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世以来的中国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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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收支政策

首先，根据一系列双边协议所规定的世贸准入条件，中国已承诺进行大幅度的贸易改革。平均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信设备）作为中国进口中增长最快的产品，到2005年将享受零关税率。

贸易限制的减少及贸易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实施现有外汇及资本管制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国于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原因在于开放的经常帐户使资本管制难于完全有效。

考虑到中国进行资本管制的实际经验，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后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境地是，只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管制就难以完全实施。贸易体制越开放，资本遗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

其次，作为入世条件的一部分，中国将在今后的5年内大幅度开放其金融服务贸易。外资银行将在入世的两年后获准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经营中国居民的零售业务。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将获准与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

入世变化：

入世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促进贸易和资金流动，并加快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鉴此，入世将对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明显威胁这些管制的有效性。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使提高了的贸易开放度与持续的资本流动限制之间的冲突凸现出来。

同时，加速进行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养老制度改革、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将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需求，由此对大幅度放开资本管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

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的进展以及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换，也将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由此，本文预测中国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

扩展资料

国际收支调节政策：

1、外汇缓冲政策，是指一国运用官方储备的变动或临时向外筹措资金来解决外汇的超额需求和供给。

2、汇率政策，指通过调整汇率来消除国际收支赤字。

3、财政政策，指政府通过其支出税收等手段来影响国际收支状况的政策效应。

4、货币政策，指货币当局通过改变货币供给量和调整利率水平来达到影响国际收支状况变动的政策效应。

5、直接管制，政府在不愿或不能利用汇率、财政、货币等方面的政策来消除国际收支不平衡时，所采取的强制性管理手段。它包括货币管制、财政管制和贸易管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际收支调节的具体政策

