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理教师的工作中,胡焕庸一方面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对待学生的学习,另一方面又以“学而不厌”的精神对待自身的提高。为此,他十分重视搜集和阅读国外文献,注意地理科学上的新学说、新理论和新资料,从而积累丰富的科学知识。在此基础上,他根据客观需要,从一个教学领域转入另一个教学领域,并且从一个研究领域转入另一个研究领域,他撰写出多种大学教材和专著。胡焕庸从竺可桢手中接过的教学任务,最主要的是气候学。他所著《气候学》就是他在中央大学的教材。此书主要参考德国学者J.汉恩(Hann)和W.柯本(Koppen)的著作,第一次把柯本的气候分类法介绍给中国地理学界,认为这种分类法纲举目张,简明扼要,是最完善的气候分类法。1980年,胡焕庸为研究生讲授世界气候课程,并编著《世界气候的地带性和非地带性》一书。此书论证南北半球、不同纬度、大陆东中西区的气候差异,认为:“纬度地带性产生气温的地带性,而大陆东中西区的非地带特性,更多地表现 在降水量方面的差别。由于水热状况的差异,各地才有不同的土壤和植被,因而有不同的人口密度和社会经济。”胡焕庸认为,我国水利地理的重点,在于黄河和淮河流域。他在30年代所写的《黄河志·气象篇》属于黄河流域。其他工作均属淮河流域。为了研究淮河,1934年他率领学生前往苏北淮河南北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且出版《两淮水利盐垦实录》一书,及《两淮水利》一书。此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时的导淮委员会提出的以淤黄河为淮河出海口的计划,是完全行不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不久,即成立治淮委员会。水利部特邀他参加治淮委员会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完成《淮河》、《祖国的水利》、《淮河的改造》等著作。在抗日战争时期,胡焕庸比较集中于经济地理的研究。他在讲课的基础上,先后完成一系列的经济地理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地理》、《美国经济地理》、《苏联经济地理》和《世界经济地理》。它们都以商品为经,以地区为纬,强调各地各类自然资源的分布状况,重视供需关系,并且通过进出口贸易的分析,说明其有余和不足的状况。同这些著作相配合的,是《世界经济统计》一书。1964年,华东师范大学成立西欧北美洲研究所。胡焕庸根据主客观条件,着手《法国地理图志》、《英国地理图志》和《西德地理图志》的系列著作。它们都以经济地理为重点。“文化大革命”后,出版了《法国经济地理》一书。区域地理是地理学的核心。胡焕庸在区域地理研究方面,强调人地关系的阐明,认为,研究人地关系,就是研究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的总体。除了单篇论文外,他的区域地理著作有3个方面:即分省地理、分洲地理和分国地理。在分省地理方面,主要有《江苏图志》和《四川地理》。前者是在苏北里下河和苏南东坝等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此书以图为主,以文为辅,在著作形式上独创一格。后者是在中央大学迁川之初完成的,是第一本关于四川省的地理专著。在分洲地理方面,主要有《各洲自然地理讲义》的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二者本来都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材。其中的《欧洲自然地理讲义》,经金祖孟和严正元、康淞万补充修改后,以《欧洲自然地理》名义重版发行。在分国地理方面,最重要的是《法国地理图志》,此书充分发挥地图的作用,做到了图文并用,在形式上类似《江苏图志》。此外,他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出版《英国地志》、《法国地志》、《德国地志》、《苏俄地志》和《南欧地志》,在抗日战争后期又出版《日本地志》、《朝鲜地志》和《台湾与琉球》。在抗日战争后期,胡焕庸受有关部门委托,在余俊生的协助下,在重庆进行战后重划省区的研究工作,最后提出一个包括新的省区和省会的完整的方案。这是中国行政区划研究的先声。在1962年和1963年,胡焕庸曾两次为研究生讲授《古地理学》课程,并且写出《古地理学教程》的专著。此书引用大量外国文献,论述全球海陆分布的演化过程,包括地球及其圈层的形成和演变问题,第四纪的冰川和冰期、气象气候、海陆变迁和新构造运动以及生物和人类的古地理学。当“文化大革命”风浪初步平息,人们发现,西方已经完成一次地学大革命,大陆漂移、洋底扩张、板块构造和世界大地构造的新学说,已经确立。为了赶上时代,胡焕庸在《古地理学教程》的基础上,写出《世界海陆演化》一书,重新探讨全世界的海陆演化问题。