要供皇宫中“脂泽之用”。为了表示爱民，凡遇雪寒，或冬至等，常常颁布免租三日或五日的优厚。 有些商人租了塌房之后，又租给其他人，中间转租现象也不少，时人称为“庄宅行人”。 私人或民间邸店经营，不论在东京或南宋杭州，也都十分发达。这种塌房业主，有些是官僚以私人名义开办，或是富商大贾操办。 北宋，许多官僚看到邸店有利可图，修造房舍，经营邸店。据董菜《闲燕常谈》记载，御史中丞何执中，“广殖货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南宋杭州的邸店、塌房，也是“慈元殿(后妃所住殿名)及富豪、内侍诸司等人家”所办，也是以赚钱为目的。据宋人赵时侃《中豁和买役钱状》说，建康府(今江苏南京)所属的江宁、上元两县“有房廊之家，少者日掠三、二十千”。 官私房屋租居，南宋临安也很发达，屋地租金价分大中小三等；如遇“祈祷恩典”，有免缴三日，七日至半月，或一贯减三百等优惠 (《梦粱录》卷18《恩霈军民》) 。

1.《宋代就粮军简析》，《文史哲》1985年第2期。2.《宋代新兴商人资本交引铺的经营活动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3.《宋代交引初探》，《宋史研究论文集》，1987年年会编刊。4.《宋代交引买卖市场的形成、分布和政府的干预》，《中州学刊》1988年第4期。5.《宋代商业信用析论》，《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6.《宋代榷货务的经济职能及其演变》，《河北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7.《<宋代经济史>评介》，《光明日报》1989年2月22日（笔名：肖江）。8.《关于北宋前期宰相制度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90年第2期。9.《南宋大仪镇之战述评》（合著），《河北学刊》1990年第6期。10.《关于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11.《宋代买卖契约初探》，载《中日宋史研讨会中方论文选编》，河北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12.《唐宋时期河北的盐政及其演变》，《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1期。13.《宋朝赊籴制度》，《中国经济史研究》1992年第3期。14.《宋代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15.《微机与史学研究手段的现代化》，《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16.《宋代“和预买绢”制度的性质问题》，《河北学刊》1992年第5期。17.《宋代榷货务的金融职能和性质》，《中国钱币》1993年第1期。18.《试论宋代的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19.《宋代商人的市场垄断与政府的反垄断》，《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20.《中外对比与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2期。21.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合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22.对《<宋代经济史>质疑》一文的驳议（续）（合著），《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23.《学于史立于史耿介丹心——攀登不止的历史学家漆侠先生》，《社会科学论坛》1998年第3期。24.《文化的地域性》，《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4期。25.《〈中国改革通史〉序言》（合著），《河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26.《关于宋代的私盐贩》，《盐业史研究》1999年第1期。27.《宋代地主制经济的特权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28.《宋代粮商的粮食投机》，《史学月刊》2000年第2期。29.《宋代粮商的成份、内部分工与经营状况》，《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30.《透析北宋崇文抑武现象》，《光明日报》2000年9月1日。31.《经济史研究的创新——<宋代工商业经济与政府干预研究>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6期32.《宋代的钞引盐商》，《盐业史研究》2001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2年第1期全文转载。33.《中国传统经济的再评价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34.《北宋乡兵人数考论》，《宋史研究论丛》第5辑，2003年12月。35.《宋代的福建路》，《宋辽金元史研究》第8号（韩国），2003年12月。36.《宋元历史文化遗产与保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8期。37.《王菱菱教授<宋代矿冶业研究>评介》，《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38.《信息合成与调节是政府的天职——对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的一些初探》，载《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政府职能与作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5年7月。39.《论“圣贤气象”——宋代朱熹、吕祖谦<近思录>研究之一》，《河北学刊》2006年第1期。40.《两极分合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1期。41.《宋代的武臣县尉》（合著），《河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42.《岳飞被害与昭雪问题再探》，《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43.《北宋五子的理学体系问题》，《文史哲》2007年第5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2008年第1期全文转载。44.《关于宋太祖祖籍及其相关的几个问题》，《河北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45.《经济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4期。46.《论“为学大要”——<近思录>研究之一》，《宋史研究论丛》第9辑，2008年11月。47.《论宋代学者求理的五种方法》，韩国《宋辽金元史研究》第14辑，2009年12月。48.《中华文明的发展趋势》，载《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版。49.《中国古代法制研究集萃——郭东旭先生七十寿辰纪念文集》序，2010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7月版。50.《宋代真理学的构件和后世的取舍》，《河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51.《漆侠先生与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合著)，《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52.《北宋大朝会考论——兼论“宋承前代”》（合著），《河北学刊》2011年第5期。53.《故乡的山水——石险峰老师〈泽山集〉读后》，载《泽山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54.《必然规律与中华文明的未来趋势》，载《裴汝诚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10月。55.《陆游与宋代理学》，《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1年第4期。56.《半甲历程不寻常——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成立三十周年回顾与展望》，《光明日报（理论·史学版）》，2012年10月19日。57.《论王十朋对南宋理学家的影响》（合著），《浙江学刊》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