一、在目前初步谈判的条款下，加人WTO后中国的的变化在朱总理访美以后，美国政府抢先公布了我国与美方就加入世贸组织（WTO）谈判的初步内容，在我国及国际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出了重大的“让步”，美国政界和商界也都承认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让步”。我们国内许多人则认为目前按此条件加入WTO会给中国造成很大的冲击，因此对加入WTO产生了较多的疑虑。当然，这次谈判所承诺的条件中，在一些主要的领域里，应该说都有一些冲击，确实都会对中国的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事实上，如果对我们所初步承诺的加人世贸组织的条件仔细进行分析，可以看到，这种冲击并不像有些报刊、外电所描述的那样是“国门大敞”，让外国企业长驱直入，而是实际上还有很多方面的限制和保护，还有一定的过渡时期；主动权基本上还是操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中。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1．农业。现在议论比较多的领域，首先是农业。对于美国的农产品，首先是允许染有TCK病的小麦进口。但这宗进口的解禁其实对我国的影响并不大，本身也并不是WTO的问题。影响比较大的是在加入WTO以后，提高“大宗商品配额”，即每年进口粮食的“配额”增加到2100万吨。在这2100万吨进口的数额之内实行的是1％一3％的低关税；2100万吨配额以上的进口继续实行高关税，但要逐步从目前的30％一40％的水平降到2004年的17％的水平，有些将降到14％。对中国经济影响比较大的恐怕首先是这2100万吨的配额，因为我国目前每年只进口300多万吨粮食，即使在最初两年进口配额只有700－1200万吨，进口的增幅仍然较大，这在目前我国农产品销售困难、产品供大于求的情况下，可能会对国内农产品的价格和我国农民的收人造成一定的冲击。但从长远来看，第一， 2100万吨的进口仍然只占我国粮食总消费量的2％－3％左右，占市场交易量（进入市场的部分）的10％左右，不会左右我国的粮食市场。第二，粮价的下降，对农民的收入有影响，但中国目前70％的粮食属于农民自给自足的部分，受影响的主要是那些出售到市场上去的30％的商品粮，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但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还是有限的。第三，农产品价格的进一步下降，会对农产品价格体制的改革、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产生积极的影响，也会对农业结构的调整产生积极的影响。第四，较低的国际粮价抑制国内粮价的提高，对于农民当前的收入是会有影响，但是对于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到工业和其他非农产业中去则会有用积极的影响。因为粮食价格降低，平均工资水平就可以降低，有利于工业的发展；通过工业化程度的提高，目前的农村人口进入工业、第三产业的速度，农村劳动力转移、获得较高收入的就业机会的可能性也就会增加。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农民收入的增加不太可能继续依靠农业收入的增加，而主要将靠工业、非农产业的发展的话，那么，尽管这一点会在短期内形成对农产品价格和农民收入的冲击，但是从中、长期来讲，对3亿农业劳动力和7亿农村人口是有好处的。当然，如果加入WTO，应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尽量减轻在短期内对农民收入冲击的负面影响。就具体品种而言，在农业方面可能造成较大冲击的是大豆和棉花。根据《中美农业合作协定》，到2004年我国豆油的进口配额将达到330万吨。按中国大豆的出油率14％－15％来推算，进口330万吨豆油相当于进口2200万吨大豆，这个进口量大于国内大豆总产量。从而对我国的大豆生产将构成很大压力，其次是棉花。去年我国棉花进口量为20万吨，签署《协定》后，棉花进口马上就要变成74．3万吨，到2004年则要达到89．4万吨，而我国目前的棉花库存达500万吨，因而压力也较大。2．汽车业。很多人认为一加入WTO，汽车的关税就会降到0，从而对中国的汽车业将是致命的打击。实际上，即使今年加入WTO，汽车价格也不会马上下降。我们承诺的条件是，到2008年（美国要求到2005年），汽车保护关税由目前的80％－100％下降到25％。这么长的过渡期，国内的汽车行业有时间来发展壮大、并逐步和国外厂家竞争。而且就目前而言，我国的轿车价格也只比国际市场高出20％－50％。因而，加入WTO，价格将不是最大的冲击。投资、服务方面的冲击可能要大于价格冲击。在投资方面，我们曾规定，整车、发动机生产，外资不能超过50％，这一规定在加入WTO后会逐步取消。这个冲击是很大的；另外，与汽车制造相比，中国在销售服务方面与国外的差距更大。在研究开发（R＆D）上，中国与国外的差距也非常之大。国外象丰田、通用这样的大公司，每年研究开发经费高达50－60亿美元，而中国整个汽车行业的研发经费加起来才不过十几亿元人民币。设计开发一个全新的车型需要研发经费20亿美元，改型要1一2亿美元，中国的研发经费只够改型，可以说，在这个方面还无法与国外竞争。现在看来，我们唯一可以与国外竞争的可能是汽车的维修服务方面。台湾由于有了很健全的国内汽车维修服务体系，因而在汽车保护关税降得很低的情况下，其汽车进口量不但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总之，加入WTO对汽车行业的冲击将是全面的、但也决不会一下子被冲垮。我门有喘息的时机, 要抓住这个时机，完成转型，使中国的汽车业上一个新台阶。3．电信业。电信业实际上也并不是让外国公司长驱直人。我国承诺的条件是在6年内取消对传呼机、流动电话进口的限制，在2年内允许外资进入移动电信业务，4年内可以进入基本电信业务。加入WTO后，在基础电信业，允许外资占到25％；增值电信业允许外资占到30％。但是这些“进入”在品种、地区、程度、方式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特别是在移动电讯、基本电讯业务这个领域里，不是让外资独家经营，而只是允许他们参加合资企业的投资。目前美国在这方面的要价是，要求国外公司能控股60％，至少为51％；外国公司可以直接进行国际出口，从而绕开中国的国际出入总局。这个目标与中方有分歧。现在要谈判的、没有确定的，就是允许他们将来可以持有多大的股权，是否可以有控股权等。在增值服务业、传呼领域里可以持股51％，但在其它方面并不是这样。因此，我们承诺的主要还是允许他们来办合资公司，来参股，而不是由他们来控制我国的电信业。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也是我们发展电信业的需要。过去我们的一些电讯公司也进行了合资方面的尝试，就是想通过合资及时地引进他们的技术。