此书是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海陆演化,认为:东非大裂谷处于海洋的胚胎期,红海处于幼年期,大西洋处于壮年期,而太平洋处于晚年期。太平洋周围的海沟、地震、火山和造山运动带,是地表的活动带。一方面,板块在此俯冲、下沉和消亡;另一方面,大陆在此造山和增长。上述著作覆盖地理科学的广泛领域,都是西方地理科学思想和中国地理实际的结合,在引进西方地理科学的基础上,对推动我国地理科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胡焕庸于1926年到1928年在法国进修时,不仅进修地理学的科学知识,而且进修地理学派的科学思想。回国后,胡焕庸大力介绍法国学派的地理思想。根据法国学派的观点,人类社会和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既有天定胜人的一面,又有人定胜天的一面。具体体现这种关系的,首先是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因此,他一直把这两门学科看成是自己的主要科研方向,强调从人地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人口地理,而把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密切结合起来。早在30年代,胡焕庸就在《地理学报》上发表了我国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方面第一批论文。其中,最重要的论文,是《中国人口之分布》与《中国的农业区域》。前者是第一次用等值线的方法,绘制《中国人口密度图》;后者是我国最早的农业区域研究。《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着重分析我国不同地区的人口密度,特别是我国东南部和西北部在人口密度方面的鲜明对比。我国东南部地狭人稠,而西北部地广人稀。这是人所共见的。文章通过分析对比,找出一条可以显示两侧人口稀密悬殊的明确界线,那就是自黑龙江之瑷珲(即爱辉,今黑河)向西南直到云南之腾冲的直线。根据作者当时的分析,在此线之东南,全国36%的土地,养活全国96%的人口。反之,在此线之西北,在全国64%的土地上,只有全国4%的人口。这就是说,同全国平均密度相比,东南部高出2.67倍,而西北部仅及其1/16。在二者之间,平均人口密度成42.6与1之比。很明显,爱辉—腾冲一线,在中国人口地理上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一直为国内外人口学者所承认和引用,并且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胡焕庸的人口地理研究只能停顿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我国进行了人口普查。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成立了以他为主任的人口地理研究室,并且很快拿出关于江苏省以及南通、常熟、宜兴等县的人口地理和农业地理的论文。遗憾的是,由于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研究室,在仅仅取得初步成果的时候,很快就陷于瘫痪状态。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的人口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也得到人们的肯定,许多大学成立了人口问题的研究机构。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国最早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机构,在1981年就得到了恢复。现已扩大为人口研究所,而且是国内唯一的以人口地理为研究重点的人口研究所。 胡焕庸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和首届理事,曾任理事长多年,现任名誉理事,是我国地理学70多年来从发生、发展到壮大的唯一健在的见证人。1990年,正值中国地理学会和华东师范大学在上海祝贺他的90岁生日,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自选的《胡焕庸人口地理选集》出版了。这是一部以人口地理为主,旁及自然地理,还有一个包括182个条目的《著述目录》的论文集,是他60多年来从事地理教育和地理研究,特别是人口地理研究的详尽记录。 今天,胡焕庸和他的研究所的研究课题,已不再限于人口分布及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而是跨入人口经济和人口预测的领域。根据他的研究,世界各国人口都曾有过盲目增长的过程。如今有些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人口的零增长值。只要我们认真做好工作,我国也将会有这一天。因此,问题在于认真工作,而忧心忡忡是不必要的。