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题与主题学 主题学研究讨论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的不同处理,重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外部——手段和形式。 一般的主题研究着眼于一个点(个别主题的呈现),而主题学研究着眼于一条线,甚至一个面。 以对著名文学形象堂·璜的研究为例说明两者的差别。 一般的主题研究多集中在对这个形象的性格和思想的剖析上,如有人归纳说,拜伦的长诗《堂·璜》是对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讽刺。 在比较文学的主题学研究中,首先关心的是这个传说人物的最初出处,接着是努力找出所有写过堂·璜这个人物的作家和作品,以勾勒这个文学形象的演变轨迹。 德·贝伏特(G.deBevotte)的博士论文《堂·璜的传说:自其滥觞至浪漫主义时代》(1929年)。作者首先考证出第一部塑造堂·璜形象的作品是西班牙戏剧家莫利纳1630年写的剧本《塞维利亚的诱惑者,或石客》。接着列出后来描写堂·璜的作家作品: 意大利剧作家贝尔托和奇科尼,法国的莫里哀、高乃依和意大利的哥尔多尼。到浪漫主义时代,描写堂·璜的作家更多:德国霍夫曼的音乐小说,拜伦长诗《堂·璜》,普希金的悲剧《石客》(1830年),大仲马的幻想剧《马兰的堂·璜或天使的堕落》(1837年)等。 此外还有,缪塞、戈蒂耶、萧伯纳,都写过同类题材的作品。 甚至还有音乐作品——从莫扎特的(1787年)到斯特劳斯的(1887年)等。 但是贝伏特的目的不是为我们编写一份以堂·璜为主人公的作品的书目。他的目的是把称之为“堂·璜精神”的那个人物,作一个全面的展示,让读者看到这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作家笔下,被抹上的不同的色彩,被赋予的不同的个性。。 那里面有懦怯而又刁恶的诱惑者,以杀人去开一条路或掩护撤退的玩世不恭的浪子,有什么都不在乎的情郎,有浪漫的梦想者,有虚妄理想的寻求者,有在井中寻找金钢钻的矿夫,也有那非常精明、勇于诱惑、勇于占有、永不满足的享乐者。 这样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了解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作家对同一形象的处理,从而更深刻地理解不同作家的不同风格和成就,不同民族文学的各自特点,以及民族文学之间的交往和影响等等, 主题学研究主要有母题、主题、题材、情境,以及意象、套语研究等内容。 二、母题研究 主题学中的母题,通常指的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诸如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生离死别,时间空间,海洋山脉等。 母题与人物类型有着密切的关系。这里指的是两种人物类型: 第一种类型。某些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已经变成了某个母题的具体化身,他们的名字成了该母题的代名词。 譬如希腊神话的自愿随父过流浪生活的安提戈涅,就成了热爱父母、自我牺牲的母题的具体化身。俄狄浦斯成了恋母母题的代表。 这样的人物类型在我国文学中也有,如大禹、愚公、精卫等,在提到他们的名字时,已经把他们的个性全部滤去,剩下了“公而忘私”、“决心和意志”、“锲而不舍”等这样一些母题。 中西不同的是: 西方的那些人物类型经常直接出现在后世欧洲各国的文学作品里,不断被当作主人公予以刻划描写,并由不同的作者赋予不同的时代精神、个人品质和面貌,从而给主题学研究提供了极好的研究素材。 中国的此类人物类型,很少作为主人公直接再现于后世的文学作品中。 第二种类型是由母题生发出来的文学形象。 如“贪婪”这一母题所生发出来的阿巴公、葛朗台,“嫉妒”的母题所生发出来的奥赛罗等。 中国文学中“智慧”母题的代表诸葛亮,“为有情人牵线搭桥”的母题代表红娘等,也属于此种类型。 母题研究就大致可分以下两个具体方面: 1、纯粹母题研究 这种研究可以局限在国别文学和民族文学的框架之内,也可以跨越国别和民族的界限,对各民族的神话传说和传统文学中的母题作清理式的研究。 我国青年学者王立(辽宁师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十大主题》就属于这样的研究。作者对我国浩瀚的古代文学进行了梳理,归纳出十个最基本的“主题”。这些“主题”其实大多就是母题,如“生死”、“别离”、“相思”、“春恨”、“悲秋”等。(另有《中国文学主题学》4册,《中国古代文学复仇主题》等)。 例:“主母反告”母题研究 A、希伯来传说:约瑟被卖到埃及人家里,主母向约瑟求欢,不从,主母反告,使约瑟受罚。 