因此，这对我们来说，利大于弊。当然外国公司会得到一定的收入，但这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冲击并不是很大，相反可以加速我国电信业的发展，跟上国际信息产业发展的步伐。4．金融业，另一个争议比较大的领域是金融业，金融业实际上和电信业的情况差不多。在银行业，目前谈判的，首先是在各地允许外商开展业务，主要是从现在开始可以在各地设立分行。但是这个业务主要是他们能对外资企业、合资企业做外币的业务。一定时期之后，会允许他们经营三资企业和外国人的一些人民币业务，目前在上海、深训已经在逐步放开。但这种人民币业务，主要是外资企业的人民币业务。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允许他们经营中国居民的外币业务，也还并不允许他经营中国居民和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而如果外币不能和人民币直接兑换，很多人还会愿意把外币存在中国银行。而且，外资银行在什么地方可以开展业务，还是需要中国人民银行的批准。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限制是很大的。第二，金融领域里的另一个开放是允许外资搞合资银行，股份可以占到50％，也有一定的限制。5．保险业，保险业的开放速度可能稍微快一点。人寿保险公司外商持股比例入关时可以达到50％，一年以后可以达到51％；在非人寿保险和再保险领域，外商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且在两年内可以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经营一定范围内的保险品种，也不是所有的保险业务都可以由他们来经营。6．关税。这是另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领域。中国一方面同意降低农产品的关税，另一方面也同意在2005年把工业产品的关税从1997年的24．6％降低到9。4％左右。在有些领域里降得比较多，比如化工业、医药产品降到跟其他国家一样5％－6％的关税；汽车业从现在的80％－100％降到2005年的25％，汽车零件的关税降到10％。应该说降的幅度比较大。但是这个影响我们也要通盘考虑。中国过去名义关税比较高，但实际征收关税的比重很低，每年只有3％－5％，还不算走私（关税高，走私的动机就强）。在全部进口产品中，由于我们实行了各种关税的减免、合资企业的优惠政策、大中型企业进口先进设备的优惠政策等等，以及对原材料、来料加工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所以实际上我们关税征收的比重并不大。并不是说降低关税就没有影响，而是说它的实际影响比起数字所显示的程度可能要小。此外，降低关税的影响要作整体分析，不能仅就对某一利益集团影响出发进行判断。比如，象汽车这样的工业，关税的下降，对整车组装业的冲击较大，但对零部件生产厂家可能有利，整个汽车工业的就业可能会有较大的增加。另外，还有一个对于降低关税的认识问题。目前我国的关税水平为16．8％，我们承诺2001年降到15％，2005年降到10％。现在，发展中国家平均关税水平为14％，发达国家为3％，WTO成员国为6％。可见，中国的降税是顺应国际发展趋势的，不是让步；而且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关税的保护作用在逐步下降。例如，我国签署了信息技术贸易协定（ITA），这意味着到2005年，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将降到0。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由于，高新技术产品全球化要求其零部件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如果关税不降到0，人家就不会到你这儿来生产，也就谈不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努力赶超的国家。从各方面来看，毫无疑问，加入WTO是有成本的，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有些领域是有冲击的，但是它的冲击并不像现在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而且有3－5年的过渡时期，有些领域有6年的过渡时期，还是给我们留出了一些调整的余地。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加紧我们国内的体制改革，加快对国内企业、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各个领域，加强在各个领域里发展国内的竞争，提高各个领域的管理能力，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就不仅仅是全球化规则的接受者，而且可以参与全球化规则的制定，还可以借助世贸组织这个讲坛解决贸易争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推动下，WTO马上要开始下一轮的谈判，核心问题是如何扩大各国对美国等国占优势的农业和信息、服务业的开放。中国如果现在不加入WTO，不仅将来加入更加困难，而且使我们在新一轮谈判中没育发言权，不能加强发展中国家这一边的谈判力量，这会使新一轮谈判的结果对我们更加不利。这也是需要考虑的“未来因素”。加入WTO最大的好处还在于：对国际上做一定的承诺，可以促进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促进国内经济各个领域市场竞争的发展，而且现在我们面临内需不足的情况，加入世贸组织在短期内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就业的增长可能会有积极的、正面的促进和推动。一方面由于各国的市场对我国的产品更加开放，贸易会有所增长、出口会有所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卜对国际市场做出了更多的承诺，外国投资者会觉得中国的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会增加对中国的投资，这样对国内经济的回升也是有好处的。因此，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正面促进对于负面冲击的抵消作用，即使从短期看，加入WTO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更不要说从长期看，中国总是要走向世界，总是要进行改革开放，通过开放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改革。二、目前中国加入WTO的可能性朱总理访美，美国政府没有批准在最后的协议上和中国签字。由此也引起了美国商界的一片呼声、一片反对，朱总理回国以后，又发生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作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事件。中美关系出现了急剧的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加入WT0的前景如何？对这个问题要从我国的态度和美国的态度两方面进行分析。从我国的态度来讲，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分析加入WTO对中国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如果中国加入WTO好处大于坏处的话，那么不管中美关系发生什么变化，我们还是应该积极争取加入。因为越是国际关系恶化、越是在国际上处于弱势地位，我们越是发展经济，越是要在国际上争取我国的利益，越要通过进一步的开放来得到发展。西方国家本来就不是从我国的利益考虑，而是出于打开我国的市场争取他本国利益的目的。这一点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我们还是要像过去一样通过谈判争取我们的最大利益，做到权利和利益的平等。从美国方面来讲，这次事件也不会对中国加入WTO的谈判发生大大的变化，既不会更好，也不一定更坏。不会更好，是因为他们不会因为觉得对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出于一种抱歉的心理，来使中国加入WTO更好通过。美国有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反华势力仍在反华，他们也不会因为炸了你的使馆而有所改变。但是也不一定更坏。这件事情，包括这一轮的风波以后，尽管美国的反华势力在叫嚣什么“中国政府组织游行，就是为了对加入WTO的问题要价”，但多数人还是从两国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美国商界的游说活动也有所加强，对抵消反华势力的增长有好处，但是也不会由此产生很大的改变。中国领导人最近说：我们不会放弃我们的根本利益；再谈13年也没什么了不起的。这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在这以后，中国能否在今年加入WTO，实际上已经取决于美国人谈判立场的改变。从目前看，中国在今年加入WTO的可能性目前还是有的，但不妨做一个“50％对50％”的估计。三、中国在国际形势恶化条件下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必要性首先，国际经济形势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在长期之内部不会很好。进入新世纪以后，不能指望我国的外贸条件还像80年代、90年代那样好，我们也不会有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当初经济起飞时所享有的那种宽松的国际市场。中国现在对美国出口的顺差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美国采取了各种抵制措施。在欧洲也有各种贸易配额对我国实行各种限制。亚洲、东欧。南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也都在发展各自的经济，都在和我国竞争；全世界的经济又进入了通货紧缩的时期。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必须更多地着眼于国内市场，着眼于扩大国内需求。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国际形势越是对我们不利，我们就越是要下决心加速改革与开放。首先是要加速国内的体制改革，尽快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才能真正提高国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我们再也不能“说废话”了，再也不能抱有幻想了，只能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加快改革，抓紧把经济发展上去。其次是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哪怕是吞下一些过去还不愿吞下的“苦果”。这是因为，所谓“发展”的概念是落后国家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不是指落后国家自己今天过得比昨天好。这包括以下的一些含义：第一，发展中国家必须用国际市场的标准作为参照系衡量自己，认识自己的落后，认识自己的问题；第二，发展中国家必须增长得更快才能实现发展，因为你的经济实力在增长，别人的经济实力也在增长，如果你的增长速度比别人慢，到头来差距会越来越大；第三，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付出更多的努力，必须做比别人更多的事情，包括一些痛苦的事情，才能追上先进国家，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一切恰恰表明：要发展，就必须要开放，要加入到国际市场中去，经受国际竞争的考验，开放与改革一样，都是一件困难而痛苦的事情，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意味着要到国际上去面对发达国家的竞争与挤压，甚至要冒让外国资本和产品过多占领本国市场的风险，但是只有开放，我们才能知道国际上经济发达的参照系是十么，才能在国际上获得我们发展经济所需要的产品、技术、资本、管理与市场，才能利用和吸取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少走弯路、多走捷径，一步一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们可以不开放，关起门来也可以实现一定的经济增长，今天过得比昨天好一些，但是作为一个已经大大落后的国家，那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增长速度不够高，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会拉大，在当今科技与市场飞速变化的世界上，关起门来绝对不是办法，因为那样做实现不了我们赶超发达国家的目的，相反可能会再受人家的欺负。现在我们都在议论西方国家的“炮舰政策”。“炮舰政策”在历史上就是用武力打开一国的国门。就是说，不早一点主动开放、发展经济，结果却可能是被动挨打，被迫开放，被人侵略。我国历史上就有过这样的先例。