B、希腊神话:雅典王忒修斯之妻费德尔向忒修斯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求欢,遭拒后自缢,留遗书反告希波吕托斯行为不轨不轨,忒修斯请海神报复,跌马而死。 希波吕托斯 此类故事产生于母系社会解体,父系社会形成时期,表现出男性对女人主妇地位的亵渎和颠覆意识。 法国拉辛写有悲剧《费德尔》,主题上承袭并强化这种意识。 20世纪俄国著名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写有同名长诗《费德尔》,却对费德尔的处境表达了充分的同情,还刻意强调忒修斯的残暴和希波吕托斯的冷漠。 茨维塔耶娃保留了“主母反告”母题的原初形态,但借助费德尔乳母的视角渲染了费德尔的苦闷和无助。 茨维塔耶娃的《费德尔》是20世纪消解男权中心时代意识的一种体现。 茨维塔耶娃 2、人物母题研究 中西文学中的神话传说人物和文学作品人物多不胜数,但上升为母题象征的人物并不很多。 对这些具有母题性质、象征意义的文学或传说人物进行比较研究,是人物母题研究主要对象。 如西方的美狄亚、普罗米修斯、浮士德、阿巴公、奥赛罗,中国的诸葛亮、包公、愚公、登徒子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物属明显的母题。如美狄亚,就是一个“复仇”的母题,诸葛亮就是一个“智慧”的母题。 有些人物,其母题与主题的界线就不很清晰。 如包公,虽然可归结为“公正”之类的母题,但这一形象已经具有了明显的褒贬意味,实际已经上升到主题的高度,具有了主题人物的性质。 三、主题研究 主题研究关注的对象不是个别作品的主题呈现,而是主题的相互取舍、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具体地说,就是研究同一主题在文学史上的不断重复和演变,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的接受和处理。 我们不难发现,有不少主题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或不同民族的文学里经常出现,并且不断被不同的作家所采用。 如希腊神话传说中的俄狄浦斯王所表现的“命运不可抗拒”的主题,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写过。之后写过的有:罗马作家塞内加,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高乃依,英国诗人德莱顿,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伏尔泰。 为什么这些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前后相距遥远的作家,会对同一主题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呢?他们笔下的俄狄浦斯是不是“如出一辙”呢?假如不是,那么有哪些差异?造成些差异的原因又是么? 这一切都给主题学提供了饶有趣味、值得钻研的课题。 主题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 1、研究主题人物 比较一下中西文学里的主题人物,人们会发现一个明显的区别: 西方文学中的主题人物所表现的主题经常是多变的,甚至截然相反。如《圣经》中被视为大逆不道的该隐在拜伦笔下却成了一个值得歌颂的英雄。类似的例子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就比较少见。 在中国文学中,人物一旦成为某个主题的代表,以后的作品往往顺着该主题人物原有的性格方向发展,增添新的情节,使他的个性显得更加丰富,较少作重新评价。 譬如包公这个人物,无论在哪一部作品里,他所反映的主题都大同小异。 2、研究作家对某些已经取得一定主题含义的植物、动物和地理题材等的再处理 有些动植物,如松竹梅(岁寒三友)、梅兰竹菊(四君子)、豺狼虎豹(四凶兽)、龙凤麒麟(祥瑞动物),以及有些地理、天象和气候现象,如高山、大海等,经过几千年来诗人的吟诵、作家的描写,已经上升为某种象征(或称意象),获得某种特定的主题含义,因而也成了主题学研究的对象 这一方面研究也归入意象研究。譬如日本学者曾对中国古典诗歌中杜鹃花和杜鹃鸟这两个动植物主题进行了相当深刻的考察。 唐代诗人成彦雄诗“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 杨万里《杜鹃花》:泣露啼红作么生?开时偏值杜鹃声。杜鹃口血能多少,恐是征人滴泪成。 四、题材研究 题材研究主要考察一种题材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的流传演变,或者类似的题材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表现形态的异同。 题材研究中应用最多的是神话题材研究。 事实充分证明,不同地区的神话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如“大洪水”题材,在世界各重要神话体系中都有关于“大洪水”的描述。