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改革开放的目的，说到底就是为了不再受别人的欺负，是为了使我们得以发展，与世界列强平起平坐。要想使我国强大起来，就一定要开放，要走向世界，要用世界的高标准来衡量自己，尽可能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技术等等，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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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的催化剂亚洲金融危机导致学术界和政府决策层对允许资本跨境自由流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部分人士直言不讳地将不受限制的、动荡的资本流动视作引发和延长危机的主要因素（克鲁格曼1998，斯蒂格利获1998）。亚洲危机及其后的学术争论显然对中国的决策者产生了影响。不仅最初在90年代中期设定的到2000年大幅度取消汇率和资本管制的目标被悄然取消，而且中国政府从此不愿公开谈及整个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问题。许多分析家由此认为中国已经无限期地推迟了资本项目自由化，目标似乎遥遥无期。笔者却认为：尽管没有官方公布的时间表，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比目前广泛预期的提早很多。这一目标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进程加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发挥的强有力的催化作用。入世对资本项目的影响与入也相关的贸易自由化受到众多关注的同时，入世对资本流动的影响也同样重要。首先，根据一系列双边协议所规定的世贸准入条件，中国已承诺进行大幅度的贸易改革。平均关税税率将由目前的17％左右降低到10％以下。信息技术产品（包括计算机和电信设备）作为中国进口中增长最快的产品，到2005年将享受零关税率。更为重要的是，绝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如限额、执照和许可证将被取消。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七大贸易国。入世所要求的更彻底的贸易自由化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地位，预计到2005年中国的年均贸易额将达到6000亿美元。贸易限制的减少及贸易额的扩大将大大增加实施现有外汇及资本管制的复杂程度，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中国于1996年12月1日正式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尽管资本帐户并未开放，依然对资本流动实行严格管制，资本外逃却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原因在于开放的经常帐户使资本管制难于完全有效。贸易瞒报（特别是进口高报和出口低报），不遵守结售汇制度，逃避官方对对外借款的批准和监督（如广国投的破产案例），走私、猖撅的税及贪污等都成为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错误与遗漏项，至少有一部分可归因于资本非法外逃（胡祖六，1998b）。近年来关于完善国际收支统计的努力显然未能减少错误与遗漏的数额。考虑到中国进行资本管制的实际经验，可以十分肯定的是，入世后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将进一步削弱这些管制的有效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两难境地是，只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的管制就难以完全实施。贸易体制越开放，资本遗漏和外逃的渠道就越多。笔者认为，这一明显的事实将促使政府决策者更早而不是更确地放宽甚至取消资本项目管制。他们将认识至办此全面的资本管制，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而且还会导致大量扭曲和无效的资源分配。其次，作为入世条件的一部分，中国将在今后的5年内大幅度开放其金融服务贸易。外资银行将在入世的两年后获准经营中国企业的人民币业务，五年之后经营中国居民的零售业务。外资保险公司将获准经营中国企业和居民的寿险业务和财险业务，同时现有的地域限制将在入世五年内逐步取消。外国资产管理公司将获准与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同样，外国证券公司也将获准同国内的机构组建合资公司（外方股权不超过33％），经营国内人民币证券的发行、销售和交易。这些旨在部分开放金融服务贸易的措施，将对资本项目产生深远的影响。外资金融机构能够向居民如中资企业和家庭，以及非居民如跨国公司提供在岸和离岸的金融服务，将不可避免地促进跨境资本流动，致使现有的管制过时或失效。除了这些开放措施，入世还涉及接受一系列的协议，包括商品贸易多边协议（其中，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h）最为人知）、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以及知识产权中与贸易有关部分的协定（TRIPS）。值得注意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禁止成员国对与提供协定中规定的服务有关的资本交易施加限制。尽管这些协定的主要目的是服务贸易自由化，而不是资本自由流动。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全球范围内（不同于区域的范围，如经合组织或欧盟），按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规定，要求取消部分资本管制。服务贸易总协定因而敦促像中国这样的新成员国重新审视并放松那些可能实质性阻碍外资金融机构有效进入市场的资本管制。最后，中国对入世所做的一揽子承诺也要求开放曾～度限制外国投资的行业。这些新开放的行业将包括电信科贸和国内零售及批发。外国投资对其它行业的参与将进一步增加，主要是制造业、农业，也包括商业银行和保险。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在开放程度方面已经优于很多国家，入世之后将更加开放。到2005年，年均外商直接投资预测可达到1000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如此大幅度的上升将大大增加相应的跨境金融交易，如股本与债务融资、跨国公司为对冲风险要求进行的利率与货币互换，以及盈利、红利、利息收入、资本增值和本金的汇回。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全面渗透，以及跨国公司在其财务计划与风险管理中需要的一系列复杂而又崭新的金融交易的扩展，将对中国现有的汇率与资本管制提出严峻的挑战。资本项目自由化将成为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中国在资本管制方面的已有经验对管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疑问。中国入世之后，将采取重大措施放开商品及服务，特别是金融服务的贸易。届时，维持资本管制的难度可能越来越大。此外，继续实行资本管制与国内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的目标是不相容的，因为资本管制引起扭曲，诱发资本外逃，降低透明度并因此增加系统的腐败，同时限制了有效的定价及资本配置。因此，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尽早自由化将促进国内的结构改革，保证中国的企业和银行在入世之后提高效率，以迎接全球竞争的挑战。为迎接入世，中国已加快了国有经济战略重组的步伐，其中民营化是改革战略的核心。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选择了国内最大的国有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市，包括中国移动、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中国石油及中国联通等等。但是，将要民营化的国有企业数量众多，意味着中国不能仅仅依赖国际资本市场，而应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发展国内资本市场，以成功地实现民营化目标。民营化带来的是国有企业关停并转与减员增效，由此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及支离破碎的传统社会保障制度产生巨大压力。为了对这些令人痛苦的改革提供社会及政治支持，政府在社会保障，特别是养老金方面进行了改革。长期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资金完全有保证的民营养老体系，辅之以强制性的公共养老金制度，以此为退休人员提供最低的养老金。为了向养老金制度转换提供资金，中国将寻求民营化收入与发行长期公债相结合的策略。因此，重要的一环是发展一个有深度、有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以此吸纳新的民营化，并允许政府出售所持上市（即业已部分民营化）公司的股权。中国的股票市场尽管只有10年的发展历史，但其市值已达5900亿美元。中国股市令人惊异的发展得益于个人高储蓄率及公众对持有高风险证券的“好胃口”。不过，中国股市主要为零售投资者驱动，因而流动性差。缺乏深度而且波动性大。国内大规模民营化计划中大量等待发行的股票可能带来市场巨跌甚至崩盘的威胁，并引发政府所担心的社会不安定。解决的办法之一是向市场引入机构投资者，如共同基金。养老金和保险公司。随着国内基金管理行业的发展，政府打算吸引外国投资者通过“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QFII）的计划进入国内市场。合格外国机构投资者计划有望在今后的18－24个月内引入，这将成为迈向更为自由的资本框架的重要一步。它将首次允许外国资金——尽管是受控制的——进入国内人民币证券市场。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无疑将对国内市场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进而推进若干重大改革，包括民营化和养老金改革。此外，放松资本管制也将帮助中国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进入其刚刚起步、经历了飞跃发展并具有巨大潜力的信息技术产业。同样地，放松资本流动也有助于作为中国政府另一个战略目标的西部大开发。正如在中国沿海省市经济起飞所显示的那样，外国投资将在中国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追赶过程中发挥催化剂的作用。成功的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前提条件如果中国入世将最终削弱其资本管制，同时中国认识到资本自由化将大大有利于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发展目标，那么唯一剩下的就是可行性的问题，即中国能否在足够短的时间内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同时吸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避免可能的风险。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多数分析家持非常怀疑的态度。广泛认同的观点是，中国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作好迎接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的准备。这一观点存在两方面的错误。首先，夸大了封闭的资本项目保护中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作用。正如本文曾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资本管制实际上远不如广泛认为的那样有效，这有大量的有关资本外逃的文献为证。中国得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恶性传染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此前在宏观调控方面的成功。中国政府在1993—1996年实行的紧缩政策有效治理了几乎失控的通货膨胀，同时抑制了经济过热及房地产的投机泡沫。1994年以来的货币紧缩政策及财政整顿恢复了宏观稳定并扭转了外部失衡，经常项目稳步改善，官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正是这些经济基础性因素，而非资本管制，使中国具备足够的能力在亚洲危机中应对恶劣的外部冲击，并避免了人民币贬值（胡祖六，1998a，1998b）。中国顺利过渡到开放的资本项目需要同样的宏观条件。坚实的基础及良好的经济政策，对于中国充分享受资本自由流动的益处，同时避免自由而多变的资本流动的潜在不稳定效果，至关重要。