A、中国,鲧与大禹治水。天帝怒发大水,鲧盗息壤被杀死,腹中生大禹,禹受舜命用疏导的办法治水13年,禹妻变石头,石裂生启(建夏朝) 鲧与大禹治水 B、希伯来,耶和华惩罚世人之恶发大水淹没大地,预告挪亚造方舟得救。 诺亚方舟 C、希腊,宙斯为惩罚普罗米修斯盗火种给人类发大洪水,普罗米修斯之子与其兄弟之女朝身后扔石头再造人类。 普罗米修斯 在这些神话题材中,隐含着一个共同的母题,即生命的诞生与延续。 三种神话在处理同一题材过程中价值取向存在重大差异: 在中国神话中,鲧禹父子与神处于一种绝对对立状态,充满忧患与悲壮。 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受惩罚只象征性的在身上栓了一块高加索山上的石头,而丢石头变人增添了故事的游戏色彩。 在希伯来神话中,上帝并非想彻底毁灭人类,故事的整体风格是伦理与理智。 民间故事题材也是主题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民间文学可以说是一切文学的母体,在民间文学中保存着文学的基本结构。此类研究如季羡林《柳宗元<黔之驴>取材来源考》等。 五、情境研究 情境就是人物在某个特定时刻的相互关系。” 每个特定情境都为读者展示出人物间的某种关系,同时又交织着作家以及作品中人物的观点和感情,牵制甚至左右人物的行动,从而衍生出各种各样的情节。 譬如,某一时段处境中男主人公爱上了女主人公,但是女主人公却爱上了另一男子。在这个情境里,三个人物两条线索(男主人公对女主人公的爱情和女主人公对另一男子的爱情)构成了一组隐伏着剧烈冲突的关系。 再譬如,男女主人公相亲相爱,海誓山盟,但是家长(或一方,或双方)却阻挠他们的结合。这个情境同样提示了一组充满矛盾的人际关系。 从某种意义而言,文学作品中的情境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典型的人生境遇,在这种境遇之中潜伏着一种特定的、令人紧张的情势。 这种情势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而增强,直到作品的最后才得到解除——或是悲剧性的,或是喜剧性的。 情境与母题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每一个特定的情境必然蕴含着一个母题。 譬如,“两个女人之间的一个男人”昭示了爱的选择的母题,“女儿与父亲仇敌的儿子相爱”,这个情境昭示爱情与责任的冲突这样的母题。 因此,维斯坦因说“母题出自情境” 。 基本情境和母题一样,其数目相当有限,甚至比母题的数目还要少。法国学者乔治·波尔蒂写过一本题为《三十六种戏剧情境》的书,认为戏剧的所有情境已经尽在其中了。 基本情境按多种方式组合,数目是无限的 主题学要研究的是有限的基本情境怎样从一个国家(民族)传入另一个国家(民族),从一个作家的笔下传到另一个作家的笔下,然后不断标新立异,成为无数具有鲜明时代色彩、民族特征和个人风格的作品的过程。 情境研究通常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1、对文学中常见的特定情境,以及不同作家对基本情境的不同处理的研究 诸如爱情与职责、道德、伦理等的冲突,三角恋,人鬼情,等等。这些基本情境在许许多多的爱情小说里都能见到。 从主题学的角度研究这些作品中表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境处理,可以让我们了解作家匠心独运之处。 正如梵·第根所言,“这一类的比较研究往往会异常清楚地阐明了各位不同的诗人之天才和艺术。” 2、对情境母题的研究 这种研究旨在挖掘传统文学中含有母题的情境,并进行梳理,如三角恋;丈夫外出(征战、从商等)久无讯息,妻子改嫁后却突然归来;不相识的父子之战等。 中国古典戏剧中的“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也是一个典型的戏剧情境,历代戏剧家围绕着这一个特定情境,演变出许多剧本,久演不衰,其中的奥妙,很值得探究。 六、意象与套语研究 1、意象研究 意象就是人们在以审美理想观照事物时意识中所呈现的形象,亦即“意中之象”(贯注了主观情思的事物)。 意象存在着多个层次,主要有文化意象和个人意象。 文化意象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如中国的龙、凤、鹤,体现权威、喜庆、长寿,在西方则不然 个人意象。每个作家在创作中都会有个人独特的意象,并往往形成个人意象系统,象光谱一样出现在作品中(水的意象)。 水的德行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不同方式入侵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细流,滴水穿石,却无坚不摧。——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