脆弱的国际收支状况通常是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主要障碍。但是，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在目前与中期展望均显稳健。尽管经常项目的盈余在中国入世之后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但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及入世之后大量外国直接投资涌入的前景，意味着中国在中期内不可能经历大规模的、持续的国际收支失衡。适度的外债规模及充实的外汇储备也为抵御外部冲击提供了保障。中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实力成为资本项目自由化成功实现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放开资本项目的第二个条件是良好的国内金融体系。这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但中国政府已经开始了金融改革。中国已经迅速关闭了丧失清偿能力的金融机构，如广国投、海南发展银行和一大批面临困境的“小国投”。中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并设立资产管理公司处置这些大银行的坏账。中国政府还为处理大量有问题的农村信用社制定处置预案。此外，中国政府还表明了国有银行民营化的意向，目的是强化其资本基础并改善其经营。中国人民银行也努力完善其审慎监管的能力。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里放开国内利率。入世之后银行部门的逐渐开放将引入竞争和国际经验，促进国内银行系统的重组。尽管要使银行部门恢复健康耗时而费力，但中国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在一段时间（如3－5年）内持续努力改革国内的金融部门将强化其基础，从而大大提高中国放开资本管制的成熟度。最后，为了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中国已经开始从目前事实上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向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逐渐过渡。国际经验表明，僵化的汇率制度在资本自由流动的体系下是不可持续的。灵活的汇率及审慎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大大减少在开放资本帐户条件下货币危机和国际收支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因此，中国采取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将有利于其资本项目的可兑换。结论入世将大幅度推进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对外贸易的自由化，促进贸易和资金流动，并加快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鉴此，入世将对中国目前的资本管制体系产生巨大的压力，明显威胁这些管制的有效性。资本项目可兑换将使提高了的贸易开放度与持续的资本流动限制之间的冲突凸现出来。同时，加速进行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养老制度改革、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以及西部大开发，将扩大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需求，由此对大幅度放开资本管制产生了强大的推动力。资本自由化将成为中国国内改革进程的自然延伸。中国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国内金融体系改革取得的进展以及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换，也将促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进程。由此，本文预测中国有可能在5年，而不是1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实现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不过，资本自由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可能持续5年的时间内逐步实现。自由化也不意味着各种类型的资本自由流动同时实现，而可能是先放开流入本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其次是逐步开放外商对国内人民币证券投资，再次是本国具备条件的企业对海外直接投资，然后是本国对外借款举债，最后延伸到国内居民的对外证券投资。尽管中国争取入世与资本项目可兑换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中国即将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使资本自由化问题提上了日程。对中国尽早放开资本项目而言，入世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使中国的领导层对待资本流动更加慎重。考虑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的决策者可能密切关注国内金融部门改革的顺序及资本项目自由化。如果金融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实现完全的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时机就不成熟。同时，还应强调有利于资本自由流动的货币和汇兑机制。在这方面，中国已经开始向更为灵活的汇率体制转换，以更好地应对入世之后的外部冲击及变化不定的资本流动。入世之后将实施的大规模的贸易改革和早于一般预期的资本自由化，将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利益，推进其经济改革进程，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促进生产率和经济的长期增长。显然，中国采取一个更为自由化的贸易和投资体制也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